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7篇）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1

【十九大回声|专家谈】“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点赞十九大”系列评论（10）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周望

为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提法，丰富了社会治理的内涵。报告还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美好前景。可以看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相关论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纲领，指明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任务和实现路径。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体制

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契合不同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本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政府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具有显著优势，比如组织动员优势、资源配置优势、协调执行优势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离不开政府的作用。2016年3月23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明确“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此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不是说党委政府大包大揽，这与社会治理的实质是背道而驰的。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发挥党委、政府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社会和公众的作用，形成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和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和公众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组织和公众既是社会治理的成果享有者，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何发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作用，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走向“强政府、强社会”，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之所在，潜力之所在，也是难题之所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最可靠的长效机制。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一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二要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社会矛盾；三要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四要培育法治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和自觉行动。

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

“四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理念以后，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2016年10月，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2017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十九大报告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个方面，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需要指出，这一表述并不是对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等其他内涵的否定或排除。

社会治理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当今社会，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力量就能治理好。而这正是社会治理价值之所在，因为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建共治，进而达致政府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善治。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把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这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治理智能化意味着科技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善于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社会治理专业化意味着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善于运用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方法、专业的精神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矛盾和问题趋向复杂化的必然要求。注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先后建立。但是，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根据十九大的部署，要特别注重以下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建设：其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其三，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其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其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稳则天下安”，要立足“三农”基本国情，发挥乡（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农村和谐稳定，夯实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综上，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2

“宜宾共建共享工作跨越式发展, 一年一个样, 每年都有闪光点。”宜宾市三家通信企业在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中得到上级主管单位、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赞赏。经过这些年的探索, 宜宾通信运营企业摸索出自己的一些经验。

深刻理解共建共享对企业、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经过三年的努力, 宜宾通信行业得到长足发展, 创造了本地企业发展的奇迹, 逐渐成为本地标杆行业。从覆盖到质量, 从产品到服务, 从企业贡献到产业发展, 三家运营商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电信基础设施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让老百姓不断得到实惠, 让政府信息产业不断得到发展。截止2010年底, 通信用户数335.18万户, 村通覆盖率93.2%, 电话普及率62.18部/百人, 3G用户数9.2万户。行业产值从2001年的9.88亿达到2010年的64.03亿, 年增长率为26.54%, 增速远大于全市GDP。通过共建共享, 实现829.21公里杆路, 97座铁塔, 12.25公里管道, 223个基站配套资源互补, 行业内节约建设资金3160.6万元。

党的十七大以及国务院提出的国家“十一五”规划, 都明确提出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坚决走节能减排的道路。电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消耗、降低排放、提高效率, 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本地通信企业认识到只有全心全意地推动共建共享, 才能真正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让宜宾社会的发展更加有效、更加和谐。为此, 工信部联通2008文件出台的第二周, 宜宾就成立了共建共享协调小组, 下设专职人员负责处理各单位内外部的共建共享工作。同时, 各运营商还编写各自内部的共建共享管理办法和流程, 相互之间交流学习, 达到“一套流程, 共同实施”。建立公司领导热线, QQ群, 每季度联席会的协调沟通机制, 在制度, 组织上保障共建共享工作有序开展。三年来稳定的领导和执行团队, 有效的沟通机制, 富有成效的工作, 使宜宾共建共享工作蒸蒸日上,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企业自身也在发展中节约成本, 规模扩大中得到实惠。

三家单位都认识到:共建共享是进一步推动我们通信行业承担社会责任, 创造社会价值的最佳平台, 更体现了“顾大局, 有高度、讲诚信, 负责任”的行业价值观、责任观和公共社会形象。为此, 三家运营商定期向社会宣传行业发展情况, 积极参加公益事业, 树立起本地良好的企业形象。

积极与政府协调沟通, 改变行业形象, 争取政策支持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积极稳妥的推进共建共享工作”。宜宾本地通信企业依靠“父母”, 团结协助, 共同发展, 积极主动找政府汇报工作。积极参与市政规划, 将信息、通信产业纳入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密切联系, 建立与政府沟通的常态化机制。每季度定期联合召开沟通协调会, 邀请涉及经信委, 政法委, 国资委等主管单位协商如何共同配合政府工作, 共商行业发展大计, 解决近期通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分管副市长牵头, 经信委具体落实《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加快TD—SCDMA建设的通知》, 在全市范围内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网络发展。今年四月, 在协调会上, 联席会成员首先集体学习《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通信业的意见》, 政府相关部门达成一致将通信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予以对待。开设“绿色通道”, 共同推进通信行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将通信行业发展具体内容纳入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规划中。

通信企业积极与政府沟通, 争取了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一些信息化项目, 建设了一些适合于政府、企事业单位发展的信息化平台, 如党政网, 财税网, 烟草网, 天眼系统, 数字城管等, 极大地满足了政府信息化要求, 体现了运营商在通信行业的主导地位和社会责任。

