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的重要性（共7篇）

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篇1

浅析孟子的民本思想

关沙沙 09级思政 200902010044

摘要：孟子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但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奉劝统治者施行仁政，还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实行“民本”的系统主张，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孟子重视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使其学说具备了一定的民权思想因素。作为两周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孟子、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经济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师，在先秦儒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心理、美学、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慈幼、安定家庭、协调社会、治国安邦、顺应自然、天人和谐等多种功能和影响，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现代生活中，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孟子说：“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 的实际治理 中，百姓是尤 为重要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统治者要想恒久稳固，长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于人民的需要要满足他们，给予他们充分的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可见孟 子“民贵君轻 ”的含义是，民是社会 和国家的根基 ．万万不可动摇。对统治者而言，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为重要 的事情。那么统治者究竟 应该怎样做才能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呢?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经济上要富民、惠民

在孟子 以前，孔子就 主张在经济上 惠民。他说 ：“养民也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孔子认 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孟子继 承了孔子 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 故 明君 制 民之 产，必使 仰足 以事 父母 ．俯足 以蓄妻子，乐岁终 身饱，凶年免 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就是说，英 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 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 ；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 去引导他们走上 向善 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制民之产”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即“恒产 ”。有了“恒产”百姓就不会颠沛流离，犯上作乱了。所以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 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 ．如果 没有固定 的产业收入 ．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 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说，英明仁德 的君 主应 该首先使人们有固定的产业收入，这样百姓就 会有“恒心”．就可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了。

二、政治上要宽民、爱民

孔子 曾说：“道之 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政”是指法制、禁令。“刑”是指刑罚。政和刑都是强制性 的规范，只能制约民众 的外在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 耻心、价值观。人们虽然不违背规范，但那只是 为了规避惩罚，他们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 可耻的。“道之 以德”是通过为政者 道德人格 的魅力与其德行 的感召 ．兴起民众为仁 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 的驱动下，自觉自愿 ．自动 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 值选 择和行为方式。在这里，孔子将道德和刑罚、政令作 了对比，他发现道德的社会效果更好。很显然，他反对统治者对百姓实行严刑峻法，认 为统治者应该选择道德 ．对百姓进行“内心统治”。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上述主张，同样反对虐政。“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 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劝说统治者 不要残害百姓，如果暴虐百姓太厉 害，就 会身死 国亡，不太厉害，也会身危 国削。孟子反对连株，提出“罪人不孥”。他说 ：“昔者文王之治歧也 ．耕者儿一，仕 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从前周文王在治理歧周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 ：对做 官的人给以世代承袭的俸 禄；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 ：任何人到湖泊捕鱼，不加禁止。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对于犯罪的人，刑罚只及于他本人，不牵连到他的妻室儿女。

在孟子看来，英明的君主应该对百姓施行 “仁政”．应该宽民、爱民，应该 “与民同乐”。《孟子》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段经典对话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 鼓之 声，管簧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日：“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 离散。”今 王田猎 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 ．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 田猎 ．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 见，兄弟妻子 离散。”此 无他 ．不与 民 同乐 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 闻王钟鼓之 声，管箭之音，举欣欣然有喜 色而相告 日：“吾王庶几无疾病与 ．何 以能鼓 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 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 色而相告 日：“吾王庶 几无疾病与．何 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这里举 了欣赏音乐和打猎 两个例子，试 图告诫梁惠王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强加在人民的痛苦之上。作为统治者，应尽 力去关心人民的疾苦 ．努力施行“仁政 ”，使人 民的基本生 活得到保障，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与民同乐”。

三、思想上要教民、化民

孟子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 民心。”(《孟子·尽心上》)他认为好的政治措 施不 如好 的教育更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善政 只能使人 民敬畏，善教才能使人民喜爱。为了得到 民心，必 须实行好的教育。因此，孟子主张要在“富民”的基础上，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段日序，周日庠 ；学则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 ·滕文公上》)

