治理策略

治理策略（精选12篇）

治理策略 篇1

摘要：大学受“做大、作强”理想主义的目标激励, 其成本呈无限扩张趋势。本文针对大学成本扩张的表现形式, 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提出从自律与外部监督这两方面来有效遏制成本扩张, 确保大学财务安全。

关键词：大学,成本扩张,治理策略

大学成本的扩张意味着大学投入的增加和教学质量的可能提高。大学受“做大、作强”理想主义的目标激励, 加上教育成本制度缺失, 大学存在无休止地追求着办学资源的无穷占有, 教育成本呈无限扩张趋势。

一、大学成本扩张的表现形式及原因分析

(一) 表现形式

1、物质成本的上升。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 用于教学的各种固定资产, 如校舍、教学仪器设备、公用设备, 乃至图书资料, 文具纸张, 水电气等消耗品的数量在增加。甚至有很多高校, 为了显示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 特别喜欢新建一些大的教学楼或实验楼, 这些都导致了教育物质成本的提高。

2、行政和后勤的运作成本过高。

作为以高等教育活动为专门职能的大学, 不得不承担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 比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宿舍、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等。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中, 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面积占学校总面积在1 9 9 0年和1997年分别高达52.6%和56.7%。2005年, 在我国高校中, 专任教师占教职工的比例平均只有55%。

3、机制运行不畅, 管理成本高。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着学校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各校普遍存在着管理机构庞大、冗员过多、职能机构责权不明等现象, 从而造成了管理成本偏高。

(二) 原因分析

1、决策自主与责任不完全。

市场经济下, 大学拥有了独立法人地位, 享有自主决策的权力, 大学可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自主决策其在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政府主要是在大学宏观问题上进行战略决策。大学在享有独立决策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决策引起的责任和后果, 但由于大学只是经营者, 政府才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 这就意味着大学决策失误的责任与后果要由政府来“埋单”, 大学可能只承担部分责任或根本不必承担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决策的盲目性, 导致大学成本扩张。

2、缺乏绩效考核与成本约束机制。

由于缺乏大学财务收支的绩效考核和约束机制, 即不能准确的反映财务资金的使用效益, 也不能对财务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应有的考核、监督和评价, 加上公共财经领域存在着“重改革, 轻管理”、“重分配, 轻监督”、“重效率, 轻效果”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导致资金的浪费和闲置, 造成教育成本的非正常扩张。

3、财政管理制度、内控机制不完善。

目前, 大学财务信息的公开度与透明度较差, 大学内部会计控制滞后, 如内部会计控制的项目不够全面、约束的对象不够全面、控制的范围不够广泛等, 这都使得大学资金的运用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因素, 既为成本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 也增大了大学财务发生风险的机率。

二、治理策略:自律与外部监督

大学成本扩张会引发资金困难问题, 也会对大学财务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降低大学运行成本, 保证大学财务安全。可实施如下举措:

(一) 自律—建立自律与决策机制

1、合理控制成本。

首先, 实行全面成本控制。大学在运行过程中, 为达到以最小的成本支出获得最有效的结果, 就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成本控制, 对成本支出涉及的每一阶段和环节都要加以控制。其次, 实施系统成本控制。建立以财务部为中心, 以各职能部门 (人事处、科研处、教务处、后勤、校办企业等) 为横向, 以院、系、科、个人为纵向的纵横交错的“责任中心”管理网络。再次, 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完善的制度既能减少成本支出执行者的种种借口, 为成本控制找到依据, 也能减少成本控制的盲目性和无效性, 为成本控制指明方向。

2、健全内控制度。

首先, 应在大学经济活动全过程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制度, 建立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 禁止一个人处理经济业务全过程。其次, 在常规性会计核算的基础上, 对其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和周期性的检查, 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再次, 应将稽核、审计、纪检部门作为独立的审计机构, 通过常规稽核、离任审计、落实举报、监督审查大学的会计报表等手段, 建立以“查”为主的监控防线。

3、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首先, 决策主体要尽量多元化。决策过程应实行多主体决策, 校长、学校党组织、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都应是学校决策的主体。其次, 规范决策过程,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在高校建立专门的决策管理部门, 在决策的各环节上做到系统化地管理。同时应建立决策问责制度, 参与决策者都要亲自签名, 对于因决策者主观原因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应该由决策者承担适当的责任。再次, 对重大决策进行听证。对一些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学校社会办学等资金数量较大的投资项目可进行决策听证。

(二) 外部监督―建立绩效考核、财务监督和公众监督机制

1、建立财务收支绩效评价制度。

首先, 进行考核评价。采取科学的指标体系对财务收支进行绩效评价, 制定统一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明确绩效评价的范围、对象和内容, 加强绩效审计、评价管理和考核。其次, 实行责任追究。通过建立财务收支的绩效评价制度, 将其与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结合起来, 建立奖惩制度, 以便解决大学财务资金只管使用不问效果的状况。

2、建立大学财务管理和监督机制。

首先, 树立财务管理意识, 健全财务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体制下, 大学应树立现代财务管理意识, 健全财务管理机构,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的预算管理制度、开支管理制度、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其次, 建立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财务的监督制度。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 对学校资金的组织、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依“法”派员或委托会计师查核学校财务报表及经费收支状况, 并公告其查核结果, 违者依相关“法令”处治。

3、形成有效的公共监督机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 公众监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媒体监督。这需要制定相应法规, 明确要求高校决策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义务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外发布相关重大信息。对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提出的问题, 及时予以解答。

参考文献

[1]、赵中建.教育财务与成本管理[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治理策略 篇2

一、引言

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同时带动了工业、城市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致使城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于城市环境噪声等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关注。由于对城市工业污染源的综合整治，城市环境噪声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以及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城市环境噪声主要包括交通噪声、工厂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等，其噪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日益扩大，对市民的生活环境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引人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之一。

二、城市环境噪声的来源及其危害

(一)城市环境噪声的来源

噪声是对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造成一定影响的声音，它是多种多样的，客观存在的。我国城市化的过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城市具有居住、工作、交通、旅游和休息这五大功能。随着城市建设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交通也越来越密集，对城市环境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城市环境噪声的主要来源分别是：交通噪声、工厂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以及居民生活噪声，其中交通噪声占我国城市噪声源的30%以上，并且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二)城市环境噪声的危害

一般来说，人们的正常听力在40dB～80dB的范围之内，人们把那些不愿意听到的语言和声音称为噪声，把在一定环境内各种噪声的综合称为环境噪声。环境噪声会对人体产生极为严重的危害。

第一，环境噪声会损害人们的.听力。各项实验研究成果表明，噪声超过85dB时，听觉细胞就会受到损害。因此，长期生活在环境噪声中，或者在强噪声环境下工作，就会影响到听力，造成听力下降，甚至会造成耳聋，尤其是老人和病人，对于噪声的干扰更为敏感。

第二，环境噪声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通常来说，噪声超过90dB时，人们将无法进行交谈，思维也无法进行工作，对于人们的工作和学习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三，噪声会引起多种疾病。噪声会影响到人们的新陈代谢，会使人们出现头痛、睡眠障碍和神经衰老等疾病。此外，还会对内分泌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极强的噪声还会导致人死亡等。

三、城市环境噪声的治理策略

城市环境噪声的治理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立法，坚持以人为本，并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去认识它，治理它。噪声源、传播途径、接受者是噪声传播的3个阶段，根据这3个阶段，可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城市环境噪声进行治理，以下就对城市环境噪声的治理策略进行了探讨。

(一)进一步完善城市噪声标准体系

为了保障城市居民能够在适宜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和学习，消除人为的环境噪声污染，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噪声控制标准和有关法规。但是还要对噪声标准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推动城市噪声监测网络建设。已经出台的《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推动完善了我国环境噪声标准体系建设。下一步可扩大标准适用范围，进一步解决低频噪声和城市以外区域噪声控制要求缺失等问题，明确标准适用对象，出台如室外施工机械、低频噪声等专门的噪声标准。对于城市噪声监测网络建设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加强噪声源的控制

加强机动车辆噪声排放控制和交通组织管理。实施汽车定置噪声检测，严格控制并逐步降低机动车，特别是大、重型车的噪声排放水平。对处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的道路，合理划定重型、大型货运车辆行驶路段或时间，实施限速、禁鸣等措施，对公交车、重型载货车等高噪声车辆的排气、刹车等部位进行降噪治理。行驶的机动车辆，应当装有消声器和符合规定的喇叭，并保持性能良好。车辆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机动车噪声排放标准。对违反规定的车辆，不得发给行车执照，不准通过年检。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必须符合公安部门的规定，在执行非紧急任务时或者在禁止使用警报器的地段，不得使用警报器。

(三)从城市环境噪声传播途径上采取措施治理噪声

1、城市合理的功能分区。对于某些兴建噪声较大的工矿企业，要考虑不同功能区的划分，尽量避免居民区与工业区和商业区混杂，而应将其集中到某个区域，在对城市功能区域进行规划时，可以在城市边缘建重噪声区，低噪声区应远离重噪声区，而中等噪声区可以靠近低噪声区。

2、对于新建的小区而言，要尽可能地将对噪声不敏感的建筑物安排在小区周围邻近交通干线，形成周边式的声屏障。另外，在建筑物的施工过程中，要大力推广和使用隔音好的建筑材料。

3、在城市交通干道两侧，在可能造成环境噪声的高速公路、铁路、城市高架、轻轨铁路旁，设置相应的声屏障，避免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四)接收处的防噪措施

在治理城市环境噪声时，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方面限制噪声源的噪声辐射，更重要的是从总体合理布局，利用绿化和地形等措施降噪。在接收处还达不到允许的噪声标准时，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可以佩带耳塞、耳罩、防噪头盔等护耳器;第二，减少在噪声环境中停留的时间;第三，对于那些在使用噪声较大的机械的生产车间内工作的操作人员，可以不直接操作机械设备，可用隔声板设立专门的操作间，工作人员在操作间内工作遥控;等等。