通信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积极为政府排忧解难。屏山新县城复建工程中, 三家单位响应政府号召, 学习灾区复建模式, 将基站建在绿化带中, 采用景观塔, 美化机房, 与新县城风格完全一致, 既美化了环境, 又支持了环保, 改变了行业形象, 节约了工程投资;为三峡集团向家坝水电站公司大坝上下无线覆盖, 电话、互联网专线到宜昌。

电磁辐射引发的城区基站安全问题以及建设问题, 目前越来越突出, 为寻求解决办法, 通信企业主动联系政府, 表达行业诉求。2010、2011年政府组织两次专题会研究解决办法。宜宾市委宣传部牵头, 组织三家通信企业, 并邀请宜宾电磁辐射监测站专家, 长期性利用媒体进行电磁辐射知识普及。宜宾市住建局牵头, 三家通信企业配合, 做到新建小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小区通信设施建设同步进行。城区已建成基站, 三家通信企业做好电磁辐射监测工作, 协调处理小区居民意见。对于符合国家标准电磁辐射标准基站的人为破坏, 公安机关要给予严厉打击。三家通信企业做好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减少重复建设, 节约投资。宜宾司法局牵头, 通信企业配合, 做好破坏电信基础设施法律知识普及。通过快速响应, 积极协调政府, 通信行业成功化解了由辐射带来的发展问题。

创新引入三方建设模式, 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共建

为扎实开展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工作, 切实节约工程投资, 宜宾三家电信营运商共同商议引入第三方建设模式。由三家单位共同对通信施工单位进行方案审查, 比选招投标, 共同认定的第三方牵头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各自分摊结算相关费用。这种创新模式, 既解决结算难, 协调难, 施工难的三大共建问题, 又为将来行业融合, 共同发展提供一种探索模式。在屏山复建, 竹海风景区管道工程中, 三家单位创立了引入电信基础设施三方建设-企业回购的模式。

贯彻执行政策, 严防踩红线, 重点领域共建共享

共建共享小组成立时, 全体成员积极学习文件, 对五条禁令, 七类场所, 三大领域的建设积极采取共建共享模式。每年只要涉及此内容的建设和需求, 三家单位都提前沟通, 达成共识, 稳妥推进。宜宾是片热土, GDP全省排名第四, 长江中上游川南最后开发的区域, 已纳入成渝经济区, 经济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随着市政府发展战略“工业强市, 旅游兴市”的实施, 近三年来大型项目陆续在宜宾拉开, 通信发展迅猛。在这些项目上, 三家运营商实现了重点领域的共建共享, 共同发展。比如:屏山新县城复建, 向家坝水电站大坝覆盖, 长宁竹海4A风景区, 宜乐、宜泸高速、临港经济开发区等通信设施都实现共建共享。

最近, 三家运营商经过讨论, 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共建共享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根据省通管局《关于印发2011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施意见的通知》, 以三年来共建共享协调会会议纪要为基础, 本着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促发展的原则, 三方在电信基础设施领域, 全社会信息化服务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 争取实现2012年考核评优达到通管局二等奖的目标。

为了完成目标, 着重做好以下三面的工作:

三家运营商务必解放思想, 深刻认识共建共享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继续自主化, 常态化的开展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工作, 深刻认识到只有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工作到位, 才能出色完成共建共享的任务。领导小组, 执行小组, 具体经办人, 三级组织无阻碍沟通。建立自上而下的执行, 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确保国家政策落地执行。按照目前形成的机制, 争取把电力、广电行业吸引进来, 增加行业影响力, 增加话语权。

继续加强与政府、与相关行业的沟通, 建立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三家营运商有效合作, 积极向政府汇报, 表达行业诉求。解决目前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如:共同化解开发商、物业公司不合理的入场费、赔偿费、高价电费、高价物管费等问题;共同化解人民群众对辐射问题的误解;共同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不合理要求。要充分利用本地各媒体积极宣传行业特点、亮点, 加强行业内外交流互动。让行业发展在一个内顺外和的环境中成长。2010年省政府文件专门讲述如何加快发展通信业, 宜宾本地通信企业将认真分析, 仔细研读, 领会精神, 争取当地各级政府支持。

合作模式创新。在前期合作基础上, 三家通信企业共建共享创新合作模式, 扩大合作范围, 提高比例, 增强效果。拓宽合作渠道对通信企业的发展有极大地好处。实践证明, 通信企业之间比的是服务, 比的是资费。只有更好的客户服务, 更优惠的资费标准, 才能提高客户满意度, 赢得市场。三家企业在一些问题上共进退, 表明态度, 争取政府、企业、客户的理解, 支持。重点区域, 重点项目实施共建共享, 又好又快的推进工作, 避免效率低下, 重复建设。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3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修订《食品安全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至今，已近一年。这一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的宣传贯彻实施，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这一年，老百姓的餐桌安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舌尖上的安全”是否得到更强保护？通过梳理回顾，可以看出：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配套法规制度逐步完善，全程追溯制度正在建立，风险管理初成体系，网络食品交易走向规范，越来越多的企业、行业组织、媒体、消费者意识到全社会协同共治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真正“良药”……

