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通用5篇）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篇1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表现出的某种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 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如今，人们怎么能设想，“韩寒”们能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

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三、我国的教育实践存在的某种扭曲和怪诞现象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敬请参阅拙文：《文化素质的重要价值》《文化素质的基本内涵》《文化素质的有效建构》）。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篇2

摘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着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僵化的问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四个出路：树立“和而不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构建“自主灵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内通外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完善“高效透明”的高等教育网络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困境;出路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理论价值。

一、全球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要求

(一)管理制度上的市场取向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高等教育在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市场机制的强烈要求，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减少国家对高校的拨款占GDP的比例，改变拨款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注重各高校的业绩;增强政府以外主体的办学机会，扩大私立高校的办学规模;鼓励跨国教育的兴办，吸引自费留学生，积极扩展海外教育市场。

(二)管理观念上的兼容并包和自主创新

首先，文化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兼容并包。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都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大学自古以来就具有传播文化的职能，因此，应当让多种文化的大学校园里公平竞争、相互交融、共同学习。其次，文化多元化要求高等教育在管理理念上实现自主创新。文化多元化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碰撞和融合，逐步形成了被大多数国家接受和认可的观念。这些观念好像一张无形的政策文件，在高等教育强国那里传播过来，到底是否适合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就无从而知了。

(三)管理体制上要求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学校自主权

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不是政治，用政治的管理手段去管理教育，必然会有失偏颇，背离高等教育的本质。因此，政府应当转变对高校管理方式，对高校指导监督，减少直接干预，实施宏观调控。在国际上，为了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大多数国家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性和专业性。

(四)管理模式上要求网络共享和透明

信息网络化为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要求社会管理模式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高等教育在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传统的高等教育对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分析的手段主要是手工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效率低下;网络技术使高校实现了管理信息的智能化，突破了信息发布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扩大了公众获取信息的知情权。如在高等教育领域，澳大利亚政府创办了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信息收录网站，负责将澳大利亚各高校的信息公布。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管理观念：重计划和物本，轻市场和人本

1.在管理上的重计划、轻市场的理念使高等教育很难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教育环境。在办学体制上主要以政府举办为主，民办主体办学的竞争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的支持力度更多的是向重点高校倾斜，其他高校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扩大学校的规模上，进而忽视了学校的育人功能;在生源配置上，政府对高校实施“钦定”的学校级别，使得生源在学校间分配不均。2.管理理念上的重物本、轻人本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和谐全面发展。在功能取向上，重视高等教育的派生经济功能，轻视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背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在职能取向上，重科研成果，轻教学育人功能，造成学术道德示范现象的产生;在经费取向上，重视硬件等基础设施建设，忽视教师素质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造成高楼林立却高素质的大师短缺、教学设施齐全却教师教学思想落后的现象。

(二)管理体制：重集权和约束，轻分权和自由

1.在管理体制上的重集权、轻分权的特点阻碍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我国虽然形成了“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呈现出地方政府对高校“管得过细，统得过死”的特征，严重阻碍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地方高校在校长任免和教师评聘、学校招生名额和专业设置、教授治校和教师教学自由等方面拥有很少的自主权，很难发挥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2.高校管理上的重约束、轻自由阻碍了高校的制度创新。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制度在政治组织体制和学术思想上都享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性。然而，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生源选择和专业设置等保证大学运转的基本要素都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控制，使得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

(三)管理制度：重人治和行政、轻法治和学术

1.传统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经验式管理盛行不衰。虽然我国在依法治国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仍然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特征。重人治的管理制度要求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有较高的决策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旦个人的道德取向和分析判断能力出现问题，就会使管理活动出现混乱。2.重行政、轻科研的事实使科层式管理模式大行其道。教学职能是大学的本质职能，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大学是一个管理复杂的社会组织，在高校治理时必须在充分重视学术自由的同时，将明确办学方向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实现高校的全面和谐发展。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严密的科层组织结构使学术自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使大学的发展背离了本质。

(四)管理模式：重分设和保密、轻整合和公开

1.重分设、轻整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信息平台造成信息流通不畅。当前高校的信息管理平台分设种类繁多，但是由于各信息平台采用不同的信息收集和编制标准，造成信息重叠和对接困难等问题。其产生的严重影响阻碍了中国和国际上高等教育大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2.重保密的高校管理信息发布制度造成信息分享困难。我国对于高校的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做了笼统的规定，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规定“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不予公开”，这一规定中表明学校对于自身不想公开的就可以不公开，学校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可以给信息公开设置诸多限制。信息公开不畅往往不利于对信息需求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也失去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监督的机会。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出路