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孟子认为教育 民众不仅要有国学，更重要的是应该大力兴办“庠”、“校”、“序”等乡学。兴办学校 的目的是为了对百姓施 以人伦教育．让百姓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道德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礼仪和行为准则。同时，这也是孟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他说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 文公 上》)父子之间有骨 肉之亲，君臣之 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统治者教民、化民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人 民如何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了解这五种关系中内含的各种礼仪规范。“明人伦”的具体要求是让百姓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认为，人们在劳动之余，在家做孝顺父母、敬重兄 长的子弟，出门则是忠于君主的臣民。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防止“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社会**，而且百姓也愿“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就能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 ·梁惠王上》)意忠心耿耿地为君主效力。“人人 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每个人 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圣贤施教，当各因其材。教育百 姓的方法归纳 为五种 ：“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 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道德教育中，有像及时 的雨水一 样滋润万物的，有成全 品德 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惑 的，还有 以自己的善行来正己正人的，这 五种便是君子教育的方法。通过道德教育 ．孟子试图将道德规范根治于人 民的内心之 中。这样，民心就会归服，人民就会认同并且 自觉服从统治者的统治。

孟子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不但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奉劝统治者施行仁政，还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实行“民本”的系统主张，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孟子重视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使其学说具备了一定的民权思想因素。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质上还属于专制主义的王权思想，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丰富的普适价值，尤其是“人民主体性”的提出在当时是极具进步意义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体现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是古代思想家留下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建设和谐社会而服务。

作为两周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孟子的民本思想，从人类的终极关怀出发，在急功近利的封建时代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而这也正体现了人类价值理性的优先性和崇高性。孟子不是立足于如何发展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也不是某人或其集团的利益，而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这对于我们认真反省自己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1]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4． [2]萨孟武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

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篇2

一、传统民本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重要渊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 传统民本思想蕴藏着无数精华与瑰宝。从先秦时期到清末, 统治阶级都把民本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尚书》有云:“民可近, 不可下;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周公说道, “经国家, 定社稷, 序人民”, 唐代魏征提出“为人父母, 抚爱百姓”, 应“忧其所忧, 乐其所乐”, 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宋元时期, 程颐指出,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本, 以安而不扰为本。清末明初, 梁启超更是强调, 国也者, 积民而成, 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深远影响下, 毛泽东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进而为坚定走群众路线提供了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

二、毛泽东群众观的经典语录剖析

毛泽东的群众观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一次具有转折性的指导, 他第一次把群众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一次提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奋斗目标。

1. 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毛泽东看来, 依靠群众的力量, 相信群众的能力, 并与群众打成一片, 任何困难难不住我们、任何敌人打不倒我们、任何大山压不垮我们。正所谓“滴水不成海, 独木难成林”, 在异常险恶、强大的敌人面前, 中国革命步履维艰, 革命的胜利的道路曲折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找到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和坚实基础, 那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正是这样的觉醒, 才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 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 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群众工作的方法,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随后《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毛泽东在不断实践探索中, 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群众观, 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了新的征程。

3. 甘当“小学生”

只有当好群众的学生, 才能避免走弯路、转急弯。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序言和跋》中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 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 没有求知的渴望, 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心当小学生的精神, 是一定不能做, 也一定做不好的。”1949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强调, “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要“不耻下问”, 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 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 然后再下命令。”1963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 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 制定政策, 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 就得先当学生, 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 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学生, 深入广大的基层, 向群众学习、请教、咨询, 与群众打成一片,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三、毛泽东群众观对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深入贯彻群众路线, 坚定走群众路线, 持之以恒坚持群众路线, 将群众路线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石, 对当前开展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启示。

1.“信民则福, 靠民则兴”是凝聚群众力量的根本途径

凝聚群众力量, 拧紧民心不是空洞的目标, 而是真正的行动。要始终坚持依靠群众, 坚信群众观点。古往今来, 无论是封建王朝, 亦或是革命年代, 还是当前社会, 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觑。古语有云:“人聚则强, 人散则弱”, 毛泽东强调,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 只有依靠相信团结一切群众, 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也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 在革命年代, 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 取得了胜利;在新中国建设初期, 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 才让中国逐渐恢复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后, 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众志成城, 让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 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 所面临的形势越严峻, 所出现的问题也就会越错综复杂,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 越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始终坚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鼓励群众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中, 携手并进。

