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通用12篇)
中国基础教育 篇1
摘要: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 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 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 很多规矩、规范, 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 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 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 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 而是问社会
教育再好, 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更多是要问社会, 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 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 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 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年, 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 (PISA) , 结果排名全球第一, 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 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 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 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 包括最差的学校, 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 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 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 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 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 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 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 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 而是问社会, 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 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 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 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 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 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 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是“两弹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 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 起点也不低, 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 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 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更多是要问社会, 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 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 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 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 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 社会用不着去干涉, 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 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 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 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 学校就可以做, 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 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 一般是打到初中, 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 幼儿园、小学、初中, 哪怕是冬天, 女孩子一律穿短裙, 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 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 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 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当然, 国情不同, 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 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 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 学校禁用手机, 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 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 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8次被告, 全部输掉, 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 属弱势群体。中学不敢组织学生春游, 除非家长签下免责承诺。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 不许奔跑嬉闹, 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甚至连社会上的人跑到大学自杀, 学校也脱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 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 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 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能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首先, 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 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 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 在美国, 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 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 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 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 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 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 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 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 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 配了好几台电脑, 还开通了互联网, 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 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 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 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 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 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 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 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 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 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 既可在本地培训, 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 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 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 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 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 很多规矩、规范, 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 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 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 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 就是一种习惯, 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 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 长大了是很难纠正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 他会说撒谎的人很多, 为什么我不能, 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文革”期间我当中学教师, 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 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 还得昧着良心赞扬“革命 (下转第17页) (上接第12页) 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 成为国家栋梁, 他们如何教育子女, 管理国家?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 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 老师的地位很高。“文革”前, 我当教师时不满20岁, 到学生家去访问, 有的家长还以为是他哥哥的同学。但一旦知道我是老师, 立即非常客气, 有的家长年龄可当我父母, 但对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长的说法、要求与教师不同, 学生就会理直气壮予以拒绝:“是老师说的。”家长就会让步:“当然听老师的。”但现在, 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 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 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要左右老师, 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 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 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 因为家庭做不到, 但是至少进入学校, 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 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 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 我很奇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跑到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去, 为什么不能到一般的学校, 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学校?难道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吗?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 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 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 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 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中国基础教育 篇2
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很多时候,我愿意保持深深的沉默,但是,我又真的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迷失方向,担心自己在长期的沉默中丧失立场,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死去。我写此文,不为扬名,也不为图利,只为我们的教育,只为我们的孩子。
每一年的高考,每一年的中考,都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是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永远都是无可避免地成为热议的焦点。在所有人的眼中,作文题几乎就没有让人满意过,总是会有人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话。这些人当中,有高层领导干部,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有底层市井老百姓,沸沸扬扬,热热闹闹持续升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在这里剖析一下各个阶层的内心世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有雅之士多多包涵。
每一年,人们都在期待高考与中考作文题的出炉,在期待中,他们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吐槽的内容,毕竟不满意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势。一旦作文题出来,吐槽立马就会铺天盖地。当权者之所以会吐槽,那是因为这样的吐槽可以凸显出他对教育的理解与关注,这样的吐槽可以彰显出他对教育认知的高度,同时可以赢得手下人的追捧,因为他是一个很懂教育的人。教育工作者吐槽,因为他们有的身处教育第一线,他们刚好带着毕业班,如果此时不吐槽,那么成绩出来后就找不到学生考不好的借口了。他们吐槽的目的并不在于作文题的本身,而是在为自己所任班级考不好提前做好铺垫。等到成绩出来后,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全部责任推至命题上了,很高明,也很下作。老百姓之所以吐槽,无非就是跟风而已,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懂,别人说不好,他们就跟着说不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考生家长,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作文命题的本身,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自己孩子在考场上的发挥。你们说作文题出得不好,那么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相信并附和,同时做好面对孩子考不好的心理准备,这是一种无知,更是一种悲哀。
是不是每年的作文题都出得不好呢?我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我会说得如此坚决呢?理由如下:
一、高考和中考的命题人肯定不是一般人,如若不然,那些专业吐槽人士都可以去参加命题了。邓野先生很想去参与这样的命题,但是因为能力和知名度不够,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简单地说,能加入中高考命题组的人,绝非一般人,他们有经验,有实力。但是,他们绝非圣人,他们不可能出一套能够使所有考生或家长满意的试卷,任何人都做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众口难调。
二、中高考的命题难度是相当大的。你试想一下,中高考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多少人在研究中高考的试题呢?老师在研究,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研究,有多少试卷被分析?有多少试题被解除?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命题人不得不反过来研究老师和学生,不得不在被围困得水泄不通的境况下突围。在这种情况下,命题势必会发生偏差,势必会出现些许的出人意料。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切都能如你所料,如果一切都能如你所想,那么还需要考试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大家照样可以吐槽,会说命题没有质量,没有水平。
三、考试的根本作用就是选拔,它是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说,中高考是相对公平的,我说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既然是公平公正的,那么,所有参考学生面对的同一套试卷,不管这套试卷是好做还是不好做,大家都是一样的,要么都好做,要么都不好做。如果你是优秀的,那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你都能脱颖而出领先他人,如果你什么都不会,无论什么样的题,你照样会落后于人,如果考试的区分能够得到正常体现,那这就是正常的考试。既然是一样的,既然是公平的,为什么还要吐槽呢?我认为,吐槽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有些人天生喜欢吐槽,天生喜欢挑剔,而那些喜欢吐槽的人往往自身并不优秀,但凡有修养、底蕴深厚的人是不会吐槽的,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懂得理解。
四、吐槽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正义感的存在,而恰恰是正义感的逐渐缺失。无聊之人定有无聊之举,戚戚小人定有戚戚之态,指责和谩骂并不能解决问题,正视和思考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搞好教育,教好学生,夯实基础,苦练内功,让孩子们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吐槽可以解决问题,那么邓野先生非常愿意加入吐槽的行列。埋下头来,潜心研究,认真工作,这才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并不算优越,中国的教育及考试的形式并不是无可挑剔。在当前,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之殇并不是体现在考试命题上,而是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们的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对于人才的选拔与定位还不够精准,对人才的选拔形式过于单一,忽略了个性及专业的凸显,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改进。
二、我们的教师队伍良莠不齐,很多不专业的人站上了讲台,误人子弟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少人有教师之名,而无教书育人之能。有些不懂教育之人,却又谋着教育的重任,这是教育之悲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源是我国的教育制度还不够强硬,我坚信,整顿教育管理者团队及教师队伍的举措应该很快会着手实施。
三、教师的职业道德正在逐渐丧失。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是从教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是务必坚持的职业操守。而今,这种道德正在日渐丧失,这种道德的丧失,才是真正的教育之殇。没有了操守,就没有灵魂,没有了灵魂的教育势必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及时出台解决方案。
四、我们的教材及教学内容过于拘泥,也过于单一,我们忽略了许多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学科设置,我们过于看重应试教育而忽略了孩子们个性的发展空间。素质教育始终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并没有得到彻彻底底的推行,这就导致了高分低能者占领了高考市场,而那些有思想,有见地、有能力的孩子被考试分数拒之门外。
五、我们的教育格局出现脱离,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出现了维度崩塌。社会教育环境每况愈下,学校教育质量出现下滑,家庭教育跟不上时代教育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总体质量出现滑坡,不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不爱岗、不敬业的老师也越来越多,不懂教育的家长更是多得惊人。于是,教育的大格局出现问题,教育的一线出现问题,教育的后方同样出现问题,诸多问题的累计就是中国教育之殇。
六、教育不规范,不系统,教育水平严重失衡。教育不规范,是因为那些不懂教育的人在整天瞎咆哮、瞎指挥,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让人无所适从;教育不系统,是因为我们的随意更改,肆意妄为,你唱你的歌,我跳我的舞,种种迹象表明,中考也好,高考也罢,花样在不断翻新,而形式却又一成不变,虽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是教育的悲哀,这是教育的无助!
