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民营（精选12篇）
国有民营 篇1
甲午战争前, 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 同时, 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 因此也不便继续禁止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 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 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 颁布了“饬令招商, 多设织布、纺绸等局, 广为制造”的电旨。1895年8月, 光绪皇帝颁布诏书, 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 招商承办”, 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措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之前相比, 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 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此时虽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 使私人企业在这一阶段发展相对较快, 但其内部实际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 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对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 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对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 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 “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 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天生的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 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 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家富强, 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 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 理应为商家所有, 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 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 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轮电之争”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 在此鼓舞下, 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轮电之争”中的“轮”, 是指“轮船招商局”。1877年, 山西道御使董儁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 急需整顿”, 提出要收归国有, 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 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 此奏一出, 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 纷纷要求收归官办, 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汹汹群情, 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 他提出办招商局是“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 “商局关系国课最重”, 如果任意干扰, “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了招商局对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 他接着辩解说, 招商局全是商股, 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 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 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 牵涉洋务, 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 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 局务漫无钤制, 流弊不可胜穷”, 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 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所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 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 他首先详细列举了几年来该局的成就, 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 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 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 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 李鸿章在此折中用的是“中华”得利而不是“华商”得利, 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 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使人联想到私人的词语。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 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 而且华商得利的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 煞费苦心, 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 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方面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 如果“朝令暮改, 则凡事牵掣, 商情涣散, 已成之局, 终致决裂, 洋人必窃笑于后, 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 且将为外人所得, 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 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 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 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 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 不会将此作为决策的一个参考因素, 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 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 如果开始垫有官款, 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 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 官即不复过问”, 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 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 干预太多, 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 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 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 得到了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 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 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 即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 李鸿章因甲午大败而为万民所指, 被清廷投闲散置, 大权尽失。这时, 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 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 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 虽未明说, 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 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 实明效大验”, 反驳了王鹏运的建议, 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轮电之争”中的“电”, 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 后又于第二年借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 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架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 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 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 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 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的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 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 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 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而稍后成立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 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 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 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 主张“强政府”, 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 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 增强政府, 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 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的父亲病故, 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 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 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 以利中央财政, 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 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 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 使其成为“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异常复杂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 精明超常, 本身即是官员, 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 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 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开始担任招商局督办, 与前任相比, 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 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 他又是“商”的代表, 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 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 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 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 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 恐为官夺, 拟改为总厂, 亦照公共章程, 请署厂名, 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 “局”乃官方机构名称, “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 一字之易, 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 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 由于棉花价格猛涨, 工厂亏本, 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 由于亏损严重, “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 改换厂名, 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 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 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 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 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 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 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 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 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的“制度灰色地带”, 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的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 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今日依然适用,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 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 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 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于损失太大。
然而, 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 袁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 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电务大臣, 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 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 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杀价“购回”。此法一出, 商情哗然, 却毫无办法。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 甚至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 在降旨袁世凯接收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 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 均准照旧合股”, 对于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 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 想出种种办法, 都无法改变电报局被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 用之于官。
接收电报总局后, 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 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 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的方法, 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做靠山, 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 现在靠山已去, 而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 自然毫无招架之力, 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 于是暗中准备, 窥测时机, 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 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 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 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 终于在1908年3月得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 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 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 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 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 光绪、慈禧相继去世, 政坛风云突变, 袁世凯骤然失势, 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 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 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 不仅未添几艘船只, 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 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由, 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 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 “注册立案”, 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 邮传部复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 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 中央 (清廷) 、地方 (袁世凯) 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产权不明”的混沌状态下, 自然是谁的力量大, 权益就归谁所得。
铁路国有引爆革命
铁路在最开始引入时受到的阻力最大, 但当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后, 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 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铁路耗资巨大, 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 所以不得不招商股, 更多的是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 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 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 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 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 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 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 值百抽三, 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 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 全川民众无论贫富, 都与川汉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 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 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 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 遭到这几省民众的反对, 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的强烈反对下, 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 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后, “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际, 清政府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 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 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 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 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 允许民众大量入股, 现在突然宣布铁路“国有”, 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 怒不可遏,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 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的 (或者说让股民满意的) 补偿, 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 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 由于绅商损失不大, 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 清政府只发还六成, 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 在倍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 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 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 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 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 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 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 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归邮传部管, 一旦铁路“国有”, 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 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 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 强行实施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 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 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 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 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 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 腐败也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 从经济层面上说, 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 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 但政策又极不稳定, 经常大幅度摇摆。政策的大幅度摇摆, 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在面对社会转型, 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时, 完全不知所措, 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 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 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 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 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 政策立即转向“国有”。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 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 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 人民不能安居乐业, 社会不会安定和谐, 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国有民营 篇2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主体，由于企业主体及企业发展周期的差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特点。
国有企业文化――武当太极
武当太极，博大精深，有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亦有绵绵不断，刚柔相含，含而不露。招式不同却又有相同的意境。与独孤九剑一守一攻，为攻守的两个极致。
国有企业文化的一元性。国有企业无论外在表现和宣传有多大的差异，其文化总能让人感觉出意境上的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尚未能脱离行政化管理，进行独立的市场化运作。很多人都愿意把企业文化说成是一把手文化，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也确实可以反映出企业核心领导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改制经历了“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阶段、实行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两权分离经营方式阶段、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认识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的崭新阶段等四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后，已经逐步进入了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趋势阶段。但是其最为核心的产权问题和治理结构不完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文化都保留了极其浓厚的行政色彩。
国有企业文化具有极强融合性和稳定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软实力、软制度，其优势就在于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融合性。企业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一次人才的流动都会对企业运行模式、运行效率产生一定的冲击。而企业文化恰恰在这个时候发挥出良好的同化作用，使得新进员工能够快速融入到企业当中，形成共同的愿景以及符合企业的工作、行为方式。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在这方面体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和融合性，无论进入企业之前各路大侠修的是何种武功，都会被太极所包容、所同化。
国有企业内外部文化不统一，内部文化建设难以匹配外部文化宣传。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冒进的突出体现。目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重“外部形象宣传” 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真正的价值者，比比皆是。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在于文化手册的撰写及对外的宣传推广，然而其宣传文化是否真正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是否真正适用与企业不得而知，更不要说文化在企业中落地生根了。
民营企业文化――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任何的招式皆可称为独孤九剑亦可非独孤九剑，能否真正可敌制胜全凭使用者的悟性。
民营企业文化的多元性。民营企业文化毫无定势，在每个老板不同的领导风格与经营理念的影响下，伴随企业发展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企业文化。
民营企业文化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虽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仍十分短暂，与国有企业的稳定发展相比，民营企业往往在短短的5-8年的时间内快速经历了创业期、快速成长期并逐渐步入成熟期，
而企业文化在企业不同的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处于创业期的企业需要一种激情四射、一专多能、敢闯敢拼的企业精神，而步入成熟期的企业则更多的需要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业绩导向的文化氛围。这就使得民营企业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文化也随之不断地适应调整(如未能调整则表现出文化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优秀的企业文化难以形成有效的积淀，故每当企业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员变动或者高层人员调整的时候，企业文化也会随之改变。
民营企业文化开始注重文化的提炼和外部传播，但是效果仍有待挖掘。民营企业老板对于企业文化的认识往往比国有企业更加深刻，这些老板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的内部价值而没有将文化外树品牌的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只有真正的将文化的内外部价值有机结合，才能使企业永葆青春、基业长青。
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企业对企业文化的诉求源于对未来发展的支持，只有确立了适合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并真正将文化有效落实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文化才能为企业发展发挥充分的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外向文化内生化[1]，内生文化凝练化
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现在存在严重的内外两层皮的现象，若要真正发挥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首先，需要进一步树立和明确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企业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特点，企业特征，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企业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其次，深刻分析企业现有文化存在的问题，并明确现有文化与需求文化存在的差异所在。文化有效与否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的落地问题，只有企业需要的文化真正被广大员工做认同、接受，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仅仅落在口头和宣传上的文化，永远只能是“看起来很美”。
目前大多国有企业的网站上都能够清晰的看到其愿景、使命及核心价值观等等企业文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我们宁愿相信这些都是企业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最适合企业发展要求的文化核心。那么，接下来国有企业需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打破内部现有的文化氛围，真正做到“外向文化内生化”，将企业所需要的文化真正引入到企业当中去。再进一步将“内生文化凝练化”，找到发展内部文化的有效方式和方法，实现企业文化的有效落地。
民营企业：内生文化凝练化，内生文化外向化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元素，同一企业当中，也由于其文化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这些文化当中，有创业初期，企业形成的不怕吃苦、勇于拼搏、敢作敢当的优秀文化因子，也有创业元老们形成的随意性强、超越制度做事的不良文化作风;有新进管理者带来的创新、轻松的工作氛围，也有不同经营理念引发的不和谐因素……民营企业首先提炼出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的良好的文化因子，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结、凝练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并将之巩固、发展。要保证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样才能发挥文化的作用。不能融合、受到冲击就会发生变化的文化，我们不把它称作文化也罢。
