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浅说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浅说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篇1

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冶铁工业浅析

上海师范大学 07级历史师范 宫毅 070110428

摘要：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受到日寇的严重威胁。为了支持抗战，同时也防止工厂企业落入敌手，将工厂企业搬迁至内地继续生产刻不容缓。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迅速内移，督促复工”，以“充分利用已有之机械以供内地建设，便可迅速成功，且可节省外汇”。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动员委会，负责领导工厂企业的内迁工作。工厂企业的内迁分别在公营兵工企业和民营企业两条线展开，兵工企业由兵工署负责，民营企业则指定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会商办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 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工业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几十年来，该领域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辛勤笔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关键词：抗日战争、冶金工业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冶金工业的基本状况

中国近代冶金工业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这是由于当时的洋务派兴办起军事工业后，迫切需要金属原料，于是在一些地方先后办起了一些冶金工矿企业，如云南官督商办的铜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炼钢厂、汉阳铁厂、天津机器局炼钢厂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冶金厂矿没有产生良好的效益。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冶金工业的落后状况仍十分明显。如关内完全由国人自办的新式铁厂仅有湖北谌家矶的六河沟铁厂和山西阳泉保晋铁厂两家，1936年这两家铁厂生产了约2.16万吨生铁。其时，上海、太原等地的4家钢厂年产钢也仅4万余吨。此外，尚有各地小厂生产的土铁土钢，以 1936年最高产量而论，亦不过14万吨。况且这些厂家的产品都是普通钢铁，各种铁合金及特种钢均依赖进口。就有色金属矿产品的生产而言，铜、锡、钨、锌、锑、铅等矿大多是私人集资经营，或由地方政府经营，规模较小，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大多属土法开采，产量有限。战前全国铜的总产量每年不过八、九百吨。从1928年到1933年，全国虽然平均年产钨约6000余吨，但系土法开采，成本高昂。由于冶金工业发展滞后，战前我国兵工厂的多数原材料系舶来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进行经济备战时，将发展冶金工业摆在突出的位置，并采取了不少重要措施。1932年 11月，国民政府在参谋本部下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手抗战准备工作。鉴于冶金工业与国防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委员会将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等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对全国冶金工业企业的种类分布、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等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同时，组织专家致力于冶金科学技术的研究，包括炼钢、炼锰、矾石制铝、钨铁提炼和合金的研制等等，并自行研制了各种冶炼炉。

可见，战前中国工业分布大都位于东南沿海一带，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工业布局。1938年，国民政府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确定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制订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随着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和新工厂的兴建，与军需工业最为直接的钢铁工业在西南地区迅速勃起。到1943年，大后方拥有铁厂114家（其中公营16家，民营98家），资本约为12000万元，①有炼钢厂10家（公营6家，民营4家），资本约1亿元。从产量来看，1941年前后是钢铁

工业发展的黄金期。战前白口铁年产量只有44207吨，1941年达66500吨，比战前增加了① 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页。

1.5倍。战前还不能生产灰口铁，1941年灰口铁的产量却达到28607吨。[4]另外，土铁仍然是钢铁出产的大宗。1941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的土铁产量共计70500吨。在后方各省的钢铁生产中，四川的成绩最为突出。到1941年，四川土铁生产已经由战前的年产1万吨，增加至5万余吨，灰口铁由零增加至每日产量五六十吨，市场上已经由求过于

②供变为供过于求。①

二、军事工业企业的内迁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兵工署就确立了在内地建立新的兵器工业中心的方针。然而，这个方针在战前实施得并不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工署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布局上的既定方针，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为坚持长期抗战，以四川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中国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二是为配合作战需要，以洛阳、汉阳、衡阳为中心，分别建立临近抗战前线的兵工生产厂。为了落实这两个决策，兵工署即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入川考察，确定各兵工企业内迁地点以及所需资源情况。

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从上述企业内迁的地区、时间和范围看，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1、都是受日寇直接威胁的企业。因战事急需，兵工署严令各兵工企业必须坚持生产，“各厂非至不得已，不许作迁移之举”。

2、搬迁时间明显迟于8月已进入高潮的民营企业内迁，基本上是在日寇迫近之时才撤离的。例如中央修械所，是在“敌迫首都，协助守军至最后”的情况下，才被迫撤退的。

3、迁往地点基本上是兵工署两个决策的地址，即四川重庆和“三阳”地区附近。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寇加紧侵略的步伐，中国的沦陷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寇锋芒指向武汉、广东等地，更多的兵工企业面临威胁，必须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此为第二阶段内迁开始。这批内迁的兵工企业最先从广东开始。早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寇就对广东的兵工企业大肆轰炸。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谿；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谿；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第二批兵工企业的搬迁有这样一些特点：