2.“适销对路, 多思为民”是满足群众诉求的有效载体

群众路线怎么走?用心了解群众所需、所急、所盼, 用情关心群众的基本生活, 关注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 放下官架子, 走进菜园子, 扎起裤管子, 把做好群众工作当做自觉, 把服务好群众当做追求。毛泽东曾多次强调,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 从土地、劳动问题, 到柴米油盐问题,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 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 应该决定, 应该实行, 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广大的农村, 走好群众路线就得以带领群众致富、实现群众增收为前提, 进而丰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 尽一切可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企事业单位中, 要建立畅通的诉求和信息渠道, 关心、关爱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积极参与到建言献策中, 共促发展。在社区及社会组织中, 要建立矛盾纠纷处理机制, 凝聚群众力量, 协调各方矛盾, 营造和谐氛围。

3.“用权于民, 聚心凝力”是实现民主决策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篇3

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例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君民关系上论述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把它作为治国手段的是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意在要求统治者做道德的榜样去感化人民，以仁爱的心去爱护人民。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观点的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他所整理的这部书中进一步提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他非常明确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人民、社稷与君主三者比较起来，人民最重要，社稷第二，君主第三。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孔孟稍后的荀子论述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这就是得民众得天下的道理。

在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汉代贾谊，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民为本、民为命、民为功、民为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一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君主的威望、官吏的尊贵；二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明暗、官吏的贤否；三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兴废、君主的强弱、官吏能力的有无；四是民众决定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战、攻、守的胜败。归根结底，民众是国家、君主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民本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

民惟邦本是传统的为政治国良策，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源于先儒的“仁”和“仁政”思想。孔子提倡“仁”，“以德治国。”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基本含义是“爱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有100多处，要求人们把对亲人、家庭的爱推广到家庭以外的人们中间去，把对一个邦国的关怀推广到整个天下，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孟子则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将仁爱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民贵君轻”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的积极意义。

“仁政”在理论上出自于“人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道德的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在执政上要实行“德治”，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政策与法令的依据，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道德高尚的人充当统治者来感化人民。所以，传统儒家都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品德。为此强调，“由己及人”，以身作则，统治者要严格地以礼法“正己”，“其自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也强调“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因而“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掌握重要的权力，“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尽心上》)这就是“为政在人”的德治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德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是反对暴政、苛政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论·檀弓》)对于治国，他提倡“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子张》)即给百姓恩惠但耗费不大；役使百姓而无人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态度庄重而不傲慢；政治威严而不苛刻。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三、民本思想体现的内容

惠民、爱民、利民，是民本思想原有之义。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先智先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诸多论述，主要思想有：

(一)富民为先

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仲还特别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天下太平，权力握牢，必须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四个方面，富民是基础。管子是最早提出富民政策的政治思想家。稍后孔子也提出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

怎样富民呢?孟子提出—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个“制产”的标准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时孟子定的民之产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些作为“驱民之善而王天下”的基本条件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首先从划

分和确定土地的疆界开始，甚至主张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土地兼并。孟子之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出过“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汉代晁错曾指出，“圣王”能使民不饥饿，并非要自己亲自去种田织布，而是让百姓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他说：“民贫，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论贵粟疏》)北魏高祖元宏曾颁布均田令，“遗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之本。”(《魏书·高祖纪》)等等。

(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

官府徭役，不违农时，这在农业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管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孔子也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样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富民，要“薄税敛”，征收赋税要有定制。“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南朝刘勰从“仁政”的高度来论述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把它看成是致太平的根本措施。他说：“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体民力；轻约赋敛，不匿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刘子·爱良》)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注重“宽政息役，惠益百姓。”汉初实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三十税一”，形成文景之治；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菅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李世民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推行“安人宁国”的政策，历史上形成“贞观之治”就不难理解了。

(三)恤刑慎杀，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认为重刑滥杀都是“虐政”和“暴政”，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大夫可以背叛“无罪而杀士”的国君，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的诸侯，臣下可以讨伐残害民众的君主。他劝告国君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死刑，千万不能只听一面之辞而草率决定：“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些主张，是他“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儒家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因素。