应让国有资本支持民营经济 篇3
黄孟复（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
近期的重大改革政策和重要会议共同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而且要加大市场化的力度。市场化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当全民、企业没有市场意识的时候，突然市场化肯定会产生混乱，所以市场化必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政府需要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首先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政府推动民间准入性的发展来推进市场化。但目前当市场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推动往往就容易变成“GDP主义”。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政府应该用经济手段来引导，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到底要发挥什么作用。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究竟有多少？有专家称，仅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不算土地、矿产，就有100万亿到150万亿。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呢？这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有了利润不上交，这是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挣的钱到底应该算是企业员工挣的钱，还是国有资本挣的钱？利润应该归国有还是分给员工？工人、干部该享受工资、福利、待遇，还是应该享受利润？这些问题要理清。
第二，国有企业能不能听国家的指挥。比如，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排在前十名的，国有企业至少占了一半。我们的房价这么高，新的“地王”不断出来。房地产调控为什么收效不明显？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
三中全会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导向，就是这些国有企业应该退出，变成国有资本经营公司。
那是什么概念？比如说100万亿国有的经营性资本，从国有企业里退出20万亿，就可以按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新兴战略导向来进行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会产生新的问题，投入应该是随着民间的投入而投入的，这些都是后话。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每年新增的民营企业有60万到80万，但实际上每年还有10万到20万民营企业在死亡。这10万到20万的民营企业死亡，大家知道是哪些企业吗？相比来看，一个国有企业破产消失的程序会复杂太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就是用国有资本来支持民营资本，来发挥民营资本在市场经济周期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体制可以带领民营经济克服困难，更可以带领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机遇当中取得新的发展。
目前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80%的矿产资源、50%的金融资源，但其创造的GDP还不到总值的30%。反观民营企业，拥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不多，却创造出了60%的GDP。
国有民营 篇4
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概念及假设
1、“国有经济”的概念。
国有经济一般是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存在形式包括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
2、“民营经济”的概念。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民营经济”这样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从我国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一个概念, 且现在尚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概念。本文认为“民营经济”是指以反映投资主体或经营主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成分, 是在一个国度里由本国居民投资创办、经营或控股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经济要素的总和。也就是说是外资及外资控股、国有及国有控股以外的经济成分的总和。
3、一些假设。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 本文先做一些假设, 假设一:在明确了本文所论述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概念之后, 这里将境外资本 (包括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 抽象掉, 不做考虑。假设二:不论企业的具体名称是什么, 如合伙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独资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等, 都仅从企业的资本构成角度来进行讨论, 资本的所有形式分为三个类别———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其他的资本形式, 如法人资本最终也可以追溯到这三个类别中去。假设三:将个人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总称为民营资本。
首先, 本文所讨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均不包含国外经济和港澳台经济成分, 且主要讨论的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 将境外资本抽象掉更有利于论述。其次, 企业的名称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定义的, 而本文重在从经济角度考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比重进而分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因此就从资本构成的角度看待企业更利于分析。具体来讲,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完全是国有资本则为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民营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是国有资本为主、民营资本占少数则为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是国有资本占少数、民营资本为主则为国有参股企业或民营控股企业 (这里采用国有参股企业这一说法)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构成完全是民营资本则为民营企业 (民有民营企业) 。当然, 从这个假设的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就包括了国有国营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部分;民营经济则包括了民有民营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民营资本和国有民营企业中的经营权部分。最后, 本为将“国有”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所有”, 将“集体所有”这部分划入广泛意义上的“民有”这部分。另外, 本文为了叙述上的简明, 用“国企”一词指代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总体, 用“民企”一词指代民由民营企业、民营控股企业 (国有参股企业) 。
二、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
1、有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三种观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国进民退”现象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主要观点分为以下三种。观点一:反对“国进民退”。这些学者认为, “国进民退”背离了改革的方向, 是“死胡同”, 是很危险的。观点二:赞同“国进民退”。这些学者认为, 国有经济在某段时期、某些领域的“进”和“退”, 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 促进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并且认为这恰是“中国模式”优势的体现。观点三: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他们的说法主要有——在整体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即便存在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的现象, 也是个别的、局部的;无论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及其比重消长或者从市场经济运行的操作层面看, 还是从理论逻辑与论断的准确性看, 所谓“国进民退”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种主观论断;“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 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现状不符合, 也不存在国家发展战略在这方面的重大转变。
2、对上述三种观点的评述。
总观上述的三种观点, 可以看出承认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人, 不论是反对的还是赞同的, 都看到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相互替代的一面。并且, 这正反两方的争论还突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与民企的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而且“国有经济”在竞争中有主动权——即当国有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上升, 则民营经济的比重就被迫下降了, 当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时, 则民营经济的比重就上升了;然而, 不存在反过来的情况——即当民营经济的比重上升时, 迫使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 当民营经济的比重下降时, 则国有经济的比重上升。虽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此消彼长, 但是民营经济是被动的, 国有经济是主动的, 二者相互影响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不承认“国进民退”现象的人其实是针对宏观层面来说是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
对于上面的这种说法, 应当辩证地来看。首先, 应正视“国进民退”这种现象。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国企与民企在实践中的冲突是确实存在的, 因此正视这种现象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 是有助于国民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的。其次, 应明确分析的视角, 是从宏观经济的总体来看, 还是从中观的不同的区域 (地区) 或是不同的行业来看, 还是从微观企业中的产权结构来看。不同的分析视角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最后, 关于“关系”的分析, 既应看到其对立的一面也应看到其统一的一面。上面的说法显然是揭示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部分对立面, 并且其对立面的分析也不全面, 同时这二者之间的统一的一面更加无从论及。因此, 本文就将以这种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国退民进”这一现象, 进而透过这个现象分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辩证关系。
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的来说,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下面对这种“统一性”和“对立性”做具体的分析。
1、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统一性”。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统一性”:第一, 从宏观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工具”, 二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如表1所示, 自2000至2010年间,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并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也是逐年增加的, 由此可见二者是呈现出“共进”的态势, 并且统一于整体产值的增长中的。这一点在图1和图2中也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第二, 从中观的不同地区以及行业来看, 二者相互竞争, 此消彼长的态势交替进行, 这种竞争既活跃又稳定了经济, 从而推动了整个地区以及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即二者统一于地区经济或是整个行业的发展中。以东部地区为例, 从1995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 民营企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至2004年国有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相对上年有所回升, 相应民营企业产值比重相对下降;此后一直到2009年, 国有企业所占的产值比重继续下降, 民营企业产值比重继续上升。可见, 从1995年到2009年间, 国有企业比重与民营企业比重此消彼长, 国企与民企呈现出竞争的态势, 但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值整体是呈上升态势的。因此,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竞争是统一于整体地区经济的发展中的。第三, 从微观角度来看, 通过企业内部股权的转让方式, 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竞争, 二者的竞争直接统一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中。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硬预算约束的基本单位, 其以盈利为目的, 因此, 任何股权
结构的变动都是以成本收益为依据的。
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性”。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对立性”。这种“对立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 从宏观角度来看, 对于一定时间内的经济整体是一定的,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相对高低的差异, 比重方面时而国有经济大于民营经济, 时而国有经济小于民营经济, 时而国有经济等于民营经济, 但二者相等是偶然, 不等才是常态, 即二者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如图1和图2所示, 2000年国企数量比重为32.8%、民企为13.6%, 国企是民企的2.4倍, 以及国企产值比重为47.3%、民企为6.1%, 国企是民企的7.8倍, 这就是比重方面国有经济大于民营经济的情况。再如, 2002—2004年数量方面, 国企占比从22.7%到12.9%, 民企占比从27%到43.1%, 则可粗略判断大约在2003年国企与民企的数量持平;2008—2010年产值方面, 国企占比从28.4%到26.6%, 民企占比从26.9%到30.5%, 可粗略判断大约在2009年国企与民企的产值持平, 那么从数量和产值这两个维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应在2003—2009年间的某一时点上持平, 即比重上国有经济等于民营经济了, 但只是很短的时间。又如, 2010年国企数量比重为4.5%、民企为60.3%, 民企是国企的13.4倍, 以及国企产值比重为26.6%、民企为30.5%, 民企是国企的1.1倍, 这就是比重方面国有经济小于民营经济的情况。更进一步地, 从2000至2010年这整段时间来看, 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产值上, 国企比重都呈下降态势, 民企比重都呈上升态势, 二者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第二, 从中观角度来看, 当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处于同一地区或是同一行业中时, 一般情况下国有经济较民营经济的实力雄厚, 因此, 竞争是不公平的, 并且在竞争地位上, 国有经济是处于强势的。第三, 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是有弹性的, 即在企业的内部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出现国有资本将部分或是全部民营资本挤出, 抑或民营资本将部分或是全部国有资本挤出, 从而呈现出民营企业被国有化成为国有经济, 抑或部分国有控股企业被私有化成为民营经济。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当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及趋势预测
1、“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 我们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理应分布的经济领域。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特定的经济领域, 如果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更有优势, 则就应由国有资本来进入;如果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优势相当, 则应共同参与并展开竞争;如果民营资本比国有资本更有优势, 则由民营资本进入。如果按这个理论来分析, 那么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自然垄断的、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领域应由国有资本来进入, 其他的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则视具体的情况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进入或是由民营资本单独进入。
假设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顺利进行, 并实现了上面的这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理论上的分布, 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析, 看如果改革到了这样的程度是否还存在问题。首先, “类别1”和“类别3”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能力, 那么就暂且认为在这两类中是不存在问题的;那么再来分析“类别2”。
首先, 这些领域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参与, 体现在民营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以及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融合形式的参与。在这种竞争性的领域中, 国有经济的单独参与形式不能是国有国营企业, 因为国有国营企业就像一只老虎, 而民营企业就像一群小白兔, 小白兔是会被老虎吃掉的, 即使暂时不吃, 当个别民营企业壮大起来时, 威胁到国有国营企业的利益时, 这只老虎就会发威将其国有化。这是“竞争”的本性——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因此, 国有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是不可取的。而众多民营企业的参与, 将活跃市场, 增加竞争的有效性, 因此民营经济形式的单独参与是有利且必需的。国有和民营经济的融合形式体现在股份制企业当中, 即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现代股份制企业的产权可转让性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相互转化提供了渠道。从国有资本到民营资本———这种转化显示出了一种“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种刚性对于维护国有经济在社会总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是有利的, 因为国有资本一旦私有化, 在现在股份制企业中就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地为外资所掌控, 这个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是有威胁的。从民营资本到国有资本———这个转化显示出了一种“弹性”。在实践中多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了就被收为国有了。这对民营经济来说是重大的损害, 影响民营经济的积极性, 进而损害了市场的活跃性。上面的这一“刚”一“弹”既有利又有弊。其有利的一面体现在, 维护了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对于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尤其是当遇到经济危机时, 民营资本是根本无法对抗这种巨大的经济波动的, 若让这些民营企业倒闭则会造成就业率下降等重创, 此时若为国有资本收购助其渡过难关, 当经济好转时再转为民营企业, 这对于民营企业本身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不利的一面则体现在, 国有经济的将民营企业国有化较易, 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较难, 久而久之, 会造成民营经济整体比重的下降, 对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造成损害, 进而影响市场的活跃性, 最终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因此, 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适度的相互转化问题。其实, 即使去掉前面的那个假设——“假设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顺利进行, 并实现了上面的这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理论上的分布”, 这个关键问题也仍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将上面的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抽象掉更容易看清楚这个关键问题。
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三大预测。
对于这个关
键问题的处理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演变趋势:趋势一:国有经济过度侵害民营经济。即任由民营资本国有化的“刚性”发展, 而国有资本的民营化的弹性却不予提高的结果。这个过程是较为缓慢的, 在短期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仍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但如果取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去核算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这一指标时就会发现, 国有资本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国有经济的增量超过民营经济的增量, 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的国有化, 民营经济则被边缘化, 甚至是退出历史舞台。趋势二:国有经济为民营经济所吞噬。即过度提高了国有资本民营化的弹性, 过度削弱了民营资本国有化的刚性所带来的结果。我国的经济会呈现出整体的民营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较大, 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趋势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划江而治”。即国有经济仅存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拥有安全性和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领域, 民营经济则活跃在除去这些领域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也即国有经济仅仅存在于“类别1”中并占统治地位, 民营经济则占领“类别2”和“类别3”并占统治地位, 当然, 民营资本在“类别1”中的部分国有控股企业中也有参与, 但是仅为附属的成分。另外, 通过财政体系, 将从民营经济那里收到的的税、费用以补偿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损失。
其实, “趋势一”的描述貌似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 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国有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全民所有了, 然而, 这个路径实质上是激进的, 非自然的。因为, 进入社会主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是要具备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这个条件的, 即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时才可以, 而非通过“国有经济”的“仗势欺人”来从表面上、形式上来达到的。因此, “趋势一”是不利的。“趋势二”显然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上的一种道路, 这是很危险的, 这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会造成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趋势三”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接受的模式。发展到这个阶段, 既有国有经济稳定整体经济、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又有民营经济活跃市场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的发展, 进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创造丰厚的物质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处理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对于稳定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五、关于处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建议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互转化这一关键问题, 下面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以达到相对削弱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刚性、提高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转化的弹性、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适度的相互转化。
1、宏观方面。
宏观方面主要是建议政府断开与国有经济的亲缘关系, 以一个中立者的姿态, 依据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引导和调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总量上进行适度的相互转化。具体来讲, 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 政企分开, 包括中央政府与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分开以及地方政府与国有国营企业、固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民营企业的分开。这里政府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关系是历史上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 所以关注的较多, 理清这二者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却往往具有隐蔽性, 地方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干预是无形的, 也往往伴随着一些交易。这些干预使得民营企业无法专心致志地搞经营, 进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应归位到宏观调控上来。通过硬的决策机制 (即制度安排) 和软的相机抉择, 来引导全社会范围内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转化。这种调节应以经济周期为依据, 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在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内, 当经济繁荣时主要是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方向转化, 即民营经济的占比提高;当经济萧条时则主要是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的方向转化, 即国有经济的占比提高。当然, 这里还应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 政府只是引导并不参与到具体的企业内部操作。其二, 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也存在局部的、地区性的、行业性的或是个别企业的由民营经济向国有经济的转化, 反过来, 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同样也存在局部的、地区性的、行业性的或是个别企业的有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转化。这里需要慎重考虑的是经济繁荣时, 应依据动态的比较优势来分析, 该民营企业的民营资本是短期的比较优势下降还是长期的比较优势下降。若是短期比较优势下降, 则应考虑优先由其他的民营资本进入, 具体的形式如其他民营企业对该民企的并购重组等;若是长期比较优势下降, 则应考虑由国有资本进入, 以便给民营资本以休整的时间, 当民营资本的优势恢复时再考虑国有资本的退出和民营资本再进入的问题。
2、中观方面。
中观方面主要是建议行业协会制定一些规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行规, 构建有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 并及时发布有关国企民营化和民企国有化的信息和通告, 进而在行业内形成一层仅次于法律的软约束, 从而有助于监督和调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局部范围内进行适度的相互转化。
其中还应注意几个问题, 其一, 行业协会是企业的一种自律组织, 因此应排除行政干预;其二, 制定规范国企和民企的行规中应注意在平等的基础上, 适度提高对于民营企业的保护程度;其三, 构建的有关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民营企业之间的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三种兼并收购的监督机制;其四, 行业协会在组建具体的一个兼并收购事项的监督人员时, 注意不应引入当事人, 以保证公平性;其五, 注意及时发布有关具体企业的兼并收购的意向、进程及结果, 保证信息的透明度, 并收集社会反映。
3、微观方面。
微观方面主要是建议完善有关企业股权转让行为的相关法律, 以使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自发地进入和退出, 进而使得国有控股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地自发地转化为民营企业, 也可以使得民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适度地自发地转化为国有控股企业。
企业股权转让方面:我国《公司法》第148条规定, “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 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条关于“国有股权”转让的规定是出现在《公司法》有关“特殊股份转让的限制”的规定中的。由此可见, “国有股权”在我国法律中是受到特殊保护的, 国有控股企业民营化的难度可见一斑。并且, 国企的股权转让要经过审批这一点又明显地没有将政企分开。因此, 应完善这部分的法律规范, 体现政企分开的精神, 并区分国有国营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参股企业在法律中的不同地位, 不应所有的“国有股权”都搞特殊, 如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的国有股权可以与民营股权保持平等的地位。
六、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有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的三大观点, 得出应辩证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得出二者具有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这一结论。进而,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适度的相互转化问题。最后,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措施来利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面的竞争性, 既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又引导和促进民营经济, 并协调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比重关系, 最终得以统一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李政:“国进民退”之争的回顾与澄清——国有经济功能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有“进”有“退”[J].社会科学辑刊, 2010 (5) .