四、结语

网络谣言传播的治理策略 篇3

【关键词】网络谣言 谣言传播 治理策略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其参与领域更具广泛性，参与途径更具多样性，参与方式更具灵活性，参与内容更具多元性。官方所依赖的报刊、影视等传统媒体，越来越受到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挑战。综观近年来的网络谣言事件，从“天津蓟县火灾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到“雾霾天气使鲜肺6天变黑肺”，从“铁道部改革成立三大集团”到“80%医疗资源用于干部”等，这些谣言事件不仅扰乱了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而且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了许多隐患。

此类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固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媒介传播自身因素，但更重要的动因来自于政府与民间。从政府看，由于自身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腐败现象的出现，加之一些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致使政府公信力和影响力出现危机；从民间看，由于一些民众自身素质不高，加之社会责任感的淡薄或者缺失，对自身话语缺乏理性和控制。现代传播技术助力下的网络谣言往往难以掌控，故而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

一、建构良好公共对话空间

当下的公共对话空间，是基于网络而形成和存在的，它既是公众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官方与民众话语沟通与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治理网络谣言传播而言，构建一个充满理性、彼此信任的公共对话空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先，应转变思想观念。在公共话语空间里，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是平等的、自由的，政府作决策、定计划应该也必须倾听民众的呼声、顺应民众的意愿；对来自民间的批评与质疑，应以此反思工作中不足，或者施以正确的引导，而不能加以简单的制止，或者随意扼杀和剥夺民间话语表达。其次，应积极运用公共对话空间。政府应加强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促进社会自治。

从技术管理层面看，一方面应加强公共话语空间的战略谋划，重视“虚拟空间”基础研究和技术手段研发，实现以网治网，推进安全可控关键软硬件应用试点的推广，确保基础信息网络和重点信息系统安全。针对网上大量存在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以及越来越多的涉网违法犯罪，尽快健全一套集搜索、预警、研判、处置于一体的技术体系，提高网上办案和数据鉴定等网上侦查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应规范网络监督管理，着力促进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

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首先，应建立完善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对于一些重要政务相关舆情，政府应多方收集和研究民众的意见，对民众的疑虑、误解甚至歪曲和谣言，采取接受媒体专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予以回应和引导。对于关乎民众利益的热点问题，政府应及时公开信息，决不能封锁和保密信息，否则便会致使谣言在更广范围传播，如2009年河南杞县因“谣传钴60泄漏”而引发的“大逃亡”，2012年“镇江自来水污染”而引发的大量抢购瓶装水，在一定意义上均是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对此，政府应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正视民众质疑和诉求，公开信息做到知无不言、言而有理有据。

其次，应建立完善主动发布机制。对于重大事件以及民众关切，政府应主动地公开信息，使民众更多更深的了解政府的工作，这样不仅有利理顺民众的情绪，统一民众的思想，而且能够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如就深圳飙车案的“顶包”谣言，深圳警方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主动与民众对话释疑，不仅及时告知了事件的真相，有效化解了民众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而且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最后，应建立完善话语空间的互动协调机制。在政府信息公开时，政府各部门应注重形成合力，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把政府相关部门、主流媒体的力量统一起来，既在信息公开上形成联动，也在舆情处置上形成互动，确保公开信息的一致性和权威性，且不可在同一信息上出现多种声音，防止公开信息的模糊性和非透明性。在发挥官方主流媒体作用、明确舆论方向的同时，还应主动加强与民间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对话与交流，不断优化、净化官方与民间话语交流的空间和平台。

三、培养公众独立理性意识

首先应加强对民众理性教育。谣言的生成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民众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缺失，反映着民众理性教育的缺失。可见，有效治理谣言传播，还必须加强对民众理性教育。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着力培养和提升民众的独立理性意识。比如“科学松鼠会”等一些民间组织利用网站和微博宣传科普知识，有针对性地揭批一些谣言，帮助民众理性看待谣言，引导民众对不盲信不盲从，增强恪守网络道德、坚守文明与理性的自觉性。加强对民众理性教育，还应着眼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结合实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教育，以良好的社会公德引领民众言行，以科学的职业道德规范民众言行，以健康的家庭美德熏陶民众的言行，以高尚的个人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应加强对违规违法者的惩处。谣言之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其危害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谣言存在与传播的。比如，美国先后颁布了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谣言恶意制造者和传播者采取了高压态势；韩国颁发了《电子通讯基本法》，从刑事和经济上规定了对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惩处。我国所颁布的《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惩处谣言恶意制造者和传播者作了相关条文的规定。

结语

作为一种依附物，谣言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发展的不完善状态，也反映着一些民众的复杂心理状态。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谣言的生成具有诸多不可预测性。从谣言的制造者看，他们或出于某种政治企图，或出于某种利益需求，制造这样那样的谣言，其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恐怖或者不安的社会氛围；从谣言的传播者看，由于其缺乏对谣言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加之公共话语空间的“虚拟性”，一些谣言传播者往往具有一种盲从和侥幸心理，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谣言的制造者的“帮凶”。

同时，又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既降低了信息生产及传播的门槛，也为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谣言治理的难度。谣言止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止于政府的信息公开，止于民众素质的提升和文明道德的养成。只要不断优化公共话语空间，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性，提升民众理性意识和对谣言的辨别能力，谣言便会因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不攻自破，社会环境也因此更加的和谐安定。□

参考文献

①谢耘耕：《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25

②刘佳，《微博謠言的传播特性与治理机制》[J].《理论学习》，2013（11）：45-50

③张琼引，《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D].广西大学，2013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

新媒体舆论治理策略研究 篇4

1 畅通公众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

1.1 政府开办新媒体建立政民沟通新渠道

信息发布的及时公开透明是保证公民知情权和防止舆论危机的必要措施。在新媒体时代, 政府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 将信息发布的渠道扩展到新媒体平台, 在微博、微信平台上建立公众号, 及时发布政务信息, 加强与网民的双向沟通, 对网络、新媒体上出现的虚假、不完整的信息予以澄清, 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 掌握舆论走向, 及时调整政策及工作, 引导舆论, 同时建立政府亲民、通达、公开、透明的良好形象。

根据《人民日报》和微博联合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政务微博影响力报告》, 截至当年6月, 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就达到145 016个[1]。从政务微博到微信, 政府通过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信息, 及时辟谣, 甚至比官方大众媒体的信息更为迅速和权威, 在突发事件中受关注程度更高。很多政务微博在管理、语言运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互动性方面有待提升。

1.2 通过新媒体做政策出台前的预调研

近几年,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 政府部门在网站上发布政策征求意见稿征集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已经成为常态, 比如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春节假期放假时间的调整等均在几个大型的门户网站广泛征求大家意见。

但是,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公众的目光已经从PC端转移到了手机端,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让“虚拟会议室”延伸到了移动端, 政府部门在不放弃传统媒体、网站等载体发布政策征求意见的同时, 在新媒体时代还应该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用户多、可以实时参与、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优势, 让征求意见为更多的公众知晓并参与进来, 这样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更为全面, 更能掌握和预测舆论走向, 有利于对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和阻力。

2 建立完善针对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网络参与主体

2.1 对开办新媒体的单位和法人进行规范

与传统媒体不同, 很多新媒体由商业公司及个人开办, 追求利润为其主要目的, 为了吸引眼球, 这些新媒体上常会出现违规违法的内容, 仅靠相关部门的实时监控远远不能“治本”, 法规的完善才是根本的途径。

但是目前我国对网络舆论治理的相关法律不健全且效率低下, 目前的网络立法大部分是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法规, 而有关对自媒体的监督管理的立法更是空白。已有的一些法规也存在规定模糊, 法规有交叉、盲点, 操作性不强等问题[2]。

政府部门不应该作为“救火队员”, 随时随地细致的盯着网络舆论, 而应该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 完善法律法规, 让新媒体运行主体在法律框架内自查自纠, 进而对新媒体舆论进行初步“过滤”、引导。同时, 政府部门要做好事后监管, 对于不按照法律法规运行的新媒体运营者,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查处。

2.2 对互联网参与个人的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

除了开办并进行更新运行管理新媒体的单位或个人, 作为“受众”的广大网友的行为也需要得到规范。目前, 我国针对网络舆论的立法对于个人网络活动的法律法规并不少, 但是在操作中执法落实却并不普遍。

对此, 政府部门在完善、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 还应该加强普法力度, 在网络参与者进入到网络环境后实时的发出相关的警告, 让其了解到触犯相关法律的后果。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执法力度, 不能让法律成为空架子, 将网络违法行为也纳入到诚信系统中, 将网络违法记录及时的传输给网络参与者, 并实施相关的处罚, 必要时出警查处违法行为。

3 快速响应, 设立专门的舆论治理响应机制

1) 完善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发布制度

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从2003年“非典”事件后才逐步建立起来, 但发展水平并不高,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网络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导致网络舆论的不确定性, 把关人角色的淡化也使得舆论环境可控性大幅降低, 网络舆情的复杂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目前各级政府及部门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情况下, 要设立专门的部门或人员来处理相关信息, 同时, 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培训制度, 提高其媒介素养, 在新闻发布的内容上也要根据新媒体特征有所改变, 信息发布要及时, 发布的新闻内容要丰富细致, 发布内容语言运用上要转变官方语言, 更多的要体现以人为本, 防止内容中出现官本位, 引起网民反感。新闻传播的媒介选择上, 新闻发布上要实体和网络虚拟发布会两方面都要兼顾, 新媒体时代更应该重视网络虚拟发布会机制的建设, 网络虚拟发布会有能够迅速反应、发布内容丰富、互动性强、信息随时更新随时发布的特点, 这对及时回应引导网络舆论更为有利[3]。

2) 设立专门的舆论治理协调机构

网络舆情的治理不仅仅包括对舆情信息的回应、引导, 还包括对舆情相关部门间的协调处理, 追究责任, 依法查处等。但是目前, 这些工作都分散在各个部门中, 这样各自为政的舆情治理方式, 不仅治理效率低下, 而且容易出现扯皮推诿情况, 导致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 让舆情恶化。这种舆情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舆情复杂、多变、呈现“爆发”式出现的特点。

