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精选8篇）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1

走出一条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浙江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优化研究

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优化,必须把科技先导型经济作为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过渡形态,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三个重点,正确处理外贸、外资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关系,把资源环境负荷态势作为系统优化的调控杠杆,发挥绿色GDP的导向作用,着力完善科学决策体制和程序.

作 者：浙江省科协课题组 作者单位：刊 名：浙江经济英文刊名：ZHEJIANG ECONOMY年，卷(期)：“”(22)分类号：关键词：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2

“四化”相关研究概述

“四化”既是一个整体概念, 也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党的“十八大”以前, 对“四化”的研究并不多见, 且大部分集中于对各个子系统或“两化”、“三化”间的研究。下面将国内学者对“四化”的相关研究做一概述。

蒋永志提出, 要发展工业化水平偏低地区的重工业, 应注意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如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企业、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等。[1]姜爱林认为, 工业化与信息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和促进的。工业化是信息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信息化正是工业化发展的衍生物。[2]徐维祥等从产业集群的角度, 提出了城镇化的要素空间集聚, 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同时, 也更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 并从新的角度, 构建了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的发展模式。[3]徐大伟等以农业发展为基点, 研究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其的互动关系, 指出工业化是助力、城镇化是外在体现, 而农业现代化是终极目标, 三者需要统筹发展。[4]夏春萍等通过构建VAR模型, 利用协整分析等方法, 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三者发展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并互相作用。[5]张兰婷等也基于VAR模型, 对“四化”整体作了实证研究。[6]蓝庆新等则对“四化”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 分别论述了各个子系统在“四化”互动中的作用, 并认为工业化是根本动力, 城镇化是带动力量, 信息化是重要引擎, 农业现代化则是基础和保障。[7]

目前, 大量研究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的, 而研究“四化”整体的较少。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对其2004—2013年“四化”协调发展情况, 进行了时空分异研究, 探索其“四化”协调发展在空间上的相关性, 并根据浙江省的特点, 提出了促进“四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四化”系统内容丰富、结构复杂, 构建时需要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层次, 对指标的结构进行一个划分。在遵循客观性、系统性、重点性、可比性、可行性原则的基础上 (如表1所示) , 纵向上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为目标层, 逐步细分到各个子系统准则层, 每个准则层分别建立自己的次准则层, 层层构建, 一直细化到具体指标;横向上, 从总量、速度、质量三个方面对指标的范围进行控制和约束 (后面会加以说明) , 以保障指标的综合性。

对横向约束来说, 属于总量指标的有:I11、I12、N21、N31、U11、U21、A11、A21;属于速度指标的有I21、I22、N22、N23、U12、U13、A12、A22、A23;属于质量指标的有:I31、I41、I42、N11、N12、N32、U14、U31、U32、A31、A32。

2.评价方法

(1) 采用熵权法, 确定“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首先采用极差值法, 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去量纲标准化:

其中, R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 R为一个m×n的一个矩阵形式, 而Rij则为标准化以后的指标含义。其中, rij的范围是[0, 1], 并且用如下方法确定第j个指标的熵:

采用线性综合评价模型, 来计算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X=∑nj=1rijwj (4)

分别用X1、XN、XU、XA代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因此, “四化”综合发展指数为:

(2) 构建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构建原理是, 系统间的离差系数越小, 则系统越协调。引入离差系数:

当Cv离差系数达到最小时, 系统越协调, 同时Cv' (离差系数的一阶导数) 达到最大。假设n=2, 即只有两个系统时一阶导数Cv'的情况, 经推算得出, 当n=2时:

把Cv'作为协调度模型的雏形, 构造“四化”协调度模型, 即

其中, K为调节系数, 并且K≥2。通过验证发现, 当XI=XN=XU=XA时, 协调度C达到最大。

(3) 在以上“四化”综合发展指数和离差最小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 取两者几何平均值, 得到协调发展度D, 用于衡量“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即

D的取值范围在[0, 1]之间, 当D=0时, 说明系统间极度不协调;当D=1时, 说明系统间达到最佳协调发展状态。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情况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等。对一些缺失的数据, 采用R软件进行插值法补充。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及评价方法, 对浙江省2004—2013年的数据进行测算, 依次可得出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四化”协调度、“四化”协调发展度。

1. 浙江省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浙东北地区, 是指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6个地级市;而浙西南地区, 则是温州、金华、衢州、台州、丽水5个地级市。图1、图2所展示的就是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2004—2013年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情况。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 2004—2013年, 浙江省的“四化”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两个地区“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中, 都是工业化居高、城镇化其次、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较低。其中, 浙东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稍高于信息化, 而浙西南地区从2008年以后, 信息化高于农业现代化。二是浙东北地区的“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均高于浙西南地区。三是从增长速度上说, 浙西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较高, 并且从2008年开始, 其信息化的发展速度也超过浙东北地区, 两者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相近。四是从子系统发展协调性角度看, 浙东北地区的“四化”子系统发展差异较小, 而且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而浙西南地区的“四化”子系统发展差异仍然较明显, 虽然有减小的趋势, 但是日后提高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依然是重点。

2. 浙江省“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度分析

通过对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测度, 可进一步得出“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度 (具体图形在这里就不予展示) 。通过分析结果可发现, 浙东北地区不论是“四化”综合发展水平, 还是协调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而浙西南地区则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

