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问政（共8篇）
媒体问政 篇1
媒体问政,热潮背后冷思考
如何让媒体问政更健康、更持续地发展下去。
重视不轻视 作为不作秀
媒体问政，因已逐渐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民意、汇聚民智、排解民忧的一种有效方式和途径而渐成气候。然而，也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对此仍有片面认识，认为媒体问政提意见、搞监督就是杂音，就是添乱。由于怕出事，要么管理严格，容不得网上的不同声音，不同意见；要么只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如2009 年，一家地方政府网站的‚市民论坛‛板块，有2000 余条留言一直‚待审‛，无人处理。后来有媒体对此事作了善意提醒，管理部门竟然将全部帖子直接一删了之。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武汉电视问政，仅仅让百姓有了一个直面官员、当面询问的机会，就受到舆论赞扬，收视率飙升，这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老百姓对官员是否作秀而不作为，具有敏锐而真实的判断力，对是不是‚来真的‛心里有数；二是，‚火爆‛也从侧面说明了有的党政机关平时听取百姓意见较少，公众的表达缺少一个有效平台，很多意见成了‚沉没的声音‛，所以才会在遇到出口时‚井喷‛，集中涌现。
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也有同感。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官员尤其要注意重视和倾听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武器，‚只有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只有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才是真正的帮忙不添乱。‛
作为有着500多万听众、发过2500多条信息的‚微博控‛，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亦表示，‚我们要善于从微博里面体察民意，倾听草根的声音。通过互动我们可以对照镜子寻找不 足，从点滴火花中修正自己，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解，增进社会共识。‛
总体而言，当前许多领导干部对媒体问政的畏惧、抵触心理已有很大削减，甚至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善用媒体‛，但如何更加重视而不轻视、更有作为而不作秀，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
说了不白说 回应不回避
媒体问政，核心在‚政‛。它是党委政府通过媒体的互动交流、监督平台作用，实现职能转变，促进效能提高。问政的主体是公众，主导是党委政府，内容是政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当前很多媒体都有问政类栏目，但这些栏目人气虽旺，留言虽多，却多是自说自话，鲜见党政参与的身影，缺乏沟通的渠道，导致民众意见提了不少，但一些党政机关、管理部门却还茫然不知。这种‚脱离‛和‚缺位‛的现象，长期下去，必然消解公众参与的热情，也会削弱媒体的影响力，最终伤及党委政府的形象。
‚虽然有机制保障问政效率及效果，但如果各平台之间不实现共建共通，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效使用。‛许耀桐表示，媒体问政说到底，媒体只是一个‚前台‛，它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后台‛作支撑――一个具有政务处理功能、信息互通有无、回应百姓关切的处理平台，一个积极回应公众意见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领导干部群体。
‚网意‛≠民意 舆情细研判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亿人。仅从数字看，网民已超过国民总数的1/3。但不少专家提醒，‚网意‛不是民意的全部，网络也不应成为了解、掌握民意的唯一途径。在这5亿多网民里，超过80％年龄在40岁以下，近1/3是学生。再者，网民虽多，但真正频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却为数不多。而在另外8亿人里，则集中了社 会结构中最复杂的人群，他们不善‚说话‛，也难有说的渠道。重视网络民意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别的群体的声音，以致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而影响决策。
网络尤其是微博因其表达平台门槛较低、自由度较高、信息发布便捷，使得民众表达意见更为直接和容易情绪化。这种情绪可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再加上一些事件中‚网络水军‛的推波助澜，激烈的言论甚至‚网络谣言‛的散布，会对党群干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导致真实民意被忽略，言辞激烈的‚少数民意‛可能被放大，‚网络水军‛制造虚假民意等等。而一旦真实的民意受到扭曲或掩盖，则可能影响网络所起到的收集民意、判断舆情的作用。
‚现在，党政机关对舆情研判和把握的难度大大增加了。‛许耀桐说，‚对于复杂的网民情绪和倾向，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科学的舆情评判机制；而对于微博传播中的情绪化现象，政务微博的管理者要善于引导。更重要的是，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科学、民主、依法，不能‘拍脑袋’。‛
然而，引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媒体问政尤其是网络问政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触‚网‛，但‚如何与公众良性互动‛对不少官员来说，依然是个棘手的难题。一些成熟的经验虽然可资借鉴，比如坦诚、平等的态度更容易赢得网民信任，少说官话、套话、大话更容易获得网民好感，比如不要随意关闭网民的评论，即便是不中听的意见等，但从现实看来，经验转化为能力也许需要的不仅仅是
媒体问政 篇2
一、全媒体时代呼唤新型电视问政模式
传统媒体问政活动主要体现在政府互动类电视节目中, 邀请政府部门领导作为嘉宾进入演播室, 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进行现场采访与提问, 部门领导解答问题, 节目不断切入场外热线观众的提问, 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由于缺乏与其他媒体的联动和合作, 电视问政的效果受到一定的限制。互联网在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成为民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网民参与意识强, 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电视问政类节目在全媒体背景下, 可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 开拓多重传播渠道, 接受来自不同媒介平台的民众声音。
二、多媒体联动建构电视问政类节目新路径
2012年, 《向人民汇报》除了电视直播、热线电话、现场观众, 还增加了QQ视频、网络聊天室、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以及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联合跟踪报道, 为广大市民与述职行业部门对话提供多重渠道和平台。
1. 传统媒体推动述职评议进程纵向深入
报纸的“议程设置”对较长期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排列”影响较大, 而电视的“热点化效果”比较突出;报纸的新闻报道形成“议程”的基本框架, 而电视新闻报道则挑选出“议程”中若干最重要的“议题”加以突出强调;电视的主要影响是提供“谈话议题”, 而报纸则可以进一步对“个人议题”产生较深刻的影响。
《南京日报》是南京的主流媒体, 在医院部门述职评议活动直播后的第二天, 就发表了解释性报道《市属医院将增加双休日专家门诊量, 年底前仙林建急救站》, 发挥报纸媒体在报道深度和个人议题引导上的优势, 对《向人民汇报》中出现的过度医疗、120急救和看病难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层解读和重点报道, 便于市民与行业部门相互理解。新华报业旗下的都市报《南京晨报》, 2012年10月29日发表《禄口机场有15元一碗的鸡汤阳春面了》, 是对10月23日《向人民汇报》中媒体观察员反映的机场雪菜肉丝面价格过高问题的后续报道, 也是对述职领导“抓紧时间整改”机场食品价格的常态化跟踪监督。主流机关报和都市报都不同程度地对“较长期议题”的重要性作顺序选择和排列, 以引导市民的个人议题方向和看待问题视角, 促进行业部门改进与解决问题。
对述职评议直播活动中的相关问题和重要议题, 电视媒体作进一步的连续报道、调查和评论, 对受到节目时间限制而未能得到深层阐释的问题作深入解读, 为澄清市民对行业的误解和改善行业形象提供了条件。除在南京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现场直播和重播《向人民汇报》外, 《直播南京》、《南京新闻》等节目也作跟踪报道, 并将节目中具有争论性、敏感性的议题作为南京电视台新闻深度解读节目《亮见》的话题进行讨论。2012年10月23日的《亮见》针对《向人民汇报》学校述职评议活动中市民对“孩子即将高考, 政府却规定不能双休日补课, 只好多花钱参加社会补习班”的提问, 引出节目“到底支持还是反对补课”的辩论话题。电视节目间互动推进, 对节目中某些议题的突出强调和补充, 使民众对于述职部门有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和认识, 拓展和深化了述职评议活动内容。
《向人民汇报》重视利用广播媒介, 同步直播节目的FM106.9南京新闻综合广播, 迅速、及时、广泛地传递述职评议的活动内容, 补充电视、报纸媒体没有覆盖到的受众群体, 扩大评议者的声音, 形成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反响。
2. 全媒体互动建构电视问政新模式
(1) 多媒体运用
《向人民汇报》述职评议直播节目开辟了新媒体平台, 广泛采集和接收来自新媒体受众的声音, 使述职评议活动对象更具全面性和代表性, 评议过程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化, 促进述职评议活动向场外与场内联动、节目现场评议与常态化监督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节目通过中国江苏网、中国南京网、南报网、南京电视新闻网、龙虎网开展在线视频直播和相关报道, 开通行风热线电话84631111、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以及四家网站的政风行风在线讨论版参与直播互动。多媒体平台的开通, 使不同媒介的受众都能成为评议活动参与者。殡葬行业述职那一期, QQ视频聊天室一名网友对现场述职领导提出“能否为生态殡葬普及, 率先垂范做出一定榜样, 如果你们可以做到, 市民也可以以你们为榜样”的犀利问题, 反映了网友对此问题的真实看法, 体现了网络问政平台运用能够提高网民对电视问政节目的参与度和认知度。
在13场直播活动中, 现场评议代表100名, 通过现场电视直播与相关热线电话、短信平台等媒体平台联动, 扩大参与评议民众, 问题处理更迅速, 收集到有效建议、信息910条, 已办结720条, 推动被评议单位承诺对直播中涉及的咨询投诉将在10个工作日答复, 中国南京网站公布所有问题和结果, 使跟踪督办常态化, 参与述职37家单位共推出70多项新规、新政, 推动构建长效管理机制。
(2) 嵌入微博平台
网络媒体:问政与监督 篇3
1933年,罗斯福在横扫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中宣誓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共度时艰,罗斯福一改向各界发表讲话时的刻板严肃风格,通过当时的“新媒体”广播,向民众传递新政的种种打算,这些讲话被形象地称作“炉边谈话”。罗斯福在12年的任期内一共进行了30次。这些“炉边谈话”有效地稳定了美国民众的情绪,整合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对于扭转萧条局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罗斯福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他的“炉边谈话”也成为凝聚民心的最经典案例。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与网友交流,被广大网友称为“掀开中国互联网历史崭新的一页”,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网民的首次“面对面”交流。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中国政府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倾听民情民意,纵论国家大事。温家宝说:“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愿意把这样的在线交流继续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处于困难的时期。”
胡锦涛、温家宝与网民的互动交流,也可称之为网络时代的“炉边谈话”。它不仅能使中南海的声音遍布网络,而且能使来自草根和底层的声音直达中南海高层。试想一下,如果领导人与网民之间的交流能够成为常态,那么,这种网络时代的“炉边谈话”无疑将会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网络问政——了解社情民意的“直通车”