抽样检测步入规范化、长期化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念，明确提出“预防为主、风险管理”的原则。其中，抽样检测作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与风险监测的基础性工作，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实现科学监管的重要手段。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国家总局以“四个最严”的要求为指导，锁定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遵循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全面覆盖、常规与专项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制定抽检检测计划。品种上，覆盖33个食品大类，129个食品品种，200个食品细类，同时提高对油、肉、乳、饮料、婴幼儿奶粉等高风险加工食品以及蔬菜、水果、禽畜肉等鲜活农产品的检验频次；项目上，基本覆盖现有标准中规定的安全性指标，同时加强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滥用和非法添加、致病菌、重金属、污染物质等安全性指标的检验；企业方面，覆盖13.3万家获证生产企业，同时加强对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的抽检；区域方面，以流通环节为主，涵盖生产、流通、餐饮、进口、网购等不同业态，同时加强对食品生产聚集区、集中交易区、集体餐饮场所以及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关注度。

同时，抽检查验、专项治理的信息披露频次明显增多。据统计，今年以来，国家总局已26次发布食品抽检公告，各省级监管部门则以至少每周一期的频次发布抽检信息。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以“风险预防”为目标的规范化、长期化的抽检工作，为体量庞大的中国食品安全摸清底数、对症下药做出贡献。这表明，以国家总局为代表的中国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日趋成熟。从抽检情况不难看出，中国食品工业的食品安全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风险管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明确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风险管理的原则，并提出了食品监管部门要根据风险监测评估的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同时，增加了对风险交流主体、原则、内容和形式的规定，标志着风险交流工作在中国步入法治化轨道。

国家总局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基于风险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思路，推行基于风险管理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9月5日，国家总局发布了《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共5章40条，将于12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明确了食品安全风险把控点和监管重点，对于监管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能有重要意义。

在风险交流方面，国家总局在官网设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预警专栏、消费提示和风险解读。各级监管部门也开始重视新媒体的运用，打造自媒体品牌，抢占新媒体食品安全的话语权。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清华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积极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分析热点食品安全事件，破解大量食品安全领域的谣言，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把风险交流写进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是本次修法的一大突出亮点。国际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部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坚持以科学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手段，遵循科学的规律，讲求科学的实效，最终实现科学监管。

追溯制度助力食品全程控制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确定“全程控制”为食品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提出了国家要建立食品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

目前，国家总局、商务部、農业部、工信部、国家粮食局等政府部门纷纷建立食品追溯体系和信息平台。2010年以来，商务部、财政部分5批支持全国58个试点城市开展肉类蔬菜追溯体系建设，支持18个省市开展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已有1.5万多家企业建成肉菜追溯体系，覆盖经营商户32万余户，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连接城乡的追溯网络，对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和保障模式创新、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信部于2014年6月开通了“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公共服务平台”，伊利、蒙牛、雅士利、

完达山、北京三元、福建明一和辽宁辉山6家婴幼儿奶粉企业纳入试点。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伟：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指出，可追溯体系是食品风险管理的关键。食品安全可追溯包括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企业对食品生产链的信息可追溯；第二层次是政府对于生产链信息的监管数据库建设。第二层次的可追溯数据库通过生产链信息监测，可以推动可追溯信息与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有效交流，实现与终端检验信息相结合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与交流，为风险管理提供更为丰富的技术支撑手段。

社会共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提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激发社会力量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实现社会共治，关键是落实各方责任。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自觉树立质量意识，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机制。政府要履行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社会要强化监督责任，形成人人监督食品安全的天网，让不安全食品没有市场，让生产经营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

一年来，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全面加强了食品安全工作。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的宣传、贯彻、落实不断深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开展了执法检查，有力推动了食品安全工作。各地生产者不断完善生产规范和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推动农业和食品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履行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提升了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各类媒体积极宣传报道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曝光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拿起法律武器，投诉举报掺杂使假、非法添加违法行为，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食品安全。很多专家学者、科普工作者，积极为食品安全工作献计献策，为提高全民食品安全科学素养添砖加瓦。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共治。我们既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也要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生产企业，还包括每一个消费者，都要提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要逐步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进而提升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水平。

特殊食品配套规章密集发布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公布之初，最大的亮点就是法条中专门辟出一节，将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作为特殊食品，实施严格监督管理。关于三者的配套法规的颁布和制定，始终是业内关注的焦点。