[2]刘得扬、杨征:国家利益与国有企业的“进与退”[J].财经问题研究, 2012 (1) .
[3]胡乐明、王杰:国有企业比重演变特征及趋势分析——兼论“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J].中国流通经济, 2012 (1) .
[4]吴强: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合理性[J].红旗文摘, 2010 (6) .
[5]罗志荣:国企崛起是“中国模式”优势的重要体现[J].企业文明, 2010 (2) .
[6]卫兴华、张福军:当前“国进民退”之说不能成立[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 (3) .
[7]汪海波:对“国进民退”问题之我见[J].经济学动态, 2011 (1) .
[8]周新成: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兼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J].当代经济研究, 2010 (4) .
国有民营 篇5
摘要：人力资源整合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企业并购的效果，在民企并购国企后整合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分析双方企业雇佣体系的差异和对员工可能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影响，从挽留核心员工、降低减员比率、加强沟通、实施多元化的激励体系等多个维度入手，完成人力资源的顺利整合。
关键词：民营企业；并购；人力资源；整合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10-0099-03
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领域的调整，民营资本对国有资本的并购整合成为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要方式之一。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08年对500家民企并购国企的案例跟踪，对并购方负责人的调研显示，86％的负责人认为，人力资源的整合效果直接决定了企业并购效果。
一、并购双方雇佣体系和人力资源差异性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中两种性质不同的经营主体，存在诸多差异。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对200名民企和国企高级经理人的调查显示，除产权制度及相对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外，人力资源及相对应的雇佣体系是二者在经营管理上的最显著差异。两种产权形式下雇佣体系和人力资源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只有充分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才能保证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顺利进行。
雇佣体系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模块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着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模式在企业的普及，国企和民企在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员工预期的稳定性程度是两种雇佣体系的最大差异，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员工对企业有长期和稳定的心理预期，普遍存在着实质上的“长期雇佣”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抵消员工对企业的某些不满意因素，降低员工的流失率，同样，国企对于员工的主动解约率也大大低于民营企业。而正因为这种稳定的雇佣关系，国企员工通过主动性能力提升获得更大职业发展空间动力则弱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大多处于竞争相对激烈的完全市场化的行业，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会以制度的形式分解成对员工的压力，形成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筛选机制，企业往往通过人员的不断更替来保持公司的活力和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民营企业的员工无法形成对企业的长期稳定预期，而更多关注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下一个职业生涯站点的高度。国企与民企两种不同的雇佣体系对人力资源管理作用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聚拢在两种体系之下不同诉求的两个群体。国企员工更关注企业的长期稳定性，能力提升的自我驱动力不强；民企员工则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提高和外部职业发展的机会。
二、民企并购对国企人力资源的影响
民企在并购国企后由于双方企业在雇佣体制和企业文化方面的显著差异，并购整合的过程势必会引发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根据英国著名的库珀斯――莱布兰咨询公司对并购整合过程的研究，并购过程中被并购方员工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对于人力资源的成功整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紧张、不安、焦虑、自我保护、信任度下降等负面的心理状态及由此引发的生理变化，往往被称为“并购综合症”。在一家被并购的“财富500强”制造企业的公司总部，患有高血压的员工由合并前的11％上升至合并宣告后的22％。通常情况下，国企员工在企业内部一般都有较为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稳定的心理预期，并购的发生使员工与原国有企业的心理契约被打破，在心理契约重建的过程中，原国企员工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本能的会害怕变革，很少有员工会积极地参与到并购中去，绝大多数都只是被动地接受并购，甚至有部分员工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抵制并购，甚至发生正常经营中断、群体罢工的事件。
并购过程中的员工心理和行为改变，对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的经营绩效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是团队意识降低。由于并购导致的信任度下降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出现，人们为了保护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往往会牺牲团队之间的互相合作和支持。二是员工流失增加。并购发生后，会在员工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恐慌，因为担心新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许多人不等整合就开始离职。三是工作效率下降。在并购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并购公司的计划和目标会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那些有可能被合并、重组或撤销的部门，这种目标的模糊会对员工的工作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害，进而促使整个组织无法协同运作，其效率也就会大大降低。
三、民企并购国企后的人力资源整合路径
(一)成立专门机构，全面统筹
由于并购过程中人力资源问题涉及心理、法律和管理等多个方面，因此应成立专门的项目组来负责处理并购过程出现的各种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由于企业并购是一个动荡激烈、矛盾冲突激化的转换时期，会出现很多突发性的事件。而企业高层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细节繁多的人力资源整合全过程，因此，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协调处理整合过程中的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项目组成员由并购企业选派的管理人员、部分被并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外部的人力资源顾问组成。项目组的负责人应从并购企业内的高、中层管理者中选拔，必须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学习能力，还要具备一定的并购经验和专业经验，使整合经理能够获得企业内部声望和权威。项目组必须履行好以下职能：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整合计划，全盘控制推进人力资源整合进程，对新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目标进行解释和宣导，处理临时性的人事问题和人事冲突。一个优秀的人力资源整合团队要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表及员工利益的共同体。
(二)加强沟通，缓解压力
企业间的并购是企业的重大变革，不可避免的要对员工心理产生重大的动荡和不稳定的预期。在并购初期，信息的不确定、信息来源的混乱、正式沟通渠道的阻塞会造成各种小道消息的满天飞，给员工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使员工无法安心于正常的工作。因此，民企一方应尽可能多的与国企员工进行交流和沟通，让国企员工清楚，并购的目的不在于并购本身，而在于双方企业谋求更好的资源配置，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会给员工带来新的岗位和提升机会，产生了新的发展机遇。实践证明，在并购前出现的沟通不畅是所有企业都会遇到的情况，重要的是如何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向被并购公司员工传达这样的信息，希望能够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能力，给所并购的员工提供更好的职业机会，而不是并购进一个新公司就使这个公司的员工成为“边缘人”或弱势群体。通过这些沟通方式，增进了员工对新企业的了解，消除员工与企业间的沟通障碍，减少不必要的猜疑和冲突，为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准备了良好的心理环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交流和沟通尤其应在关键员工、核心员工间进行，使双方公司核心员工间建立对话和沟通关系。对一般员工，并购
企业应安排一系列员工沟通会议，让员工清楚整个并购的大致情形，如股权的变化、未来的经营方向等。只有通过充分与坦诚的沟通，才有可能保证来自不同企业文化、不同运作习惯甚至不同经营理念的两家公司的员工与领导层之间、员工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协作，才有可能融合两家企业员工的文化成为一个崭新的、健康的新企业文化。这是决定并购最终成败与否的思想保障。
(三)降低减员比率，缓冲震荡
在民企并购国企的过程中，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一般采用现金补偿的方式完成国企员工“国有”身份向“社会”身份的转变。国企员工的身份转变后，在员工的解聘上，虽然不存在身份上的障碍，但为了避免并购后可能产生的人员震荡，对被并购方的员工应避免采取强硬的解聘政策，而尽量采用留用安抚的手段，防止被并购方员工因情绪波动而产生过激行为，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在并购初期，作为并购方的民企应尽可能地降低主动减员的比例，对于冗员应当通过再培训、企业规模扩张等手段进行消化；对于选择继续工作的员工，通过培训教育的方式促进心态转变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同时，向原国企员工讲解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公开公司的用人标准。对于必须解聘的员工，应当根据公司的用人标准在原企业员工采用相同的解聘周期。
(四)锁定关键员工，留住人才
民营企业在发起并购行为的同时，应迅速锁定被并购方目前掌握企业核心资源和关键工作诀窍的员工。企业间的并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人员的流失，同时，并购的发生也为竞争对手“挖墙角”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作为并购方，除通过并购获得企业的有形资产外，其余的无形资产，特别是企业的渠道、客户、核心的技术与社区环境的关系等企业的命脉资源都掌握在原企业的关键员工手里，而这些资源的流失，会大大影响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效益，因为作为并购方在并购行为正式开始前，就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关键岗位员工和骨干员工的名单，尽快与之取得正式沟通，告知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根据能力结构、个人发展目标、工作经验等要素承诺其未来在公司的位置，同时，在并购后的企业管理上应尽可能地使用原企业的员工，降低人员磨合成本，从而使并购方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并购企业的核心资源，缩短整合时间，降低整合成本。
(五)重构激励机制，实施多元化激励体系
人力资源整合过程中产生员工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员工对自己在整合后的前途充满困惑。并购前的两个企业由于经济效益不同，薪酬水平可能不同，其薪酬结构也会有所不同。一旦并购开始，整合的过程中就会面临薪酬调整的问题。而且薪酬的调整涉及到每一位员工，因此对于薪酬的调整也就显得更加敏感。薪酬作为激励的基本物质方式，它是被并购方员工在并购整合开始时考虑的首位因素，是能否留住被并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关键核心人才的砝码。一般说来，如果双方的工资标准不同，且整合后双方变为一个实体，则工资应同岗同酬，一视同仁。否则会使部分员工产生“受歧视”的心理，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试比较国有书业与民营书业之不同 篇6
A出版社为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出版社，主营大学教材、专著和专业实用技术类图书，靠新华书店和二级民营书店渠道发行，年销售码洋1000万左右，属中小型出版社。B文化公司主营中小学教辅、幼儿学前教材与教辅，兼营期刊代理、中高职教材开发等，主要靠教育系统发行，年销售码洋接近1亿元，属于中型民营图书公司。选择A出版社的编辑部和B公司的项目部(编辑部門)作为笔者的比较对象，原因有三：(1)笔者在A出版社编辑岗位从业三年后，现供职于B文化公司快满一年，对二者编辑部門的具体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因此阐述的材料真实、具体；(2)由于A出版社和B文化公司的编辑部門的规模相当，从而在比较他们的具体操作、产能效率、管理制度等问题时具有可比性；(3)A出版社在国有出版业中属中小型出版社，B公司在民营书业中属中型民营图书公司，它们在出版业中同处于欠发达状态，它们的出版部門的运作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通过横向比较，对其存在问题的解决更有针对性和借鉴性。