1、涉及面广。除了已经内迁大后方的兵工企业外，国民政府直属的兵工企业几乎都在搬迁之列。

2、许多企业属于再次搬迁。此次搬迁的兵工企业有一半落户重庆，且都是中国兵器工业的重点骨干企业。

3、与首批内迁兵工企业的仓促相比，此次搬迁时间比较宽裕。如广州、武汉都在1938年10月沦陷，而在这两地的兵工厂分别于4①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工业品增长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月和8月就已经搬迁。

武汉失守后，由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于是第三阶段搬迁开始实施。只是这次搬迁带有调整性质，同时也涉及局部战局变化。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这样，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

三、战时西部钢铁工业发展的特点

战时西部钢铁工业发展的特点几有如下几点：

1、国营钢铁业虽然起步迟，但发展迅猛，后来居上。无论是从资金、设备、技术或生产能力看，民营企业都无法与国营企业相比。

在资金上，国营铁厂平均资本约600余万元，民营厂则不过20万元，资本在100万以上的铁厂共12家，国营即占9家。炼钢方面差距更大，国营厂平均每厂资本1500万元，民营厂则只有80万元。并且只有四川、云南有炼钢厂，且几乎都是国营。云南两个钢厂都是国营，四川8个钢厂中国营占半数，但是资本和动力却5倍于民营。①由于钢业对资金、技术要求比之于铁业要高得多，且投资周期较长，所以民营厂商一般都投资于资金少见效快的冶铁业。

从生产能力来看。16家国营铁厂每年最大生产能力约550000吨，而98家民营铁厂每年最大生产能力不过44000吨，6家国营钢厂每年最大生产力约20000吨，4家民营钢厂每年最大生产力约19000吨。

2、从地域看，战时钢铁业以西南地区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重庆地区。规模较大的钢铁厂都集中在四川一带。当时规模较大的钢铁厂有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大渡口钢铁厂及大建分厂、资渝钢铁厂、威远铁厂、电化冶炼厂、资蜀钢铁厂、云南钢铁厂、兵工署第24厂、兵工署第28厂、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钢公司、中国电力钢铁厂，这13家厂除云南钢铁厂、中国电力制钢厂位于云南外，其他各厂都在四川，其中有9家在重庆。重庆成为战时西部地区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在冶铁厂中，四川的数量最多，约占后方全部铁厂的半数，其次是江西、云南，然后是甘肃、湖南。虽然湖南的铁厂数居后方第二位，但是规模都小。

这种布局较为集中的现象，虽然是囿于战争的特殊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但也造成后方钢铁工业发展的弊端。1943年，西南地区钢铁滞销，而远在西北的甘肃却在闹铁荒，急需大量的钢铁。布局的不平衡，不仅制约了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其它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从产业本身看，铁业发展要快于钢业。1941年前，铁业发展迅速，从工厂数量和产量上，铁业都远远超过了钢业。钢业的滞后影响了对铁品的消纳程度，是导致抗战后期铁业衰落的原因之一。1942年开始，钢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钢厂数量增加，产量也大幅上升。钢业中，炼钢能力大于轧钢能力。由于轧钢设备简陋，因而所出产的产品花色较为单一，圆钢、方钢、竹节钢是企业的主打产品。产品的单一和轧钢能力的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销量，导致产品滞销。

此外，西部新兴的钢铁工业还存在许多先天的缺陷，这就是原料和动力不足，运输不力，再加上钢铁滞销的客观原因，因而造成钢铁厂开工不足，空有其大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产量却不高。以当时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钢迁会为例，在其生产的全盛时期即1942年—1943年，① 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327页。

其实际生产量仅及其最大生产能力的50%。①

四、后方冶铁工业工业的成就与其对前线的支持

在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积极引导冶金工业科技研究紧密配合军事工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出新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经济部和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提出军事工业紧迫需要研究的课题项目。如1942年11月，经济部公布的急需仿造之原料中，炼铝、炼钨、锑之利用、铬之替代品、钢板、矽钢片等被列为重要项目。例如我国在战时所掌握了的掌握坩埚炼钢法。

这一炼钢方法一揽子解决了新法冶炼钢铁、提炼纯钨、炼制铁合金和合金钢及锋钢(高速工具钢)等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