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本思想

现代民本思想（共6篇）

现代民本思想 篇1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 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张载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赋予了民本思想新的理论内涵。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张载民本思想的诸多原则同样对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本思想,和谐,张载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缘起

早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 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 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 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有了国家, 有了阶级, 也有了君主、贵族、贫民和奴隶之分, 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变成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 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这句话, 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 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二、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

秦汉以后, 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这是因为, 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 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 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 残酷剥削和压迫, 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 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 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这一点, 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 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 犹割股以啖腹, 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 可畏非民。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 (《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正所谓“夫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 亦所以覆舟”。

不难看出, 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 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 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 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三、张载的民本思想

张载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消化吸收了孔孟哲学中“民本”思想的内核衍化创新而来的。

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国以民为本”。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说“百姓足, 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他反对横征暴敛, 提倡薄赋敛, 重教化。他斥责“苛政猛于虎”, 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更把这一主张发挥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张载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 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主张施仁政, 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 把仁道推及到天下, 才能治理好天下。他从改革时弊的愿景出发, 认为必须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 使民众生活富足, 才能国定邦安。用张载的政治抱负概括其民本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一) “为天地立心”

“天地”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意思, 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个人和人间社会。张载把社会含义的“天地”也称作“天下”。“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在张载看来, “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 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 从而使“天下” (社会) 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含义很清楚, 其重点不在认识论, 而在价值论。

(二) “为生民立命”

毫无疑问, “生民”指民众, “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 张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 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 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 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 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 “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 确立生命的意义。

(三) “为往圣继绝学”

顾名思义, “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 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 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 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灭绝了, 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 却并非照搬前人, 而是力求创新, 是消化吸收再创新。

(四)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等观念, 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 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 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 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五) 综述

对“四为句”的理解, 不能脱离宋初的建国背景。赵宋统治者总结国家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 确立了“以儒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环境下, 以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的最大关怀, 是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 而不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总之, “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 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 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 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 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 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已成为民族史学的瑰宝。以人为本的思想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

如果宋朝之前的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实施暴力统治的隐蔽工具的话, 那么张载的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核则是一种和谐的人文关怀, 是更上层楼的社会认知。这种认知脱胎于民族分裂、国家动乱、战争与饥荒、贫困与富裕并存的混杂时代。尽管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是民本思想的最终归宿, 但是张载却给我们吹来了一股跨越时代局限的民本之风。我们如沐清风, 备受裨益。

实践证明, 充分挖掘民本思想的智慧, 不断赋予民本思想以时代内涵从而古为今用是大势所趋, 更是民心所向。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 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 确立生命的意义亦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最佳诠释和无限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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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肖军, 刘良训.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7, 19 (3) .

现代民本思想 篇2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可以说,孟子的言论无处不体现着对百姓的关注,时刻不想着民意的不可忽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古今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生在战国中期的孟子,面对武力争霸的君候与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面对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社会,以其为民请命的情怀、睿智精深的哲思和伟岸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思想学说和施政主张,鲜明地体现了民本思想特色。其民本思想,从以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一、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

正因为孟子头脑中有着极强烈的民本思想,因而他对君权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有自己独特的认识。首先,他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引《书》上的这段话,意在说明君主是上天造降的一个工具,是用来帮助上天治理百姓、教化人民的;在天面前,包括君主在内人人平等,谁也不能恣意妄为。

在说明君权天授的同时,孟子更强调“民归”,他引《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告诫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君主要使民众拥护支持自己,就必须注重得民心,他以尧舜的故事为例说明这一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者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候朝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民归”决定“天与”,表面上是“天与”,实际上是“民归”,是人民的意愿,决定着谁当天子。“天与”似乎是个幌子,“民归”才是合法性的标准。有时候孟子连“天”的幌子都不打,直截了当地主张天子和国君的权力是臣民们给予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是说,君王的地位和权力不是绝对的,如果他有大的过错而又屡谏不听,臣民则可以撤换他,而另立新君,为己做事。

二、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

(一)社会分工

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辩论中,反对君民共耕的贤君观,而肯定社会分工的意义。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你被称为“君”,他被称为“民”,统治者统治天下,劳动人民从事生产,这只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不同,其实二者本来就是平等的。

