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瓷纪录片解说词

cctv瓷纪录片解说词（共4篇）

cctv瓷纪录片解说词 篇1

cctv纪录片《敦煌》解说词 纪录片《敦煌》十集篇目： 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第二集《千年的营造》 第三集《藏经洞之谜》 第四集《无名的大师》 第五集《敦煌彩塑》 第六集《家住敦煌》 第七集《天涯商旅》 第八集《舞梦敦煌》 第九集《敦煌的召唤》 第十集《守望敦煌》

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他叫斯坦因。

斯坦因

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东经93度，北纬40度。它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这个位于中国甘肃西部，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这里通向西方。十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

全面交融。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是，当斯坦因来到时，这个沙洲小县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陆续登场的是西方人。他们有英国人，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飘扬着他们的米字旗；有法国人，在东南亚丛林里，已经布满了他们的身影；有德国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山东建起了欧式洋房；还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崛起的日本，他们正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当这些国家越来越强大时，古老的中国仍在沉睡。

王道士

1900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与京城轰轰烈烈的庚子战乱相比，他的身影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年敦煌城外的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

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藏经洞里原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也有，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经典。

“还有呢，这个官方的文书，也有私人的文书，就是好多经济的文书。什么户口、账本、地契什么都有，这都是第一手材料。”

这是春天的莫高窟，在这片延绵近两公里的砾岩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持续开凿一千多年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来到这里，藏经洞是一定要看的。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这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应该说，如果不是藏经洞的发现，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的道士的，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延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景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这是今天的兰州，一百年前在这里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了敦煌县长汪宗翰送来的一批礼物，几本来自藏经洞的绘画和经卷，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

从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进士出身的学究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他建议甘肃藩台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省府兰州保存，藩台衙门的回答是，没有经费。

这一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县长汪宗翰更甚，他住在敦煌却没有去过藏经洞。酒泉距离敦煌三百公里，藏经洞距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两位读书人就这样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现失之交臂。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想敦煌进发。

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当年的斯坦因这样分析了亚洲中部的局面。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做好了将来有可能作战打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知道，中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出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如果是一个

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看到我们的路线与野骆驼的足迹相交叉，我想到了玄奘笔下那些让旅行者迷路的魔鬼。”在沙漠的漫长旅途中斯坦因总是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本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伴随他的还有一条名叫达夫的小狗。

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他却说，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这张照片就是当斯坦因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冲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冰河边祈祷的情形。

这时已经到了1907年春天，“当看到北面荒凉的山峰遥遥在望时，我高兴起来，地平线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烽火台，这些都好像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顺利开始的好征兆。”

1907年春天，在千佛洞的洞窟前，五十七岁的王道士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七年了，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不给的。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敦煌人仍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虔诚。

“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使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一百年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而一百年前，斯坦因说，“这里是一个被世界忘却的地方”。

这是夏天的沙洲市场，这里距离莫高窟二十公里。斯坦因刚到达敦煌时，曾和敦煌知县王家彦一起吃饭，之后他给知县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什么呢，清朝的官员非常看重你的官衔，中国人非常看重你官的大小。

这是斯坦因来到中国时所持有的护照，护照上的职位是英国大臣。他是如何获得这一称谓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是王道士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屈尊住在帐篷里。此时，敦煌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农民们正在抗缴官粮，而偏僻的莫高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

“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他还带来了一个照相机，这些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而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通过这张唯一保留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

警的表情。”对王道士斯坦因是这样形容的。

斯坦因来时，敦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刚刚结束，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斯坦因为王道士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王道士唯一的一张近景照。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这是敦煌榆林窟，在这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他发现，这个被称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这张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王道士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他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他靠聪明，不是靠幸运。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吵架呢，一吵架的时候关系一僵的时候，他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会动脑子，他说你看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吗，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天，王道士将一束经卷交给了斯坦因。夜里，翻开佛经时，斯坦因居然发现，在经文的边页上有两个字玄奘。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斯坦因敞开了藏经洞的门。

“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此。

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

“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有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藏经洞口 莫高窟第17窟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这是北京地铁建国门站，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幅壁画，这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它的原版，已经被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带走，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

在一夜的狂风之后，第二天清早，斯坦因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挑出来的所有藏卷又运回密室中去了。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但是王圆箓同意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车队离开敦煌县城的情景。这时，在县城里，农民发起了暴动，焚烧了县衙。没人留意在偏僻的莫高窟号称装箱能手的斯坦因已经大功告成。二十四个大木箱里装满了经卷和书画，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

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这是当年破败的莫高窟，这个小牌坊和古汉桥如今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天的莫高窟最著名的九层楼在当时也只有五层。几个月前，当伯希和在新疆时，他看到一本佛经，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写本，出自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于是慢条斯理的他直奔敦煌而来。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

这张由摄影师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是今天我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洞内状况唯一的影像资

料。透过这一人高的经卷，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墙壁上隐隐约约的壁画。

“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说：今天是个节日！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记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的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这是北京的广化寺，1910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这里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的国家图书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比法国晚了一百二十年，比英国晚了一百六十年。但是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这是春季的敦煌，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道士塔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有一次他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些来自吐鲁番敦煌的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怎么被分割装箱运到柏林的，我的儿子说，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七十五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华尔纳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贼。一百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这是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但是，在这张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的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分。

1930年，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这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这是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都藏在这里。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摄影组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写经。

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

第二集千年的营造

他叫彭金章，今年70岁，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9岁时来到敦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

二十一年来，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河边的林荫小道此时秋意正浓。河的另一边，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如此大规模的窟群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莫高窟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窟门背后绚烂无声。那思维禅定的瞬间，那融入慈悲的微笑，在那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带领我们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848年，在敦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幕兵集众发动一场血战，收复了多年战乱的敦煌城。

三年后，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接到任命后，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莫高窟156窟的南壁上，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至今保存完好。

在修建洞窟的时候，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有幸的是，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在这份名为《莫高窟记》的题记中，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也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出家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熠熠金光将他笼罩。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乐僔不再行走，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底下壁画上头又画壁画，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子的，你看，下面，最下面的，白的，素面，因此说在北凉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的。无画呢比北凉还早。北凉是420年前后。”学者们推测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一米多的宽度，南北两侧共有四个小窟，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但能够推测的是，乐僔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远离城市喧嚣，并且冬暖夏凉。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

第285窟壁画.这是多室禅窟当中的一个小禅室，看，这是禅床。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这些开凿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四季酒泉系砂砾岩，适合开凿石窟，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由南往北由此经过，现在几近干涸。

一千多年前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大泉河碧波荡漾。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气候宜人。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但又相对偏僻，适合开凿修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在早期洞窟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小小的阙形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

一直到公元439年，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窟的西壁有佛教印度教的天神，线条流畅、丰满圆润，是受中亚西域的影响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

“你看这个菩萨，面貌清瘦，身材修长，戴着高冠，大袖，这种在中原广为流行的画风，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画像砖，画像石里头可以找到的，也是中国的。”

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285窟，覆斗形的窟顶，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中国神话中的雷神、飞仙、伏羲、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使洞窟坚实稳固而且空间宽敞，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开凿了这个洞窟呢。

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对于学者尤为重要。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 的资产，造建洞窟的人，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题记。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这个时候正是东阳王元荣就任瓜州刺史期间，”

在285窟，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一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有一些穿着王公、嫔妃的服饰，在当时能以王者身份出现，最有可能的就是瓜州刺史元荣。“很可能这个就是，这就是他们东阳王夫妇。”

东阳王元荣他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在敦煌期间，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从这段发愿文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希望通过佛教寻得安宁与祥和。

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免灾、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元557年，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三个皇帝。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威胁。

终于，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在这场浩劫中，敦煌地处边陲有幸未受到破坏。十五年后，隋炀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将旗帜插满天下。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由比丘尼抚养到十三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因缘。登基后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短短三十余年的隋代，莫高窟造窟高达近百个，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开凿洞窟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继而开凿甬道，甬道挖出后，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石沙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便于操作。窟顶成型之后，便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一个洞窟才算完成。

由于劳动工具简单，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画，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

96窟.九层楼

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又叫九层楼。

红色楼阁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1999年，对于考古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迷。就是那个秋天，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领导了一支团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这一次发掘中彭金章发现，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随着挖掘的深入，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整个九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

那是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当政，朝中关系极为微妙，此时，薛怀义、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来讨好武则天。因疏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女子为王，武则天甚是欢喜。弥勒为音译，意译为慈氏。所以当69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

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它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专家们推测，像这样高大的洞窟，开凿时极为困难，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然后向上挖出崖顶，再逐渐下挖，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用到排出。就这样依次向下，直到地面。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

根据专家们推测，营造这样大型的洞窟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对于96窟开凿的经过，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公元966年的一次重修中，就使用了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而这次历时十天左右的重修，只换了两层木构而已。以此看来，96窟在建造时的工匠规模是多么庞大。

远久后的今天，我们能感受的，只有那大唐帝国恢宏无比气度的象征。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那三百多年前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到唐朝年间已经是计窟室一千余龛，莫高窟在唐朝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这其间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而刻写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

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是一个开放参观的洞窟。窟的前室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

唐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驻扎西河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务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加急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的等待。可是援军迟迟没有音信，命悬一线的孤城中人心惶惶。最高军事首脑周鼎萌发了弃城逃跑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却意外的接到了邀请，去莫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

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达到一种寂静常乐的永恒境界。那环绕着释迦摩尼涅槃像长达三个壁面的经变画图解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窟顶上方的千佛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如梦如幻。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宾，是当地的望族。涅槃窟的落成，在敦煌烽火连天的时候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李大宾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鼎，他决定弃城而逃，临行前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缢杀。接下来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十一年，最后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被迫放弃。往事已随大漠风烟远去，记载历史的石碑上大唐陇西李府君几个字赫然在目。

除了这些由世家望族修建的大洞窟外，崖壁上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占了绝大多数。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由晚唐的一户人家营造，除了家庭成员外，身份卑微的奴婢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参与建造。壁画中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母亲在题榜中说，她们出资绘制了六身释迦摩尼像愿舍贱从良。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不论财力的多少，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从未间断。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907年，安史之乱爆发了。

这个时候，中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陷入了一片混乱，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终于在公元907年，离敦煌一千八百公里的都城长安化为废墟，历史从此进入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管辖相对独立，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这里却无有战争。公元914年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曹议金，他主张对近邻修好，重视农牧业的发展。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开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莫高窟的开凿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这也是它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

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主就是曹氏归义军第四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这是一个中心佛坛窟，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一百九十六平方米，最高的地方有九点五米，相当于今天的三层楼房。由于空间巨大，开凿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用来承载窟顶重力，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富丽的装饰，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

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在曹氏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开凿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莫高窟也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考南部的洞窟中，学术界大致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了南北两个区域。

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四百八十七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彩塑两千多尊。

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但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出乎大家的意料，一批又一批的文物被先后发现了。长年被忽视的二百四十三个洞窟终于有了自己的门牌号码，“一百二十七，三米二一百二十八„„”不论酷暑严寒，他的脚步踏遍了北区的每一个角落。

“这有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啊；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圆的烟筒一样，烟都出去了。这有个台，放一点儿做饭用的东西啊，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经过考古证明，这里曾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瘞窟。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从历史那端传过来，又传开了去。

