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精选8篇）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1

中国百强旅行社的其中几名各自特色分析

2012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前十名：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 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7 浙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9 湖北新航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百强旅行社的其中几名各自特色：

排名第一：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企业特色：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是春秋航空的母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一家综合性旅游企业，业务涉及旅游、酒店预订、机票、会议、展览、商务、因私出入境、体育赛事等行业，是国际大会协会（ICCA）在中国旅行社中最早的会员，是第53届世界小姐大赛组委会指定接待单位，是世界顶级赛事F1赛车中国站的境内外门票代理，被授予上海市旅行社中唯一著名商标企业。是国内连锁经营、最多全资公司、最具规模的旅游批发商和包机批发商。拥有“贵族之旅”纯玩团、春之旅（中外宾客同车游）、自游人、爸妈之旅等多种特色旅游产品。

企业经营体制：春秋国旅设有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诚信经营，坚持“99+0=0”和“每团必访”的优质服务质量观，TQC部获得中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由于春秋国旅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十多年以来连续被授予“上海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获得上海市A类纳税信用单位以及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荣誉称号。

企业文化:奋斗、远虑、节俭、感恩

排名第二：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青旅）是以共青团中央直属企业中国青旅集团公司为主发起人，通过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1月26日公司创立，12月3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我国旅行社行业首家A股上市公司。北京市首批5A级旅行社，现有总股本4.1535亿元。

作为中国旅游行业的领先品牌和综合运营商，中青旅坚持以创新为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不断推进旅游价值链的整合与延伸，在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会奖旅游、差旅管理、景区开发、酒店运营等领域具有卓越的竞争优势。中青旅旗下拥有中青旅会展、乌镇、山水酒店、遨游网、百变自由行等一系列国内知名旅游企业和产品品牌。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旅游、高科技、风险投资、证券行业的投资；经营入境旅游、国内旅游、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业务，承办国内会议及商品展览，以及高科技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旅游资源配套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等业务。

上市以来，中青旅秉承“发展决定一切”的价值取向，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完成企业公司化改造和公司市场化改革，向着国际化大型旅游运营商的愿景目标不断迈进。品牌介绍

品牌信仰：心意互通，传递感动。

“互通”代表服务的过程，以高层次、无限制的沟通，表达对消费者最诚挚的关怀，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高境界，创造从理智到心灵的品牌吸引力。“ 感动”代表服务的结果，更代表着最高层次的服务品质，同时，“感动”可以呼唤顾客的忠诚度——单单只是“优秀的服务”不能产生客户对企业的忠诚，而提供了超越客户期待的、使之“感动”的服务则是关键。公司特色业务： ①度假业务

顺应旅游行业散客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中青旅在国内首家、独家推出提供专业度假服务的崭新业务品牌——百变自由行，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全程的“一站式”自由行服务。目前，中青旅百变自由行已经在市场上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地区自由行第一品牌；在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地区，也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认同和认可。百变自由行将继续坚持“产品制胜”的战略，全力、全程、全心为更多的游客提供专业、安全、省心、便捷的自由行服务。②会奖旅游

中青旅会展专注于集团客户市场，致力于为中外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等客户提供包含商务考察、奖励旅游、会议管理、活动管理、教育培训、公关顾问、广告宣传、展览展示等内容的整合营销服务。“致力于推动服务品质和内容整合的持续变革和创新，成为中国服务集团客户的整合营销服务领袖企业”是会展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③商旅业务

中青旅智圆行方商务旅游有限公司是中青旅旗下的专业差旅管理公司，为大中型企业客户提供专业的差旅解决方案。凭借丰富的大客户差旅管理经验及完善的服务体系，高效的差旅管理运营系统，完备的酒店、航空资源采购体系，雄厚的资金实力，立足于为企业客户及政府机关商务旅行提供机票、酒店及延伸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务，减少客户商务旅行成本，提升客户商务旅行价值。④景区业务

坚持将景区业务作为公司主业的重要分支，深化以乌镇旅游为重心的景区业务，不断丰富乌镇景区内涵，重点培养散客、入境和会奖市场，使之成为中国最佳休闲度假和会议奖励旅游目的地之一。探索乌镇先进规划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对外输出，逐步延展打造旅游目的地产业链，发展集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连锁旅游景区新业态。⑤在线业务

“遨游网”是中青旅旗下专业度假网站，依托技术手段，立足标准化产品体系，建立在线预订、在线支付平台；致力于建立以中青旅品牌为依托和保证，具备开放性、全国性的旅游度假产品预订及旅行服务网站；遨游网既是中青旅公民旅游产品的在线销售渠道，也是公民旅游业务面向“新市场、新需求、新业态”的创新业务事业部；既是现有主业的有力支撑，也是面向未来创新型组织。⑥联盟

中青旅联盟成立于2002年4月3日，是以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邀约人，以具有业务合作潜力的境内外旅行社及相关旅游服务商为应约人，本着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平等互惠、诚信合作的原则共同组建的企业间的战略合作联盟。中青旅联盟坚持“联心、联手、联动”的合作发展理念，通过联合采购、共同策划产品，形成并扩大联盟内部的业务流、现金流与信息流，不断引进有竞争力的加盟伙伴，建立具有中青旅联盟特色的旅游业经营网络，依靠外延的扩张形成增量资源，强化联盟核心竞争力。

排名第六：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成立于1954年，于2008年3月更名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国旅)。经过几代国旅人的艰苦创业，现已发展为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旅行社企业集团。“CITS”已成为国内顶级、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中国驰名商标，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注册。进入新世纪，中国国旅制定了入境游、出境游、国内游“三游并重”、“三游互促”的企业发展战略，并根据市场需要重点发展会展业务和自由行业务，继续全力打造“中国国旅、CITS”入境旅游品牌，加快培育“环球行”(Total Travel)”出境旅游品牌、“国旅假期”国内旅游品牌及“自游天下”自由行品牌，努力提升品牌形象，提高企业软实力与综合竞争力。

中国国旅系中国最早获得特许经营出境旅游的旅行社。中国国旅是众多国内外知名公司旅游服务的指定供应商，并与国内20多家主要旅游目的地省市政府部门建立起长期而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排名第十五：福建省中国旅行社

福建省中国旅行社始建于1949年，是新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为福建省国资委监管的唯一一家大型旅游企业。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成为入境游、出境游、国内游三业并举，集商务会展、票务代理、代办签证等多元化服务的综合性国际旅行社，享有赴台游组团权。综合实力连年跻身全国国际旅行社百强之列，并连续多年被中国产业评价中心评为福建省旅游业榜首企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福建省中国旅行社革旧鼎新，与时俱进，创新机制，业务流程再造，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经过严格评选，去年成为福建省首批5A级旅行社、2010年上海世博游福建省唯一指定旅行社。

排名第十九：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993年，凯撒旅游创始于德国汉堡，经过近20年稳健发展，相继在伦敦、巴黎、汉堡、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全球口岸城市和核心商业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会奖旅游、旅游电子商务等业务。

源自欧洲的凯撒旅游沿袭了国际成熟旅游市场的先进理念，充分发挥海外优势，成长为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独树一帜的商业品牌，并成为中国最大的集批发、零售和接待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旅游运营商。凯撒旅游凭借完善的服务体系、严谨的企业作风、时尚的品牌形象，成功跻身于中国百强国际旅行社之列，连续多次被《精品购物指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时至2011年，凯撒旅游已连续多次获评“中国出境游十大批发商”，2008年，凯撒旅游凭借先进的运营模式、领先的产品理念、强大的市场占有率等综合因素，被北京市旅行社等级评定委员会评为最高等级旅行社——5A级旅行社。

