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财政（共7篇）
透明财政 篇1
1 Tucson的财政预算透明平台与文件
Tucson财政信息主要反映在以下文件中:历年财政年度的执行与评估;财政年度的预算估计、更新和讨论;财政年度Tucson各部门预算, 分别由消防、警察、公园与娱乐部门等部门提交提议, 市长和理事会研究会议讨论;财政年度改善性资本项目, 由市长和理事会研究会议提议;财政年度城市经理推荐预算概述, 包括改善性资本项目, 由市长和理事会研究会议进一步讨论;Tucson财政年度推荐预算。财政预算与审计主要监督财政活动, 解决操作问题。Tucson财政预算与审计, 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财政预算, 协同审计, 前一财年预算发展, 债券状况报告, 前一年度预算, 总体估计收入和支出, 市长和理事会, 独立审计和绩效评估委员会报告。
除了国家法律和城市宪章, 政府财政官员协会 (GFOA) 于2012年12月提出综合金融政策, 市长和理事会将采纳这些政策, 用于指导总体财政规划和管理。Tucson市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培育和支持持续的财政实力和稳定城市发展, 提高城市的形象和信誉, 确保公民、债券评级机构和投资者对整个城市的财务状况充满信心。财政政策保护委员会的决策能力独行其是, 委员会的决策不受金融问题或紧急情况的影响, 其具有重要的、独立的政策行为能力。对于财务报告主要体现在以下的文件中:全面的年度财务报告 (CAFR) ;Tucson补充退休系统 (TSRS CAFR) ;月度财务报告;单一的审计报告, 其主要是提供财政年度联邦拨款支出情况。
2 Tucson财政预算透明特点
Tucson市财政预算与审计办公室是财政预算透明与效率的最基本保证。预算与审计办公室与市长和理事会、城市经理、市有关部门一起协调运行、监督资本预算, 审查城市部门和流程来促进服务改进并解决一些操作性问题。Tucson市财政预算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调整, 使得预算精准。财政预算与财务报告都受到严密的监督与审计, 得到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 行政机关精简, 行事效率高。
2.1 网站资料详尽, 维护更新及时
Tucson市财政预算与审计的资料详尽、更新及时。在网站主页的八个板块中能详细地了解Tucson财政预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在预算主页体现Tucson市2014年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资料:这里最主要的资料是推荐预算报告, 其次是2014年财政预算讨论, 还有一些及时更新的关于预算讨论的PPT、PDF文件以及公共安全和公园演讲。
2.2 协同审计
Tucson市财政预算受到协同审计的监督。图1体现了Tucson财政预算与内部审计划分以及各自的资金支配情况。协同审计能快速地识别和解决财政预算等操作问题。协同审计促进关键性人员之间的沟通, 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协同审计提供一个系统使部门服务交付、成本问题得到早期预警, 并且跟踪重要的财务信息, 改进服务交付和减少成本, 确保服务满足顾客的期望。Tucson市协同审计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收集与筛选部门数据, 利用图表分析部门服务水平;二是提供当前财政年度和以前期间财政数据, 并以季节性或周期性方式提供历史数据;三是利用图表分析、监控部门服务能力趋势, 如果发现有潜在的下降趋势, 内部审计将标识和记录原因, 并提供纠正措施, 每个部门将及时回应审计建议, 最后形成季度总结报告。
2.3 人员的调整体现了财政效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Tucson政府员工按照一定预算标准进行调整。2014年财政预算为4917.55, 比上一年度减少20.2FTE (full-time equivalent) 职位, 一个FTE等于每周工作40小时或2080小时/年。Tucson市FTE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高峰6042职位, 这比2014财政年度多了1124职位, 而2014年财政年度职位数几乎回到了1995年的水平。衡量城市财政效率主要用每1000人口中政府员工的职位数。过去10年, 每1000人中政府员工的职位数从历史高峰2006财政年度的11.2逐渐减少到2014财政年度的9.6。
2.4 Tucson税费的调整
Tucson财政收入的税、费调整是财政透明的重要体现。Tucson主要调整城市财产税, 其属于主要物业税, 主要用于有限资产评估, 这部分收入用于一般用途;而辅助物业税用于完整的现金价值评估, 这部分用于支付债券本金和利息。2014年合并后的物业税率每100美元增加0.1665美元评估费, 也就是一个价值10, 000美元的房屋物业税将在2014年上调16.65美元。Tucson服务性收费通常是影响多数居民使用政府服务的费用, 其包括垃圾收集和处理服务费用以及水系统维持成本的服务和水系统的使用率。水的费率增加必须获得市长和理事会批准。2008年经济衰退造成了Tucson市政府职员位置下降到1995财年水平。为了保证应有的服务水平, 2014年政府必须培训与提高员工一线服务能力, 通过内部调整与组织效率提高, 保证关键性的服务得以有效的提供。
2.5 财政的监督
Tucson财政预算得到了州与市立法委员会的监督, 法律要求它必须向公民提供评论预算的机会。以社区优先和政策推动为框架, 市长和理事会首先审查城市经理的推荐预算, 并做出必要的调整, 审查期间举行公众听证会来获得纳税人的意见, 最终由市长和理事会修改预算和物业税。
公众听证会:市长和理事会召开公众听证会, 为公民提供机会表达他们对预算和房产税征收的意见。通常在每年4月下旬举行的市长和理事会会议之后, 第一个公开听证会召开, 主要评审推荐预算。采用初步预算之前, 5月初将举行另一个研究会。采用预算之前, 5月下旬将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5月下旬还要举行关于税收征收的公开听证, 讨论初步物业税征收问题。
2.6 财政预算效率
Tucson将整个市分为八块, 每个单位负责一部分资金运作, 按照不同的比例支配资金, 如图2所示。预算程序在可支配收入条件下, 监控一年中财政资本的运营并调整预算。预算工作是按照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来完成。内部监控主要的工作是审核、评论、成本研究、调查、特殊项目研究并对部门绩效进行衡量。审计人员的工作是在独立的和客观的条件下完成, 审计人员为城市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 并提高城市管理的操作性。在整个市长与理事会以及财政预算与审计部门一共设置的位置为57, 其中市长与理事会一共设置了43个位置, 这包括市长是7个位置, 每负责片是6个位置, 一共是6片。预算与内部审计一共有14个位置。2014年市长、议会和内部审计职位数57与整财年政府全部职位5000相比, 仅约占1%, 可见Tucson市财政运作效率很高。
3 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Tucson政府财政透明度是很高的,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预算制作、修订、审计体现了连续性、完全性。政府所有的活动和收支都全面、细致地体现在预算文件中, 没有任何遗漏。
第二, 内部审计部门监督预算的执行, 使公众获得信息并参与预算的制定、修改与监督。市长与理事会安排详实的预算修改与听证会时间表, 审计部门一丝不苟审查监督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公众积极地参与预算修订、提出意见并得到相当程度的采纳与重视。
第三, 信息的可获得性便捷、全面、系统。基本上近些年的文件资料, 包括修订文件在网站上能方便地获得, 不需要调查者或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索。另外政府尽其所能让公众读懂这些文件, 并通过不同的角度体现预算, 让不同专业层次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了解、领会政府资料。
第四, 政府的财政信息通过财务报告披露, 通过财务报告了解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和收支执行结果。网上的财务报告连续性强, 更新快, 每月财务报告都已经更新到最近的前一个月。
第五, 政府财政信息披露的及时、连续。预算报告中, 每项收支和活动都列出3年的数字:财政年度的预算数、前一年度的预算数和修订数以及再前一年的实际数。Tucson市做每两年以后的预算:根据这些年的经验, 其预算基本准确可行, 除了2008年以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世界经济的巨大下滑, 2008年的Tucson市财政预算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第六, Tucson的财政预算精准, 公众参与度高。预算日历详细而且通过调研与网上资料分析, 财政预算的制定与讨论严格按照财政日历来执行。在每次修订与讨论中都有公众的听证, 公众积极提议或者参与预算修订。在网站上每个小小的提议都能得到政府的关注。财政预算与审计步骤详实, 计划表可靠, 按照计划表进行操作。
摘要：美国Tucson政府的财政信息主要通过市财政预算、审计以及财务报告来体现。本文通过对Tucson市政府实地走访与资料分析, 发现Tucson财政透明度总体比较高, 主要体现在:财政预算、监督、审计、财务管理等方面健全可行;财政预算精准、调整及时、效率高;公众参与预算的制定、修改与监督度便捷、积极性高。
关键词：Tucson,财政透明度,财政预算
参考文献
[1]JunPeng, ShulianDeng, the Study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parency:American Experience and the Reference to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 (, 1) :159-174.