(一)树立“和而不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

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我国要坚持“和而不同”的高等教育理念。外国值得我们借鉴的先进理念主要有：效率为本的管理理念、多元整合管理理念、人本主义理念。但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管理智慧。例如：“以和为贵，中庸为道”的管理智慧使高校在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面前，能够实现自身的和谐长久发展。

(二)构建“自主灵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实现高校办学的自主权是应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的必由之路，要想实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中央政府要实现管理方式从直接管理到间接干预的转变;其次，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统筹”管理的重任，促进高校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地方经济和高校的和谐发展。再次，落实高校的法人地位，扩大学校自主权。

(三)建立“内通外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所谓“内通外联”就是对内的管理制度的制定要相互沟通协调，对外的管理制度要连通对接。例如制定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华办学的资质认证标准，修订学位和学分互认制度等，进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国际的接轨。

(四)完善“高效透明”

的高等教育网络化管理模式。要想实现高等教育信息的高效透明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完善高等教育网络公开制度，对信息公开的决定权、范围、期限和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细则规定;其次，加强关于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的监督力度，将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13.

[2]赫伯特西蒙著，詹正茂译.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

心灵的震撼——钱学森之问的反思 篇3

边仕英

（西昌学院 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摘要】本文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我国高校教育发出的感叹“中国为什么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问，针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状况提出高校培养杰出人才的三个标准，即博古通今，中西贯通；文理兼通，提升素养；富有创造精神。同时对高校如何改革提出三点建议，即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管理体制。

【关键词】杰出人才的标准； 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 ；

一、对钱学森之问的反思

五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对中国总理温家宝感叹：中国为什么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追问”，让中国教育界反思至今。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北大一学生的问话时也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了25年教育教学的高校教师，我感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其实对这个问题，钱老自己是有答案的。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在向温家宝总理进言时就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所接受的教育，归结起来有一点，“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温总理也是有答案的。他在对北大学子讲话时就提到：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他还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

二、高校培养杰出人才的标准

*

本文系2010年度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民族地区高师院校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培养研究-以凉山州为例》（编号：TER2009-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边仕英（1966-）女，四川西昌人，西昌学院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育心理学教授，教育学硕士，主研方向：民族地区教育教学与管理。联系电话：1388158559

1面对钱老之问，我想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高校培养杰出人才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杰出人才应该具有以下三个标准：

其一，博古通今，中西贯通。这是杰出人才首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是反思我们今天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大学教育，我们在传授知识的时候真正让学生做到博古通今，中西贯通了吗？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 的功能是否完成？试问，今天的学生有多少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他们读过多少 中国古今的优秀作品？又有多少人能真正阅读国外原版的学术杂志？在对知识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又何谈创新之举？

其二，文理兼通，提升素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姐妹。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对于人才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的分离必然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然而我国的高中阶段，为了应对高考，自高中就开始的文理分科，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和失衡。而在当代许多高校，重理工、轻人文的暗流也在不断涌动，文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被人为阻隔，从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质量。

与此同时，个人素养的提升与精神架构的重建也成为杰出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瓶颈。近年来，高校大学生杀人案层出不穷，大学生杀人已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2007年的“马加爵事件"，马加爵，云南大学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残忍的杀害了四名同班同学，被判死刑。同年，丽江女大学生张超及情人谢宏因贪图木鸿章的钱财，将其杀害并分尸。该案件查证后，两人均被判死刑，另外一名帮凶陈光吕被判死缓。2006年，北京大学公共学院2002级学生安然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坐在了北京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2010年西安大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一名女服务员后怕“农村人难缠”而将对方刺死······从普通高校到著名学府，都不乏怵目惊心的悲剧。那作为天之骄子的他们，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变得那么的残忍，而最终滑落到犯罪的深渊里?