五代宋初期间，海上贸易之路兴盛，莫高窟的开凿也止于元代。明朝嘉靖帝封闭嘉峪关，沙洲民众内迁，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凋零的时期。

而这座宝藏历经尘封，在20世纪初将重新被世人所知。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中亚

文明，四种古老的旋律在这里汇成了千古绝唱。

无数虔诚的心曾踏上这条路途，朝圣这片荒芜当中的精神家园。她历经战火的纷飞，灭佛的萧条，奇迹般地留存至今。历史中的人们无论是否留下了姓名，他们对崖壁献上的旋律如今仍在空中回旋。

佛光.2007年4月23日的上午，我们的摄像机在鸣沙山上拍摄到一段奇异的景象。这是否就是当年乐僔看见并曾感召过他的光芒呢？

彭金章写道：“我也曾看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一年中，秋天是敦煌最美的季节。那碧蓝的天空，那金黄的白杨叶子，这一些都让我深深地沉醉。”

第三集藏经洞之谜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做“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

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

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

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巻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诺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诺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记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巻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

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故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三界寺收集佛经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在道真和尚和其他僧人不辞劳苦的努力下，三界寺的藏经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大西北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消息传到了敦煌，战争即将降临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的三界寺内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紧急商议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河西都僧统洪（巩？）和尚的影窟。河西都僧统就相当于今天当地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洪和尚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一个影窟，也就是纪念堂。

三界寺的僧人们将洪和尚的塑像请出影窟腾出地方，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卷，经过整理，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未东进。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着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开洞窟的时候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者又该作何解释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也许它能为我们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它们实际上是被当时的敦煌僧人认为呢，失去了使用价值，没什么用处了，所以，敦煌的僧人就把它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窟里面，因为是一些他们认为的废物，没有用的，所以封存以后呢，也就不再管它了，不再开启它。”

方广锠先生几十年来为了编纂《敦煌遗书总目》走遍了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机构，是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界查阅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被今人奉为珍宝的敦煌遗书，真是如专家所说只是当时的废弃物吗？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端，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交通的要冲，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也较早的在此传播。

这是农历四月初八在敦煌雷音寺进行的法会，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每逢此日，僧尼都要举行仪式，用净水灌浴释迦佛像，所以称浴佛节。百姓们也到寺院中进香许愿，祈求佛祖保佑。

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经常举行各种佛教法会，法会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转读佛经。今天的法会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仪式了。

敦煌文献中记载，在法会中转读的佛经首选位列大乘佛教经典首位的《大般若经》，人们认为，这部汉译达六百卷之巨的经书是镇国之宝，只要转读此经就可以积累莫大的功德，所有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对《大般若经》的狂热崇拜，使得这部经书的使用率很高，损坏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藏经洞中，就有大量的《大般若经》的经卷。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遇到破旧重复的佛经便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这个存放残旧经典的地方，僧人们称之为故经处。年复一年，这里积累了很多破旧的经书，可是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对方保存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

“传统有仓颉造字鬼哭夜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本来就够厉害的，文字呢，认为是夺天地的造化的，人要是创了文字，那鬼绝对就治不了人了，鬼就害怕了。所以对文字的一种敬畏的心理使得人们对于写了文字的这个纸张，都是非常珍惜，不能糟蹋。”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有限的来源使得纸张非常珍贵，因而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须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

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公元971年，四川地区开始雕版印刷，佛教三藏的总集《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刻印的雕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后世称为《开宝藏》。

这里是位处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它始建于1866年，至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木雕刻板印制佛经的方式，在这里记录了经书的制作工艺。

首先把待印的文字写在宣纸上，反贴于木板，然后用手把纸搓掉，墨字便留在木板上，再用刀将每个字的笔画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书板雕好以后，先用刷子蘸墨在书板上刷一道墨，接着，把宣纸覆在板上，另外用干净的刷子在纸的背面刷扫，把纸张揭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这样一块块书板，一纸纸书，周而复始，再经过各道工序线装成册，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

最早的雕版《开宝藏》经本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幸我们还能通过《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开宝藏》的刻印先后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最终于公元983年全部完成。《开宝藏》印刷完成以后，北宋王朝将这部大藏经输送到了辽、西夏、高丽、日本等地。

敦煌地方政权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也数次向宋王朝乞求赐予金银字藏经都得到了赏赐，这次敦煌也得到了《开宝藏》。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的纸张不那么珍贵了。这样看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保存下去了。

“藏经洞的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佛经，佛经就是佛、宝、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既然是法宝的代表，那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要有一个妥当的方法。

在敦煌莫高窟呢，它恰巧有很多的洞窟，而且呢，经过清理，出来的佛经非常多，那么这也因缘凑巧，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洞窟，把它放在洞窟里面封闭起来。”

如果废弃说成立的话，废旧的佛经似乎是被很恰当的处理了，然而，在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统治敦煌地方政权的座上宾，甚至成为官府中的高参。藏经洞的原主人洪和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西都僧统，管理河西地区的宗教事务，并以其身份参与地方政务。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

这是一件度牒，上面记录着公元938年官府批准一位姓张的女子出家的内容，“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响而六情顿喜。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剔削者，故牒。”

而这幅敦煌壁画更加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女子梯度的情景。

剃度

藏经洞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敦煌因为同中原地区的广泛交往，自古农业就十分发达。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壁画就用简洁写实的线条描绘了百姓农耕的场景。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和杂役。由此看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有后世罕见的异质宗教的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另外，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

让我们按照废弃说的观点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在藏经洞封闭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召集各寺院的僧官统一布置了各寺院清点藏经的活动，清点工作完成后，各个寺院清理出来的淘汰物品需要作统一的处理。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实地考察僧人们发现洪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放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不见天日，在黑暗中封存了九千年。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

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所谓敦煌遗书是被古代人废弃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我认为敦煌遗书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因为古今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敦煌遗书在我看来，它有文物、文书、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它是一批中华民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批文化瑰宝。”

藏经洞内的汉文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八千号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及其他文字的遗书。今天，敦煌遗书已经成为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

这幅《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这卷唐代舞谱用文字将那个时代的舞姿曲调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有关《坛经》的文献，是我们对禅宗这个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解读。另外，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书籍装帧演变等细节。

敦煌藏经洞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在它开启后，在世界人文学术中产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历史的资料宝库。

无论是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避难说，还是废弃说，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谜底最终也不会显现。

莫高窟里美轮美奂的壁画，喜怒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的珍贵文献，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脉动，因为在莫高窟，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

第四集无名的大师

第3窟（元）北壁千手千眼观音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出名的绘画大师，但他们的作品却很少流传到今天。战乱、毁灭、流失和野蛮的破坏，将他们绝大多数伟大的创作永远埋葬在了历史的深处。知道我们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这个隐身在大漠里的美术馆。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多年间，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是历代无名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然而，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去追寻这些大师的踪影了。

这是正在前往敦煌的画匠叫史小玉，他的生活和经历是我们根据学者的研究,用真实的

历史片断拼接出来的。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3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画在这个洞窟里。有人断定第3窟的壁画就是史小玉所画，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元代的一名游客。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追随这个曾在莫高窟驻足或生活过的真实人物，接住他来解读那些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

让我们回到公元1351年，这一年，史小玉从甘州来到了敦煌。

此时这座交通西域的重镇正由元代宗室速来蛮镇守，速来蛮崇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依然是这一时期敦煌各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会鹘文、梵文、藏文，这些都是敦煌当时最常见的文字。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六字真言碑，就是用这六种文字分别刻成。碑文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公元1348年，速来蛮出资在莫高窟刻立了这块石碑。三年后在他的筹划下，位于莫高窟壁前的皇庆寺也迎来了第一次重修。

那是一个面向东方的峭壁，用木制栈道和阶梯连接的数百个洞窟像蜂巢般挤满了黄色的壁岩，那里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在同行工匠的描绘下，史小玉对即将前往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徜徉在这些古老的洞窟之间，当年僧侣们打坐修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史小玉看到的这些画像，是莫高窟留存至今最早的壁画。

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们的开窟活动，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这些形象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想禅定的需要。而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佛陀在前世发生的各种故事。依照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史小玉看到的这幅壁画，是佛陀的一个前世萨埵太子的故事。

再一次出游中，萨埵太子见到几只老虎即将饿死，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喂食它们，不料，老虎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萨埵太子便用竹尖刺破喉咙，从山崖跳下，饿虎舔食他的血液恢复体力后，才吃光了他全身的肉。

不知不觉，刚到莫高窟不久的史小玉已经看遍了这里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它们都是创作中国历史上今天称作南北朝的时代。

那时，中国的北方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裂变。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了。

从单纯作为修行的的一般洞窟逐渐发展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莫高窟成了丝绸之路

上的佛教圣地。

而洞窟中除了描写佛陀前世修行的各种壁画外，还大量绘制了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他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这是释迦牟尼从投胎入世到成佛说法的生平传记。

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这是为恶作乱的五百个强盗在佛陀的度化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这些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是信徒们了解佛教最好的入门教材。

不过，真正吸引史小玉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佛教故事，而是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史小玉发现，这些壁画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半**，他们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这种鲜明的外来印记，他在中原的绘画中是从未见到过的。从一位年长的画师那里得知，这是一种用强调明暗来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也称“凹凸法”，它曾经在敦煌流行了数百年。

这是我们拍摄的壁画画面，由于颜料历经千年的蜕变，现在晕染的过渡层次已经变得模糊，他们变成了粗黑的线条而给人粗犷的印象。

这种绘画技巧，最初来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肯定不知道什么是佛像啊，什么佛教壁画那一类的。那么随着这个佛教传过来之后呢，佛教艺术这一套体系它也传过来了。所以在早期的佛教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的风格、中亚的风格，中亚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带地区。外来的佛教艺术为中国的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洞窟营造的兴盛，来自中原的画风，也融合了进来。

公元六世纪，一批洛阳来的画匠，为莫高窟的壁画换上了新的面貌。面对这些新面孔的菩萨，史小玉感受得到，他们与印度、中亚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而与中原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他们都换成了当时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瘦体宽衣、细眼薄唇这种潇洒秀丽的正是南朝大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逐渐成了当时莫高窟的时尚。

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但在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不绝的商旅，行脚的僧徒，都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来自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这里历经了千百年的汇聚和交融。如今，这些高低错落的石窟，就像是一部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让史小玉，也让每一个后来者震撼不已。

皇庆寺的积沙清理结束后，史小玉开始加入殿内壁画的绘制工作。

从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壁画的绘制在当时已是流水作业，这些被伯希和劫掠到法国的画稿就是唐代敦煌画匠绘制壁画是参考的模本。而壁画在起稿填色和题写榜书时也有详细的分

工。尽管如此，敦煌这些巨幅壁画仍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绘成。

壁画和文人的画作不同，很少有署题姓名的，这致使画匠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在藏经洞出土的数万遗书中，我们仅找到了一段对五代画师董保德的记述。作为公元十世际的一代画行领袖，董保德不仅画技高超，而且家资丰足，生活优裕。事实上，大多数画匠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是疾病。