从2014年到2015年, 新媒体取得快速发展, 政府的舆情监控在机构设置上也取得突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到地方网信办的成立及工作职责的逐渐扩展, 目前的网信办已经具备了统一对舆论进行治理协调的部分功能。但是还应该优化整合其他的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 在网信办下设立专门的舆论治理协调机构, 在不同的部门和区域之间形成常态的合作协调机制, 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的引导、处置[4]。

4 建立纠正错误问题的补偿机制

1) 完善针对政府部门的相关法规。网络舆论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现在针对网络舆论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网民及网站开办者, 而对于舆论治理主体的法规却并不完善。

新媒体时代, 舆论爆发式的形成, 而且容易发展到线下, 容易从舆论危机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因此, 仅仅有文件规定还是不够的, 还应该完善法律, 建立应急机制, 从法律层面上规定政府部门在网络舆论形成之时应该如何进行治理和引导, 在网络舆论发展到舆论危机甚至线下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应该如何进行处置, 规定各部门的相应职责。

2) 建立追责制度。从2003年“非典”事件后,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逐渐建立起来, 主要以《公务员法》和党内纪律条例为依据进行问责。这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的要求之一。在网络舆情的治理上也应该体现责任政府的理念, 建立追责制度, 对于各部门在舆情治理中的职责进行明确, 对舆情处理不当或不处理造成不利影响的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对于舆情当事人/单位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回应舆论。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 网络舆情呈现出更为复杂化、可控性降低、把关人角色淡化等新的特点, 这对网络舆情, 尤其是新媒体舆论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府要利用好新媒体, 畅通公众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 实现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 加强政民沟通, 在各项政策出台前更要通过新媒体来征求意见, 以预测舆情。建立和完善针对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网络参与主体, 同时要快速响应, 设立专门的舆论治理响应机制, 不仅要根据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特点完善新闻发布制度还要建立专门的舆情治理协调机构, 另外还需要建立纠正错误问题的补偿机制, 建立追责制度。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治理,法规,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政淇, 杨成.2015年上半年政务微博影响力报告[N].人民日报, 2015-8-28.

[2]肖文涛, 许小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现状及引导策略[J].行政论坛, 2012 (6) :79-84.

[3]吴慢慢.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3.

治理策略 篇5

英国雾霾产生以及治理过程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中世纪至19世纪,英国城市无序扩张导致雾霾频发，伦敦年均雾霾天数也由18世纪的约20天迅速增至19世纪末的60天左右。面对日渐严重的城市雾霾现象，伦敦政府开始逐步强化环境立法。中世纪至19世纪伦敦的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然而，由于该时期系统化城乡规划的缺失，市区内以煤炭为依托的工业布局混乱，城市空间无序，污染源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城市雾霾现象日趋严重。进入20世纪后，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开始逐步展开，城市环境立法也不断完善，伦敦空气质量较19世纪有一定程度好转，城市雾霾现象逐步缓解。20世纪60、70年代，伦敦城市产业发生剧变，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城市中心区经济支柱。同时，新一轮大伦敦规划进一步疏解城市中心环境压力；伴随市内工业污染源大规模向外围转移，伦敦政府加强对内城的保护更新，改善内城环境：并结合城市形态及能源结构，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对伦敦大气污染源的控制。虽然在1960年代，伦敦再次发生了严重雾霾天气。但总体上，伦敦的空气质量已有明显提高——城市空气中SO2浓度迅速下降，煤烟浓度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城市雾霾现象开始出现根本好转。1980年代至今，“绿色城市”建设，宣告伦敦“雾都”不再。1980年代后，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因素。此时，曾作为伦敦主要污染物的SO2、煤烟浓度已降至较低水平。取而代之的是氮氧化物和O3。从1980年代开始，伦敦以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城市”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城市规划，包括绿色交通体系、绿色开放空间系统、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并进行相关环境立法。从此，伦敦空气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彻底走出了雾霾阴影。

和英国相比，我国雾霾有所不同，中国雾霾的特点为①雾霾日数多： 2013年我国雾霾日数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1月和10月的月平均雾霾日数均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1月，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4.4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4天；10月达4.7天，偏多2.3天。与往年比，在雾霾日数中霾的增加尤为明显。我国年均霾日数为9天，呈逐渐增加的趋势。②覆盖范围广 ：气象卫星遥感监测显示，2013年1-10月，全国有20个省（区、市）出现持续性雾霾。1月份平均每天雾霾覆盖范围有71.6万平方公里，其中1月22日达222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中东部地区；10月20-22日，北方地区出现严重雾霾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影响范围约40.8万平方公里，大部地区都为雾霾所覆盖。③影响程度重 ：雾霾天气导致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交通出行和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医院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偏多，且表现出明显的过敏症状，比如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干咳、痰多、憋气、气短等。雾霾天气还给航空、道路交通带来严重影响，1月17日济南机场因雾霾取消航班近70架次，1月29日北京首都机场因雾霾取消航班49架次；1月13日雾霾天气造成沪昆高速16辆车连环相撞，2人死亡。10月20—22日东北地区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时，哈尔滨宣布全市中小学停课两天，这是国内城市首次因雾霾天气发布停课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哈尔滨机场400余架次航班取消，近5万人出行受影响；吉林长春部分中小学、职业学校取消课间操；辽宁省内京哈、丹阜、沈海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封闭。我国雾霾成因分析有三点 ：.①大气环流异常导致静稳天气多，有利于形成雾霾； ②.我国大气气溶胶浓度高有利于形成雾霾。③.雾霾天气使近地层大气更加稳定，加剧雾霾发展

对应特点与成因，加上参考英国雾霾治理的过程启示，我国应采取的治理措施 有： ⑴.落实环保政策，完善法律制度。我国大气污染立法方面尚不完善。已实施1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亟待修订，尤其需要加强违法处罚力度，真正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为企业，尤其是守法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同时，对于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从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内在动力，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行动上。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强制执行，依法处置重度污染企业是治理雾霾天气的首要措施和手段。

⑵优化城市规划及产业布局 ：优化城市规划，科学布设推进城区绿化，提升环境品质；管理部门需要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采取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经济调节手段，加快推进车用燃油品质与机动车排放标准，提升车用燃油清洁化水平，要加快落后车辆的淘汰工作，对机动车进行总量控制，提高尾气排放标准，推进机动车排气污染定期检查与强制维护制度。优化产业布局，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加大产业调整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清洁化，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开发重点，加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源头上降低煤炭、石油的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建议 篇6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公共物品 可持续发展融资 中国 美国

2014年10月2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联合国开发署（UNDP）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深入探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发展、新问题、新趋势。本次论坛有三个议题：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和国际机构的角色、可持续发展融资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并促进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次论坛上，作者与西方学者就若干问题进行了坦诚和深入的交流。现将主要观点和政策建议总结如下，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鲜明对比：中国“厚道”，西方国家言行不一

（一）在参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我国表现得积极、有作为、“实在”、“厚道”，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处处作梗、言而无信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参与全球决策”的不对称性。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掌握着制定和实施全球化规则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而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后来者和跟随者，无权参与决策，无力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近年来，为建成一个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我国正积极组建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主办了大量全球多边会议，并将在2016年主办G20会议等。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处处设置障碍，制造麻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美国国会否决了（或始终没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第二个则是美国近期极力劝阻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加入由我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二）我国一直努力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发展援助，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言行不一，极力找理由推卸国际责任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供应严重不足（比如，有效的全球金融规则、全球气候变化减排和适应措施等），而全球公共劣品或灾祸（Global Public Bads）却没能得到足够控制或规范（比如，污气排放、珍稀物种的灭绝等）。一直以来，我国努力向全球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①。最新的例子是，在西非埃博拉疾病爆发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8月致电西非三国元首表示关切和慰问，并指示国内相关部门为这些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以帮助他们应对埃博拉疾病的蔓延。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已提供各种医疗援助，总价值达1.2亿美元。今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意大利宣布向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UNFAO）捐款5千万美元，以增强在UNFAO框架下的南南合作。

相比之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以金融危机和财政困难为由，推卸他们的国际责任，拒绝向急需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或大幅度减少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可持续发展资金。例如， 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对外援助 （ODA）近些年已大幅下滑，与联合国所规定对外援助目标差距甚大②。

二、对策建议

（一）在对外介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时，应多强调我国面临的困难，少提及至少不夸大成绩，并承担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目前我国许多官员和学者在国际场合，开口闭口都是“中国有4万亿外汇储备”、“中国不缺钱”、“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8%”等。我国官员和学者的以上言论只会成为西方国家进一步排挤我国、要求我国多负国际责任的理由。而反观西方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却夸大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困难，避谈成就。西方国家官员和学者常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应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中国应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发挥重要作用”等。国际社会的官员也有类似言论，比如，联合国副秘书长互乐利.莫斯（Valerie Amos）在今年10月底对中国的访问时就多次表示“中国应在全球和地区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中国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我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比如，依据国际标准，我国目前仍然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我国应当继续树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要多强调我国的困难，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二）对一些误导性言论或新的保护主义理论应保持高度警惕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资金缺口。他们的融资渠道主要是本国私人资本、本国公共资本、外国私人资本，以及外国公共资本（即外国官方对外援助）。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规模较小和经济条件较差，本国私人资本很难在该国发展融资中占有很大比例。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及其他原因，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常常由于风险高收益低而止步不前。所以，那些本国公共资本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征税空间已很有限）仍然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帮助，依赖来自国外的官方对外援助以解决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很显然，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发达国家多承担责任才是根本的出路。发达国家的官方对外援助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融资的主要来源，它至少能对私人资本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对OECD的28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联合国规定了相应的援助目标，即该国0.7%的国内总收入（GNI）。这个援助目标相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国家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援助潜力。然而根据最新统计结果，2013年OECD的28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还有23国未能满足联合国规定的援助目标。