[2]Alt, J.E., D.D.Lassen and S.Rose.2006.'The Causes of Fiscal Transparency:Evidence from the US States', IMF Staff Papers, 53, 30-57.
[3]http://cms3.Tucsonaz.gov/budget.
[4]http://www.Tucsonaz.gov/finance.
[5]http://cms3.Tucsonaz.gov/files/budget/14Book-rec.pdf.
透明财政 篇2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更快更好跨越式发展和构建和谐ＸＸ两大主题，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结合财政工作的实际，以制度创新为手段，以规范财政部门行政权力的行使、增强行政行为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为基本要求，以监督制约为保障，使我局行政权力的决策、执行、规范、为民、公开、透明、高效运行。
二、基本原则
依法实施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进行；全面真实原则，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都如实公开，公开的内容必须真实可信；注重实效原则，从实际出发，通过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切实规范财政部门行政行为，方便社会各界对财政知情办事；便于监督原则，畅通与群众沟通渠道，方便权力机关和群众监督。
三、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行政权力的行使，从容易滋生腐败的重要权力部位入手，遵循依法实施、全面真实、注重实效和便于监督的原则，对我局行使的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编制内容翔实、职责明晰的职权目录，绘制行政权力运行简明清晰、程序完整的流程图，并通过各种形式和载体，动态公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使我局行政权力的行使做到决策科学、行为规范、运行公开、结果公正、监督有力，逐步实现依法、规范、公开、便于监督的目的。
四、方法步骤
按照市、管理区《全面开展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工作步骤和要求，严格操作。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2006年4月25日前）
2006年4月25日前，成立局行政全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定《ＸＸ管理区关于开展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报市局和管理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局行政全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动员大会，进行具体工作安排。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2006年4月25日—6月15日）
（一）全面清理。4月30日前，各股室从具体行使职权的机构或岗位入手，根据法定授权依据确定的职责及本部门方案，全面清理现阶段所有行政权力，清理的范围包括行政许可权、非行政许可的审批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征收权、监督检查权、内部管理区及其他行政权力，逐项列明职权行使依据、主管领导和内部负责机构、人员职责分工、行使权力的职责、办理条件和时限、服务承诺、工作纪律和责任追究等，各股室的清理结果要报局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
（二）编制职权目录。5月10日前，各股室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编制职权目录。按照行政权力的类别编制，应载明：
1、职权名称。所行使职权的名称，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表述，作到准确规范。
2、职权来源依据。职权依据必须具有法定效力，要使用文件全称，并列出具体条款和内容，要按照法定效力的高低进行排列。
3、公开的要求。明确公开的形式、范围、时间等。
4、对于不能公开或暂时不能公开的职权要列出目录，提供依据，说明理由，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制作流程图。5月20日前，按照编制的行政职权目录，遵循规范程序、提高效率、简明清晰、方便办事的原则，制定各项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的流程图。流程图应载明：
1、行政权力的条件，既依照职权主动行使职权或依据当事人申请形式职权依据；
2、承办单位，既行使行政职权各个环节的股室；
3、运行程序及相关接口，既工作流程及流程中与相关岗位的衔接点；
4、办理(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时限，既完成某一步骤动作的时间限制；
5、监督制约环节，既内部监督机构和外部监督渠道及联系方式；
6、相对人的权力，既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要求说明理由、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
7、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既行政管理相对人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方法等。同时应在重要部位和环节相应注明公开的范围、范围和时限。流程图发生变更时，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按程序修订公布。
（四）审定备案。6月15日前，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由领导小组审定并报市局领导小组和管理区领导小组备案。
第三阶段，深化提高（2006年6月15日—12月）
（一）2006年6月15日后，进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运行。
1、公开的范围。公开的范围要与行政权力行使涉及的范围相一致。凡应让局领导班子知情的，要在局领导班子中公开；应在股室内部公开，应让机关全体知情的，要在机关公开；应当让全社会知情的，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我局重点公开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部位，主要包括：资金审批、拨付，各类行政许可和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处罚等；在局内部事物方面的重点是：人员录用、调动、任免、奖惩、财务支配等。不仅要公开权力目录，而且要公布权力运行主要环节，执行决策、执行、结果等。
2、公开时间：公开的时间要与公开的内容相一致。凡具有相对稳定性或经常性的权力，要长期的公开；凡阶段性或临时性的，要随时公开。
3、公开形式。利用电视广播、制作宣传栏、业务咨询电话、工作简报等形式，把需要公开的行政权力的职权目录、工作流程图等向社会和服务对象公开。
（二）实行权力运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各股室公布职权目录和流程图后，要严格按照流程图确定的程序形式职权，及时提携〈重要行政权力动态运行情况登记表〉，建立权力行使过程各环节的情况记录，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复核后公开。
（三）2006年8月1日至10月31日，建立健全完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研究制定长效机制。
（四）2006年11月1日后，总结工作，接受市局和管理区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的检查考核。
五、具体措施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局全面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局长王海军任组长，局领导班子成员副局长宁爱平、高进忠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任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在财政局办公室）。
2、突出工作重点。认真负责搞好行政权力的全面清理工作，按照统一要求和部署，一是搞好行政权力的全面清理，编制行政权力目录和流程图，二是根据审核批准的行政权力事项，搞好公开运行工作，做到全面、稳妥、规范。
3、强化监督。一是建立受理行政投诉制度，在局内部和管理区纪检委设立热线，具体负责受理群众举报；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查处违法行为，纠正违规行为。
4、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要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结合，与全面推进行政实施纲要相结合，与机关效能建设和民主评议工作相结合，与机关效能建设和民主评议工作相结合，与创建“六型”机关相结合，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同考核、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确保取得实效。
5、加强沟通，及时反馈。各股室要确定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固定联系人，加强工作联系、交流与沟通，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工作意见、建议等及时向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及时反映工作动态，交流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
附件：ＸＸ管理区财政局全面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监督电话：
ＸＸ管理区财政局办公室
总统的雄心：公共财政支出透明 篇3
次年1月，他踌躇满志，从芝加哥飞往了华盛顿。有理由相信，初起乍兴的数据开放运动，也进入了他的视野。因为作为联邦参议员，奥巴马就任之后成功推出的第一份法案，就是一份有关数据开放的法案。
美国国会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一届。奥巴马在参议员的位置上，只干了3年多。根据TrackGov.us网站上发布的数据，在他短暂的参议员生涯当中，奥巴马作为第一发起人提出过137个法案，但最终成为法律的，却仅仅只有2个。奥巴马还作为合署人和其他议员共同发起过600多个法案，最后通过的也屈指可数。
奥巴马成功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是2006年4月作为主要合署人和共和党参议员科伯恩（Tom Coburn）联合推出的《联邦资金责任透明法案》（FFATA）12，这个法案后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被称为《科伯恩—奥巴马法案》。
这个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向全社会开放所有公共财政支出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购买合同、公共项目的投资、直接支付以及贷款等等明细。其基本理念和TrackGov.us是一样的：建立一个完整的、专业的公共支出数据开放网站，以统一的格式提供可以下载的数据，以供公众查询使用。
奥巴马是民主党员，科伯恩属共和党，作为一个跨党提案，该法案在参众两院都高票通过，2006年9月，经小布什签署后，成为法律。2007年，根据该法的规定，网站USAspending.gov上线发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发布公共支出信息的门户网站。