生涯教育:中国教育应有之义 篇3
中国的许多孩子从小便有了“科学家”“工程师”的梦想,但当他们长大那一天,他们的梦想多半还是梦想,因为在十几年的受教育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再问及他的梦想,以致自己长大后都难以记起。
而国外的孩子却少有“科学家”的梦想,他们可能愿意当一名“火车司机”“牙科医生”,甚至是“农场工人”,他们梦想的种子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逐渐明晰、修正,最终许多人能够如愿以偿。
这样一个关于梦想的对比,并无丝毫苛责中国孩子之意,也无意探讨学生应该树立怎么样的梦想,笔者所关注的是我们的教育对学生的梦想是否有了现实的关照。
毕业了,不知想要做什么?
临近大学毕业,北京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张和同学频繁地穿梭于各种招聘会。在应聘过程中,她时常被用人单位问及个人的职业规划。刚开始,她觉得有点懵,只能用一些不疼不痒的话应付对方的问询。到后来,被问及的次数越来越多,她便绞尽脑汁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规划”,为此,她还从网上搜索了一些“模板”,力求让自己的答案尽善尽美。
有了预先设计,在应聘过程中也就心里有了底,再遇到类似问题也多半能够沉着应对。然而,小张疑惑为何自己在学校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也怀疑这样一个应急的规划在她踏入工作岗位时是否能够兑现。
实际上,和小张一样,今天的许多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类似状况。据《南方教育时报》调查,逾九成大学生无明确职业规划。而据2012年年底南京高校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六成大学生无职业规划。其中,“不知道什么是职业规划”的大学生占30.1%,而选择“做过系统的职业规划”的只占9.1%。
这种“茫然”,直接表现在求职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职业取向,“毕业了,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往往是许多毕业生的求职状态。他们在职场上往往“看菜下单”,到招聘会或者网络上海量搜寻职位。如果遇到中意的岗位,就拿相应的岗位要求度量自身的条件,符合了,就去应聘,否则就继续寻找。
显然,这样的求职路径下,招聘方是规则的制定者,而应聘的毕业生们则多被动地按照用人单位的条件,进行自我审视。在审视自我的过程中,毕业生们还是处于被动的位置。固然一部分学生凭借好的学校、专业找到了所谓的“好工作”,但并不能确定是他们喜欢的工作。
这种“茫然”实际上出现的更早,那就是大学报考时。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克思近几年对大学新生适应情况的调查显示,迈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后,许多学生出现了很大“落差”。2009年,在对2759名大学新生调查中,35%的本科新生对自己的学校不满意,专业方面,表示对自己的专业满意的大一新生仅有4%。如此,每年开学季许多刚进校门的学生就会想着法子“换专业”。
目前高校对换专业有严格的限制,多数想换专业的学生往往愿望成空,只能为当初的盲目选择买单。当他们走出校门获得重新选择机会的时候,就业中的专业“不对口”也就成为常见现象。学什么,不一定非要做什么,但如果专业不对口,对许多学生而言,所学专业知识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在新的专业领域,需要重新学习,无疑增加了其职业发展难度。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吴海燕坦言:专业不完全对口,又不完全了解岗位对工作人员的标准要求,结果容易导致毕业生初次就业时跳槽频频,往往造成单位个人“两败俱伤”。对于学校乃至国家而言,科学合理的专业布局也失去了可参照的“准星”,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补课”还来得及吗?
职业规划的缺失,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对此,有专家指出,长期职业规划辅导缺失是其根本原因,教育部门应提高职业规划课程辅导效率,培养学生自主就业意识。
据有关资料:国内高校中最早正式开设职业生涯教育课程的是1984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大学,随后在一些高校也有零星开设,但没有形成气候。
局面的改变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央政府主导下,2007年,教育部下发《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的通知》,提出从2008年起提倡所有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并作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
尽管从2008年开始职业生涯课便被纳入大学教学计划,但显然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从大学毕业生职场中的“茫然”状态可见一斑。
而从笔者调查情况看,毕业生们也普遍不认可课程效果,表示提不起兴趣。就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当被问及学校就业辅导课的效果时,不少大学生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就业规划课所讲的内容了,唯一记得的,是当初“不来上课就不给学分”的警告。
而毕业生的不满意背后也透着高校的无奈。在大学广泛开设一门课程远没有一纸通知那般简单,这其中,专业教师缺乏恰是高校开设这门课程的最大障碍。
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介绍:目前我国高校极其缺乏专业的职业指导师,任职者多数是由学校行政人员轮岗和刚毕业的学生组成。他们大多数未经培训就上岗,不能对毕业生进行规范的职业能力培训和专业系统的职业指导,指导工作主要局限在签协议、行政审核、公布就业信息、联系就业指导讲座等行政性活动方面。
而从全社会情况看,职业指导人才缺口更大。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取得职业指导师资格的只有1万人左右,高级职业指导师不足500人,职业指导人员与就业人员比例是1:15万以上。相比之下,美国2002年有17.5万名职业指导师,与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员的比例为1:500人左右。在职业规划方面,教育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学才开始做职业规划,其实已经晚了。”深圳大学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殷涛坦言。由于缺乏连贯的职业规划指导,大学的职业规划课程感觉更像是一种“补课”,学生的自我认知,其实在初、高中就应完成,比如高中的文理分班,实际上是需要面向就业的。
一种“终身教育”形式
生涯教育国外开展得比中国要早许多,实施效果也比较好。对比国外情况,中国学校生涯教育零零散散、不成系统不说,而且普遍放到了高中后,无论从课程规划还是时间节点。原因种种,理念的偏差或许是最根本的。
在国外,生涯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始终,而国内的生涯教育很大程度上被当成了“就业教育”,目前仅限于大学阶段。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状况不佳,纵然大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认识的偏差或许更值得深思。这一点,从中外对比中一目了然。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王韶清对美国职业生涯教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据他介绍,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始于20世纪初,起步早且发展较快。在“终身教育论理”影响下,1974年,教育总署专门设置生涯教育署以指导生涯教育的贯彻落实。在政府主导、法律保障、资金支持、舆论宣传和专家指导下,职业生涯教育在美国得到广泛推广。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复杂的分化。顺应形势,1994年,美国颁布了《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目的是为所有学生提供职业准备,包括从幼儿园到社区学院或大学的学生,使他们能够适应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职业生涯教育侧重于学生的个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让学生能够理性选择自己的专业。与之相比,中国职业生涯教育讲究“短、平、快”,实用性特点明显,重在指导学生求职和创业。将职业生涯教育等同于“找工作”的这种“工具性”的做法,也反映在了近年来高校的生涯教育中。
延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朴哲认为,虽然我国职业生涯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事实上,由于应试教育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职业生涯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都没有开展起来。因此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教育。
“职业指导不只是就业指导,而是应伴随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历程,具有更深层次的教育引导功能。”对于职业生涯教育,吴江也有着自己的见解。
理念的不同也就导致教育方式的不同。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例如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小学课程计划中,明确规定初中阶段“开设短期的职业指导课。”可以为准备就业的学生提供职业预备教育或劳动技艺教育。然而,没有专业的师资、更没有完整的规划,结果是有限的课程也被应试课程挤压殆尽,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涯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几乎空白。这不仅使得中小学生缺乏基本的职业意识,更谈不上职业规划。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董珉等人对武汉6所中小学做过一项调查表明: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中,很少接触到有利于将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关内容。在对“你在学习中是否接触到有利于将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关内容”的回答中,有57.5%的高中生认为没有接触到,42.5%的高中生认为学习中接触到了。然而,即使这42.5%的学生在列举学习中所接触到的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内容时,他们大多填写的是英语、计算机、美术、音乐等基础课程。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对职业构成的偏见。在对“你最了解的社会职业有哪些”一项的调查中,90%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社会影响力较高、收入稳定或高收入的职业,而生产一线工人、农民、技师、农艺师却排斥在学生的视野之外。在对高中生的调查中,有39.9%的学生认为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其中普遍认为律师、医生、“金领”、“白领”、老板、教师等等是高等职业,而工人、农民工、清洁工等是低等职业。
促使学生做出这些选择的往往是电视、网络这些大众媒体。从学校教育中,他们较少得到相关的教育。
生涯教育如何推进?