有正义感的西方政客、智库和学者本该大力呼吁发达国家确实履行他们的国际承诺，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多作表率、多作贡献。然而，近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智库和学者却在各种场合大谈“私人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大力鼓励来自私人部门的投资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对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他们则大力鼓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的重要性”。这种言论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是一种新的保护主义言论。其用意无非是想转移注意力，让私人部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多做贡献，则他们的政府少提供对外援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多负责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则他们的政府少负国际责任。在本次论坛中，就有许多西方学者大力渲染以上言论，还有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学者跟风附和，很有必要指出其错误并予以纠正。

（三）我国政府应当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切实履行其国际承诺（包括发展援助和提供公共产品等）”

这是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风范。为了顺利实现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平等性要求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负起与他们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为提供更好的全球公共产品作出与他们实力相匹配的贡献。

注：

①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其中，2004年至2009年对外援助资金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9.4%，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②根据联合国今年9月出版的报告《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现状》（The State of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2013年经合组织（OECD）的28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简称DAC）仅有5国（挪威、瑞典、卢森堡、丹麦、英国）满足了联合国规定的援助目标。 2013年联合国规定总的援助目标为3150亿美元（按2012年的美元计价），DAC 国家尚有缺口1800亿美元。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R].2011

[2]联合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现状（The State of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R].2014

国外废水资源循环治理策略探讨 篇7

一、美国废水资源治理策略

美国废水排放标准体系的发展, 最早要追溯到1948年, 美国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制药废水排放的管理法律———《联邦水污染物控制法》, 该法律明确授权联邦公共卫生局调查美国国内各个污水处理厂的废水排放情况, 并为各污水处理厂提供贷款和咨询服务等, 其实际意义在于, 该法律是美国第一次从立法的角度确立水污染防治, 引起了国民对控制废水排放的高度重视。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出台了《水质法》, 并相继发表《绿皮书》、《蓝皮书》、《红皮书》、《金皮书》。首次以水质标准作为监测制药废水排放的依据, 并要求各州要承担起防治水污染的责任, 制定并实施保护各州水体的水质标准, 这一举措为后来美国各州制定完善的水质标准提供了依据。

1972年12月美国颁布了《联邦水污染物控制法修正案》, 即《清洁水法》, 并建立了“国家消除污染物排放制度” (简称“排放制度”) , “排放制度”提出, 由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或者获得许可证计划批准的美国各个州, 为每一个排污者发放“允许排放污水许可证”, 规定排污者必须严格遵守排污许可证上制定的各种限定标准, 否则即算作违法。所有污染物排放到特定水体内的点源都必须拥有许可证, 实现了通过控制污染源向规定水体排放污染物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排放制度”规定, 美国环境管理的重点是, 以工业行业点源为主要控制目标、以污染控制技术为依据的排放标准限值和以水质为基础的排放总量限制为基础, 考虑不同的行业生产环节工艺、污染物类别及废水排放等特点, 通过不同处理技术水平制定排放限值。这样, 从技术和水质两个层面, 大致规定了几乎所有污染物类别的排放标准, 为控制污染源提供了有力保障。

1976年美国环保署 (EPA) 公布了制药工业4种点源污染物 (p H、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悬浮物) 的排放标准, 1982年增发了标准修订稿, 除上述四项指标外, 增加了总氰化物指标, 并要求所有污染物的排放均需通过以下标准:

1.最佳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 (BCT, Best Conventional Pollutant Control Technology) 。该技术指通过经济可行性分析, 是在对具有广泛应用推广价值的废水处理技术水平上建立的, 同时在以BPT为根据的基础上再提高。该标准主要控制现有污染源的常规污染物。

2.最佳可得技术 (BAT,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Economically Achievable) 。该标准是在经济上可行的, 并代表工业企业或其子企业等现有废水处理技术的最优秀的结果。主要控制污染源包括现有源优先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

3.现有源预处理标准 (PSES, Pretreatment Standards For Existing Sources) 和新源预处理标准 (PSNS, Pretreatment Standards For New Sources) 。该标准主要控制优先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

4.最佳可行控制技术 (BPT, Best Practicable Control Technology Currently Available) 。该标准是清洁水法最早制定废水排放标准的技术依据, 是现在各个工业企业及子行业等最佳废水排放处理技术的平均值。该标准主要控制现有源的常规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 也可以控制优先污染物, 如氰化物等。

5.新源排放标准 (NSPS, 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s) 。企业增加新的制药设施, 设计并安装最好的和最有效的制药工业设备以及制药废水处理系统, 充分体现在, 设计及建设初期就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与最佳的污染处理技术, 达到使污染物减至最少的目标, 相对于BAT水平, 该标准是更高的废水处理技术。

1983年, 美国再次发布修订稿, 提出了对有毒挥发性的有机物排放限值指南, 并于1985年发布了对有毒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限值指南实施通知;1986、1995年, 分别公布了标准的修订稿, 主要修订的内容是对废水排放标准值的再次调整;1998年9月, 发布了美国制药工业企业点源污染物排放标准;在1999年至2004年, EPA尽管对排放标准又作了一些调整, 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没有根本性改变。通过近几年的发展, 美国“排放制度”逐渐形成以技术为基础的标准水排放限制和以水质为基础的总量水排放限制制度, 保障了许可证的实施与水质的维护。另外, 根据排放污染物的特性对污染物进行了分类, 以《清洁水法》等标准为基础, 针对每一类污染物制定了详细的排污限值, 使标准更具有操作性与规范性。并且随着对污水排放标准的逐步完善, 许可证限值的制定也逐步精确, 使许可证上每一个限制标准都有据可查。直到现在, 该“排放制度”一直被美国制药工业沿用, 成效明显, 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所借鉴。

二、日本废水资源治理策略

日本在借鉴美国现在“排放制度”的基础上, 于1971年以总理府令第35号公文颁布了“制定水污染标准的厅令”, 并于2008年最新修订并保障实施, 包括对有害物质标准的限值规定与生活环境污水项目, 强化了水污染防治的实施力度;世界银行也于1988年出台了《污染预防与消减手册》明确提出了制药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标准;欧盟在《某些工业和工业装置的有机溶剂排放限制》中, 对制药废水的有机溶剂排放标准做出了规定, 要求制药企业每年上交废水排放责任书及废水排放相关数据, 以证明废水排放达到标准。

三、结语

当前, 水质的排放标准是全世界制药工业废水排放环境监测的根本依据, 但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已制定的水质排放标准中, 所涉及的化学污染物质不足全球已知总污染物的0.1%。这就说明, 通过严格制定水质排放标准来达到对环境进行有效监测的目的虽然可行, 但是为了彻底消除或减轻废水污染, 除了利用所熟知的理化检测方法之外, 利用指示生物对环境变化所发生的反应进行有效的生物监测, 也是判断水污染的方法之一。

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使生物的许多特性打上了环境的烙印。研究表明, 鱼类的行为特征在受到含有亚致死剂量的有毒污染物的刺激时, 能主动回避污染的区域游向清洁水域;在不受污染的水体中, 生物种群数量多, 个体数量适中, 一旦水体受到污染, 会发现敏感的指示生物数量迅速减少甚至消失, 而污染种类的个体数量会迅速增加, 形成优势种;人们往往通过观察各类水污染指示生物群在群落中所占的比重, 来判断水污染的程度, 例如:若水中以绿藻与蓝藻居多, 黄藻、金藻数量减少, 往往是水体污染的象征, 反之亦然。水体的污染可能会伤害指示生物体内细胞的结构与遗传物质, 导致机体变形, 形态发生改变。这些特性均可以用来指示制药水环境污染的情况, 为制药水污染排放的监测与预警提供依据。

香樟黄化病综合治理策略 篇8

关键词：香樟,黄化病,治理,复壮

香樟 (Cinnaomum camphora) 为樟科Lauraceae樟属Cinnamoumum植物。它树形优雅, 叶色翠绿, 四季常青, 常用在城市行道树和庭院绿化中, 然而它喜酸怕碱的特性容易导致黄化病的发生。近几年来在张家港保税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试验研究, 基本掌握了香樟黄化病的发病原因和发生、发展规律, 探索了多种香樟黄化病治疗技术措施, 筛选出了经济有效的香樟黄化病预防和治疗药剂, 总结出一套有效的黄化香樟的治理和养护复壮技术, 在保税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

1 香樟黄化病发生原因和发展规律

1.1 发病原因

根据2010~2011年保税区主要路段200多个土样Ph检测数据, 病树根际土壤平均p H值8.21 (7.5~8.9) , 治理2年后恢复植株的根际土壤平均p H值7.36 (7.0~7.7) , 数据表明香樟黄化病与土样p H显著正相关。由于土壤太强, 土壤中的铁元素大多以Fe3+形态存在, Fe2+含量极低, 导致病株根系吸收不到有效态的铁, 叶片中叶绿素不能正常合成, 造成叶片黄化。

依据上述实验结果, 结合科研院校关于香樟黄化病的研究成果:香樟树黄化病是典型的生理性病害, 土壤中缺少有效铁 (Fe2+) 是造成香樟黄化病的直接因素, 根际土壤碱性等条件影响土壤中铁的有效性, 是造成香樟黄化病的根本因素[1]。

1.2 发病症状

香樟树黄化病表现在新叶抽出时叶色黄、质薄, 树势衰弱, 初期多发生在树冠外层, 严重者全株叶片黄白色, 夏秋时节叶片尖端部分枯焦, 秋、冬季病株表现比春、夏季严重, 冬季容易受冻害。随病害进一步发展, 新叶生长比正常树推迟10~20天以上, 并且叶片逐渐变小、数量逐步减少, 部分枝条枯死, 直至整株死亡[2]。

1.3 病害发展演变过程

香樟树黄化病从开始发病到最后枯死, 其病症发展及演变过程一般表现为:发病初期表现为叶片大小正常, 叶色黄绿色-黄色;发病中期新叶抽出比正常迟, 新叶变小, 数量减少, 叶片黄色-黄白色, 夏秋季叶片尖端部分枯焦;发病后期叶片进一步变小, 叶片黄白色, 叶片尖端枯焦严重, 部分枝条枯死;最后, 新叶不能抽出, 整株枯死。