(二)相互尊重

正是因为君臣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的平等观念,所以他主张君臣民要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子对于国君不是一味的“忠”,而是随国君对待臣子的态度而变化的:国君尊重臣子,视之为亲信知己,则臣子也会对君上尽心尽力;国君把臣子看得如同草芥,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看得跟寇仇一般。简言之,国君尊重臣子,臣子才会尊重国君。他引成覵对齐景公说的话:“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君王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我为什么怕他呢?你我人格平等,理应相互尊重。

(三)各尽其责

孟子强调统治者必须尽应尽的义务,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分配给你的职务是做君主,那么你就要做好君主职内的事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否则,便“已之”“弃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显然,孟子用类比的方式,意在引导齐宣王自己说出“把国家治理好是君王应尽的职责”的话,否则百姓就要“已之”“弃之”。

(四)与民同乐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作为老百姓的君长,理应与百姓同乐,否则便是错误的。如果君长以老百姓的欢乐为欢乐,那么老百姓也以他的欢乐为欢乐;君长以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老百姓也以他的忧愁为忧愁。简言之,君长要与百姓同忧乐。

(五)民贵君轻

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自古有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东汉时期的王符说:“国以民为基。”但这些说法,是从封建政权的维护与巩固的角度来看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的,君为主体,民为次。而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开天辟地的思想创新,它把当时人所共识的“君贵民轻”思想一下子翻了一个个,还事理于事实,从而让人们重新反思:天下到底谁最重?“民贵君轻”说是孟子王道的核心,君臣关系的基石,是孟子民本主义最为集中的体现。

三、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

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而吊其民”(《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正是这句话,让明太祖朱元璋大为恼火,“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朕非杀了他不可”,还撤去了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将之赶出孔庙,并下诏谁敢谏说以大不敬论。让君王恼怒,说明这种说法对君王统治不利,而这样则正好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如果君王在位,不行仁政,不为百姓谋利益,而只是一味残暴,视民为尘芥粪土,那么人民发起战争推翻这残暴的君王,只不过是诛杀了一个“独夫”而已,因此时他已不配称为“君”了。

孟子还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傒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如果一个君王发动的战争对人民有利,是替百姓诛杀其残暴的君王,拯民于水火之中,那么百姓就会像在大旱之年盼望下雨一样地盼望这个君王带领的军队早日打过来,并且挑着热腾腾的米饭、带着保温的水壶来迎接他的军队的到来;如果这个君王先去打其他地方,则这里的百姓就会埋怨: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儿来?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并不一味地反对战争,如果这场战争是诛杀残暴的君王,是为民除害、拯民于水火之中,那他是肯定这样的战争的。但是,他反对为了诸侯争霸而实行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如果你的君王已经不走正路,不追求仁爱,而你却仍要替他打硬仗,帮他开疆拓土、残害百姓,这与辅助桀那样的暴君又有什么区别?孟子还愤怒地指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他认为发动这样战争的人是吃人的野兽,罪不容诛:“此所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不仅如此,孟子同时还看到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总之,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可以说,孟子的言论无处不体现着对百姓的关注,时刻想着民意的不可忽视。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百姓比国君更为高贵,一切由人民说了算,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辟地开天的思想创新。所以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古今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篇3

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例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君民关系上论述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把它作为治国手段的是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意在要求统治者做道德的榜样去感化人民，以仁爱的心去爱护人民。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观点的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他所整理的这部书中进一步提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他非常明确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人民、社稷与君主三者比较起来，人民最重要，社稷第二，君主第三。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孔孟稍后的荀子论述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这就是得民众得天下的道理。

在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汉代贾谊，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民为本、民为命、民为功、民为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一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君主的威望、官吏的尊贵；二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明暗、官吏的贤否；三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兴废、君主的强弱、官吏能力的有无；四是民众决定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战、攻、守的胜败。归根结底，民众是国家、君主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民本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

民惟邦本是传统的为政治国良策，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源于先儒的“仁”和“仁政”思想。孔子提倡“仁”，“以德治国。”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基本含义是“爱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有100多处，要求人们把对亲人、家庭的爱推广到家庭以外的人们中间去，把对一个邦国的关怀推广到整个天下，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孟子则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将仁爱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民贵君轻”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的积极意义。

“仁政”在理论上出自于“人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道德的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在执政上要实行“德治”，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政策与法令的依据，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道德高尚的人充当统治者来感化人民。所以，传统儒家都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品德。为此强调，“由己及人”，以身作则，统治者要严格地以礼法“正己”，“其自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也强调“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因而“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掌握重要的权力，“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尽心上》)这就是“为政在人”的德治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德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是反对暴政、苛政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论·檀弓》)对于治国，他提倡“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子张》)即给百姓恩惠但耗费不大；役使百姓而无人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态度庄重而不傲慢；政治威严而不苛刻。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三、民本思想体现的内容