“这个普通情况下，一般就是两顿饭，一顿早饭，一顿晚饭，早上是它有一种食品叫做馎饦，这个晚饭是指给两枚胡饼，这个胡就是说用西域人的做法做的。现在有一种饼我们叫大饼，新疆叫馕，那个馕可能原来就是说的胡饼。”

在莫高窟的生活是寂寞而清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足可跻身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真实的写照。

第103窟维摩诘

这是莫高窟重要的礼佛场所，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在皇庆寺主持的介绍下，史小玉注意到洞窟主要的墙面不再是南北朝流行的那些故事画，而是他正参与与绘制的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用画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

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佛经说，极乐国土，天乐常鸣，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于是，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其余的天国图景。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佛国世界大家都生活得很幸福，每天都听听音乐，看看舞蹈，那样美好的世界，所以普通人都很向往啊，我们都想去啊，想去好啊，你就得跟着我们念佛啊，你就来修行啊，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到佛国世界了。所以当时佛教是这样来宣传它的那些教义。它很形象。”

经变画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隋王朝统一天下后，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华文明在唐帝国的开拓下进入了一个辉煌的盛世，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为了加快推广各种深奥的佛教理论，经变画应运而生。透过这些和大唐风采一样大气磅礴的壁画作品，史小玉感受到了曾经盛世的繁华。先辈们绘制的这一个个人间的天国，正是

虔诚的信徒对来世美好的祈望。

自唐朝开始佛教净土信仰便已深入人心。今天，在莫高窟留存下来的一千零五十五铺经变画中，描绘净土的经变画就有近半数之多。

或许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帮助人们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观音信仰在唐朝也非常盛行。当时，民间一度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无论是山林中遇盗的胡商，还是行刑前将死的犯人，或是波涛中行驶的海船，三十三种危难中，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化作各种身份前往救助。

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部分内容绘制成的观音经变。由于经变画没有固定模式，无从借鉴，画匠的想象力在创造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人们熟悉的世俗生活景象被大量绘制到壁画里。甚至本来是男性特征的观音菩萨也被改造成了女性形象。这是莫高窟最美的观音菩萨，娇柔妩媚，宛若一位唐代的贵妇。她所在的洞窟因此被称为美人窟。

公元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唐朝进入了辉煌的“开元盛世”。史小玉最为仰慕的画圣吴道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吴道子高超的人物描法，有“吴带当风”的美誉。粗细变化的笔墨之间，人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莫高窟第103窟的这幅维摩诘像，就颇有吴道子的画风。

维摩诘是古印度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身在世俗，却精通佛法。

这幅经变画说的是他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的故事。维摩诘深受中国士人阶层的喜爱，他的形象也因此被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改造融合下，来自印度的佛教不断接受着中国新的阐释。

这些种类繁多的经变画让史小玉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它们在展示着佛教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疑团，是谁创作了这些流传千古的壁画作品。

千百年来，莫高窟一直是当地佛教信徒重要的精神寄托。但对史小玉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殿堂，一幅绘制了千年的画卷。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画洞中，到处都能捕捉到大师的身影。李思训是盛唐时期的大画家，他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曾经风靡天下。在他的影响下莫高窟的壁画也呈现出了一派金碧辉映的大唐气象。

中国画的透视方法被公认是一种散点透视法，但这些唐代壁画却让人看到了焦点透视法，它讲究中心对称式两侧的景物形成的斜线与中轴线相连，形成一定的透视感。而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科学的透视法，比唐朝晚了六百多年。

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史小玉也在努力追求用线条直接表现生命 的神采。洞窟中历代壁画的杰作，正是临摹学习最好的范本。

这些脱壁欲出的野牛和猪群出自于西魏画工的如花妙笔，这幅隋代的维摩诘像可谓线描造型的典范之作。“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是画史所说的疏体画。

在历代先辈精确入微的描摹中，史小玉熟知的各种线描技法都得到了纯熟的展示。画技之精妙非凡不由得让他产生疑惑，它们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还是也有中原名家到此作画呢？据画史记载，隋唐时代画坛名流画工名匠无不从事壁画创作。当时洛阳长安两地的寺观到处可见名家的手笔，壁画成了他们展示滑画技的舞台。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这座千年前的古都如今依旧繁华，但那些名师的真迹早已消逝在战火的尘烟中了。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敦煌和长安之间的关系来往非常密切，所以很多敦煌的绘画上呈现的水平和中原可以说是一个样。现在中原地区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这么早的，但是在敦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那都保存的完好。所以你要了解宋以前的绘画的发展，你非得看敦煌壁画。”

这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摹一幅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壁画，画中佛像的衣纹犹如出水的薄纱，这就是画史著名的“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叠。这些曾经只见于文字记载的伟大创造，竟在默默无闻的画匠们手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

先辈们的智慧，博大深厚的佛教文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流传至今。千余年的绘画精粹在这里一览无遗，这大大出乎了史小玉的意料。原本只是到敦煌谋求生计的史小玉决定住下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为千佛洞绘制一窟让后人膜拜的杰作。

一千多年来莫高窟兴旺的香火吸引了大批民间画匠迁来敦煌经营生计。依靠师徒相授，他们绘制壁画的手艺在这里代代相传。

在墙壁上作画手腕悬空无处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使手臂保持平稳。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就这样画出了极其流畅的线条和精美的壁画。但是，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壁画为何还能如此光彩鲜艳呢？

这是唐代敦煌画匠磨制颜料的用具，现藏于敦煌博物馆。在石杵的顶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经过科学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无机矿物质。

长久以来，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是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宝石也会被加工成颜料。这些是五代画匠们使用的调色碟和用青金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具有美丽的天蓝色。这些矿物颜料都是经得起日光照射和湿气侵蚀额稳定颜料。正是它们的大量使用，莫高窟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佛国世界。

不过，和唐朝富丽堂皇的敷色风格相比，史小玉更推崇神气兼得、轻淡雅致的作画境界。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最著名的大画家，他们主张作画要“简古”、“澹泊”、“清新”、“萧散”，以至后世也都把“平淡”、“柔润”作为艺术的最高格调和正宗。而这种重意境、重情趣的中原文人画风，也正是史小玉一直所倾心的。

榆林窟

这是敦煌的榆林窟，俗称万佛峡。窟中这幅普贤变堪称古代山水画的杰作，画中壁立的群峰突兀的奇石，院落和楼宇在云烟之中若隐若现。无论是布局设计人物造型，还是笔墨的运用，一派超凡脱俗的雅逸风度。和中原大画家们相比，敦煌画工的绘画技艺并不逊色。

但自宋代以来，这样的艺术交融在敦煌壁画中便越来越少了。元代时期，当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把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河西走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莫高窟的营造走向了停滞。在敦煌默默守候了六年的史小玉，一直没有机会在千佛洞画上一窟壁画。

直到公元1357年，由于元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战火的硝烟渐渐弥漫到敦煌。也许是为了祈求安宁与和平，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个新窟即将在莫高窟开凿。史小玉如愿成为了新窟的画师。依照捐资者的意愿，史小玉要绘制的最重要的内容——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的画像。

这是莫高窟南区的最北端曲折的小道是古代敦煌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位于入口的第3窟就是史小玉即将工作的地方。

每天，当莫高窟迎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是小雨就来到洞窟中勾绘他心中的图画。为了能有接近纸上做画的效果，史小玉趁泥底没干就开始描线着色，随后，他用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行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等不同的描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今，在这些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沉浸，这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的深处，似乎还描绘着一幅美丽的愿景。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破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四年后，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设置了嘉峪关，敦煌被抛置关外。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渐变成成了游牧之地。在慢慢的流沙中，史小玉的名字，还有莫高窟的壁画渐渐被人遗忘。

这是莫高窟的北区，1945年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掘出一具尸体，据说，那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里的画师。他叫什么，又画了些什么？没有人能知道。

这就是莫高窟的第3窟，小小的洞窟常年锁闭，不多游人开放，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莫高窟极为珍贵的壁画精品，不过，它们是否是由史小玉所画学术界尚未定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壁上依稀可见的题字“甘州史小玉笔”，现在已经默默消失了。但史小玉的另一处题记，仍为他真实的身份留下了各种猜想。“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莫高窟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敦煌古远的世俗生活，丝绸商旅，舞乐文明，都将因为它们重新呈现在历史的舞台。

第五集敦煌彩塑

公元935年。五代晚期。此时正是敦煌望族曹氏在河西的统治管理时期。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仍然在开凿建造之中。

作为莫高窟里的一位普通塑匠，赵僧子在这座新建的洞窟中已经连续工作了数月之久。

看着一个个刚刚完成的塑像，赵僧子总算松了口气，当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洞窟口时，阳光迎面而来，刺痛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佛光。

赵僧子已经算不清自己是莫高窟的第几代塑匠了，那些从北凉时期就伫立在各个洞窟的彩塑佛像，安静的记录着这里曾经开创的辉煌。

然而，到了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这座佛教圣地的繁盛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了，战乱让敦煌这个曾经连通东西方各国的枢纽，变成了翰渺沙漠里的一叶孤舟。

史册上记录的各地络绎不绝的朝圣的信徒、文人墨客还有艺术家们，早已是明日黄花，只剩下寂寞的开凿声。

值得欣慰的是，前朝各代的塑像作品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无辜牵连，依旧完好的保存下来。尽管一次次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让许多庙宇毁于一旦、佛教塑像作品惨遭破坏，但恰恰由于敦煌莫高窟远离中原地带，才保证了伫立此处塑像的安宁和完整。

对于赵僧子来说，能够在前人创造的辉煌下继续自己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幸福。这门塑像手艺被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延续到自己手中，就像是一种宿命的继承，一种血脉的传递。正是因为历代的塑匠们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这些用心血塑造而成的塑像作品，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这大概是赵僧子所没有料想到的，在遥遥千年之后，他和他的同行者们亲手塑造的彩塑，会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而敦煌莫高窟，这座经历过兴起、繁盛、没落到沉寂的圣地，当被再次开启之时，仍以它曾创下的浩瀚佛国的姿态让世人为之震惊。

敦煌莫高窟,保存着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彩塑两千余尊，浮塑一千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图彩塑卧佛头像

如今,唐代以前的佛像彩塑已经寥若晨星，现存的仅有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

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这个敦煌彩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彩塑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彩塑能够看到我们雕塑发展的历史，这点很珍贵，因为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1962年，二十五岁的何鄂来到了敦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正如何鄂自己描述的那样，来到敦煌是她一生当中一次重要的际遇。

推开厚重的大门原本幽暗的洞窟顿时明亮起来，站在沉寂千年的佛像下面侧耳倾听，她似乎能听到来自遥远古代的叮叮哐哐的开凿声，还有工匠们工作时的细碎耳语，当那些恍惚间的时空交错感渐渐远离，一切归于宁静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塑工作者的心情开始澎湃起来。

“我觉得敦煌艺术像大海一样，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在大海里体会到一点自己的感动。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很深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里头，给了我无尽的感受。这点上我觉得终身都要感激古代人的创造。”

这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彩塑作品，给初到敦煌的何鄂以最强烈的震撼，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她曾经一度想探究那些给予了这些塑像鲜活生命力的创造者们到底姓字名谁，师承何处，但却无法找到答案。