(四)富而教之

以民为本者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孔子认为，治者的第一步是使民众富足，第二步就是教育。而“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天下之所以殃也。”(《李觐集·安民策三》)所得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说得非常清楚：“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好似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教化建立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得到制止，这是堤防完好的结果；教化破坏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出现，用刑罚也制止不了，这是堤防破坏的结果。”(译自《全汉文·卷二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居帝位统治天下，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院制度，将教育与训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教化的特点。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四常，即：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整个封建社会，教化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明确的。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目的是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国政得到治理)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对人民进行教化，这是传统的治国方策，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设教劝善，效迟功远。

(五)与民同乐

所谓与民同乐，也不仅仅是指同老百姓一道娱乐，更主要的是指统治者要推己及人，施恩于民，关心百姓疾苦忧乐。何谓以民为本，无非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已。只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有达到此种境界，才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才是仁政理想所追求的。所以，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从维护根本的统治出发，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如元宵放灯、端午赛龙舟、庆贺五谷丰登、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都是与百姓同乐同忧的。唐太宗把君主分为“苦民之君”和“乐民之君”，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百姓的态度不同。凡“苦民之君”往往“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相反，“乐民之君”能够做到“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令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旧唐书·太宗纪》)与民同乐与教化民众一样，在民本思想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民本思想与现代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这些主张，作为封建社会为政治国的精华，虽然与现代民主不是同样的概念，但其中包含着肯定百姓的某些权利与利益，强调民众的拥护与否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皇权，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事实上，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皇权腐败，民生涂炭，司空见惯，哪朝哪代能避免得了呢?是封建制度决定了君与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封建制度是“家天下”制度，君主凭借权力“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同时，君主不仅自己终身享用“天下”福利，还“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集大权于一身，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

尽管如此，民本思想毕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民心向背、富民为先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也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升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切实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切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与剥削阶级维护等级特权相反，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

牢固树立民本思想 篇4

长期以来，由于在如何评价和衡量干部的政绩、如何用政绩来对待和使用干部这些问题上存在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影响了一些干部正确政绩观的树立。总觉着职位是上级给的，权力是领导赋予的，要提职升级就必须经常向上级组织靠拢，向上级领导靠拢，眼睛要向上看，做事要适合上边的心思。对组织，只说好听的话，只讲做成功的事，树政绩；对领导，吹吹拍拍，请客送礼，联络感情，拉近关系；对工作，好大喜功、“拉长、吹大、垫高”，摆成绩；对同事，你好、他好、我也好，不讲原则，只求大家说我好；对群众，能瞒就瞒，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不愿“耽误”工夫。当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如上所说的干部一定是少数，但做过这样表态发言的干部一定是多数。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同志，想到的都感谢到了，为什么独独没有想到最应该感谢的人民呢。表态，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任职表态时都想不起“人民”，那么在今后的具体工作中还有多少时间想起人民呢。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人民群众既是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也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就是顺应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规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党的宗旨确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作为一名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中国共产党执政8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一些干部却不能正确面对这些，只记着自己的努力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功绩，脱离群众的思想滋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出现，群众观点的淡化和缺失在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身上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告诫全党同志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振奋精神谋发展”专题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如此

民本思想的重要性 篇5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民本是“以民为本”的缩语。早在商、周之际，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商统治的覆亡，使商、周统治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形成“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等治国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一系列命题，汇成一股激昂奔腾的思想大潮。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

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民众的主体性在形式上得到一定的重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透过这些民本思想现象的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的实质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来服务于私人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就深刻的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总结和继承，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如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了进一步阐述，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从古代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人民性、民主性精华，并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加以扬弃和综合创新，把中国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常说，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中国***自执政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体现。***人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己任，以****——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的实现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以民为本，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和传统的民本思想完全区别开了。与传统那种形式上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性的民本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民本观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领导的最高标准，并在领导实践中切实为人民造福，率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领导活动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一切领导工作的根本宗旨。