USAspending.gov是个巨大的数据开放网站，可以对联邦政府2000年以来高达3万亿的政府资金使用情况以及30多万个政府合同商所承包的项目进行跟踪、搜索、排序、分析和对比，其数据每两周更新一次。网站上线之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好评，获得了“政府搜索引擎”（Google for Government）的美誉。当然，这个法案的产生和通过，并不仅仅是奥巴马和科伯恩两人力推的结果。公共支出数据的开放，真正的先行者，还是美国民间的普通公民。USAspending.gov网站建立的背后，更有一段国会、政府和公益组织3方携手合作的佳话。
上文说到，开放数据的运动兴起之后，首先直指公共数据。有一批社会活动家和公益组织，多次召开民间会议，发起游说活动，督促政府开放公共数据，政府财政支出的数据正是其中的焦点。
美国的联邦政府其实很早就开始公开发布公共支出的信息，但这种发布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其发布形式可能是新闻发言、文字简报，也可能是电子数据，很不统一。
巴斯后来为这个项目发起了专门的社会募款活动。通过筹款集资、整理数据、开发网站、接洽政府等一系列的工作，2006年，“OMB监督”推出了美国首个公共支出的数据开放网站：Fedspending.org。Fedspending.org能够逐条跟踪、记录、分析、加总OMB发布的每一笔财政支出。它推出之后，受到了全国舆论的好评，《洛杉矶时报》盛赞其为“财政透明的起点”。
正是受到这个网站的直接启发和帮助，科伯恩、奥巴马发起了《联邦资金责任透明法案》，奥巴马本人，也在这个法案的草拟和推行过程中，和“OMB监督”建立了合作关系。
《联邦资金责任透明法案》通过之后，根据它的规定，行政管理预算局也必须建立一个和Fedspending.org类似的网站，向全社会统一开放联邦政府所有的公共支出数据。就功能而言，这个待建的政府网站和“OMB监督”已有的网站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民营”，一个是“官办”。巴斯在获悉之后，主动走访了行政管理预算局，表明自己愿意提供技术方面的帮助。
这时候，奥巴马从中斡旋，通过他的穿针引线，“官”“民”双方最后形成了合作关系。新生的USAspending.gov网站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Fedspending.org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API）和在线文档，行政管理预算局因此大幅节约了经费，“OMB监督”也获得了60万美元的报酬，可谓双赢。
（作者系大数据研究专家著有《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
中国财政透明度的差距与问题 篇4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国际标准,差距
中国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是中国财政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它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财政透明度的历程。2014年8月31日颁布的《新预算法》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明确提出构建透明财政,同时将“财政公开透明”入法,形成了刚性的法律约束。可见财政透明、预算约束已成为法治之举。否则极易出现违规、腐败等问题,难以保证绩效。
国外财政透明的制度安排,最早应该追溯到1789年英国的《联合王国总基金法案》,该法案将国家预算正式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国家预算的产生、执行和审查过程都彰显了财政透明度。作为一种依法产生、公之于众、立法机构审查通过、政府只能依法执行的制度安排,国家预算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财政信息公开、民众广泛参与的含义[1]。
国内学者对财政透明度的研究集中在概念的界定和财政透明的必要性阐述方面。而概念的界定基本上与Kopits&Craig的定义相同,如王满仓等(2005)认为,财政透明度主要是指政府向公众公开信息的程度,这些信息包含政府的结构和职能状况、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算等[2]。这一定义的重点在于在信息的公开程度如何。而从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来看,公开仅是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条件,财政透明度不仅要求政府公开相关信息,还要求政府及时地、系统地、充分地、免费地披露有关信息,包括预算信息、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等。从本质上讲,财政透明度不是最终目标,而是杜绝腐败、保障绩效、加强问责,从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善治的一种方法。
一、财政透明度的理论基础
(一)知情权是财政透明度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财政之所以要透明,是因为它涉及到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即公民的知情权。很多国家在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知情权或获得信息权利的问题。我国宪法相应的规定也说明了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信息公开透明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可见,公民的知情权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明确确定了公民有知情权。而公民的知情权中首要的是财政信息和公款的知情权,这就要求财政必须要透明。
(二)委托代理是财政透明度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府和公众之间本质上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代理人。公众将公款委托给政府,政府作为代理人,掌握公款,管理公款。因此公款的取得、使用以及效果等信息属于公共资源,理应公开,也理应受到公众的监督。同时公众作为委托人,将钱交给政府以后,作为整体仍然享有对公款的集体所有权和支配权。
二、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国际、国内差距
(一)国际差距
随着财政透明度的国际努力,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地区性组织相继制定了各国或共同的财政透明度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标准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布的《预算透明度最佳做法》,国际预算合作组织设计的《开放预算指数》等。这些国际标准为各国财政透明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指引和方向,为各国实现财政透明度的基本做法提供了指南。
依据财政透明度的国际标准,我国也有大量学者对财政透明度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性以及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途径等方面。而关于中国财政透明度的评价及与国际标准的比较研究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当属2003年王雍君教授的《全球视野的中国财政透明度———中国的差距与努力方向》一文。文中分析了财政透明度的推动力量并参照国际规范,以IMF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对中国的财政透明度进行了对照。这个最低标准分为四个大类,分别是:明确角色和责任、信息的公共可得性、公开预算准备和执行过程、确保诚实。这四大类中又细分为27个小项。根据2003年的数据,在27项中,中国仅有一项是符合最低标准要求的,10项属于部分符合,其他16项都不符合。比如在“信息的公共可得性”这一大类下面的7项标准,中国全部是不符合[3]。
预算是财政管理的工具。在预算透明度方面,国际预算合作组织每两年发布一次开放预算调查报告。最新调查显示(见表1),2012年中国开放预算指数为11分,低于2008年的14分和2010年的13分[4]。不仅低于被调查国家的平均分(43分),也远低于新西兰(93分)、巴布亚新几内亚(56分)和韩国(75分)的得分。这说明中国在预算信息的公开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也说明公众对政府资金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
预算透明指数指标是由OECD和IMF等国际组织共同设计,根据对八个文件的公开状态和公开质量计算而来的。这八个文件中,目前中国有三个文件没公布,两个文件供内部使用,对外公布的仅有年内报告、年终报告和审计报告三个文件。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的预算透明度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通过一些低成本的措施,中国在提升预算透明度方面潜力巨大。开放预算调查还对检查立法机关和最高审计机构的监督程度进行了调查,同样得出中国的预算监督和公众参与度较弱。
(二)国内差距
从中国国内的调查来看,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公开有了一些突破,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尤其近几年中央政府公开预算,公开“三公”开支预算,使“信息的公共可获得性”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总体来说,中国财政透明度很低这样的状况,并未得到改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连续七年开展了《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项目调研,并通过一般公共财政预决算、政府性基金预决算、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决算、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政府资产负债、部门预决算及相关信息、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国有企业信息和被调查者态度九大信息要素对省级财政透明度进行评估,发布了2009—2015年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得分表[5]。从平均得分来看,七年来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分稳中有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2009年的平均分为21.71分,2015年的平均分为36.04分,上升了66%,年均增幅9.42%。从最高分来看,最高分呈现出先下降后递增继而下降的趋势,说明一些财政透明度较好的省份并没有延续其积极性,反而出现“恐高症”。而历年的最低分基本变化幅度不大,在2014年创下了最低分的历史最低之后,2015年最低分反而达到一个最高值,这说明信息公开较差省份逐步加快了信息公开的进程,摘掉“最差”帽子的意识比较强烈。如果把这31个省份看做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经过七年的努力,其财政信息仅公开了三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低水平状态。
相对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度更高,更能反映公共资源的取得和使用效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2012年起致力于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调查和评估。2014年发布的《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国285家地级市政府和4家直辖市政府。采用从互联网获取全样本数据的方法,将指标体系分为“机构公开”“财政报告和数据”“其他相关信息”三个部分。其中“财政报告和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基金等政府收支的“四本账”、部门预决算公开、三公经费、专项资金等[6]。从实证结果显示的情况看,政府“四本账”预算体系,按照公开的完整程度排序,公共财政预算公开得最好,其次是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开程度较差。而各项具体指标中政府性债务的公开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4个城市公布了相关数据,占城市总数的4.82%。