那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无声无息地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这一尊尊的彩塑身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幸亏我们在莫高窟72窟的壁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是我们领略到他们当时塑像时的风采。

这是72窟南壁中央绘制的壁画，画面描述的是凉州圣容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但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局部却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彩塑，特别是大型彩塑制作的宝贵资料。

这些画面中的彩塑工匠们大概也不曾想过，千年之后的人们正试图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着

他们当年的身影。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雕刻造像，只能采用泥塑，塑匠们在人工制作的木架上捆绑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之后，再涂上白粉，最后彩绘。这种工艺，后世称之为“彩塑”。

孙纪元，是1953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于彩塑详细的制作工艺，孙纪元有着细致地了解。

“古代艺术家研究了很多办法，你如果不懂这些办法，你现在用泥来塑像，塑完了以后它就裂了。干燥过程、收缩开裂，就没办法画了。所以古代匠人在敦煌那地方用传统的技法制泥。”

赵僧子用来做塑像的泥是当地的泥，而他和泥的方法则是他的同行先辈们流传下来的老方法。为了保证塑像不会发生开裂的现象，而且便于上彩和保存，赵僧子的同行先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的做着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逐代传承下来。

“土里边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细沙，沙子不管你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不收缩，加在里面，然后为了防止它开裂，又加上棉花、麻、麦草三种东西，最后塑完了以后这个像不收缩。”

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塑像依然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古代工匠们的智慧让我们钦佩。

赵僧子所处的时代，是五代晚期。当时，敦煌的统治者——曹氏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还效仿中原地区，设立管办画院。当时，敦煌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细化的级别和分工，赵僧子就受雇于这样一家民间画行，他已经做到了都料级，这是塑匠中的最高级别。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具备娴熟的塑像手艺，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工匠身份相当低，而我觉得我们古代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更多的是这些无名的巨匠创造的。”

何鄂是1962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62年到1974年，何鄂在敦煌待了整整十二年。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临摹敦煌彩塑里面的精品，这些任务都是由当时叫研究所的美术组来安排我们。当时，敦煌的人也很少，洞子静悄悄，就你一个人在塑这个像的时候，觉得这个像特别美。在洞窟里临摹前人留下的作品，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不

再跨出洞窟一步。”

也许就是这种工作方式，让何鄂这样的现代雕塑者们与古代的塑匠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他们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忠实的临摹者前人留下的作品，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天历史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

“我们进洞子临摹就可以零距离和彩塑接触，包括它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临摹方式让我们从中悟到了好多东西，慢慢的品尝出敦煌彩塑它的韵味来。”

“通过临摹你才能深入研究古代雕塑的特点，你经过自己亲手来做，做很多菩萨、佛像、天王、力士，你都做，做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头把这些资料都存在脑子里，深刻的记忆。”（待续）

千年之后，当工作人员在洞窟里临摹塑像之时，也许，耳边依旧会有叮叮哐哐的开凿声，时空交错之间，他们也许会遐想千年前塑匠们的工作与生活。

完成了洞窟工作的赵僧子回到家中，家里还有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赵僧子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儿子了。赵僧子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对于父亲即将传授给自己的塑像技艺有些兴奋，也有些迷茫。佛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佛塑像呢，这些端坐在洞窟里的佛陀究竟来自何方，伴随着千百年来人世间的沧桑变幻，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开凿于公元430至439年间，即北凉时期。这尊交脚坐式的菩萨像显示出的各种特征表明，它源自西域犍陀罗艺术。

法国吉美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收藏亚洲艺术以及宗教文物的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一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塑像。“广义的犍陀罗呢，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西北印度呀，包括阿富汗，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以今天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的非常广袤的区域位置，我们把它叫做犍陀罗地区。”

佛教初期，并没有佛陀的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佛陀本人反对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具体的人像来表现，所以，信徒们用菩提树、宝座、爱三峡，爱三论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关于佛像最初的起源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观点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这里偶们试图追寻历史的遗迹，看看是否有我们熟悉的身影。当这种佛教艺术沿着不算平坦的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敦煌之时，我们明显看到了外来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正如希腊人赋予了印度佛陀那属于希腊审美的形象一样，敦煌的塑匠们，也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悄悄的渗入了这西域远道而来的佛陀形象之中。

于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佛陀菩萨们，悄然换上了中原特征的薄衣宽带，还有那佛陀脸上的神情，安详、坦然、超逸，你从他的眼缝、脸颊、嘴角乃至身姿上能清晰的读到，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而不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图塑像

敦煌的塑匠们，正把一种外来文化消化到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而这种非凡的创造性也推动了彩塑艺术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片佛国光芒逐渐湮灭的时候。

赵僧子希望能将这种塑像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身为一名塑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是不幸的。当他向自己的儿子传授彩塑技艺时，也许偶尔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因为赵僧子见识过隋唐时期最辉煌的彩塑作品，但是，他却无法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再有所建树。

曹氏政权尽管热衷于莫高窟的开发，却只是把佛的洞窟当做了自己的家窟，供养人的画像占据着甬道的两厢，甚至比佛陀菩萨们的塑像还有突出显眼。佛像的塑造水准也在迅速的走向衰落，越来越程式化、没有神韵，没有生气。赵僧子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一心一意地塑造寄托着芸芸众生美好愿望的佛陀形象，他希望造的更加完美，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融入了生命的信仰。

“我觉得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肯定是有理想有愿望，比方说，希望保佑家里人的平安，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够代代相传。我想这些每个人都是会有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一生从事的这个工作中间去了。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揉到自己的作品里去了，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做的这么好。”

和那些创造了敦煌莫高窟无比辉煌的工匠们一样，赵僧子也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亲手塑造的佛像上。为此他献上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热情。在结束了漫长的辛勤工作后，他也许会在这片广阔的佛国之地漫步巡回，在自己前辈们塑造的佛陀菩萨像前虔诚祈告，他或许也会暗自遐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隋唐时期的敦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结束了三百年分裂的局面，而一统天下的隋王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同时它也秉承了自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加强和西域各国间的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敦煌也随之愈加繁荣，这使得隋代的莫高窟蔚然一新。短短三十年间，隋代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热衷佛教艺术的隋文帝曾经明文要求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确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沿着畅通无阻的丝路传到敦煌，很快影响到莫高窟塑匠们塑像的风格。

于是，隋朝的彩塑开始血肉鲜活起来，也更合乎真人的身体比例。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

而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势的时代，中原文明远播东西方诸国，而东西方诸国的文明也被唐朝容纳吸收，这段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历史环境，培育造就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的顶峰。敦煌彩塑，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终于，在唐代大放异彩。

这时的敦煌彩塑，塑像技艺更加成熟，手法更加细腻写实，人体的技法表现从正面及半侧身扩大到全立体的彩塑，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把握，肌肤的质感都刻画的深刻入微。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三维技术复原的释迦牟尼塑像。这尊主佛伫立在莫高窟205窟的佛龛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这个佛龛内的大多数佛像都已经残破，但是通过电脑三维技术我们还原了它最初可能的摸样。

这是堪称国宝的莫高窟第45窟塑像群，正中的释迦摩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隆起的胸骨，仿佛在诉说这位僧人不一般的人生。这尊佛像充分展示了唐朝写实主义的技法，无论从各个角度都充分考虑到人体的真实比例，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写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难„

这一尊是45窟中的小弟子阿难，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特别是身体侧倚双手紧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这位小僧人的亲昵可爱。这一铺七身塑像一朝佛教的审美观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3D技术将45哭的这些彩塑数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使得人们从电脑上就可以感受到敦煌彩塑艺术的魅力了。

这是敦煌莫高窟中最美的一尊释迦涅槃像，释迦摩尼肢颊侧卧，姿态安逸舒展，衣纹流畅，表现了佛陀解脱生死轮回后一种安静平和的精神境界。然而，这尊释迦像如此安详地沉睡之后，也许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盛世也渐渐落下了帷幕。

正如赵僧子所担忧的那样，当历史进入三百年以后，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赵僧子对塑像的追求也因此成为一种美好的寄托，一种执着的信仰。然而，他一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时代。敦煌彩塑终于还是在世俗化的趋势中没落了，那个曾经无尚辉煌的佛国最终沉寂。

遥遥千年之后，当后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开启了敦煌石窟尘封已久的大门，他们看到 的不仅仅是佛国曾经的光辉，更是创造了这些光辉的包括赵僧子在内的历代巨匠。

这些伟大的作品，将时间凝固，彩塑艺术，将永久的传承。

第六集家住敦煌

“这是个尚不为人知的暗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星期，整理了这里全部的写本和绘画。”这是1908年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久前这里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文献，在这个发现即将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带着上万件文献回到法国后，伯希和说，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

这些主要的东西里有一千多年前的本以为失去的经典和历史，其中一个小小的卷宗记录了唐末宋初时敦煌人奇特的生活和难以琢磨的命运。

他叫曹元忠，敦煌节度使，当地人称敦煌王。这时的中原，唐宋交替社会动荡，但远在西陲的敦煌在曹大王的统治下，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

这是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村，骆驼一大早就得去鸣沙山上班去了，那儿的游客正等着它们呢。开车的这家人姓秦，家住在月牙泉村，秦家也养了两头骆驼，在鸣沙山下还有五十亩葡萄地。春天来了，他们来到地里给葡萄上秧，就是把在地里埋了一冬天的葡萄秧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芽。在这个沙漠城市中，土地因为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人们要精心的浇灌它保护它。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3257号文书就记载着在鸣沙山下发生的一场土地纠纷。一千年前，一个叫阿龙的寡妇，向官府递上诉状，敦煌王曹元忠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们请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来一同解读这件文书。“现在我们正在展示”一千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寡妇阿龙为了要回她失去的土地，向节度使官衙提出了申述。‘阿龙，你为什么提交这个诉状？’‘大王，他抢了我二十二亩地呀。’”寡妇阿龙家住敦煌，她当年一个小小的案卷，成为今天各国学者，研究民间生活历史的重要文献。

“这个文书就像一个窗口，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古代老百姓的生活，这令人振奋。因为我们本来对那些生活一无所知。”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隐含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片断，他们想散落了上千年的耕图碎片，而专家就像高明的拼图玩家，一点一点拼接着敦煌上千年的生活史。

“你拿到的是图画一部分的一小块儿和这一部分的另一小块儿，然后又拿到一块儿，这

些都是很零碎的，所以你要试着去猜想政府图画是个什么样子。”英国敦煌学者苏珊，把寡妇阿龙的故事，放入敦煌历史的大拼图里，仿佛激活了一千年前阿龙生活过的敦煌社会。

今天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社会活动。而一千年前，敦煌的阿龙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女人社”，“女人社”是敦煌城里女性佛教信众的社团，她们定期到莫高窟里念诵佛经，供养佛祖。社团的活动会有定期公告，参加社团要签名登记。一个社团的女人要互相帮忙，彼此协助。而每个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她叫牙坷和婆婆关系很差，这个婆媳吵架的隐私也被人记录在敦煌文献里，专家对这个文书很感兴趣。她婆婆批评她，她也是怄气不服气，睡那不起来，婆婆说叫你饿三天，饿了你自己就起来了，这个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后来她就提出离婚，她一提出来离婚这婆婆巴不得的，这样的媳妇早就不想要了，你自己提出来离婚那巴不得。那好，所有房子里面的东西都归你，送给你，另外还再给你做一床被子，新被子送给你。就像送瘟神似的就要把她送走。

