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迷思

创新的迷思（精选7篇）

创新的迷思 篇1

一、“学术”本真与时代困境

(一) 本真溯问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语义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 也就是说, 任何概念都不是固化的, 在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语义本身的内涵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学术”大概是这个时代被赋予最多或较多社会责任与期望的时代发展关键词, 与软实力、创新、科研等时代关键词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回到“学术”的词源“Academia”, 它有两层意思, 其一指的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 大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界”, 是一个群体的指称;另一个是“知识的累积”, 是一种行动状态的描述, 大体同于今天的“学术”。在回溯学术发端、中世纪大学、学者的产生等等历史肇始与直至今日的流变时, 我们不难发现, 学术始终是有别于创新与科研的。首先, 科研与学术的实质都是求真, 但科研的目的在与创新, 探索新领域、发现新规律, 而学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却有两个指向, 不仅指向“新”, 还指向“旧”, 对人类经历过却来不及明白之的世界的探索、描述、记录, 这些工作并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作的最有价值的脚注。这些工作并不创造指向未来的经济、科技价值, 也并不影响人类面向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 却能让人类更明白、更清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人之为人”在历史车轮中如何书写下“我们何以来过”。所以科研从来都不是一个等同于学术的概念, 由于它们本身指向的不一致, 其内涵、外延、功能、目的就更难以同义而语了。所以当我们用科研来规定学术、用指标来权重学术、用立项来划分学术时, 学术本身的时空使命已经被窄化、矮化了。

(二) 时代困境

1.世俗缩影还是社会良知

如上文提到, “学术”词源包含的其中一义便是“知识的积累”, 此处“知识”并不是碎片化的编码符号, 而是完整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概称。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是一种用不同学科范式与思维, 丰富、丰满、推动历史文明的人类记录。当这样一种天然的积极属性附着于“学术”时, 其“良知”与“正义”的德性价值便的社会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漫长的学术史历程里, 正是由于“德性”的秉持与坚守, 才让我们提到学术、大学、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时, 想到引领、推动、促进。学术作为一种“社会良知”存在于本“亦善亦恶”的现实社会里, 推动其向更为完善的社会形态里发展。此时, “学术”的指向的客观存在的“真”, 是对“真”的追寻、求索、思考。

高新技术革命以后,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新周期变短, 技术革新加速, 知识价值的更迭也随之加快。在这样的快速发展过程中, 社会对于引领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学术便自然提出了“加速”的要求, 前瞻、先导、开创成了“学术”背负的时代使命。这无可厚非, 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决定了它必须在这个维度上满足社会提出的要求。然而, 为了开创而开创、为了先导而先导, 却让学术背离了其最初的“良知”——求真。自然出版集团于2014年11月13日发布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 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 中国是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全球领先国家, 仅次于美国, 位列世界第二。然而时至今日, 屠哟哟先生的获奖依然让身处产出量第二的科研大国的我们觉得“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这个“意料之外”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体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学术逻辑、学术价值之信心的“写实”。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学术与学术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两个命题, 前者是“刻意为之的迎合”, 后者是“水到渠成的推动”。

2.指标满足还是时代发展

用科研规定学术、用指标权重学术、用立项划分学术时, 学术研究的“有用性”考量便被无限放大, 其本身的终极价值——籍由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实现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往往被遮蔽。用“留学与否”、“等级头衔”、“学位背景”去丈量学者时, 学者本身的大时代使命被遮去, 完整的人及研究价值被拆分成量化、可考的指标。所以, 屠哟哟先生摘得诺奖才会一片哗然。评价学术研究之价值的, 到底应该是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影响力还是细碎指标的数字游戏?屠哟哟先生并不是个例,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等在专业领域均作出杰出贡献并形成强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被当前评价机制据之门外。回到学术的本质“求真”, 其价值毋疑是时代发展, 而不是更不应该更是矮化、窄化的“指标满足”。

二、学术乱象与学科逻辑

(一) 现象反思与真相窥视

1.现象:指标时代的全民“圈地运动”

课题研究在其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或再生产的过程。但知识并非都是能“生产”出来的, 这里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知识不可物化。因为在知识作为社会进步之成果的形成过程中, 还有一个我们常忽略但极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即纵向的时间维度。在忽略这个维度的前提下, 就会将知识物化。知识物化即狭隘地将知识视为工具, 可事实上, 知识可以是工具, 但绝不仅仅是工具。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个人素质, 而不是获取谋生的手段, 只是当专业极度分化之后, 两者有了历史的巧合。同样的逻辑, 在课题规划与研究的过程中也会陷入什么课题容易中标或符合规划需求就做什么课题的恶性“圈地运动” 里, 问题域变成了山头, 学术成了江湖。