三、我国财政透明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财政透明度守则,财政透明度应达到职能和责任的澄清、公开预算编制、信息的公开可得性、对真实性的保证四项基本要求[7]。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们不可能完全参照国际通行标准,但一些最低要求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从目前财政信息的公开程度来看,在政府职责明确和公共预算的编制程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善,而信息公开透明的范围、法律以及监督等方面,还难以满足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一)财政透明的范围不全面
由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来源于公众,因此财政资金的收取和使用都应纳入预算,为公众所知,受公众监督。目前财政资金从性质上讲主要有四类: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资金。从各类资金公开的程度来看,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资金透明度最低;其次是第二类资金,即政府性基金,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四成,但透明度较差。从公开的各类文件来看,很多预算文件没有公开或者公开得不够详细。
1. 公开的文件数量少。
根据中国预算组织进行的中国开放预算调查,八个有关预算的关键文件中,中国政府仅公开了三个文件,而对于预算前报告、公民预算案和年中审查这三个文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未公开。上海财大在2015年中国财政透明度调查中发现,全国仅有七个省份公布了预算资金年终资产负债表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年终资产负债表,尽管公开政府资产负债资金信息的省份比2014年多了三个,但没有任何省份完全公开财政部统一规定的资产负债表上的信息,固定资产、长期负债等信息几乎处于缺失状态。清华大学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政府性债务的公开率还不足5%。可见,公开的文件数量尤其是需要人大审查的一些重要文件不足,财政信息薄弱是财政透明度不高的直接原因。
2. 公开的文件质量差。
对于已经公开的预算文件,由于政府预算做得比较粗,代编预算的比例还比较大,预算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中。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经人大审查的预算与项目的结合度为100%,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由于政府公布的预算信息不够细化,往往容易导致寻租现象。
3. 信息公开的渠道少。
财政信息公开的渠道单一,即使是相关专家或分析人员要想获得需要的信息也非易事。比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政府预算、决算表格的相关数据和部门预算、决算表格的相关数据不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主动公开范围,社会公民需要申请才能获得信息,而公民申请又往往得到“不属于公开条例适用范围”的答复。
(二)预算编制的时限问题
其一,预算编制的时间较短。从预算编制的时间来看,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是从每年11月开始到次年3月份之前完成。无论是中央预算还是地方预算都时间跨度较小,编制时间较短,影响预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其二,预算编制的周期与预算执行的周期不一致。我国的预算执行周期是历年制,即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而预算支出则是在每年3月份经人代会批准后才下达到各预算单位,这样往往导致前半年各部门无预算状态运行,后半年又出现“资金沉淀”、频繁调整预算的后果。其三,预算审议时间短。全国人大会一般是15天左右,这其中用于审议预算的时间一般只有一天,省人大和市人大的时间更短。这么短的时间绝大多数人大代表很难认真考证预算文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预算审议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三)财政透明的法制问题
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法制是保障。预算方案一旦确定,就代表了公众和纳税人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规模和结构的接受程度,具有法律效力。尽管2015年新《预算法》的实施将我国财政公开透明的法制问题推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安排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与新《预算法》还不能有效衔接。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必要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将之升格为《政府信息公开法》,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制定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负面清单,否则财政透明度很难取得实质进步。
(四)财政透明的监督问题
财政监督是现代财政的基本职能,是确保财政管理活动合规化、绩效化及保障问责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讲,目前对财政监督的关注较多,但均未触及关键所在———公款的全程逐笔实时追踪监控,因而不得要领;而全程逐笔实时监控可以为治理腐败、提高财政透明度提供内控基石和技术基础。实践中,近年来,随着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金财工程”建设及财政机关办公自动化等各项改革的稳步推进,侧重于事后检查,事前审核、事中监控相对弱化的传统财政监督方式和手段已无法满足现代财政管理需要。因此,应按照现代财政的要求,从偏重事后检查、外部监督模式转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内外监督相结合,以实现对财税政策执行和财政收支活动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逐笔实时监管。
四、我国财政透明度提升的关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支柱,财政在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升财政透明度,加强绩效管理,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共识和政府的必然选择。依照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国际差距和国内差距,以及我国财政透明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财政透明度的提升除了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设,如法制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预算制度建设外,还需要解决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政治意愿的问题,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一)技术层面
1. 加强预算分类,特别是支出分类的科学化和细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准确的符合国际化的分类系统,今后应遵循国际上流行的功能分类,做到以功能套规划、以规划套活动、以活动套条目。财政支出按照类、款、项、目、节五级科目进行预算编制,将预算目的、预算需求都放到预算报告中。同时,扩大预算报告的内容,不应仅提供数字,还应制定预算报告解释性文字和说明。
2. 建立规范的预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和其他部门在预算报告的公开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决算报告比较模糊,而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等在内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公布的更是少之又少。根据新公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采用“双报告”制,既要公布预决算报告还要公布财务报告[8]。同时,对于公布的报告还要通俗化,对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在附注中明确说明。
3. 建立权责制政府财务报告。
透明财政要求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公款的全部信息,而权责制政府财务报告可以反映政府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有利于掌握“家底”,因此建立权责制政府财务报告是提升财政透明度的重大举措。
(二)政治意愿
尽管财政透明度是个技术问题,但是要实现比较高的透明度,最关键的还是政府官员的政治意愿,如果其政治意愿足够强大,那么技术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1. 建立政府官员公开信息的激励机制。
将财政透明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中。摒弃过去一味以GDP、财政收入等指标为依据的政绩考核标准,将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中,加强政府机构及官员自身的责任感。
2. 引入监督机制,强化问责。
依照法律和公民、社会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硬化官员的约束。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的关注度越高,财政透明度提升得就越快。同时组织专业人士或通过专业的人民代表来进行监督,以降低监督方面的成本,形成监督的良性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IMF.财政透明度守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王满仓,刘辉.关于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2005(1):83-86.
[3]王雍君,全球视野中的财政透明度:中国的差距与努力方向[J],国际经济评论,2003(7):34-39.
[4]IBP.Open budget report 2012[DB/OL].2010-10-03.http://www.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org.
[5]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6]俞乔.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2012-2013)[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7]OECD: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J].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2002,1(3):7-14.