一编辑部門的基本情况比较
(一)编辑部門设置
1.水平结构
A出版社编辑部門分两个编辑室；专业编辑室(7人)和综合编辑室(5人)。专业编辑室主要负责涉及本社优势专业内容图书的编辑，剩余品种的书籍由综合编辑室编辑负责。以出版内容所属学科进行编辑室划分，编辑的专业性更强，且在对编辑人员应该划归哪个编辑室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其所学专业的学科背景，从而有利于编辑对于作者资源、同类图书出版情况、书稿内容等情况的掌握，但由于分工未细化到个人，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政，编辑之间协作性不强。
B文化公司编辑部門称为“项目部”，按教辅项目进行划分：职教项目组(3人)、义教项目组(7人)、幼儿学前项目组(3人)、质检处(2人)。B公司以项目对编辑分组，有利于团结协作，使每个人的任务更加明确，但在具体教辅出版运作过程中，每位编辑负责的科目和年级随机性很强，编辑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属于流水线生产，不利于书稿的质量提升，且过分的分工容易使编辑感到工作带来的枯燥、疲倦与紧张。
2.垂直结构
A出版社为专业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門中，副社长兼总编辑、副总编辑由学校任命，两个编辑部主任由学校在编人员担任，组织结构垂直复杂度高，上下级关系分得很清楚，信息的上传下达不灵活，办事程序复杂化而缺乏效率。B文化公司项目部经理是由董事会任命，对董事长负责；每个编辑分别有自己负责的项目，直接对项目部经理负责，组织结构垂直复杂度低，工作流程更加规范和简洁。
(二)编辑人员基本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A出版社编辑在学历和专业职称方面明显高于B文化公司；在年龄构成方面，B公司相对于A出版社编辑更为年轻化；人才招聘方面，两者都存在打招呼、托关系进入出版部門的人员。
从表2可以看出，A出版社与B公司的编辑人员中，5年以上老员工都相对稳定；在0—5年工龄的员工中，B公司的新进员工比重更大；B公司的员工流动性高于A出版社。
(三)组织管理
日常管理方面，A出版社出版部門的管理制度完善，但这些规章制度对员工犯规的容忍度较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时时流于形式，编辑的纪律意识相对不强，迟到早退现象时常发生。B公司管理操作规范，如每天上下班专人负责打卡检查，编辑请假需经总经理批准；每月月初编辑填写本月的计划考核表，将本月自己的工作分解，详细列出都有哪些工作、具体完成日期，月底项目部经理验收打分，并直接与次月lO号的二次绩效工资及每年一月的级别评定挂钩。
二具体工作比较
(一)工作内容
由于二者同处于出版产业链的上游，因此出版环节就成为其比较的重点。下面具体从信息采集、选题策划与组稿、审稿、编辑加工、书刊装帧设计、图书质量管理等方面对两者的出版部門工作进行比较。
1.信息采集
A出版社编辑部門对信息采集环节重视不足，除少量重点选题的市场调研，更多信息通过图书销量和发行部門反馈得到。而B文化公司的市场信息采集十分及时、准确，但信息的采集工作完全由发行人员完成，编辑在信息采集环节中缺位。
2.选题来源与组稿
A出版社的选题分为两类。第一类，社投图书(出版社投资出版的图书)：专业实用技术图书方面，该社已出版品种较齐全，编辑根据已有品种对选题查漏补缺；大学教材、教辅方面，编辑主动策划选题，联系高校作者进行编写(除少量的公共基础课程外，专业课教材常联合多所高校教师共同编写，从而保证销量)；同时也适时策划一些大众图书选题，但比重很小。第二类，协作出书：编辑也主动或被动接受自费出书的选题(此类选题大多为专著，但有很高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的专著选题，也作为社投图书选题)。其实编辑在策划大部分选题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开始前期组稿工作，稿件质量相对有保障。
B文化公司的选题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可以称为“伪选题”，这类图书完全进行着订单式生产，即先由业务人员负责联系好系统销售渠道、确定选题，编辑根据已有订单的客户需求及实际情况(如成本、经费)，直接交给那些与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一线教师或拥有一批专业写手的工作室，由他们来完成稿件的写作。第二类，这类图书是由公司总经理与项目部经理及业务部经理进行小组协商，确定选题，然后再由业务人员联系销售渠道，当订单达到一定数量后，项目部经理才安排编辑组稿，这类稿件进行组稿时大多数情况下与第一类选题做法相同。由于B公司的选题策划和组稿环节的部分或完全缺失，稿件质量难以保证。
3.审稿与编辑加工
A出版社编辑接到作者稿件后自己进行初审，而后交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一般都是抽看其中的部分内容，然后交总编，而总编对一般选题图书稿件更多的是看目录或抽看，之后交由责任编辑编辑加工。B文化公司审稿完全由编辑来负责，“三审制”流于形式，而后跳过编辑加工环节，直接进行排版、校对。
4.装帧设计
A出版社编辑由自己提出装帧设想后，交付美编，美编设计完成后由责任编辑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总编一锤定音。B公司项目系列化明显，几十个品种统一设计，设计主要受客户需
求及成本限定，最终设计由项目部经理与总经理决定。
5.图书质量管理
A出版社每年都会进行自检、抽检，并定期由编辑室主任负责组织互检。稿件在编辑加工完成之前由作者看一遍，清样稿一般还会让作者再确认一遍。B文化公司专设质检员(专职质检员两名，分别负责英语和除英语之外的其他文科科目；兼职质检员一名，负责理科科目)，但由于品种多、时间紧，很多时候都是印制完成后才进行质检，或只抽部分篇章进行质检，质检错误在万分之二以下都为合格。
(二)工作强度
1.工作量
A出版社每年除去合作出版品种外，大约出书120种，每位编辑每年平均完成新稿10个左右。B公司每年春秋两季出书品种在600个左右，每个编辑平均完成50个品种(包括新稿和改版旧稿品种)，如笔者去年共完成教案48本、同步作文8本、小学教材两本，其中新稿9本，超强负荷状况可想而知。
2.工作时限
A出版社一本图书从选题策划开始运作周期短则3个月(多为作者自费出书，在编辑上报选题时作者已基本定稿)，长则两三年(如笔者负责的一本“十一五”规划教材，从2006年4月开始策划选题，直到2009年9月才完成印制工作)。出版完成时间常因书稿内容修改等主客观原因而推迟。
B文化公司教辅改版旧稿在新教材到后一周内，须完成对版校对工作，上交胶片或硫酸纸；很多时候新稿从组稿到发片一个月就得完成(笔者去年完成的9本新稿中，其中4本在一个月内完成，其余的均在两个月内完成)。
三工资分配比较
A出版社与B文化公司编辑的收入都分为两部分：当月工资和年终奖金。
(一)当月工资
1.A出版社
对于非在编编辑：每月工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房屋补助+取暖／降温补助+工龄工资。工资每月10日一次性发放前一个月的工资。(注：基本工资按学历划分：专科950元，普通本科1100元，重点本科1200元，研究生1400元；岗位津贴按取得编辑职业资格证书划分：初级350元.中级500元；房屋补助每人每月150元；取暖／降温补助每人每月50元，工龄工资每满一年每月加20元。)
笔者在A出版社工作三年，重点本科毕业，为责任编辑职称，非在编编辑，每月工资为：1200+350+150+50+20×3=1810(元)。
在编编辑工资按学校系统给予发放，同时每月按在出版社的职位不同，从出版社领取600～1500元不等的出版社津贴。
2.B文化公司
B公司项目部编辑共分为7个级别：实习编辑、助理编辑、编辑、副主任编辑、主任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每年1月，公司董事会员工级别评审小组会按照《项目部编辑级别评审表》(见表3)对编辑进行打分后，根据《项目部员工级别评审办法》中7个级别的对应分数要求，对编辑分级评定，次年1月重新评定。
每月最后一天发放当月“一次工资”，次月10日发放“二次工资”。“一次工资”每月1070元，根据考勤卡来发放。“二次工资”为绩效工资，按照编辑所属对应等级，参照每月编辑的计划考核表得分情况，核算工资。笔者在B文化公司工作一年，目前的级别为“编辑”，当月工资2200左右。
(二)奖金提成
1.A出版社
年终奖金提成=独立策划书稿利润提成+编校社发书稿提成-4500
注：(1)独立策划书稿提成=净利润×20％；编校社发书稿每万字10元；(2)学校在编编辑不扣除4500元，年终参与出版社利润分成(非在编不参与)。
2.B文化公司
年终奖金提成=负责编校图书销售码洋×O.3％
从以上陈述中可以看出，作为已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的A出版社，虽然从其工资分配方案中已经看到其兼顾公平的努力迹象，但过度看重学历、职称，对在编编辑和非在编编辑在分配上存在明显的偏向性，这对新进编辑的工作积极性存在一定程度的挫伤。B公司在工资分配上更加注重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以及实际的工作业绩，所有编辑工资在同一分配标准下分配，保证了相对的公平性。但在奖金分配方面，A出版社侧重于激励员工自主策划选题，提倡工作中的开创精神的做法给B公司做出了表率，B公司想要做大做强，须培养有策划能力的编辑(当然B公司这种奖金分配有它的原因，它也害怕过分激励了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某一天编辑在打通销售系统渠道后自己单干，变成竞争对手)。
四编辑培训比较
以笔者来说，在A出版社工作的三年中，参加了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新编辑培训班一次，参加了出版社每个季度不定期进行的集体业务学习，去其他出版社进行业务交流与学习两次，参加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两次，工作期间通过了编辑职业资格初级、中级考试。
在B文化公司工作的一年中，除了在实践工作中训练了快速应变处理多品种的编校工作、使工作更加的细化和规律性外，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专业培训。
五小结
由于国有书业和民营书业在所有制、拥有的资源、产品领域及生存压力等方面的不同，在中国书业现实运行过程中，编辑部門也相应地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具体到A出版社和B文化公司的出版部門，可从以上的具体情况中看出：
首先，从组织结构上看，A出版社组织结构垂直复杂度相对较高，官僚化现象相对严重，上下级信息沟通不通畅，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而B公司相对于A出版社，呈现相反的情况。从水平组织结构看，A出版社更有利于图书质量的提高，而B公司以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使出版活动呈流水线生产，图书质量难以保证。在组织管理方面，二者都应向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向努力，当然B公司在这方面相对做得更好一些。
其次，它们在编辑过程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二者在信息采集方面的漠然、“三审制”执行中的不完善等问题。当然，在这些环节中，B公司运作相对于A出版社，呈现出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对编辑许多环节的缺失，这在出版发展“以内容为王”、编辑行业进一步规范的书业背景下，势必强制性地要求B公司被迫进行改进。
最后，运用马斯洛的需求五等级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来思考二者的工资分配制度和员工培养问题。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员工渴望被尊重的需要从一个层面得到满足，从而通过更加勤奋的工作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更高需求而努力。而A出版社过分看重学历、以是否为在编人员为评价标准而存在的工资分配严重倾斜等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在奖金分配方面，A出版社侧重于激励员工自主策划选题、提倡工作中的开创精神的做法给B公司做出了表率，这使编辑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不但满足了其对安全的需要，也使自我实现的需要得以满足。
国有民营 篇7
国家邮政总局在1980年在我国首推快递业务 (EMS) 以来, 中国快递业已经发展了2 8年, 目前我国国内快递市场呈现三大板块, 三大主体。三大板块是指国际快递业务、国内异地快递业务, 以及国内同城快递;三大主体包括国有快递企业、民营快递企业, 以及外资快递企业。
国际快递业务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业务, 利润最高, 称之为高端业务;同城快递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业务, 不需要发达的交通工具和尖端技术支持, 利润较低;国内异地业务介于两者之间。2006年我国的国际快递业务量为1.06亿件, 其中80%上由外资快递企业承担, 可见我国快递企业目前仅占有了中低端市场, 企业利润有大幅提高空间。
二、国有、民营快递企业资源优势分析
我国国有快递企业主体是中国邮政集团 (E M S) , 其次有民航快递、中铁快运等。由于体制原因这些企业都较早的拥有了较为完备的国内基础设施及网络布局, 其中E M S覆盖全国城乡3万多个网点, 具有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干线运输能力。通过与国际物流企业合作, 基本建立健全了国际业务网络。但企业缺乏能动性, 市场反应相对滞后, 在服务质量和管理方面也同样存在的较大的弊端, 虽然近些年各企业不断出改革, 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我国民营快递企业从上世纪9 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 绝大多数企业的业务集中在国内异地业务及同城门到门服务, 由于贴近市场、价格优势明显加之电子商务的普及, 近几年间发展迅速, 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异地快递市场已经超过了邮政系统。但民营企业干线运输能力较差, 缺少自有运输设备, 主要依靠与铁路及民航部门的长期合作。
三、合作模式初探
面对国际快递企业的入侵, 国内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合作, 整合资源, 稳固并扩大中低端市场并积极扩大争取向高端市场发展。针对以上分析的各类型企业经营特点及优势, 建议对三大主体业务的运作模式进行如下调整。
1. 国内异地快递业务
国内异地业务占国内快递业务总量的六成以上, 市场空间巨大。建立合作模式将两者的优点合理结合, 取长补短, 起到稳固并提高市场占有率的作用。
各地邮政部门自行选择当地较为理想的民营快递公司作为联营合作伙伴, 采取类似于综合运输中的多式联运形式, 揽货和递送主要由民营快递企业组织进行, 干线运输由邮政部门负责。在新业务模式下, 通过邮政和民营两个渠道汇集到大中城市的货物, 统一由邮政部门负责组织运输, 到达异地邮政部门后, 根据当地联营企业的投递范围将民营快递无法送达的货物保留, 通过邮政部门渠道送递, 其余货物均由当地民营快递企业负责。
在新运作模式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能更好的发挥自身优势, 提高自身企业的工作效率和效益。
由于货物在快递过程中需要2~3家企业经手, 因此货物跟踪、查询等服务相较原有模式变得更复杂, 但如果采用一票制服务, 建立起民营快递企业与邮政查询网络的对接, 即可完全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利益分配, 建议采取分段式按劳分配原则, 各企业在评估自身揽货、运输、投递成本后, 签订合作协议, 企业间定期核消往来账目。
2. 同城快递业务和国际快递业务