进入新世纪以来,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网络媒体发展迅猛,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网民表示,需要信息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互联网上查找;已有76.3%的网民承认,重大新闻一般都是首先从互联网上看到。以传播新闻、提供咨询为主的网络媒体,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媒体。各种信息纷纷上网,人们可以及时了解更多信息,通过互联网发表个人见解、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众多大事都少不了网络的参与,各种信息的及时发布,各种渠道的沟通交流,使得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新闻源。从传播文化到交流沟通,从反映心声到参政议政,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互联网的“身影”。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显示,67.1%的公众认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的重要途径。而能否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向来是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有两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广州的一位医生网民提议的回应。“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宿舍对北大学子的肺腑之言。正是政府与人民之间这种看不见的联系,坚定着亿万网民通过网络参与国是的信心。
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官员的“触网之年”。互联网以其便利性和互动性,正日益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民意通道。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官员尝试“在线办公”,表明了他们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政治理念。网络进一步拓展了执政者把握民意的新渠道,开辟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途径,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它见证着执政者的政治自觉,见证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网络问政是否被重视,体现出领导干部是否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否善于从新生的信息交流渠道中捕捉民众智慧,倾听民意民声。领导干部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外,还要自觉养成上网这个“第五习惯”,既要“上网访民意”,又要“下网解民忧”,努力做到回复网民制度化,解决问题常态化。如果我们要使这种“网络问政”的风尚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一是要建立社情民意的网络资源库。畅通采集渠道,及时整理分析信息,以便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二是要建立网络发布平台。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需要以一定的信息为基础,对相关信息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平台应以党和政府网站设立的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栏目为主导、以商业网站为补充,同时还要发挥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三是建立网络交互平台,使之成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与普通党员、群众的交互平台。
网络监督——规范公务行为的“舆论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已经成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播媒体。互联网、手机的广泛运用普及,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空间,而且深刻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
中国3亿网民总人数和网络新闻使用率的大幅攀升,无可争议地体现出互联网的强大影响力。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显示: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三大重点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累计每天新闻更新超过2万条,日均新闻信息浏览量超过20亿次。
由于数字化、多媒体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快及媒体多样性、信息广泛性和受众选择的不断增强,网络媒体在传播方式上也表现出日趋多样化。它在给人们了解信息、学习知识、拓宽视野、丰富精神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还以其“点对群”、“群对群”的特点,显示出较强的群际传播能力,逐渐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一旦在网络上出现,便能迅速形成舆论焦点,引发社会关注,影响社会稳定。此外,网络媒体已发展成为社会组织动员的新手段,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正在从虚拟世界传导到现实世界,网民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生力量。
然而在我国,相比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仍然存在危机。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虚假新闻多。近年来的十大假新闻中包含有首发于网络的新闻。二是低俗现象严重。不少商业网站存在媚俗倾向,网页中充斥着大量低俗、暴力、色情信息,特别是在文化娱乐和体育新闻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三是不良广告、广告新闻多。四是恶意炒作的新闻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网站片面追求访问量和轰动效应,对新闻把关不严,一味求新求快,往往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就会把一些未经证实的新闻发布出去。
网络媒体的“两面性”,提醒我们在发挥其问政和监督积极作用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其存在的负面和消极影响。为此,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加强网络立法。网络信息传递的无序性和网民政治参与的非规范性,迫切需要网络立法加以规范。二是缩小数字鸿沟。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在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方面存在着差距,造成民主政治参与的不均衡。为此,必须抓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行普通服务政策,普及网络信息技术教育,以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创造机会均等的网络平台。同时,政府机构要进一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主流媒体要健全准确高效的新闻发布机制,在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中,及时向公众、向媒体通报新闻信息,尽可能做到公开、透明、翔实,“流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透明”。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政府和主流媒体报道滞后的被动局面,而且也给网络媒体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新闻源,有助于网络新闻信息的净化。
新世纪,新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从占领文化传播制高点和掌握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主导权的高度,把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引导力度,提高引导水平,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网络问政 篇4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问政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网络问政具有开放性、快捷性、使用者身份的隐蔽性、交流双方地位的相对平等性、力量的不可预测性等特点,成为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预防贪污、防治腐败的“好帮手”,改进工作、创新服务的“助推器”。同时,网络问政的载体、客体、主体、焦点等方面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从加强互联网的管理、提高网民素养、深化领导干部的认识、调高领导干部的能力等方面加以解决。
[关键词] 网络问政 党的建设 对策建议
当前,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我国民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新途径,也成为党政官员汇集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拉近官民距离、坚持群众路线的新方式。网络问政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出了新挑战,应当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
一、网络问政的现状、特点和意义
网络问政,就是政府通过互联网做宣传、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以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着互联网规模的迅猛扩大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网络问政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网络问政的发展现状
我国从1994年4月起进入互联网时代至今十五年,互联网发展速度惊人。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互联网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网民规模达到3.84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网民数量较2008年底增长8600万,年增长率为28.9%。
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信息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覆盖面之广、辐射力之强、渗透性之深,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已成为最大的中文和多语种新闻网站之一,每天页面访问量达1亿人次左右。新华网、央视网、中国政府网等网站也被国人和世界广泛关注。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目前的主流媒体,论坛、博客、微博、搜索、邮件、网游、BBS、聊天室等已经成为大众所认可和广泛使用的传播和表达途径。
互联网的应用和快速发展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已成为汇集舆情、畅通民意的重要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强网络问政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网络问政也成为党政官员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的有效方式,对推动我国民主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前不久,人民网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9%的网友对网络问政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期待。
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视,推动了网络问政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将“办公室”搬到了网上,开始与普通老百姓平等地以网民相称,并以民主、开放、自信、坦诚赢得了网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2003年12月23日,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回答了网民很多“尖锐问题”和“私人问题”,成为我国第一位与网民直接对话的省部级官员;2006年3月8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对话,是与网民直面交流的首位省委书记;2007年2月15日,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论坛实名发帖,网友称父母官近在咫尺;2008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邀网民“灌水”“拍砖”。