透明财政 篇5
审计反腐一片新天地
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各个奖项在北京揭晓。冲破重重障碍刮起审计风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捧走份量最重的年度大奖。给予李金华的评语是：“突破障碍，让公共财政更加透明，他坚守诚实，不打折扣始终认真。一个人和八万审计干部，共同担当国家的啄木鸟。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维护国家利益，是重于泰山的责任。”
另一条有关审计的新闻则是，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颁布《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解读：一个国家正部级干部，通过电视屏幕走进公众的视野，甚至成为街头巷议的明星人物，除了审计署长李金华之外，中国政坛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
事实上，李金华仅仅是一个符号。由他一手掀起的审计风暴才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别样景致。而真正让全国人民深为关切的，则是审计风暴下的腐败。去年，中央有关部委挪用、滥用专项资金的违规违纪行为，甚至激发了上至当事单位下至众多网民的口水之战。但是，李金华自己却说：“2004年是审计整改工作最好的一年。”
明眼儿人都清楚，这并不是李金华对自己的美誉之词，而是因为他以及他的团队，让老百姓看到了反腐工作的一片新天地。
纪检监查乃至公检法等，都是反腐的利器，但，一般来说它们的反腐机制多是需要举报人的辈出加以推动。今天的审计署则以一种非常主动的姿态揭出问题，因为，依据《审计法》，国家审计署可以不限时不限地地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其建设项目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可以这么看，审计署以其普遍撒网式的工作方式，掀开了国家财政资金流向的真实面纱：截至去年11月底，审计署已经完成了对2.3万多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查处违法违规金额342亿元、损失浪费金额36亿元。
审计反腐由此走上历史前台。
其实，审计应该是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国有资金的地方都应定时定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审计。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们面对腐败不断的局面，认为应该通过制度化来解决，那么，强化审计制度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我们把李金华及他的同事们在2004年的所为称为“审计风暴”，是因为觉得它突如其来。再往深处想想，恐怕是认为它如自然界的风暴刮一阵儿就过去了。我们不是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吗？刮一阵儿风暴容易，若是建立行之有效、持之以恒并长期保持生命力的制度就太难了。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副署长令狐安指出，2005年将是审计工作的提高质量年，其中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将扩大到地厅级。与此同时，李金华更是表示，到2007年，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力争将所有审计和调查项目的结果对社会公告。
而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近日联合颁布的《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则意味着，人民解放军也已进入审计问责行列之中。
这一系列动作，无不显示出作为国家啄木鸟的审计署正在一步步将自己的职能推向纵深，其中所蕴含的反腐意味更是别有洞天，因为针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从整顿吏治的角度看，已经将反腐提升到防腐的层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一种发展趋势。
事前防范降低秋后算账的高额成本
反腐新思维势在必行
中纪委和监察部近日向全国的党员干部发出禁令：严禁在节日期间奢侈浪费，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
解读：从这道禁令，不难看出官员参与赌博已经发展到何等严重的地步。而整肃官员赌博现象以遏制其蔓延之势，节日成为一个重要的反腐时段。
节日反赌，过去主要针对平民百姓，如今已经非常针对性地直指政府官员，从中已经透露出当前反腐机制的新鲜内涵。近年来，我国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以致一些学者叹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通过法律设计逐步使赌博合法化，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观点，不客气的说是荒唐至极，以此类推，杀人的人多了，是不是也要让杀人合法化？
话再说回来，这个禁令的宗旨还是堵，并不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些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往往与他们的嗜赌相伴而行。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以及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的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皆因嗜赌成性而导致原形毕露。这些人之所以走上一条不归路，一个重要拐点就在于他们赖以挥霍的空间足够宽松，甚至可以说毫无掣肘。显然，官赌特别是出境豪赌，是当前防腐拒变领域的一个软肋。目前，见诸报端的涉赌官员资料表明，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一旦嗜赌成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当然，堵总比不堵强。而堵得有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特别是我国周边地区已有形成一个赌场网之势，甚至为了抢占中国人赌博这块大蛋糕，有的原来禁赌的周边国家也在考虑解除禁赌令。
我们说这道禁令表现出一种反腐新思维，是指：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工作的针对性越来越强，死死把住腐败产生的一切时机。以往腐败案发生，追缴腐败分子的赃款赃物，基本上是事后查处，将节假日与禁赌联系起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反映出对于反腐机制的一个主动性修缮，即以事前防范来降低秋后算账的高额成本。
应试教育恶果父辈已无力扶持
关注新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有媒体断言，与下岗职工相对应的一个日益增大的群体正在浮出水面。这个群体是城市里的年轻失业者，他们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加入失业行列。
解读：他们大多是受到"小皇帝"一般呵护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应试教育中成长，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
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按说已经具备工作能力，但鉴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继续依赖父母的收入。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与单身贵族、丁克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娶妻生子的经济实力。他们渴望亲人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予以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不能从他们自身的成长轨迹中找全答案。他们是应试教育的产儿，而他们的父辈，则主要集中于那些40、50人群，基本上已经下岗或者勉强在岗，因此，其父辈也大都无力抵御新失业群体对自己儿女的波及。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年轻群体自我生存潜力应该会明显高于前边的下岗群体。毕竟，他们年轻，有过一定的基础教育，在接受新事物方面要更为迅速、容易。
调的是消费需求控的是投资规模
2005，中国经济从哪看
2005，中国经济从哪看？进入2005，从媒体到学界，各种机构对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做出种种预测，可谓眼花缭乱。而在这些繁杂的分析之中，大都提到了一个词：宏观调控。
解读：2004年，世界经济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油价飞涨以及美元贬值，众多经济现象，不是以这两个词为起点，就是以它们为归宿，而且二者之间也是纠缠不清。但是，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考虑到外贸依存度已达70%的中国经济，那它在2004年的主流名词“宏观调控”就不仅仅是自说自话的事儿了。
事实上，2005年中国经济依然由宏观调控为主轴。但是，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宏观调控已经加了必不可少的前缀：稳健。来自官方的解释是，稳是“稳定”，健是“健康”。而其内容则包含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就意味着，从1998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收山，其直接影响就是建设国债和财政赤字的收紧，间接影响则是银行放贷量的收缩，这也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日前在南宁举行的2005年央行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表示今年放贷总额为2.5万亿，比去年少1000亿。
因此，在投融资局面波澜不惊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动引擎就由市场需求来掌舵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内消费需求。目前，中国的在建项目超过13万个，在建规模约20万亿元，相当于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作量，而始于2003年的投资高潮，至少可持续到2007年。因此，当市场供应量有足够的释放时间和空间时，就要看市场容纳量即市场需求的能力了。
由此可见，今年的宏观调控，可以理解为调的是消费需求，控的是投资规模。当然，这种调控也不会一刀切，而是有保有收，既要稳定，更要健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的观点：
影响今年物价走势的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但总起来看，今年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4％以内是可能的。与去年相比，今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食品价格将会保持相对稳定。最有可能影响物价上涨的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资料价格。二是服务类价格，包括水、电、运输价格。三是房地产价格。如果这三方面价格同时上涨，或某个方面大幅上涨，有可能推动消费价格的较快上涨。这是宏观调控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重点 。
宏观调控，关键在投资。因此，要做好以下几点：加强对土地的规范管理；在保持合理信贷规模的条件下，优化信贷结构，促进投资结构调整；尽快出台投资体制改革的配套细则，规范投资者和政府的行为；尽可能校正经济变量，消除或弱化市场扭曲，提高投资效率。
本专科招生增幅下调研究生招生继续开源
高校招生也“宏观调控”
据悉，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计划为475万人，比2004年实际完成招生计划增长８％左右；硕士生招生计划为31.6万人，比去年增长15％；博士招生计划为5.5万人，比2004年增长２％。
解读：近年来，教育部官员面对新闻媒体的最多追问，就是中国教育是否已经产业化。媒体的关心不是没有根据。人们不仅看到中学在扩建，高校在扩招，而且学费更是与时俱进，一路高扬。尽管官方已在否认产业化一词，但明显的是，高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实，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
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280万，比2003年增加68万，增幅高达32%。因此说，险峻的就业形势，是今年高校招生政策有所平衡的出发点。
其中耐人寻味之处，是本次本专科招生增幅有所下调，而研究生招生计划继续开源。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部已经断言，今后我国高校发展的路径将由扩大规模转为提高质量。在当今世界高教领域，一流大学更强调自身的研究性，而不是单纯地普及教育。因此，作为大学发展结构中塔尖地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无疑是提升大学整体质量的推动器。
不过，有阳光就会有阴影，在喝彩的同时，也让人悬着半颗心——您说，这硕士、博士的门缝儿敞大了，考进去的人才固然是多了，那混进去的庸才会不会也水涨船高？况且，有与之相匹配的师资吗？原本就非议多多的硕士、博士考试会不会更加曲折混乱？唉，好像已经有一些硕士、博士在感叹，担心今后硕、博的含金量下降，会殃及自身呢！