许多高校都把“厚德载物”作为自己的校训。厚德载物，旧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换句话也可以说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具有高深的修养。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商业界也有句名言：“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这一道理似乎可以解释上述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的发生。

为什么厚德能载物呢？古代老子认为，正是因为仁爱厚德，所以才能做到英勇无畏。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讲过他旅美期间遇到的一件事：1988年，美国最大的黄石公园发生了特大火灾，由于火势一时难以控制，有关部门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7 美元（相当于餐馆打工的工资）。高教 2

授猜想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干这低薪酬的灭火工作，可不到三天就贴出了报名已满的告示。他问一个报了名的研究生：“你去干这样危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是为什么？”那位朋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非常爱我的女朋友，我们都想要孩子。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烧毁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再看到这片绝无仅有的美丽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对我说，我们去黄石公园看看吧。我告诉他已经在1988年的大火中毁灭了，孩子就可能会问我：你们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拯救它？我们该怎么回答？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保护黄石公园，为我和我所爱的人、为了我们未来的孩子能够永远看见地球上这个美丽的地方。”原来志愿者们不是因为7美元做出选择，而是他们的仁爱厚德让他们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挥洒自己的满腔热血。

两相比较，我们学生的人格教育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三，富有创造精神。这是杰出人才的又一个重要特征。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泯然众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我们的大学，离这个理想却是越来越远了。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死记硬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而急功近利般的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而仅仅是一个专业工具，连孔子所说“君子不器”也做不到；至于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也是层出不穷。当前盛行于许多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一代代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来，而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却将丧失殆尽。

美国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三、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

有鉴于此，我想针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1、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过去我们对人才的培养，特别容易用一个标准化的模式来衡量人才，用考试分数、用学历证书来衡量人才，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树立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的观念。要进一步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要有多种人才评价的方式，要克服唯学历、唯分数 3

评价人才的方式。这样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好的培养人才的社会环境，使各级各类人才能够涌现，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改革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创新教育观念，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已经成为历史的使命、时代的呼唤，作为高校教师更不能置身度外。首先要创新人才培养新观念。要从不重视人的智力开发、重智轻德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现代教育观念，进而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取向，引导学生加强道德修养，铸造健康饱满的人格；要从单纯地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目的的观念，进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眼于每个学生，发掘学生的天赋，激发学生的智慧，激励学生的创造，培养学生的自信；要从单纯传授知识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现代教育使命的观念，进而把时间精力集中到如何给学生以有效有用的知识、如何使学生掌握探索真理的方法上来，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运用。我们的教师不应当再是系统知识的灌输者，而应是新视角的提出者，新问题的发现者和新思维的探索者。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不负学生的信任，不负家长的期盼，不负社会的希望。其次是要有新责任。我们应警觉我们面临的危机——即毕业生质量不高，就业不充分已经威胁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真正承担起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或更直白地说帮助学生顺利就业的责任，不仅是学校层面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且是每位教师都应思考的问题、都应承担的直接责任。同时，要树立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责任感。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不只是领导、教学部门的事儿，而是全体师生都应积极思考、大胆实践的全民工程。在实施这一工程中，如果没有广大教师特别中青年骨干教师的高度责任、高度兴奋、高度智慧是很难完成的。

2、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教学”、“改到难处是教师”，这是有识之士的疾呼。教学之所以难改，一是教材滞后，许多教材的内容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二是教学思路滞后，部分教师抱残守缺，执拗于必须记住什么，而不是教学方法的改进。三是教学内容滞后，新的科研成果、技术发展、产品得不到介绍，学生仍是在废纸堆里寻觅。四是教学方法滞后，多数教师仍津津乐道于灌输式的知识传授，不容许学生的质疑，不容许学生从另一角度的辩析；有的虽然搞了启发式，但还是以自问自答为主；有的虽然也搞了教学互动，但多为应景之举，没有真正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五是考核方式滞后，仍然是以“年终结帐”式的考核为主，即或有平时的考核，其权重也很小，而期末考试权重很大，导致学生特别看重期末考试，为过期末考试关铤而走险的舞弊者屡禁不止。六是最难的，难在教师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没有人敢于从学生就业角度说我这门课应少讲，这样就等于自砸饭碗或减少收入；没有人敢从学生就 4

业角度提议说应开设一门新课，这门课由我来上。因为这样说或做等于是自讨苦吃，就等于是傻子。而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教学改革的深入。