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问候网友并同网友在线交流。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了新气象。
在“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温家宝总理首次在两会前夕,2月28日下午3时,与网民在线交流,通过网络问政的方式,提振了人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在“经济最为复杂的”2010年,温总理“带着真心、真意、真情”,于2月27日再次与网民交流,并且与网民“勾指相约”,相约2011年。温总理如此重视网络民意并身体力行,使网络问政正在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另外,在前不久的地方“两会”上,安徽、湖南、广东等省,“网络问政”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1月25日发布的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
从地方官员到中央最高领导,中国官员越来越重视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并将其作为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可以预见,今后,网络问政将进一步推动我党执政能力提升,执政风格开放,加速我国民主政治进程。
(二)网络问政的特点
网络问政以其开放性、快捷性、使用者身份的隐蔽性、交流双方地位的相对平等性及力量的不可预测性等特点而具有重要意义,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加快服务性政府的建立,使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更加完善。
1.开放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一个IP地址,就拥有了公开表达言论的条件和权利。网络上,人人都有麦克风,不需要举手和允许就能发言。同时,那些来自民间的真实声音,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层层过滤,显现出最原始的社情民意。
2.快捷性。互联网实现了声音、文字、图像的即时传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是当今社会最便捷的传播方式,为网络问政搭建了新平台。
3.使用者身份的隐蔽性。网上匿名发言,起到了保护网民安全的作用,使人们更容易表达真实的想法。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架构下的沟通壁垒,避免了面对面的接触,减少了官员在民众心理的威压感,增强了网民问政的积极性。
4.交流双方地位的相对平等性。网络上,可以不考虑官民的分野、贫富的差距、地位的高低,让政府官员与老百姓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让问政于民处于一种良性的平等的氛围之下。这就能够极大地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
5.网络力量的不可预测性。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问政平台”,在电话中不敢投诉的问题,在网上就可以发帖举报;在电话中无法描述的问题,在网上就可以以图片的形式予以曝光。而这样的举报平台、问政平台、投诉平台,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惠州网络问政一年解决网民2.7万个问题,温州公款考察团的清单等揭示出显示了网络问政的巨大威力。当然,由于使用者自身受生活环境和活动范围的限制,拥有的信息不均衡,对文化、历史和国情的了解也各不相同,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异,其发布的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假性、欺骗性、破坏性,也应区别对待
(三)网络问政的意义
网络问政因其具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所不具有的显著特点和优越性,在群众和政府官员之间架起了一条“网上在线交流”的民智线、民意线、民生线,推动了中国网络民主政治不断走向成熟。
1.网络问政是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通过网络可以更直接、更广泛的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使很多问题更显性化、公开化,可以极大地拓展党和政府了解民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的渠道,促使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直接、更有效。
2.网络问政是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网民的意见和建议表达了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对于政府部门捕捉舆情信息、不断挖掘民智具有积极作用,极大丰富了政府的信息来源,是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富矿”。网络问政使领导者视野更宽广,头脑更清醒,思路更开阔,决策更科学。
3.网络问政是预防贪污、防治腐败的“好帮手”。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被曝光,到最后获刑,网络起了重要作用。网络举报可以使纪检部门快速获取举报信息,成为反腐利器。2009年6月和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开通当日均因访问量过大造成网络瘫痪,显现网民积极参与的热情。
4.网络问政是改进工作、创新服务的“助推器”。网络问政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是推动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创新服务方式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如政府网站的电子自助服务、“12345有事找政府”的服务系统、短信群发应急预警等网络工具的运用为政府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提供了新的途径,创造了新的空间。
二、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
网络问政为公民表达诉求、参与政治搭建了新平台,为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接受监督开辟了新途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对网络问政的载体互联网的监管、网民的素养、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能力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1.网络问政的载体――互联网的管理尚不完善。在网络环境中,信息容量具有无限性,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通过网络下载信息,从登陆到发布都由服务器自动完成,不用像传统媒体那样,发布信息要经过政府审核,政府也很难也不应该对网络上的每一条信息都进行过滤,于是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客观性就难以保证,一些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甚至是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害信息得以通过互联网而广为流传。
2.网络问政的客体――网民的素养尚待提高。互联网世界的虚拟特质,网络政治参与法制治理的失位,网络法律的缺失使得某些网民借网络问政的幌子将网络作为肆意妄为的平台,随意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更有甚者在网络上组织煽动网民危害国家安全。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借机煽动网民的不满情绪,操纵网民意志,副作用不可低估。
3.网络问政的主体――党政干部的能力亟需加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干部应该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网络已经成为传递信息重要载体的今天,有些党员干部仍然很少把网络信息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而很多民众已经走在了领导干部的前面,这显然是一种缺憾。党员干部面临着网络问政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第一,党员干部对网络问政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有人认为党联系群众的传统工作模式和方法非常有效,足以应对新形势下网络媒体带来的挑战,做好新时期党群工作无需开辟新的路径;有人认为网络媒体只是用来娱乐,花力气学习是浪费时间;也有人把网络媒体看作传声筒,不注重研究网络媒体给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
第二,党员干部自觉运用网络问政的责任意识有待强化。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的信息传播相互碰撞,使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难度加大。党和政府在舆论宣传中的地位遭受冲击。网络媒体既是信息传播工具,更是一块争夺异常激烈的思想舆论阵地。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特别是利用其网络优势,大肆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势必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影响和冲击,对我党一元化指导思想构成挑战。另外,网络媒体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信息的传递、交流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人们不再仅仅听从单方面的报道和解释。所以,在各种信息传播中,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说服群众,为民众所接受,发挥其教育引导群众功能的难度不断加大。
第三,党员干部自觉运用网络问政的能力有待加强。网络媒体传播的信息量极大,这些信息有的是真实有效的,有的是虚假甚至是恶意的,更有一些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媒体,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客观事实的反动言论,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混乱。而有的干部不重视媒体的建设性作用,不善于利用媒体开展工作,对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民主性知之不深,只是被动盲目地接受,不能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关键有用的东西;有的对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认识不够,对网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回应,导致群众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偏激情绪;有的不能正确引导舆情,对待网站信息简单地删、封、堵,甚至发现不良信息时,仍置若罔闻,任其发展,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和敏感性。
4.网络问政的焦点――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大量存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提高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引发了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现象时有发生,使群众产生仇官、仇富心理。人们很容易利用网络媒体提供的交流平台,寻求思想共鸣和信息支持,宣泄不满情绪,这就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做好群众教育疏导工作。但部分党员干部任然习惯于“高高再上”、“我说你听”的说教,不仅降低了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而且可能直接引发党群之间发生冲突。