百姓关注的引咎辞职提高待遇的双梯制
《公务员法》两大亮点
被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务员法》草案，已于去年年底走入全国人大议事议程。有预测，如不出意外，该项法律将于今年上半年获得通过。
解读：对于中国的公务员而言，长期以来并未享有公务员三字的法律认可，倒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意识视为自己言行的伸缩指南。而当政府机构改革破冰前行之际，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管理和进退模式已经无法仅凭道德说教就能自动升级了，因此，《公务员法》的诞生，可谓势在必行。
现在，在老百姓眼中，公务员这个称谓几乎与铁饭碗划等号。前几年，大学生毕业多以去企业、投身市场经济为荣，如今不少人却去追逐公务员的职位了。
但是，有进就有出。根据《公务员法》草案，“引咎辞职”制度将被确立为该法的一款重要法条，这也就是说，问题官员在受到问责时，将会有法可依。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启动的官员问责制对政府扭转被动局面、恢复公信力功不可没，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但那大都是行政行为，并不具有完全的强迫性，因此，此次将引咎辞职法律化，也是依法治国的一种体现。
《公务员法》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实行职务职级晋升的双梯制。以往，一个公务员要是没有职务上的晋升，在待遇上就无所谓变化，因此产生了职级相同、职务不同进而待遇就不同的畸形机制。在《公务员法》中，“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激励机制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滋养一种良性竞争的晋升环境。但是，在如何公开以及如何竞争上有何约束、监督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观望。
《公务员法》草案历经修改，曾十易其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有意思的议论：
如，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和“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规定公务员的纪律很有必要，但是如何界定和把握可能还不是十分严谨。举例说，如果有的公务员向领导控告上级，传出去，可能对上级的形象有损，上级很可能就认定他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老百姓和政府打官司，如果法院判老百姓胜诉，这件事是否有损政府形象？也有专家提出，法官是服从法律，没有服从上级命令的义务。如果把法官规定为公务员，而《草案》又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如何解决此冲突也是一个问题？
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中国实际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平衡。对于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公务员工资水平存在差别的现象，有人说，公务员工资的地区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一个地区中，行业、部门之间，尤其是行政机关中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很大，这是不正常的。由于工资标准参差不齐，各个部门的领导各显其能，想办法为本部门多争取一些福利，没有办法的就是清水衙门，这容易引发不正之风，滋生腐败。有人认为，应当借鉴一下国外的成熟做法，将工资水平明确纳入一定的国民生产和财政统计数据体系，如GDP或物价指数等，对公务员工资标准作出更为科学的明确的界定。
如，对妇女干部普遍关心的女公务员录用和退休的问题，有人说，如果不能同龄退休，导致女公务员待遇不平等，女性被缩短了5年的参政时间，影响了女性公务员的政治参与和事业发展，减少了女公务员进入领导岗位的机遇和可能性。
不承担所有损失只承担违规操作带来的损失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一笔保护费
继保险保障基金设立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设立方案已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解读：首先必须交待明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并不承担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所有损失，只承担券商违规操作、自身又无力偿付而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在该基金设立初期，央行再贷款可能将构成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此外还有财政拨款、新股申购冻结利差资金等，沪深交易所、各家券商也可能承担一部分。
长期倍受冷遇的证券投资者们终于等来了一杯热饮，先不管最后能不能来一事后诸葛，起码姿态做出来了，再熊的市咱老百姓也能抖一会了。有关部门雄心勃勃地表示，将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该基金的设立工作。
在近年来券商不断生事的前提下，建立投资者保护资金，显然将有利于风险防范和处置长效机制的建立，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同时也为建立完善的券商市场化退出机制打下基础。
透明财政 篇6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会计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我们知道,在会计改革的过程中,财政透明是整个财政管理的核心因素,而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会计的技术支持不了分离,并且与会计改革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尽快地提高我国会计的信息质量,促进整个财政的精细化管理,我国必须要不断加大对于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视程度,推进改革这一进程的发展步伐,进而不断提高整个财政的透明度,使得我国可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步伐。另外,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首先了解并且掌握我国财政透明度提升过程中以及会计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及时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二、基于政府会计改革的财政透明度提升的有效对策
1. 分析政府会计所处的环境,调整甚至改变政府会计确认基础。
为了更好地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确保财政的透明度,必须要尽快地分析并且明确政府会计所处的环境,然后适当地调整并且改变政府会计确认的基础。例如,在政府理财行为进行反映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加强对于政府会计从业者的技术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该邀请专业的会计人员来进行培训,并且在培训结束之后,对他们的培训成果进行考核。然后,政府还应该尽快地建立健全与政府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会计从业者的法律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同时,政府还应该适当应用权责发生制,进而更好地保证政府的资金运行。最后,为了更好地提高财政的透明度,政府还应该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2. 完善政府的会计准则,提供统一的会计框架以及指导原则。
尽快完善我国政府的会计准则,提供政府的各个部门规范统一的会计框架和基本的指导原则对于约束政府会计预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首先,政府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资金运行的情况对原有的会计准则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及时地了解并且掌握国际经济发展的动态,然后完善会计准则,使得政府会计准则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针对政府的各个部门,应该为它们提供规范并且统一的会计框架和基本指导原则,然后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格地按照这些框架和指导原则进行工作,一旦发现有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必须要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
3. 制定一个科学并且客观的评价体系。
由于目前我国政府的部分活动仅仅是反映程度和质量的,而没有对价值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映,进而导致政府的货币度量与实际活动的质量不相符合,因此,尽快制定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例如,在制定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经济成本或者得到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应该考虑当前所发生的活动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成本。另外,在考虑活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综合考虑这些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最后,我们也可以积极借鉴管理会计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差异分析方法等,进而不断地提高政府会计信息分析的有用性。
4. 发展全面的政府会计报告的体系。
为了更好地提高我国财政的透明度,政府必须要尽快发展一个全面的政府会计报告体系,坚持遵循统一并且规范的原则,帮助政府更好地明确自身的责任,同时,也可以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了解政府所有资金的具体运行情况。政府的会计报告体系必须要对所有的公共财政执行过程以及执行的结果进行具体的反映。例如,政府的各个部门必须要尽快地将部门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总结出各个部门目前的财政预支情况以及成果的国家政府会计报表,然后利用这些具体的财务运行情况来制定一个能够适应所有部门的会计报告体系。另外,由于政府的政策变化比较频繁,这时就需要根据政策变化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会计报告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5. 为了有效地降低财政风险,在财务报表中应该完整地体现出政府的负债情况。
在目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的负债情况不够明确,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财政风险。例如,由于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性的金融不良资产、一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亏损比较严重、下级政府的负债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他们却没有在财务报表中将这些体现出来,进而使得政府的实际权力和责任在会计期间内一定程度上的不相匹配,最终大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必须要完整地在财务报表中体现政府的实际负债情况。例如,政府应该积极引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并且严格按照这一制度进行工作。然后在应用这一制度的基础之上,政府还应该尽快了解并且掌握政府隐形负债的具体特点以及负债的不确定性的程度,然后将这些实际情况在财务报表中做出及时的反映,这样不仅仅可以更好地降低政府的财政风险,同时也可以提高政府财政的透明程度。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不断地提升我国财政透明度已经成为了我国会计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并且也是会计改革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因此,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高度的重视这一工作。例如,我国相关政府应该首先了解并且明确我国的实际国情,然后积极引入并且利用国际性的规范标准来对我国目前的会计进行政策进行改革和完善。建立专门的会计监督小组,提高对各个部门财政运行情况的监督力度,进而更好地促使政府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政府会计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罗为,贾建民.基于政府会计改革的财政透明度提升的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肖鹏.财政透明度提升的政府会计视角分析——基于Lüder政府会计环境评估模型[J].地方财政研究,2011,(1).