严谨和创新是凯撒旅游始终坚守的企业信念。凯撒旅游旗下拥有覆盖全球近100个国家、超过300种服务于不同人群的高端旅游产品，同时始终以活跃的姿态、丰富的创意为公众奉献以旅游文化为核心的大型主题活动，2009年联合旅游卫视推出“冲绳岛万人超级旅行团”、2011年联合瑞士国家旅游局、瑞士航空公司共同推出“万人游瑞士”大型暑期活动等，成为时尚旅游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领跑者。

凯撒旅游拥有深厚的欧洲背景和独特的服务理念，被誉为“欧洲旅游专家”凯撒旅游率先倡导时尚旅游新概念，推出个性化产品，追求高品质服务，为渴望体验真正的旅游乐趣的人们打造舒适、理想的旅程。

排名第二十七：中国铁道旅行社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是一家以旅游为主的综合性集团，国家大型企业，前身为铁道部直属企业。中国铁道旅行社十多年来的“中国东方快车”、“冰雪列车”、“豪华列车”、“丝绸之路专列”等旅游专列经过十几年的运营，已初具规模，在国内外旅游市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年开行量平均达30列以上，并以优良的服务得到游客的称赞，“中国东方快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西班牙“优质服务”大奖。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办、中国铁道旅行社承办的”“中俄友谊号”中国首列出境旅游专列成功开行，成为我国历史上首列跨越欧亚大陆的旅游专列。

中国铁道旅行社多年来曾多次被国家旅游局评比为全国国际旅行社百强之一，先后荣获“首都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国家旅游局颁发的“全国85列红色旅游专列庆祝建党85周年主题活动组织服务奖”、曾连续三届获北京“首都旅游紫金杯”先进企业称号。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2

公民社会，来源于英文“Civil Society”，既可以译成市民社会，也可以译成公民社会，又可以译作民间社会，也有人认为可译为文明社会。古典公民社会理论家常常同时在几重意思上对该词汇加以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也开始以公民社会的视角为出发点来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至今国内没有公认的权威界定公民社会的确切定义，但是从该术语的大多数用法看来，“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虽然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各种界定表述不一样，然而在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方面却有共识，这样我们对公民社会的实质就有了大致的把握：一是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这种相对独立性若是没有，那么也就不存在公民社会；二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为很多的民间组织；三是公民社会拥有完整的一套价值理念与规范。当然，公民社会的表现形式不一定为一种模式，可是它的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有共通的地方。

2 我国公民社会构建的路径分析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私人和公共的利益的对立会碎阶级的消亡而消失，彼时将不存在国家之分，社会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民社会也将消失。然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正努力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必然会出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置之不理、拒不承认的态度是不可取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世俗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只有不断加强与深化认识与理解公民社会，加快建构公民社会，将它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协调、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结合上述公民社会的特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实，笔者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公民社会应着力于以下方面：

2.1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公民社会建构自由的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建构和发展的基础及主要动力源。它的发展“使经济活动组织摆脱政治当局的控制”[1]，打破了国家对人们经济生活的垄断，为个人与社会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本质是国家强权的一种制约与“威胁”，它将社会纳入进经济决策的过程当中，这样就削弱了国家主义极权，形成了政治领域外的私人领域。因此，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取决于市场经济，应从下面几个方着手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

2.1.1 建立规范的产权保护制度，塑造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

市场主体即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需求的基本单位。企业是市场活动的重要主体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在中国社会转型、市场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中，政府负有培植市场主体的重要职能。[2]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将规范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起来，让进入市场的个体均有支配、让渡自身所属的财产（物品）的权利，拥有经过正当途径获得财富的权利。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反映的价格信号来对社会生产加以调节。这就要求由市场主体对主要的社会资源进行控制，削弱政府权力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干预与控制。这种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必然要解构具有高度同质性和明显整体性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将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分殊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公民社会。[3]

2.1.2 确立和实施合理的市场规则，创造良好的市场契约环境

交换的契约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把契约视作内在精神的产权交换规则不但与所有权和所有权转移的规定与保障相关，还和维护自由竞争与自愿合作的制度基础相关。所以，平等、公平交易规则的制定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这种交换规则的确立，一是必须使所有市场主体拥有同等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地位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参与市场活动，公平的市场经济活动只承认劳动者个人劳动程度与自主活动能力上的差别，不承认劳动者的特权及身份等级区别。二是必须有法律来为市场经济活动作保障。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

2.1.3 培育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相协调，它是开放型经济，需开放、完善的市场体系来确保充分的市场竞争。唯有在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才能利用竞争的合力实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社会资源才能经过供求关系与价值规律的引导，自低效益部门向高效益部门流动，自供过于求的地方向供不应求的地方流动，这样资源配置最优化就能得以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显示市场主体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起到促进的作用，使得自身的优化筛选得以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就是必须把所有商品化的生产要素均纳入市场来公开的交换，使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约束与调节下公平竞争。同时，要打破一切地区的封锁或分割，实行各地区互相开放，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如此才能加快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4]

2.2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社会创造民主的政治环境

公民社会的发展呼唤和催促着新政治秩序的诞生，而要形成新政治秩序就必须调整政治结构。目前中国政治结构的调整要主要着力于政治民主化改革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2.2.1 改革政党体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党内民主化进程

在改革政党体制过程中，传统的行政管理型模式与意识形态型要转变，注意理清党政关系，完善领导方式，调整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将我们的执政党建设成更为有效、更为精干、更为强大、更为统一的政党。同时，赋予其他民主党派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增强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使其能形成对共产党的有效监督机制。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关键在于党组织自身的民主化，因此，我们党应该积极探索党内民主化的路径、方式并把它制度化，使党组织能够永葆活力。

2.2.2 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

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即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合理的配置权力。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就是国家把原属于社会的一些职能还给社会，把充分的自主权赋予社会（包括企业），调整、取消与市场经济需要不相适应的政府职能，使政府部门控制、指挥的观念转变为服务、引导，把宏观与微观管理结合起来，把集权与分权结合起来，把经济、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主要在于实现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权力的多中心化及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2.3 发展民间组织，加快公民社会主体的形成和壮大

对于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来讲，民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托克维尔称民间组织为“社会的独立的眼睛”。查尔斯·泰勒认为，只有在存在各式各样的自由社团，并且社团的整体能够举足轻重的决定或转变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谈论公民社会的存在。[5]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就是由众多社团组成的。客观来讲，民间（社团）组织对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但是公民社会内部协调和稳定的主导力量，还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社会自治组织是公民社会权利联合的形式，是法治秩序的重要构成要素。公民社会的力量积聚对国家职权的制衡与对抗则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中国公民社会培育的重要方面。

2.3.1 完善民间组织立法，提高对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制化水平

当前，中国还未制定专门针对民间组织的严禁、全面的法律。所以要加强研究民间组织立法，抓紧制定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形成不同层次的、配套的法律体系；对还没有法律规范的行业协会、商会、税务代理、资信评估等要加快立法，使其有法可依，进而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

2.3.2 加快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

从规范意义上说，民间性和自治性本来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点。但是，现阶段中国的民间组织大多从政府部门脱胎而来，或与政府部门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导致许多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自治化水平低。民间组织缺乏自治，必然会助长政府的干预行为，降低民间组织的市场意识和发展动力，破坏民间组织之间的有序竞争，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加快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关键在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政社分开的改革，只要是社会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逐步放松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控制，一些社会组织开始取得程度不同的独立性。但总体上说，“各种业己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仍然缺乏独立的地位与人格，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往往依赖于国家政权的运行和发展宗旨而忽略其自身的价值取向”。[6]这样的社会组织，既不能成为社会权利的真正的表达和保护机制，更难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因此，要通过法律制度的改革赋予社会组织以更多的独立性，保障其在法律的框架内依照其章程和规则实现自治。