惠民、爱民、利民，是民本思想原有之义。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先智先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诸多论述，主要思想有：

(一)富民为先

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仲还特别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天下太平，权力握牢，必须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四个方面，富民是基础。管子是最早提出富民政策的政治思想家。稍后孔子也提出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

怎样富民呢?孟子提出—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个“制产”的标准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时孟子定的民之产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些作为“驱民之善而王天下”的基本条件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首先从划

分和确定土地的疆界开始，甚至主张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土地兼并。孟子之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出过“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汉代晁错曾指出，“圣王”能使民不饥饿，并非要自己亲自去种田织布，而是让百姓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他说：“民贫，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论贵粟疏》)北魏高祖元宏曾颁布均田令，“遗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之本。”(《魏书·高祖纪》)等等。

(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

官府徭役，不违农时，这在农业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管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孔子也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样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富民，要“薄税敛”，征收赋税要有定制。“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南朝刘勰从“仁政”的高度来论述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把它看成是致太平的根本措施。他说：“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体民力；轻约赋敛，不匿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刘子·爱良》)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注重“宽政息役，惠益百姓。”汉初实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三十税一”，形成文景之治；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菅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李世民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推行“安人宁国”的政策，历史上形成“贞观之治”就不难理解了。

(三)恤刑慎杀，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认为重刑滥杀都是“虐政”和“暴政”，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大夫可以背叛“无罪而杀士”的国君，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的诸侯，臣下可以讨伐残害民众的君主。他劝告国君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死刑，千万不能只听一面之辞而草率决定：“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些主张，是他“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儒家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因素。

(四)富而教之

以民为本者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孔子认为，治者的第一步是使民众富足，第二步就是教育。而“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天下之所以殃也。”(《李觐集·安民策三》)所得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说得非常清楚：“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好似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教化建立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得到制止，这是堤防完好的结果；教化破坏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出现，用刑罚也制止不了，这是堤防破坏的结果。”(译自《全汉文·卷二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居帝位统治天下，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院制度，将教育与训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教化的特点。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四常，即：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整个封建社会，教化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明确的。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目的是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国政得到治理)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对人民进行教化，这是传统的治国方策，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设教劝善，效迟功远。

(五)与民同乐

所谓与民同乐，也不仅仅是指同老百姓一道娱乐，更主要的是指统治者要推己及人，施恩于民，关心百姓疾苦忧乐。何谓以民为本，无非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已。只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有达到此种境界，才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才是仁政理想所追求的。所以，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从维护根本的统治出发，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如元宵放灯、端午赛龙舟、庆贺五谷丰登、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都是与百姓同乐同忧的。唐太宗把君主分为“苦民之君”和“乐民之君”，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百姓的态度不同。凡“苦民之君”往往“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相反，“乐民之君”能够做到“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令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旧唐书·太宗纪》)与民同乐与教化民众一样，在民本思想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民本思想与现代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这些主张，作为封建社会为政治国的精华，虽然与现代民主不是同样的概念，但其中包含着肯定百姓的某些权利与利益，强调民众的拥护与否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皇权，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事实上，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皇权腐败，民生涂炭，司空见惯，哪朝哪代能避免得了呢?是封建制度决定了君与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封建制度是“家天下”制度，君主凭借权力“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同时，君主不仅自己终身享用“天下”福利，还“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集大权于一身，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

尽管如此，民本思想毕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民心向背、富民为先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也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升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切实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切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与剥削阶级维护等级特权相反，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

树立民本思想,践行群众路线 篇4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政治哲学，而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执政者不同，民本思想的内涵也不同，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学习借鉴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当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现代价值。对于深刻理解群众路线的内涵与渊源，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和提升税务工作水平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主题词：民本思想 群众路线 税务工作