“职业生涯教育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不应视其为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而应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各个阶段。因此,我国要建立一个从学前教育至成人一生全教育过程的有计划的、连续的、系统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朴哲认为。
但笔者认为,从现实角度看,目前做好大学阶段的职业生涯教育是比较可行的,借助大学阶段的人力资源和科研力量,为生涯教育提供必要的人才准备和资源支持。在此基础上,“倒推”职业生涯教育回到终身教育的轨道。
今天,大学生就业已然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积极推进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势在必行,但需提升课程效果,让大学生乐于接受、得到实惠。“学校的职业指导队伍急需建立,现有职业指导人员急需提升专业水平。”在吴江看来,职业指导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关键所在。
虽然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开展存在许多不足,但也应该看到随着经验的积累,大学在这方面也有着可喜的进步。比如,在教学方式上,更加注重与社会的联系,一些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人士走进大学课堂,给课堂注入了活力,这也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回应。“相比于坐在教室里上课,我认为与在职的校友交流更能让我了解职业规划。”一位中山大学毕业生坦言。虽然他对于就业辅导课程的内容已经忘记了,但在大学期间两次与校友的交流,却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据《南方教育时报》报道:自2004年起,中山大学每年定期举办“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活动,校方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为在校生提供了解母校历史的机会和更为生动的职业规划指导。作为开设职业生涯课程最早的深圳大学,也正在通过校友交流会、职业规划大赛和走访企业等新形式来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职业规划。
殷涛指出,要提高职业规划课程效率,仅有形式创新还不够。一方面,校方需要提高职业辅导课程的覆盖面。另一方面,校方也要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就业意识,让学生带着了解行业和职场的眼光去参与职业规划课程和活动。
从国外经验看,需要将生涯教育扩展到整个教育阶段、甚至像日本等国家那样通过立法等形式推进实施。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符合生涯教育自身的规律。正如殷涛所言:“首先是要从小建立孩子的自我认知,让其发现自身的特长和兴趣,其次才是职场认知和发展规划。”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社科系冯国锋认为:当务之急实施生涯教育的应该是中等教育,“不能像现在由于中学阶段生涯教育的缺失把生涯教育的压力转嫁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在中学阶段明确了自己的生涯规划之后才会避免高考填报志愿时盲从和盲动,避免进入大学后调换专业与因缺乏明确目标所造成的无所事事,避免大学毕业后的无所适从与频繁跳槽等现象。
显然,本着“治本”的原则,生涯教育还应从“娃娃”抓起。笔者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招生制度改革的有效推进。现有教育评价机制,尤其是高考招生制度下,学生、家长的心思都放在考大学上,职业生涯规划尚在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生涯教育扩展到高中前教育是否可行?这一点还是存在可能的。
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在高中阶段开展职业生涯教育的意义。无论是《教育规划纲要》还是《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实验)》,都明确了对高中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对其未来的职业与人生有较为科学的初步规划,是高中学生指导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从实际看,高中生对生涯教育还是十分“渴求”的。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前些年进行的一项针对高三学生的调研显示:过半的高中学生对大学专业并不了解。当被问及“你们学校是否有一些关于职业教育的内容时,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回答“几乎没有”,而多数学生却“非常想了解”相关的知识。正如大学生说的那样:“如果在中学阶段就接触到这样的课,我们就可能避免盲从。”
何况,还有一个现实摆在那,那就是高中后教育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分流”,一部分人考上了大学,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就业。以全国每年近千万的高中毕业生计,这一群体的规模是巨大的。显然,到了大学再开展生涯素养教育,将提早迈入职业生涯的学生排除在外,有失公平。
成年后的选择,往往源于儿时的梦想。这其中,学校生涯教育是能够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途径。
中国基础教育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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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篇5
□黄全愈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去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后中国的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又培养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
两家的预言都错了,但错在哪里?非常发人深思!
中美基础教育的实质差异是什么?
杨振宁教授认为:对比中美学生,他得到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中国学生在中学做的习题多,因此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其二是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努力学习。所以说,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水平比哈佛的高。
杨教授看似比较大一学生,但实际比的是基础教育。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创造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天赋教育在美国》以“西安事变”的历史教学为例,具体比较了两者的异同:中国老师讲完史实后,要求学生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满足于考试结果。
美国老师则是八仙过海:如,什么都不教,让孩子们分成几组,分别制做一份当时各党各派报纸;或者只给几个辩论题,让孩子组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即便是常规教学,老师也会启发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蒋不妥协?如张、杨不和共产党合作?如张、杨把蒋处死?如蒋逃出西安……甚至让学生自己设想发散性思维的问题。无论哪种方式,学生都在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组织观点的过程中,培养了“会学”的能力。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把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概括为两种教育:
聪明的孩子 智慧的学生
1.能够知道答案 1.能够提出问题
2.带着兴趣去听 2.表达有力的观点
3.能理解别人的意思3.能概括抽象的东西
4.能抓住要领 4.能演绎推理
5.完成作业・ 5.寻找课题
6.乐于接受・ 6.长于出击
7.吸收知识・ 7.运用知识
8.善于操作・ 8.善于发明
9.长于记忆・ 9.长于猜想
10.喜欢自己学习 10.善于反思、反省
从“西安事变”的教学比较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包揽了“聪明的孩子”的所有特点。美国天赋教育培养的学生也囊括了“智慧的学生”的所有表现。
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是中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
“考生”是以“学会”为目的的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学生”是以“会学”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一字之差,千里之遥。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的高校却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只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科技领先世界,其基础教育功不可没―――为美国这个创新型国家,培养源源不断的“智慧学生”,输送取之不尽的创新型人才。
诺贝尔奖鼓励的是什么?
杨教授还认为:中美处于不同阶段,两国对人才的需要不一样。而创新人才有不同层次,中国可暂时不要赢诺贝尔奖的人才,但需要比尔・盖茨这种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人才。
然而,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是不同层次的人才,而是不同类型的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也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即便企业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一个企业离科技创新远了,离末日就近了。如果创新是企业崛起的脊梁,创新也就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创新精神。
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鼓励的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即使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但由于鼓励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美国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人比比皆是。给孩子讲孙悟空的故事,并不是要孩子变成尖嘴猴腮的孙悟空,而是鼓励孩子打破束缚去追求真理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我们不能只培养聪明的考生,而不去培养智慧的学生。
杨教授到清华授课,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是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个给学生带来物理知识的教授,杨教授带来的是一种诺贝尔奖所鼓励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有能力给清华大一学生上物理课的老师成千上万,惟杨教授的大师风采能给学子一种对学术创新的无止境的追求。这才是无价的。
等人均GDP达1万美元才改革教育吗?