2 香樟黄化病的预防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是植物保护工作的总方针, 对于香樟黄化病, 也必须以预防为主。碱性土壤环境是香樟黄化病的罪魁祸首, 几年来的试验表明, 根际土壤改良是预防和治疗香樟黄化病的有效方式。

2.1 种植前预防

种植前应对种植区内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分析, 采取相应的改良、客土等措施。种植土保证土质肥沃疏松, 良好的透气性和排水性, 杜绝建筑渣土及其它有害成分进入种植土壤。如发现种植土质量太差, 应引进良好种植土或采取局部土壤改良的技术措施, 改良后的土壤p H值为5.5~6.5。

此外, 如作为硬质化路面行道树, 树穴必须100cm×100cm以上, 有条件的应该使用透气路面砖或长条形树穴, 保证行道树根系有足够的生长空间、水和空气。

2.2 发病前预防

对于已经出现少量黄化病株的路段, 暂时没有黄化的香樟树, 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用较少的投入有效地预防黄化病的发生。

香樟黄化病的主要预防措施有:第一, 施用香樟黄化专用肥, 分别在春梢、秋梢展叶前半月左右施用;第二, 结合抗旱, 用0.1%~0.2%的磷酸或硫酸溶液灌洗根际土壤, 每年4~5次, 1~2年即可有效降低土壤碱性, 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

2.3 停用树干涂白剂

在树木养护管理中, 冬季进行树干涂白是常见的养护管理措施。对于香樟、广玉兰等喜酸性植物, 碱性很强的涂白剂是造成土壤碱性升高的重要因子之一, 也是引发香樟黄化病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 香樟树要停止冬季树干涂白, 避免香樟黄化病的加重发生。

3 黄化香樟综合治理及养护复壮技术

3.1 树干施用速效转绿剂

由于土壤改良的技术措施一般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 在发现香樟树叶发黄时, 特别是黄化严重的病株, 应该通过根外追肥及时补充各种营养元素, 令黄叶转绿, 恢复叶片光合作用。

经过试验比较, 树干微孔注射速效转绿剂技术不仅操作简便、效果理想, 而且对树体伤害程度低, 伤口愈合时间短。施用速效转绿剂后10天左右黄叶即可变绿, 效果一般可以维持3~6个月。少数黄化症状较重或根际土壤环境太差的香樟树在出现返黄现象后需要重复操作2~3次, 直至土壤改良到位, 香樟树新叶不再发生黄化为止。

3.2 根际施用香樟黄化专用肥

香樟黄化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碱性根际土壤, 因此施用速效转绿剂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必须改良根际土壤才能彻底治愈香樟黄化病。通过3年的试验示范, 我们筛选出香樟黄化专用肥效果较为理想。该专用肥在追加N、P、K等营养元素的同时, 其中的酸性因子在土壤微生物作用下逐步释放酸性离子, 有效改良根际碱性土壤环境, 显著提高根际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不仅对香樟黄化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而且对香樟树进行平衡配方施肥, 大大提高香樟树的生长势。

3.3 酸性溶液灌洗根际土壤

针对黄化比较严重的路段, 由于绝大部分黄化是因为根际土壤碱性引起的, 所以采取酸性溶液灌根的方法可以快速降低根际土壤碱性, 达到快速改良根际土壤的目的。

酸性溶液灌根一般采用0.1%~0.2%的磷酸或硫酸溶液, 每棵树每次100~200kg, 每年4~5次。该方法要严格控制酸性溶液的浓度, 以防强酸灼伤根系, 引起叶片枯焦和病树枯死的严重后果。使用时酸性溶液不能直接接触洒水车等铁质设施设备, 否则容易腐蚀设备或器件。

3.4 黄化香樟的养护复壮

3.4.1 修剪部分枝条, 缓解营养供给不足。

如同大树移栽需要修剪掉部分枝条一样, 黄化香樟因为根系萎缩、活力下降, 也必须修剪掉部分枝条。这样可以集中营养供应剩余的枝条, 缓解营养供给不足的局面。一般病情严重的多剪, 病情轻的少剪, 修剪的最佳时间在香樟休眠期, 一般结合冬季修整进行。

3.4.2 抹去低位萌芽, 保证树冠快速恢复。

黄化严重的樟树, 在进行树干微孔注射速效转绿剂后, 会在树干的很多部位产生新的萌芽。为了保证树冠能过快速恢复, 必须及时抹去低位的萌芽, 原则上在第一分支点以下的都要抹掉, 有利于树冠的恢复。

3.4.3 抗旱保墒, 避免叶片枯焦。

黄化的樟树, 在夏秋高温干旱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叶缘枯焦。在高温干旱的季节, 特别是地下水位较低的秋季, 要及时进行抗旱, 保持土壤足够的水分, 避免叶片的损伤。

4 结语

通过对香樟黄化病多年的试验研究, 我们认为种植前或发病前的预防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很高的经济效益, 在养护管理工作中应当高度重视前期治理和预防。针对不同程度黄化的香樟, 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施用香樟黄化专用肥、树干微孔施肥、酸性溶液灌根等综合治理技术, 配以抹芽、修剪、抗旱灌溉等养护管理措施。经过3年的治理, 保税区主要路段黄化香樟树控制在5%以下, 大部分路段土壤p H值降低到7.5以下。该项技术操作简便, 效果理想, 可以在国内香樟树种植区推广应用, 具有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和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1]王波等.治疗香樟黄化病专用肥料的研制与应用.林业科学研究.1996 (9)

公共财政功能异化治理策略探讨 篇9

公共财政腐败是指用公共权力来侵害公共领域中的财政利益, 是一种假公济私的行为, 具有鲜明的公共权力异化的色彩。公共财政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载体, 公共财政腐败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都直接与公共财政相关。由于公共财政腐败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 其危害性和破坏范围极大, 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破坏力量。因此, 公共财政腐败治理更应该受到重视, 力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公共财政的潜在效力, 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预防、奖惩并举”的基本原则下, 详细拟订具体的预防、惩治、激励措施, 实现财政体制改革与公共财政腐败治理的统一。

一、完善财政各项制度

制度漏洞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完善制度应是反腐败的首要工作。目前包括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制度、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国债制度在内的相关财政制度还不够完善, 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应该尽早、尽快修补制度缺陷。

1. 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是政府间财权和财力配置的依据,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 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以税收划分为核心, 相应明确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权限的一种分级财政管理体制。目前, 我国政府间事权和财权范围尚未理清, 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远远大于其相应的财力, 同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 加剧了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 “吃饭财政”、“要饭财政”规模庞大, 在“饥饿”的状态下, 必然产生滥用审批权、收费权、罚款权等情况, 从而产生大量预算外资金甚至制度外资金, 产生权钱交易。

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在立法的基础上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的责任, 使本级政府自有财力和通过转移支付获得的财力与其支出责任相适应。其次, 健全地方税收体系, 真正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管理权限。再次, 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使省、市、县、乡 (镇) 都有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 加速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最后,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纵向与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体系, 改进收支标准的测算方法, 规范财政拨款的条件和程序。

2.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

财政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合理、公开透明、公平刚性。财政预算具有法律效力, 受法律保护, 所以是约束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完善公共部门的财政资源配置体制和财务管理体制, 保证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领域分配到更多的财政资源, 规范事业单位预算管理方式和经费供给渠道, 推进项目预算滚动管理。第二, 细化预算编制, 按照新的政府收支分类, 逐步将各项收支预算细化, 同时细化项目预算, 提高预算编制水平。第三, 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第四, 逐步将绩效预算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实际工作中, 将绩效考评结果作为编制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第五, 加快《预算法》修订步伐, 重点补充责任条款, 并且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3. 完善税收制度。

近年来, 我国由于税收管理体制不完善而滋生的税收腐败导致大量税款流失。目前, 税收腐败主要表现为税收立法腐败、税收执法腐败和税收司法腐败三种情形。其中, 税收执法腐败占我国税收腐败的比重最大。要解决此类问题,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税收制度:第一, 严格依法治税, 制定税收计划和任务要立足于实际情况, 防止为了完成任务而收税, 认真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 推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第二, 推进税制改革, 公平税负, 统一税率, 使所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同时严把减、免、缓、欠税, 涉税行政处罚事项审批关, 税务认定标准保持客观, 消除滋生税务腐败的税制因素。第三,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在税收征收、稽查等环节实行机构、人员、职责三个方面的明确分离, 以便相互制约和监督。第四, 建立办税公开制度, 将税收执法的各个环节都纳入计算机信息化管理, 实行网上信息公开, 提高税收执法的透明度。第五, 加强对税收执法人员的培训, 提高税收征管质量。

4. 完善公共支出制度。

公共支出主要由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构成,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 这两方面都极易滋生腐败。

要完善公共支出制度, 首先要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要将所有部门的支出都纳入集中支付范围, 且要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其次, 要完善公共投资制度。一是优化公共投资结构, 加大对农业、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基础领域的投资, 加大对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投资, 减少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二是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的编报质量,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三是在公共投资领域引入听证制度, 加强公共投资的公众参与;四是建立公共投资法律体系, 依据法律明确划分投资决策主体的决策权力和职责, 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和行为规范, 确定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五是推进投资多元化和市场化改革, 在社会资金可以进入的公共领域,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 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 从而节约财政资金, 提高投资效率。再次, 要完善公务消费制度。一是完善部门预算制度, 将全部公务消费项目都纳入部门预算;二是实施公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 将其福利货币化、显性化, 纳入工资所得, 薪酬水平应有等级差距, 等级与能力和绩效挂钩;三是扩大实施公务卡制度的范围, 提高支付透明度, 实现对财政资金的动态监控;四是确立合理、科学的公务消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五是择机出台相关法律, 如《职务消费法》, 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务消费行为。

5. 完善国债制度。

目前, 政府国债投资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很严重, 有些由国债投资建设的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因偷工减料而成为“豆腐渣”工程, 有的国债被挪用。此外, 还有些地方政府因隐性负债严重而产生财政困难, 容易滋生腐败。