她走了以后她自己也很高兴，“离开你这个死老鬼，我再去找一个我所心爱的一个人去结婚去。”但是这里面还是比较同情，就是可能流露出作者认为这个女子也不能光是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

敦煌的女人追求独立的人格，在婚姻中有选择离婚的自由；但来到女人社，她们还是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按时向社里交纳“费用”或供品。只有这样，将来女人社才会出钱帮她们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祈请菩萨带领她们进入极乐世界。听起来这种定期付款，到期兑现的承诺，倒有点像今天人寿保险的意味。

什么样的葬礼算得上体面呢？一千年前的敦煌人有种特别的观念。这幅壁画叫做老人入墓图。

这不是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而是一位感到死期将至的老人来到坟墓前与亲人诀别，然后独自进入墓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去世。

这两幅老人入墓图里，甚至还有来跳舞庆贺的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去世就要先到坟墓里等待死亡呢？这不是普通的坟墓，墓室里面装修成了佛堂的样子，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诵经念佛，在安心修持中离开今生。

当时佛教的一部经典认为，信徒在临终前与世隔绝，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得到更高的修行境界，甚至可以进入极乐净土世界。可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女人仍然为离开老人的今生而悲伤。更多的信徒和她一样，就像我们的主人公阿龙还是在意着此生此世，春耕秋收的得与失。

而多年前，一个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对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竟引发了寡妇阿龙的土地官司。“大王，这块地十一年前是我叔叔索进君留给我的。”索进君是阿龙的小叔子，有人说他是敦煌人，有人说他是吐谷浑人。他迷离的身世，使官府在十一年前错把阿龙的土地分给了他。寡妇阿龙的案卷，是由公堂上的官员记录的，几个当事人的供词，在今天看来成为一段段小故事。阿龙的小叔子——索进君，是这些故事里最生动的一笔。

很多年前，一群从南山来的吐谷浑人到敦煌抢劫，还是小孩子的索进君被他们抢到了南山，从此再没有音信。当时的南山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祁连雪山，当时在南山地区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吐谷浑、吐蕃、羌，这些民族，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敦煌城来骚扰一下，大概索进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吐谷浑人抢走的。

敦煌城的四周有祁连雪山，富庶的河西走廊，还有通往西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原和西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聚居往来。

长大成人的索进君，突然回到了这个繁华的都市。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当年失踪的孩子。但是他献给官府两匹好马，请求从索家兄弟家产中分得他的一份。丈夫和儿子去世后，阿龙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官府就错把这片荒地分给了索进君，使他成了索家的户主。而阿龙的生活从此改变。

“宜秋渠边上的那块地是我家到索家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名下。除了那块地，我们还有一些房产。我们结婚的时候办的很体面，如果要是没有这块地，我们怎么能够办到呢？”确实如此，索氏家族在敦煌是一个望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权贵豪门传承权力，世家大族传承文化。在敦煌，张家有张议潮当过节度使，索家的索勋也当过一任节度使，他们和曹家也有姻亲的关系。

阿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很贫穷了，但她确实和张家、曹家还有关系，所以记录这个案件的有一个证人叫做张盈润，他就是张家，他的身份是书手判官，说明阿龙在当地还是颇有人脉的。

在敦煌想判断一个家族的地位够不够显赫就去莫高窟，看看他家的洞窟修建的怎么样。当时佛教在敦煌非常兴盛，人们在莫高窟修建佛窟，在里面修行打坐供养佛像，据说这样做可以得到最高的智慧和痛苦的解脱，给今生和来世带来回报和利益。

当年的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留在洞窟里为了彰显功德，而这些信息帮助今天的我们找到了曹大王家的洞窟，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形象。洞窟就是寺庙的一种形式，当年像阿龙这样的百姓也可以在曹大王家的洞窟里念经拜佛。

画匠把佛经教义变成连环的通俗的故事画，画在洞窟的墙壁上，不认字的人可以通过观

看壁画来了解佛教道理。

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上厕所也被画进去了。

“敦煌的壁画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是当年生活的一种映射，因为壁画里面有很多人物，就是那些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人物，艺术家们，敦煌的艺术家们绘制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当年认识并不了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壁画看到很多过去的故事。”

画工们为了表达抽象的佛经，创作时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印象，把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画面保留了下来。

我们的主人公阿龙在婚礼中的妆扮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里那个时代女人的形象再现的。从现代的形象怎么变成唐代的阿龙呢？造型师杨树云给我们做了展示，唐诗中说“花面丫头十四五，就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满脸贴花子，花子有两种，一种是贴上去的，一种是画上去的，贴上去的叫贴花子，在敦煌壁画中间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妇女，她的脸上贴了二十三支花。”（未完）

在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女人的面颊上画了一对鸳鸯，这给杨树云带来了画腮红的灵感。“先贴上一个小鸳鸯，完了以后画上胭脂，完了以后把鸳鸯拿去了，我今天画的是蝴蝶，我已经把它更加时尚化了一些。”唐代女人腮红这么突出，面部轮廓这么大，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在时尚造型师的眼里却有另一番理解。

“脸型圆润，或者说脸型比较大的人啊，她的这个颜色的使用空间的氛围肯定要比小脸的人多一些，她在色彩表现力也可能会明显一点。特别是眉眼距离比较大的人，那她对色彩的表现力就很强烈。她很强调说，我这个颜色能涂出来的效果我给你展示看。如果你需要让她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这个腮红涂在脸颊上，更多运用的是色彩感，这样的话，第一给人的感觉比较饱满，第二就是健康感，很喜悦。”这种色彩和喜悦给造型师李东田的创作带来了启发。

“利用了圆点的特点把眉毛去了，在四周画了这个圆点，由原来一边一个变成了单边的，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诠释古典的特点。”

壁画让瞬息万变的时尚，定格在一千年前。敦煌为何如此时尚，千年之前阿龙生活的城市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到那里的时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啊，纽约，伦敦啊„”“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了，就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都会，在那里可以尽情地购物，有很多奢侈品，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非常优美的音乐和舞蹈，饭店里供应美味的食物，还有精美的丝绸，和国外进口的各种新奇玩意儿。在这里你能买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这是今天的敦煌集市，它和一千年前完全不同。这里曾经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来迎接贵宾，人们大笔的赚钱消费，筹备远行。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业，有礼仪学校，翻译学校，可以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

一千年前来往于敦煌城的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梦想路过这里，而今天，藏经洞和莫高窟名扬天下，敦煌城自己成了旅行者的梦想。敦煌城里的繁华，仿佛要使人忘却城外的大漠，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风声如同鬼哭狼嚎，沙丘幻化成巨大的恶魔将渺小的生命吞噬，什么都不能支持人们踏上这条九死一生的路。除非有两种动力，就是金钱和信仰。

在阿龙打官司的季节，敦煌人正在为燃灯节做着准备。每年腊月初八敦煌的佛教信徒在莫高窟的佛像前燃灯来表现佛法的光明。

图.灯树

这是摆放灯盏的灯轮，也叫灯树。壁画上的灯轮有的有十来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盏。燃灯节的时候，把邓论摆放在洞窟里，将各个枝杈上的灯盏点亮。人们燃灯斋戒，载歌载舞，供奉佛祖，保佑自己。

从远处看去，莫高窟每个窗口都闪烁着光芒，在夜晚的沙海里它像一艘巨大的船载着人们驶向心中的净土。

“寡妇阿龙，什么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你呢？”“大王，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这是当年我们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凭据，这个可以证明。”

阿龙的儿子曾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契约，是她拥有这块土地的唯一证据。但是阿龙的儿子过世了，由官府认定为索家户主的索进君回到了祁连雪山。现在，曹大王只能靠这张过时的契约来做最后的判决。这张契约在中国历史中显得太微小了，如同鸣沙山里的一粒细沙，轻轻松松就会被埋没或吹散。

不过，历史往往不按规则出牌，它竟被意外地封存进莫高窟藏经洞里，和珍贵的文献绢画一起，等待着千年之后的机遇。

“她本来绝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我们仅因为这次公堂记录而在历史中发现了她，这种文件保存下来纯属偶然，而这个记录就是偶然之一。”阿龙和远方侄子顽强地争夺着。真正引起事端的索进君却早已离开了。官府把阿龙的土地作为索家家产分给了他。而让阿龙期盼的春耕秋收、日复一日的耕作，在他看来却是单调和束缚的生活。吐谷浑人的游牧生活

重新吸引了他。他随手把土地送给了远方侄子索佛奴，自己重回他心里自由的天地。

夏天来了，月牙泉村秦家的葡萄开始抽芽了，一年的耕作开始越来越有希望了。敦煌人还吃面，阿龙生活的时代就知道，用胡杨树的天然碱来发酵面粉。在中国的西北随处可见大片的麦地。

这是从新疆出土的唐代的饺子和点心。新疆干燥的气候使得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正在做的叫千层饼，因为里面层层叠叠的颜色而得其名。各种颜色来自各种天然的植物。大西北的色彩十分单一，满眼都是黄土和黄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西北人喜欢把好吃的东西做得色彩缤纷。

秦家大姐今天做的是揪面片，古时候的人这样描述它，“馎饦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在敦煌的文书中还记载着一种特殊的面试叫浆水面，一千年前和今天一样，唐代的人们就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盛上一碗，再配上面条或者稀饭，酸酸凉凉的非常解暑。

在失去土地前这些美味也是当年阿龙的家常便饭，而她的下半生能不能重新吃饱穿暖就看官司的胜负了。“让他们给证词画押，再做判决。”“我们在文书上看到当时话画押的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式，用中指的指节在上面画线，那么我们看到有阿龙的中指的指节线，这是我们最接近一千多年以前阿龙的信息。”这个信息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思。“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事之后还一直在挣扎，坚定地生存下来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阿龙的命运和性格，在敦煌学者的整理和想象中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专家甚至为阿龙推想了她也许曾经拥有的婚礼。

我们再次回到鸣沙山下，正在那里考察的敦煌民俗学专家谭蝉雪将为我们解读阿龙婚礼的仪式和细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你们看，我们这一对农家夫妇姓秦，他就住在鸣沙山的脚下，家里养了一头骆驼，因为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到这里来旅游参观，这对夫妇就用骆驼供游人玩耍，所以当年在丝绸路上跋涉的沙漠之舟现在成了敦煌旅游的赚钱工具。不光是现代，在过去的时候在莫高窟里面也绘制了很多精美的壁画，里面有婚嫁图，看，这就是当年婚嫁图中亲迎的马队。”

在唐五代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学者，他说“龛龛圣瑞接云霞，敦煌人民凭此活。这个“龛龛”就说的是莫高窟众多的洞窟，在洞窟里面供奉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的佛像，还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壁画。

佛教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有一部佛经叫做弥勒下生经，讲的就是在佛国的弥勒世界里