三、促进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问政的作用不断增强。对此,必须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培育公民的自治精神和自律意识,深化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重要性的认识,提高领导干部网络问政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1.提高政府管理网络的能力,使网络问政依法进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一方面应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网络问政平台,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网络问政;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网络问政进行规范管理。第一,修改《互联网管理制度》,明确取消网络实名制,除非涉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保护网民采用虚名表达民意的权利,鼓励网民通过网络表达诉求、监督政府工作,未经法定程序,禁止采取任何手段非法追索网民IP地址等信息。第二,制定《政府网络公共服务条例》,明确要求保护公民行使网络问政权利,强制要求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通过网络问政,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促进地方政府主要官员通过网络问政方式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2.培育公民的自治精神和自律意识,使网络问政有序进行。
首先要培育公民的自治精神。网络社会作为一种自治性质的公共社会生活形态,必须形成一套自治规则,让广大网民接受、熟悉、运用和遵守,并自觉地在这一套规则之下共同运作。毋庸讳言,在发展初期,这些网络自治规则的建立,离不开政府引导,但更多是要依靠广大网民去探索、去发展、去规范。
其次是培育公民的自律意识。网络秩序的维系主要靠自治,自治规则的落实关键靠自律。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匿名性,能否自律就更加关系到网络民主的秩序、网络民主的发展和前途。作为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成员,广大网民在参与网络民主中要增强自律意识,诚信守法,自觉抵制和反对网络民主中的消极现象。只有千千万万网民自觉自律,网络民主才能健康有序。
3.深化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充分发挥网络问政的积极作用。
第一,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对于互联网的鉴别力,分清网络功能的主流和支流。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网民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不良影响。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一些敌意的、不健康的信息及其传播,直接威胁到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领导干部要学会辩证地分析互联网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加以引导,切忌采取一刀切、全盘否定和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应该采取正确对策,利用党报党刊新闻网站的资源,培养自己的主流媒体,改善宣传方式和手段,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来主导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第二,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对于互联网的包容力,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上的过激言论。对于网络上的过激言论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领导干部要以更大的包容性,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使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利益诉求能够通过互联网提供的表达渠道反映到决策层,这只会有利于社会局面的稳定。相反,缺乏这种包容性,反而易于使某些主流意识形态演化为“反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社会的紊乱。
第三,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网络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做社会的表率。网络监督是广大网民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对掌握一定社会公共权力者进行监督,这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的拓展。领导干部自觉、主动地接受网络监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领导干部一要正确认识网络监督,勇于接受网络监督,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置于网络的监督之下。二要开辟更多更畅通的网络监督渠道,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光明磊落的心态正视来自公民的网络监督。三要不断提高依法应对网络监督的能力。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范围更广、触角更深,不仅覆盖了工作的八小时内,还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对政府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干部既要认真倾听这些来自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更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端正作风,严肃纪律、提高自身修养,从思想作风、言行举止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使之符合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做群众的楷模、社会的表率。
4.培养领导干部的网络问政能力,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第一,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利用网络搜集和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党员干部要制定出正确的决策,关键是要能够听到百姓的真话、心里话,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这样才能把满足人民的需要当做自己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党中央强调要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意,而互联网则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庞大的网民群体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这使互联网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场,也成为领导干部搜集和把握民情民意的重要渠道。领导干部重视网络和网络民意,是自信的表现,是党员干部能力提高和作风改进的体现。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只有融进网络时代,使网络为我所用,才能紧跟时代、引领时代,成为一位合格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党员干部。
第二,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利用网络与各方面交流互动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一是实现角色转换,和谐地融入网络。网络是个大世界,任何人进入了网络,都会有大海中的一滴水的感觉。领导干部在网络互动中要实现从领导到普通网民的角色转换。在与民众的网络互动中,既从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以普通网民的身份进行对话交流;既体现网络言论平等性,又注意把握网络互动的引导力,在平等的网络互动中吸收营养,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二是借助网络搭建桥梁,直面群众。直面群众不仅是领导干部的一种胸怀,一种做人的境界,更是一种政治责任。领导干部上网,是在信息时代直接面向群众、联系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开辟了新的与群众沟通的渠道。三是整合网络互动信息,推动实践。上网了解情况属于认识世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得靠社会实践。领导干部利用互联网,一方面要整合信息资源,听民意、聚民智,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通过理性思考、科学决策,进一步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互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要把科学的决策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实实在在地推进各方面问题的解决。
网络问政 篇5
1.‚我的提案会及时发在我的博客上。‛2010年两会上，问及政协委员的提案，常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复。不少代表、委员都开设了博客，直接在网上亮晒自己的建议、提案，或者意见观点，有的甚至公开征集网友的点子建议。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王旭东教授所言，网络，正成为民意舆情集中的空间，因为这里开通着永不堵塞的民意直通车。
据一份权威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3.84亿，比2008年增长20%以上，互联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而一项网络调查更显示，超过七成的网友认同‚网络问政‛，认为这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网络问政‛推动民主政治充
满期待。
2009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断通过网络与网友在线交流，直接倾听民意。农业部、环保部、公安部等国家部委也纷纷在网站上开设留言板、邮箱、博客，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网络问政，渐成时
尚。
‚两会上我的不少建议、提案，都是通过网络征集到的，不少都是网友的好主意。‛全国人大代表朱永新这样坦言。王旭东委员更是认为，在未来‚经济转型‛、‚拉动内需‛、‚医改‛、‚教改‛等一系列宏观决策部署的落实中，网络必将成为各级领导层制订决策、了解基层民生的又一个好帮手。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上，‚我有问题问总理‛‚我对代表委员说‛等栏目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普通民众与代表委员的权利无异。网络问政，将成为常态，让我们都来习惯这一表达。
2.网络，无疑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民众呼声在网上聚集，百姓疾苦在网上晾晒。可以这么讲，互联网不折不扣地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留声机‛甚至是‚扩音器‛。通过网络，官员足不出户便能了解民生，无疑‚延伸了‛官员的耳朵和眼睛。这种‚零距离‛、‚全天候‛的方式，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民生问题来得更加快捷、更加原生态。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与‚2009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湖南行‛全体代表一起畅谈‚网事‛时介绍说，‚要通过互联网把最偏远的民生问题摆到最贴近的案头上来解决‛，高度重视互联网、积极利用互联网，使之成为各级官员与时俱进的新理念、执政为民的新风尚、推进工作的新平台。
3.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被广大网友尊称为‚中国第一网民‛。此举开创了‚网络问政‛的先河。2008年也被称为‚网络问政元年‛。
总书记与网民的首次在线交流，让‚网络问政‛这个原本还比较生疏的词语，变成网络热词，在全国上下掀起一片高潮。以浙江为例，2008年11月，浙江在线在全国率先推出‚省委领导系列访谈‛，10位省委常委分别做客直播室与网友直接对话，相关专题页面访问量达3757万人次，网民提问跟帖和留言达10118条。2008年至今，仅通过浙江在线与网民互动的浙江官员就达到60多位，并成为一种常态延续着。2010年伊始，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楼小东就走上网络，就网民关心的国土、房价等问题互动交流，拉开了新一年‚网络问政‛的序幕。