3.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情况分析

从图3中可看出, 2004—2013年, 不论是全省还是两大区域, 其“四化”协调发展度都处于上升趋势。

(1) 从全省的数据看, 2004—2013年总增长率为40.34%, 年均增长率为3.84%。其中, 2004—2007年比2007—2013年的发展速度快, 年均增长率为4.95%, 而2007—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28%。说明整体虽然是上升趋势, 但是增长速度在减慢。

(2) 从浙东北和浙西南两大区域看, 浙东北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度高于浙西南, 主要是浙东北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度均高于浙西南地区。但是, 对比两地区的增长率发现, 浙西南地区2004—2013年总增长率为48.74%, 高于浙东北地区的32.96%, 并且在2004—2007年发展速度较快, 年均增长率达到6.11%, 而2007—2013年增长率降低为3.72%。正因为浙西南地区增长速度高于浙东北地区, 所以, 两大地区间的差异有逐步缩小趋势, 两者的差异在2004年达到最大, 相差0.35倍, 而到2013年, 两者差距仅为0.2倍, 差异减小了42.86%。总的来说,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在逐年减慢, 并且浙东北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于浙西南地区, 但是两者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4.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体现在地级市上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观察“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体现在地级市上的差异, 笔者利用Arcgis软件, 取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的面板数据, 得出每年“四化”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异图 (见图4) 。

(1) 整体上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浙东北地区来说, “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较强的是杭州和宁波两个地区, 其次是嘉兴和湖州两个地区, 而舟山和绍兴的排名靠后。杭州、湖州、嘉兴三个地区彼此相邻, 有强强集聚的特征。相比之下, 浙西南地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偏低。其中, 金华和衢州由于邻近杭州, 因而发展水平在浙西南地区属于领先位置, 最弱的两个地区为温州和丽水, 而台州则处于中等水平。

(2) 从增长率角度看, 浙西南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浙东北地区。因此, 差异有逐年缩小的趋势。根据自然分级法划分的五个等级, 观察其值域范围, 发现每一年都有所提高。对最高等级来说, 2004年, 其值域范围是 (0.6035, 0.6588) , 而到2013年提高至 (0.7436, 0.7927) , 整体提高幅度为20%以上。而对最低等级来说, 2004年, 其值域范围是 (0.3594, 0.3894) , 2013年提升至 (0.5353, 0.5536) , 整体提升幅度为45%左右, 远远超过最高等级的涨幅。这一点反映在个体上更为明显。例如, 丽水市10年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增幅为54%, 年增长率达5%左右。而杭州市2004—2013年的整体增长幅度为19.46%, 年均增长率为2%左右。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研究

通过Arcgis的空间分析, 分别把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 浙江省各地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数据加载进去, 可得出每一年的Moran’s I值、P值。在此基础上求得Z值, 如表2所示。

零假设是浙江省各地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分布是随机的, 不具有相关性。通过表2可看出, P值均小于0.05, Z值均大于1.96。说明“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分布, 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它在95%的置信度上是可以拒绝零假设的。也就是说,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分布是具有相关性的。Moran’s I均大于0, 说明整体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并且随着年份的增长, Moran’s I和Z值都在增加, 而P值在减小。说明空间的相关性在逐年增强, 置信度也在不断增加, 随机性越来越小。

通过局部自相关分析中的Moran散点图, 研究具体区域内的空间异质性, 如图5所示。

为了对图5中的散点进行说明, 通过表格形式, 说明每个地级市所处的位置 (如表3所示) 。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 浙东北地区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舟山都属于自身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之下, 绍兴的水平就偏低。而在浙西南地区, 金华、衢州两个地区, 相比温州、台州、丽水来说还是稍高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浙东北地区大部分集中在第一象限, 而浙西南地区大部分位于二、三象限。

总的来说, 10年间, 浙江省各地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演变路径, 验证了空间相关性的结论。特别是2004年与2013年的散点图对比, 有明显集中的趋势, 大部分集中在一条横跨一、三象限的斜线附近, 这条斜线就代表空间正相关性较强的区域。

促进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1.大力发展信息化, 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水平

发展信息化, 就是要把信息化融入到其他“三化”的发展过程中。

(1)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为工业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提高了生产效率, 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 使得产业的发展趋于合理化。

(2) 信息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就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把信息技术应用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关键就是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同时, 还要加快建设城市大数据库。

(3)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用农业机械逐步替代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 通过先进的农业管理方法,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发展农业现代化, 除了要与信息化融合以外, 还应完善当前的农村保护制度, 例如, 对农村耕地和人口的保护制度等。同时,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也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保障。

2.发挥空间相关性优势, 缩小地区间的“四化”发展差异

(1) 加强浙东北、浙西南两大地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加强贸易往来, 形成长期稳固的贸易关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可学习“上海自贸区”的形式。例如, 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就指出, 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 为“舟山自贸区”的构建埋下伏笔。

(2) 发展城市化路线。例如, 典型的“杭甬温”三地区的城市带建设, 并辐射到周边地区, 把浙东北和浙西南两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和扩大。

(3) 加大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 包括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创新企业的投资等。

(4) 浙江省块状经济发达, 关键是要加快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的高级形态发展, 形成具有一定经济组织形式的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在一片区域内形成产业链。这样, 不仅可减小生产成本, 同时也可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到合理的调控作用。

摘要：首先构建“四化”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和最小离差协调度模型, 测算了浙江省各地市2004—2013年“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然后, 从全省、浙东北、浙西南、地级市四个角度, 对该省“四化”协调发展情况作了时空分析;最后, 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浙江省的特点, 提出了推进“四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空分异,建议

参考文献

[1]蒋永志.工业优先行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5) :74-80.