杨教授因满意中国的教育,因而提出: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才筹划重大教育改革。
实际上,中国孩子起跑领先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美国基础教育使得孩子后劲儿十足,才是国人不可忽视的真相。
中国基础教育属灌输知识类,美国是培养能力型。前者“以鱼”,后者“以渔”。给成筐鱼当然比一条条钓来得快。但老师给的“鱼”再多也会吃光,自己能钓“鱼”再少也会越来越多。
美国四年级小学生研究气象谚语。不仅要了解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掌握仪器去预报天气;还要证实和证伪民间气象谚语。让孩子理解科学知识,掌握仪器,仅仅是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不过是人们已知的东西。当孩子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仪器去“证实”和“证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似是而非的气象谚语,这就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我也听过国内重点学校四年级的课,老师“赶圩”式地急急忙忙直奔答案,答对的孩子得一颗糖,答不对的不但不得糖,老师也不解释“为什么错”。老师说:根据教学大纲的进度,时间不够,只能“保先”――保证那些先进的。
别人让孩子在研究中证实或证伪一个假说,我们连解释“为什么错”的机会都没给孩子。美国基础教育练的是慢功,但后劲足。请看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成绩:
科目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年级成绩
词汇:6年级 727年级858年级88
阅读:6年级 677年级718年级78
拼写:6年级 717年级848年级85
大写:6年级 427年级728年级79
标点:6年级 507年级878年级94
实际运用:6年级 797年级928年级94
数学概念:6年级 817年级828年级95
数学解题:6年级 437年级728年级85
数学计算:6年级 657年级728年级68
综合:6年级 667年级848年级91
一般来说,年级和成绩成反比:年级越高成绩越低。但美国孩子的成绩除8年级“数学计算”比7年级低4分外,所有数据都呈现“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正比例奇观。
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搞早学多学、考啥学啥的“双基”,来得快但乏后劲。
为什么杨教授只比大一学生?为什么不比一比大四生、硕士生、博士生?杨老大概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们的学生后劲儿不足,离终点越近越没法比。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做报告,互动提问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全场哗然!
中国老师上完课问:“还有问题吗?”学生没有问题,那是最佳状况。要应试,当然问题越少越好。美国老师上课,学生没有问题,就是老师教学有问题。欲启疑,自然问题越多越好。培养“考生”是把有问题的教得没有问题;培养“学生”是把没有问题的教得有问题。
美国孩子的成绩由低到高,问题由少到多;中国孩子的成绩由高到低,问题由多到少。这个基础教育的正比和反比的反差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王梦奎曾估计:中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约需20年。那么,等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教育改革要停滞多少年?别说多,应试教育再推行30年,后果无法想象!实际上,GDP的上升和教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教育的改革,GDP能凭空翻6番吗?
中国要在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
一句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学得多?多什么?看来这是我和方先生的分野所在。
●是静态的知识性的多?是的,大陆肯定比欧美多,大陆的学生比欧美的学生聪明。
●作为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生存能力,我从有限的观察来看,大陆远不如欧美,欧美的学生智慧。
另外我和方先生的另外一个分野是时间性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要随着学习者的生理成熟而不断提升学习的各类要求,而不是在竹笋阶段就让竹笋当扁担用。
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反对。我们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相对静态的知识,只要小孩子喜欢学习,这些东西还会是问题吗?
如果说方先生关注那些静态的知识,那他在欧美生活的孩子和在中国大陆生活的相比,确实是要自卑一点的,不过到了高中,如果方先生的孩子是走学术路线的,就那些相对的静态知识和研究能力来说,那么大陆的孩子都要自卑了。即便不走学术路线,那么大陆的孩子也要为生存能力问题而自卑。
中国基础教育 篇6
通过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来的交换生半个多月的接触,笔者对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美国的家庭学校特别感兴趣。美国的家庭教育主要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而我国的基础教育课改也一直广受关注,同样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国的教育形态主要还是以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为主,那么这样一种新的教育形态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鲜血液呢?会不会同样也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另一个新渠道呢?基于这种想法,笔者开始着手准备了这项研究。虽然这也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状况等有关系,而且我国实施的是强制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这一新形态也给我国的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期待。希望其教学方法和手段也能为我国不断推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带来一丝春风。
一、家庭学校的发展概述
1.家庭学校的发展历史
家庭学校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被称为“美国家庭学校之父”的约翰·霍特(John Holt)最早提出,其最初宗旨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中后期作为一场教育运动重新受到家长与教育者的关注。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经由早期被视为狂热份子所实行的教育活动,转变为被大众所接受的、合法的教育方式,甚至在美国还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美国家庭学校的繁荣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的。
(1)它具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基础。受到约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许多人都认为家庭为孩子提供了最天然的、有学习氛围的社会环境。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特色。
(2)家长对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满,这也是美国家庭学校出现的最初原因之一。一些家长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太差,并且校园暴力横行,孩子们的安全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选择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
(3)美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所以宗教因素是其不可避免需要考虑的一环。基督徒是选择家庭学校教育数量最多的家长,他们既要求孩子學习一些传统的科目,又亲自教授他们宗教教义,以表达对上帝的尊敬。
同时再加上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学校自身的优势发挥得越来越充分,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2.家庭学校的内涵
美国的“家庭学校”不同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它是指适龄儿童少年不在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而是在自己的家中接受符合教师条件的父母或专门的教育人员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在家中完成初等教育的学习课程[1]。其特点是以家庭为主要的教育场所,家长为教育者,对孩子的宗教信仰、道德、智力发展等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对儿童进行个别化的教育。目前,家庭学校教育在美国50个州都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教育形态。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了家庭学校。据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相关数据显示,在2007年统计到有150万儿童接受家庭学校教育,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
3.家庭学校在我国的发展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多多少少的出现了一些家庭学校教育现象,如郑渊洁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成功的丁俊晖等。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行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政府和家长的争议。2006年的侯波案使得中国的家庭学校教育现象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并遭到了否定[2]。同年,上海的“孟母堂”事件因为违规收费、没有国家承认的办学资质而被叫停,但是实际上“孟母堂”并没有停办,在2009年的时候再次被叫停,并罚款。政府认定其是非法行为,家长却声称是在进行家庭学校教育,双方各执一端,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和学者的广泛争论。
二、美国家庭学校的优点