2.3.3 切实保障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是公民社会的根本。公民正是在自由结社的活动中培养起宽容、合作和团结的精神，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习惯和能力。公民社会是国家权力体系外高度发达的自组织社会，它广泛存在的中介组织为“自主的自由人”建立起了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这使社会能够独立于国家而自治，同时也决定了社会自治的方式，就是以公民在自由平等为基础利用中介组织自主管理公民社会事务。

2.4 培育理性的市民文化，为公民社会创造多元文化环境

公民社会的培育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支持，以科学精神、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为核心内容的理性文化是公民社会培育和发展的精神资源和动力。有了理性精神，公民社会成员才能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摆脱了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的社会主人，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7]

2.4.1 培养公民的个性和自主意识

个性就意味着多样性,意味着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性格、欲望与爱好，而且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和价值观。现代公民社会由于建基在合理个人主义的原则之上，以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为存在前提，允许个性的充分发展，允许各种思想、文化同时存在。因而平等、自主意识是理性公民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

2.4.2 普及权利观念

权利观念是理性公民文化的核心内容，涉及到社会成员如何看待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普及权利观念，就是要一方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重视对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劳动权利、自由选择和政治参与权利的认同和维护，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普遍性、平等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成员对来自于他人，包括政府的非法侵害不再持完全容忍的态度，而是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4.3 增强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公民对法律规范与自身的关联性的感知和觉悟。增强法治观念，不仅要求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自觉地接受法律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使公民懂得使用法律来制约、规范国家权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2.4.4 开放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开放，必然包含着舆论自由。在公民社会，舆论自由一般包括这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等内容。其中，制作新闻的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在我国，向来强调新闻媒体的党性和工具性，实际上是主张将新闻媒介应紧紧控制在执政党和政府手中。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以为，新闻媒介就其本性来讲，是属于社会的，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又一特殊成员。现代民主国家，都在自己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而这种言论和出版自由，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新闻媒介体现出来，而且言论和出版自由本身就包括了新闻自由。因此，将+新闻媒介控制在国家或政府手中，实际上是剥夺或变相剥夺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我们之所以害怕舆论自由，是担心它会引起社会混乱从而影响稳定。其实，滥用任何自由都会对社会造成灾难，关键是我们要让它在法治下运行。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等法规，去规范舆论自由而不是去控制它。

综上所述，公民社会的建构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发展与成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且，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三农”问题至今是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在抓住上述重点环节的同时，应注意各个方面的衔接和配套，并逐步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尽快使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农业工业化。在实践中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大胆创新，才能在不违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加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3 结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而不是公民社会一统天下。公民社会所表现的是分散的、个人的和特殊的利益要求，这些利益要求最终都会引发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且，公民社会自身必然会有一些仅仅通过契约性规则无法自我调适的弱点。这种弱点使国家对社会干预成为必要的事情。只有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国家才能有效地协调和解决公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的根据就在于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调节。干预与调节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法律至上精神的指导下，这种干预和调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国家的抽象立法行为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行为准则并依照这一准则对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加以裁决来实现。在这里，政治国家则要通过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来干预公民社会。现代西方公民社会虽以与政治国家对立的姿态出现，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日益显著，因此，培育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必须强调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2.

[2]李建华,徐刚.法治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地位的变化[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7.

[4]王浦劬,徐湘林编.经济体制转型中政府的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01～102.

[5]蔡拓.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J].天津社会科学,1997(3).

[6]刘军宁.保守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0～183.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3

《中国民居建筑》共包括了二十七个民族的民居，汉族民居的建筑特色也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同而有差异。要在一本论著中涵盖所有内容，又不显得过于庞杂，体例十分重要。首先如何分类就颇费思量。编写之初，曾考虑三种分类方案：民族分类、地域分类和兼顾民族和地域的综合分类。若以民族分类虽最为简单和明了，但汉族民居分布范围极广、地域特色鲜明，难以阐述清楚；若以地域分类，则可能同一地区分布着多个民族的民居，同一民族的民居同时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脉络也难理清。若采用第三种方案先按民族分，再按地域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前两种方案的问题，而且可以兼顾共性和个性。经与本书的主编陆元鼎教授等商榷，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案：先分为汉族民居和少数民族民居两大类，在大类下再按地域分北方民居和南方民居。

确定了总体思路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细化。陆元鼎教授将传统民居的共性抽出来，形成上卷——中国民居总论，汉族民居自成一卷——中卷，二十六个少数民族民居合成一卷——下卷。

上卷中国民居总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民居的发展历史，分析民居与文化的关系，探讨民居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总体介绍民居的平面类型及特征、民居的空间形态、装饰装修以及营造法。这种专题论述的形式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各个专题理论层面的研究深入透彻，每个专题之间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使得上卷的理论研究体系完整，提纲挈领、统领全书的作用彰显无遗。

中卷汉族民居分类较为复杂。由于汉族民居分布广泛，建筑形式丰富多样，且有交叉，单纯按地域分类或按形式分类难以理清。编辑采用按地域分为北方民居和南方民居两部分，然后按行政区划分别论述每个省的汉族民居。考虑到客家民居作为一种民居形式分布广泛，特色鲜明，并且和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故作为独立于南方民居和北方民居的形式单独论述。类似的处理手法还用于港澳台民居。因此，在北方民居部分，论述四川民居时不讨论分布于四川的客家民居；在南方民居部分，不讨论港澳台民居。这样，在汉族民居卷，结构上体现为北方民居、南方民居、客家民居、港澳台民居四大部分并列的形式，这种综合分类的方法解决了不同地域民居形式交叉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重点突出第一次收入民居论著的港澳台民居。

下卷少数民族民居分类较为简单，先按地域分为北方少数民族民居和南方少数民族民居，然后均按民族分类，少数地域分布较广的民族(如藏族、侗族)则按地域作下一级细分。

综合而言，《中国民居建筑》的体例可归纳如下：总论——分论——按民族分类(汉族、少数民族)——按地域分类(北方、南方)——再按地域(汉族部分)或按民族(少数民居部分)分类——再按地域分类。

总体上看，《中国民居建筑》的体例设计合理，结构安排科学，内容层次清晰，树丫式的结构体系脉络分明，十分便于读者查阅。正是科学合理的体例设计，使得这部内容繁杂、篇幅巨大的作品没有零乱之感，也为本作品获得中国图书奖奠定了基础。

图书的编撰离不开体例设计。体例是指著作的编写格式和组织形式。就像城市建设先做规划、经济建设先做计划一样，图书的编撰也必须先规划内容的组织形式和编写格式，事先设计好纲领性的体例，才可以保证作品内容结构层次清晰、脉络分明。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获奖作品《中国民居建筑》在编撰前，作者和编辑对体例设计作了精心的规划，使这本宏篇巨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中国民居建筑》共包括了二十七个民族的民居，汉族民居的建筑特色也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同而有差异。要在一本论著中涵盖所有内容，又不显得过于庞杂，体例十分重要。首先如何分类就颇费思量。编写之初，曾考虑三种分类方案：民族分类、地域分类和兼顾民族和地域的综合分类。若以民族分类虽然最为简单和明了，但汉族民居分布范围极广、地域特色鲜明，难以阐述清楚；若以地域分类，则可能同一地区分布着多个民族的民居，同一民族的民居同时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脉络也难理清。若采用第三种方案先按民族分，再按地域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前两种方案的问题，而且可以兼顾共性和个性。经与本书的主编陆元鼎教授等商榷，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案：先分为汉族民居和少数民族民居两大类，在大类下再按地域分北方民居和南方民居。

确定了总体思路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细化。陆元鼎教授将传统民居的共性抽出来，形成上卷——中国民居总论，汉族民居自成一卷——中卷，二十六个少数民族民居合成一卷——下卷。

上卷中国民居总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民居的发展历史，分析民居与文化的关系，探讨民居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总体介绍民居的平面类型及特征、民居的空间形态、装饰装修以及营造法。这种专题论述的形式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各个专题理论层面的研究深入透彻，每个专题之间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使得上卷的理论研究体系完整，提纲挈领、统领全书的作用彰显无遗。