今年2月26日，《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公布，于7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打破了之前全部采用由国家总局受理注册的管理办法，明确了保健食品的申报将采用注册和备案“双轨制”管理。由于保健食品的法律定位被明确，极大地鼓舞了新投资者的涌入，同时由于管理方式的改变，将迫使部分企业不能适应变化而退出市场，行业出现新陈代谢加速的新景象。

今年3月7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公布，于7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是对新修订《食品安全法》中特医食品条款的细化，明确特医食品的法律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办法》出台后，特医食品市场进一步规范，同时将推动特医食品的资本运作，我国特医食品行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今年6月8日，《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公布，将于10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明确，用药品管理方式规范配方乳粉，并严格限定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注册申请人必须为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企业；每个企业生产不得超过3个配方系列9种产品配方。该《办法》的出台，表明了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不断提升中国乳业健康水平的决心。目前，乳品企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注册文件，调整生产流水线，以应对10月1日的“大考”。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法制司司长徐景和：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确立了对三种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进行严格监管，标志着我国建立了特殊食品严格监管制度。这三种食品和普通食品不一样，更为严格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产品注册、备案、GMP进行管理、对原料和功能声称有要求、标签说明书有特殊要求、广告有特殊要求等方面。

网络食品监管走在世界前列

隨着电子商务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日益密切，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关注的焦点。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对社会关注的网络食品交易平台明确了安全管理责任，对线上交易的相关违法生产经营者规定了处罚措施。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饿了么”平台引导商家虚构地址、上传虚假实体照片等不良行为后，网络食品安全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市场，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针对网络食品经营的规章制度。

今年7月13日，国家总局发布《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将于10月1日起实施。该《办法》明晰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的管辖职责和查处职责，严格科学设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为执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该《办法》对网络平台强化了七大义务，分别包括：备案、具备技术条件、建立食品安全相关制度、审查登记、建立档案、记录保存交易信息、行为及信息检查；并将“神秘抽检”制度引入日常监管。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4

为了贯彻落实盐田区四届党代会精神，进一步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梧桐社区综合党委、海山街道组宣科、社会事务科在梧桐社区主办了《共治共建梧桐 • 共驻共享幸福》——“梧桐社区邀您一起献策幸福梧桐”论坛，我受邀出席了此次论坛，对如何开展“共治共建，共驻共享”活动发表我的看法：

当前我市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的情况下，党政部门也迫切需要倾听市民呼声,了解百姓诉求, 梧桐社区要如何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相关职能部门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建设，如何兼顾和整合各方的权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引导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力量，也成了党委、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为梧桐社区“共治共建，共驻共享”建议：

一、加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进社区相关单位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发挥多方力量优势，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发挥社区专业人士的智慧，让民间智慧得到新体现，使社区居民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可以得到充分尊重，说了没

有白说，关键点就是抓落实，在共治共建联席会议后，及时将“联席会议”的结果通过社区网络和公布栏向各方通报，还要向居民披露会议内容结果，对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相关部门有做不到、做不好的要解释为啥没有做好、为啥做不到，要将议事的落实情况及时向民众反馈，每一件联席会议都要设立编号，必要时要相关领导督办，加意见，要做到居民所反映问题和联席会议所商议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居民还要对每件事项满意度给予评分，对落实效果群众不满意的，立即进行整改，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联席会议”议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建立多方协商机制和共商社区事务的公共平台，进一步解决好社区问题。要努力提高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参与和谐社区建设，“联席会议”为居民沟通搭建一条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居民对社区事务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逐步把“联席会议”打造成为群众利益实现的表达平台、政府执政的便民平台和居民权益与权力博弈的公正平台。

二、加大对社区“网络问政”的力度。我在新浪网微博看到“梧桐社区服务中心”的微博，感觉到梧桐社区在拓宽网络服务辖区居民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还是有待完善的空间，在梧桐社区民意表达工作室的基础上，要尝试拓宽“网络问政”建言的新渠道，开展“网络问政”是目前社会

发展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最有效途径，可使政府部门决策向科学发展的方向迈进，也为辖区的居民建言献策提供更多的渠道，从而推动党政部门和民众从线上到线下的良性互动。要大力推动网络问政的体制、机制创新，大力推动网络问政的方法创新，引进和运用互联网的最新技术和手段开展网络问政，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网络表达诉求渠道，进一步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机制，健全群众权益保障和矛盾化解机制。让社区居民能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并且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化解社会矛盾。要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重、以他们的利益期盼为念，解决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难点问题，形成了共驻共治、促进和谐的良好局面，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民生服务网络化管理，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实效，显示出党委、政府开放、亲民、自信的形象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从而实现善治。

三、进一步提高社区的自治水平，创新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模式。要加大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通过开展共驻共建，将社区自治组织整合到社区治理体系中，使得公益、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把社会建设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社会管理创新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部门和单位，还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强化工作考