[2]姜爱林.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J].上海经济研究, 2002 (7) :36-41.

[3]徐维祥, 唐根年, 陈秀君.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 2005 (6) :868-872.

[4]徐大伟, 段姗姗, 刘春燕“.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同学和机制设计理论[J].农业经济问题, 2012 (2) :8-13.

[5]夏春萍, 刘文清.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计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12 (5) :79-85.

[6]张兰婷, 洪功翔.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证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3) :3-6.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3

今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呈现出两个积极变化：一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降幅逐渐收窄，呈现逐步趋稳的良好态势。二是中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速居各地区之首。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各个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东北地区深层次问题凸显，西部地区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地区经济增长格局呈现出“东部缓中趋稳，中部稳中有进，西部稳中有忧，东北降幅较大”的总体特征。

从经济增速看，初步预计，上半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快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仍低于东部地区。从工业增速看，中部地区保持较高增速，上半年，中部地区除山西以外，其余5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在11%以上；东部地区的天津、江苏、福建、海南等省份增速较快；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增速较快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降势明显。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均有所回落，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对外贸易看，西部地区趋于好转，东、中部和东北地区下滑明显。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看，东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速最低，中西部地区降幅较大。

二、今年以来开展的重点工作

（一）继续编制实施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

一是组织编制若干重要区域规划，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主要包括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等，并报经国务院批复实施；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批复云南桥头堡滇中产业聚集区发展规划。抓紧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积极做好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二是大力推动已出台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切实加大实施力度，对近几年出台的若干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开展第三方评估；积极发挥部际联席会议、省际会商制度等协调机制作用，推动解决规划实施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

一是落实中央关于实行精准扶贫，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战略要求，继续加大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力度，安排易地扶贫搬迁工程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55亿元，比上年增加20亿元，计划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91.69万人。继续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与扶贫攻坚，加快落实片区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和政策。二是全力做好涉藏涉疆和对口支援工作。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疆西藏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对口支援新疆、西藏、青海等省藏区工作力度，着手开展“十三五”对口支援规划前期研究，全面启动南水北调中线对口协作、对口援黔等工作。三是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和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三）统筹推进国土开发整治

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二是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入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组织开展试点工作跟踪评估与监督检查，强化围填海计划管理，国务院批准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三是加强重点流域综合治理，继续做好太湖、渤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工作。

（四）不断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合作

一是加强对国内合作的统筹指导。指导重点示范区产业转移承接工作，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加强跟踪评估，总结推广试点经验。二是推动完善国际区域合作机制。继续强化中欧区域政策对话合作机制，推进中欧区域政策合作案例地区工作。继续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进一步深化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三、下半年区域经济重点工作安排

一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稳定发挥东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特殊“稳定器”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努力扭转东北地区经济下滑趋势。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内陆和沿边开放，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是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扎扎实实打好扶贫攻坚战，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全面贯彻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重点落实有关政策。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三是加强区域规划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力度。高度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抓紧推进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等重点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强化已出台规划政策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估与监督检查，狠抓政策落实和规划实施工作。研究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丰富发展更加灵活有效的区域政策手段，逐步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篇4

——以晋城为例摘 要：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区域经济则是中心城市的依托和支撑。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路径是，以城市为中心由面——点——面的进程。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在现代社会，载体及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企业、产业和城镇体系三者的相互作用。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是在比较利益推动、市场机制驱动、制度变迁促动、人居环境拉动等动力机制的合力作用下通过企业、产业、城镇体系等载体实现的。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不论是早期的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还是近年比较走红的聚集经济理论、梯度推进理论，都或涉足或深化了这个命题。本文仅以晋城这一个案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区域经济与中心城市关系的一个侧面，即如何通过强化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及健全完善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带动的传导机制和动力机制，来发挥中心城市聚集、辐射区域经济的作用，实现区域经济与中心城市互动共荣。

一、强化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区域经济则是中心城市的依托和支撑。离开中心城市的强劲拉动，区域经济不可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离开区域经济的有力支援，中心城市也不可能繁荣昌盛。然而，在区域经济与中心城市协调发展这一对矛盾中，中心城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动者。中心城市之所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由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聚集经济规律和区域经济发展“点面”空间推进规律这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根据已实现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经济规律，最初，城市以至中心城市主要是适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发挥着一个区域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集聚和扩散中心的作用。尔后，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以至中心城市主要是适于产业和劳动力地域分工的要求，发挥着一个区域企业、产业、资本、信息、人流的集中、集群和辐射的功能。工业化成为中心城市发展的动力源。中心城市功能的强弱，作用的大小基本依赖于工业化水平的高低。而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在于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演变又不断引起社会资源在一定空间上组合和调整，这种组合和调整沿两个方向运行：一是呈偏平状集中扩大；一是向高层次推进。不论是沿何种方向演进，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一定是由收入弹性较低的以农业或传统工业为主的结构向收入弹性较高的以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化。与此相应，中心城市功能的扩充和升级也是沿两个方向运行：一是城市功能不断丰富，由单功能向多功能转化；一是中心城市功能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级转化。不论是沿何种方向转化，一定是扩散旧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而聚集新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其结果，都有助于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增强。中心城市的形成以至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功能的增强，是聚集经济机制作用的结果。而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扩散、辐射、带动功能同样离不开聚集经济的作用。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各种生产要素聚集成企业、许多企业聚集成企业集群，但当聚集体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了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一旦产生，单位产品的成本停止下降，生产要素开始扩散；由于外部经济的作用，分工协作产生生产力，生产要素产生了集聚的趋势，当集聚到一定程度，外部不经济出现了，单位产品的成本上升，经济要素出现了扩散的趋向。总之“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产生集聚引力，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规模和外部不经济导致经济要素的扩散”。经济要素由中心城市向区域经济扩散、辐射，呈“点面”空间特征，具体有点线面扩散、墨汁式扩散、等级扩散、跳跃式扩散、串珠扩散、发展极扩散等形式，其中等级扩散、点线扩散、墨汁式扩散是主要形式。综上所述，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路径是，以城市为中心由面——点——面的进程，由“面到点”，是生产要素集聚，中心城市极化的过程；由“点到面”，是生产要素扩散，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发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辐射功能是聚集功能的衍生品。晋城，是山西东南门户，经济强市，历史文化名城，素有“煤铁之乡”的美誉，全市含煤面积53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6.4%，煤炭探明储量273亿吨，无烟煤储量占全国的1／5，占山西省的54.7%。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现辖1市1区和4县，总人口211.8万人。2003年完成GDPl98.48亿元，人均GDP9385元，完成财政收入30.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42元，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省11个市排序均列第3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发展得更快、更好的山西希望之星，由于生产要素极化不充分，城市化滞后，中心城市规模较小，影响和制约着中心城市功能的强化和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3年全市城市化率仅