中卷汉族民居分类较为复杂。由于汉族民居分布广泛，建筑形式丰富多样，且有交叉，单纯按地域分类或按形式分类难以理清。编辑采用按地域分为北方民居和南方民居两部分，然后按行政区划分别论述每个省的汉族民居。考虑到客家民居作为一种民居形式分布广泛，特色鲜明，并且和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故作为独立于南方民居和北方民居的形式单独论述。类似的处理手法还用于港澳台民居。因此，在北方民居部分，论述四川民居时不讨论分布于四川的客家民居；在南方民居部分，不讨论港澳台民居。这样，在汉族民居卷，结构上体现为北方民居、南方民居、客家民居、港澳台民居四大部分并列的形式，这种综合分类的方法解决了不同地域民居形式交叉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重点突出第一次收入民居论著的港澳台民居。

下卷少数民族民居分类较为简单，先按地域分为北方少数民族民居和南方少数民族民居，然后均按民族分类，少数地域分布较广的民族(如藏族、侗族)则按地域作下一级细分。

综合而言，《中国民居建筑》的体例可归纳如下：总论—分论—按民族分类(汉族、少数民族)—按地域分类(北方、南方)—再按地域(汉族部分)或按民族(少数民居部分)分类一再按地域分类。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4

正文目录

第一章2009-2013年世界特色幼儿教育产业运行概况1第一节2009-2013年世界幼儿教育简述

1一、多种类型的幼儿教育机构的类型

1二、多种模式的幼儿教育课程

2三、多种方式的幼儿教育师资培训3第二节2009-2013年世界幼儿教育行业发展现状阐述

5一、幼儿教育业发展特征分析

5二、世界发达国家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五大特点6

三、美加日儿童教育特色鲜明7

四、世界幼儿教育投入情况8第三节2009-2013年全球主要国家幼儿教育的特色分析10

一、德国幼儿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10

二、苏格兰幼儿教育特点及其启示1

1三、日本幼儿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1

2四、法国幼儿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13第四节世界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1

5一、儿童早期补偿教育1

5二、幼儿教育券政策的提出与实施16

三、努力实现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17第五节幼儿教育的全人发展趋势分析19

一、全人教育思潮与幼儿教育19

二、全人发展的幼儿教育目标和内容20

三、全人发展的幼儿教育过程、方法和途径21 第二章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市场运行环境解析24第一节2009-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2

4一、中国GDP分析2

4二、中国教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

5三、消费价格指数分析26

四、城乡居民收入分析27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

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29

七、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30第二节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政策环境分析

32一、各国的幼儿教育政策

32二、出台幼儿教育收费政策3

3三、中国幼儿教育相关政策法规34 第三节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社会环境分析36

一、中国人口出生率分析36

二、中国人口规模及结构分析37

三、中国就业现状38

四、中国人口学历及教育观念39

第三章2009-2013年中国幼儿教育行业数据统计分析

42第一节2009-2013年中国幼儿教育行业供需数据分析42

一、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42二、在园幼儿数占全国幼儿数的比例

43三、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幼教的比例4

4第二节2009-2013年中国幼儿教育行业数据统计分析46

一、学前教育分年龄学生数46

二、幼儿园教职工数47

三、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学历、职称情况48

四、幼儿园园数、班数49

五、幼儿园教职工政治面貌及其他50

六、幼儿园校舍及其他情况

51第四章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运行动态分析5

4第一节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动态分析54

一、中茵联手伟才教育打造港城顶级幼教基地

54二、海峡两岸幼儿教育交流参访活动在福州启动5

5三、政府设立专项经费加大学前教育投入56

四、首创联手侨谊开创精英幼儿教育典范57

五、江苏加大优质幼儿园创建力度58

六、山西加大对农村幼教事业扶持力度59

七、宁夏幼儿教育体系建设规划60

第二节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行业发展分析6

2一、我国幼儿教育发展的新特点6

2二、2009-2013年特色幼儿教育的新变化6

3三、从六个方面着手构建特色化幼儿园6

4四、发民中国特色幼儿教育需要创新思维6

5第三节2009-2013年特色幼儿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67

一、中国幼儿教育的忧思与行动67

二、对幼儿入园择校现象的思考68

三、学前教育中的游戏缺失分析69

四、需要正视幼儿教育的公益性70

五、民办幼儿园的质与价的矛盾7

1第五章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产业市场运营态势分析

第一节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教育行业供需分析7

4一、生育高峰影响波及幼儿园7

4二、幼儿教育行业供求分析7

5第二节2009-2013年中国特色幼儿园的选择77

一、父母择园心态剖析77

二、选择特色幼儿园的四大要点78

中国舞剧与中国特色 篇5

100501023 音乐学 刘心我

追溯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见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著名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此后出现的《九歌》（公元前300左右），虽具有更强的舞剧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至于明、清以后，舞蹈融入戏曲的史实，前面已有说明，此处不赘。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本世纪30年代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的先躯都为此做出过有意义的探索，但是舞剧需要较高的经济投入，相对庞大而稳定的专业演出队伍以及具有现代化装置的剧场等，显然动荡的社会环境，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它所应具有的基本特性：戏剧性基因，广博的题材容量，完整的人物塑造以及综合多种形式的复合化呈现，世纪初叶的中国舞蹈，其自身发展也未见成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

中国舞剧这门新兴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49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初期的创作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为基本方法。

舞剧，是舞蹈、戏剧、音乐相结合的表演艺术，是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综合呈现。其舞台艺术形象以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文学等多种手段共同塑造，揭示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反映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20世纪30年代“外来艺术”的不断引进，也为中国舞剧的兴起、发展播撒了生命力极强的种子。继而在吴晓邦、戴爱莲等舞蹈前辈的不断探索中，中华民族舞剧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随着中国舞剧艺术的发展，舞剧音乐的创作和功能也有很大提高，已从单纯的舞剧附属--舞蹈伴奏，变成了推动情节发展、渲染场景气氛、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情感的重要手段。正如希腊一位舞蹈名家所说：“舞剧这种艺术要依靠音乐来对话，音乐就是舞剧的台词。”因此，也可以说舞剧音乐是舞剧整体精神的来源。

中国的民族舞剧，必须既能展示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特有的文化底蕴，又能区别于西方舞剧，而在东方的艺术舞台上独放异彩、摄人耳目。正如《宝莲灯》《丝路花雨》《一把酸枣》等民族舞剧，其所以赢得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恰恰是因为从其故事情节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角色情感的表达均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同时具有中国艺术的典型性和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而其民族性不仅在剧情、舞蹈、舞美等方面有所体现，在音乐上也同样如此，能反映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并能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特有风格的音乐语汇，因此浓郁的民族音乐风也成为舞剧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中国呈现出的一大批民族舞剧作品中，均可看出那渗透在音乐和舞蹈中的浓烈的传统艺术特征和自然淳朴的民族气息。

一、再现传统音乐的神韵

中华民族民间艺术文化渊远流长，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经过各个朝代的长期实践、继承，形成了具有时代特性的艺术风格与特征，而这些特定历史时代的风俗与特征的背后蕴藏着该时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新时期中华民族舞剧的创作过程中，不管编导想要表现哪个朝代，哪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都必须对那个时期的文化作深入地调查研究，这样才能贴切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风貌。音乐也一样，想要体现时代性，就要以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研究背景，对其传统音乐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行再创造。如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就是以中国大唐盛世为历史背景，突出展示了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编织了一曲古丝绸之路上的友谊之歌。这部充分体现着华夏文明的舞剧，其音乐由韩中才、呼延、焦凯三位作曲家共同完成,他们吸收了唐代古典音乐的精髓，并且与波斯风格的音调相融合,配合其他艺术共同塑造了剧中人物的形象,演绎了戏剧事件的发展,并揭示了许多有性格的群舞场面,使音乐在舞剧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整个舞剧音乐以抒情的笔调、浓郁的风土情趣取胜,特别在音乐语汇的运用方面,尽量考虑到古典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体现历史时代性的音乐风格,因此许多段落都能把观众带入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中，显露出古代敦煌艺术的特色。