《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史的经验一次又一次验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文景之治、仁宣盛世，中国历史上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君主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华夏辉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执政为民理念是当代的新民本思想，是民本位在当代的真实回归。它在‚扬弃‛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系统的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期，李大钊同志便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勾画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初步设想。他说：‚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随后, 毛泽东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应该拥有绝对、最高的权力，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中派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力求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制度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原因所在。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民本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把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看作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哪有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反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邓小平同志这一富民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初步实现了小康，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江泽民同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一脉相承，提出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民本观，创造性地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列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一再强调‚党的一切工作,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的利益为最高标准。‛江泽民同志总结历史经验要求全党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2 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绝不能以权谋私；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绝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人民同甘共苦，坚决反对挥霍浪费，贪图享受。正是在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执政理念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而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均在复杂的环境中打开了新的大好局面。

胡锦涛在深刻总结我党长期执政和领导经济建设的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形成了具有‚以人为本‛鲜明特征的崭新的民本观。他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他告诫干部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广大干部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做到关心农民群众、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近代中国能够从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走向今天的泱泱大国与我党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密不可分，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中总书记也再一次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当前，践行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八项规定，集中解决‚四风‛ 问题，必须从思想根源抓起，只有坚定民本思想这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才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灯塔，理想信念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是一个政党精神的旗臶。坚定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灯塔，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动力之源。有了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员就有了不竭的精神支柱，就能够始终对党充满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充满责任，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理想信念起家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中国初步胜利的结果。

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历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面临着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消灭的危险。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就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人。全国党员人数从近６万人减少到１万多人，党内思想极其混乱，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一些人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理想信念出现了动摇，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一些人彷徨、颓废甚至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执着追求，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不仅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4 星之火，解决了革命的前途命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深入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并逐渐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正当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加紧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被迫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遭遇到成立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没有使共产党人的信念动摇，而是坚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信念，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在党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扭转过去的被动局面，成功应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以新的面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等论调，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党科学观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这就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

90多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始终 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各种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从大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一穷二白起家、火红的建设年代到改革开放，从长江特大洪水、非典肆虐到汶川特大地震……每当国家和人民处于命运攸关的危险时刻，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正是靠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心中有人民，共产党人才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考验，在危急时刻总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这就是一个信仰之河，流淌不断，绵延不绝。

对民本思想的坚定不移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一大法宝，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我们党的强大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坚定民本思想的总思路，为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这是我们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提高战斗力，坚定民本思想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信仰是思想的强大支柱，信念是力量的根基源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为此，要坚持把理论武装放在首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地坚持‚两个巩固‛，增强‚三个自信‛，为牢固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共同理想而奋斗。

其次，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这是我们能够坚定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党性教育与理想信念紧密相联，党性教育说到底是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过程。6 党性强，理想信念必然坚定。当前要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把遵守政治纪律作为党性教育的重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不断在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再次，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这是共产党人坚定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操守和品质，也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现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往往是从道德品行上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把人做好，做官才能不出道德品质问题。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也是不可能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当前针对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党员干部道德水准比较低下的突出问题，要把道德建设摆在干部队伍建设更加突出的位臵来抓，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切实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才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才能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夺取工作的新胜利。

作为政府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地税系统使命神圣、责任重大，在当前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更要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用实际工作践行对党和国家的承诺，贯彻群众路线‚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同志曾明确指出：‚群众路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税务系统和税收工作中，就是要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 断提高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大局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此，树立民本思想，践行群众路线，要求我们：

一要服务纳税人、促进征纳和谐。税收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税务部门只有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广大纳税人服务，不断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努力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才能促进纳税人提高税法遵从度，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这就要求税务部门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方法论，找准税收征管、纳税服务与纳税人利益需求的最佳结合点，当好纳税人的改革员、宣传员、执法员、服务员、进一步提升服务理念，拓展服务空间。

二要服务基层、做到固本强基。近百万税务大军70%以上身处基层，是税收政策法规的具体实施者，是税收收入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联系税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更是全部税收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上级税务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为基层减负担、添活力、办实事、搭平台，服务基层既是对基层税务干部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更是为税收事业固本强基，增添持续发展的生机活力。

三要服务大局、提升职能展位。税务机关必须主动提升站位，突出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从税收角度敏锐观察和真实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提供科学有用的分析数据。突出强调抓好组织收入工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可靠的财力保证。突出强调发挥税收调控作用，自觉运用好税收政策工具，发挥好调控作用，服务和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突出强调营造良好税收环境，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加强税收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各类涉税违法行为，促进形成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

民本：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渊源 篇5

所谓民本，包括重民、养民、爱民、惠民和安民，实行仁政、德治等内容。

民本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五子之歌》对其作了经典概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为核心，高举“爱人”的旗帜，向执政者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亚圣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将民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意在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荀子则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从而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墨家创始人墨子大胆地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以及国家应当通过“选天子”来确定国君，选“天下之贤”来确立“三公”良臣的政治主张，这种平等观和公平竞选制是具有很大前瞻性的。