1.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家庭学校的孩子因为在家接受教育,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人群,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又受到了在学校中没有的社会教育,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活动中去,因此相对来说都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成熟得多。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手段都有一定的不同,这样,家长不但更好地帮助孩子认识了社会,也会更利于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并为他们能在今后顺利地进入社会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孩子的安全是父母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美国校园的各种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枪杀、吸毒、性泛滥等等不良行为都危害着孩子的身心健康。家庭学校为家长既可以保护孩子,避免他们被社会上的不良行为毒害,又可以让孩子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提供了一种新途径。这种良好的环境是学校所不能相比的。
2.多样的教学方式
从以前公立学校和家庭学校的分离和对立到如今两者的通力合作,家庭学校也有了良好的后备资源。公立学校既为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利用学校资源和活动的机会,也为家长提供一定的培训服务,使家长的技能和素质不断提高。同时科技也在不断地发展,这为不断提高和改进家庭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提供了便利。家庭学校所需教材的来源形式也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图书馆和社区,家长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各种资料文献,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便利方式与其他家庭学校的家长交流,还可以与公立学校紧密联系,获得公立学校和社区的帮助;孩子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与学校的教师和同学交流,例如美国的密歇根州和阿拉斯加州等地区,网络都已经广泛应用到家庭学校里。这种灵活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既让孩子在学习中获得了知识,还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3.灵活的学习时间
中国基础教育进入质保时代 篇7
标准直面教育热点问题
近年来, 教师体罚学生的事情并不少见。对此, 教师专业技术标准 (试行) 文本标准专家组负责人之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改革咨询委员会委员顾明远明确表示, “这都是反教育的行为, 要跟这种反教育的行为作斗争”。记者注意到, 在此次教育部征求意见的三个标准中, 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即均明确提出, 教师要尊重幼儿或学生人格, 不讽刺、挖苦、歧视幼儿或学生, 不得对幼儿或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此外, 虽然三个标准是根据学生不同的成长阶段制定的, 但是具有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在“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行为”部分, 第一条全部都明确要求, 要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 特别是在幼儿园和小学部分, 更是提出了要将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对此,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峡表示, 这和近几年学生安全事件频发有关。高峡认为, 从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 到最近几年多次发生的学生人身安全受到伤害事件, 再到最近颇受关注的校车事故, 无一不说明学生生命安全亟待解决。
当前教师队伍问题凸显
“人人都希望获得优质教育, 优质教育最关键的前提是有优良的教师。有了优良的教师, 即使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对弱一点, 对于教育品质来说也无太大的影响;没有良师, 其他条件再花哨都等于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 曾经有所仅在一棵树上挂块黑板的小学, 由于老师的优秀, 培养出了数十名优秀学生。而如今不少漂亮的农村校舍却因教师力量不足而招不到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记者分析此次三大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时说。
储朝晖认为, 目前教师队伍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整体素质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很优秀, 有的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有些教师没有更新知识的动力。“从全国情况看, 教师整体素质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就义务教育阶段而言, 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师配备不齐, 或存在某些学科跛腿的现象;教学生‘学会’的教师多一些, 教学生‘会学’的教师相对来说太少了;不少教师分析知识尚能到位, 研究学生却远远不够, 难以依据学生成长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教学;大量教师不能依据自己的教学经历反思, 不会自主成长。”储朝晖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目前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与行政化管理密不可分。对于此次标准中突出体现的“师德”问题, 熊丙奇认为, “师德首先是职业道德, 教师首先要回归教师职业的本质。如果我们不是以教师职业的本质去评价师德, 那么做到师德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要把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去对待, 那么就要解决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问题、要解决教师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要缓解教师的压力,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职业吸引力, 通过这种职业吸引力来让职业规范在职业人群上体现。但现在我们在建立职业规范时没考虑教师职业本身的吸引力, 所以教师现在面临很多非教学压力, 职业道德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教育进入质保时代
中国基础教育 篇8
“不要把自己的信念挂在墙壁上。”抚松教育人迎着霞光实干, 用扎实而坚韧的行动、丰富而厚重的业绩, 生动地诠释了“用心去做”的内涵。
“用心去做”, 是一种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一种敬业乐业的职业精神。在位于长白山林区深处的只有两名学生的西岗村小学, “陆老师正在上课”, 虽然只有两名学生, 老师教得一丝不苟, 起立、问好、教学常规也不因为只有两名学生而被省略。与老师平等讨论, 甚至不经老师同意就直接跑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 40分钟的课, 全然是师生互动的课, 平等对话的课, 质疑争辩的课。没有复杂的教学设备, 没有眼花缭乱的教学辅助手段, 有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是对心灵的激活, 是对教师职业的敬畏、守护, 质朴而真挚, 严谨而坚韧。
“用心去做”, 做出专业的标准和高度。“用心”就是专心致志, 一心一意。抚松教育人有很多做法, 很感人。县教育局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校长参加听评课比赛, 一个都不能少。听课完毕, 现场抽签, 即时评课, 评委打分, 公布名次, 逼校长们研究课堂, 研究教学, 研究学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合唱活动, 所有学校开设合唱课程, 成立教职工、学生合唱团, 所有班级定期开展合唱活动, 全县定期举办年度合唱比赛, 举办全县合唱节。合唱的歌声袅袅不绝, 他们把合唱唱到了北京, 唱到了香港, 引起了轰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乡村儿童的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抚松十中的生物组是个小教研组, 中考也不考生物, 按说这样的学科会比较轻松, 可三个人的生物组自己给自己找事干, 愣是跑到深山老林, 采集了长白山中的几百种植物, 在学校建起了生物实验基地。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采集一种长在峭壁上的罕见花卉, 一个老师用吊绳吊着自己, 一寸寸地挪, 两个小时才挪到花的旁边, 底下的人都吓出了一身汗。用心做事, 推动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用心去做”, 做出爱的深沉, 做出新老传承的信任与尊重。退休告别, 本是常事。但从一位女教师发来的手机短信中, 抚松三中的张传荣校长读出了失落、惆怅、无奈和眷恋。于是, 他精心策划, 举行了一个主题为“退休不退步, 离岗不离情”的退休典礼。有退休教师精彩生活的回顾, 有学生的祝福, 有全体在职教师的签名赠言册, 有学校领导的祝愿词及纪念匾牌, 有学生聘请退休老师当课外辅导员的聘书, 更有专门为退休教师布置的”桃李芬芳”荣誉展室。仪式, 令退休教师感到职业的崇高、生命的价值, 终生难忘;仪式, 激励在职教师”为退休作准备”———如果没有什么业绩, 退休时挺尴尬的。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教育, 真正的生命教育, 它尊重人, 理解人, 温暖人, 鼓励人, 成就人。没有爱心, 是不可能做得如此精致的!它催生了一种新的学校文化。
“用心去做”, 敏感好奇, 见微知著, 多问几个为什么, 多从不同角度推问, 多寻根究底, 不断发现新问题, 找到新思路、新方法。
“撕不完的旧书本, 吃不完的散伙饭, 仇视老师和学校, 聚众打架结仇怨。”这是以往毕业生离校前后的真实写照。怎样改变呢?抚松三中的张传荣校长进行认真的调研, 与学生推心置腹地聊天, 与同事仔细琢磨, 带领学校行政班子对毕业仪式进行颠覆性改革:把毕业典礼由一次大会延长为一周, 开发成一个综合的毕业教育课程, 内容包括感恩班会、毕业演出、篮球友谊欢送赛、全校师生列队欢送。把毕业典礼办成离校课程, 变成学生三年初中生活所接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动情的教育, 令人赞叹。
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开学仪式, 抚松教育人也把它办得各具特色, 寓教于乐, 妙趣横生。兴参小学开学典礼上, 副校长为寒假里表现优异的学生颁奖, 奖品是一本本童书。奖项设计有:读书郎、创意小能手、礼仪之星、幸福娃娃、孝心之星、快乐剪刀王、点子大王、爱心传递使者、还有街坊推荐的好小孩奖。此外还颁发了最有毅力个人奖———给两位戒掉了几十年烟瘾的老教师每人奖励一双运动鞋。这些奖项的设置, 是足以给人启发的。教育不只是学习知识, 而是做人的培养, 教育不只是说教、训诫, 而是关爱、温暖, 是对健康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倡导、引领。把校园生活最不起眼的细节用仪式来强化, 用仪式来点亮, 在师生的心灵里播下温暖、感动的种子, 期待着绮丽花朵的绽放, 这就是“用心去做”谱写的精彩乐章!