9.3%，城镇化率也只有39.3%，远低于全省乃至全国的水平；中心城市建城区仅2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20万，只有19.72万人。为此加快晋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强化其极核作用，就成为晋城必然的战略决择。

二、完善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在现代社会，载体及其传导机制主要是企业、产业和城镇体系三者的相互作用。1.企业企业是生产要素的最基本整合组织形式。生产要素由分散向中心城市极化、由集中向区域范围扩散，主要是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的联合、兼并、股份、破产等途径来实现的。企业机制是否灵活、规模大小、集群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心城市功能的强弱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企业的发展水平还决定着中心城市的极化与辐射半径。大凡国际化大都市，不是有面向世界的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就是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所在地。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已有90%以上在中国设立了总部和研发中心，这其中的90%以上又都是设在上海和北京。而一些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进出口额又很低，经济外向度很低的城市，也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就不免有些好笑了。因此，增强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首先必须在企业这个层面下功夫。一是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搞好企业。晋城是资源型城市，大多是煤炭及其相关企业，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由于受煤炭这一计划经济最后堡垒的制约，企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煤炭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企业不活，城市也缺乏生机。近几年加大了企业改革的力度，不仅对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而且鼓励扶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活力不断增强，中心城市聚集规模有所扩大，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局面开始显现。二是改革改组相结合，发展特大型企业集团，做大做强企业。山西是煤炭大省、晋城是煤炭大市，但却没有产值过百亿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目前，晋城正坚持“关小改中建大”的方针，以兰花企业集团为龙头，着力组建大集团、大公司，打造经济旗舰。进一步，拟打破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全面整合区域企业，打造经济航母。三是依托经济园区，促进企业集群布局，搞密搞壮企业。企业以集群态园区化布局，正在成为生产要素空间集聚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对增强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晋城200万吨高浓度氮肥基地和200万吨中高档铸件基地的建设，走的正是企业集群的路线，其优越性已经初步显现。2.产业产业作为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互动共荣的传

导载体，能否发挥功能最大化，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和产业链长短以及产业地域分工与协作关系。首先中心城市与城镇以及乡村产业分工与协作必须趋于合理。只有促使中心城市和区域间建立在合理、互补、互惠基础上的区域性产业分工和配套协作关系逐步形成，并日益成熟，从而使得整个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加速增强，才能发挥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置换，推进互动共荣局面的完善。其次，必须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着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如上所述，产业结构演进优化的过程，正是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向后期推进的过程，也是区域经济城市化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重工业化发展战略，行政调节机制破坏了产业结构演进固有的规律，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失衡，产业结构“虚高度化”倾向严重，抑制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益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有序变革。晋城市这方面矛盾尤为突出。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几十年始终占85%以上，霍夫曼系数长期在2.0以上居高不下，产业结构“虚高度”化可见一斑，严重束缚了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的互惠、互利合理流动和配置。最后，产业要发挥其在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间的传导机制，还必须延伸产业链条，产业链条越长，极化辐射的半径就越大。如果说产业区域间分工与协作是从面上发挥作用、产业结构演进是从点出发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产业链则是在线上发挥产业载体的作用。晋城市针对煤炭产业链条短的弊端，着力在“煤利用、煤转化、煤加工”上下功夫，实施煤一电一化、煤一电一铝、煤一焦一铸、煤一甲醇一精细化工一体化战略，延伸了产业链条，增强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显露出光明的前景。3.城镇体系城镇体系是中心城市“等级极化”与“等级扩散”的具体形式，次一级城市和重点镇是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桥梁和二传

手，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和科学的城镇职能结构，是中心城市功能增强和作用发挥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证。首先城镇的规模结构要合理。社会经济要素在一定区域范围极化，不论是“面线点”，还是“梯级”状，拟或别的什么形态，都离不开次一级中心城镇向高一级中心城市聚集，经济要素扩散则沿相反方向运行。城镇规模结构的层级多少以及每一层级城镇规模的大小，取级有两级足矣，即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包括县城)。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土地和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城镇规模合理扩大的过程，并不是简单