面是多么的美好，人呢寿命是八万四千岁，女人要到五百岁才出嫁。怎么去反映这样一个内容呢，就用了人间婚嫁的场面，反映当年佛经的教义。

阿龙和夫君要拜堂的，这个房子叫青庐，是模仿游牧民族用毡帐和柳枝做成的帐篷，举行婚礼时临时搭在新娘家的院子里。这是唐代壁画中青庐的形象，青庐可以临时租用，不用的时候可以像伞一样收起来。

唐代的时候女人的地位不低，这里流行着再新娘家的青庐里拜堂成亲，拜天地拜高堂是男拜女不拜，就是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要作揖就可以了。

在女家成亲，男拜女不拜，在十世际的敦煌非常流行，据说是受到生活在敦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敦煌城来来往往，有人的梦想从这里开始，有人的梦想在这里沉淀，阿龙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阿龙想夺回的土地就在今天的这片鸣沙山下。春天挖出的葡萄秧现在收获了。秦家大姐摘的葡萄今晚就会运往全国各地。这里的土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生活所依。

“曹元忠听了双方的申诉，拿起笔来大笔一挥，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判词，他认为这个土地被索进君和他的侄子所取得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可改变。但是阿龙确实很贫穷，而十几年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所以他判决从此以后阿龙可以从这个土地上获得她自己应有的一份。那么从这个判词里面，我们看到曹元忠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节度使，他判案有情有理，而且合法。那么曹元忠是归义军时代当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大概三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节度使。在这个案卷上留下了他的亲笔判词，应该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堂的官员把阿龙的案卷，连同当年阿龙的指纹和曹大王的签名，仔细粘连保存，谁能想到这个官府的例行存档，再次得到查阅和检验，已经是在一千年以后了。

2007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商谈，将阿龙文书的数字版图片购买回国。2008年4月我们来到法国，终于亲眼见到文书上阿龙的名字。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件文书再一次展开面对着我们，这些历经千年，如今散落在众多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书里，到底还隐藏着哪些历史中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寻觅、探索？

历史中的敦煌是一个传奇。人们看着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遥想它曾经的故事。而那些图画和文字背后，朴实真切的生活在鸣沙山下两千年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

第七集《天涯商旅》

这里是亚欧大陆，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将这一带称做亚洲的心脏。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南北两座山脉融化的冰水，如同血液一般在本该是一片死寂的荒漠四周滋润出了一块块绿洲。人们在这里筑起城市，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公元31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一名信使离开了敦煌城，沿着驿道进入戈壁，向着西方，沙漠另一边的撒马尔罕城奔去。自汉武帝以来，在这条繁忙的商路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然而，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当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我们只知道，他所携带的信件最终没能被送到目的地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当年，它曾是东西方贸易商路上的重要枢纽。繁盛的丝绸贸易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都市，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马”。

在距离撒马尔罕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有无数个这样的烽燧散落在茫茫戈壁之中，多少年来，除了当地偶尔路过的牧人很少有人会真正注意到，这些废弃土堆的存在。

夕阳的光辉斜射过来，过去的一切更显得真实了。城墙南侧东西行的路线，于是一哩又一哩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是如此。

在《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这样描写初次见到它们时的情形。

公元1907年的初春，这位大英帝国的探险家原本是冲着敦煌藏经洞那些传说的宝藏而来，但恰巧住持道士外出化缘，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敦煌附近另找一些发掘勘探工作，来打发这些漫长等待的日子。在一座坍塌的烽燧废墟中，斯坦因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找到了一些汉代木简以及8件极为罕见的纸质文书。这张照片是当时斯坦因在现场拍摄的。在被发现时，这些纸书被叠成十公分长，三公分宽，用丝质细绳精心的捆扎着。在包裹纸书的丝织品上，还书写着几行奇特的文字。这是一种斯坦因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字。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只是认为这些古老的字纸可能存在着某种研究价值。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千六百年前要送往撒马尔罕的那批失踪信件。他更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在敦煌附近的意外收获，竟会成为日后人们研究中世纪丝路商旅生活的一把宝贵钥匙。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就已流入西方。当丝绸最初在这里出现时，西方人对这种精美的织物几乎一无所知。古罗马人甚至肯定地认为，丝绸是用树上长的绒毛

制成的。然而最终，这种美丽、柔软的奢侈品彻底征服了罗马。帝国每年用以购买丝绸的黄金多达三千一百一十公斤。为了能得到足够的黄金，罗马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在汉代的时候，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去那是一两丝绸卖到一两黄金，是这样的比价，利润都是几十倍的增长。他们用大量的金币来买东方的丝绸。”

丝绸导致黄金的大量外流，迅速消耗着罗马帝国的财力，因此被视为是国运衰败的象征。

虽然罗马议会几次通过法令禁止公民购买，但都无济于事。巨大的利润，让一队队由撒马尔罕商人组成的商团，不避艰险的奔忙着。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是这场贸易中真正的利润得主。他们脚下这条由先辈们开辟的商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而他们进出中国最重要的驿站就是敦煌。

这些胡人一个特点，长相上来讲，高鼻、深目、多须，善经商。

“以经商为他的天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就在小孩嘴里放个石蜜，石蜜就是冰糖。为什么放石蜜呢？就是让他长大以后要学会说话，嘴要甜，因为经商嘴不甜怎么能赚钱呢。”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这些撒马尔罕人被称作粟特人。这个中亚的古老民族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史料中，然而对于他们在中国贸易活动的细节，史书却很少记载。敦煌烽燧中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拍摄到了一卷用粟特文字书写的唐代佛教经卷。这部佛经是上个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回的，因为佛经最后一段的那几个字，所以伯希和能认识到是《善恶因果经》。在藏经洞里发现的那些经文中，他还找到了一本小的手册，也是这个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比较了中文经文和粟特语经文后，粟特语被翻译过来，使得对粟特语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破译后的八封书信有七封和贸易有关，一些学者还根据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推断出这批书信发出的年代。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至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

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在这封信中，纳尼班达详细的描述了中国几年来的局势。几个月前，匈奴军队攻进了王朝的都城洛阳，四处纵火、屠杀和掠夺。据说洛阳城里的居民已有三万余人死于这场变乱。商团六个月前派往洛阳的商队也失去了音讯。

“当今天子，据说因为饥馑而逃离洛阳，不久，他那牢固的宫殿和坚实的城池被付

之一炬，大火之后，宫殿焚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

这场导致西晋王朝最终灭亡的变乱，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虽然不得不暂时放弃中国内地的丝绸贸易，但纳尼班达表示他不会就此退缩，他要尽力维护商团在敦煌到金城一带的商业信誉。

“尊贵的老爷，自从我们失去中国内地的帮助和支持，迄今已有三年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

除此之外，他还派遣一名叫范拉兹马的商人离开姑臧城去敦煌，从那里的粟特商人法尔纳扎布手中取得三十二袋珍贵的麝香贩运回撒马儿罕。

“这个商团他规模比较大，据我根据信上的内容推测，这个商团的驻地，它的基地应该是在姑臧，也就是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

这是今天的武威市，姑臧是匈奴人对它的称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年粟特商团将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设在这里，有一首诗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一方面说明胡人很多，再一个胡乐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盛行的。

这是在今天这个城市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在武威当地被称做弦子。自汉代以来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类似这样的异域文化形式都通过敦煌和武威这样的城市被西域的商人们引进到了中原。

武威到敦煌的道路是一条夹在祁连山和戈壁之间的狭长通道，被称为河西走廊。几千年来，河西走廊一直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必经之路。

粟特人的祖先在匈奴入侵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让河西走廊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从汉武帝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这一带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战马饲养场和最重要的产粮区。

富饶的河西走廊是粟特商队最喜爱的旅程，可这一次商人范拉兹玛却无法像往常那么轻松。中国内地发生的永嘉之乱让他忧心忡忡。幸运的是他平安的到达敦煌。

几乎就在范拉兹玛离开武威的同时，商团首领纳尼班达的信件也发出了。信件写在当时还是很贵重的纸张上，在发出前，他还特意用丝绳将信仔细的捆扎好。但这一切都注定是徒劳的。这封信连同其他信件一起被遗失在戈壁的烽燧中。

正如当初纳尼班达在信中所说，中国持续几百年的战乱却并没有影响到顽强的粟特商队，他们依然在这条时断时续得商路上穿行忙碌着。

中国流传千年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他们的贸易开始悄然的改变。今天，从敦煌到洛阳

之间依然遍布着许多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建造的佛教石窟。这些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像就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见证。

永嘉之乱四百多年后，当另一支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再次经过这段长城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的某个烽燧中还埋藏着几个世纪前祖辈们遗失的信件。

随着贸易的深入，粟特商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我们可以在山西、陕西以及甘肃等地找到大量与粟特人有关的遗存。

我们参照史料将这些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虚构出一个年轻的粟特商人形象，然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个年代粟特商人的真实经历。

在这支前往长安的商队中，我们的主人公沙拉是第一次踏上这条通往中国的贸易旅途，而这次行程将注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这一年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商队从撒马尔汗出发，选择的是经过疏勒、于阗、敦煌，再到长安这条路。这条路线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商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疏勒是翻越高原后商队到达的第一站。这里是西域最大贸易集散地，集市中随处可见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奇珍异宝。除了这些，疏勒还因为另外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名闻东西。这就是胡旋舞，一种由粟特地区传入的舞蹈。会跳这种舞的舞女在唐代中国内地十分抢手。

“在唐代诗词里，看到的胡旋舞、胡腾舞，写这方面诗词的人很多，酒店里面招揽生意的就是胡姬，就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妇女跳这种舞蹈招揽客人。”

虽然唐帝国法律严禁买卖奴婢，但对于西域人口买卖却并不过多的干涉。疏勒远离中原，自然成为西域最著名的奴婢交易市场。当时许多粟特商队都经营这桩能带来巨大利润的特殊生意。

接下来的路程，所有的商队都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用的马和牦牛都要换成双峰骆驼，只有这种健壮的动物才能胜任严酷而漫长的沙漠旅行。炎热天气下进行的长途跋涉让人筋疲力尽。

当年商队的艰辛，在敦煌莫高窟296窟的这幅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一天结束时，如果运气好的话，商队兴许可以找到一间馆驿歇脚。在那里，商队可以挨过沙漠夜晚的严寒，补充饮水，处理生病的骆驼，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强盗。

当商队在馆驿投宿休整的時候，偶尔也会看到有零散商人为抢得先机将货物卖出高价，独自连夜赶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十分危险，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第二天一早，当沙拉看到沿途商人被强盗袭击过后的痕迹时，心有余悸之余或许还有些暗自庆幸。

这样不幸的一幕，被一个无名的敦煌画师如同照片一般定格在莫高窟第45窟的墙壁上。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听见商人们遇见强盗时紧张的心跳。

沙拉所在的商队从来不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始终保持谨慎的步调小心前行。

这是莫高窟第98窟的一幅于阗国王的画像，这位身穿汉族服饰的国王名叫尉迟沙缚婆，因祖上有功于唐朝被赐李姓，他的家族统治于阗国，自古就是西域的珠宝交易市场，著名的和田玉大都从这里运往中原。

在这里沙拉他们将撒马尔罕带来的部分青田石卖出，无一例外也收购一些和田玉。这些美丽的石头在中原能给商队带来巨大的利润。

艰难的沙漠旅行中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水源干涸是商队经常遇见的，但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说却算不了什么难题，他们依靠骆驼总是能找到水源，虽然挖出来的水又咸又涩，但还是有解决的办法。把生面条下到煮沸的咸水中，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这种勉强能喝的水至少能让他们支撑到下一个有水源的地方。