“用心去做”, 是一种恒心。“沿河而下, 苟不止, 虽有迟疾, 必至于海。”用心去做, 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不折不挠。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学校, 科技实验、科技制作基本被人遗忘, 然而, 抚松第四小学却因科技制作而声名远播。何因呢?就在于用心去做。学校里有个吴鹏老师, 爱学习, 爱动脑, 爱钻研, 机灵有点子, 他自告奋勇担任学校科技制作小组的指导老师。为提高指导水平, 暑假里, 一个人自费跑到长白山市, 向享有盛名的专家、吉林省科技航模协会秘书长曹元庆教授请教。没摸清底细的曹教授当然不肯收徒。吴鹏干脆在曹教授附近租了间民房, 每天躲在曹教授和市航模队后偷偷学艺, 观察航模如何上天。曹教授被这个执著的年轻人感动了, 收下了徒弟, 传授了很多独门秘籍。此后, 他又向国内顶尖专家求教。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吴鹏和他的伙伴克服种种困难, 建起了科技展室, 制成了火箭航模、无线操纵特技飞机等一系列的航模品种, 开发了一系列深受孩子欢迎的“科技七巧”课程。2010年, 学校荣获全国”2010年创新型学校”称号。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放弃的坚持不懈, 成就了抚松第四小学的不凡事业。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趋势 篇9
1 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背景
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的走向先于其实践而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英、美、加等世界各国未雨绸缪,先行一步思索、策划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蓝图。当然,这些举措并非都无中生有,而是以其时代敏感性、洞察力为基石的。总而言之,在跨世纪的门槛上,各国教育改革者都必须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寻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特殊国情、文化背景之间的微妙关联,从而以总体的视角来理解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
2 关于改革目标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4)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5)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6)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3 关于课程评价改革
评价取向的调整和评价方式的丰富。在《纲要》中,我国旗帜鲜明地点明了评价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建立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其核心是确立三个课程评价取向:目标取向、过程取向、主体取向。为了贯彻这些取向,我国强调评价对象的真实性、评价功能的发展性和质性评价地位的提高。档案袋评定、苏格拉底研讨式评定的引入体现了这些改革走向的主流。
4 关于课程结构与课程设置
1)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等课程;小学中高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科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等课程。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积极倡导各地选择综合课程。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开设选修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艺术、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
2)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开设技术类课程。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
3)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4)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他技术培训获得“双证”的做法。
另外,城市普通中学也要逐步开设职业技术课程。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有关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以期能为处于这一领域内的学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中国基础教育 篇10
《中国数学教育》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刊, 2003年1月正式创刊,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从2007年1月起正式更名为《中国数学教育》。初中版、高中版均为月刊, 国际流行大16开本, 48页。会刊由中国数学教育杂志社编辑出版, 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学数学教师、教研员、教育工作者、师范生。会刊的编辑工作遵照“推进中学数学教育改革, 探索中学数学教育规律, 为提高中学数学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和基础教育质量服务”的办刊宗旨, 密切配合基础教育的中心工作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的研究课题, 交流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经验, 帮助广大中学数学教师学习现代教育理论, 掌握《数学课程标准》, 转变教学观念, 改变教学方式和方法, 探索我国中学数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切实提高中学数学教学效率, 全面提高中学数学教学质量, 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会刊为广大中学数学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
主要栏目:
中国教育:情感缺失 篇11
朱永新:小蔓教授,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最近我国一所名校连续发生了几起学生跳楼事件。那些年轻的生命之花,在瞬间就凋谢了。你也一定为那些动辄对他人施暴,甚至铤而走险杀人的年轻人的行为惊愕不已。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朱小蔓:原因当然很复杂。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与我们的教育只关心分数、考试,只关注学业方面的成效和成就,较少关注人的情感培育、价值取向与心灵成长有很大的关系。
朱永新: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有点“忘情负义”,情感、价值观方面的关怀在我们的教育中缺位了。在中国教育界,你是较早关注教育中情感缺失的学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读过你的《情感教育论纲》等著作,你不断地从教育学的立场、视角提出和呼吁重视人的情感品质,建构了从情感切入关怀人的身心协调、创造兴趣以及道德、审美等精神发育的一套情感教育思想理论。
朱小蔓:二十年过去了,以新中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标志,已经在课程标准中体现出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关注,这让我很欣慰。但直至今日,现实情况却一点也不能减缓减轻我们的担忧。应试模式的教学和育人方式依然盛行不衰。学生的创造活力不强,许多孩子对学校里的学习不那么感兴趣,学习和自我教化的内在动力不足。
朱永新:你是说,他们并没有表现为积极的情感状态,情感品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的确,情感状态和品质对于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无论是知识的真正掌握,还是心灵的丰富,离开了情感都是不可能的。清代学者戴震就曾经说过:“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朱小蔓:人与生俱来就有探索创造的冲动,有与人联系、交流的欲望,有对秩序、格局的敏感,这是人性的潜能,它在儿童身上很容易自然产生,而且像一个原始完整的胚胎,具有无限分化发展的可能。如果我们注意呵护它,在不断学习新知的过程中分化、整合,循環往复,就会积淀为饱满的,具有生产性的精神情感。反之,就会产生负面的、破坏性的情感,如自杀、暴力、倦怠等。你这一二十年不断倡导儿童和教师阅读,我觉得,你所推崇的通过阅读促进精神发育的理念与情感教育的主张是内在一致的。
朱永新:是啊,起初我写我心中的教育理想,后来我想用行动一点一点实现教育理想。我希望学生、教师的情感状态是积极的,他们的学习、工作是内心情愿的、享受到劳动快乐的,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幸福。
朱小蔓:人的情绪发生有原始自然性、早发性,对个人具有很强的动力、动机性。教育要做的主要是为个人提供条件和支持。可是我们现在强加的、一厢情愿的事太多。外部人为强加的东西反倒容易泯灭和消解人性深处的一种潜能。
朱永新:问题在于,情感似乎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能够从科学的层面讲一下情感发育对人的作用吗?
朱小蔓:我不是心理学者,即使心理学术界,对情绪、情感的研究都还有大量分门别类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东西。对于教育学者,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反思、追问教育的方向、教育目的以及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否端正和健康。我们需要尽可能运用一切研究人、研究社会的各类知识丰富、改善我们的教育观。还有,就是像你,像教育学术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通过教育实验,从教育第一线获取真实的资料研究教育,并且用行动去推动教育的实际改变。
朱永新:你在一九八九年给情感教育下过一个定义:情感教育,就是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在教育的影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也是关注作为人的生命机制之一的情绪机制,如何与生理机制、思维机制一道协调发挥作用,以达到最佳的功能状态。后来,又进一步明确:情感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对那些关涉学生身体、智力、道德、审美、精神成长的情绪与情感品质予以正向的引导和培育。
朱小蔓:在国外,有个欧洲十几国参加的情感教育合作共同体,其倡导人之一皮特朗先生给出下述定义:情感教育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它关注学生的态度、情感、信念及其情绪。它包括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以及他们的自尊,或者正如法语中表述得更为确切的,关注每个学生能够“Je suis bien dans sa peau”(感到身心愉悦)(一九九五)。
我把情感教育比喻为儿童教育之根?这可以从多角度、多学科论证,仅从脑发育的根据看,脑的发育有一定的时序,比如零岁开始的安全和依恋,日本脑科学家小泉英明称其为“心灵教育的开端”;一到两岁秩序感出现;两到五岁“他心想象”(即别的孩子是独立于自己的另一个“我”的存在)出现。据脑科学最近研究报告,“他心想象力”所在的区域——“前额叶”被激活的同时,还激活了前额叶腹侧和扣袋回之间的一个区域,后者与“社会认知”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在“他心想象”的基础上,关于“社会”的意识才可能发生。他心想象力,人类独有。这很有意思啊。
还有,人类在长期演化中,有两种记忆被保存下来,一种是“语义记忆”,一种是“场景记忆”,后者给人“时间”的感受,把人们带到“过去”,更贴近人们的私己经验。当我们从事社会认知和道德判断时,我们脑的上列部分被激活,于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情感方面的卷入,也可以说,社会认知与道德判断几乎总是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基于直觉的智力活动。以往的教育学、心理学对其缺乏认识和重视,而更多地看重“语义记忆”、逻辑认知形态的智力活动。现在我们知道,创造性活动和真正的“理解”离不开情感活动,甚至激情。今天,脑科学告诉我们,创造性思维所激活的,恰恰是自我意识、他心想象和场景记忆这三种功能所在的脑区。这些,从脑科学上证明我们的教育假设:优质的情感是孕育人性真善美的种子。
朱永新:也就是说,情感教育并不是只关心情感,不关心认知的教育。它反对以认知发展为名,忽略、牺牲人的情感有正面的保护和建设。所以,我理解你主张的情感教育是对人全生命的关怀。人的生命既是感性物质的,又是精神超验的,不管怎样的生命形态,都会以情绪、情感表征出来,关注情感质量也就是关注生命质量。因此情感教育不但不是忽略认知的教育,相反,它是从情感呵护与建设入手,达至全生命的全人教育。
朱小蔓:是的。现在认为,人类有两种认知形式,即冷认知和热认知,情感被称为“热认知”,根据前面的解释,“热认知”对道德发展必不可少,对认知发展也极其重要。当我们自觉使用情绪情感作用机制时,知识学习过程不仅作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伴随有情感动力机制。情绪展开的过程有一个“动量”存在,构成为一个“场所”,在这种时刻,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容易引起交融。可以设想,如果学生的情感、心灵没有因为对学业的厌恶、拒绝而闭锁、僵硬,那么开放的、自由活泼的心灵便是一块播种并生长真、善、美人格品质的丰茂绿地。
新课程改革:重视情感、价值观教育
朱永新:二○○一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为“新课程”)规定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分别列为课程目标,即所谓三维目标,要求在课程实施中将它们统整起来。这是一次重要的变革。可惜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发现这次变革的意义,没有真正理解把情感态度价值观放进教育目标的深刻含义。作为这次新课程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一进步?如何解读这一纬度的教学目标?