评，确保按节点推进、按责任落实，努力探索新型城市的社区建设和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梧桐社区的服务能力，运用信息化手段，探索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整合社区各类资源，不断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努力把梧桐社区建设成为“幸福深圳”的模范区。

作者简介：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5

加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共同构建节约型社会

图书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环节,应该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网上咨询、网上阅读等服务方式来实现资源共享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作 者：张振吉 作者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46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5)分类号：G25关键词：节约型社会 文献信息资源 共建共事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篇6

一、抓资源整合，强化部门责任

一是进一步强化党政责任。其一保队伍稳定。我乡把综治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选派3名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并保持政法综治队伍的相对稳定。其二保经费投入。政府年年初预算10万元，保障全乡综治资源整合、平安建设和各项综治基础设施建设。其三保工作调度。综治成员单位按时召开综治工作月例会、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化解矛盾碰头会等，保证综治工作月月有调度，季季有安排。二是强化组织机制建设。工作中做到 “四有四落实”：有组织领导、落实专班负责；有阵地、落实专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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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度、落实工作职责；有责任、落实部门协作配合。健全“五个机制”：组织领导机制、工作运行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经费保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实行“五个统一”：统一受理来信来访、统一分流矛盾纠纷的处理单位和部门、统一协调疑难复杂问题、统一调配人力、物力、统一跟踪问效；落实“六项制度”：首问首接负责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案件限时结报制度、结案回访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倒查责任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基本形成了 “综治办、警务室”、“治安中心户”、“十户联防”、“季节性巡逻”相结合的“横到边，纵到底”的管理体系。三是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我乡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评工作，定期进行考核评估，对因领导不得力、措施不落实、工作不到位，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问题的村、部门和单位，及时严肃查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目前，通过完善部门责任制和考核制度，促进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已基本形成齐抓共管通力协作的工作格局。

二、抓法制宣传，强化依法治理

2011年我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18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6000余份，4000余人受到教育，受教率达60%。工作中主要体现在“四个结合”上：一是做到干部自学与依法行政相结合。二是做到农村普法教育集中培训与分散教育相结合。利用赶集日和召开村组会议和群众大会的机会，进行了18次法制——

2宣传教育，投入10000元编撰《清江乡便民手册》5000余册、《普法简明读本》3000余册，并发放到农户（居民）手中，达到户平一册，机关干部人手一册。三是做到法制宣传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利用解决矛盾纠纷、抓日常工作、矛盾排查调处、处理信访、企业协调、教育教学、城乡及工商管理、平安创建等有机的结合起来，不失时机的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做到普法教育和开展日常工作两不误。四是做到村务公开与法制宣传相结合。在开展村务公开的同时把适应农村的涉法内容一并公开，达到“四民主两公开”的要求和目的。

三、抓矛盾排查，强化社会稳定

一是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动机制。建立健全统一领导、部门协调、村户（中心户）联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使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并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限期办理、巩固治理的措施，对排查出的矛盾按照 “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模式进行调处，变上访为下访，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实行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切实把责任落实到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有效的控制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1年，共排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78件，调处78件、成功76件，接处信访件11起，与上年相比呈下降趋势。二是落实经费保障机制。2011年乡政府拿出5万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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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资金对全乡138名综治维稳信访信息员按照每月30元的标准考核兑现工资，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四、抓网络建设，强化防控体系 今年以来我乡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一是“加强六大防控网络”建设。“六大防控网络”：民调网络、治安信息网络、安全生产网络、基础设施保护网络、治安联防网络、治安巡逻网络；通过各种网络掌握各种信息以促使早防、早控和早处，不出现相互推诿和踢皮球的现象。确保了“春节”、“两会”、“五一”等特防期间无到郴赴省进京上访事件。二是建立和完善严打经常性工作机制。我乡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严打”方针，以“两抢一盗”、“除五霸、抓五小、治毒害、端赌窝”为重点，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把经常性打击与集中行动、专项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根据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保持“严打”斗争的强度和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做到了发生一例，严处一例。2011年共接处警35起，发刑事案件32起，破23起；立治安案件2起，查处2起，行政拘留1人。

五、抓平安整治，强化社会和谐

一是继续深化平安乡镇、安全文明单位建设。继续深入地开展“平安村、平安校园、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矿区、平安社区”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平安”建设活动，在安全文明村、安全文明校园、安全文明社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平安清——