民营快递在同城快递业务方面优势突出, 国营快递企业在国际快递方面具有优势, 两者的互补行很强。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很少涉足国际快递业务。一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通过取得较低折扣或者针对各外资企业对不同国家收费标准不同赚取得少额利润, 有些仅仅代为外资快递巨头收揽国际快件的业务。同城快递方面, 民营企业占据了国内8 0%以上市场, 国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相当少。
按照上述的运作模式, 邮政部门和当地的民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全面开展揽货业务, 互相交叉运作。民营快递企业接收到的国际快递委托国企负责运送、投递, 仅收取揽货费用。国企将接收到的同城快递汇合异地发往本地的货物一同交由本地民营企业递送, 对于民营企业无法到达的部分则自行负责投递。在货物跟踪、查询的服务及利益分配方面可参照国内异地业务的解决方案。
四、结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物品快速获得的需求日趋凸显, 快递市场未来几年将会有惊人的扩大速度。通过加强国有、民营快递企业的合作, 可以有效地抵御外资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抢占, 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快递市场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快递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4月
[2]苏伟:《中国快递行业资源整合问题研究》, 2007年4月
国有民营 篇8
一、国有与民营润滑油生产企业的特点
1. 生产方面
以中国石油为例, 大型国有润滑油生产企业从原料的制备到产品的调和全部具备, 拥有全套的生产过程, 生产规模大, 技术水平高。而且拥有研发中心, 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民营企业, 绝大部分都是调和型企业, 原料依靠外购, 技术力量薄弱。如果仅从这方面看, 民营润滑油企业则无法与大型国有润滑油企业竞争。但是, 大型国有润滑油生产企业虽然实力强大, 但多年来生产经营以用量较大的常规润滑油产品为主, 如车用油和常规工业用油。这些产品种类不是很多, 但用量较大, 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调和。有些产品, 如变压器油, 调和设备必须专用, 其他常用油品, 也都基本固定了调和设备, 避免了不同种类间的污染。调和设备的专用, 调和工艺的固定, 生产规模的庞大, 产品质量的稳定, 是大型国有润滑油企业生产的特点。民营润滑油企业虽然在这些方面比不上国有企业, 但生产及经营方式灵活多变, 能够生产国有企业所缺少的产品。
2. 营销方面
国有润滑油企业的产品由于量大面广, 终端用户众多, 而且分散, 因此销售环节较多, 大多数产品通过中间经销商销售到用户手里, 经销商又有一级、二级和特约之分, 只有少数大型用油企业, 如汽车制造、变压器生产等, 是其直供用户。
相比之下, 民营润滑油企业产量有限, 用户并不普遍, 销售环节较少, 直供用户较多, 有的民营企业就是依靠几个直供用户赖以生存。
二、润滑油市场经营现状
大型国有企业因品牌知名度高, 实力强大, 而且拥有资源优势, 在竞争中一直处于稳步发展状态。
民营润滑油企业因基础油原料受控, 油价的波动对其冲击影响特别明显。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走高端之路, 以生产高新产品为主;走低端之路, 生产低档产品, 甚至是淘汰了的产品, 满足一些低档油用户的要求, 以低价位参与竞争;以生产非常规油品为主, 避免了与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以生产常规油品为主, 采用低价位或灵活手段参与竞争。
究竟走高端还是走低端, 生产常规油品还是非常规油品, 是民营企业的选择。有的企业认为, 走高端销量有限, 技术难度大, 而走低端销量大, 见效快, 能够靠走量多挣钱, 所以多半民营企业采取了走低端产品的路。但是, 低端产品大多是处于淘汰的产品, 前景暗淡, 而且越来越多的用户都感受到了使用高级油所带来的好处, 使高档油这几年的销售比例持续增长。润滑油种类繁多, 据不完全统计, 润滑油的品种可达500种之多, 而车用油和常规工业用油, 加起来不到100种, 由此可见, 避开常规油品与大型国有企业竞争, 生产非常规产品来弥补市场的需求是民营企业的明智之举。
2006年油品曾多次调价, 而且两大企业控制基础油的销售, 使很多民营润滑油企业倒闭。但是, 一些以高端产品或非常规润滑油品种生产为主的企业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而且走向壮大。
三、国企与民企的合作方式探讨
1. 民营企业可以作为大型国有石油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试验基地
新产品的开发是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 也是企业技术力量的标志。新产品的开发要经历调研、实验室研究、中型放大试验和工业试生产阶段。中石油与中石化这些年来开发出不少新产品, 申报了多项专利, 而且经过有关部门鉴定后评为成果。但是, 目前投入生产应用的只是众多的成果或专利中的一小部分, 造成了技术积压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用户不够普遍, 用量有限, 市场难找;
(2) 国企生产规模大, 新产品不够一定的量难以投入生产;
(3) 由于常规油品种类不多, 生产装置数量有限, 而且有些新产品的工艺要求, 现有的装置难以适应;
(4) 由于销售系统内产品种类都已固定, 新产品不能及时纳入, 不能像常规产品那样正常销售运作。
鉴于上述国企、民企的特点, 以及新产品开发生产的诸多问题, 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选择一些条件较好的民营润滑油生产企业, 转让生产技术, 提供原料及技术指导, 作为新产品的试验生产基地, 而且可以在该基地完成新产品的中型放大试验和工业试生产阶段, 同时还可以依靠民营企业灵活的销售手段及其销售渠道来推广销售新产品。
2. 民营企业可以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分支生产机构
即使是常规润滑油产品, 大型国有企业也难以保证随时提供所有的品种, 只能保证用量大的一些产品, 仍有部分产品不能保证随时有货, 需要时也要提交计划安排生产, 甚至需要生产厂专门调制, 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国有润滑油企业, 也可以将部分产品委托民营企业生产, 以保证及时供货。
3. 民营企业作可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异地油品生产及分装基地
成品润滑油通常以包装油形式发送, 运费较高, 还容易破损, 为此大型国有企业如中国石油, 在北京等地建有分装厂, 从而缩短了包装油的运输距离, 减少了破损。但提高生产能力或建立更多的分装厂, 将会受到资金和占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选择一些实力较好的民营企业, 作为异地生产或分装基地, 将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 同时也避免了因新建厂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4. 民营企业可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经销商
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都发展了大批的经销商, 但这些经销商大都为销售型的, 不具备生产能力。民营润滑油企业则有较多的直供用户, 或有着更细致的销售渠道。如果依托这些民营企业生产产品, 可利用其销售系统增强自己的销售能力, 或者是等于拥有了更多的直供用户。
5. 民营企业可作为仓储配送基地
为确保及时供货, 在用户所在区域设置仓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户要求实行零库存, 随时用油随时购买, 等于将库存转移到了供油方, 迫使供油方必须加大仓储配送能力。但增加仓储必然要花费大量资金, 而民营生产企业多数都具有较大的库容量, 如果能将其作为生产分支机构, 就可以充分利用其仓储能力, 更好地为用户配送油品。
6. 作为问题油品的处理基地
成品油必须经检测合格才能出厂, 但油品在储运过程中, 有可能混入杂质和水分, 或者是某些指标出厂时合格, 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存放或运输, 有可能变差, 用户不能接收。发生这类情况, 只能退货换货, 给供油方造成很大的麻烦。问题油品还要拉回厂里处理, 又要发生运费。如果能将问题油品送入就近的民营调和厂处理, 将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如果有自己在当地设置的生产厂, 就可将问题油品重新处理合格后销售。
7. 应用户的要求对油品质量进行适当地调整
大型润滑油生产厂生产的油品, 都是按照有关质量标准生产的, 配方与调和工艺都是固定的。而有些用户, 因自身设备的特殊条件, 有时会对油品质量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 如要求更低的倾点、更优的抗乳化性或抗泡沫性, 以及对液压油和汽轮机油高清洁度的要求等, 对于这种情况, 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大批量生产装置就难以满足要求。但民营生产厂, 就可以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油品进行调整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四、结束语
总之, 润滑油种类繁多, 生产和销售领域广阔, 为众多的润滑油生产企业提供了商机。民营润滑油生产企业, 应该依靠技术, 依靠自身的优势, 与中国石油或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密切配合, 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明智选择。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虽然控制着资源和技术, 但应该积极引导民营企业, 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生产终端, 实现双赢互利。
参考文献
[1]梁治齐:《润滑剂生产及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年版
[2]宋云昌:《新形势下中国润滑油企业的发展战略探讨》[J].石油商技, 2007, 25 (1) , 10～12
[3]杨俊杰:《和谐社会建设与润滑油行业》[J].石油商技, 2007, 25 (1) , 14～17
[4]邱建国:《浅谈润滑油企业的品牌经营》[J].中国石油企业, 2007年4月, 38～40
[5]张华:走向成熟的中国润滑油市场[J].国际石油经济, 2004, 12 (8) , 16～21
[6]范文养:国营石油公司润滑油竞争谋略[J].中国石油企业, 2005, (Z1) , 74～76
[7]吴有君:民营企业进军石化行业的现状与策略分析[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 2004, (5) , 9～13
国有民营 篇9
一第1~2学期, 主攻英语四、六级, 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动
由于通过高考的学生, 都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这时应趁热打铁, 通过教学、开展活动等方式提起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一方面既可以让他们尽早取得四六级证书, 减轻今后的负担, 又可以慢慢消除三本学生的自卑心理, 调动其今后的学习积极性。
为达到该目标, 建议开设如下课程:英语精读、英语泛读、听力、口语 (外教) 、英美影视赏析, 定期 (周期由短至长) 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 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可以开展单词竞赛、英语演讲大赛等。
当然, 还可以定期开展游艺活动, 比如校园歌手大赛、书法大赛、运动会、羽毛球赛、排球赛、篮球赛、乒乓球赛、组织跆拳道俱乐部、舞协等比赛, 一方面可以发现文娱人才, 另一方面又可让精力充沛的学生学习之后有所放松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开学前就告诉学生:大一结束后, 要是英语四级没有过的, 减0.5个籍点, 相反, 若是大一结束时英语六级过了的话, 加0.5个籍点。贯彻该措施的过程中, 必须有“压力就是动力”理念。这样才能改变一直以来三本学生的过级率一直低于5%的尴尬境地。
二第3~4学期, 引导学生初步确定毕业后的去向, 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主攻相关的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通过一年的大学学习生活, 学生逐步适应了学校, 逐渐从一名离不开父母的高中生转变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大学生了。这时可通过开展诸如请名师、成功人士、师哥、师姐等人的座谈, 在第二年的开学初, 让学生初步确定自己毕业后的去向, 如是直接就业, 还是考研、出国继续深造……然后针对不同的选择方向, 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 踏实学习, 稳步成长。
建议这一年, 开设诸如高数、概率、线性代数、C语言、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这期间鼓励学生考计算机2级、3级。英语未过四级者必须再考, 实行大四上学期结束时, 还未过四级者, 再扣0.5个籍点的政策。对于英语已过六级者, 可以鼓励其考商务英语资格证书等。
三第5~7学期, 主攻专业课, 积极带领学生从事社会实践, 培养其成为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学生
学好一门专业课对学生而言, 是其学生今后谋生的一个技能, 因此, 为了学生在今后有能力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学校应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诸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外贸通关实务等专业课, 同时, 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设计、国际金融实务课程设计等实践课, 以此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通常,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抓好实训环节的: (1)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积极营造学生实践环境, 充分利用学校的电脑、高速的网络以及金融、贸易教学软件和其他硬件设备, 让学生多接触与工作相关的东西, 对个别环节要求学生亲自动手。 (2) 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要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使学生直接借助计算机网络和相关软件进行实务训练, 熟练操作企业业务流程。不但要加强实训基地的硬件建设, 还要加强软件建设, 构建金融、贸易模拟平台, 进一步提高国贸专业实训技能的基本要求。 (3)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在学校自主寻求相关企业合作的同时, 利用部分学生的家庭背景, 由其家长增加提供一些相关的实地训练机会, 让学生直接到企业顶岗实习, 深入锻炼。这不仅能强化动手操作技能, 还能辅助深化理解理论知识。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和毕业实习的时间到相关企业去实习, 如到具有外贸经营权的进出口公司, 通过锻炼提高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从另一方面讲, 加强与相关企业合作, 还可以随时了解到企业需要的人才类型、知识结构、开展商贸遇到的问题等, 并且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推动人才培养工作, 真正做到“产学研”相结合。