3、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实施管理创新，必须真正确立“以生为本，以师为尊”的理念，这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以生为本”要求所有的管理者和管理部门要以教学为中心，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为己任，时时处处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教学管理部门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千方百计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真正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技能，为学生奠定牢固的发展基础。学生管理部门要正确处理“严与慈”的关系。严格管理是教育学生知所趋避，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真诚的关注和热心的服务，是鼓励学生奋发向上、全面成才。“以师为尊”要求所有管理者和管理部门必须尊重教师的劳动，尊重教师的创造，尊重教师的诉求，尊重教师的积极性。实施管理创新，关键是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实施管理创新，就要不断修订和完善各种阻碍发展，阻碍进步的规章制度。制度需要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如由学年学分制向完全学分制的过渡，就需要修订制度；教师的聘后管理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引进人才的制度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只有不断地修订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才能使管理更科学、更规范、更有效。管理到位，学校内部就会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和谐向上的人才培养环境。对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实现科学管理的另一重要目标是以较少的投入换来最佳的产出，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人才培养最需要的地方，师资培训、仪器设备、学生实习实训等经费必须予以保证。实施管理创新，必须厘清管理者的责任，管理是有层级的，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职责，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任务。

中国保健酒的市场困境与营销出路 篇4

国内保健酒行业可谓是热火朝天，4月份,汾酒集团发布公告,宣布投资24亿元扩建保健酒项目；9月份,茅台酒厂、五粮液集团、山东景芝也相继布局保健酒市场。然而看好保健酒市场的远不只是酒企，众多知名医药企业也开始纷纷试水，江中集团于年底正式推出保健酒产品；还有青岛国风药业、广药集团、修正药业等，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要着手打造保健酒品牌。更有甚者，连做房地产的展生集团也插足保健酒领域。然而保健酒行业却一直处于鱼龙混杂的局面，原料问题、宣传问题、产品自身等极大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壮大。

占据国内酒类消费统治地位的白酒行业遭受整体下滑，“禁酒令”整个行业销售遇冷。加上白酒安全事故的频发，这对于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的保健酒来说，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市场发展机遇。那么，国内白酒如何才能更好的把握住这个发展机会呢？中国保健酒的未来又在哪里呢？保健酒的营销出路在哪里？

一、 中国保健酒品牌的困惑：消费人群小众化格局鲜明，领导品牌瓶颈难以突破

在国际市场上，保健酒、养生酒、营养酒的消费量占酒类消费总量的比例约为12%。而在我国，保健酒的100多亿元市场容量仅为白酒市场容量的2%。目前全国市场从事保健酒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约有100家，分布比较散；拥有国家认定卫食健字批号大约300余个，而真正拥有一定资源优势（主要是技术优势、原材料优势、人才优势）也有约20家左右，

从目前市场销售来看，实力较强、市场表现较好的品牌，主要包括中国劲酒、秦钟皇樽酒、椰岛鹿龟、张裕三鞭酒等一线品牌；仲景药馆酒、天行健、佛也醉养生酒、龟龄集等二线品牌，还有国内一些知名的白酒厂家涉足保健酒行业推出的新品牌。相比国内白酒市场坐拥5000亿的市场空间，发展不太成熟的保健酒市场，数得出名号的就有十几个。总的来说，市场还没有形成主流潮流，缺乏市场的广泛影响力。

是什么造成中国保健酒声音大销售规模小呢？目前保健酒的规模企业存在哪些瓶颈，让市场无法得到迅速打开呢？首先从保健酒的消费人群来说，据调查数据显示，当被问及“您经常在哪种场合饮用保健酒?”在1万份问卷调查中发现，64%受访者选择家庭佐餐，16%受访者选择节日聚会，娱乐休息比例为10%，工作应酬为9%。这一连串的数据说明，消费者购买保健酒都是自饮为主，而酒水高消耗的餐饮场合喝的人少的可怜；政商务宴请喝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原本餐饮、政商务是两个酒水消费的大市场，而保健酒在其中却行不通，而且整体的消费氛围都是自我为主，这就很难形成大量的聚餐消费。人群规模不够，消费饮用的场合不多，造成了保健酒虽然好，但是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在酒类消费大国中，无法与白酒、啤酒、葡萄酒、洋酒等品类抗衡。

