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社区信

诉讼社区信（精选5篇）

诉讼社区信 篇1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你院受理的张三诉李四一案，原告张三（女，198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住址：*************）系我社区居民。应该当事人的请求，我社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推荐王五（男，198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住址：******************）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此致

敬礼！

推荐单位：****************

20 年 月 日

诉讼社区信 篇2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龙新社康中心及龙新社区户籍儿童、已管理的慢非病(高血压、糖尿病)常住居民。

1.2方法:

在新开业的龙新社康中心,对社区常住居民进行摸底、建档的同时,根据自愿的原则,建立飞信联系(儿童保健群、高血压管理群、糖尿病管理群),并进行第一次健康素养调查(儿童保健群调查监护人)。建立健康教育电子文库,采用群发短信、电子信件和同步聊天等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季节进行健康教育工作,并根据反馈的不同需求选择健康教育的内容。一年后再进行第二次健康素养调查,并对两次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作为评价健康教育效果的依据。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成组配对T检验的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龙新社区户籍居民共1270人,其中6岁以下儿童74人,经过沟通有41位儿童的监护人愿意加入飞信儿童保健群,参与率55.45%;已管理高血压病常住居民376人,共有143人愿意加入飞信高血压管理群,参与率38.03%;已管理糖尿病常住居民115人,共有34人愿意加入飞信糖尿病管理群,参与率29.56%。

2.2建立健康教育电子文库,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短文不少于30篇。一年内群发飞信20次以上,群聊的次数未做统计。

2.3两次健康素养调查结果见附表。

3.讨论

3.1健康教育是社康中心11项公共卫生工作之一,既是一项独立的服务内容,又是开展其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引领并贯穿于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全过程。社康中心是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一[1],目前虽然有一些成熟的健康教育模式,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探讨新的健康教育模式特别是利用现代的通信平台进行健康教育,对促进社区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着重大意义。

3.2飞信是中国移动推出的“综合通信服务”,实现互联网和移动网间的无缝通信服务。飞信不但可以免费从PC给手机发短信,而且不受任何限制,能够随时随地与好友开始语聊,并享受超低语聊资费。利用飞信平台对特定人群进行健康教育活动,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3,4],但针对社区居民群体的健康教育活动尚未见报道。

3.3本项研究发现,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于加入飞信群的意愿不强烈,普遍表现出缺乏安全感,担心受到经常性的骚扰,这与目前不断受到“贷款、卖房”的电话、信息骚扰有关。在进行深入的沟通后,只有38%的高血压患者及30%左右的糖尿病患者愿意加入飞信群,不过有超过一半的儿童家长愿意加入飞信群,接受健康指导,提示家长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视,大多数家长渴望掌握更多正确的育儿知识。由于老年人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水平及文化水平不均衡,因此最后未对老年人进行建群研究。

3.4对社区居民第一次健康素养调查的平均得分为78.2分,接近《2014年深圳市

社区健康服务整体管理评估指标体系》的标准水平(标准为80分)。利用飞信平台进行一年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后,参与研究的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显著提高,平均得分为95.67分,采用成组配对T检验的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为p<0.05,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利用飞信平台对社区居民开展健康教育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3.5针对不同的人群及需求,建立健康教育电子文库,一年内各群发飞信20次以上,每次发送信息只需要一个工作人员、10-20分钟就可以完成,因此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果以每张宣传折页0.4元计算,一年发送信息6273人次相当于节省了2509.2元。

本项研究证明,利用飞信平台对社区居民开展有针对性、连续性的健康教育活动,也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与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相比,针对性更强,而且不受天气、场地设施的影响,连续性更好,还能够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但由于社区居民担心被骚扰,参与的比例偏低,样本量偏小,因此如何利用现代的通讯、网络技术对社区居民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还需要各位同道不断地探讨完善。

摘要：目的:探讨利用飞信平台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方法:与社区居民建立飞信群同时进行第一次健康素养调查,针对不同的人群有计划发送短信进行健康教育,一年后进行第二次健康素养调查。结果:加入飞信群的社区居民,接受了有针对性、连续性的短信健康知识教育后,健康素养比接受健康教育前有显著提高。结论:利用飞信平台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效果良好,并能够大大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

关键词：飞信,社区居民,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范[M].2012:17

[2]毛莉华,庄鵷,徐鑫娣,等.社区门诊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的飞信管理[J].上海医药,2012年11(6):14-16.

[3]杜鑫.飞信健康教育对颈椎病患者积极度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13,16(8):14-16.