地追求城镇的数量和城镇遍地开花。这里涉及到城市化道路问题，简单地讲大城市特大城市与小城市和城镇，谁优谁劣，都有失偏颇，必须放在城镇规模层级结构中去考察。其次城镇的职能结构要科学。要知道中心城市和次一级城镇以及同级城镇相互间，不只存在协作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城镇职能结构不科学，相互冲突、抵触，不仅制约中心城市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的强化，而且影响着次一级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晋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曾几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与此相应小城镇遍地开花，此后虽然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按园区布局，使小城镇规模有所扩大，涌现出了一批重点小城镇，但由于小城镇分散且规模小的毛病仍没有根本解决；加之产业结构雷同，中心城市与重点城镇以及重点城镇之间的竞争始终没有消弱，合理科学的城镇职能结构始终没有形成，由此制约了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功能的增强，反过来影响了重点城镇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发展的方针，以增强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为龙头，构建科学的城镇职能结构体系。

三、健全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生产要素极化和扩散，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是在比较利益推动、市场机

制驱动、制度变迁促动、人居环境拉动等动力机制的合力作用下通过企业、产业、城镇体系等载体实现的。

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研究 篇5

摘 要： 皮毛业是大营的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近年来有了跨越式发展，大营镇皮毛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在推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与教育协调的问题。本文通过调研结果从大营镇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着手研究了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

关键字：大营 经济 教育 协调

1大营镇发展状况

在新农村建设中，很多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人们想赚更多的钱，因而不注重教育，有了“教育无用论”，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而青少年也因为社会旧俗及家长影响产生了厌学、弃学现象。

枣强县大营镇辖88个自然村，6.5万人，总面积136平方公里，是全国500家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镇，省小城镇改革发展重点镇，省农村现代化建设试点镇，是省“农业专业化十大专业市场”之一。2004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0亿元，销售收入35亿元，行业自营进出口4100多万美元，间接出口1亿多美元，上交税金8000多万元，占到全县税收的一半以上，连续两年被评为衡水市第一工业强镇。

皮毛业是大营的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近年来有了跨越式发展，到目前，大营现拥有皮毛企业和摊点1.1万个，年产值1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327家，千万元以上的企业73家，固定门店2160个，流动及固定摊位7000多个，全镇皮毛业的加工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3%，农民家庭收入的90%来自皮毛业。

如今的大营镇呈现出“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荣景象。皮毛业的发展与壮大，为小城镇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皮草行业的操作主要要求员工操作的熟练程度，与学历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无疑就给孩子灌输了一种观念，只要能操作工具就可以挣钱，而当地一般工人的月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拥有这样“强有力”的后盾，当地青年不愁找工作，所以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较低，学习积极性下降，造成学习成绩的相应下降，成绩不好的结果就是早辍学早就业，这样导致了辍学数量的上升，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当今大营镇经济高

速发展，教育滞后的现象。

2目前大营镇经济与教育难以协调发展的问题

经调查发现，衡水市大营镇经济高速发展，政府部门在教育方面投入不少，但是，当地辍学就业现象较为普遍，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比，存在诸多的不适和问题，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大营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瓶颈突破必须要有较高水平教育发展的助力。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地经济与教育未能协调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

2.1社会旧俗严重影响当地学生求学选择

大营镇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当地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不高，一些学生辍学后很快找到了工资颇高的工作，对于在校继续求学的学生很难摆正自己的认识，容易产生上学无用，挣钱更重要的思想，对于学习成绩的提高，产生很大的阻碍，进一步导致在校学生厌学、辍学现象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

2.2 当地教学质量不高

通过对政府的走访，我们了解到，目前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少，学校住宿条件良好，所有中小学全部实现锅炉或空调供暖。硬件设施配备较为齐全，但是在在教师方面，略有欠缺，教师队伍整体年龄趋于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日益凸显；原始学历层次较低，现有学历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知识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高；教师专职化程度较低，“所教非所学”，专业不对口，不能发挥专业特长，同时教师整体专业学科结构不均衡、不合理，特别是音、体、美、劳技等教师相对匮乏，不能适应新课改的要求。

2.3 家庭教育严重影响当地教育水平

据了解，当地居民文化程度较低，只有不到20%的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并且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数是初中文化程度，俗话说“没文化真可怕”，家长因文化水平低，未能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孩子继续求学还是打工挣钱，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有些不鼓励孩子继续读书，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辍学率。

3大营镇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的途径

鉴于发现的问题，我们从社会、学校、家庭方面提出一些改善途径，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其他地区改善目前经济与教育不能协调发展局面时提供一些参考。

3.1 改善社会旧俗，创造良好成长环境

3.1.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政府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方式加大对教育的宣传，使学习知识的风气在当地普及开来。多给村民一些学习的机会，让其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然后更好的教育孩子，慢慢的改变传统的守旧思想，使教育工作从村民自身先重视起来。

3.1.2培养舆论压力，树立读书光荣的文化氛围

社会文化团体应该发挥其宣传作用，通过宣传表扬有知识、有文化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行为表现，鼓励适龄孩子读书，以及尽可能地去接受高等教育。

当地企业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带动员工提升素质。在工厂、车间张贴文化方面的宣传画，创立企业的文化理念，在企业设立借书处，放一些历史、政治、文化、时事等方面的书籍，供大家传阅。企业对应聘员工有学历要求，不能一味的只看技术，也要兼顾学历。对于职工的就职安排以及工资安排，根据学历的高低做出适当的梯度加以区别及鼓励。

3.2学校从多方面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3.2.1提高教师质量，完善教育体系

3.2.1.1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师资水平均衡发展（1）是开展教师全员培训；（2）是分配、引进新教师；（3）是加强教师学历进修；（4）是组建兼职教研员队伍。