其次从行业的规模企业来说，众多保健酒的领导者都存在明显的品牌瓶颈难以突破，以劲酒为例，目前摆在劲酒面前最大的问题是低端化餐饮导致高端化乏力，过去劲酒可以通过小酒横行中低端餐饮市场，让众多中年人成为其忠实消费者。但是，随着劲酒全国化渗透之后，单纯依靠低端化小酒，已经很难承载市场高速发展的了。因此这两年劲酒也一直在尝试高端化，大容量分享性产品，传递劲酒的商务及聚餐消费潮流。而保健酒的传统势力，椰岛鹿龟酒存在的问题则是药效化病态人群带来的聚餐无市，让椰岛鹿龟酒从保健酒的第一位置，逐渐衰败下来。最后，作为保健酒市场的新型品牌黄金酒，曾经一度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是20却悄悄做出了定位的改变成为功能白酒，究其原因过度强调了礼品化老年市场带来了餐饮无路的困境，没有餐饮市场，黄金酒等于放弃了一块最大的市场。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篇5

3.中国民营美术馆生存危机产生的原因 3.1.资金匮乏单一，需政府支持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其资金的来源均是在初创时期，单一的由企业的独自承担，这一部对于民营美术馆的长远发展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民营美术馆不得不通过对外出租场地的房式以维持日常的开支，更有不少美术馆，例如：上河美术馆便是因为资金问题，而不得不关闭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这些民营美术馆不可以像国外的美术馆一样，依靠基金生存。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表示：其实无论是国内抑或是国外的基金，对于跟国内民营美术馆进行合作均有着浓郁的兴趣。曾经有一个国外动物保护基金便对其所在的今日美术馆产生了兴趣，然后基金跟国内民营美术馆难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国当前相关政策的不足。

美术馆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并非一种对人的生存产生即时效应的机构。民营美术馆的存在，其实质正发挥构建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创新机制的功能。然而，当前实际是民营美术馆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措施，其生存正面临关重重危机。

3.2.学术研究不够，需树立学术品牌

民营美术馆于国内发展时间较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的综合竞争能力均要比国营美术馆弱。同时，由于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民营美术馆往往忙碌于承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发展长期停留于展览馆的性质层面上，而忽略了学术研究。

目前，部分营销较为不错的民营美术馆，其前台均是相当的光鲜，然而后台却是严重的人才匮乏，常常出现展览水平偏低的现象，因而民营美术馆必须要加强学术的研究与策划，逐渐树立学术品牌。

美术馆研究策划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馆藏品的研究和策划以及对整一个当代美术的研究和策划。美术馆作为国内美术文化的风向标，有着诱发创意与思考的动力。民营美术馆应该充分看到这特点，积极策划各种具有创新主题以及文化气息的展览项目。

3.3.缺乏人才资源，需加强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民营美术馆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重重压力,这些也民营美术馆专业人才匮乏、自身经营经验不足、体系不健全有着重要的关系。

现时我国，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于自身学术定位、基金会制度的构建、策展人员设置以及美术馆管理各个领域上均出现专业性不足的情况。从人员角度看，现时国内民营美术馆运营管理者与投资者两者的权利与义务存在着分工不明的情况。简单来说,美术馆的自身运营不管是在体制上抑或是在人员管理上，均存在着大量的模糊地帶，还需要进一步向着专业性、规范化方向迈进。以喜马拉雅美术馆为例,由于其自身运营团队的专业性上的不足,致使美术馆定位出现严重偏差,最终陷入了以教育培训为重点的主次不分的情况。

人员的专业性不足，往往容易导致美术馆在经营定位上面模糊不清，喧宾夺主,同时还会对美术馆自身的日常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当前，国内美术馆于内部管理以及建设上面，大部分尚处于初期摸索。每家民营美术馆其内部构架均具有自身的特色，均是不一样的。例如，不少美术馆现在尚未有设置研究部门，更没有收藏部门等。可以说，出现这些不足的美术馆足不完整的。除了这部分明显的部门不足外,同时，不少民营美术馆于职权分丁上也是十分的不清楚。现时，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其运营过程中，均是投资人的自主人格管理，并未有一形成基金会，更没有法人体制下的执行馆长负责制；同时，关于策展人、学术以及收藏的研究的分工，也是没有的。这样自主的人格管理往往只包括了资金的使用以及拨款、展览与收藏却往往难逃投资人的亲主参加,这就难免会出现投资人以自身所习惯的企业家的管理模式来对美术管进行运营，对于美术馆内部循环性发展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3.4.学术形象不明确，公信力不足，需加强教育功能