诉讼社区信 篇3

微信查勘定损是近年来保险公司推出的车辆保险理赔新模式，即对于仅造成车辆损坏，损失金额不大的轻微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及时报案后，根据保险公司查勘人员的要求，自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微信传输供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远程查勘定损。但这看似简便快捷的服务，却让家住江苏省高邮市的王海洋遇到了新麻烦，保险公司在未告知王海洋自行拍照取证时不得移动车辆，又在未及时核实微信查勘照片指出问题的情况下，后又以王海洋拍照时擅自移动了车辆为由拒绝赔偿，由此引发了一起诉讼。对此，法院又会作出怎样的判决呢？

新鲜事 微信查勘定损简洁便利

2012年11月7日，江苏省高邮市市民王海洋为登记车主为林森森的轿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某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某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等商业险等，保险期从2012年12月2日至2013年12月1日。2013年8月8日，王海洋在某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成为该车车主。并于同年9月2日，王海洋取得该车车辆行驶证，同时车牌号变更为苏KXXXXX。

2013年9月21日下午4时许，王海洋驾驶该车回老家探望父母，在行驶至高邮镇某村时与路边摆放的缸及面板刮擦，王海洋顿时眉头紧锁，赶忙下车查看，发现车辆右前门、右后车门、右后叶子板、右前叶子板、前保险杠、后保险杠不同程度受损。王海洋随即用手机拨通电话向平安财保某公司报案。

随后平安财保某公司核损员吴冬雨电话联系王海洋，让王海洋微信加其为好友，将事故发生的现场图片发给吴冬雨。

为了拍摄照片方便，王海洋挪动了事故车辆，并现场拍摄了照片，通过微信传给了吴冬雨。

后吴冬雨告知王海洋核损的情况，核损金额为1500元。

次日吴冬雨又通知王海洋，平安财保某公司将派其他核损人员去事故现场，要求王海洋再次还原事故现场，但到现场的核损员告诉王海洋现场不符，并拍摄照片后就离开了。

之后王海洋通过微信查询其报案的情况，显示还未核损通过，经王海洋与到现场的核损人员再次联系并向其解释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该核损人员予以认可，后王海洋再次查询微信理赔进度时，案件状态为核损通过。

理赔一波三折投保人状告保险公司

王海洋在向平安财保某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咨询并得到可以理赔的答复后，将理赔材料及相关发票交给了平安财保某公司。

但之后平安财保某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又电话通知王海洋该起事故可能无法得到赔偿，王海洋还需要跟核损员进行沟通，之后平安财保某公司一直不予理赔。

无奈之下，王海洋一纸诉状将平安财保某公司告上高邮市人民法院，要求平安财保某公司支付自己车辆损失理赔款15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000元，合计35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在法庭审理中，平安财保某公司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本案事故发生第二天，平安财保某公司又派员去复原的现场，发现现场为事后摆放的现场，车辆刮擦的痕迹与现场不一致，本案王海洋擅自将车辆移动，尽管王海洋说明是为了拍摄照片，但这个理由不成立。

经法庭询问，平安财保某公司陈述了关于微信理赔适用的是事实无争议，且数额万元以下，当日赔付的案件，这是平安财保某公司推出的便民服务平台，但报案必须是电话报案，且报案后必须等待平安财保某公司的查勘人员到场进行查勘、定损，这是平安财保某公司的事故报案和理赔流程。

而对于本案平安财保某公司查勘人员为什么接受王海洋微信传来的照片并进行定损，平安财保某公司认为这是理赔员吴冬雨的疏忽大意，认为是轻微刮擦事故，无关紧要，但即便如此，王海洋擅自移动车辆拍摄照片是错误的，照片必须是在原始现场的状态下进行拍摄，平安财保某公司才予以认可。

同时，平安财保某公司还以该保险合同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九条第三款约定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付时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及其他证明、通过交强险获得赔偿金额的证明材料”以及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进行抗辩。

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平安财保某公司又声称王海洋驾驶的轿车在2013年9月21日涉案事故前，即2013年9月20日曾发生交通事故，且两起事故均造成该轿车后保险杠受损。而平安财保某公司已经对2013年9月20日该轿车发生的事故进行了赔付。

经法院审理查明，9月20日该轿车发生的事故已经进行了赔付属实，对此王海洋同意对于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后保险杠损失自愿按照保险公司定损金额的200元予以放弃，对该部分费用不再主张。同时王海洋表示对于误工费、交通费也予以放弃，不再要求被告承担。