4江建设的各项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平安清江建设宣传力度。各村、各单位大力宣传“平安清江、法治清江”，做到村村有标语，有宣传栏，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积极性。悬挂固定横幅20处，设立大型固定宣传牌4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6000余份。使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群众对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的参与率、知晓率明显提高。三是开展学校及周边环境治理，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心学校聘请了兼职法制副校长和业余法制辅导员，全面提高青少年法制意识。对孤儿、辍学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在家的未成年子女等进行摸底排查，逐人建档立卡，落实帮助教育责任人，加强监护、救助、教育和管理。四是加大企业及周边环境治理，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严格落实驻企民警工作责任制，健全完善警企联勤、服务承诺、治安包保等一包到底的治安保护工作机制。为企业生产、经营营造一个好的治安环境。五是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针对我乡公路里程长，路面窄，过往车辆较多的实际情况，我乡加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治理，开展驾驶员培训教育，规范集镇交通及车辆停靠秩序，加大整治违章行为的力度，安监站配合市公安交警中队上路值勤，严厉查处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和拖拉机违法载客，依法打击开三无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我乡无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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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篇7

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即“共治”。共治是路径，善治是目标。善治的要素包括治理的有效性、回应性、稳定性，以及参与、公正、廉洁、透明、问责等。而善治本身也不是目的，善治最后的目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之善治的最后目标是办成“好教育”，好教育或者“善教”意味着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共治并不必然带来善治，但没有共治必然没有善治，共治所具有的内在优势有助于达成善治。

在我国，治理和教育治理已经具有一定的政策基础、实践基础、研究基础，推进教育治理与过去教育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与简政放权、教育行政职能转变、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是一致的，是对一直在进行的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化。本文将对教育治理的特征、背景、价值目标、体系建构等予以探讨。

一、教育治理的特征与背景

相对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治理有其显著优势——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教育管理变革提出的挑战。

（一）教育治理的优越性

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多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私人部门、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不是作为单一主体的政府的统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管理。

治理与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不同，二者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政府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教育治理是对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超越，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集中体现，是教育管理的现代形态。因此，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并不是对立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高级形态。不能用“教育治理”的概念否定和取代“教育管理”的概念。

教育治理的优越性在于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在教育治理的框架下，各种不同的教育利益诉求能得到充分表达，教育决策、教育政策与教育立法得到充分讨论与论证，并从政治生态上消除了人治显性或者隐性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教育治理具有显著的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科学化）特征，是教育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在教育治理体系中，国家机关、社会、公民不是对立对抗关系，而是致力于共赢善治的联动合作关系。

教育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教育治理兴起的逻辑前提。而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的新变化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则是教育治理兴起的现实基础。

（二）教育治理的国际背景

自世界银行1989 年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 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很快就流行开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治理的著述大量涌现，治理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中的显学。

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政府管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国家内部，政府被视为“超级保姆”，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服务低劣、效率低下，财政危机遍布各国，社会分裂和文化分裂同时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与市场和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市场机制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会产生分配不公、外部化、失业、市场垄断等失灵现象。因此，社会急需新的调节机制。这个新的调节机制就是治理机制。“单纯的市场手段和单纯的积极干预都不能实现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治理就被认为是对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也为多元治理的全面运作提供了动力基础和体制化支援。

单一依靠政府或者市场都不能带来善治。治理的兴起是为了缓和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与相对集中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治理试图重新配置公共权力，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治理理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将民主、参与、协商、分权、责任、人权、平等、合作等诸多美好的价值融入其中，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相对于垂直统治的巨大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与风险。因此，治理理论和实践不仅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且被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系统总结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国家治理变革浪潮的影响。但教育治理的兴起，并非只是跟在一般治理变革之后亦步亦趋的结果。教育治理有其自身特性与相对独立性。从国际上看，教育中的政府单一管理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亦即教育管理中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是促使教育治理勃兴的现实原因。

我国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治理，也受到国际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我国，倡导教育治理，主要基于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

（三）教育治理的国内背景

西方发达社会的治理和教育治理，是建立在尽管政府发育（现代科层制）和市场发育（市场经济）都比较成熟但却“双重失灵”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治理土壤显然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现代科层制和市场经济都不成熟，因此，我国教育治理的制度基础、目标设定、路径选择等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扩大微观教育领域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建设现代科层制政府、完善教育行政机构与职能，以及更好地规范市场并促进市场健康发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我国教育的促进人的发展及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严重，学校办学活力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不够等。我国已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足以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教育管理改革势在必行，政府教育行政职能亟待转变。

现存问题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府理论进行反思，并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应该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不是全能者，不应该垄断对教育的管理权，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变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边管理为政府、社区（家长）共同参与的多边管理和共同治理。因此，教育治理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内容，旨在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二、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能够为多元主体之共治提供方向和指针，化解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主体所感到的迷茫、混乱和失落，使多元主体从中获得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宿感。概言之，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办成“好教育”，使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亦即，使内在于又超越于多元主体利益之上的学生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本质上是要求捍卫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解决教育中的公共利益被蚕食和侵蚀这一现实问题。例如，“应试教育”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需要大力治理。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在于形成“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新教育格局”，其中，“高效”包括高效能和高效率。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包括：教育效能、教育自由、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教育秩序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好教育”的具体表征，是保证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教育治理能力大小、教育善治与否的最终标准。