这一年半里, 可以通过一些奖励措施, 鼓励学生考一些从业资格证, 如报检员资格证、审单员资格证、期货从业资格证书等, 以此增强学生从业的竞争能力。
四第8学期, 整复待理, 直奔主题
这是一个检验收获的季节, 学校应进一步强化实践环节和积极营造实战环节, 以便让学生具备商务沟通协调能力、简单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流利的外语表达能力, 相信经过如此千锤百炼的学生定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
摘要：国有民营二级学院是一种创新性的办学模式, 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产物。如何使新生环境中的学生因地制宜地得到培养,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国有民营 篇10
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都把“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作为自己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的重要手段。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IBM:“没有任何企业会这样对世界产业和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和将要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探究IBM成功的原因, 关心和积极帮助员工的个人成长, 并把员工自身价值的实现与企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是IBM成功的真正奥秘。与公司共同成长是员工的最高追求, 也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内外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在研究雇用关系时已经将心理契约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框架, 本文拟从员工心理契约的角度来探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员工的观念差异。
2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2.1 理论模型
注:因变量:员工心理契约;自变量:关系责任、发展责任、交易责任、变动责任;中间变量:不同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比较。
本文将雇员心理契约中的员工责任界定为4维度:交易责任、关系责任、发展责任、变动责任。其中交易责任主要指员工完成基本的工作职责, 员工对组织义务明确而具体, 主要目标是满足相互的生存需要。关系责任主要指员工努力与组织各方面人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发展责任主要指员工为组织未来的发展付出额外的努力, 如主动从事职责外工作。变动责任主要指员工对组织信任度、付出稳定性。
2.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心理契约中的雇员责任由关系责任、发展责任、交易责任和变动责任4维度构成。H2: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员工心理契约中的员工责任存在差异。即国有企业员工的员工发展责任、交易责任和员工关系责任高于民营企业员工。
3 研究方法
3.1 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心理契约”是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提出的, 其意思可以描述为这样一种状态: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发展虽然没有通过一纸契约载明, 但企业与员工却依然能找到决策的各自“焦点”, 如同一纸契约加以规范。
员工是抱着一定的动机加入组织的, 希望借助于组织来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的多层次需要;组织对人力资源的招聘、培训也是有特定目的的, 力图最好利用组织的人力资源来实现组织的目标。个人和组织间的社会交换关系无法把双方相互责任的界定完全体现在书面的雇用合同中, 但在每一个员工的内心深处, 对自己该为组织付出什么、付出多少, 组织应该给自己回报什么、回报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 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要有意识、有计划的对员工的心理契约加以分析和研究。
本文鉴于目前理论界对雇主心理契约的研究不够成熟, 缺乏理论基础, 因而研究对象仅限于员工的心理契约。
Rousseau针对每一种类型的心理契约的内容维度进行了细分, 发现了员工心理契约的十方面内容:关系维度包括工作稳定性和忠诚度;发展维度包括组织外可雇用性、组织内职业发展机会和业绩动态性;交易维度包括职责宽度和雇用期限;而变动维度则包括信任度、责任确定性以及付出稳定性。
3.2 问卷设计
本文采用Rousseau的心理契约调查问卷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 PCI) , 结合国人的实际, 结合有关方面的研究, 将该量表共分为四个类型维度, 是关系维度、平衡维度、交易维度以及变动维度, 其中共包含10个内容子维度。关系维度包括工作稳定性和忠诚度两个内容子维度, 包含20个题项;平衡维度包括组织外可雇用性、组织内职业发展机会和业绩动态性三个内容子维度, 包含5个题项;交易维度包括职责宽度和雇用期限两个内容子维度, 包含5个题项;变动维度包括信任度、工作确定性和付出稳定性三个内容子维度, 包含5个题项。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法, 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分别计1～5分。在此问卷前, 研究者添加了样本甄别问题部分, 包括公司类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 以便于统计分析。
3.3 抽样方法和样本描述
本项研究选取中国科技大学MBA学员和来自安徽省内及周边省份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为对象采集样本, 采用封闭性问卷对多行业不同企业的员工进行了测试。发放问卷180份, 共回收160份, 经过分析和处理, 最终得到150份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83%。调查对象中, 公有制企业75人, 占样本总量50%, 民营企业75人, 占样本总量50%;男性103人, 占总样本量68.7%, 女性47人, 占总样本量31.3%。被试的年龄分布分别是:20～29岁的有68人, 占总人数的45.3%;30～39岁的有60人, 占40%;40～49岁的有19人, 占12.67%;50岁以上的有3人, 占2%。被试所受的教育程度分别为:硕士及以上10人, 占6.6%;本科64人, 占42.7%;大专54人, 占36%;中学17人, 占11.3%;小学5人, 占0.33%。
4 数据分析
4.1 效度检验
通过Spss软件分析, 可以得出KMO=0.865≥0.8, 故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于问卷调查中, 共涉及20条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 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数目, 从陡阶图也可以发现, 特征值在第四个因素以后开始形成碎石, 且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为4个, 因而决定抽取4个因素。4个因素共能解释总体变量的63.95%。
决定因素数目后, 对因素进行正交旋转, 形成因素负荷矩阵。各因素中因子负荷量大于0.5, 题项只在一个因子上有负荷的原则, 我们删除了Q1、Q3、Q5、Q8、Q9、Q10、Q11、Q12、Q15、Q16、Q17、Q20题项, 最终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1所示。
因素一中, 主要涉及对公司的忠诚、接受工作调整的态度, 代表雇佣双方的关系, 因而命名为关系责任;因素二中, 主要涉及是否提高工作技能、高效履行职责情况, 代表雇员为企业发展所付出的额外的努力, 因而命名为发展责任;因素三中, 主要涉及公司文化的认同感、对公司长期服务的承诺度, 代表雇佣双方相互的义务明确而具体, 因而命名为交易责任;因素四中, 主要涉及员工与上级未来的关系的估计和对上级承诺、企业承诺的确定性, 代表信任度、责任确定性, 定义为变动责任。
4.2 信度检验
说明采取何种信度系数。信度检验列表显示, 示例见表2:
通过对四个因子的信度分析, 其Alpha系数分别为0.6225、0.7219、0.7723、0.8166, 均大于0.6, 故具有一定的信度。
4.3 假设检验
4.3.1 假设一的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 充分说明员工心理契约由关系责任、发展责任、交易责任、变动责任四个纬度组成。
4.3.2 假设二的检验
从表3中可以发现,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较为重视本研究提出的8点对策因素。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二者在员工心理契约的4个因素上有3个因素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5) , 在关系责任因素上呈现出国有企业高于民营企业, 在发展责任、变动责任因素方面国有企业低于民营企业。这与假设不完全符合。这说明,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国有企业因为其传统的体制原因, 尽管在关系责任方面比民营企业仍然要高, 但由于近年来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 员工们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一辈子捧着铁饭碗待在一个企业的思想也逐渐淡化, 因此其发展责任、变动责任反而比民营企业低。而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加强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 在吸引好人、留好人、用好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得民营企业氛围有了较大的变化, 所以民营企业的员工在心理契约的发展责任、变动责任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显现出了优势。
5 研究启示
5.1 国有企业员工心理契约管理策略
5.1.1 建立科学、合理绩效考评体系是前提
从心理契约视角的国有企业员工激励机制体现的是企业通过满足员工不具有书面形式的内在的期望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而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外在性奖酬需要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来给予员工公平的待遇。只有这种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的有效结合才能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
5.1.2 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开发是关键
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员工的“铁饭碗”意识得以打破, 然而国有企业原有的终生雇用制使员工习惯了企业大包大揽的雇用关系,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实行了全员合同制, 国有企业员工仍旧认为组织应该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
5.1.3 进行有效地沟通是保障
国有企业要想吸引、保留和发展员工, 加强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就必须严格履行双方间的心理契约。当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遭到破坏时, 沟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通过沟通能够帮助组织和员工更加了解对方的期望和义务, 根据双方期望的变化对心理契约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通过沟通及时了解员工的真实工作状况、心理状态和期望, 能够对管理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有针对性地对心理契约进行调整与修复。
5.2 民营企业员工心理契约管理策略
5.2.1 注重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
员工和组织要在充分考虑员工个体的兴趣、能力的基础上, 借助绩效管理提供的信息为员工提供指导, 并为员工量身打造开发和培训方案。这一管理过程对心理契约中双方主体的意义重大, 组织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忠诚感的员工所带来的绩效中获利, 员工则从工作内容更为丰富、更具有挑战性的职业中获得工作满足感。在实践中,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要善于沟通、引导, 让员工参与其发展计划的商讨制订, 在企业中能够找到一条满意的职业发展道路, 主动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情感融入到企业发展中, 奉献全部智慧, 推动组织的发展、成功。职工培训配合生涯设计是加强职工成就感和工作满意度以及对企业忠诚度, 阻止企业人才外流的好办法。
5.2.2 构建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心理契约, 企业要在环境、视觉、行为、思考方式 (文化最重要的是思考方式、行为惯性) 等层面形成一种足以影响人的文化氛围。以此来确定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 最终以社会角度和心理契约的形成发挥作用, 使组织、员工双方能够在共同的平台上相互作用、相互发展。
5.2.3 企业应激发知识型员工的潜能
管理者应改变过去认为自己是企业主体的老观念, 将知识型员工当做企业的合作伙伴, 而非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比如, 让知识型员工与企业经营者一同参与企业决策过程, 从而使他们从心理上感受到企业的认可与尊重;在报酬方面, 除了工资收入外, 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知识型员工还需要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和分配, 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另外, 让知识型员工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 实行灵活机动的弹性工作时间,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知识型员工的自主权的心理要求。
参考文献
[1]汪锋.影响国有企业员工离职倾向的若干因素[J].企业研究, 2005 (7) :45-46.