《丝路花雨》舞剧音乐的创作编排传承了大唐盛世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形式。该剧以唐代大曲《霓裳羽衣》为主要创作基础，汲取了《霓裳羽衣》乐曲的精华并经过三位大师的艺术再创作，添加了新的活力和内涵。众所周知，《霓裳羽衣》是唐代“大曲”和“法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乐舞，唐代诸多诗人对《霓裳羽衣》演出状况都有精彩的描述，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写过著名的《霓裳羽衣歌》，诗中对霓裳羽衣写道：“磬箫筝笛递相搀，击弹吹声逦迤”、“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从中可以看出，《霓裳羽衣》是通过歌、舞、曲的结合以及它们之间快慢、强弱、刚柔、动静的变化，而营造出了缥缈的、唯美的、幻化的意境。而《丝路花雨》的舞剧音乐，用中华民族乐器的演奏方式再现古典音乐《霓裳羽衣》的风采，乐曲所创造的意境与《丝路花雨》所要表现的敦煌舞女艺术形象极为契合，充分表现出敦煌壁画中飞天女神这一文化概念的艺术特征。由此可见,《丝路花雨》的民族化音乐与民族化舞蹈都是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的,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风格,也对表现剧中某一典型环境起了标志作用,表现了浓烈的东方民族独有的气质和色彩,单单是听觉上就给观众以广泛的联想空间。

二、呈现地方音乐的特色

舞剧音乐在民族风格与地域色彩相融的方面也有着很好的创新。诸多舞剧的音乐都会穿插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歌曲，甚至以此作为主题音乐贯穿整剧，使得舞剧呈现着浓郁地方风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下子便可以把人拉入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切身体味那因为差异而变得格外美丽的地方音乐文化。地方特色，也是中华民族舞剧的一大特点。如《月牙五更》，其音乐中多次出现东北民歌《月牙五更》的曲调，将具有强烈东北色彩的二人转曲调融入到舞剧表演之中，以地域曲风作为舞剧音乐的主题贯穿全剧，凸显着东北地域文化的特色，强化了观众的观念和认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地域特色风情万种，人文底蕴深厚凝重。因此在民族舞剧音乐的创作上，只有直接或间接地深入了解体验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搜集学习有关资料、吃透当地的风土人情，才能从内容到形式上，较真实地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情况，而使其音乐也趋近于所要反映地区的真实面貌，以此增加舞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在地域风情乐曲的使用上，更多的艺术创作者采取扬弃和为我所用的方式进行吸收和创作。这是对地区音乐的一种理性吸收。就如舞剧《白鹿原》，它根据我国当代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忠实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主要围绕田小娥与黑娃、白孝文两条情感脉络的主线而展开，力图通过塑造田小娥这位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叛逆者形象而揭示其所带给人们的文化反思。那么反映关中平原的生活，当然需要在听觉上首先抓住观众的耳朵，从声音上进入剧情，这才是最真切的。该舞剧的音乐创作由当代著名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青和张大龙担任，他们在中国舞剧音乐创作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并一直活跃在音乐创作领域。他们通过多次的采风，实地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对秦腔、碗碗腔和关中平原的一些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进行分析研究，选出比较有特色的音乐语言的一些要素，作为整个舞剧音乐主题的动机，并且运用了传统调式的旋律、均衡对称的结构以及多调性织体与交响化配器手段,创作出充满陕西地域风情的舞剧音乐。那“吼”出来的苍凉震撼的秦腔唱段，凸显了陕北风情的特色，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创作者在吸取和继承传统曲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符合当代音乐审美特性的艺术追求，最终使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结语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篇6

陈石

摘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依托，立足具体国情，体现求理担责，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融，符合当代民主演进趋势，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主导构成。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主体为基础，国家法治为保障，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到实处，使社会发展及民主政治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关键词：中国特色 国家治理 民主政治 现代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定及所提出的相应要求，显示出对未来发展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能够展现出在现代社会的强大优势，是其全面趋于成熟的重大标志，有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所依托和反映的民主形态，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其全面准确的理解，应是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凡是相关主体为实现整体目标展开协调合作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治理，但一般是在民主政治范围内使用治理概念，即各方主体通过民主途径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特指包括民主治理在内的国家运行治理，国家治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指国家整体治理，即一国范围内所有个人和组织，都能通过合理体系发挥自身应有能量，形成社会整体合力，为国家发展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它改变个体化社会同整体化社会非此即彼的局面，其鲜明特点，是使治理不再限于公共领域，而是进入人们社会生活及日常选择。这种整体治理的运行，以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强化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的相互联系，扩展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外部干预和内部调节有机结合，力图做到国家同社会协调共存、个体同整体相互依赖，从而使私人空间同公共领域对接、个体价值同整体理性相容、活力激发同社会有序同在。其深层次运行状态，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矛盾关系，实施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保证其发展态势的相对平衡，使社会发展贯穿以人为本的实质，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国家整体治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为基本构成，体现立足国情的务实性；着眼发展的导向性；应有内涵的完整性；治理运行的保障性。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的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运行形态正在形成，并将不断成熟完善，它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演进。

国家治理的第二层面是国家民主治理，在民主治理中使用国家概念，有着进入国家整体治理和和注重国家组织参与两层含义。国家整体治理将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合理结合，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是社会自发运行的结果，其机制体制构建运行及完善的保障，主要是在公共事务范围之内。国家民主治理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其基本的使命职责，就是为国家整体治理提供公共事务的支撑，并由此建立同其它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构成。由于要以国家整体治理作为运行条件，它区别于以个体化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治

理。这种区别从主体事务上看，我国国家民主治理从具体国情出发，以国家组织事务为重心，肯定国家组织的能动参与；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则从超前判断出发，以社会自治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的功能被尽力弱化。由此可看出二者实质的不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以社会自发试错为实质特征，我国国家民主治理则以共同求理担责为实质特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形态，其核心的构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使国家管理同民主政治、自觉求理同各方参与、具体途径同使命责任、实施法治同公民权利能够紧密结合，具有完整性和实践性。应该指出，三要素有机统一并非虚置人民主体，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的发挥，及法治权威公理的落实，保证公民民主参与的政治权利得到广泛行使；合理利益得到应有维护；理性资源得到发掘利用。即只有做到公共理性主导民主政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

国家民主治理以国家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体现自身定位职责的治理，即国家组织管理国家的民主治理参与，无疑占有较大比重，但其意义不能仅以此判定，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三层面，它是国家治理全部内涵的关键所在，是国家治理体系主要的实施主体和对象。由于执政党功能的发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实质的体现，我国国家组织将执政党置于其中，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其在国家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不仅不会削弱或替代国家组织其他构成的应有定位和功能，反而使之清晰显现并融入民主，尤其是使国家权力机关能够代表人民。正因为各构成之间的依存互补，国家组织才能整体参与到国家民主治理之中。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并实施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国家民主治理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但它并非仅指狭义的制度规范，体制机制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即要以体制机制的构建运行及完善，并结合相应制度规范展开国家管理。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实际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实施国家管理，以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规定为依据，要将保证其构建运行及完善作为职责和成效；国家民主治理体系的运行，是体现三要素有机统一的过程，应有体制机制及制度规范的保障，使各方关系及运行要求合理，并且会尤为注重国家民主治理途径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规定，但国家组织治理参与的制度规定显然更为必要和重要，因而是其主要的内容，它对国家组织治理治国的要求及条件予以系统权威的规定，关键是体现“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基本点，同时因政府是主要执行主体，肯定会较多着力于政府治理参与。