朱小蔓:尽管对课改三类目标的设定和描述,教育学术界仍有不同认识,但培养积极、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大家是认同的,它有助于扭转、匡正过去比较单一的、过于重视知识传递的课程功能观。新课标中各门学科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大体包括以下三类要求:第一类是期望学生产生对该学科的兴趣、爱好,对知识的好奇、惊异乃至美感,以及把学习看做智力劳动的愉快过程的情绪情感体验,这些本身即是人的积极情感品质,是情感教育的重要目标。如:数学学科一至三年级“对身边与数学有关的事物有好奇心”;化学学科“保持和增强对生活和自然界中化学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学习化学的兴趣”;地理学科“初步形成对地理的好奇心和学习地理的兴趣,初步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地理审美情趣”;生物学科“乐于探索生命的奥秘,……”音乐学科“培养音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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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将不同学科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价值观以积极的情绪情感为表征列作为目标,如:历史学科“逐渐了解中国国情,理解并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生物学科“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音乐学科“丰富情感体验,培养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通过音乐学习,使学生的情感世界受到感染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对亲人、对他人、对人类、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挚爱之情,进而养成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它们是学科中蕴涵的生命意识、生态关系,爱国情怀,是高尚的人性美以及客观、公允、严谨、求实等价值观。
第三类,要求通过特定学科的内容与方法培养独立思考、批判质疑、合作分享、乐于助人以及克服困难的坚韧意志等,如数学:四至六年级“在他人的鼓励和引导下,体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数学”,七至九年级“感受成功的快乐,体验独自克服困难、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具备学好数学的信心”等;科学学科“在科学学习中能注重事实,克服困难,善始善终,尊重他人意见,敢于提出不同见解,乐于合作与交流”。
朱永新:是啊,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学者沛西·能所说的一句话:“如何众多的教育努力的相对无效性主要是相对忽视了作为每个人的能量的最近来源的情感,它是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论在学习方面还是情感方面。”新课改设立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并要求统整,这给德育、美育很大的施展空间。你主张的情感教育,我大力提倡的阅读都在课改中找到了具体的载体和路径。
德育,应该关注心灵与精神成长
现在的德育效果不好,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一直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按照德育的内在规律,没有把阅读和游戏,把儿童的交往与自主学习作为德育的重要渠道,而是过分重视了外部知识的堆积,外在纪律的束缚以及形式主义的措施。我一直认为,德育,就其本质,是影响人的价值系统,是关注人的精神成长,是首先做心灵上的工作。
朱小蔓: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传统的道德教育立足于教育者及其经验中所体现的社会道德价值,试图通过改变价值信息提供的数量、质量、途径和呈现方式来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而较少虑及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学习道德的过程,较少关注学习者特有的生活境遇、已有的道德经验和自主的学习活动,因此难以真正获得对于一个真实个体有具体意义的效果。学校道德教育必须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
朱永新:我们很少认真思考:每个人的精神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个体精神成长的历程是怎样的?如果把精神成长与躯体成长做个比较的话,躯体的成长更多是受遗传和基因的影响,个体的精神成长却不完全依靠基因和遗传,而与后天阅读息息相关。个体的精神发育历程是整个人类精神发育历程的缩影。每一个个体在精神成长过程中,都要重复祖先经历的过程。这一重复,是要通过阅读来实现的。人类的历史有很多的精神丰碑,要达到或者超越那些精神高峰,阅读和思考是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阅读,通过与孔子、孟子等先贤达人的对话,才能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只有通过阅读,通过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交流,才能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人类那些最伟大的价值、智慧和思想,都在那些最伟大的著作里。阅读,对个体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朱小蔓:是啊,人的心灵成长与精神发育永远也离不开阅读。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让尽量多的人和物进入童年期的精神生活,造成少年教育困难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童年时期的情感——道德财富丧失了,而童年时期的情感——美感领域往往比较狭小而又贫乏,形式主义给教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儿童们和少年们做的许多事情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内心,而仅在意识表面上爬行(例如,有时甚至连帮助残废者和病人也变成轮流值班的‘措施’,并逐渐成为用打分数来评定好坏的‘课程’……很难找到比这种做法更扭曲儿童心灵的事情了)。”他这里所说的要让尽量多的人和物进入童年的精神生活,并在整个少年时期在情感领域中一直保存着这些人和物的迷人的吸引力,当然是包括那些伟大的图书里出现的人与物。
朱永新:为此,我们新教育研究院专门组织专家为中小学生精心选择了一些最经典的儿童著作,作为中小学生的基础阅读书目。我希望,这些精心挑选的书籍中所蕴含的一些基本价值,包含着和平、尊重、爱心、宽容、乐观、责任、合作、谦虚、诚实、朴素、自由、团结、专注、想象、宁静、勇气、敬畏、热忱、虔诚、感恩、纪律等,它们保持着文化的“经典意义”,将编织出一张美丽的网,呵护孩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保持着纯真、快乐与勇气。我希望,这种经典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不要被时下的物质文化、商业文化消解。
朱小蔓:你们推崇的这些价值的确很重要,我们的社会不能想象没有这样一些价值观而能够构成天、地、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此所谓义与道。但这些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情绪感受和情感品质为基础、为支撑,因为情感,可以说是一个人所信守价值观的标示器。
朱永新:你是不是说,要培养某种价值观,除需要一定的知识、认知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情感?有人说,真理主要诉诸知识,而价值观和信仰主要诉诸情感。
朱小蔓:而且,其中有些情感体验和情感品种是最基础性的、不可缺少的。比如:俄国文化人类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羞涩、怜悯和虔敬这些基本情感,把人对低于他、等于他、高于他的生物應有的道德关系包括无遗了。超越物质的情感、对有生之物的同情和自愿服从超越人类本原——这就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永恒牢固根基。”“道德生活一切其他现象,一切所谓美德,都可以被视为这三个根基的变式,或者它们与人的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索洛维约夫称它们是道德的原始材料。当然,个体的道德长成仅依凭作为类的存在而可能有的道德材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支撑性的情感系统,比如:依恋感、安全感、归属感和自尊感等。
朱永新:乌克兰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情感是不能命令的。情感培养,要有一定的情感环境。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是否平等、友善,相互信任就是重要的情感环境。人缺少彼此的依恋和安全感,缺少人与人交往的美好感觉,缺少爱和被爱的感受,道德的种子就不会苏醒和萌芽。人如果没有自尊,没有起码的尊严,不能获得社会认同,他就不能悦纳自我,不能获得自我的同一感和整体感,相反,内心巨大的撕裂感和冲突感将使他丧失打开心扉、与人沟通的勇气。
朱小蔓:是的。有关研究表明,所谓道德情感是由社会性情感和认知性情感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社会性情感由生物性的亲社会情感(主要是依恋,它由期待和爱的需要产生),经过不断接受社会环境的挑战,积累社会经验,向更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发展而来;认知性情感的生物学基础是个体的奖惩系统,人受物质环境的挑战,不断发展认知,产生和不断成熟具体化了的认知感。在原始的社会性情感基础上发展心理支撑性情感,并进一步发展为道德情感,这是一个不断递升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人道主义关系,它包括爱、互相信任、尊严,没有这些,道德是很难生长的。遗憾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浮躁吞噬了道德成长所需要的那种心平气和。我们常常没有时间去等待、去玩味、去感受、去理解,我们天天都在忙着评估、追求外显效果,天天都在急于求成、要求开花结果,这恰恰违反了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其实,道德的成长、精神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渐进、不断积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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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还有,人与人的交往,孩子与孩子的交往,孩子与父母的交往,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与阅读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的教育,较少关注到孩子们的各种交往关系,我们大部分学校,缺少真正的游戏、戏剧、团队活动等。什么是真正的?我认为,是在其中可以产生规则感、角色承担意识,还有关切心的活动。公民意识怎样培养?就是要在不断扩展的交往中积累、强化。
朱小蔓:米德的研究是,自我意识(即“主我”)是和他心想象(即“宾我”)共生演化的,也就是说,缺乏与他人的交往,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教师成长,情感素质不可或缺
朱永新:现在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往往比较强调教师在学科知识与技能意义上的“专业性”,强调教师职业生涯必须追求专业发展。其实,我更加喜欢用“成长”而不是“发展”的概念,因为成长更多是针对一个生命体而言的;发展,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虽然也有人的发展,但是毕竟没有那样强烈的生命感。
朱小蔓:我赞成你从生命体角度认识教师专业化。如果没有教师本人对所教学科的挚爱甚至痴迷、执著的情感,没有经常性的对胜任该学科教学的自我肯定的积极体验,不但他自己是走不远的,而且也无法影响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在学校里,知识是不可能冷冰冰地毫无感情地从一个脑袋装进另外一个脑袋的。他常对教师说,你不是教物理,而是教人学物理。这句话看似平凡,其实是他的人道主义教学观、教育观的表达。
朱永新:是啊,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点是人的精神性。人的精神性注定人不仅仅是为了当下而活着,支撑人活着的往往是理想,而人的生命价值,也往往与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就要有教育理想。教师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个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天生不安分、会做梦。对于一个优秀的教师来说,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的内涵和主题都不一样。教师只有具有强烈的冲动、愿望、使命感、责任感,才能提出问题,才会自找“麻烦”,也才能拥有诗意的教育生活。诗人是要有灵感、悟性和冲动的。真正的教育家也应具备诗人的品格,永远憧憬明天。冲动停止,教育就会终结。当生活没有梦时,生命的意义也就完结了,教育就没有了意义。
朱小蔓:你还是那样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你带领的新教育实验团队里,还有我这些年因推动情感教育结识的不少教师都有这类情感性特征。另外,教师的情感交往、应答能力很重要。教师的情感观察能力、敏感性,情感理解与表达能力也很重要。这些既有技能技巧性的,更有来自人文素养本身的。
朱永新: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记得你在一个读书会上说:“人活着太需要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太需要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得到鼓励和依据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寻找自己为人做事的原则、信念乃至方式。”对教师来说,这个“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这个“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得到鼓励和依据的东西”,不就是我们的教育理想和信念吗?