‚网络问政‛不仅在浙江遍地开花，全国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联通浙江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沈明才说，7年前，中国官方媒体通过网络开展‚您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以及‚我有问题问总理‛时，参与网民仅数千人；而2009年，仅一家网站的此类调查，就收到30余万张投票、4万余条留言。‚从屈指可数的数千人，到30余万张投票，这组数据足以看出‘网络问政’发展之迅速。‛沈明才说，前不久，安徽省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网络问政‛要求。
4.网民在热点事件中发挥积极效果的事例举不胜举。从‚躲猫猫‛事件到‚邓玉娇‛事件，再到‚钓鱼执法‛事件……网民的力量不可小觑。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有近三成是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
有着10多年上网经验的齐奇，对网络在热点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有感触。他说，兰溪法院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的事情，最早就是由网
友发现并举报的。
‚这体现了网友对法院工作的监督，行使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是个好事情。‛齐奇说，一直以来，法院对很多群众来说感觉非常神秘，基本上只能从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情况，更多的是道听途说，其中既有符合实际的情况，也有很多误解或者不完全的信息。而通过‚网络问政‛零距离地跟网友交流后，人民群众不仅更加了解法院了，而且更加支持和理解
法院的工作。
5.虽然当前网络问政方兴未艾，但对于网络民意的敷衍、懈怠仍然存在于部分政府部门中。据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公布的对43个省会城市和较大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情况的调研结果，政府网站作为地方政府公开信息的渠道，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是长期打不开；要么是只重形式不重内容，更新非常不及时；要么是寻找信息非常困难，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经常是花费大量时间后仍是一无所获。
而且，现在很多官员对于网络民意在心里仍比较抵触，面对网民‚问事于政府‛，诸如‚已阅‛这样的答复常常让网民无所适从。他们对网络民意的反应是被动的，也就是当一件事在网络上已经议论得沸沸扬扬，相关政府部门的反应才姗姗来迟，这就有一种被网络推着走的意味。因此，网络问政应该突出主动性，主动了解网络民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正如温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所言，我们现在有4亿多网民，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且包含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当网络民意愈来愈被政府重视时，如何让网络问政成为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就成了重要的问题。
网络问政无疑很‚好看‛，体现了政府在网络时代的与时俱进，但如果让其有丰富的内容而变得‚好吃‛，真正成为政府与民意良性互动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工程，就需要着眼于制度建设，开辟民意表达的制度通道。没有制度的推动，网络问政有可能成为‚一阵风‛，只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热度特别高，而一旦过去，也就迅速降温。同时，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网络问政也有可能成为因人成事的现象，随着某一位领导的更换而变得不稳定。显然，从重视到倚重，网络问政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6.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谈道，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是信息的开放，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是欺骗和奴役的基础。在互联网政治时代，信息的被控制较之过去变得更加不易，成本更高。网络所带来的信息公开化与阳光化，对信息垄断具有天然的颠覆作用，是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动力。网络的出现，加快了中国迈向开放社会的转型速度。
麦克卢汉曾经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当网络参与政治之后，它将更便捷地推动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在2010年的‚两会‛中我们看到，网络使得公众与代表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更方便了内容上的传达与参与。〖=2〗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只是嵌入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网络舆论不能代替正常的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的是常态的制度化的治理，我们不能把解决社会矛盾冲突过多地寄希望于在网上闹成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络到更高层的领导。
对于‚两会‛代表而言，偶然地从网络获取某个民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参与的制度衔接，网络问政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政治，就此而言，且不说网络问政，即使现实中的政治参与，也亟待制度性的保障。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参与监督。确保网络问政中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回应，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7.网络具有不具名、上网的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意见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同时也是网络问政需要解决好的问题——网络问政如何防止形式化、表面化和作秀。现在来看，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既然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很好的表达民意的方式，政府就应该把它制度化，落实到一些具体的部门当中去。
比如说如何将这些网络上分散的信息进行收集，进行分类，然后再细化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而且还急需解决怎么去回复网民、这件事情如何处理的问题。处理的过程结果都需要公布给网民，而有了这样的机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能否在政府网上建立一个常规的渠道，而不是再像网民发帖子这样东一句西
一句。
8.尽管网络已成为中国网民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然而，仍有一些官员对于在网络舆论监督下执政‚非常不适应‛，对网友意见充耳不闻，以致‚网络问政‛平台成了摆设；也有一些省市、厅局网络问政工作开展得不均衡，县级政府开展得更少，有的不是缺少网络问政的平台，就是缺少实质内容，缺少交流互动的更是普遍现象。网民通过‚网络问政‛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如何防止表面化、形式化、作秀，从而把‚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需要有关部门
拿出诚意与勇气。
9.网民通过‚广东省网络问政平台‛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及当事人通过‚网上信访‛反映的诉求，经筛选后由广东省委办公厅交给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办理，限期3个月办结。这项从2009年7月开始实施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推动广东有关党政部门‚施政‛的有效力量。
由广东省委办公厅组织召开的第三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暨网上信访事项交办会上，广州市委、广东省民政厅等14个单位分别承办了20个问题和事项，涉及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综合治理、维护合法权益、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等5个方面。其中，包括广州东圃镇石溪村‚黑诊所‛泛滥等7个网友集中反映的问题，以及韶关一些工厂经常夜间排放刺激性污染气体影响附近居民身体健康等13个网
上信访事项。
据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介绍，这些交办事项要在３个月内办结或作出说明，并将办理情况书面上报省委办公厅。2009年7月，广东省委办公厅召开第一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交办了网友强烈反映的17个问题，目前均已得到解决或答复；2009年9月，又召开了第二次‚交办会‛，交办了20个问题，目前已有18个办结，剩余的2个问题正在办理之中。每次‚交办会‛均召集全部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并在网上进行全程图文直播，以接受网
友的监督。
据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处通过建立在相关网站上的‚网络问政平台‛等收集网友意见，经筛选后进行交办，并对交办事项进行跟进，在网上发帖将处理情况告知网友。
广东省信访局则于2009年7月建立了网上信访频道，并增设了网上信访办理处。网上信访量由初期的每月500多件，上升到目前的每月1200多件。2009年，广东省信访局共受理网上信访事项12938件，占该局信访总量的20％；共交办网上信访事项3139件，其中2305件办结，办结率为73％，739件的办理情况和结果在网上公开。
10.互联网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社情民意渠道和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载体，要使‚网络问政‛真正成为联系群众的新方式，要使‚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应成立处理网络意见的专门办公室，各政府门户网站特别是县级网站，应开辟专门的栏目，同时推广网络发言人制度；二是各级党政领导应定期上网倾听网民意见，定期举办网络意见办公会，为广大网民建言献策提供更多的渠道，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良性互动；三是建立网友留言办理反馈等制度，让网友意识到自己的意见、看法得到落实、回馈。
实施‚网络问政‛，是落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改进政府工作、创新政府服务的时代要求。网络问政，要真正重视网意，关注网意，把网络当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解决民忧的重要平台，不能搞形式主义，政府应通过网络‚问政‛、‚问事‛的制度化建设，确保问题答复的时效性和政府自身的公信度。因为及时发现问题，措施得力，不仅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化解了矛盾，理顺了情绪，还维护了稳定，促进了和谐，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浅析微博问政 篇6
学
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专
业 行政管理专业
学
号
sx1210034
姓
名
王瑾
指导教师
作为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类型，微博（micro-blog）已成为继新闻网站、论坛、博客之后，网络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仅用一年多时间，中国微博用户数已突破两亿，占总人口近六分之一。当前，微博正以迅猛速度发展成为主流的网络媒体，并成为推动突然事件、公共议题乃至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四大考验”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2011年7月指出，党员干部要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党历来对党群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今天同样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法宝和依靠。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汇聚无数精英与草根，正是信息时代贯彻群众路线不可回避也必须争取的重要阵地；一大批政务微博闯入互联网舆论海洋弄潮破浪，正是新时期群众路线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