法院判决微信核损通过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高邮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王海洋与被告平安财险某公司以涉案车辆为标的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审理中，原告自愿在本案中放弃要求被告平安财保某公司承担误工费、交通费以及车损理赔款中200元的主张，因该行为系原告自由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子以准许。

对于剩余的1300元车损理赔款，被告认为在二次复勘时发现原告摆放的现场与原告的车辆刮擦痕迹不相一致，复原的现场不是第一现场，并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五条第八款和第九条第三款的约定不予赔偿。对此，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章第九条第三款的内容并不属于责任免除范围，而是原告理赔时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且上述材料并不适用于所有交通事故，对于轻微的单方的事故责任，并非必须具有上述材料，并不能得出无上述材料就不能得到理赔的结论。

对于被告方以原告在拍照时移动了车辆，认为原告方该行为属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的情形，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对此，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报案，被告查勘人员并未立即赶到现场，而是通过和原告沟通，采取了由原告自行拍照并通过微信发送照片，再进行定损的方式，审理中被告也陈述被告查勘人员未能赶到现场勘查，是查勘人员的疏忽大意，以为是轻微刮擦事故，无关紧要，故被告上述行为应视为认可原告自行拍照取证的方式。

至于原告为了拍摄移动了车辆，法院认为鉴于原告并非专业勘查人员，为了照片拍摄的效果，移动车辆符合情理，原告的上述行为不属于保险合同第二章第五条第八款约定的情形。对于被告陈述的在事故发生第二天再次复勘时发现原告摆放的现场与原告车辆刮擦痕迹不相一致，法院认为，二次复原时本身就存在误差，从被告提交的照片中也难以辨别现场与原告的车辆刮擦痕迹是否一致，并不能证明复原的现场与第一现场不符，且平安财保公司官方微信账号上可查询此事故案件状态为核损通过，根据一般理解，应视为被告经过必要的审核程序对原告车辆损失核定已经通过。综上，法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根据被告对原告车损核定损失为1500元以及原告实际维修车辆亦花费了1500元，减去原告自愿放弃的200元，被告应赔付原告1300元。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近日，高邮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付原告王海洋1300元。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维权提示：

社区推广微信公众平台总结 篇4

2016年***社区推出了微信公众平台的，给社区和居民提供了沟通的全新平台。社区微信公众平台有三大模块：惠捷便民、社区之窗、参与互动。其中，惠捷便民中包含了社区介绍，便民服务电话、办事指南；社区之窗中包含社区风采、通知公告、社区新闻、志愿者风采、社区党建；参与互动中包含社区微拍、服务诉求、活动报名。以上内容真正做到最大程度整合社区资源，让每一个居民都参与其中，乐不知返。

为了将社区微信公众平台做到人人知晓，户户使用，从运行开始，社区就利用居民到社区办事，让居民扫码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入户走访、上门服务让居民关注社区微信号，并采取设站宣传微信公众平台，在社区公示、通知下方将微信公众号加上，方便居民的关注。社区采取了种种宣传的活动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单位对微信公众号的的知晓率和关注度。

社区居民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平台，不仅可以了解到社区内所发布的信息，也可以给社区反应情况，让社区及时掌握辖区内的动态，及时解决问题。而对以往不清楚的办理流程，居民也可以从平台上清楚知道办事指南，再也不用来回奔走。

诉讼社区信 篇5

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后自我医疗的比例逐年增加[3], 在此背景下, 如何树立社区居民正确的用药观念、用药行为、用药习惯已成为我国促进和改善居民健康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对重庆市城乡社区常住居民进行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健康教育干预, 观察干预前后社区居民使用抗生素知识、态度、行为 (简称知- 信- 行) 的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重庆市不同地域经济文化条件分层后, 以城市与农村并重原则, 选择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高新区、梁平县4 个区县为调查地区,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每个区 (县) 随机抽取1 个街道/ 乡镇社区, 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2 个居委会或行政村, 再从中随机抽取每户家庭中1 名年龄≥ 18 周岁的常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各250 户, 共1000 例。其中, 男559 例, 女441 例;平均年龄 (59.92±9.08) 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者占54.3%, 职业:工人占36.00%, 农民及个体私营占33.35%, 30.65% 的受访者为离退人员;经济收入:家庭月收入以1000~5000 元为主占78.8%。