（一）教育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的的达成度，达成度越高教育效能越高。教育效能高低取决于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代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教育通过促进学生个人的发展，如就业能力、民主素养的提高等，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效能的实质是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治理以教育效能和教育公平为根本价值目标，旨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教育的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

只有优质公平的教育，才能体现学生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和长远需求，才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分数挂帅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片面发展，顶多只是代表着学生和家长的眼前利益；城乡间、区域间、学校间差距甚大的非公平教育，只是让部分人享受良好教育，显然没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

教育治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治理主体提高认知能力，明确教育质量目标，达成共识。特别是，要使学生和家长认识到：只有素质教育才能提高家庭的预期教育收益，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动员、协同多种因素，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治理通过建构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利益表达平台和决策参与渠道，使各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遏制因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弱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益的侵害，使均等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成为可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治理能有效增强对于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的回应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质量保障和公平保障机制，建立问责制，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与公平的水平。

（二）教育治理的重点目标与现实切入点：促进教育自由，增强教育活力

现代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教育自由是指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教育自由主要包括：学生受教育的选择自由权、学习自由权、表达自由权，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术自由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必要的裁量自由权等。没有这些教育自由，教育中的各主体就很难发挥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教育就没有生机与活力，教育质量与公平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教育治理应该积极维护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本身体现了教育管理的民主性，体现出“管理的自由”，一些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可以在多元治理体系中自由表达其利益诉求并行使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进而有助于制约行政权力的越位和错位，有助于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法定权利与自由。治理中一些主体所享有的参与权利，可以用来有效保护自身的实体性教育权利与教育自由，可以用来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简言之，治理中的权利可以保护其他权利并制约行政权力，“教育治理中的自由”可以带来更多的“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的目的不是束缚人、压制人，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体现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由、保护自由。

（三）教育治理的底线目标：提高教育效率，形成教育新秩序

教育效率是指教育资源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关系。教育资源总是稀缺和短缺的，资源的合理利用有赖于有效的管理，提高教育效率是教育管理或者教育治理的重要追求。

教育秩序是一定的教育行为方式的固定形式，是对教育行为的偶然性、任意性、情绪化的超越和否定。教育秩序包括：教育教学秩序、教育从业者工作秩序、教育管理秩序等。没有这些秩序，教育工作无从开展。教育治理的初级价值或者说基础性目标就是定分止争，规范教育行为，为教育带来秩序。

教育效能（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公平、自由这几个价值目标，具有明确伦理导向，本身就具有正面价值，值得期许和追求。相对而言，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两个目标是价值中立性的。教育效率和秩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例如，某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考试技能方面能做到多快好省、很有效率，而一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方面卓有成效；某些学校内部管理中的专制高压带来了死气沉沉的“秩序”，而另一些学校的民主参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秩序。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无疑是正向的教育效率和秩序，而教育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民主化、科学化特征，使得这种正向追求更易于实现。但教育治理本身由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容易导致“管理”本身的低效和无序。在教育治理体系建构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相对于已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会有一定的甚至较多的效率与秩序损耗。在本质上，这个问题涉及民主与效率和秩序的关系。在传统意义上，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沟通、协商，决策过程更为漫长；从管理本身看，是缺乏管理效率的，远不如个人决断来得快。但民主是一种理性化、制度化的纠错机制，它有助于达成共识、形成科学决策，从而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并最终带来教育的“长期效率”，即反映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反映公平诉求的效率，即与教育效能、教育公平相一致的教育效率。

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秩序，不是高压形成的，或者不求进取的“消极教育秩序”，而是自由公平、充满活力、促进发展的“积极教育秩序”。不能因为追求秩序而牺牲学生的发展和学校的自主，牺牲教育的公平和质量。当前，需要特别关注和处理好“秩序与发展”的关系。与传统的管理和统治相比，治理的目标将不再仅以防范和消弭矛盾、维护秩序为首要任务，而是要致力于实现“秩序”与“发展”主题的对接。［8］

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

教育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善治的达成，这些均有赖于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推进教育治理，关键是完善教育治理体系。［9］

教育治理体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教育治理主体是谁，教育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关系是指教育治理主体间的、在治理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责任关系。教育治理体系建构，既包括治理主体的结构变化，也包括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安排。结构体系与规则体系共同构成了治理体系，结构驱动与规则驱动是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两条线路。