3.2.1.2实施信息共享，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均衡发展

3.2.1.3贯彻保障机制，促进经费投入均衡发展

3.2.1.4落实招生政策，促进学校生源均衡发展

3.2.2 正确引导孩子价值观，培养学习兴趣

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心理、生理方面都在不断走向成熟，对事物的认识也更加理性化，其个性也逐渐形成，因此老师要深人了解学生，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教育问题，不被世俗文化所影响，做新世纪“四有青年”。

大部分厌学、退学的学生是因为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而是认为“上大学不如回家卖皮毛”，导致价值观畸形化。因此，老师和家长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引导孩子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通过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使他们获得新知识。当他们取得一定成绩时要给予适当的表扬和奖励，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3.2.3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

我们与一些孩子谈话时，问及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时，听到的却是“读完初中就不读了，去皮草公司上班挣钱”，或者“读大学浪费时间，不如早点就业，卖皮草很赚钱”。因此，我们应该激发孩子的思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长远的学习目标，明确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完成学业。

3.2.4 老师家长常沟通，正确引导孩子

孩子的教育不仅需要学校，而且还需要家长的协助。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有助于老师更好的了解孩子在家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将更好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对孩子的教育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那些不支持孩子上学的家长，老师应该多向其宣传知识的好处，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3.3 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3.3.1 做好孩子的思想教育，从小对其灌输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

家庭教育在人类教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开始接触家庭教育，孩子最初的知识都是从家底里学到的，包括学走路、学说话等等。家长应给孩子灌输正确的思想，使其从小时候就从思想上重视学习，避免厌学的情况出现。同时，平时要多抽出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习，督促其学好文化知识。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平时多看书看报，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3.3.2 对于孩子辍学就业进行约束，减少辍学就业青年人数

家庭教育独特的权威性暗示了孩子对父母的服从，父母的喜怒哀乐对孩子同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因此家长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品德和端正的行为举动去引导孩子。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也非常了解，所以孩子的身上的变化，如近期的情绪变化等等，都会引起父母的注意。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时，要及时了解愉况，找到孩子厌学、弃学的原因，并帮助孩子彻底解决问题，使其重返课堂，才有可能实现更长远的教育目标。

4结语

经济与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永久的课题。希望大营镇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结合当地实际，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创新思路，强化举措，不断推进经济与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 家庭教育导读[J]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08

[2] 王玉昆 教育经济学[J] 华文出版社 1998

[3] 靳希斌 教育经济学[J]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4] 李小彦 浅析陕北地区经济与教育协调发展[J] 当代教育 2008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6

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协调发展对策

从区域经济差异内涵出发,构建了由18个指标组成的区域经济差异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及加法合成模型,对山东省17个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行了定量评价比较,得出了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结论;从如何完善多层次的区域城市网络体系,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如何调整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如何促进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共同发展等3个方而,提出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关对策.

作 者：尹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刊 名：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PKU英文刊名：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年，卷(期)：“”(4)分类号：F127关键词：区域经济 因子分析法 指标体系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7

上做文章。在这点上美国甘尼特报团数字化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借鉴。他们强调“更加全面, 细致、深入地报道极其“本地化”的新闻, 各子报将在网站上建立本地社区子网站, 报道各社区发生的新闻事件”。

作为网络重要的商业模式, 销售赢利和渠道盈利其实反映的是网络的服务价值。除了广告外, 数字报业要赢利同样可走其他服务增值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不要简单的将数字报业定位为“数字内容提供者”, 而应是“综合信息服务商”。

一般看, 在销售赢利模式下的网络公司的核心价值是商品, 是对线下资源的整合能力。同时, 我们认为, 信息本身也是商品, 许多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网站就靠将线上资源库 (内容、观点、商业资讯和服务类信息) 包装为可出售的商品, 成功盈利。如新华网靠强大的内容生产力占据价值链的上游, 华尔街日报网靠财经类的权威观点 (资讯) 开展付费阅读业务, 新浪等门户开展各类SP业务, 等等。当前, 数字报业在手机报 (彩信版) 普遍赢利也是数字报业成功转型的范例。此外, 通过多种数字平台, 数字报业如能依靠报纸多年做分类广告信息的经验和资源, 转型做相关的信息服务, 甚至是电子商务未尝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我们关注到, 江南都市报“网上商城”就开始了这种尝试。

“人气”和互动是Web2.0时代的主题。基于人与人的沟通和社交需求建立起来的“人气”是社区、即时通等网络平台是其渠道赢利模式的根本。从以即时通发家的腾讯QQ到一大批SNS社区, 虽多数还在盈利线上挣扎, 但不少得到了风险投资的青睐。渠道赢利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人气”资源, 凡是聚集到“人气”并策略性的运作好这个“群”的网企就能够成功。有了人气, 广告、会费、销售及相应的增值服务都是其赢利点。通过网站、手机等平台, 数字报业完全可以依靠多年积累下的品牌力和影响力建设各类数字社区、论坛, 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赢利。

参考文献:

[1]娄珍须贾岳:从技术到战略——“数字报业”解析, 《新闻战线》.2007年05期

[3]孙镜:解读甘尼特数字化改革, 《新闻导刊》.2007年03期

李晓波李积源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在揭示过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 规划未来科学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 它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强调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湖北这样一个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中部省份来说, 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肩负着促进中部快速崛起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新时期、新阶段, 保持湖北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增长,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湖北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也是推动湖北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 对于湖北省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 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湖北区域发展的现状, 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近几年来,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特别是去年以来, 以武汉为中心、周边八大城市共同组成的大武汉城市圈申请成为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后, 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不仅大大加速了武汉城市圈内区域一体化进程, 极大地促进了圈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 而且对于湖北加快经济建设、实现早日崛起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 武汉城市圈占全省总面积的31.1%, 圈内人口占湖北总人数的51.6%, 城市圈2007年实现的GDP超过了全省的60%, 其中仅武汉一地GDP就达到了3142亿元, 约占湖北的35%, 而到2008年, 武汉的GDP更是突破4000亿元大关, 一年之内GDP增长1000亿, 成绩喜人。然而, 我们也应看到, 在武汉城市圈加快发展、加速腾飞的同时, 鄂中、鄂西等城市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原因, 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城市发展远远落后, 可以想象, 随着城市圈内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将继续加速鄂东地区单极经济快速发展, 鄂中、鄂西大片地区可能被单极强势经济吸纳、抢夺而不断被弱化、边缘化, 形势严峻。

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湖北区域一体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造成了严重的区际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 它可能影响到湖北加快经济发展、早日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目标, 因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03年, 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 首次提出, 将宜昌和襄樊确定为我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并提出了发展策略:宜昌和襄樊要充分发挥区位交通和周边城镇相对密集、人口与产业较为集中的优势, 优化和整合资源, 做好大都市区发展规划, 实现区域内城镇合理分工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形成强有力的群体效应, 更好地发挥其对省域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与武汉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带动全省城镇整体发展。宜昌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确立改变了湖北以往“一特五大”的经济发展战略, 形成了“一主两副”的经济发展格局, 从战略布局上极大缓解了湖北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 随着武汉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特别是在圈内资源整合速度不断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愈加明显的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好好思考, 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宜昌襄樊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 让他们能够真正肩负起带动和辐射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职责, 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和辐射带动, 以防止广大鄂中、鄂西南、鄂西北等城市在鄂东城市群快速发展的同时被迅速边缘化, 事实上, 某些城市经济虽有些发展, 但边缘化趋势也已经凸显。

二、对于解决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政策建议

城市群战略是现代社会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途径。对于现阶段, 湖北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城市群组合一般具有三个基本条件:即地理空间形态紧密、交通发达、经济联系密切, 我们认为, 湖北可以依此建立另两个城市群, 即以宜昌为中心、兼顾荆州、荆门和恩施的荆宜荆都市圈和以襄樊为中心、兼顾随州、十堰和神农架襄随城市圈, 这样的城市圈构想不仅涵盖了省内所有的二级城市, 防止了鄂西部分城市的边缘化趋势, 更重要的是, 它将有效的整合省内各种资源, 消除地区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 促进地区的优势产业重组和结构升级, 最终形成三个城市圈之间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1. 荆宜荆城市圈:

在地理位置上, 除恩施以外, 其余三地同处长江、汉江流域, 域内形态多样,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油生产基地。交通方面有汉宜高速、长荆铁路、荆沙铁路和正在修建的沪蓉高速和汉宜铁路,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立体域内交通网, 未来几年中, 随着交通网的不断完善, 圈内各城市均可覆盖在一小时交通网络内, 恩施到宜昌也只需两小时, 符合城市群引力半径, 同时, 各地之间的产业互补性也非常明显, 宜昌以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机械电子为特色, 荆门以石油化工、医药为特色, 荆州以机电、纺织、水产品加工业为特色, 恩施则以烟草、旅游为特色, 这些产业完全可以重新调配布局, 实行资源优化配置, 另外,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接近, 这几个城市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 而在观念上、文化上和风俗上的趋同性也可以让各城市之间降低交易成本, 有利于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就目前而言, 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可以从阻力最小且各地均能获利的旅游业下手, 积极做好旅游这篇大文章。湖北省今年提出要建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重点打造这一片旅游产业, 四地可以此为契机, 把三峡——三国文化统一规划, 打包推出, 鄂西南各市均能从中获利, 如果多方共同努力, 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的旅游目的地, 使鄂西南丰富的旅游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益。随着圈内优势资源的重新整合, 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将使四地之间的合作充满着巨大的潜力。

2. 襄随城市圈:

对于襄樊、随州、十堰和神龙架而言, 建立襄随城市圈, 整合资源, 抱团发展同样具有现实的意义, 四地同处鄂西北地区, 地理位置相邻, 除神龙架以外, 襄樊距十堰和随州的距离均在200公里以内, 虽然与宜昌等圈内城市间距相比偏远, 但四地之间的交通非常发达, 域内有襄渝铁路、汉丹铁路、襄荆高速、襄十高速、孝襄高速, 以及正在规划的十宜铁路, 这些立体交通网将四地串联在一起, 方便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在产业结构上, 除了神龙架重点打造旅游而以外, 其他三市均有一个相似点, 即重点发展汽车工业, 在省委省政府2005年制定的《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明确提出要把襄樊建成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支持十堰建成全国重要的商用汽车生产基地, 支持随州加快发展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高新技术产业, 三地之间可重点打造汽车工业, 实行资源的优势重组、产业分工和结构升级, 对于三地而言, 发展汽车工业, 共同打造鄂西北的新车城, 前景广阔。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襄随城市圈属鄂西北地区, 与河南陕西两省邻近, 特别是十堰、襄樊和随州分别与河南的南阳、驻马店和信阳毗邻, 区位地理优势让这种省际贸易和边际贸易具备了可能性, 事实上, 各地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 襄随城市圈的建立可以摆脱过去那种分兵作战、力量过于分散的弱点, 真正走向一条互利双赢之路。