要完善国债制度, 首先要完善国债投资项目管理法律、法规, 加大对国债投资中腐败行为和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其次, 要建立国债投资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 加强对国债项目的检查、监督, 确保国债项目质量。再次, 将地方债的发行制度化, 明确发债权、规模、发行方式、利率、期限以及流通、偿还和使用方法, 从而使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 易于管理和控制。

二、提高财政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主要是指政府向公众公开政府财政结构及其职能、财政政策目标、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算等信息的程度。较高的财政透明度可以暴露政府的浪费和腐败, 较低的财政透明度则为腐败的滋生埋下隐患。当前, 我国的财政透明度相对较低,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 预算透明度较低;第二, 政府负债信息透明度不高;第三, 政府预算会计信息不完全、核算不科学;第四, 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并不能公正、客观地核算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也难以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考核, 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98年先后通过了《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原则宣言》和《财政透明度手册》, 并在2001年对这两个文件进行了修订。这可以理解为国际上对“财政透明度”的要求, 其核心思想是政府应当定期向公众提供全面且真实的财政信息, 并对公开财政信息的内容、程序以及如何确保这些信息的质量进行了具体规范。

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提出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规范要求:第一, 政府应当明确其作用和责任, 明确其结构、职能、内部分工以及与其他公共部门 (有时扩大到某些私有部门) 之间的关系, 并予以公开说明。第二, 政府应当向公众提供全面的财政信息, 至少应当包括所有的预算信息、资产和负债信息以及各级政府的合并财务状况等, 对或有事项、财政支出和准财政活动进行充分的披露, 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计量并在表内确认。第三, 政府应当适当公开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 并向公众提供预算报告, 预算报告中政府应当说明财政政策的目标、宏观经济的框架、预算政策和主要财政风险等, 且预算报告应当包括年报、半年报、季报和月报, 同时规定预算会计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 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现金流量表。第四, 政府应当保证政府报告中财政数据的真实性, 这要做到准确预测预算收支、采用公认的会计标准、财政数据进行内部交叉核对和与其他数据协调, 并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 (包括内部审计) 来实现。同时还要通过国家审计机关的独立审计、外部专家的评估以及国家统计机关独立编报的财政统计数据来对财政数据的质量进行核实。第五, 公布财政信息、实现财政透明应当作为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政府应当以明确的法律条款规范财政信息提供的时间、频率及其公开方式等。

三、建立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1. 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不仅包括对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监督, 还包括对财政部门自身的监督。

首先,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外监督, 即依法监督其他部门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以及财政收支、会计资料和国有资本金管理等事项。一是加强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缴质量的日常监督, 积极开展财税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二是加强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且要对部门预算所有具体项目的执行进行全程监督;三是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 积极参与制定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 杜绝不合理的额外支出, 监督政府采购质量和效益, 确保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四是监督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情况, 加大对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小金库”及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力度, 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五是加强对重点支出的监督, 包括对中央及地方投资和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对“三农”、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投入的监督等;六是转变财政监督的重点, 即将重点转向预算执行情况, 专项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 财政收入的征管情况等方面, 而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监督通过会计监督实现, 将对企业的监督通过抽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和稽查特派员监督以及税务稽查实现。

其次,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内监督, 即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强化内部约束, 防范腐败行为的发生。一是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尤其是监督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职责应避免交叉、重复, 保证内部监督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二是重点监督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审批程序、分配程序及拨付渠道, 将财政资金在财政部门内部运行的部分都纳入监督范围;三是制定财政内部监督工作的规章制度, 使内部监督工作常规化、规范化;四是实行重要岗位定期轮岗制度, 预防财政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2. 法律监督。

这里所指的法律监督是与财政反腐相关的法律监督, 即对公共财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察和督促。首先, 明确起到法律监督作用的财政法律体系范畴, 《宪法》中涉及财政管理的条款、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布的财政法律、由国务院发布的财政行政法规、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财政规章、司法机关在审判财政税收案件中的具体解释等都具有相应的法律监督效力。其次, 加强重点领域的法律监督, 针对预算执行、会计信息披露、政府采购、税收征管等腐败“重灾”领域, 加大《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法律监督力度。再次, 依据公共财政的职能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法律体系, 一定程度上突出反腐职能, 并保证相关法律的效力层次相对较高。最后, 尽快制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全面系统地规定财政监督的机构设置、相互协作、责任、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违反财政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以及财政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关系等内容, 而且该法要在财政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3. 审计监督。

审计最基本的职能是监督, 对公共资源实施国家审计监督是保证公共资源安全、完整的必要手段。加强国家对公共资源的审计, 首先要确定审计的范围, 包括审查政府在能源、交通、农业、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投资的使用情况, 审查政府是否有效利用土地等资源, 审查社会保障资金、捐赠资金等社会公共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情况, 审查特许开发权、经营权等特许权利的合法性。其次, 要突出审计的重点, 即对管理、使用公共资源效率的评价和监督, 具体审计项目应突出公共财政支出项目审计、相关金融行业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再次, 加强审计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审计人员业务能力, 在引进各种专业人才的同时, 强化现任审计人员的培训, 实施科学的人事管理。最后, 制定并实施相关法规和工作规范, 在《审计法》的基础上, 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和公共资源审计、评价标准、审计结果公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4. 社会监督。

财政活动还应接受社会监督。首先, 要扩大监督群体的范围, 除了媒体、企业及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 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被赋予监督权。其次, 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和方式, 目前财政部门聘请社会监督员的方式值得推广。再次, 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包括制度的制定、资金的分配、职责的划分、项目的评审、资金使用效果、查出的违规行为等方面, 按照法规公开完整的政务信息, 实现真正的“阳光财政”。

四、完善奖惩制度

1. 公共财政腐败治理的激励措施。

有效的激励措施是减少腐败的良方, 因为无论是物质奖励还是精神奖励, 都能够提高腐败成本、削弱腐败动机。激励方法的反腐效果是潜在的, 往往不易受到重视, 我国在反腐的激励措施方面还没有很好的作为。首先, 调整公务人员的薪金结构, 改变“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薪酬制度, 将福利、补贴纳入工资, 从制度上堵住实物分配、灰色收入等腐败入口, 实现福利货币化、显性化。其次, 建立财政反腐的激励机制, 包括建立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制度、充分体现“廉者厚养”原则的养老金制度、充分体现业绩优先原则的奖励制度。同时, 激励措施既应包括对个人的激励, 也应包括对机构的激励, 既要反个人腐败, 也要反集体腐败。再次, 重点突出绩效激励, 在实施绩效预算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部门工作效率、个人工作业绩和收入水平相挂钩, 这种激励机制能够有效解决财政领域的道德风险问题, 促进反腐工作取得成效。

2. 公共财政腐败的处罚措施。

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该条例细化了各种财政违法行为的认定, 除规定国有单位的财政违法行为要受处罚外, 非国有单位和个人若有财政违法行为, 也会受到处罚, 且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将加重。从实际运行情况看, 处罚措施还存在一些欠缺, 例如有些规定还较为模糊、处罚透明度较低等。

此外, 财政惩罚多为间接性的, 还需要其他惩治措施的协调配合。首先, 制定《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实施细则, 明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 制定明确的惩罚标准, 同时要提高证据的可靠性和处罚的透明度。其次, 严格行使财政行政执法权, 加大财政处罚力度。应结合财政部门特点, 重点严查以下方面的腐败问题:利用资金管理分配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和干部任免权贪污、索贿受贿、干预招标投标获取非法利益等;利用工作之便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失职渎职, 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同时应加大对违法所得的追缴力度。再次, 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简化审批程序, 更多地引入市场手段调节。一方面,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 压缩寻租行为产生的空间, 提高腐败成本。最后, 公共财政腐败的惩罚措施要保持动态调整, 惩罚的标准、范围、力度、方式等基本要素, 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 及时调整原有政策, 出台新政策, 严惩新环境下的新腐败。

摘要：公共财政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具有鲜明的公共权力异化的色彩。因此, 公共财政腐败治理更应该受到重视。本文指出应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预防、奖惩并举”的基本原则下, 采取预防、惩治、激励措施, 实现财政体制改革与公共财政腐败治理的统一。

关键词：公共财政,公共权力异化,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从财政制度建设上构筑反腐大坝.中国青年报, 2006-03-05

[2].焦建国.从财政制度角度分析职务消费.中国经济时报, 2003-10-03

[3].吕开颜.腐败、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上海经济研究, 2008;2

[4].河北省财政厅课题组.公共部门财政资源配置制度及其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研究参考, 2008;67

[5].许百军.寻租理论、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公共责任视角下的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研究, 2005;4

试论治理虚假违法广告策略 篇10

一、虚假广告的定义以及表现形式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5条规定:“虚假广告”是指在主要方面是欺骗性的广告, 不是标签。决定广告的欺骗性时, 既要考虑广告说明、词、句及设计、声音或其组合本身, 还要考虑其对相关事实的表述程度。可见, 美国对虚假广告的认定采用的是一种主观的、综合的判断标准, 其主要判断依据是“欺骗性”。我国现行立法多处涉及虚假广告的内容, 只是没有使用“虚假广告”这一提法。现在我国学界和广告实务界对于虚假广告的认识并未完全统一。笔者参考多位专家观点, 不揣浅陋, 对虚假广告做出自己界定:笔者认为, 虚假广告是指广告主或其代理人自己, 或者通过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利用一定媒介和形式进行宣传、介绍与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 且含有虚假或误导成份, 从而使公众信以为真, 并损害了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的利益, 追求或达到其商业利益的商业广告。

虚假广告是对商品和服务作虚假宣传以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广告。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表现手法虚假, 如在电视广告中对商品或服务的内容作夸大表示, 如对商品性能、产地、用途、质量、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功效、所使用的注册商标、获奖情况等作虚假表示;二是宣传商品虚假, 即电视广告中所宣传的商品或服务本身不真实, 如商品或服务本身的质量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甚至对人体有害等等。

二、虚假广告大量出现的原因分析

认真分析考察我国广告业的现状以及有关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我们尝试对虚假广告出现并大量存在屡禁不绝的原因进行归纳:

首先, 法律规定并不充分完备, 缺乏明确界定;