[2]陈加州, 等.员工心理契约结构维度的探索与验证[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3) :94-97.
[3]金利娟.企业组织行为与员工心理契约管理[J].当代经济, 2005 (4) :60-61.
[4]陈维政, 等.双向视角的员工组织关系探索[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1) :110-117.
[5]张军峰.中国民营企业心理契约管理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33 (3) :108-110.
[6]杨艳丽.基于心理契约的员工忠诚度探析[J].人才开发, 2006 (7) :18-19.
[7]Rousseau, DM, New Hire Perception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Employer’s Obligations: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1) :389-400.
国有民营 篇11
关键词：民营化；企业改制；国有企业；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4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3-0109-04
一、引言
西方传统产权理论认为，清晰的产权关系是高效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制使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始了向私营企业的转变过渡。本文通过常德市40家国有中小型企业的绩效评价，第一次以一个城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绩效变化情况。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国有企业改制的真实效果，不仅为已经发生的改制提供科学客观的评价，更为将来的政策制定和选择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描述
本文的调查样本主要来自于常德市的机械、制造、纺织和化工等几个行业的中小国有企业，所选行业都是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样本企业分布在常德市市区和市所属各个县，选取的样本公司所处位置代表了常德市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且都是在当时进行了较为普遍的大规模的改制实践上实施的，具有当地国有企业改制方面的典型特点。从数据结构来看，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搜集，得到了样本公司改制前后的绩效指标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对这些样本企业进行精确的绩效评价，从而在保证企业较大程度的可比性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实证分析，以便得到改制企业的绩效效果。
企业经过改制后，产权结构国有资本民营化，变成了股份公司和中外合资公司。由于公司改制前的资料完整保留下来的较少，直接导致了样本量较小，其中样本公司中的8家缺失对应的数据，因此在对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前后的绩效对比时，对比的样本变成32家。
由于常德市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均已改制，无法用很多学者惯用的方法对常德市的已改制与未改制国有企业的绩效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找出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由于公司改制前的资料大量缺失，导致无法对样本公司在改制前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本文选取了几个主要财务指标用来评价公司的绩效，即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以及销售收入。总资产报酬率能体现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能考察企业资产运营效率，资产负债率能表现出企业的负债水平，销售收入能一定程度体现效益状况。
三、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绩效的对比分析
这里采用转轨经济文献中常用的时点考察方法，用来测定和比较改制前后的绩效变化。由于这种股份化或公司化的改制通常涉及到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因此，在企业渐进改制过程中这样的变化便可成为某种较为明显的改制时点。采用这样的时点，就可以进行改制前后的比较和分析，类似许多研究了东欧转型问题的文献那样，考察中国的改制可能带来的绩效效果。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估样本企业改制的绩效表现：一是纵向对比，即改制企业改制前后企业的绩效状况比较；二是横向对比，即在控制影响绩效的有关因素后，比较同一时点上改制企业与未改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差异。由于常德市的国有企业都已经改制，所以横向对比不好操作。
1．改制与国有企业绩效的配对样本T检验
建立无效假设(H0)：改制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常德市国有企业的获利能力没有提高，即对国有企业改制前后总资产报酬率的差值均数是由差值为0的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差值不为0是由抽样误差引起的。
无效假设(H1)：改制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常德市国有企业资产运营效率没有提高，即对国有企业改制前后总资产周转率的差值均数是由差值为0的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差值不为0是由抽样误差引起的。
无效假设(H2)：改制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常德市国有企业负债能力没有改善，即对国有企业改制前后资产负债率的差值均数是由差值为0的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差值不为0是由抽样误差引起的。
无效假设(H3)：改制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常德市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没有提高，即对国有企业改制前后销售收入的差值均数是由差值为0的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差值不为0是由抽样误差引起的。
用SPSS软件分析得到以下结果(如表1)：
表1给出了配对变量差值的T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的P值分别小于0.01，因此可以认为改制对提高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有明显效果，对降低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明显效果。拒绝原假设H0、H1、H2，即原假设成立的概率小于1％。同时由于销售收入的P值分别大于0.01，因此可以认为改制对提高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销售收入没有明显效果，接受原假设H3。即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改制能显著地提高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获利能力和资产运营效率，改制能显著地改善其负债水平。而改制虽然能一定程度地提高企业的销售收入，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2．国有企业绩效指标的K-S检验
配对样本T检验是基于体现绩效的财务指标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这一假设。为了让检验更有说服力，这里先对绩效指标进行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的检验。单样本柯尔莫哥洛夫一斯米诺夫检验(One-Sample Kolmogorov-Smimov Test)是属于非参数检验中最常用的一种，单样本柯尔莫哥洛夫一斯米诺夫检验是用来检验样本来自同一个总体(如正态分布)的假设，也是一种拟合优度检验方法。
下面通过SPSS软件使用K-S检验对改制前后的绩效指标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表2)。
由表2中的P值可以看出，改制后总资产报酬率、改制后总资产周转率、改制前资产负债率、改制后资产负债率和改制后销售收入的P值均大于0.05，故可以认为这5项指标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而改制前总资产报酬率、改制前总资产周转率和改制前销售收入的P值均小于0.05，故可以认为这3项指标不服从正态分布，从而对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提出质疑，也进一步提出了用其他检验方法来分析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同时从侧面也可以看出，除了改制前资产负债率还服从正态分布外，其他在改制前的绩效指标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改制后的绩效指标均服从正态分布，说明改制后的绩效分布情况很正常，而改制前的绩效分布有问题，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分布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3．改制与国有企业绩效的Wilcoxon Signed Ranks检验法
国际上常用Wilcoxon Signed Ranks检验方法分析改制前后绩效变化。Megginson，Nash和Van Randenborgh(1994)最早用这种方法比较了来自18个国家、32个行业中的61家企业私有化前后的绩效变化，发现样本企业私有化后的销售收入、经营效率、盈利能力、资本投入及分红都显著上升，并且就业人数下降的证据不明显。自他们的研究以后，出现了很多用这种方法对不同国家的样本私有化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也采用这种检验方法对样本企业改制前后绩效的变化进行系统比较。
表3、4是运用Wilcoxon检验方法和Sign检验法，对1998年和2004年期间改制样本的改制前后1年的主要财务指标的检验结果。从两种检验方法计算的P值均小于0.05，故可认为改制前后国有企业的绩效有显著性的差异，即改制使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绩效大为改观。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一是就利润率指标看，样本企业改制前后的利润率水平均值明显上升，总资产报酬率上升了约7个百分点，绩效变化的z统计量很高，统计检验结果显著，这说明改制后第一年的利润率与改制前相比，表现出上升的显著特征。二是从总量指标上看，销售收入、总资产均显著上升，销售收入平均增加了4000多万元，显著水平很高。三是就资产运营效率指标看，总资产周转率显著上升。
总之，以上通过运用Wilcoxon检验方法和Sign检验法，比较了改制前后样本公司总资产报酬率等财务绩效指标的变化。可以发现，改制明显地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销售收入、资产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4．改制与国有企业绩效的行业分析
从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65.6％的公司都处在机械、化工和纺织这三个行业中，而其他的行业所取的样本均很少，最多没有超过两家。为了分析行业对改制前后绩效是否有影响，本文把这些企业分成机械、化工、纺织及其他四个行业来检验。
从两种检验方法计算的P值均小于0.05来看，故可认为改制前后国有企业的绩效有显著性的差异，即改制使常德市国有中小企业的绩效大为改观。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机械行业这个角度来看，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均有明显上升，总资产报酬率上升了约8个百分点，绩效变化的Z统计量很高，这两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显著；资产负债率下降了加％以上，下降效果显著；尽管销售收入年增长了767.33万元，但是总体来看增长效果不显著。从化工行业这个角度来看，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均有明显上升，这两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显著；资产负债率下降了30％以上，下降效果显著；而尽管总资产报酬率平均年增长了3.03％，但是总体增长效果不显著。从纺织行业这个角度来看，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均有明显上升，这两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显著；但是，尽管资产负债率下降了将近18％，但是检验结果显示下降效果不显著；而总资产报酬率平均年增长了4.21％，但是总体来看增长效果不显著。从其他行业来看，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周转率均有明显上升，尤其是总资产报酬率增长了9.39％，这两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显著。但是，尽管资产负债率下降超过了20％，但是检验结果显示下降效果不显著，销售收入也是平均年增加了2988.77万元，但是总体来看增长效果不显著。
四、结论
(1)通过运用Wilcoxon检验方法和Sign检验法，比较了改制前后样本公司总资产报酬率等财务绩效指标的变化。发现改制明显地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提高了销售收入、资产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结合对各个行业的详细分析对比(如表5)，发现如下重要结论：从整体来看，四个财务指标都呈良性发展趋势，即改制对企业绩效的提高非常显著。其中，机械行业(10家，将近113)的表现最好，即改制对机械行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最明显；其次是对化工行业(6家)的绩效提高也很显著；而对其他行业也有部分的显著作用。
以上是通过对样本公司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从全市情况来看，截至2005年9月，常德市国企改革效果已初步显现出来。企业用工增多，市直工交企业改制后，依托原有资产安排用工人数比改制前增加了55.2％；职工工资得到了提高，改制后新上岗人员年均工资增长了20％以上；技改投入增加，近5年改制企业增加技改投入达17.2亿元；企业也提高了效益，改制企业综合资产负债率整体下降了95％。与对样本公司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2)常德市国有企业之所以改革成功，促进了全市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对了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常德市探索出的三大改革模式：一是有偿出让国有股权和国家所有者权益，改组成股份制企业，受让者承担债务，实现投资主体的变更；二是有偿出让企业的全部资产，由资产评估专门机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定估价，公开向社会拍卖出让，转让投资主体；三是对部分效益差、包袱重、严重资不抵债且停产多年的企业，走先破产、后重组的路子，改变企业产权关系。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的产权改革模式去适合所有国有企业，需要进行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征，选择不同的产权改革模式。由于国有独资的非法人企业和国有国控的特殊法人企业均存在效益低下、委托代理成本过高的弊端，因此对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常德市的机械、化工、纺织以及轻工行业等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引导国有经济的收缩或退出，使国有资本在企业中不再具有控制力，而是由非国有的法人和个人经营，逐步实现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和民营化。而对于矿业则不能去非国有化和民营化，而应该采用国有国控的特殊法人模式。
国有民营 篇12
市场化改革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近二十几年, 国企民营化浪潮也几乎席卷世界各国。俄罗斯以及许多东欧国家采取了全面快速民营化这样一种激进式的经济转轨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的理论基础是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 它认为清晰界定的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经济转轨方式。田国强提出内生产权所有制安排理论, 论证了经济自主化、市场化和民营化三阶段式渐进改革方式的合理性。斯科特·沃尔斯顿的一项关于电信业改革问题的研究认为:民营化之前先行确立规制权威的电信企业, 与电信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电话普及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联系。提供了关于改革顺序应如何安排的经验性证据。本文试图在竞争与规制的制度框架中分析国有产品质量检验部门改革的方式与步骤。
二、改革的背景
近几年, 国内外对于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方面掀起质疑声浪, 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 给企业以及市场监管者都重重地敲响警钟。以往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国家质检总局浮上台面, 频频成为媒体焦点。虽然国外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围攻难免让人看出别有用心的痕迹, 显然背后藏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手。但是以三鹿奶粉为代表的典型事件, 也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进行深入的思考。我国承担技术监督和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的机构是成立于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简称国家质检总局) , 由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而成, 直属国务院。其中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前身是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经贸委质量局三个部门。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经济自由化的阶段, 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共存于经济中, 同时市场体系也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起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于产品质量的管理职能逐渐强化, 发展成为一个兼具科学研究、市场监管以及技术服务的综合性部门。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开始实行省以下的垂直管理。质检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分四级设置, 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各级质检系统都由行政机构和技术机构两部分构成。行政机构即国家、省、市、县各级技术监督局, 行使行政执法职能。各级技术监督局又分别下设各类事业性技术机构, 包括产品检验机构、计量器具检测机构、标准及信息研究机构等等。这样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国家质检系统就构成了一个站点遍布全国由国家直接管控的庞大系统。