此外，“微博问政”已成热点和趋势。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官员开设微博，将其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为民服务的平台、了解民意的方式和官民互动的空间。由此，政府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政府机构的服务性、部分官员的影响力都得以大大提升，微博在推动信息公开、促进民意表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伴随政务微博的兴起和发展，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亦逐步显现。如，如何预防和管控可能带来的风险，如何处理好政府网站与政务微博之间的关系，如何避免其异化成政务工作平台，如何理性应对一些非理性的网络舆论和社会情绪„„这些都成为政务微博能否积极、健康、有序发展的考验。
一、微博时代方兴未艾
微博(MicroBlog)，即微型博客，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传播和分享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络、移动终端等组建虚拟社区。微博之所以在网络社会兴起，并成为继网站、空间、博客之后的互联网络新趋势，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
1.便捷性。无论何地、无论何时，只要有手机和电脑网络，发布者都可以完成即时发布，这也是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显著所在，微博可以随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随时跟进，带有很强的“临场感”；另外每条微博有140字符的限制，就像手机短信一样，通常由一段甚至一句话组成，最言简意赅的发布最新鲜的消息和评论。
2.交互性。用户不用主动访问就可以收听到信息，发布者和阅读评论者可以双向以及多向交流，而其转发功能使微博的互动性更突出，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层次和时间，另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诸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微博的覆盖率。
3.草根性。从政府机关到企业单位、从明星专家到普通民众，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微博，而且无需加对方好友，只要关注对方，成为对方的听众就可以接受到来自对方的信息，而且微博信息大多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所感所悟，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具有很强的原创性。
从微博的发展看，具有如下的一些表现特性： 一是方便易用。只要会用手机，就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或以只言片语或以随手拍摄的图片形式发送到个人微博上，这种简单的发布方式大大降低了网民使用微博的门槛，使得微博迅速普及。
二是信息来源多样性，网上互动即时性。微博信息的发布具备4 A n y 特性（Anytime、Anywhere、Anyway、Anyone），随时随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微博往往可以占据信息发布的制高点。在微博上发布一条信息，短时间内就会有用户通过转发和评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参与话题讨论，这可称为“秒互动”，大大超越了互联网既有的以B B S为代表的互动模式。
三是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微博信息的发布几乎是瞬间完成的，更由于关注和被关注的关系，微博信息的传播范围呈现几何级的倍增，信息被转发的次数越多，传播的范围就越广。
微博或深或浅地影响着千百万人的思维、表达和行动方式，不但是公众意见汇集和发散的枢纽，而且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便捷途径。往往一个话题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转发、评论，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进而引起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强烈的关注有时会极大地影响社会行为。
首先，微博对主流媒体的影响甚至替代作用日渐显现。微博的出现一方面使得草根阶层的意见得到了真正表达和广泛传播的机会，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为避免信息传播的滞后和被动，也纷纷开始将微博作为重要的平台和工具，同时，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已意识到微博的力量，也开始利用微博发出权威的声音，并试图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微博正逐步地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之一。
其次，促进了网络话语权的平等化。微博使得现实社会中不具有实际话语权的草根平民拥有了和社会精英同一话语平台，并且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信息，成为微博上重要的信息源，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还有，微博促进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发展。这种组织极为快速且成本低廉，带有强烈的互联网特征。
四是由于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其准确性、可靠性不够。做为新兴的传播和交互工具，微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首先，由于微博信息发布的即时性，也带来了甚至是严重的不可靠性。微博的信息传播可以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利器”，也可能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其次，微博在带来信息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信息容易泛滥失控。再者，微博表达的自由性与监管过滤的艰难性并存，其便利性与即时性本身就预示着对其管理的困难。
二、“微博问政”的作用 1.问计为民。2010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这次会议上，微博成了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广泛征集民情的最主要工具。“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何水法在新浪网发出第一条“两会微博”，3天收到群众建议近万条。微博相当于开通了一个全天候的民意通道，让委员能够更清晰、准确地抓住提案重点，为民说话，为民服务。
2.新闻发布的渠道。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自3月1日起在新浪网开通“新华视点两会微博”，上会记者为广大网民记录报道两会上的精彩点滴。羊城晚报与新浪网、金羊网合作推出“两会微博”，同时开辟“微博版”，短短6天时间，超过1.3万名网友关注并发表数百条评论。继“网络论坛”、“博客”之后，微博俨然成为 “两会”报道的新贵。此前，2009年11月21日，针对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群体性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除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外，还开设了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简要说明。作为政府新闻办公室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的微博平台，“微博云南”无疑是全国省级政府第一个应用微博开展新闻发布的。
3.宣传政策法规。2010年3月31日，在第19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之际，晋中国税局与晋中移动分公司联合开通了全国第一家以宣传税收、普及税法为主旨的全新、互动、权威、及时、移动的税收服务平台——微博税网。依靠这一平台，群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税收法规动态、反馈意见和建议、咨询政策与反映问题，形成了现代化的税务活动新模式。
三、“微博问政”的优势
1.听取群众呼声更便捷。微博是一个新鲜事物，它之所受到“两会”代表委员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能使人们与博主的沟通交流更加便利。微博可以实现手机和网络的互动，而手机现在已经非常普及，所以通过微博与人们沟通就非常便捷。全国政协委员巩汉林表示，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最早并不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而是通过网络披露，才引起媒体的重视，得到公开的报道；一些最基本的公众诉求通过网络浮出水面，政府才能了解到这些诉求。微博成了代表委员和广大群众“交心”的一个新渠道。同时，微博简明扼要、直奔主题的文风也与简洁的会风高度契合。通过网络，任何网民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得人人都拥有了话语权，在民情民意的表达和收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微博的流行，调动了百姓参与公共事务、共商国是的积极性。目前，中国网民人数已接近4亿，网民的声音代表着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反映的问题也汇集了民间智慧。
2.开辟了政府发布信息的新通道。微博改变了网民的说话方式，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对于政府来说，这一举动不仅有益于政府政策的公开、透明，更增加了一条政府处理紧急事件的信息公开通道，同时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生活在信息时代，政府通过微博这样的信息公开方式，可以及时提供准确客观的重要信息。例如，在昆明市螺蛳湾商户聚集事件中，当天在网络上并没有出现以往群体性事件中曾经有过的种种谣言，也没有即刻形成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潮。“微博云南”及时发布的111个字的信息，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政府改变了先处置事态、后发布消息的习惯性套路，边做边说，变被动为主动，跑在了流言前面。
3.可以与其他表达形式相辅相成。对于民意互动，不可指望通过某一种形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未来新媒体传播技术如何迅捷，微博、博客都取代不了代表的提案，更取代不了小组发言，再先进的电话会议技术都取代不了每年一次的“面对面”的“两会”。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实现各种表达渠道与表达形式的相辅相成。与传统媒体一样，任何新媒体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同媒体之间的互补应该是解决之道。
四、“微博问政”的发展对策 对于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不少学者一直持怀疑态度：到底微博与政府合作能走多远，前景如何？笔者认为，只有采取以下对策，解决有关问题，“微博问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1.解决网络问政机制问题。近几年，网络问政在广东省蔚然成风，从省委书记、省长《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到惠州市委书记开个人微博，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渠道听民意、汇民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探索，但大多数官方微博在网民的一时兴奋之后都落于沉寂。原因是什么？有人归纳为“先天诚意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微博只是形式，是技术手段，政府部门开辟官方微博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形成一个良好的网络问政机制。有的网民对广州公安的官方微博只可浏览信息、关闭评论功能提出质疑：“官方微博缺乏网络问政的起码常识和诚意，即使开了官方微博，如果最终沦为作秀，也只会让网民加深对政府部门的某种偏见。”如果没有与网民的互动和对网络民意的回复、督办等，官方微博的形式意义将大于实质功能。
2.抢占政治传播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制高点。微博的兴起以及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告诉我们，一定要站在维护国家虚拟空间安全的高度重视微博的政治传播和思想塑造功能。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演进到微博，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见证了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也意味着政治传播、意识形态建构的目标群体越来越庞大，领域越来越广阔，方式越来越灵活，渗透越来越深入，管控越来越困难，影响越来越深远，因循守旧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方式已经很难跟上信息时代和新媒体更新换代的步伐，只有高度重视、积极研究以微博为代表的新传媒，才能抢占政治传播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制高点。因此，客观理性、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研究微博，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