汇报人：思想汇报网

刍议毛泽东的民本思想 篇6

一、毛泽东民本思想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成和成熟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环境之中,是在对前人相关的思想理论成果进行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经过现实的实践而产生和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产生,有着十分成熟的思想条件,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文化资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对毛泽东民本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是在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才逐步形成民本思想的,其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并非简单复制马克思主义,相反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此外,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均对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同时,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在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发展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实践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实践基础,其源自实践,是在实践中总结和升华而来的,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证实、补充、丰富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均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成熟的历史进程。第一个阶段,即1908年到1920年,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众的联合的力量最强”的了不起的观点。在此期间,毛泽东立志救国救亡,萌发了民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在理论上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问题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研究,表明毛泽东民本思想已经逐步开始萌芽[1]292。第二个阶段,即从1921年到1945年,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形成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著作中提出了“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三个阶段,即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开始,是毛泽东民本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在新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上述民本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论述,在实践中践行其民本思想,不断修正和完善民本思想,从而促使其民本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民本思想又反过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民本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二、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1.人民是实践主体。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这成为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经验,在理论的层面上深刻地论述了“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动力。关于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而在此社会性活动中,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均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阶级斗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科学实验活动中极富创造性。认识源自于社会生活实践,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因此,认识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和来源于实践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因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2]287。毛泽东雄辩地指出,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基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毛泽东进而提出并践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张,认为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主体就应该是人民群众,国家治理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还是对政权进行监督的主体,这些思想中均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充满了对历史的辩证看法,构成了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实质在于其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因而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利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利益,也没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和民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共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为显著的标志,因而,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均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决不能从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出发开展各项工作。“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1096

3.群众路线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伟大推动者,他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使之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够较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将其作为我党开展一切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其提出的群众路线也成为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民众利益的方法和途径。关于群众路线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意见中充满了各种经验和智慧,同时也体现了群众的意愿,从群众中来就能保障我党的一切工作均符合群众意愿,同时减少工作开展中的障碍和困难,因为从群众中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中已经包含了群众无穷智慧,同时又由于其符合群众的意愿,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帮助,在群众的帮助下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取得胜利。关于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因为群众是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保障,群众有着一种伟大而深厚的力量。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做人民的先生,必须先做人民的学生,必须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从群众中将各种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之后去组织和教育群众,对群众的行动提供指导。总之,群众路线是我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总结后得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智慧的根源,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鲜明个性

1.公平性。公平性,即追求社会的彻底的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鲜明个性特征之一。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看到过许多社会底层困苦不堪、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有着忧国忧民情怀的毛泽东在青少年之时便树立了伟大的报国志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民群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态。毛泽东自小就具有公平的理念,对社会底层人物、困苦百姓十分同情,给予了他们许多关注,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开展了许多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斗士不懈的追求,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公平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民本思想中处处彰显公平的价值理念。

2.强调思想改造。毛泽东民本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在于强调思想改造“,从群众中来”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到群众中去”是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其民本思想中也处处体现出其强调思想改造的鲜明个性。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主张,认为改造人心是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前提。毛泽东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和著作中强调说中国人“国民性堕,虚伪相常,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大文学家,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从毛泽东所强调的这些思想主张中可看出,毛泽东反复告诫党员干部要在干好革命工作的同时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注重培养对群众的阶级感情,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克服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初,毛泽东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改造的任务,同时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观点[4]78。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仍强调必须对人心进行改造,要求“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民本思想中强调思想改造的鲜明特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 篇7

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5-01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为最广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先进政党。“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重要战略布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做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新形势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价值目标，实现中国最广大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价值目标决定着价值取向，同时，价值取向对价值目标也发挥着反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價值目标首先就是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这一价值目标决定着“四个全面”思想价值取向的人民性，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把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成果。“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群众路线，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错误。他严肃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党的群路路线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怎长得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它列于八项基本要求之首，充分体现了对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有强调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中国梦的实现是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造福人民的中国梦，正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生动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核心是全面，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小康，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新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人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惠及我国13亿多人的发展目标，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小康，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全面改革，是对人民事业有利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为长远发展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要求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的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战略举措。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阶段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