三、质检部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暴露出的体制性弊端
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三个层面:⑴科学研究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国家质检总局下设有各类科研机构, 这些机构和总局各职能部门共同承担着国家各项科研与政策制定的任务。比如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着研究建立、维护、保存国家计量基、标准和研究相关的精密测量技术的任务。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负责组织起草有关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 研拟各项方针政策。⑵行政执法的职责。质检系统依法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有关事项进行监管。以维护国家在生产、流通以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⑶检验检测校准工作。质检系统各级技术机构面向企业、个人承担具体的产品检验、检测和校准工作。一方面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提供技术保障, 另一方面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标准化、计量测试和和产 (商) 品检验技术服务。从这三方面的职责不难看出, 技术机构虽然将逐步被推向市场, 但是它依然在行政上是直接隶属于技术监督局的, 因此整个质检系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项工作的立法者、执法者同时还是为市场提供服务的经营者, 其中所固有的矛盾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行政性垄断导致检验检测机构低效率
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系统, 其技术机构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是与上级行政部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 整个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行政性垄断。而这种垄断特性又直接导致了检验检测工作的低效率。⑴行政垄断导致了监督人事实上的缺位。质检系统技术机构的监管部门是其上级行政管理单位。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官员监管技术机构, 监管人往往不具备实施监管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虽然监管人可以外聘专家, 但是这些专家只是起到一个咨询的作用, 并不能代替监管人实行监管权利。二是监管部门是被监管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 这样实际上就是自己管自己。不可否认, 自己管自己也可以发现问题, 纠正错误, 但是无法保证其可以完全客观地发现并评价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监督机制, 监督人既没有足够的动力, 也缺乏相应的能力来实施监督, 造成监督人事实上的缺位。⑵垄断造成激励机制缺失, 行政垄断更加恶化了整体低效率的状况。虽然行政执法权在上级行政部门, 但是具体实施检验检测出具技术报告的是技术机构, 而技术机构又是按行政区划设置, 所以每一个技术机构总有自己基本固定的市场份额。技术机构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直属事业单位, 人员工资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国家财政拨款, 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所得收入成为员工津贴、奖金的来源。在市场份额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其检验检测行为普遍表现为只追求数量, 忙于收取检定费, 不追求质量, 不顾及本单位的信誉。技术水平较低的一些技术机构常常会出现乱出检验数据和检验结果的情况。这样的行政垄断只激励技术人员创收, 这种创收只建立在业务数量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服务质量的基础之上。低水平的检验检测使得强制检验的实质变成了强制收费。
2. 激励不足科研工作滞后
科研开发的速度和水平跟不上企业和市场的步伐。尽管我国质检系统的科研机构和技术机构中有很多优秀的科研技术开发人员, 并且完成了众多的国家、地方、企业的科研项目, 但是, 相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经济问题来说相应的检验检测技术、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滞后的。据商务部针对2002年国外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影响的调查显示, 2002年, 我国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了国外贸易技术壁垒的限制, 形成出口损失高达170亿美元。事实上, 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在检验检测技术方面很难真正做到与企业日新月异的产品完全同步。而传统体制对科研技术人员激励不足, 使这类人才流失严重, 也是导致科研工作滞后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由于行政垄断的低效率, 产品技术检验检测市场需求量很大, 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却被市场拒于门外, 因此市场存在大面积的没有被覆盖的空间, 同时, 技术进步又会制造出新的市场, 供给却明显不足。
四、竞争与规制——质检部门的改革
1. 技术机构的民营化改革
质检系统的技术机构向企业或个人提供检验检测调修的技术服务。技术服务的内涵包括:新检测技术的研发、对于技术标准的宣贯培训、先进的仪器设备、工作人员高水平的技术操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以及认真负责、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在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企业凭借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和企业自身良好的信誉和知名度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检验检测服务其实是企业生产活动的延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 专业化分工水平越来越高, 独立公正的检验检测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比如:市场委托检验、产品认证等。也可以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有关产品质量的争议提供公正、专业的仲裁。技术机构向市场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具备效用的可分性, 这样一种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私人产品的特点。对于私人产品生产的最优所有制安排,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和论证, 民营化并且促进竞争是目前我们所知最好的制度安排。但是正如田国强对转型经济的分析,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都基于两个暗含基本假设:所讨论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经济选择自由和存在着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些条件是我们当前社会还不具备的, 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三阶段论来说, 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市场化的阶段。对于具有行政性垄断特点的庞大的国有质检系统来说, 快速民营化以期望市场自动促进竞争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斯科特·沃尔斯顿使用了200个国家从1985年至1999年的分组调查数据, 检验了电信行业规制改革和民营化之间的选择顺序是否有直接结论关系, 结果发现:仅仅是迅速民营化而完全忽略了竞争和规制是一个错误, 其结果是南辕北辙的。特别是质检系统本身的工作就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建设, 其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更应该从转轨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
田国强提出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三阶段:⑴经济自由化。这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⑵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市场化阶段。市场化阶段的时间非常长, 至今仍然没有完成;⑶市场环境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进行民营化。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各级站点遍布全国, 从业人员数量众多, 固定资本投入总量巨大。虽然职工人数很多, 但是由于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技术机构转制过来的, 很多部门中通过各种权利关系安排就业的人员为数不少, 特别是在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检验检测的技术技能不仅不能跟进企业新产品的创新速度, 而且连基本应达到的水准都不能保证。固定资本投入总量虽多, 但是办公设备不足、陈旧, 检验检测设备过时、重复建设、浪费等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这样情况下迅速民营化可能遇到的国有资产流失、人员下岗分流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和对立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在目前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渐进式的改革同样适用于质检系统。本文认为今后的改革应打破这一领域行政性垄断的格局, 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允许盈利性的私人机构进入检验检测市场, 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产品质量技术方面的咨询、培训、检验检测调修服务。从而与现存的国有技术机构形成竞争, 以达到提高效率, 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事实上, 质检系统作为基础部门之一,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资金需求, 有限的政府财政力量对于技术机构设备升级换代和科学研发的市场需求显然难以支撑, 目前已经出现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民间资本却在闲置待用, 不知投向何方。政府与民间在资金运动上的不平衡, 源自国家垄断体制下形成的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此, 解除国家垄断, 放松市场准入限制, 充分吸收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检验检测市场, 进而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 将为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适宜的政府规制使服务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趋向一种良性的循环, 也就是说服务质量与信誉成为该服务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 产品的消费者就是企业生产活动和产品质量的真正监督人, 良好的获利能力就是激励检验检测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府规制可以解决目前没有解决的激励不足、监督人缺位的问题。在推动民营化之前, 先行设置合理的规制政策已被证明是非常必要的。
2. 规制、监管部门与技术机构脱钩
为维护市场秩序、度量衡的统一以及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人身安全、保护环境, 政府应该对于为市场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民营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所从事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制。这项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特性,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但是正如上文所说, 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如果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 从而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格局会导致监管不力和监管不严。在开放民间机构进入市场的同时, 要使那些进入市场为企业、个人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原国有事业单位也逐渐与上级行政执法部门脱钩, 与民营公司保持平等的竞争关系。作为有行政执法权的技术监督部门则应该保留有自己的技术力量, 包括人员、设备、场地等等, 以便为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但是其不应再参与任何盈利性的市场经营活动, 即完全退出市场。监管机构一方面要监管市场, 另一方面应对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企业进行规制, 包括: (1) 对于进入企业的规制管理。可以成立独立于行政机构的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对进入企业资质的考核, 比如对于人员技术水平、设备、场地、资金的考核; (2) 对服务信息的监管。采取强制性产品信息以及违规检验检测信息披露的措施; (3) 严格责任原则。加大对于市场中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机构的处罚力度等等。
五、结论
本文在中国渐进式的三阶段经济改革的背景下, 思考我国国有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深化改革问题, 对于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提出了建议。本文深入分析梳理了质检系统目前的业务内容, 认为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科学研究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行政执法的职责;向市场提供服务的检验检测校准工作。进一步对这三项活动的经济属性做出了分析, 认为其中向市场提供的检验检测服务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因此应该推动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的民营化, 使原国有事业单位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逐渐脱钩, 在该领域内引入竞争;鼓励民间机构参与科研活动, 而政府退出市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对市场的监管显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政府部门则应该做好监管人的角色。不仅如此, 本文采用在某些行业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检验证实了的流行观点, 即在推动民营化之前应先行设置好合理的规制政策的观点, 认为政府不仅应做好市场的监管人, 还要对于进入检验检测市场的私营企业以及与政府部门逐渐脱钩进入市场的原国有技术机构进行有效的规制。
摘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来说, 面临着新的挑战, 同时也是本部门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一个机遇。本文在中国渐进式的三阶段经济改革的背景下, 思考我国国有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深化改革问题, 对于改革的方式和步骤提出了建议。本文深入分析梳理了质检系统目前的业务内容, 认为政府部门在一些领域内应退出, 并推动民营化;在另一些领域内则应加强管理, 并且对于进入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进行规制。
关键词：民营化,规制,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安佰生.标准化的准公共物品性与政府干预.中国标准化[J].2004年第7期
[2]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经济学[J].2001年第1卷第1期
[3]田国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M].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
[4]斯科特·沃尔斯顿.在规制和民营化之间:改革的顺序选择--以电信行业改革为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3期
[5]苏志明.质量技术监督管理[M].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3
[6]高本虎、李贵宝等.水利技术监督.技术标准与科技研发协调发展战略研究[J].2005年第1期
[7]孙早、鲁政委.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经济研究[J].2003年第4期
[8]杜传忠.激励规制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3年第2期
[9]何喜冠.WTO/TBT与质量技术监督.技术监督实用技术[J].2003年第3期
[10]彭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原因分析及有效打假的途径[C].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调研文集.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2年
[11]王冰.西方市场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J].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