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国有档案案例

窃取国有档案案例（精选2篇）

窃取国有档案案例 篇1

窃取国有档案案例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兰成仕，男，42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因涉嫌窃取国有档案于 2001年 1月 22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兆斌，男，36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因涉嫌窃取国有档案于 2001年 1月 1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窃取国有档案一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向哈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巴里坤县法院)的 27册档案卷宗盗出后藏匿、丢弃。兰成仕、李兆斌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窃取国有档案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兰成仕辩称：我没有参与起诉书指控的窃取国有档案行动，证人之间具有串通和栽赃陷害我的可能性，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起诉书的指控不真实、不客观。请法庭坚持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宣告我无罪。

被告人李兆斌辩称：我只是协助兰成仕隐藏而未非法占有国有档案，因此不构成窃取国有档案罪。在此案中，我只是从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较小，希望法庭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哈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均是巴里坤县法院的干部，且对该院领导胡某某心存不满。

1999年 12月，巴里坤县法院为做好档案达标工作，重新装订已归档的案件卷宗。被聘用参加此项工作的王莉(系胡某某的亲戚)将准备重新装订的 27册卷宗(内有刑事案卷 25册、执行案卷 2册)放在该法院图书室内。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借机盗出这些卷宗，由兰成仕谎称“废纸”送往周秀萍家存放。事后，兰成仕、李兆斌草拟了一封信，让李兆斌的二叔李贵清帮忙在兰成仕的宿舍重新抄写后，复印数份发往有关部门，控告胡某某用人不当致使法院案卷丢失，胡某某还在事后包庇丢卷人王莉。2000年 12月，兰成仕、李兆斌得知公安机关已着手侦查县法院档案丢失一事，遂将藏匿在周家的案件卷宗取走，丢弃在巴里坤县法院门口的“极流”理发店屋顶上。2001年 1月 8日，经李兆斌指认，公安机关将丢弃的案卷追回。经巴里坤县保密局鉴定，被盗的 27册卷宗中，属绝密级的卷宗 2卷，秘密级的卷宗 4卷。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巴里坤县法院的报案材料、“更正说明”及证人王莉的证言，证明巴里坤县法院失窃案卷的时间、数量等情况;

2、证人周秀萍、孟庆峰的证言和被告人兰成仕 2001年 1月 9日的亲笔供述，证明 1999年底兰成仕曾将一塑料编织袋“东西”放在周秀

萍家，2000年 12月兰成仕、李兆斌共同到周秀萍家将“东西”拿走;

3、证人李贵清、王义花的证言，落款为 1999年 12月 26日、署名为李天山的匿名信一封，哈密地区公安局哈地公文检字(2001)第 06号笔迹鉴定书一份，证明匿名信确实为李兆斌和一个穿法院制服的人让李贵清帮忙抄写的;

4、辨认笔录两份，证明经证人李贵清辨认，让其抄写信件的男子是被辨认人员中的 4号(即兰成仕)，而其抄信的地点是位于建行家属宿舍楼一楼的兰成仕宿舍;

5、辨认笔录两份，证明经证人周秀萍和被告人李兆斌分别辨认，被公安机关追回装有案卷的塑料编织袋，正是曾经存放在周秀萍家的塑料编织袋;

6、现场照片，证明巴里坤县法院门前的“极流”理发店屋顶上，有被丢弃的档案;

7、提取及返还物品清单，证明经李兆斌指认，在“极流”理发店屋顶上提取到丢弃的档案，该档案已经发还给失主巴里坤县法院;

8、巴里坤县档案局的说明和巴里坤县保密局的密级鉴定书，证明巴里坤县法院保管的所有档案属于国家档案，被盗的 27册卷宗中属绝密级的有 2卷、秘密级的有 4卷。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哈密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因对领导不满，为构陷他人而采取秘密手段窃取国有档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规定的窃取国有档案罪，是指采取秘密手段获取国家所有档案的行为。该罪主体可由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构成，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档案的管理制度，侵害的对象是国家所有的档案，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国家所有的档案而窃取，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秘密窃取的行为。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由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每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国家所有的档案，是指由国家档案部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保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档案。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在诉讼活动中形成的案卷对国家和社会均有保存价值，是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诉讼档案。

本案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都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且均为人民法院的干部，不仅明知他们窃取的是等待重新装订的诉讼档案，而且明知这些档案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兰成仕、李兆斌实施窃取行为，并非想占有这些诉讼档案，只是以此来陷害本单位领导。刑法设定窃取国有档案罪，是要通过惩戒来禁止、杜绝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并非惩戒窃取行为造成的恶果。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即构成本罪，不问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如何，也不问其窃取后如何处置国有档案。兰成仕、李兆斌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犯罪。