现时，不少民营美术馆出现社会捐助匮乏、造血困难等等一系列的经营困境，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是国内现时的社会氛围、国家政策不足、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外，同时也跟美术馆自已的形象、公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而言，便是现时国内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学术形象不明确，尚未建立起公众的公信力，难以获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而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大量的民营美术馆的自身学术团队的不完整、学术形象不明确所导致的。

首先，学术团队的完整度确实，指的是民营美术馆没有一个专业的学术团队对其学术权威实施构建，让不少民营美术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笔者在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实地学习后发现，现时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均处于精兵简政阶段，美术馆中大多数的工作均由馆长自己承担，并未根据专业标准，对学术团队进行组建。现时，真真正正是根据美术馆的功能结构对学术团队进行组建的民营美术馆并不多。例如：今日美术馆等，其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尝试运用了国外基金会常用的馆长负责制以及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馆内设有学术、策展以及行政部门，已经用有了研究、展览以及典藏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对这部分展览以及典藏实行了谨慎的筛选。与之相比，现时国内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常设人员仅有3-5个，策展与学术团队相当单薄，在策展与收藏上均没有一个长远的方向性规划。同时，如此单薄的团队往往致使整一个美术馆对馆长的依赖过量。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不但邀请外部策展人、抑或是向企业筹款或者是购入藏品，所有的任务均落在馆长身上，靠的都是馆长自身的人脉、能力以及专业判断，这便给美术馆的长远发展带来影响与限制。

同时，体制外的管理模式容易致使专业人才流动性偏大，对团队建设产生影响。致使在不少人眼里，民营美术馆是没有公信力的，只是一支尚没有形成气候的“杂牌军”。跟国营美术馆相比较，其学术团队的构建、学术形象与权威树立、教育功能的实现依然还有一段距离。

3.5.照搬西方管理经营模式，需考虑中国国情 在民营美术馆面临着种种压力之时，大众往往将发展出路放在了西方管理模式的学习上。同时，更有不少美术馆馆长以及管理人员盲目地对西方管理经验模式进行直接的复制，而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以及实际情况。

收藏家、新疆广汇美术馆馆长包铭山认为：现时，直接复制西方的管理模式，在国内民营美术馆中进行运营往往难度较大。首先问题是，西方社会私营美术馆，均是在一个基金之下，例如：摩根、洛克菲勒以及杜邦等，这部分家族均没有像中国一样的思维模式，希望以代代相传。西方人往往喜欢将日常经营管理交至职业经理人手上，而这一种特点是：职业经理人往往是负责帮家族对美术馆进行运营与盈利的，出资方家族成立基金，这部分钱在到达基金会过后，部分是拨至支持教育事业的，而部分则是拨至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正是由于，西方美术馆拥有家族基金作为后盾，所以，其运营与盈利的这部分人并自己并没有进行艺术投资与美术馆。同时，西方还有遗产税这一个税种，企业成立基金会能够有效地规避遗产税等的问题。而反对国内，我国现时尚未遗产税，更无从说规避，因而，尽管企业有钱，也不一定会选择拨出来部分资金至成立基金。同时，我国也有自己的实情，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让大多数人喜欢将物品代代相传，因而民营美术馆的成立之初往往是老板自己喜欢，而当他传到他儿子手上，儿子不喜欢了，其结局也就改变了。

因而，民营美术馆在寻找出路之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却不能对西方的管理模式照搬、直接复制，这样的结局往往会让管理模式变得水土不服，对于民营美术馆自身的运营也是相当不利的。

4.中国民营美术馆出路思考 4.1.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

我们知道，国外的私立美术馆其发展之所以可以如此顺利而健康成长，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便是他们最为关键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建立于社会健全的体制前提下，它的具体表现有政策优惠，尤其是税制上面。因而，中国民营美术馆要需求出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支持上，首先要积极部署，构建国内非赢利性组织的税收法律体制。一个完整非赢利性组织法律体系，应该拥有民法、组织法以及税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从方便税收管理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预先于税法当中对这部分非赢利性组织实行规制，笔者建议于《税收基本法》里面，对非赢利性组织的确认标准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进行清晰的规定。这样做不但有利于非赢利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对于预防漏税也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二，让民营美术馆事业得到支持与发展，减轻你生存压力，建议政府将非赢利性组织归纳为免税对象。让民营美术馆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可以用有一定的减税与免税优惠，以在法规上给民营美术馆以保障，让其得以繁荣发展。第三，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将民营美术馆申请设立各种手续简化起来，门槛尽量降低，解除必要性的限制。进而可以引导与提高民营美术馆其自律性机构的建设，逐渐形成多元的评估系统，推动其健康成长。