二、体现民主治理实践的现代性

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理念的演绎，它受到客观历史条件制约，显现阶段演进特征，并反映各国具体国情，有着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性，是在时代背景下一般要求同具体模式的统一。其所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使公共事务体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同私人事务相对，这种区分表明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冲突，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难以依靠人们普遍的自觉。处理私人事务的人的个体，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要为社会整体承担必要的责任，即要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既然需要这种关系，它就不可能依赖社会自身，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机制体制，由国家法律予以权威界定，由国家组织予以权威干预。国家组织与公民身份共在，不可

割裂分离，将所谓公民社会看作充分自治的社会，是对公民含义的误读。公共事务以公民身份为前提，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关系，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实际都是需要国家组织干预的管理事务，即国家组织以管理社会来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只是公共事务的构成，不以绝对服从具体对象的意志为标准，而是以体现公共理性的依据，对整体公共利益进行干预性分配，如果认为国家组织的服务就是公共服务，肯定是不理性的判断。公共事务要以公共理性处理，国家组织不可能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并具有公共理性，由于国家组织权力的腐蚀性及扩张性，以及国家组织成员的局限，民主政治必须保证对国家组织的控制，以防范其异化。但公民参与并不意味着公共理性能够自发形成，民主政治的社会失灵，反映出自发民主目的追求同依赖条件的相悖

当代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运行中，一直为避免或遏制国家组织异化而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控制或尽力削弱。对程序民主的重视，就是体现前者的选择。代议制作为程序民主的重要依托，曾被认为是较恰当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从运行状况来看，其弊端已经显现。无论是选举议员还是选举执政党，利益博弈、感性选择、理性无知等表现，总是同选举民主紧紧相随，而且选举民主对结果产生之后的影响有限，即选举结果不能决定议政执政过程，议员出于私利的背叛，议会无休止的争吵，使代议制的公共性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福利主义的推行及政府责任的加重，由执政党组阁的政府，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导致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明目张胆地僭越议会，乃至侵犯剥夺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一定程度处于失控状态。公民游行示威等方式的过程施压，往往诱发加剧暴力冲突，社会成本较高。当前多数西方国家正在开始民主重心的转移，即从注重程序民主转向注重实质民主，后者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对公共事务理性共识的追求，实质民主是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体现民主政治在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性，而实质民主的落实，只能通过民主治理的实施。

民主治理要求各方主体能动地合作参与，使民主政治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共识政治。它注重过程民主的协商、协同、沟通及自治等途径，是包括所有民主途径的整体形态。民主治理是复杂的政治过程，形成参与共识并不容易，使之具有公共理性则更为困难。因而同样会出现治理失效，其表现包括恶性博弈、意志对抗、效率较低、政府失责、扩权替代等。要应对治理失效，需要国家组织体现应有优势，发挥应有作用。但西方国家为防止国家异化进行的体制设计，如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两官分途、管理缺位等，使国家组织同公民之间难以展开理性整合，从而为治理失效的应对设置了障碍。在国家无能乃至异化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优化等有利因素，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却提升较快，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社会自治空间不断扩展，自由主义者的主观理念由此膨胀，借此鼓动社会主体主导治理乃至替代国家组织，将共同治理转化为自发治理。其基本思路，就是同公共管理改革结合，尽力削弱国家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竞争治理模式，“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2〕，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社会自治的范围及程度有限，而且存在诸多阶段缺陷，这一措施的初步尝试，就已暴露出部分缺陷，如公众认可偏离理性；多元博弈带来混乱；社会权力出现异化等，自由主义者目前仍不愿正视社会失灵的现实，实际是在阻碍社会演进发展。

从以上过程来看，尽管当代西方民主已经进入治理时代，但由历史渊源及现实环境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演变，难以脱离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主

导，也就无法改变阻碍民主政治适应发展的深层因素，因而西方国家主流话语的民主政治现代化，就是自发治理对民主治理的支配。民主治理的不同具体模式，不会改变应有的基本形态，它应该表现出以下特征：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功能；蕴含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体现追求理性共识的凝聚；保证应有具体途径的互补；做到国家社会之间的贯通；提供展开系统整合的平台；力求控制试错成本的高效。其总体特征，就是使民主政治能够求理担责，成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民主形态。这种民主形态需要诸多条件，其基本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理性资源，就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通过合理民主治理对公共理性资源的激发、利用及扩展，即使是公私冲突仍然普遍存在，也可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主导，保证参与主体的应有责任承担。在现阶段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之下，合理的民主治理形态，也会出现程度受限及局部失灵，但可以做到底线控制和纠错完善。因此，激进不能等同于先进，民主政治的先进性，就是其合规律的现代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某些社会条件不如西方国家，但拥有产生公共理性的诸多优势。我国国家民主治理立足具体国情、遵循客观规律、能够把握边界，比之于西方模式，是更具现代性的民主形态，它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并对推动全球民主进程有借鉴意义。

三、体现处理公共事务的科学性

民主政治不是任意释放欲望的途径，它要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以体现自身存在价值。处理公共事务有其客观的规律，民主政治的合规律性，从属于处理公共事务的合规律性。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选举主导转向重视治理，虽然在力图改变民主政治同公共事务脱节的状况，但仍然将所谓权利民主同求理民主相对立，反映利益博弈，体现自由意志，理性共识难以形成，总是以试错换取理性，即参与者为此付出利益成本，才能得到理性结果。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思想理论的偏差不可忽视，主要的问题，就是将主观强加于客观。由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具体国情，国家民主治理不仅承担重大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主体试错，其共同求理担责的特征，要求参与者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尤其是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科学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我国国家民主治理拥有思想的优势，即能够体现科学思想的指导。这种思想体系有着合理传承、兼收并蓄的丰富内涵，其关键性的构成，就是执政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集中准确地揭示我国治国规律，昭显现代社会共通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即它是国家整体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其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理性资源。同时也是国家民主治理融于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标志，这种思想体系不仅指导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治理参与，而且因其思想性和文化性的相通，能够日趋深入普遍地为参与国家民主治理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人的私欲缺陷的外部效应，使公共事务得以产生，即公共事务的利他，源于私人事务的利己，因而公共事务的存在，印证公共资源不同程度的短缺。但应该看到，只要利己追求能够实现人们利益需要，它就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己机制正面能量的释放，要求公民角色的确立，即以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来化解利己和利他的冲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运行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矛盾关系的复杂系统，即所有同社会运行相关的价值、要素及相关要求，都构成相互依存冲突的社会矛盾关系，它包括公平和效率、经济和社会、利益和道德、民主和公理、城市和农村、保护和促进等诸多关系。人的个体同社

会整体的关系，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社会矛盾关系在客观条件制约之下，因人的非利他欲望及非理性行为，导致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失衡，如果这种失衡表现出不能兼顾的片面性、冲突激化的互斥性、阻碍演进的短期性，并由此带来负面效应，就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对象。具体标准应包括：损害公共利益；违背发展要求；侵犯公民权利；导致社会失稳；难以利己调节；越过容错边界；不属私人事务等。所有矛盾关系的越界失衡，实质都是核心关系的相对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公共事务，就是以承担公共责任来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它要保证其在特定条件下应有的相对平衡，但这种状态要得以衔接持续，只能使社会矛盾关系处于改变演进之中，即对社会矛盾关系不断进行构成提升的优化，社会发展正是社会矛盾关系得到优化的结果。而所有优化，当然都是对核心关系的优化，它意味着以人为本发展实质的显现。国家民主治理主体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就是在公共事务范围内展开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也就是遵循相关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统筹兼顾。其基本的要求，是使之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状态，即社会发展应有的状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民主治理自身运行相关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而这种提升优化，只有在承担履行自身使命职责的过程中才能展开实现。