3.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促进言论自由。从博客到微博，传播效果上的进展可圈可点。但我们不能忽视，技术永远只意味着手段上的变化和进步，尤其是在“微博问政”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把技术看得太伟大。之所以会出现“两会”期间“微博问政热”的现象，是与我国社会当下日益宽松、自由的民主氛围密不可分的。所以，当“微博问政”呈现出一个较好的势头后，我们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更应该思考如何为进一步促进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增进代表委员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提供必要的、更为常态化的制度保障。这才是“微博问政”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
4.兴利除弊，科学引导规范。微博的兴起是以不破坏社会政治秩序为基础的，在微博面前，我们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遭遇空前挑战。微博是一种现代化的工具，虽然存在触碰政策底线的问题，但不能简单地限制它，而应该科学地引导它。对于微博这种新兴媒介，以堵为主的把关方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有限，国家和政府应贯彻以疏为主、引导优先的把关策略，建立一套科学体制，此乃当务之急。目前，我国网络传播立法建设远远滞后于网络传播本身的发展速度，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立法发展程度。有专家认为，应该对微博的现状和特点进行系统调查，出台一些更加符合实际的法律法规。虽然建立有效的内容监管体系确实有难度，但如果个人、微博推广商以及国家的监管部门做好相应的自律和监管工作，兴利除弊，微博完全可以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
问政节目贵在连心 篇7
一、创新工作模式
问政节目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多重挑战, 一些职能部门不作为、推诿、应付等, 使舆论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这是“惧怕负面新闻”、“想说又不敢说”等观念作祟。以舆论引导为指导思想, 《连心桥》转变工作思路, 创新监督模式, 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了一条电视问政节目的新路子。
1. 变被动为主动。
职能部门对问政节目“曝光”和“负面新闻”的“错觉”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有些部门对节目有盲目的反感情绪, 使“连心”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为了让职能部门走出对节目认知的误区, 栏目调整思路, 打破舆论监督中对职能部门单方面追问和问责的固有模式, 让他们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不敢说”到“主动说”。节目通过结合新闻报道内容, 开设访谈、专题等方式, 让相关部门进行政策权威解读或发布与民生相关的政务信息, 积极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以《太仓南丁园小区违建群组污水乱排》报道为例, 王先生反映自家屋后有条污水沟, 居民都把生活污水排到里面, 环境脏乱差, 天气越来越热, 刺鼻的味道到处散发, 无人问津。记者到了现场, 联系到相关部门, 原来事情另有隐情。多年以前, 这个小区的污水管道已经改造, 不存在明沟排放和堵塞情况, 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那条污水沟, 全是违章建筑惹的祸。南丁园社区是城中村, 以自建房居多, 不少居民就在自家门前屋后搭了很多小房子, 明沟里面的污水正是违建房屋出租后所排出的生活污水。社区人员也曾劝说过居民, 可在利益驱使下根本没人配合, 刚疏通又堵上, 社区人员也很头疼。经过记者协调后, 社区人员再次进行了疏通。针对这条新闻, 节目邀请社区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与违建居民进行沟通。节目播出后, 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普及违建法律知识, 有关部门主动联合栏目走进社区进行宣传, 让居民认识到违章搭建的危害, 并就如何根本解决问题进行协调。
类似案例还很多, 原本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有关部门不作为, 通过栏目的深入挖掘, 真实呈现新闻背后的真相, 让误会化解的同时, 为相关部门赢得了主动权, 为百姓和政府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2. 明察暗访齐上阵。
一方面, 在日常节目中, 了解机关部门工作服务情况;另一方面, 栏目主动策划暗访行动。“百姓口碑榜”等活动, 针对各个职能部门办事窗口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工作效能等方面, 通过跟随普通市民走进机关部门, 亲身体验办事过程, 随机采访办事百姓, 询问满意度等方式, 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以2013年“百姓口碑榜”为例。在各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记者跟随市民挂号看病、领取住房公积金、办理房产证, 体验验车上牌、办理户籍、乘坐公交等, 将现场通过暗访形式全程记录, 结合百姓口碑, 在栏目中播出, 起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一些部门将节目当作学习的教材。这样的监督形式, 能够更好地督促机关单位的作风建设。
3. 完善监督考核机制。
栏目所拍摄的每个办件都将进入纪委监督流程, 受理、转办、承办、反馈、督办、考核等各环节的工作程序都将一一追踪呈现, 太仓广电总台三环节把关, 市纪委效能办终审节目。对于一些暂时不能解决、较为敏感的社会矛盾现象, 《连心桥》设置“内参库”, 节目制作后, 不播出, 交纪委或者宣传部备存。
二、创新多元化平台, 拓展节目发展空间
许多电视问政节目创新意识不高, 存在模式固定、节目框架结构单一、缺乏亮点等问题。《连心桥》以多元化模式为突破口, 重点了解和分析节目所面向的群体的特点, 结合太仓实际情况, 将问政和民生新闻相结合, 打破提前收集信息、邀请部门上线、现场进行问答的传统方式, 通过新闻事件连接政府和百姓, 缩短周期, 提高效率, 加强针对性, 时效性强, 将问政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1. 渠道多元化。
一是开设热线电话, 24小时开机接听群众热线, 有问必答, 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二是与12345便民服务热线对接, 了解市民最新、最热反映问题, 通过信息平台寻找新闻线索;三是在微信平台建立连心桥账号, 设置了在线收听、在线投诉等通道, 广泛征集问题, 全天候受理群众咨询投诉。进一步满足群众诉求需求, 拓展投诉受理空间, 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四是通过户外宣传、《连心桥》社区行、节目宣传片、公益广告等方式提升节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树立品牌形象。
2. 编排多元化。
栏目开设“连心现场”、“连心追踪”、“热点关注”三大板块, 每周五进行一周内容回顾。对于一些部门的政策解答和回复用游动字幕展示, 或者主动致电再次回访。栏目将关注的信息如教育、医疗、环境和社保等, 进行统计、归类、整合, 按时效性、关注度进行合理播出安排。
3. 关注多元化。
深入百姓日常生活, 积极关注国内重大事件和政策的出台。关注弱势人群, 通过媒体平台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帮助残疾人不出门购买年货”活动。
4. 合作多元化。
记者深入一线采访紧跟事件进度, 直到事情落实解决。对于一些短期解决不了的, 或者职能部门不配合的情况, 节目组转交给市纪委进行督办, 定期与市纪委举行交流座谈会, 将监督情况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内容。
三、延伸“连心”效应, 打造社会广泛影响力
1. 主动深入基层一线。
线下互动是保障公众舆论监督的主要沟通手段。受到城市承载量小, 栏目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栏目将传统的大型“政风行风”户外行的做法, 改为适合自身特点的“连心记者行”, 通过部门访谈、走进社区、企业, 传递政府声音, 倾听百姓诉求, 不断拓展节目受众群, 强化延伸影响力。
2. 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连心桥》栏目积极树立自身和机关、企业良好社会形象, 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举办公益活动, 带动企业、各部门单位参与社会服务。2013年夏天, 高温酷暑, 栏目重点关注高温下的从业人员, 策划“送清凉”活动, 慰问一线环卫工人、交警、城管队员、建筑工人;中秋时节, 策划“迎中秋”活动, 联合企业, 关注孤寡老人, 将温暖送到他们的手中。“有问题、找连心桥”, 已成为娄城百姓的一句口头禅;“通过节目, 找问题”, 已经成各部门勤政廉政的“穿衣镜”。
代表、委员问政感言 篇8
□ 冯培恩（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院长，本刊编委）
连任全国政协常委已进入第11个年头，从我手上产生的提案、发言和信息约80多件，大部分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并见到成效。身历过去的10年，我感悟良多。
2006年全国“两会”的一次联组会上，我关于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发言受到吴邦国委员长的重视和委员的欢迎，接着被临时通知作大会口头发言，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3月4日，我在胡锦涛总书记出席的联组会上，作了题为“加大节约型政府的建设力度刻不容缓”的发言，直陈政府近20年来行政成本过快增长，列举政府存在的各种浪费现象，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改进建议，赢得委员们的支持和认同。次日，新华社两位记者找到我，说总书记非常重视这一发言，让他们来核实发言中的事实材料。第四天，总书记在人大的一个分组会上要求各级干部树立节俭意识。一些陌生人和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来电子邮件，感谢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难以忘怀的经历使我感到：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带有倾向性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建诤言、献良策是政协委员的首要职责。
2007年“两会”前，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突然给我发电子邮件，诉说他因是乙肝病原携带者而在求职生涯中遭遇多方歧视，请求我在“两会”上建议政府制订《乙肝病原携带者权益保护条例》。此前，真没有想到，我国乙肝病原携带者竟是一个人数超过1.2亿的庞大弱势群体。我连续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提出建议，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政府的重视。2000年8月，我受舟山九三社员之托向全国政协发出一组信息，要求中央关注当地25万渔民的生计问题，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协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此外，我积极参加了对原中央部属研究院所转制后离退休职工、国企退休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土地征用中的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生存情况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调研，为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呼吁和献策，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这些激动人心的努力争取使我明白：关注民生，尤其关注社会公平，为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鼓与呼，是政协委员应尽的义务。
九三学社是以科技教育界人士为主体的参政党，因此我的参政议政始终以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为重点，这方面的几十篇提案和发言材料中的许多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回想起来有“说了没白说”的欣慰感。发挥界别特色和优势，促进所在领域的科学发展，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要把握的重点。
每年“两会”期间，坐车来回于会场和驻点之间的路上，望着窗外那些不辞辛苦的治安工作人员，那些因我们通行而等待的车辆，我都会想：这几天有多少人在为我们默默服务，有多少人为保证“两会”而出行不便，一次“两会”要花多少钱。由此我感觉到一种压力和动力，鞭策自己不能白花国家的钱，要多做实事，对纳税人有所交代。