教育治理是共治主体依据规则开展的教育管理活动，涉及管理的多主体、多层级、多因素、多环节。多主体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等公民个体；多层级包括中央政府、多级地方政府、学校、班级等多个管理层次；多因素包括教育规划、课程管理、教学管理、经费管理、人员管理、质量保障、督导评价等多项管理内容；多环节包括计划、决策、执行、控制等多个管理流程。可见，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体系，既涉及纵向与横向，也涉及宏观与微观。但其核心是哪些主体能参与治理，以及参与治理的多个主体在哪个管理层级上、在哪些管理内容上、在哪些管理环节上具有决策权。

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参与权、决策权的结构性调整。除政府外，有更多的主体参与治理，这些主体在更多的管理事务上有更高程度的决策权。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向其他主体分权。在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中，必需的分权与必要的集权并不冲突，分权与集权是同步互补的双重变奏，都有助于善治。

当前，我国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政府宏观管理能力不足，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府分权，也需要集权；既需要学校自治，也需要学校内部的分权共治。

（一）教育治理中的政府分权

分权包括政府内部分权和政府向外部分权。前者主要指高层级政府向低层级政府的分权，特别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后者主要指政府向学校、社会和市场的分权。我国教育治理变革中的分权，主要指后者。

共治必然导致分权，原来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所拥有的教育管理权力，要分解和转移给参与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这种分权主要包括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权力、向市场“转移”权力。这三者意味着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

1.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

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权力主体。给学校自主权，实质上，是要求进行校本管理，是“以基层为本的管理”这一大趋势的反映。以基层为本的管理，本质上，要求把决策权下放给基层，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基层更了解实际情况，能更有效率地迅速做出反应。给学校自主权，就是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10］

2.政府向各类社会组织“转移”权力

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的不足，充当宏观国家和微观社会之间的一个中观协调角色，在利益表达、利益分配、社会纠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3.政府向市场“转移”权力

市场机制有时能够发挥政府不能发挥的作用。例如教育券、择校等市场机制，在一些地区对于提高教育效率就具有明显效果，因为这些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带来了办学质量的提升。另外，在土建、仪器设备购买、图书采购中，实行严格的监理制度、招投标制度，也是对市场机制的引入，成效显著。［11］

（二）教育治理体系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教育治理中的政府集权

共同治理是否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削弱、衰退甚至退出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多方共同治理的体制中，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充当的是“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管理网络中，政府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确定教育发展方向、目标、标准的重任，为多方主体参与管理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12］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导致的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由于市场、公民社会和中介组织发育相对不成熟，就更加需要发挥政府在多方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以有效解决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和目标分化，以及治理活动的碎片化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13］

就像善治的前提是完善治理体系一样，教育善政的前提是完善教育行政体系，即优化配置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包括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两种形式。纵向配置是指各层级的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划分，即权力的垂直性分割；横向配置是指与教育行政机关同一层级的行政机关，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内部的各类机构的权力划分，即权力的水平性分割。

优化配置不只是分权，也包括集权。集权同分权一样，是完善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甚至优先于分权。［14］集权是提升治理能力、达于善治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尤其如此。在中国语境下，教育治理不仅有充分释放社会活力、限制政府不当干预的意义，还有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宏观调控体系仍未定型，调控实践面临诸多矛盾，需要政府适度集权以克服教育改革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只要分权不要集权，只要分化不要整合，无疑是一剂“毒药”。

集权是指某些教育行政权力的集中和强化。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在纵向集权方面，主要是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统筹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力度。当前，中央政府要站在国家发展、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教育，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并积极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在横向集权方面，需要合理划分同一行政层级中教育行政部门与人事行政部门、党务组织部门、财政部门间的权责，加大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统筹教育发展的权限，使事权、财权、人事权相对集中于教育行政机关，尤其是加大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即国家教育部对于同一行政层级的相关部委的统筹能力。

经过上述分权和集权改革之后，政府宏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体系将趋于完善。

（三）学校自治与学校内部分权共治

同相对宏观的政府教育治理一样，相对微观的学校内部治理也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其实质是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其要点有二：一是强调自治，二是强调共治。

学校自治是指，构建新型政校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简政放权，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能够自主管理、自主办学。学校自治、学校办学自主权源自政府向学校的分权，但就教育善治而言，政府分权到学校层面还不够，某些学校可能会截留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新增权力，学校管理甚至会更加专断。因此，在学校内部需要“二次分权”，把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行分权共治。

学校分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对于学校内部事务的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学校内部管理机构、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组织、专家学者都可以成为学校治理的主体。学校的分权共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完善集体决策制度

健全校内集体决策规则，完善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避免个人专断。凡是有关学校发展方向、基本建设、重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专业机构的意见，要进行可行性评估，要进行集体决策。

2.健全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和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扩大教职工对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学生的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制定学生管理或者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要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

3.建立健全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完善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通过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会，使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管理，促进家校合作。家长委员会成员由家长民主选举产生。学校实施采购校服、订购教辅材料、组织活动、代收费用等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一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择方案，并做出相应说明，提交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