1.2 干预方法 于2012 年4 月-2013 年7 月, 针对第一次基线调查拟定健康教育计划, 开展多种形式干预。 (1) 营造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健康教育氛围:在社区居民聚集的地方用海报、横幅、分发宣传资料等进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宣传。 (2) 开展专题讲座:聘请专家到社区服务中心开展以“抗生素用药指导”为主题的健康讲座, 60 min/ 次, 每2 个月一次。 (3) 人际传播:在社区选择志愿者、同伴教育、大众意见领袖等人际传播形式进行干预, 对他们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 考核合格后由他们开展传播。 (4) 小组讨论:每月组织一次小组讨论活动, 以滥用抗生素真实的案例交流不良知- 信- 行的危害及促进健康信念及行为的心得。 (5) 健康咨询:请专家在需要时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及电话提供专门咨询。

1.3 效果评价 自行设计《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知- 信- 行评估问卷》, 内容根据知- 信- 行理论[4], 并由4 名临床医学专家和健康教育专家评定, 问卷分3 个维度抗生素相关知识情况:20 个条目, 选择“正确”记1 分, 选择“错误”、“不知道”记0 分, 分数越高说明知识掌握情况越高;态度情况:10 个条目, 按照likert5 级评分制计分, 对于正向条目:5 分= 非常同意, 4 分= 同意, 3 分= 不清楚, 2 分= 不同意, 1 分= 非常不同意, 对于负向条目计分方法相反, 分数越高则说明态度水平越高;行为情况:6 个条目, 根据行为出现频率, 答案设计5 分制, 正向计分5 分= 一直, 4 分= 经常, 3 分=有时, 2 分= 偶尔, 1 分= 从来不, 得分越高说明行为越正确。该问卷内容效度为0.80, 知识、态度、行为的Cronbach’s α 分别为0.83、0.81、0.79. 正式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严格的培训, 于干预前及干预后分别发放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知- 信-行评估问卷。共发放问卷20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2000 份, 有效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处理 调查问卷经复核后, 所有资料采用Epi Data 3.0 双录入, 使用SPSS 16.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 χ2检验, 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相关知识知晓率比较 在基本知识中, 干预后除“白开水、茶水或其他饮料都可以用来送服抗菌药物”这一条目知晓率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余条目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关于耐药菌产生的后果, “导致超级细菌产生, 抗菌药物对病菌无效, 患病后无药可用, 很难治好”、“传染病流行难以控制”这两个条目干预后与干预前知晓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外 (P>0.05) , 其余条目的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干预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干预前后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观点态度变化比较 实施为期1 年的健康教育干预后, 社区居民对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正确认识较干预前有明显提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2.3 干预前后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不良行为采纳率比较 进行为期1 年的健康教育干预后, 健康行为采纳率明显高于干预前, 不良行为采纳率明显低于干预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2.4 干预前后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及KAP总分比较 社区居民干预后使用抗生素的知识、态度、行为及KAP总分均明显高于干预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

3 讨论

3.1 健康教育对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相关知识的影响 健康教育是沟通健康信息与卫生实践之间的桥梁, 是知与行的统一[5], 现阶段由于健康信息、药品广告的广泛传播, 使得普通人也获得了一些医学信息, 加之经济状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很多居民患病后自己去药房购药, 但其不懂医学知识或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 常常将抗生素作为包治百病的良方, 造成抗生素滥用现象普遍[6]。本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前近40% 的人群认为“为了避免日常生活中的感染, 可以经常预防性地使用抗菌药物”, 同Edgar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 且有27 人不知道滥用抗生素的严重后果, 这都说明居民在合理使用抗生素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的误区, 而经过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后, 知晓率已高达92.8%, 社区居民整体对抗生素使用相关知识, 及其危害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表明通过长期有计划、有目的健康传播活动干预不仅有利于居民健康知识的普及, 同时可以显著提高社区人群健康知识水平[7,8,9,10]。

3.2 健康教育对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信念态度的影响 通过开展近1 年的多形式合理使用抗生素相关知识健康教育后, 居民持积极态度比例较干预前有明显提高, 且已有近97.1% 的居民表示抗菌药物的使用需听从医生指导, 说明此时绝大多数社区居民从本质上已树立合理用药的观念, 必将促使其形成合理的用药行为, 这进一步显示了开展合理使用抗生素健康教育活动的效果。同时也提示医务人员对指导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具有很大影响[11,12,13]。

3.3 健康教育对社区居民合理使用抗生素健康行为采纳率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前有近80.2% 的人表示生病会自行购买抗生素。通过实施1 年的健康教育后人数已下降至38.9%。表明只有人们了解了有关的健康知识, 建立起积极正确的信念和态度, 才有可能主动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