4.2.借鉴西方私立美术馆的成功经验

目前，国外私立美术馆于结构与管理上的经验均是较为先进与成熟的，而这些均是国内民营美术馆应该重视并进行借鉴与学习的。

首先，是美术馆的内部机构设置。以美国私立美术馆为例，其内部机构在设置之时，以功能作为重要强调查对象。他们常常将美术馆的职能部分划分为三大部分。行政部普遍较为精简，服务部则常常划分成为“综合服务部”与“教育及服务部”两部分，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部分。“教育及服务部”内设社会教育部、经营管理部以及会员管理部等不同部分，其覆盖面也是较为到位与全面的。而“综合服务部”则内部则设置了计算机中心、摄影部以及保安中心等部分。由此可见，在国外的私立美术馆其内部机构设置涉及到美术馆的每一个点上。其将服务部门划分为最大的一块，强调对其的建设与日常经营，这些均可以为美术馆带来盈利以降低其资金压力，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引进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馆长负责制与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国内对馆长过于依赖，馆长一人集多项任务于一身的现状，对于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而走出这一困境，国内民营美术馆应该引入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馆长负责制与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职业经验人（馆长）负责美术馆的运营与盈利，而资金的稳定来源则由投资者以及老板等组建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4.3.摆正身份，明确发展方向

根据分析我们发现，导致国内不少民营美术馆出现社会捐助匮乏、造血困难的经营困境，同时还跟美术馆自已的形象、公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前，学术团队的不完整，馆内机构设置不科学，大部分国内民营美术馆常设人员仅有3-5个，策展与学术团队相当单薄，这种种问题的存在均是因为民营美术馆自身无论从发展、经营以及管理各个方面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及长远的方向性发展规划。

因而，笔者认为民营美术馆首先将自己的身份摆正，明确定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建立的最基础的目的又是什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道路，最终要建立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美术馆。没有定位或者是定位缺失的美术馆只会在经营过程中逐渐走向偏差，容易慢慢变成展销会、教育馆等，往往在不断发展与经营中渐渐迷失。当然，现时国内不少民营美术馆逐渐加强团队的构建、学术形象与权威树立、增强教育功能等方向发展，也是值得借鉴的。

4.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美术馆

在对国外私立美术馆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解与学习后，我们发展西方私立美术馆其政策环境较为成熟，同时拥有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场馆设置方案，稳定的资金来源。与之相比较，国内则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政策与体制的还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健全；管理模式相对滞后等。然后，我们也知道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要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自身特色，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美术馆之路才是关键。

首先，要加强政策与体制的支持。目前，国内民营美术馆正面临着种种的机遇与挑战。国内现时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关于民营美术馆的税收、捐赠等相关制度。因而，民营美术馆在运营过程中，必须要看到国内的政策环境，在投资、资金运用、学术定位以及美术馆的场馆设置具体职能、发展方向、长期与短期目标等各个方面均进行思量。只有这样才可以民营美术馆得到更快的发展，向着更高水平的发展。而作为政府则应该加强政策与体制的支持。构建适合于非赢利性组织的税收法律系统。调整制度与规范鼓励捐赠行为的捐赠税收制度。同时，加强非赢利性组织的立法工作。

其次，加强管理，人才是关键。

国内民营美术馆生存与发展的压力，除了政策外因，同时还跟其自身的经营体系的不健全，美术馆管理以及经营人员权责不清晰，人才专业化、规范化不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时，我国民营美术馆跟国外优秀私立美术馆进行比较，还存在着一段差距。国内民营美术馆在经营过程中，大多数均是以投资人的自身人格进行管理，并没有基金也没有馆长负责制，更没有策展人、学术以及收藏研究的分工制度。所以，从管理层面上看，国内民营美术馆尚未有一个较为清晰而认可的经营模式，我们必须要不断探索与研究，逐渐加强管理，才能找到具有中国特色、合符国情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