透明财政 篇7
关键词：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民生性支出,动态面板模型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通过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的划分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制度,但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竞争和赤字竞赛。在官员“末端淘汰”的“贤能体制”约束下,各级地方政府更加偏好于追加能够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支出,重生产、轻服务,重城镇、轻农村的财政投入结构既削弱了财政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收入差距、优化公共服务配给的基本职能,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对立;虽然持续的分权改革有效地改善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但也催生了央地财力倒挂形成的地方债务风险高企、预算外资金快速膨胀造成的财政腐败累积、土地财政扩围背景下的高房价等问题,财政透明度不足与缺乏省以下的分权制度设计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
由于分税体制引致中央政府对财力的控制和二次分配具有绝对话语权,财政预算的透明化、民主化尚未彻底实现。持续分权逻辑下的财政透明化有助于政府职能转型,能够在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推进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和结构优化,促使财政资金更好地为民生服务。中央已明确建立全口径预算、实行预算公开、提升财政透明度是“十三五”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借助国内财政透明度研究团队的最近成果,本文试图从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对税收分权视角下的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因果关系做出诠释。
一、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
西方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学说认为分权化的治理机制和税权的地方化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为实现属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有利于改善辖区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地方官员的晋升预期(单新萍和卢洪友,2011),从而催生了时空并存的财政支出竞争行为。但是,这些效应大多体现了纳税人权力的参与式预算和极高的财政透明度,以及对属地官员执政绩效起决定性作用的“蒂伯特竞争”原则。如果不考虑这些内生的制度条件,很难想象分权有助于达成抑制官员腐败、缩减政府规模和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的政治愿景。既然仅仅考虑分权的政治事实,不考虑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和预算民主化水平,就很难理解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意愿,那么认真厘清分权背景下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支出行为的逻辑传导关系便是当务之急。
(一)税收分权与有效提升地方民生性支出
由于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多样性的客观存在,理论上不难理解税收分权和多级财政运行的合理性。实行多级财政和税收分权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让地方或基层政府获得足以提供辖区公共服务的可支配财力,并未过多关注财力的二次划分或支出方向问题,不能简单认为分权对于地方财力的提升就有利于提升属地的民生性支出水平。相较于分权而言,地方公共支出的方向和偏好似乎更加受到地方官员履职意愿晋升预期的影响,将民生性支出视为一种政府行为,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关联更加紧密(张蕊和朱建军,2016)。在财政联邦主义框架下,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来自辖区的税源最大化及“用手投票”的属地选民,其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偏向必须要与纳税人和选民的个人偏好相一致,提高投资于个人层面的医疗、教育、卫生和治安环保等民生性支出就成为逻辑必然。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实行财政体制“单一制”的国家,趋于强化的税收分权不能得出提升地方民生性支出肯定性的结论。尽管分税制后不断扩张的税收分权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施政的积极性,但增长从民生性支出比重和总量来看却极为缓慢,形成了理论界所谓的“中国式民生支出之谜”(曾明,2012)。相较于基础设施、生产性补贴和国有企业投资等生产性支出而言,由于用于教育、医疗、文化、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民生性(消耗性)支出,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微弱,并且具备明显的跨期效应(段龙龙和甘长来,2013),在中国式“逐底竞争”的官员升迁机制和“增长型”考核政治秩序的双重约束下,很难想象地方官员会主动追加不能带来快速政绩收益和税源扩充的民生性支出规模。如果从税收分权的增长绩效观来看,对于中国的相应分析结论往往是积极且显著的,但这种绩效大多呈现的是生产性支出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潮涌效应(林毅夫等,2010),相对于民生性支出带来的收入效应和分配调节效应而言,它既有对私人投资明显挤出的负面性,又有造成投资过热加剧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风险。因此,中国式分权之所以不能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民生性支出水平,从根源上来看是由特殊的官员激励方式决定的。
(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张
财政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财政支出的结构、方向及效率,特别是在税收分权逻辑下,财政信息公开的水平和尺度直接决定了属地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央地间财政关系运行的稳定性(Mike和Sham,2015)。IMF于2007年提出了适应于国际标准的财政透明度测量标准,认为高水平的财政透明度必须拥有披露及时、高质量的财政年度报告,便于公众理解、可信的财政预算,以及稳定可监控的财政风险特征。税收分权对地方民生性支出水平的持续改善需要追加特定的官员激励或约束机制,而这一国际通行的约束机制就是财政透明度。改善一国的财政透明度水平,要求该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致力于实施更加分权化的治理模式,且在财政资金的使用和配置方面自觉接受纳税人和全社会的监督,财政政策及公共预算方案的制定更加依赖于公民参与和集体决策(James,2006)。正如Taryn(2007)等人所指出的,清晰明确高质量的财政信息披露对改善政府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是大有裨益的。从财政表现来看,财政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制定财政政策的盲目性,有助于降低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约束财政风险。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极大地约束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降低了官员腐败和政治寻租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保障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提高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通过强化地区政府间财力和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Elif,2012)。
既然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在促进财政支出效率层面有极大优势,以划分财力、分解事权和多层次供给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是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得以不断追加的制度基础,高度的集权体制无法拥有地方偏好辨识的信息优势。财政透明度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质量、深度及公民对公共预算决策的卷入尺度,越高的财政透明度水平越能体现纳税人对公共财政支出方位和支出规模的集体意愿,强化属地公民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赤字风险的干预与管控(肖鹏等,2015)。相较于与纳税人个体福利无直接关联的生产性支出而言,理性公民对民生性支出的结构与规模更加敏感和关注,会优先号召地方政府开展以“民生性支出”竞争为特征的政绩竞赛,以提高辖区教育医疗、文化治安、科技与环境质量(胡志勇,2015)。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范围、深度、预算信息的完备性仍有待提升。在持续深化的压力式分权改革和服务性政府转型的导向下,2014年中国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已达到了54.5%,比2000年提高了约10%,不断提升的财政透明度和民生性支出比重已能证明政府职能调整和财政支出功能优化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整体的财政透明度提升已经达到了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的效果。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定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①2008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设定模型之前,先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含义和计算方法逐个进行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及界定
1. 被解释变量———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PLE)的测量。
从财政支出的用途上来看,民生性支出是与生产建设性支出相对应的不具备补偿性质的财政支出类别,从财政预算核算层面上来看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科教卫文支出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支出等几类(闫宇光和寇明风,2011)。尽管民生性支出不能直接促进当期投资和消费,但却因明显的社会福利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优化了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本文的研究指标就是通过上述几项财政支出细目加总而来,通过分类计算各地区的民生性支出规模与全国财政预算支出规模的比值,得到所需的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分权(TD)与财政透明度(FT)的测量。
对于税收分权的界定,较为主流的测量标准包括税收份额法和税收努力测量法,前者关注税收的央地法定划分,后者强调地方税务机关实际可支配的税收实力(彭艳芳,2014)。关于税收份额的法定划分基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式税收分权体制,因为普遍忽略了我国实施体制上解和税收返还的二次分配政策,必须对传统测量指标进行改进。改进的具体做法是参考中央每年公布的财政统计资料,分类汇总各省上解和税收返还的总体规模,用各地区实际可支配的税收份额代替预算中公布的名义税收份额。此外,本文还选择了体现地方税收努力水平的税收财政自给率来代表中国的税收分权,两种指标的具体计算如下:
针对财政透明度的测量,国际上通行方法是借助IMF发布的成员国财政透明指南(ROSCs)或国际预算学会公布的预算公开指数(OBI),不论哪种标准都是采用严格的打分制进行测量。但是,这两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在于发布年度的非连续性和国别限制,都不能用于中国财政透明度的研究。相较于国际机构编制的财政透明度指标而言,上海财经大学于2008年开始建立的《中国省际财政透明度评估排名》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失,其连续发布且逐步优化建立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级系统,既借鉴了国际通行的测量标准又更加符合中国自身国情,应用于本文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具体的计算方法可参考课题组出版的相应专著,这里不再赘述。
3. 其他控制变量的界定。