在经历几个月沙漠旅行的磨难后，当商队终于看到敦煌城墙的时候，所有人都真正松了口气。从这里再往南就是安全并且相对舒适的河西走廊。再走两个月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长安了。

这里是敦煌沙洲市场，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把它变成了这座城市最喧嚣的地方。这样的热闹场面和一千多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当年走出戈壁的商队都要在敦煌停留休整，在这里的集市中卖掉一部分他们历经艰辛带来的商品。这是一件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粟特丝织长袍，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的侵蚀，但至今依然光彩依旧，它是当年粟特商队最炙手可热的商品。

在这幅唐代阎立本所绘的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面前的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的长袍就是用这种布料缝制的。

这些产自中亚的丝织品在唐代被称做胡锦，身穿这种时髦的服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价格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一批锦就是四丈五尺长度的一批锦，它相当于今天一匹半马的价格，相当于六头牛的价格，现在你一算就算出来了，一头牛今天至少要值两千多块钱，那么今天就是非常高的，一万多块钱。”

和胡锦一样，西域舞女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但要想顺利做成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就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定。唐代市券中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找到五个以上拥有当地户籍的担保人才能进行交易。

“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

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

第八集《舞梦敦煌》

这是一群年轻时尚的孩子，她们在学习着一种有着三道弯特色的舞蹈，熟悉它的人们会知道这与敦煌壁画中S型舞蹈造型异常相似。这样一群从小听流行音乐长大的孩子怎么会去学习这些早已失传的舞蹈呢？

也许她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但一定有些梦想是跟敦煌有关的。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带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粒，靠近那悠远的舞梦„„”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四千五百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老的飞天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六百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的天女，又或是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洞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

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程佛儿。她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她将带我们走近那段封尘的历史。

程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即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疾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决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

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

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程佛儿一身的舞林绝技。

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带着叛军来到时，唐明皇不得不带着心爱的贵妃逃跑了。混乱中程佛儿寻找着逃跑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也离程佛儿越来越远了。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在唐朝，敦煌是个香火旺盛的佛教圣地。在距离敦煌城外东南方约25公里处，有许多洞窟佛寺，是著名的莫高窟千佛洞。每天到这里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定期去莫高窟礼拜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记载了世俗的人们供养佛祖的十种方式，第九种是伎乐供养。伎乐指的是佛国世界唱歌跳舞的菩萨，他们用音乐、舞蹈来供奉极乐世界的佛祖，所以，我们能够在敦煌壁画中见到无数这样灵动的舞蹈形象。

这是一个个脱胎于敦煌壁画的静止舞姿，用线描图的方式记录下了舞伎们灵动的瞬间。她们出自于当时中国艺术研究所一个叫吴曼英的专家之手。那是1977年的6月，中国艺术研究所组织的一个舞蹈研究小组前往大西北，是为了在沉睡千年的壁画中寻找舞蹈形象。

这是五位专家和常书鸿夫妇留下的唯一合影。

“太惊讶了，我们真觉得要喊敦煌万岁，就是一个音乐舞蹈博物馆，每一个洞窟几乎都有音乐和舞蹈。啊，我们简直是目不暇给吧。”

1977年夏天的这次采风，揭开了敦煌乐舞壁画的神秘面纱。这些沉睡了千年的寂静生命一定没有想到，千年后他们会从石壁上一跃而下，成了后世人们遥想盛世舞蹈的珍贵蓝本。

现在距今最久远的乐舞壁画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时空的隧道中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它们都经历了什么，战火、兵患、风雨，太多的伤痕太多的斑驳色彩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因战乱出逃的教坊舞伎程佛儿。

此刻她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长安到敦煌将近两千公里的行程，对于孤身一人的程佛儿来说即使一刻不停地行走，也需要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回乡的路上，程佛儿遇见一路西来的粟特商队，他们将西方的毛皮变卖到中原。但是战乱也阻断了他们的行程，长安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这一天她遇见了几个敦煌的老乡，同是孤身在外的旅人，程佛儿向他们讲述起曾经宫廷里欢歌起舞的生活。很小的时候，程佛儿被选入教坊，这里是皇帝培养乐舞人才的学校，从各地选取平民家的女子进入教坊，主要学习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和当时流行的歌舞。“教坊的人呢，和太常寺不一样，太常寺管祭祀、国家大典。宴乐、宴享娱乐的这种精美的舞蹈，精美的音乐就在教坊，以唐玄宗在的时候教坊最兴盛，人也多。”

这是一幅有关宫廷乐舞生活的缩影图，对唐代宫廷乐队的演奏规模方式、乐工的服装发式描绘得很传神。通过这样一幅壁画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出唐代恢弘的宫廷演奏。

而在载歌载舞的宫廷演奏中，玄宗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观音，更多的时候也是热情的参与者。传说，他打得一手漂亮的羯鼓，还熟知音律，是名副其实的风流天子。

这是奥运会赛场上的盛装舞步，要训练出这样会跳舞的马必须要专业的驯马师，至少花费六七年的时间。而唐玄宗就曾经饲养过这样的马。

这是陕西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鎏金银壶，真实再现了盛大庆典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的情景。“安史之乱的时候，好多舞马都跑到人家家里去了，等到音乐一响，这些马就老蹦跶蹦跶跳。他们就奇怪说是中了邪了，后来发现不是，是它从前经过训练，一听音乐它就会蹦起来，安音乐踏节奏。”

到底是空前繁盛的大唐王朝，而程佛儿就恰恰经历了这样辉煌的时代。公孙大娘也是全国尽人皆知的舞蹈明星，她把舞剑的技法融入了舞蹈，发明了剑器浑脱舞，而她为表演这舞蹈所设计的美丽军装也是当时很多贵族女子最喜爱的时装。

能不能从这样的字体里感受到一种气势，据说这是唐代书法家怀素从公孙大娘的舞蹈中得到了灵感。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又依据这样的字体编创了类似于狂草的舞蹈。

文化总是这样奇妙，莫高窟的壁画，盛唐怀素的书法，公孙大娘的剑器舞，2006年林怀民的狂草舞，隔着遥远的时空竟然拥有如此相同的神韵气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舞蹈教学已经非常完善了，甚至为了方便舞蹈的学习和流传还有专门记录舞蹈动作的舞谱。

这些敦煌舞谱残卷是斯坦带到英国的，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不断有专家去研究。这些汉字所代表的舞蹈动作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唐代宴席间人们自娱自乐时所跳的一种打令舞。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对于酒宴间的舞蹈并不陌生，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婚礼的画面。新婚的喜宴上，青庐中的一个女伎喝乐

cctv瓷纪录片解说词 篇2

曲曾问我，高考是最重要的吗？我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

那时我们刚上高三，忙碌已初见端倪，埋头演算是唯一能做的事，高考就是敌人，打赢了最后的战役将获得永久的胜利，人人劲头十足，态度决绝。接踵而至的是一次次的单元测，月考，模拟考，当初的决绝已被消磨了大半，更多的是拼尽全力地坚守，期待着黑色六月后的解脱。

生物小李说，坚持追求，享受过程是每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老肖说，享受，享受，越享越瘦。

开始疯狂地掉头发，发梢有很多分叉，剪短不到一周，分叉卷土重来。同桌的体重减了近十斤，侧脸也可以用骨感来形容。体育课成了自习课，操场周围随处可见有人埋着头背单词。四周弥漫着压抑的气息，像是垂死的人沉重的呼吸，敲打在心房壁上有着钝重的疼痛。不知在哪一个红日破晓的早晨或者暮色四合的黄昏，一下子变得麻木，迟钝，甚至有些错乱，无助的时候笑得没心没肺，惊喜的时候表情冷漠。

老班说，平时的考试只是练兵，高考才是真格儿的，一锤定音。

突然有种没来由的伤感，好象一切都只是徒劳。因为一次靠砸而蒙在被子里哭了很多个晚上，再在第二天微笑着上学不让别人察觉，又或者为了某一次突击小测的咒骂，因为要抓紧时间多做根本不知道会不会考到的题而错过好看的电影精彩的赛事，放弃听歌的时间或搁置一边半途而废的小说，结果头一天辛苦做了一夜的题第二天连题型都没有考到，范围差了十万八千里，好像我们辛辛苦苦的这些劳动，忍痛割爱的这些牺牲都是没有用的，不被重视。转个身就被忽略掉了，顶多自己回想起来心有不甘，而别人看来分毫不值。

所有的人都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太渺茫了。

不甘于这种令人窒息的压力，迷茫中选择了放纵。开始无节制的看小说，其实不是为了消遣，只是为了发泄，在别人的故事里，痛别人的痛，流自己的泪。泪干了，梦醒了，凌晨爬起来继续做题。白天仍然是面无表情地接受各种安排，晚上在日记里放肆地大哭。在那些忙碌的白天过后的黑夜，那些不眠的黑夜过后的白天，依然可以如此矛盾地生活。

哥说，高三这段日子，虽然很累却和珍贵。

在六月的阴霾完全被扫尽之后，开始守在七月寂寥的时光里回忆着过往的岁月。一幕幕地看着自己穿越过迷惘的细节和单调的曲折，看着自己在时间的长廊里慢慢地改变，清澈的眼神变得浑浊再变得敏感而锐利。

没有人再约束我们，脖子上挂上了自由的铭牌，却没有更多的力气去欢笑着迎接着凤凰花开后的灿烂夏季。耳机里在唱：大树下的风还有点烫／仰着脸我笑了／内心却是／满满的悲伤。

曾看到这样一段话：人生好象永远在自己面前咫尺之遥，却又永远猜不到在那一个个令人好奇的拐角背后会遇到哪些冥冥中等待着自己的人与事。又要等到多少年以后，才能从那些令自己始料未及却又在别人眼里平凡得缺乏新意的悲欢离合中恍然醒悟，原来踏入人生的那一刻比回忆中还早很多。

cctv瓷纪录片解说词 篇3

时间的空白格一点一点逐个被填满，沙漏也只剩下少许残留的细末挣扎挣扎。这半年，过的忙碌，日历一页页悄悄的翻过，身边的人也一个个檫肩而过。

平平淡淡的生活，亦或是学习。我想，平淡与波折，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平衡值。平淡的过程，一定有一个波折的结局;波折的经历，也一定有一个平和的完结。

下个月，对我来说，一定是波折的。一学期的末尾，这次重大的抉择，对我的影响远远不止三年后的那次高考，更是我一生一次最大的转折。

目标的不同，就早已决定了远航后会登上不同的彼岸。而中途的回头是不可能的。

正如《色戒》中的那句台词：既然不想知道最后的结局，当初就不应该选择这条的路。在犹豫，在徘徊，在踟躇，在眺望，望不尽的是路的那头究竟等着我的是什么?

而我又在为了什么如此的奋力追寻。单纯却不负责的说，或许是那种淡淡的渴望吧。为的并不是那毫无意义的高考，而是想在未来有那一丝慰藉在内心最空虚的时候不寂寞。

自己太自私了吧?与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不顾亲人的`感受，听不进那些所谓的良言。对不起!