在我国虚假广告尚无法定概念。有关虚假广告的规定也过于简单, 只散见于《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条文中, 也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 不利于认定虚假广告, 实际操作难度大。此外, 在广告构成要件、范围界定、责任主体等方面法律缺乏明确的界定, 给不法经营者造成可乘之机。

其次, 广告管理制度、机关机构和监管人员有待完善和加强;

从目前情况看,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广告管理制度, 并且在县以上各级工商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 但普遍存在人员数量不足和素质不高的状况, 使广告管理的法规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贯彻, 许多虚假广告无法及时依法查处有的则仅仅以“罚”代“法”, 未能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广告监督管理人员不足、能力有待提高等原因导致广告管理的被动局面, 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查, 从监管程序上看, 难以做到有效的事前防范与严格的过程控制相结合, 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被动监管的局面。

第三, 个别广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素养低下;

近年来, 我国广告业飞速发展, 广告从业人员迅速增加, 但相应的行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有待完备。从事广告业务的多数机构和多数广告人能够遵守法律、法规, 能够以符合社会要求标准的道德规范来规范广告行为。但仍然有一些广告人职业道德素养低下, 他们钻法律空子, 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润图一己私利, 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甚至胆大妄为, 公然违法乱纪。部分广告人道德素养低下, 成为当前虚假广告滋生的重要原因, 也成为广告业健康发展和广告功能正常发挥的障碍。

三、治理虚假广告泛滥的对策性建议

治理虚假广告是一项艰巨、庞杂而又持久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采取措施、经历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解决。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 在法律环节方面, 完备相关广告立法内容, 加大惩处力度;

治理虚假广告首先要运用法律武器, 为此首先应该完善广告立法, 健全广告法律责任制度, 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从而依法治理广告:包括明确虚假广告的法律概念、类型以及判定标准和责任主体;在司法环节, 要加大对于虚假广告的惩处力度和惩处及监管范围, 不仅要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实施有效的管理, 还要对广告公司具体的广告行为作出规范, 对参与制作虚假广告的广告公司、媒体乃至于个人也要进行处罚。

其次, 在监管环节方面, 改革完备现行监管体制, 提高监管能力;

在管理体制方面, , 可以考虑将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环节的管理权集中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由他们严格依照广告法对广告进行全程跟踪和系统管理, 推广广告发布前审查制度, 建立有效的事前防范、严格的过程控制与及时的事后查处相一体的完善的监管体系。此外, 要健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广告监督管理部门机构和配备足够的管理人员,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使广告管理的法律法规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另外也要充分发挥广告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力量, 推行行业自律。

第三, 加强对从业人员遵纪守法的教育, 培养消费者维权意识;

治理策略 篇11

为维护和促进新疆稳定与发展，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实施了大量别具特色的治理政策，既有得失，又有成败。我们从中得出重要启示：西域自古归中华，新疆永远属中国。新疆宜统不宜分，民族宜合不宜裂；统一对国对民是福，分裂对国对民是祸。屯垦兴边，边宁疆兴；弃垦废边，边乱疆颓。

关键词：新疆；治理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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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2-15

作者简介：孙启军（1977-），男，山东淄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聊城大学讲师，从事中国边疆史地与民族学研究。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实施了大量别具特色的治理新疆政策，既有得失，又有成败。笔者对其简要梳理与总结，希望对今天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策略简述

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新疆以后，为维护和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确保西北边疆安全，因地制宜，据时而定，颁布实施了大量别具地区与时代特色的治疆政策。因历代治疆策略各有异同，新疆历史上稳定与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

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直接管辖与治理始于西汉，西汉统一新疆的过程是与匈奴争夺新疆的战争，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历经78年奋斗与征战，终于完成了中央政权首次对新疆的统一与管辖。西汉政权对新疆地区采取“恩威并行”的积极统治策略，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的良好局面，使新疆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并在行政管理、政治统治、屯田戍边等方面，为后世朝代治疆提供了经验与范式。而东汉却对新疆采取“消极保守”治理策略，绝大多数皇帝都坚持重内地、轻边疆思想，造成东汉治理下的西域“三绝三通”。这种消极保守的政策与西汉积极主动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东汉对新疆的管辖经营从时间上来说与西汉差不多，但规模和成效远不如西汉兴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短暂统一的西晋、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中原基本处于分裂动荡局面。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使内地政权对西域的管辖非常有限，几乎无暇无力经营。没有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西域与内地一样长期列国征战，混乱不止。

隋朝统一内地，结束了中原自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隋军进驻西域东部，设立伊吾、鄯善、且末三郡，开始直接管辖新疆东部地区。由于隋朝的短命，隋炀帝没有完成统一西域的伟大抱负，但为唐朝统一西域，大规模开发治理新疆准备了条件。

唐朝从630年开始进驻西域，在军事上先消灭东突厥汗国和高昌国，征服吐谷浑和薛延陀，再平定南疆诸国，后攻灭西突厥汗国，658年统一新疆。唐朝对新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策略，反对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平等；倡导综合开发；实行军政管理与屯垦一体化。唐代对新疆的治理是成功的，它既继承了汉代以来治理新疆的先进经验，又有自己的新思想，使西域的发展空前兴旺，确保了西域的安定，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出现了新疆历史上第二次大发展高潮。

五代与两宋时期，内地先后历经五代十国、北宋与南宋，与两宋政权并存的还有辽、西夏和金。新疆地区先是高昌回鹘国、喀喇汗国、于阗国三足鼎立，后有高昌回鹘国与喀喇汗国两方对峙，战乱不休，动荡不止，直到1134年西辽占领新疆。五代十国时期内地政权忙于争战，中断了对西域的统一与治理，唐朝苦心经营几百年的事业基本丧尽。两宋政权本身国力软弱，对新疆地方政权的政策比较消极，主要靠怀柔抚绥，基本没有大的作为。

蒙古汗国和元朝统治时期，为了实现对新疆的有效统治，主要采取“分封制”策略，还采取设置达鲁花赤、建立行省制度、实行屯田戍边、站赤贸易、提倡民族与宗教平等等政策，使一时中断的西域发展事业又重新复苏起来。但由于元代对西域的开发治理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随着战争的胜负，时断时续，缺少一种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而且新疆地区内部的连续叛乱，使社会经济发展不断遭受┖平佟＊

明朝是有能力和实力统一新疆的，但由于统治者的消极保守思想，满足于称臣纳贡，以朝贡交往代替实际上的政治统治，仅在东疆设立哈密卫，始终没有大规模派军入驻西域，新疆的全面统一没有实现。明朝的“怀柔”政策，给西域社会历史发展造成了割据的后果，先后出现了哈密王国、东察合台汗国、吐鲁番王国、叶尔羌汗国和瓦剌汗国等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长期攻伐征战。

清代从1696年布防东疆，到1759年彻底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历经60多年全面统一新疆。它结束了从元代中期以来新疆四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广大新疆重归祖国中央政府版图，这对于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深远的意义。清代中前期对新疆地区的治理主要采取“因俗而治”策略，尊重习俗与传统，扎萨克制、伯克制与州县制并行；既允许伊斯兰教继续存在，又采取措施限制其政治经济特权；册封爵位，吸收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参加地方政权，通过上层人物管理地区；实行军府制，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坚持屯垦第一思想，有力推进新疆农业大发展，也拉动全疆其他事业的进步。清朝中前期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发展高潮。

清代后期，针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清政府对新疆地区主要采取“建省保全”统治策略，面对帝国列强的蚕食侵占和他国的非法侵入，为尽力保全祖国领土，钦命重臣左宗棠武力收复新疆，废除军府制，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建省，进一步削弱了分裂割据势力，实现新疆政体与全国的统一，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边防，有利于防御和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发展与稳定的直接管理，推进新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使新疆逐步进入近代社会。尽管之后清政府又力推“新政”，但毕竟王朝进入末期，实力衰退，内外交困，最终走向没落。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遵旨承认共和，从此新疆进入民国时期。“孤悬塞外”[1]的新疆先后历经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军阀封建割据式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封闭状态，与内地中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滋生了民族分裂势力。1944年9月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新疆后，既采用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以牵制其民众的传统治疆手法，又实行强硬专横的高压政策。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制度多变，战乱不休，局势动荡，发展低迷。

经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与努力争取，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从此，新疆各族人民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开始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心新疆工作，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政治上保障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发展，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新疆各族干部与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开创了团结稳定、蓬勃发展、和谐共荣的大好局面，迎来了新疆历史上的最大发展高峰。以往任何朝代在新疆的功绩，都无法与新中国短短六十多年创造的辉煌成果相提并论。

二、历代治理新疆的启示与借鉴

通过梳理历代治理新疆的国策，研究分析新疆历史上发展稳定状况，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西域自古归中华，新疆永远属中国。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中部的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这是新疆地区统一于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从此并入中国版图，正式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公元74年，东汉重置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今新和县境内），后新设西域长史，负责管辖治理新疆。公元609年，隋朝派军打败吐谷浑，进驻西域，设立伊吾等三郡，开始直接管辖新疆东部。唐朝时，唐太宗和武则天先后设立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与军事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元代采取“分封制”管辖，新疆地区主要为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五子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皇室领地。明朝政府1406年建立哈密卫，直接管辖新疆东部地区。清朝全面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省，“新疆”一名，按左宗棠奏议中言，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3]，意为原来是中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自此，西域名称逐渐为新疆一名所替代，新疆和内地一样实行郡县制。民国时期，新疆虽历经三代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省。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是新中国的一个省，1955年改制为新中国的一个省级自治区。

可见，新疆作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先生所言：“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4]

其二，新疆宜统不宜分，民族宜合不宜裂；统一对国对民是福，分裂对国对民是祸。

我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治理，顺应了国家统一大势，有益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安全稳定，自然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拥戴和积极配合。比如，东汉时期的班超，带领三十六人的小队伍，在当地各族群众支持下，顺利完成了对天山南麓诸国的收复；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时，各族竞相归附；清朝初立时，哈萨克、叶尔羌、哈密等各部族首领自动前往朝贡，以示臣属；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时，各族民众列队几十里热情相迎；等等。这些史实，都充分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友好与信任，也反映了各族人民对统一团结和稳定发展的渴求。千百年来，新疆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血脉相通。在新疆多民族共同聚居的格局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相互离不开，共同推动了疆域发展和社会进步。