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代陆贾在《新语·至德篇》中说：“夫欲富国强威……必得之于民。”同时期另一位思想家贾谊也时时提醒执政者：“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唐太宗在汲取前朝教训的同时指出“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唐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继承了儒家仁政的学说，提出“吏为民役”的重要命题，认为官吏应该是人民的仆役，理所当然服务于人民。此外还要赋予民众之公权，以便监督、惩治官吏，这在封建时代实属难能可贵。

唐宋以降，民本思想得到强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以诗词、文赋、奏疏等不同形式阐述自己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对民间劳众疾苦的同情，表现出他们忧国忧民的博爱情怀，这些都是民本思想的集中显现。特别是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繁盛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一些人开始对专制思想进行反思和怀疑，尤其是对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和批判思潮逐渐显现。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以天下（即百姓）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的观点，并对封建专制法制进行彻底否定：“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天下之法，应藏于天下人之中。这些思想赋予了古代民本思想新的内涵，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

当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十分脆弱的。但进步的思想是不可抗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成为了近代史上革命党人反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和革命舆论。

古代民本不同于现代民主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能产生于君主专制、君权神授、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古代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民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首先，古代民本思想强调主权在君，现代民主强调主权在民。民本论者把人民当作国家之本时，是预先设定了人民是君主统治的对象，没有人民就无所谓君主的统治。人民是整个政治体的基础，君主则是这个政治体的主导者。而现代民主则不仅强调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而且强调国家的主权在民。

其次，古代民本思想虽然认为君主是为民而设，是为了“抚民”“养民”，但又强调这种行为是上天给君主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履行这一职责则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因此，君主施政是对上天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现代民主则主张“民有、民治、民享”，国家领导者应该对人民负责。

第三，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行政以民为本，是封建社会一些开明君主、政治家或思想家在保持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而提出的主张和措施，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而现代民主则是作为一种制度和信念存在，它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强调的是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由此看来，古代的民本思想根本上还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

近代中国的民主诉求

中国人开始接触现代民主观念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面前丧权辱国，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开始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们关注西方民主，只是随着“师夷”之船坚炮利而顺带进入其视野的，因此这些人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要效法西方民主。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早期改良思想家和接触西方社会较多的官员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代表人物郑观应最早提出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他还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专门写了介绍和评论议院的篇章，明确指出了议会制度是西方的根本之一。此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但这些人提出设议院的基本精神，仍是要维护皇权尊严。说到底，是只有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形式，而缺乏君主立宪的实质精神。

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民权思想的薄弱视为国家羸弱之源。他们认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清朝统治者应该依据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让中国逐渐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于是，一场兴民权、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运动展开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变法没有成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未能改变。

二十世纪初，《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沦为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才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孙中山一再强调，参加革命者万不可存丝毫的皇帝思想，一定要以民主共和为唯一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于是，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就在人民看到希望的时候，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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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面对袁世凯的文化专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探索民主的深层意蕴，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此时倡导的民主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但这一口号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思想和制度。

近代中国争取民主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的方法和道路。然而，事实证明，简单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仍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

从近代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和探索来看，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新思想新理论开创新道路，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1年，一批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概念，并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形式。这与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同时，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两者被誉为实现中国梦的双翼。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在依法治国的指引下，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早在1947年，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亡周期率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借鉴了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适合中国国情，又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民主道路，是使中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光明大道。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这条道路，有了道路自信，加上理论自信的支撑和制度自信的保障，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翘首可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 篇6

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5-01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为最广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先进政党。“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重要战略布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民本思想做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新形势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价值目标，实现中国最广大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价值目标决定着价值取向，同时，价值取向对价值目标也发挥着反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價值目标首先就是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论述，这一价值目标决定着“四个全面”思想价值取向的人民性，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把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成果。“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群众路线，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错误。他严肃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党的群路路线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怎长得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八项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它列于八项基本要求之首，充分体现了对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有强调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中国梦的实现是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造福人民的中国梦，正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生动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核心是全面，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小康，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新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人民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惠及我国13亿多人的发展目标，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小康，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全面改革，是对人民事业有利的改革，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为长远发展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要求全社会都尊法学法守法的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战略举措。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阶段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