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规定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是指以窃取、刺探、收买等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窃取的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中，有绝密级卷宗 2卷，秘密级卷宗 4卷，一行为竞合了窃取国有档案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窃取国有档案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三款关于“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对兰成仕、李兆斌的行为，不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论处。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窃取国有档案是为了陷害本单位的领导，然而其陷害行为尚未达到情节严重，不另定罪。

综上所述，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的行为已构成窃取国有档案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起诉书的指控定性准确。在本案中，兰成仕既积极预谋策划，又主动实施了窃取档案、拟写匿名信及转移赃物等一系列行为，归案后在证据面前仍不认罪，其无罪辩解不予采纳。李兆斌积极配合兰成仕实施犯罪行为，故其关于自己是从犯的辩解不能成立。李兆斌归案后能如实坦白自己的罪行，并能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追回国有档案，确有悔罪表现，故其要求从轻处罚的意见可以采纳。据此，哈密市人民法院于 2001年 9月 17日判决：

一、被告人兰成仕犯窃取国有档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二、被告人李兆斌犯窃取国有档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

被告人兰成仕、李兆斌不服一审判决，向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兰成仕的上诉理由是：我没有与李兆斌预谋窃取案卷，也未实施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巴里坤县法院丢失案卷与我无关。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巴里坤县保密局无权对巴里坤县法院的卷宗作出保密级别的鉴定。原判认定兰成仕与李兆斌在本案中的作用相当，但对兰成仕却判处明显比李兆斌重的刑罚，是量刑不当。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

李兆斌的上诉理由是：我是本案从犯，且认罪态度好，应当从轻处罚。一审不认定我为从犯，量刑过重，请求改判。

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兰成仕在本案中积极策划、主动实施窃取国有档案、拟写匿名信及转移赃物等行为，均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提出的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兰成仕归案后拒不认罪，毫无悔改之意，一审从重处罚是适当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李兆斌在作案时的作用与兰成仕相当，但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追回被窃取的案卷材料，有悔改表现，原判在量刑时已充分考虑到这些情节，故对李兆斌判处了较轻的刑罚。李兆斌要求认定从犯、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1年 11月 20日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窃取国有档案案例 篇2

1. 本罪罪名。

所谓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国有档案或者秘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本罪是选择性罪名，属于选择性罪名中的行为选择，罪名中包含了抢夺和窃取两种行为。因而行为人即使实施了抢夺和窃取行为，也只能定一罪处罚，而不能像某学者所言“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抢夺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行为, 同时实施了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行为, 应依此二罪定罪处罚, 实行数罪并罚。”[1]

2. 保护的法益。

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本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复杂性。首先，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秩序管理罪一章，然，本罪侵害了国家的档案管理制度；其次，本罪还侵害了国家对于国有档案的所有权，即对于国有档案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据《档案法》第三条的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把档案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3. 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或者秘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本罪中的“公然夺取”是指行为人在国有档案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采取了可以使被害人立即发觉的方式，公开夺取国有档案的行为。本罪中的“秘密窃取”有如下三种情形：一是指行为人在国有档案的所有人或占有人不在场，或虽然在场，但没有注意、察觉或防备的情况下实施了窃取国有档案的行为；二是指行为人自以为采取了措施，国有档案的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自认为是秘密窃取，事实上在他人的注意范围之内。这时，仍可视为秘密窃取；三是行为人意图在国有档案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将国有档案据为己有，但并不排除行为人实施的犯罪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若行为人在公然夺取过程中遇到被害人反抗或秘密窃取过程中被发现，行为人转而对被害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取得国有档案。这种情况下应以抢劫罪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4. 行为对象。

本罪侵害的犯罪对象是国有档案。根据《档案法》第二条的规定,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其中, 国有档案, 是指由国家档案部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保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档案。一般说来, 凡是属于国家各级档案馆管理下的档案以及我国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各类档案, 都属于国有档案的范畴。对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档案, 如果为国家所收购或征购, 或者为原所有人出售、捐赠给国家的, 也应视为国家所有的档案。