朱小蔓:是的。我们经常把理想信念看成是虚幻的、脱离实际的东西,其实它本身是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用实实在在的而又丰满的情感支撑起来的价值观才是比较稳固的,具有人格魅力的。
朱永新: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作用,赞同三维目标及其统整的课改理念。但是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在教师成长过程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如何运用,还缺乏清晰了解。其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并不是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生硬贴加上去的。
朱小蔓:是的。这一目标的实现就在教学活动之中。首先是教师本人要对所教学科有挚爱甚至痴迷、执著的情感,有对胜任学科教学的自我肯定的积极体验,这对学生有情绪感染与教育作用。教师的学科水平不仅通过其知识传递真理的力量,而且对学科深爱的情感伴随其生命能量具有信念和信仰的力量。
朱永新:对!我们新教育实验就明确提出,希望我们的老师成为汇聚在知识篝火边的一群探索者,成为所教学科的虔诚的传教士。没有这样的精神,是难以真正让知识复活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本身不是游离于情感之外的。数学家、教育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价值镶嵌在事实之中。优秀教师往往也以其知识学养背后的情感与价值观吸引着年轻人。
朱小蔓:也正因为如此,教师应该敏于发现与捕捉、善于挖掘与主动建构学科知识中广泛蕴含的具有情感教育价值的内容,结合学科史实与栩栩如生的人物进行延伸和拓展性介绍,将其自然而艺术地呈现与表达出来。那些富有价值含义的传递不仅是客观陈述的、说明性的,也是叙事性的、人文解释性的,富有个人感情色彩,特别吸引人。对于教师而言,它们已不仅是学科知识,也不仅是一般的教学法,它可以归入斯坦福大学舒尔曼创造性地概括出的“学科教学知识”,也可以归入格罗斯曼所分类的教师个人化的教育知识。教师的这类能力,与个人的价值观相关,与其生活史、阅读史以及道德悟性相关,是有一个积累、修炼过程的。
朱永新:是的,教师应该以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过程,创造对学生有意义的、大大小小具有情感色彩的教学事件。如何把日常的教学活动变成生动活泼的师生共同探索过程,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发现的愉悦、智慧的挑战成为师生共同的庆典,是好的教育必须努力追寻的目标。我们新教育人一直在追寻这样的目标,努力让知识、生活和生命融为一体、深刻共鸣。
朱小蔓:我关注到你们的实践。我认为你们正在用自己切实的、不断创造的行动撰写一本中国的《实践教育学》。的确,知识,只有与生活,与生命产生深刻的共鸣,才能够成为学习者自己的东西。此外,教师对教授学科的方法、方法论娴熟,教会学生学会不同学科的学习方法,这也与培养人的情感、价值观相关。因为不同学科具有某些特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科本身固有的规则、纪律即构成不同的、特殊的秩序与规范的约束和训练,善于引导学生经历这个学习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情感、意志的训练,是道德价值观教育。
朱永新:我注意到,你把学习活动中积极的情感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者个人与所操作对象的关系,在与操作对象的关系中产生,比如说学习引发的兴趣、快乐,独处的宁静,自由支配学习方式的从容,学习成功的愉悦等;第二类是在交互性的学习活动中产生,它包括学习者同伴之间的合作顺畅感,包括同情、移情、分享、尊重、宽容,也包括对他人的关爱、接纳、助人、利他等。你認为这些情感内容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何种作用?教师应该如何积极引导呢?
朱小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这些情感,是指向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最为重要的仁慈与正义这两类基本情感品质的重要来源,千万不能小视啊。传统课堂教师主讲、学生齐练的局面现已有很大改观,自主学习有助于个人自我感的增强,合作学习则有助于社会认知感的增强,这对培养现代公民素质很重要。课程改革重视学习者的主体作用,又不意味着放弃教师的引导,但是这一引导作用不仅指知识、技能意义上的,还在于调动情绪和兴奋中心,引发学生的学习“注意”,尤其是产生对学习对象的“重要感”体验、对自己的“有力感”体验,从而出现身心投入的情感状态。当然,学习过程同时也会有冷漠、倦怠、无助、焦虑,甚至恐惧等负性情感出现。它们既可能随着知识传递过程产生,也可能随着教学的活动组织及人际应答过程产生。因此,教师的情感交往、应答能力很重要。教师的情感观察能力、敏感性,情感理解与表达能力也很重要。这些既有技能技巧性的,更有来自人文素养本身的。
朱永新:新教育提倡做幸福教师,幸福感产生固然需要客观条件,但最终只能在职场中通过自己的调整、锤炼而获得。教师重视自身情感品质提升很重要。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实施新课改的背景下,我们提倡新的学习方式,重视学生自学、先学,以学定教,就需要更多采用师生、生生间的讨论对话,就需要教师善于尊重和倾听学生的意见,具有民主精神与敞亮的人文情怀。
朱小蔓:由于课程不再是静态的,知识也不是既定的,教学过程是师生相互学习的过程,我觉得,教师个人情感的开放性,以及坦诚、真实、自然、谦逊的情感态度更受学生欢迎。教师自我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积极心态也显得更加重要。
朱永新:今天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普及,需要为每一个孩子成长提供适合的教育,加上人口流动,学校中学生人群结构的异质化加剧,对教师是否具有关爱、关怀、仁慈、公平、正义的情怀也成为时代新的呼唤。
朱小蔓:很高兴我们能在情感、价值观这个话题上有许多共识与共鸣。教育的情感与价值观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朱永新:总体看,这些年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做得不够好。而“忘情负义”的结果,自然会导致教育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和扭曲。希望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讨论。
中国基础教育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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