以系统整合处理社会矛盾关系，有着诸多的具体要求，如做到扬利抑弊；把握约束条件；搞清相互联系；控制恰当边界；创造保障条件等，国家主体要达到这些要求，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明显、负面积淀深厚、社会状况复杂、整体环境脆弱，社会矛盾关系失衡的状况较为突出，而且处理这些关系两难性较强，试错空间较小、试错成本较高。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制约因素，同样会影响国家主体状况，其对系统整合的不适应较为普遍，应对这种局面，任何局部或表面的措施都效果不隹，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体改革目标，进行执政党主导的深层次整体改革，这种改革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紧密结合，其深度、力度和难度前所未有，但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是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成果，科学发展观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是对其具体内涵的丰富发展。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使社会矛盾关系的处理，能够具有体制机制的条件，并提供制度规范的依据。从系统整合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思考：其一，是系统整合内容的界定。即着力于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在总体使命任务之下，对社会矛盾关系的现实状况、制约因素、具体目的、整合尺度、一般要求、演进趋势等，要作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界定，并力求这种内容界定能够转化为制度的规定。关键是要把握适度试错容错的边界，并保证各方使命职责的合理性。其二，是系统整合规范的确立。即要对国家运行所有主体参与的行为及条件，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界定。国家组织界定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同担责、定位同职责、规定同现实的对接。执政党及政府的定位及规范是其重心所在，社会主体界定则要坚持内在调节与外部干预的统一，并细化法制和道德的义务及责任。这种规范在坚持刚性要求的同时，应注重自主空间的适度。其三，是系统整合条件的提供。即要明确各方主体参与系统整合所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应显现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即相互之间互为条件。条件提供的规定应反映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更要使条件的利用创造及提升扩展体现出来，并对提供这些条件的要求作出应有规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艰难复杂的过程，应在科学思想指导下把握客观规律，以尽可能低的试错成本，较好较快地达到改革目的。

四、体现机制体制运行的贯通性

当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一般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种选举较集中地反映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其所谓合法性不能等同于合理性。而且执政党以组成政府内阁为执政标志，由于政府内阁行政的自主性和封闭性，执政党一旦产生，就很难进入民主途径，在政府弱化有限的情况下，政党执政同民主政治的疏离，同样暴露出西方民主的局限。由此可见，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才能保证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观点，或肤浅幼稚；或别有用心。现代民主政治共同求理担责的应有特征，要求民主治理能够凝聚公理民心，即在民主途径中展开各方合作，汲取提升民意、取得普遍共识、形成权威公理、做到共同实施。它需要能够具备应有条件的政治组织，来发挥这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核心功能，目前西方国家的任何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都难以具备所需的条件，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能够发挥凝聚功能的强大理性力量，从使命依据来说，是党的执政功能的民主内涵体现国家民主治理实质。而条件依据则包括以下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广泛认同夯实国家民主治理基础；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符合国家民主治理要求；党的组织成员的先进构成保障国家民主治理实现；党的执政思想的科学指导保证国家民主治理合理；党的执政担责的长期效应保证国家民主治理稳定；党的执政机制的系统运行进入国家民主治理途径；党的执政制度的日趋完善体现国家民主治理法治。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实不可替代，从实质上说，比之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它有着更为鲜明稳固的合法性，这种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全面渗透于民主政治中的合法性，使我国执政党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所具有的民主功能，是国家民主治理整体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够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特征，全面贯通于国家民主治理的运行之中。

我国执政党凝聚公理民心的功能，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来，是以国家制度为保障的行为。因这一核心功能的贯通，国家组织对国家的管理，形成合理互补的分工。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由其核心功能直接决定，包括统领整合、引导发展、把握方向、控制大局等；其基本运行功能，则主要是进行重大决策、展开融合互动及实施政策监督等。这些功能的发挥，充分显现出执政党在国家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和权威，必须在国家制度中得到应有保证，但其汲取民意的功能，需要在同执政党的协同中得到实现，执政党并未替代国家权力机关，它只是在显现凝聚公理民心的优势，而有了这种优势，就必然合法合理地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理性意志的形成。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而法律是权威公理的载体，党的领导同体现依法治国的司法行为并不相悖。执政党同政府的分工相对复杂，其制度化的要求更为紧迫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应明确党委重大事务决策的范围及依据，以解决党政职责不清的问题，并尽快保证问责制度完善落实，应注重党政协同的规范的完善，使执政党执政同政府行政从上到下形成良性互动，其重心所在，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的强化，来扩大执政党凝聚功能对政府行政的影响。

国家民主治理通过具体途径实施，它赋予民主政治具体途径以特定的含义，即这些途径以执政党凝聚功能相贯通，服从于共同求理担责的实质特征，并具有整体性和互补性。融合途径是理性相通的合作，它彰显凝聚功能，以统领影响其它途径；协同途径是恰当分工的合作，它划定各方职责，以形成互补协调的关系；协商途径是共同议政的合作；它创造相关条件，以共同追求理性共识；沟通途径

是信息交流的合作，它提供应有渠道，以发挥信息互通的功能；自治途径是社会为主的合作；它准许有控自治，以体现公民应有自主空间；监督途径是相互监督的合作。它做到有效制约，以保证权力和权利的合理；选举途径是民意用人的合作，它反映民意对权威的影响。国家民主治理的具体途径，使公民参与和国家组织参与都能够广泛深入展开，并在相互融合之中各尽其责、互制互动，共同追求公共理性。由于具体途径的渗透性、扩展性及影响性，它成为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公民参与的层面上，增强了国家民主治理同国家整体治理其它构成的联系。在具体途径中参与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具有有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履行职责方式的重大转变，它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受制同行使统一；国家意志的民主同汲取统一；国家影响的刚性同柔性统一；国家保障的制度同理性统一。国家民主治理以具体途径来得到落实，使之进入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因而必然受到历史积淀影响、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公民参与的利益博弈、感性选择、宗法调节乃至恶性势力的渗透，可能都很难避免。国家组织参与的不适应，乃至扭曲抵制的现象也会出现，因此，具体途径的规定，必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制度设计要在各种因素制约之下，尽可能做到理性和精细，它应有参与失效的应对；底线控制的刚性；冲突化解的措施；阶段选择的迁就，以及有序提升的空间。我国具体国情复杂，层次和地方的差异都相对较大，具体途径的制度规定，还应将一般同特殊结合，具有多位阶，体现针对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好坏问题争论由来已久, 我国学术界早在改革开放时期就已对此问题展开过集中讨论, 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 传统的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 中国学术界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解遭到了巨大冲击。因此许多政治家在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论点, 并宣扬中国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国伟大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此紧要关头毅然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建立了以市场为核心、政府为辅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决了争论已久的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实践表明, 我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仅摆脱了社会危机, 而且带领国家走向富强。新世纪以来, 我国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持续发展观, 这些思想又进一步引起大批人士的争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社会民主党派所宣扬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些人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同化。在这种大背景下, 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比分析显得尤为需要, 本文就是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相同点

1、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左翼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支。社会主义的本质为“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早在初中时期就已耳熟能详, 并且我国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要求, 远期目标为实现共产主义, 符合我国具体实际国情, 具有进步意义, 既立足于我国初级阶段国情, 又提出了适宜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是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 因为最初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 主张改良当代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大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大力促进了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所以应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而不是放任其自由发展。历史书中记载:“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初期, 欧洲地区民主社会党发展迅速, 社会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 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运用合法手段引导欧洲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欧洲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起来更加人道更加公正公平”。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 欧洲政治党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断向中间靠近, 其左翼思想不断减退, 也开始脱离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劳动人民, 自封为人民党和选民党。虽然如此, 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价值目标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党, 其政策取向也是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仍然是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 国际联合组织的基本性质为社会民主党, 该组织大约有一百六十个成员, 这些成员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洲, 拥有强大的选民力量, 且这些成员党组织将近三分之一为执政党”。国际联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该组织拥有的党员数和选民数量是右翼政党国际组织的数倍。就欧洲来看, 欧洲社会党联盟拥有来自四十个成员国的一千多万的党员和达一亿之多的选民, 甚至在上世界末期, 欧洲社会党是当时的最大党, 是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所以, 社会民主党是世界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是世界左翼力量的主力军。这些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相符,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左翼力量的主力军。