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影响地方民生性支出变动的控制变量,如人口城镇化率(UR)、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URI)、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UC)、人均GDP和人口总规模(POP)等。之所以选择这些变量,是因为它们在文献中均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更加重要的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加大民生性支出力度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提升以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通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上述变量刚好是评价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效率的经济与社会指标。
(二)模型设定与初步检验
瓦格纳定律表明财政支出“蝇纸效应”的普遍存在性,借鉴包含滞后变量的动态效应模型更加符合民生性支出的现实规律。在动态面板模型(DPD)的参数估计中,因参数的有效性和稳健性等技术问题,选择系统广义距估计(DIFF-GMM)更有优势,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PLEi t-δ为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指标的滞后项,TDit*FTit为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的交叉效应项,加入该项是为了测量财政透明度在分权内生前提下的特异性效果,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性质满足高斯-马尔科夫定律。
为了保障参数估计的可靠性,需要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财政透明度指数(FT)、人均GDP和人口规模指标量纲较大,需先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处理过后统一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原水平上各变量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篇幅限制,这里只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对于单位根检验的具体过程和结果不再单独列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的参数估计层面,本文依次使用了两类建立的税收分权指标纳入回归模型。对于动态面板模型而言,应当确定的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结构,这里可由Arellano和Bond(2011)提出的AR检验实现。此外,DPD模型中较难克服的是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Sargan检验予以推断,Sargan检验的卡方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处理的越好。需要强调的是系统广义距估计(SYS-GMM)模型有一阶段和两阶段两类估计方法,前者的参数具有无偏性,但往往稳健性较差,而后者尽管保持了参数的稳健性但其有效性和无偏性却难以保证,具体的选择要根据回归结果相机抉择。
我们根据模型(3)将相应经济数据输入STA-TA12.0软件,其实证估计结果表2中展示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4年的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根据实证结果不难发现:第一,民生性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十分明显,当期的民生性支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期的“制度惯性”约束。第二,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为导向的财政透明化改革对提升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行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通过公民参与和政策建言而有效地改善了辖区以民生性支出提升为目标的公共服务质量。第三,单纯以税权下放或地方征税机构努力为测量标准的两类税收分权指标,与民生性支出比重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提升和税收自给率的变动并不能有效形成扩张属地民生性支出的行为激励。但是,如果考虑财政透明度提升的制度约束,财政透明度与税收分权交互项表现出的负相关性却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间接地证明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矫正中国式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良性效应。
此外,表2还报告了其他控制变量与民生性支出的关联性,总体上看与理论预期基本符合,如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优化以民生性支出扩张为特征的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主要推动的是生产性支出的膨胀,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居民对政府干预财富分配的期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提升增加了财政养老基金的运行和补助规模,人口规模增加了政府实施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改革的支出口径。尽管上述的结论已经能够部分解释中国的民生性支出之谜,但是从地区差异来看仍有诸多谜题没有解开,为此需要借助分区域数据进行进一步挖掘。
从我国东中西部财政透明度走势来看,三大区域已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征,不同地区的税收分权程度和财政透明度对辖区的民生性支出影响机制也存在一定分异。表3呈现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实证估计结果,并使用了分地区静态面板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尽可能保障各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健性,又在模型修正技术上借鉴了计量经济学界最新提出的Robust回归方法。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在分地区民生性支出的影响逻辑上存在区域差异,甚至在一些关键变量的相关性上出现了逆转性结论。
注:***表示假设检验在置信水平为99%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5%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0%时统计显著,Sargan test中的括号表示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PLE(-1)表示PLE的滞后1期变量。
从财政透明度的估计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因开放较早、市场化发育水平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在对民生性支出比重扩张的正面贡献率上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落后,但借助中央服务型政府转型改革,大胆推行简政放权试验,整体电子政务和信息公开建设力度得到了空前发展,甚至在财政透明度最新一年的评估得分上有超过中部地区的趋势,因而从其对民生性支出比重的影响贡献率来看,已经有超中赶东的势头。
从两类税收分权的估计结果来看,体现地方实际税收份额的分权指标在地区间出现了明显的逆转性变化,中部地区的税收份额分权与东西部乃至全国样本的符号明显相反,其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结构的改善呈现出正向关系。尽管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符号仍然相同,但其分权呈现的助长生产性的特征强于东部地区。此外,以体现地方税收财政自给率指标的分权指标,在中部地区并未与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统计学关系。
注:***表示假设检验在置信水平为99%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5%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0%时统计显著,()表示稳健性估计的Z统计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构建适应于中国式财政体制的两类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2008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概括如下以下几点:
第一,以经济管理权下放、自由裁量权下沉和税收返还为基础的税收分权制度,没有改变地方政府重视生产性支出的行为偏好。不论是从地方实际获取的税收可支配份额层面,还是从反映地方征税机构努力的税收自给率来看,建立在“增长式”考核和“晋升锦标赛”式官员选拔制度框架下的税收分权,无法实现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民生支出绩效的政策后果。
第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张的作用,一旦将财政透明度的改善内生于逐步强化的税收分权框架下,有预算透明和信息公开约束的税收分权对民生性支出的扶助力度明显增强。
第三,从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的提升、城乡不平等条件的恶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提升,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规模的变动,都会对民生性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从因果关系的符号来看,除了收入不平等与民生性支出之间呈现负向关联以外,其他发展指标都与民生性支出扩张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也证明了民生性支出“粘蝇纸”效应的存在性。
既然上述的结论基本明确了中国式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和地方民生性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调整改革部分制约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围的制度安排便是当务之急,建议在如下方面进行相应政策调整:
第一,在继续实施全口径预算和税收法定等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推行财政信息公开的跨区域跨部门变革。目前,一般公共预算、国有企业信息、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的透明程度较高,但部门预算及相关信息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的透明度相对较低,特别是政府负债信息未见公开,全国整体的财政透明度水平难以起到规制地方支出生产性偏向的有效约束作用。只有构建涵盖所有公共预算的整体披露制度,通过贯彻“新预算法”事前控制、过程评估与事后反馈的制度,才能建设动态调控的财政支出结构。
第二,在“营改增”全面实施和地方政府发债融资规模的限制下,地方政府的可支配税收财力具有短期内收窄的压力,在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两难问题上,地方政府无法将有限财力优先用于实现当期经济增长的民生性支出领域。因此,必须构建“营业税”取消后新的地方税种和财力的代偿制度;同时,弱化干部考核GDP权重,增加属地公共服务和民生性支出满意度指标,矫正地方官员增长型财政竞争行为。
参考文献
[1]单新萍,卢洪友.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J].当代财经,2011(5):41-47.
[2]张蕊,朱建军.官员政治激励与地方财政透明度[J].当代财经,2016(1):29-37.
[3]曾明.政绩晋升效应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J].公共管理学报,2012(3):1-9.
[4]段龙龙,甘长来.公共支出增长效应的期限结构与区域分异——基于两转化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3):82-93.
[5]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6.
[6]Mike S,Sham T.Fiscal Transparenc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ets[J].IMF working paper.WP,2015(9):5-20.
[7]James E.David D Fiscal transparency,political parties,and debt in OECD countr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6(50):1403-1439.
[8]Taryn Parry.The Role of Fiscal Transparency in Sustaining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J].IMF working paper.WP,2007(220):3-35.
[9]Elif Arbatli.Fiscal Transparency,Fiscal Performance and Credit Ratings[J].IMF working paper WP,2012(156):2-32.
[10]闫宇光,寇明风.财政民生支出指标框架体系研究[J].财政研究,2011(10):53-57.
[11]JOACHIM.W.Citizens,Legislators,and Executive Disclosure: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iscal Transparency[J].World Development,2013(41):9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