比较和总结历朝历代治理新疆之得失，以西汉、唐朝、清朝中前期和新中国的国策最为成功，上述四个时期，新疆既发展又稳定，民众生活比较殷实，认同意识不断增强，这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富裕、文化兴盛、军事强大、民族团结有着密切联系。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处于历史的大分裂时期，诸侯林立，国力弱小，新疆就难于统一，造成政权割据，社会失序，人民受苦。历史无数次证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新疆则政通人和、人民幸福；国家分裂、民族纷争，新疆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其三，屯垦兴边，边宁疆兴；弃垦废边，边乱疆颓。

历史上，我国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新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新疆屯垦在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所公认的。两千多年前，西汉军事家赵充国在给汉武帝的奏疏《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奏》中就对其作用和意义，进行过十二条概括性总结：（1）有威慑的作用；（2）占领富饶的疆域，以消灭敌人；（3）能继续农业生产；（4）节省军费；（5）军队换防期间自河湟经过漕谷到临羌可以扬我军威，威慑敌人；（6）屯军可利用闲暇时间伐木修缮邮亭；（7）敌人出击就乘机消灭它，不出击就诱使它到无法供给、条件艰苦的地方使其无法生存；（8）因为条件艰苦，没有千辛万苦追剿逃敌的必要；（9）对内不损害国家，对外不给敌人以可趁之机；（10）不引起内地不安全因素的注意；（11）修复道路桥梁更好的防备西域；（12）节省内地徭役，预防灾荒。[5]学者唐启宇在《历代屯垦研究》对其作用，做过极为精辟的总结：屯垦之成效凡有六端：曰守边，曰破敌，曰资食，曰交通异族，曰辟蛮荒，曰镇抚异邦。[6]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7]这是古人对保障新疆和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历史思考与实践精华。

新中国建立后，借鉴历朝治疆经验，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入疆队伍的基础上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对中国二千多年屯垦戍边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新疆屯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现今兵团的主体是经济组织或企业集团， 其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 同时担负着特殊的政治、社会、军事职能。邓小平曾指示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 是稳定新疆的核心。”[8]

新疆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证明：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搞得好的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各族人民得到的实惠就多；凡是国家分裂、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的时期，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各族人民遭殃。新疆今天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生活在新疆的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得益于和平、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福祉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我们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又要反对民族分裂独立；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又要维护祖国统一；既要长久稳定，又要跨越发展。这才是当今治理新疆举措之根本。

参考文献

[1]白振声.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汉书•郑吉传[M].

[3]左文襄公奏稿：卷57[M].

[4]包尔汉.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J].民族研究，1979，(1).

[5]（西汉）赵充国.屯田便宜十二事奏[M].

[6]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M].上海:上海正中书局，1947.

[7]李贽.史纲评要（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邓小平(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篇12

一、京津冀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现状

目前,由于本区域的钢铁、重化工等产业分布不合理等原因,京津冀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城市大气的霾污染、城市水资源短缺及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及土壤污染、工业“三废”的排放与处理等问题都很严重。

(一)京津冀生态环境现状。由于大气具有空间流动性,因而仅靠任何一地,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必须寻求区域协作。水资源短缺及水体污染也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不可轻视的问题,因此本文着力分析京津冀大气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任何一个大都市圈或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环境变化的问题。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大气污染已经演变成以高浓度细粒子和高浓度臭氧污染为特征的典型“双高”污染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8个。京津冀区域共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自2013年以来空气质量每年平均达标天数比例大概为37.5%,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低23个百分点,有10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低于50%,污染问题异常严重。

困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另一个环境问题是水资源短缺和水体污染。当前京津冀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地表水劣V类(丧失使用功能的水)断面比例达30%以上,受污染的地下水占三分之一;平原区河流普遍断流,湿地萎缩,功能衰退。海河,流经京畿,滋养一方。但2013年调查显示,其主要支流皆重度污染,Ⅲ类以上污染水超过60%。京津冀是集生活、工业和农业为一体的大型都市圈,区域水资源总量持续减少,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该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二)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现状。面对严峻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国家和京津冀各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并落实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基础。2014年以来,中央及京津冀三地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就生态环境治理已出台并发布了多项文件,立法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与此同时,地方也积极行动,制定具体政策落实,北京市发布《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发布《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成立了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天津市制定《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方案》,将大气污染防控作为首要任务,成立了“美丽天津·一号工程”领导小组;河北省制定《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确定了加大工业企业治理力度,调整能源结构等8项重点工作。各地政府除了积极出台各项法规、文件外,还积极开展各项行动,如大力推行绿色公交、修建地铁工程、重污染企业责令关停、整改,鼓励企业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及大力引进环保设备等。

二、国外典型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经验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人类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环境,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关于区域生态发展的相关法律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以监督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外典型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经验对我国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经验。发生于1950年前后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表现为空气中颗粒物、臭氧严重超标,导致数千人发病、数百人死亡。其主要原因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机动车行驶里程的大幅增加。对此,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首先,完善并出台《清洁空气法》、《机动车空气污染控制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制度;其次,实行空气污染区域治理机制,将全美划分为十个区域并设立区域办公室进行管理,强化联防联控;再次,强化源头预防,《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各项提案或法律草案、建议报告以及其他重大联邦行为,均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通过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扶植页岩气的开发和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利用;最后,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控制重污染企业发展规模,对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进行管理;针对机动车,鼓励研发低排放、零排放汽车,禁止使用含铅汽油,鼓励使用甲醇和天然气代替石油。最重要的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美国环保署设立“空气质量指数”,实时公布全美各地空气质量和污染水平信息。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及严格执行使得美国大气污染明显得到改善。

(二)英国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经验。泰晤士河是英国著名的“母亲河”,泰晤士河感潮段周边大型污水处理厂对其水质影响非常大。英国政府首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河流污染防治法》。紧接着专门成立了治污委员会和泰晤士河水务局,对泰晤士河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标准,配有充分的治理资金保障。然后针对区域性水污染,提出工程治理措施和生态防治措施两种类型。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水污染防治产业化。管理局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产业化管理,实行谁排污谁付费,发展沿河旅游业和娱乐业,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经济效益显著。产业化既解决了城市河流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难题,又促进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不难看出,国外在治理生态环境上的总体步骤包括:立法提供制度保障、限制污染进一步发展、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转化及末端治理阶段、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等。

三、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在现有客观条件下,根据京津冀生态环境现状结合国外典型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经验,对于京津冀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体污染生态环境治理,本文提出以下治理策略:

(一)统一指导思想。在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三地政府应秉持相同指导思想,即在价值观念上,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指导方针上,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实现路径上,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时间跨度上,需要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

(二)京津冀三地政府协同治理。在协同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京津冀三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是任何一地政府能够解决的,需要区域内三地政府携起手来,协同治理,基本思路如下:

1、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展网络体系。中央政府应根据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生态环境现状、治理现状,剖析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阻力点,顶层设计出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法规,并严格推行,落实到位;协调组织京津冀政府部门从全局出发,合理布局重大工业项目,不能只是简单的产业转移,对污染源进行系统细分,提出相对应的改革措施,并在非常时期采用过渡性方案,逐步实现污染源控制及彻底治理;中央政府可设立京津冀协调发展争议仲裁机构,专门解决京津冀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制定科学的解决方案,并为京津冀协调发展积累经验;京津冀各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市场淘汰落后产业,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传统产业,引进环保设备、清洁设备,对有利于环境友好发展举措给予政策扶持;发挥市场生态资源交易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单靠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长远的发展还是需要市场的参与,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产业化管理,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制度;引导社会公众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型,完善并加大公共交通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公众采用公共交通出行,逐步减少机动车污染;充分发挥社会公众舆论监督作用,对空气质量指数实行实时监测,实时公布京津冀各地区空气质量和污染水平信息,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共同推动环境污染的治理。

2、中央政府建立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建立京津冀区域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制定工业污染、机动车污染、家庭燃煤污染等控制标准,制定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目标及生态评价标准,统一协调监管标准及检测标准,统一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补偿机制。对于重大的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获得环保部门批准后再施工。完善的标准制度促进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措施能更快、更好地执行。

3、三地政府建立区域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机制。三地应经过磋商协同制定区域环境保护政策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建立跨区域环境联合监察、交叉执法、环评会商、区域污染联控的工作机制,严格部门职权管理,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由于天津和河北都属于沿海地区,东临渤海,因而还可以建立陆海统筹的海洋污染防治联动机制。

(三)建立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三地应注重实施生态损失评估,开征生态补偿基金,并对补偿资金的使用公开化、透明化,接受公众监督。国家应本着“利益兼顾,适当补偿”的原则,尽快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整治补偿机制。国家应设立专项补偿基金,合理补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三省市水资源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移民、生态环境保护和防洪损失等问题。另外,对官厅水库周边河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防护林、特种林等森林资源的综合治理与营造也应及早列入京津冀环境整治规划。

(四)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严格的考核。严格的事中、事后考核是各项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以及将其落实的有力保障,治理过程中,应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治理指标纳入京津冀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强化考核指标约束;治理初期中央政府可以与京津冀各地方政府分别签订责任状、约谈地方负责官员,明确各地方政府、部门职责与治理目标,建立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问责制和终生追究制。各地各部门只有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治理措施落实到位,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才能有所改观,也只有如此才能谈经济一体化及战略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丹丹,孙文生.京津冀一体化现状及发展对策.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0.80.

[2]王跃思,张军科等.京津冀区域大气霾污染研究意义、现状及展望.地球科学进展,2014.29.3.

[3]王京丽,谢庄等.北京市大气细粒子的质量浓度特征研究.气象学报,2004.62.1.

[4]刘登伟.京津冀大都市圈水资源短缺风险评价.水利发展研究,2010.1.1.

[5]贾云.城市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国石化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