司法实践中对于原本属于个人或集体的档案材料，但由国家管理和使用，能否成为本罪的侵害对象。有学者认为，“刑法规定的是国家所有的档案”, 只能理解为国家拥有所有权的档案。如果将国家控制之下的非国家所有的档案也列为档案犯罪的犯罪对象, 已经超出了“国有档案”的含义, 并没有法律依据, 有类推解释之嫌, 实在是有违刑法原意”[2]。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应视为国有档案。理由有二：一是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以公共财产论”。正如有学者所言, “在国家持有非国有档案的情形下, 虽然危害行为没有直接侵害国有档案, 但是由于该档案随时可能转化为国家具有所有权的档案, 而且国家对它们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行为人的行为实际上威胁了国有档案的所有权, 因此与直接侵害国家所有权的档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均是侵犯国有档案所有权的行为”[3]。二是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对侵害个人和集体所有的档案的行为的明文规定，侵害私人档案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我国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将由国家管理和使用的个人或集体所有的档案视为国有档案，不是类推解释，而是一种体系解释, 没有违背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有档案的复制件能否作为国有档案对待？国有档案的复制件是原封不动从原件上拷贝下来的，具有和原件相同的价值。如《档案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 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第十八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 禁止私自携运出境”。

5. 行为的主观方面。

本罪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 即明知是国家所有的档案, 而仍然抢夺、窃取。间接故意或过失都不构成本罪。认定“明知”一般可从行为人知道是国家机关、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 仍然对这些人员管理的档案实施抢夺、窃取的, 或者仍然到这些档案管理部门实施抢夺、窃取的, 则可认定为明知。此外, 本罪在主观方面除了要求行为人有直接故意之外，是否还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主观的超过要素？有观点认为, 将非法占有纳入本罪构成要件“不符合立法精神, 不能反映本罪的全部内涵, 因为抢夺、窃取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占为己有’', 抢夺、窃取的目的还可以是为他人占有, 有时为了毁坏、篡改国有档案的内容, 或者毁坏国有档案载体本身而抢夺、窃取的, 也属于本罪内容。在这种意义上, 非法占有并非本罪之特定目的,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而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的, 都可以构成本罪。”[4]这主要涉及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在大陆法系刑法学中，一般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原占有者权利，将他人所有之物作为自己所有之物，并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或处分的意思。在我国刑法学中，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主要有控制说和利用处分说。控制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第三者占有、控制[5]。利用、处分说认为，非法占有的目的除包括意图占有或控制财物之外，还应包括利用处分意思。非法占有应解释为行为人非法控制财物并根据财物自身的特点加以利用和处分。因而，行为人非法占有档案后是据为己有, 还是赠与他人, 或是毁坏、篡改, 都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

6. 认定。

《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抢夺、窃取国有档案, 同时又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在实施抢夺、窃取国有档案行为时，有可能触犯刑法中规定的其他罪名，即想象竞合。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而不实行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的规定, 在这些情况下应当择一重罪进行处罚。

本罪认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认定“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由于立法者已规定抢夺国有档案行为依法构成犯罪并予以刑事制裁, 因而符合逻辑性的结论便是对危害更为严重的抢劫国家档案的行为应予以惩罚, 并且以本罪定罪量刑。”[6]另一种观点认为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刑法无明文规定，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应认定为无罪[1]。第二种观点是机械、片面理解罪行法定原则，实不可取。法律规定不仅指法律的字面规定，而且还包括法律的逻辑涵括，即法律的显形规定和隐行规定。既然立法把抢夺国有档案行为认定为一种犯罪行为，那么抢劫国有档案这一社会危害性更大的行为反而不认定为犯罪行为，不符合社会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也和刑事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相违背，因而第二种观点不正确。第一种观点将抢劫国有档案行为等同于抢夺国有档案行为，同样也不能公平、公正对行为人的行为定罪处罚。显然，抢夺行为的暴力程度比抢劫行为暴力程度要低。因此，在本罪中，将抢劫行为解释为抢夺行为，超出刑法的本来含义，有损于刑法的安定性。那是否出现了某学者所言的刑法漏洞，“刑法分则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罪, 但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应如何处理却没有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立法缺陷。”[8]其实，“不要以为，越是能设定刑法漏洞，就越有学术成就。刑法学的任务并不是设定漏洞，相反应当合理地填补漏洞。”[9]笔者认为，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直接按抢劫罪定罪处罚即可。理由有二：首先，抢劫罪没有数额的限制，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无论数额多少，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其次，国有档案也是一种财产。从经济层面来说，国有档案也有经济价值。从文化层面而言，国有档案是不能用金钱货币来衡量。因而，“抢劫经济价值很低但文化价值很高的档案完全可以构成抢劫罪, 而且抢劫罪的处罚很重, 刑足制罪, 完全可以达到制裁抢劫国有档案行为的结果, 因此, 刑法再规定抢劫国有档案罪就没有必要了。这也符合立法经济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7]张穹.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8.

[2]申世涛.从刑法角度探析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J].山东档案, 2002, (4) .

[3]孟伟.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问题[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 (6) .

[4]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5]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6]叶峰.刑法新罪名通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8]郭立新.杨迎泽.刑法分则适用疑难问题解释[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