另外, 倡导建立荆宜荆都市圈和襄随城市圈, 也是基于宜昌和襄樊虽是省域副中心, 但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对鄂中、鄂西地区缺乏辐射能力的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笔者认为, 城市的首位度优势能够有效的整合圈内资源, 协调相互关系, 避免贸易摩擦和恶性竞争、强化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与辐射能力, 只有建成城市圈, 形成城市圈中的首位城市, 宜昌和襄樊的省域副中心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才能拉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 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对于保持湖北经济社会较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它是湖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增长的客观要求, 也是湖北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紧迫需要, 我们相信, 荆宜荆都市圈和襄随城市圈的建立必将对缓解湖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最终实现湖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秦尊文:《湖北日报》.《“圈外”地区会被边缘化吗》, 2008～01～15

促进五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篇8

吴晓青强调,为了汲取先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教训,构建我国区域发展的理性模式与格局,促进我国生态文明与保障生态安全,探索类似区域资源环境约束的共性解决途径,我们选择在五大区域(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沿海地区、成渝经济区、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开展了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高度重视五大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矛盾

吴晓青着重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和调整结构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正在发展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的重要指向区域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在经济发展上,这五个区域拥有11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亿人口,GDP约占全国的20%,石化、能源、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优势突出。原油、煤炭产量均超过全国1/3,天然气储量和水能资源占全国的60%和30%以上。据预测,到2020年五大区域GDP合计可能达到20万亿,占全国比重达29%,是未来我国经济总量扩张承载的主要区域。在环境保护上,五大区域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分别占全国75%和64%,同时拥有占全国1/3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功能区,直接关系到我国中长期生产环境安全。因此,正确处理五大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型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

一是五大区域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资源环境效率不高。五大区域重化工业产值占工业的6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或超过80%,区内都将石化、冶金、电力等重化工产业规划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大部分地区的能耗、水耗、污染排放强度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规模扩张快,环境承载能力有持续下降的趋势。黄河中上游地区煤炭产量年均增长30%以上,环渤海地区钢铁产量10年增长19倍。未来5年,五大区域原油、乙烯、钢材、电力规模将分别增长1.5倍、6倍、0.9倍和4倍以上。复合型水资源问题已成为环渤海和黄河中上游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不合理用地造成环境承载能力持续下降,据测算仅环渤海近10年滩涂湿地年均减少1%以上,丧失5～20%的污染销纳能力。

三是产业呈现“三临”(临海、临江、临河)布局的总体态势,区域性环境安全问题突出显现。辽东湾和渤海湾沿线目前已聚集了各级各类产业园区上百个,全国七大石化基地有三个分布在环渤海。成渝近90%的化工项目布局在长江干流及岷江沿岸、海西、成渝地区大气复合型污染初步显现,生态影响持续加重,一些珍稀物种资源已明显衰退或出现濒危状态。如不加以引导,五大区域高环境风险产业将进一步呈现“遍地开花”的分散布局态势。

根据有关部门组织的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初步成果,如延续布局分散、规模扩张、结构重化的产业发展方式,五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底线将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会严重威胁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计到2020年,环渤海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将超过或接近环境容量,80%以上的排污口邻近海域不能满足功能区水质要求。北部湾67%的纳污海域可能超载,全国唯一“洁海”的目标底线将被突破。海西超过10%的海域面积将可能受到赤潮影响。黄河中上游重点产业缺水率将达13%,诱发部分支流出现局部断流和重要湿地功能退化。成渝地区火电规模的迅速扩张,酸雨危害将进一步加剧;“糖葫芦串”式的小水电开发和“沿江开花”式的化工业园区布局,将严重破坏流域整体生态功能。

促进五大区域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据吴晓青介绍,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尚未真正摆脱传统模式,不顾环境资源承载能力,“铺摊子、上项目”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沿江、沿河、沿海规划布局了大量石化、化工、钢铁、能源、造纸等重化工项目。转变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推进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为了实现五大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并确保中长期的生态环境安全,我们要充分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先进地区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教训,确保五大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对此吴晓青提出以下建议:

积极探索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机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将环境保护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以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为导向,实施分区域的差别化调控政策,积极探索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保障机制、引导机制和约束机制,将五大区域建设成为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示范区域。

坚守五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红线”。一是生态用地面积不减少,二是水资源利用不超载,三是污染物排放总量不突破,四是环境准入标准不降低。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的生态红线标准,作为硬性指标进行考核、监督和检查。

优化五大区域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从全国生产力布局的整体性和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出发,按照“区域统筹、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的原则,建议制定优化五大区域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提高重点产业集中度,构筑区域性的循环经济体系,进一步优化区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加快五大区域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加大财税扶持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行更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等措施,引导相关地区加快推进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摆脱过于依赖重化工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

加强海岸带的开发与保护工作。一些地区海岸带开发不尽合理,围填海速度增长过快,海岸湿地面积逐年减少,造成海陆交汇带的污染净化能力和生态缓冲能力不断降低。建议国家统筹考虑海岸带的开发与保护工作,规范开发秩序,优化沿海产业布局,降低海岸带环境压力,避免大规模沿海开发可能导致的海洋生态环境风险。

“十二五”环保产值达4.9万亿 环保产业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我国环保产业在未来仍将保持年均15%～20%的复合增长率,预计“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4.9万亿元。2008年底,联合国提出了“绿色新政”概念,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决定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