书生情怀 理性问政
□ 朱永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2003～2007年，我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在全国政协五年的经验，决不像有些人说的：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被新闻媒体称为“撰写教育提案最多的全国政协委员”。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2004年我就提出了《在西部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提案》。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宣布，从当年春季学期开始，对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约1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全面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2005年，我又提出在全国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从2008年秋季开始，全国城乡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再如2004年我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停止“名校办民校”的政策的提案》。在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中，国家已经明确叫停了名校办民校。
再如高校负债的问题。2006年、2007年，我相继提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大学建设新校区的提案》、《关于尽快解决高校巨额贷款负债问题的提案》。国家对此高度重视，教育部在给我的提案回复中，也已经同意我提出的对于负债严重、无力偿还贷款的学校，采取“债（贷）转股”形式建立新型股份制高校的建议。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谁还能够说政协委员是“说了也白说”？
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如何在政协的平台上发挥作用，如何把政协委员的职责与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总结了以下三点经验：
第一，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最近五年，我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生导师，也是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我从实践中寻找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探讨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并形成提案递交全国政协。
第二，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结合起来。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不能不顾国情，如果只是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就会误国误民。我出生于教师家庭，从本科读到博士，从中国读到日本，漫长的学术生涯塑造了我“知识报国”的书生情怀。最近五年我在全国政协平台上目睹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提醒我，抒发报国情怀，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不能背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只有将书生情怀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将中国实际和国外经验结合起来，将提案的及时性和建议的可行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职责。我在撰写提案时，总是要考虑法律上是否允许，经济上是否合理，政治上能否广为各界所接受，进度上能否张弛有度易于控制。
第三，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和百姓生活结合起来。不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就不可能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五年来，我不间歇地在我创立的“教育在线”网站上和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一起撰写网络随笔，常有陌生的边远贫穷地区的教师拨打我的手机。带着一双政协委员的耳朵和他们交流，带着一双政协委员的眼睛考察贫困地区的教育，对我的参政议政有很大帮助。每年“两会”前夕，我都要在“教育在线”上征集意见和建议，我的有些提案就是直接来自于网友的建议。
2008年，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不再任全国政协常委。我要感谢政协这个舞台，让我学了许多，懂了许多。我也建议全国政协能加强对委员提案工作的统筹协调，可以把提案进行分类，就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组织相同或相关提案的提出者进行研讨甚至共同调研，对提案进行整合，这既有利于对所提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也有利于减轻提案办理部门的负担，集中精力切实解决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
靶要準，心要诚
□ 叶廷芳（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政协委员，但1998年初，报纸上公布的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居然有我。当时有位很有名望的老朋友打电话嘱咐我：“廷芳啊，共产党对你不薄呀，你以后在政协发言要记住这点呀！”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至诚，但我不完全认同他的嘱咐：一个人如果只根据人家对你的“厚”、“薄”来说话，未免有点渺小。我是个学者，只凭良知说话，说实话、真话，一切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出发。
在我心目中，政协应该是“群言堂”，而不是“神仙会”，更不是政治装饰品。每年“两会”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希望代表、委员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表达人民的心声，切实建言献策，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贡献智慧。
“假大空”的恶习在我国是有深厚土壤的，它曾经给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可惜“假大空”依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讲实话是一个公民的基本品格，更是政协委员的起码准则。不讲实话不仅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自我尊严的亵渎。所谓“实话”一般都是指带有批评内容的，或者涉及“敏感问题”的话，在底下经常议论纷纷，到会上却鸦雀无声，无非是怕说出来得罪人。这方面需要双方互动，听者要胸怀豁达，从善如流；言者则应不带私心，诚心诚意。2006年我在社科联组会上趁某位领导在场，批评了一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足。当时政协信息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马上叫我把发言稿给她并往上报送，因为“现在这样尖锐而中肯的发言很少”。我把这点经验概括为“靶要准，心要诚”。所谓“靶要准”即你讲的内容要真实，要有根有据，经得起推敲，再加上你不是为了出怨气、发牢骚，这样自然会产生“掷地有声”的效果。
政协委员发表的言论，不管是褒是贬，只要是从事实出发的，都应该予以尊重，并作为决策的参考。扩大一点说，言论自由是“天赋的权利”，这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也是现代社会普遍的共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真理在初始阶段往往以“异端”的面貌出现。为政者必须高瞻远瞩，宽容待之。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相信这还只是开始。
倾“聽”人民的呼声
□ 吴青（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作家冰心之女）
人大代表就是要为民代言，不能光想着“策略”，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要不要和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人大代表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还要取得人民的支持。
我觉得宪法应该天天用，人人用。我从1984年起就用宪法维护民众的权利，在我的客厅里挂着一个“听”字：繁体字的“聽”，一边是一个耳朵，一边是一个道德的“德”字——只有倾听人民的声音才能代表人民。比如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我就引用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不断地让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校长和官员见面，让官员知道自己的职责，改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另外，如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城市居民的房屋产权等问题也可以在宪法里找到解决的依据。
人大代表的产生应更能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选举方式上，公民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应和党派提名的候选人享有同等的权利。现在官员代表太多了，农民、工人和农民工的代表太少了，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要保障人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位，使之在宪法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人大要通过一些工作具体落实宪法，例如关注由于地域、身份差异带来的公民权利不平等的情况。
重大决策要有听证和问责等制度。另外人大开会的程序和议程最好能事先让代表知道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从1984年起就根据《宪法》第七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而设立选民接待日，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我一直很想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公民解决问题。有时反映问题、监督政府是比较难的。但这么多年下来我没有灰心和无奈，因为我知道中国有悠久的人治传统，我是走在一条“长征”的路上。现在很多事情有了积极的变化，我对未来有信心。
委员的第一要务是反映社情民意
□ 孟浩（第十届广东省政协常委）
当一個好的政协委员不只是在“两会”期间开开会写写提案而已。“两会”之外委员如何履行职责还缺乏制度、经费方面的保障。另外，一些委员本身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则往往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把精力投入到反映社情民意、履行委员职能方面。我希望能有一些专职委员，通过他们的专门工作，成为下情上达的又一渠道。最重要的一点，专职委员在履行职责方面可以相对独立和超脱，少了可能来自于本单位的压力和限制。当然，这些专职委员如何产生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某些地方的委员并不能很好反映民意。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政协组织在选择专职委员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社会各界、四面八方发现哪些人是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在政治、待遇等方面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之免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怎样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我觉得要有正义感和责任心；要有政治眼光，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有文字功底，写议案既要把问题说清，又要善于归纳总结；要有经济头脑，政治经济的结合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要有联系社会的能力，上下左右广交朋友，广泛收集信息和民意，这样，才能博采众长，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