半年来，亲爱的同学，不知道一个月是不是最后的期限，或许我们就此离别。

我想，你们是我人生的一道风景。这张照片我会好好保存，即便数年后褪色、黯淡，但那份记忆的真和美，将会被笑容和泪水所包裹。

谢谢你们!

对得起自己的选择，不后悔!

纪录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篇4

为了一个民族的梦想，我们从1840年的海面出发；为了一个不变的追求，我们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全球视野下展现中国道路之抉择；全景历史中浓缩民族复兴之历程。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用历史感悟未来。

第一集 千年局变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人的思想也由此而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人们发现，既然两千多年来都被视为奉天承运的“天之子”不过是压在人们心灵上的土偶，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思想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呢？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谁能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第二集：峥嵘岁月

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这是1912年给中国人最大的感受，但是，袁世凯很快就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这年4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中华民国看似有国会、有《约法》、有众多政党，但实际上政权都操纵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手中。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遭暗杀，他和许多人所期待的议会民主制度成了泡影，随后，为了换取支持，袁世凯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时人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916年袁世凯终于随着83天皇帝梦的破灭而败亡，但北洋政府却连形式上的统一都维持不了，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继5月4日的学生游行之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行动起来汇聚成自1840年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爱国运动，中国为什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15年9月15日一本杂志在上海黄浦江畔创刊，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发行量接近16000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发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提出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20世纪早期的中国已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四处可见城头变幻大王旗，百姓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报刊上常见的描述是大肆劫掠，惨不忍言。

租界和占领区则一如从前，外国人在华特权原封不动，外国的战舰仍在中国内河扬威，一个迫切而又迷茫的问题是中国该往何处去？在这众多的主义和思想中哪一个能给中国带来光明。

1919年梁启超来到欧洲，贫富差距和尖锐的劳资矛盾让他十分震惊，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梁启超，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国还要沿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吗？就在这个时候，从俄国传来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看上去还十分弱小，但站在它身后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正在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在1923年时进行了一次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民意测验，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位居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得51票列第二，这一结果，折射出当时中国知识界榜样转移的思想状态，然而，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改变中国，怎样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呢？

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13个月时间中有30多万人参加的100余次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让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大革命失败了，现实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了残酷的一课，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毛泽东将武装革命形容为“逼上梁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6年，纵横十余省跨越二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第三集 中国新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时也宣告了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新生的共和国仅用了半年时间就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农村则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共使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但是，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路途却山高水长，1949年的中国铁路主干线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4000万灾民等待救助。面对旧政权留下的满目疮痍，冷战格局下诞生的新中国，在建设的进程中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领导人民如何开辟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鞍山钢铁公司的数百工人被紧张和兴奋包围着，他们期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９时许，中国第一根钢轨诞生了，近百年来中国机车只能行驶在外国重轨上的历史于这一刻终结。就在这一年鞍钢诞生了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中国最大规模的自动化高炉也在这里投产。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祝贺，称赞鞍钢的三大成就是１９５３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此时，新中国经过３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被突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３天，苏联政府发来外交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对新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条约签订后迅速回国的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情。然而，此时却中国东北边境传来了隆隆炮声，建设的步伐被打乱了，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机派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１０月，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新生政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开始保家卫国的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５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出现了集市贸易，农民重新有了自留地，不少农村甚至开始了包产到户，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被停止了，而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被削弱和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段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４个月前，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２６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几年后，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对此评价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经过２０多年的探索和建设新中国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已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坚持，而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些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显示了中国丰厚的智力资源，一大批艰苦创业的知识分子和英雄模范，构筑了新中国的精神家园，历史赋予了每一代人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历史将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将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重困难之中，人们渴望着一股强劲的新风，吹散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浓重迷雾，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严峻的现实和美好的理想需要所有中国人对这个重要命题做出回答，正在穿越历史三峡的中国航船期待新的领航者出现。

第四集：伟大转折

2007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奥运会进行大规模的改建。30年前，这里曾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在1977年的一场足球赛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多的邓小平第一次公开亮相，日本共同社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认为，在经济事务方面预计他将逐渐发挥关键作用。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10年间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1977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四周出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将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关头复出的邓小平将如何带领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开始企盼着新的生活快些到来，但是，很快出台的“两个凡是”，再次让人们陷入困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570万中国青年获得平等考试的权利。几个月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数千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获得了新生，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

人心所向，正在汇成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剑锋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他写下了后来影响中国进程的400多字的发言提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断下滑，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逐渐放弃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促使欧洲向统一市场迈出决定性步伐，日本通过全球贸易登上了经济强国的位置，苏联依然陷于物质私有制的困顿，人们开始找寻改变现状的新途径。

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股涌动，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与探索，1982年，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被提了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一路上都在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几天后80岁的邓小平登上了珠海罗三妹山的山顶，当有人建议原路返回时他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世事如登山，不走回头路，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特区建设留下这样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坚持改革开放的郑重表态。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35个金秋，刚刚进行了五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变化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向改革的倡导者致敬。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国庆盛典结束二十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定。邓小平对这次大会作出这样的评价，大会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思想的突围带来了实践的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闸门逐步打开，一个个围绕着市场而生，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诞生了，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开放的逐步扩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新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到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观念，对成功的渴望正汇聚成一股创业的热潮。

1988年一场抢购商品的风潮席卷了全国，三个月内居民储藏存款减少300亿，95%的物价都在上涨，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遍上涨了20%至50%，价格问题还只是中国在改革之路上需要解决的诸多困难之一，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逐渐积累并触及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中国面临着1978年以来最不平静的一段日子，1989年5月到6月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这场政治**的背后既有国内小气候的原因，也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将往何处去？邓小平坚定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对于如何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发表这些意见时，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国的南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多次谈话，十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聆听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被耽误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理论，而且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精神。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当人们回首20世纪时会发现，整个人类都处在大变局之中，各种社会思想的演变、竞争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一页，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如何继续？新世纪的晨光中世界将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第五集 世纪跨越

当20世纪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信息革命已全面来临，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提速。在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带领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迈向新世纪。此后的13年，每个关注中国发展的目光都注意到了中华民族释放出的惊人活力，世界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的变化，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构想，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将如何建立？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又将开启怎样一段新的航程？

上海浦东：今天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国际金融贸易区，它像一只头雁，带动着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黄金年代。然而，在17年前，被宣布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农田，1992年，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工作，从此，这个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浦东开发和许多同样发端于1992年的经济事件一道成为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中国全力起飞的写照。

正是在1992年上海宝山钢铁集团扩建工程建成投产，宝钢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王均瑶在浙江创办国内首家包机公司被誉为“胆大包天”。刘永好在四川成立希望集团，这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王选在北京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他领导的北大方正集团成为推动信息化的先行者。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新主角，1993年，世界500强之一的摩托罗拉公司把全球董事会从美国搬到中国来召开，董事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将是摩托罗拉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下岗，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300万人，此后逐年上升，到1997年时突破1000万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也有百万工人相继下岗，其中纺织工人就有27万。

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广大下岗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党和政府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想尽办法加大再就业的培训力度，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强化企业管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联合国为这位老人降半旗志哀，百姓们自发前来送行，感谢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感谢他带领中国人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一年全世界都听到了一个坚定的声音，中国将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将无疑以这一点为标志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经过五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1997年时的中国人拥有了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记忆，这一年中国创造了15000亿的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也纪录地达到近1400亿美元，并成为世界排名第十的贸易大国。这一年，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人们开始体会几千年来所向往的小康生活。这一年，中国国旗在香港冉冉升起，这片一百年前被迫割让的国土重新回到祖国，两年后，澳门也顺利回归祖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而积极的力量，在一场不期而遇的危机中这份力量更是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1997年10月26日****访问美国，对于渴望到世界市场游泳的中国经济这是一次肩负使命的远行，在嗅觉灵敏的国际观察家眼中这是一次将会影响世界的对话，一时间，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晚宴的请柬成为最热门的入场券，正是这次访问，确定了中美两国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访问也加快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

北京时间2001年11月10日23时38分，随着击槌敲响，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此时，距离中国递交复关申请已有15年，有人说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刻，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中国的确变了，变得自信和从容了，中国又没有变，细心的人们发现经济市场洗礼后，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已越来越多地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而这一变化的背后，也离不开法制的不断完善，有人说：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间，中国的法制建设快速推进，全国人大共修订法律167件，其中，涉及市场经济的有61件。

十六大不仅总结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而且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新世纪的晨光中，人们发现中华民族燃烧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复兴之梦，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目标。

100年是漫长的也是短暂的，在人类告别风云变幻的20世纪时中国告别了这个世纪曾经的苦难，经过100多年的求索与奋斗，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中国以新的面貌融入了世界。世纪跨越，中国人跨越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节点，伴随着国家一起迈入21世纪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经过十多年的创新和实践，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启了一段新的奋斗征途，获得了充分自信的中国人站在了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将薪火相传。

第六集 继往开来

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开启了，中国迎来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激励着走在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每一位中国人。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200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国内外的评论员留下了精干、务实、亲民的第一印象，13亿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众多观察者注视着这个新的领导集体，他们将如何管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如何领导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好民族复兴之路？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人员冒雪前往西柏坡学习考察，这是他们履新不到一个月的首次集体行动，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在革命胜局已定的历史性时刻，毛泽东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半个多世纪以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一直伴随着新生政权，2002年的冬天新一届领导集体来这里重温历史，是对全党的警示也是对人民的承诺。

2002年冬天里的这次出行寓意深远，它向全社会宣誓责任重于泰山，几个月后这一执政为民的誓言化为了带领全体民众共渡难关的具体行动。2003年春天，一场意外的灾难在毫无防备间到来，一种被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呼吸道传染病迅速波及了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当时还不为人类了解的病毒所造成的猜测，疑惧和恐慌比病毒本身更快地蔓延。这是一场与病毒争夺生命的战役，它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测试着中国社会对应突发事件的“抗体”，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视着中国，注视着刚刚上任的中国领导人。

2003年4月14日下午，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上，人们惊喜地看到了胡锦涛的身影，在这座当时已有1000多人感染SARS病毒的城市里，党总书记和普通百姓的手握在一起，无论疾病灾难，无论艰险困苦，中国的领导人用言行表明，他们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有这样的领袖就有同样恪尽职守共赴危难的百姓，这场春天降临的全球性瘟疫，终于在夏天到来时被送走了，中国，赢得了胜利，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的胜利还不仅仅是打赢了抗击非典一战。

这是地处戈壁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03年10月15日，中国人探索宇宙的征程从这里出发，5时20分，胡锦涛总书记前来为中国的航天员壮行。北京时间9点整千年一刻，38岁的航天员杨利伟带着一个民族的梦想起飞，浩瀚的太空迎来了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中国人在2003年拥有了一份新的珍贵记忆。

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快速发展的中国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意味着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006年11月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全部48个非洲国家的众多首脑和代表共聚北京，这一年恰逢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这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接待这么多位国家首脑。南非总统姆贝基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把非洲大陆带向充满希望的未来，为此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诞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文章，一位埃塞俄比亚记者则写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就是一个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历史性的会议。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代赋予我们庄严神圣的使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民主形式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