2、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源但不同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起源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 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而来, 民主社会主义同样也起源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就同源。

“1848 年, 欧洲革命尚未爆发, 欧洲第一次爆发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传入欧洲, 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19 世纪末期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开始盛行, 国际工人运动以此为指导思想,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欧洲社会民主党重新进行了分化,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发生较大变化。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 建立了影响巨大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也就随之成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革命左翼分子自称为共产党, 主要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为代表, 其领导组织为共产国际,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随之展开;另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演绎为右翼分子或者保持中立, 他们极力反对俄国的十月革命, 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 这部分分子坚决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逐渐合流并发展为社会改良主义, 最终没有坚持共产主义, 自居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欧洲社会党随着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得到公认,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斯大林在上世纪提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系统理论, 且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与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开始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说法,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没有系统的论述作为支持, 直到1951 年的社会党国际法的声明才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二、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世界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接下来将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斗争策略手段和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几个层面来做具体分析。

1、两者的指导思想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至今, 其最基本的思想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 其指导理论始终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不局限于个别理论, 坚决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不断创新。而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 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较为广泛, 他们不以一种具体的思想为依据, 没有固定的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 强调指导思想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能够吸收所有符合自身原则的思想, 而且民主社会主义批判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思想的理论。

2、两者的奋斗目标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为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决反对私有制和剥削。民主社会主义最开始的奋斗目标为改造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越来越公正公平, 但是随着后期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中立化,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转变为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 但是所宣扬的“和平”和“人权’等思想没有很明显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内涵, 也就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者越来越趋向于中立。

3、两者的斗争策略手段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久的革命斗争时期,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变革, 但是并不是全盘否定我国在传统社会主义革命时的革命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就是革命与改革的结合,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手段为通过和平的途径, 运用合法的形式, 采用民主的手段, 并且制定了渐进的战略, 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的目标。

4、两者对基本理论的认识不同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一些理论的认识并不相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民主解释为阶级的民主, 即民主是有阶级性的, 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民主是所有价值的基础;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家定义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段的机器,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国家即全民;最后, 对于所有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归结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 所以, 我国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变私有制到保留私有制的变化。

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间较短, 有许多地方尚不成熟, 不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都时间较短,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悠久, 对国家的管理等都有更多的经验,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鉴与学习。虽然两者在思想上有许多分歧, 但是不论在政治经济生活领域、还是社会政策对外交往领域, 民主社会主义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1、政治经济生活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经济政策, 在实施经济干预的同时, 大力运用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同时, 经济决策和管理应是全民性的经济管理。西方思想认为, 市场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运转就是自然规律的结果, 自身就含有公正性, 国家不应该对其进行任何人为干预,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改良, 他们考虑到市场竞争存在不公平性, 例如市场无法提供社会基础性设施和公共服务, 所以,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具有必要性。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经济民主的思想, 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一些经济问题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借鉴欧洲社会党的一些做法。

2、社会政策和对外交往领域

社会政策领域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借鉴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 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民主社会领域以社会民生为基本目标, 注重满足人们基本需求, 分配原则不能以利润为基本, 同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 维护公民的尊严。

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外交往的核心目标是国际民主, 其拥有先进的对外交往理念和完备的外交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推行多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国际问题, 这些政策都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

四、结束语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处, 两者因相互借鉴与学习, 综合两者优点, 摒弃缺点, 带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

参考文献

[1]宋晓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比较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 2010.

[2]曹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王彦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 2013.

[4]徐晓雷.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 2012.

[5]丁宁.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D].新疆大学, 2010.

[6]孟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 2014.

中国旅行社特色分析 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专用词汇 英语翻译特色

引言

现在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逐渐呈现出网络信息共享化、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经济的状况。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期间的交流也更加活跃以及频繁，慢慢地将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同文化以及思想进行有效地融合。所以，在国际竞争中，逐渐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专用词汇的英语翻译特色，文化的主要地位逐渐凸显出来，慢慢地也加强国际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一、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翻译之间存在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我国人们就一直希望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翻译研究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练习，那时候就有相关的研究者提出“翻译的本质是翻译本国的文化，而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言论。之后就慢慢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翻译研究进行合理的融合以及将两者慢慢地相互渗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翻译就不是单纯的文字翻译，而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涵盖进去，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进行更好的传播和转换，促进文化的构建以及社会的进步，同时文学之间的演变也变得常见。文化在特定的意境中，才能够根据相关的意境进行想象和发挥，才能够将更具有内涵的文化翻译凸显出来，这也是对翻译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大多数的翻译者都具有很好的文化理解能力以及非常深刻的文化意识，并且在翻译相关的原语文本的时候，善于借助科学的方法完成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专用词汇的英语翻译特色

1.翻译策略。在汉英翻译中国传统文化专用词汇时，需要利用特殊化以及异化方式进行归化，主要是异化，而归化只是起着辅助翻译的作用，在进行英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意译、音译以及直译一起，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留中国民族的语言风格以及传统文化的特色。然而，一般情况下常常会见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气息的专用词汇，倘若无法正确掌握好英译这些专用词汇内涵的方法，就会容易失去中国传统专用词汇所独有的特点以及文化内涵。所以，在选择英译的过程中，就需要利用意译策略进行翻译，这样可以很好地将专用词汇所含有的内涵翻译出来，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其存在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当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专用词汇，读者在不理解作品含义的时候，就无法正常翻译出来其所涵盖的特点和内涵，这样的翻译就不具有文化特色。例如，儒家文化的礼被翻译成ceremony、义被翻译成justice、仁被翻译成benevolence、智被翻译成wisdom，这样的英译成果明显地将中外语言文化差异体现出来。但是，对于专用词汇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其具有的含义很本身的内涵就具有相似性，可以进行直译，例如，庙会就可以直译成temple fair等。

2.典型代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论语》，在网络中可以搜索相关的孔子学院资料，可以了解到在全世界已经存在上百所所孔子学堂以及上百所孔子学院。所以，慢慢地中外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论语》的翻译，相关的翻译人员就更加重视《论语》中专用词汇英译的特色，像《论语》中主要的专用词汇“君子”就会被翻译成“gentleman”、“仁义”就被翻译成“righteousness”、“礼仪”就被翻译成“niceties”。但是，如果只是一个“仁”，其就会具有另外一种意味和内涵，尤其是“仁”这个专用词汇使用在本书中的次数非常多，其具有的内涵也非常深刻，在孔子《论语》这个作品中，通过这个词汇就形象地将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体现出来。一直以来，相关的翻译工作者用心寻找最能够体现其内涵的翻译，然而由于仁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翻译也各具特色，最容易让人想起的英文翻译有：“kindness”，这是林语堂英译的仁；“humanity”，则是辜鸿铭英译的仁；都各具特色，让学者对仁的英译无从选择，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对《论语》原文可以进行正确的理解以及解读，那么自然能够起到促进选择英译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经济中，一直在加强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专用词汇的英语翻译特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翻译的精准性直接关系到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会严重影响到我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状况。只有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专用词汇的英语翻译特色，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精准地翻译出来，并且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发扬中华名族精神。另外，我国人们也要一直坚持强化推广以及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不断提升翻译的效果，才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文化进行传播以及更好地将其进行语言的转换。

参考文献：

[1]王英鹏.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2]周统权.文化·词汇·翻译──试论英语词汇的翻译与文化的关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65-68.

[3]管晶.浅论翻译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J].中国科技信息，2005，18：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