2.真相:打破指标的少数派“终身志向”

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 科技竞争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因而人们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越来越高的要求容易导致人为地过度干预, 激励机制与过度干预之间的空间留白恰是科研与学术自由的生存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倾尽全部心力并形成有效作用与价值的毕竟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派。全民游戏的受众决定了其“引领价值”发挥效用的有限性, 从学术之产生起源与发展历程来看, 其“高、精、尖”的属性从未随任何一次技术革命而发生改变。

(二) 自在的差异:学科逻辑

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科学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这个认识包含了对自然世界与人文社会两个部分的认识。这个认识在在人类了解世界的历史长河中, 曾经有过最初的和谐, 但在产业革命之后, 伴随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各门自然科学的日臻成熟, 人文社会科学无疑地失落了、沉默了, 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不和谐状态。“有用性”成了人们评判一切的尺度, 工具理性过分张扬, 价值理性退居一隅。这样的格局转变, 对于学科发展及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切的影响。

虽然学科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但在任何时代, 它们关注的问题领域、解读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均是迥然相异的。我们说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实证的, 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或可证实度都是一样的。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价值中立的事实命题, 它们原则上都是可实证的;与此不同, 虽然社会科学的命题也是事实命题, 但由于这些命题所意指的社会事物往往与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关涉, 因而这些命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价值中立的, 其实证性实际上比自然科学命题要低得多。同样, 我们说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 也并不意味着各门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虽然各门人文学科的根本旨趣是相同的, 都是要揭示人的生存意义、探索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但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 其中, 文学和艺术是表达性, 语言学和历史学是理解性的, 而哲学则是反思性的。所以,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 用“规划课题”的现代作为方式去框定学科或者科学的发展并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 其能以实现的价值确是有待斟酌的。

三、研究动力与价值回应

(一) 从个人兴趣到社会系统关系调整

在中世纪, 炼金术是一项邪恶的事业, 因为在当时, 炼金这项事业属于一个邪恶的职业——巫师。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 现代化学的开山功臣罗吉尔·培根干了一件事——炼金。1626年, 3月底, 培根坐车经守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 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 他宰了一只鸡, 把雪填进鸡肚, 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 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 支气管炎复发, 病情恶化, 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在培根之后, 整个欧洲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风尚, 贵族开始操持工匠的活计——做实验、玩科学。这样的社会风尚给欧洲带来了历史性的功绩与福利——最早出现科学。

所以当我们谈到学术研究的初衷与动力时, 首先肯定是兴趣。当然我们要承认, 任何的道德绑架都是不当的。学术研究的初衷可不可以不只是兴趣, 当然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学研究活动从最初的个人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 继而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再也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 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价值内示系统。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需要不断得到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补充, 即输入。科学研究活动系统对社会系统的信赖程度不断加大, 需要不断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 从学术评价到量化考察

学术乃至所有智力贡献的准确评价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精确测量, 是个高技术活, 多数情况下即使技术再高明也无法对某个物理量精确测量。关于这一点, 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Goodhart在1975年发明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Goodhart定律:某种评价一旦被选择用来作决策时, 这种评价就开始失去其价值了。 (Once a measure is chosen for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it begins to lose value as a measure) 。 Goodhart定律曾被应用于银行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 实践表明, 评价不仅破坏评价过程, 也扭曲对评价目标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 Goodhart定律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学术就像量子, 所以也 “测不准”;学术评价就像量子测量, 任何测试量子的操作, 都会改变量子状态, 同样, 任何学术评价都会使学术和学术评价本身变味, 而且不是变好, 而是越评越掉价。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究真理, 很大程度上说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谓的 “道”。老子曰:“道可道, 非常道。”老子似乎在几千年前就告诫后人, 真正的学术是无法评价的, 能被准确评价的学术不是真正的学术。

摘要：科研从来都不是一个等同于学术的概念, 由于它们本身指向的不一致, 其内涵、外延、功能、目的就更难以同义而语。当我们用科研来规定学术、用指标来权重学术、用立项来划分学术时, 学术本身的时空使命已经被窄化、矮化了。本文从“学术本真”溯问、时代困境反思, 学术乱象与学科逻辑的厘清, 研究动力考量与学术价值回应几个方面立体洞察了指标时代的学术生态。

关键词：指标,学术

参考文献

[1]施爱东.学术生态五谈[N].羊城晚报, 2014.4.13.

[2]王怡.自然指数发布:中国科研产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EB/OL]中国科技网http://www.wokeji.com/kbjh/zxbd_10031/201411/t20141114_863891.shtml.

[3]饶毅.中国论文数量充足而质量不足[N].解放日报, 2012.6.

创新的迷思 篇2

王立旭

阅读了这本《家庭作业的迷思》，对“家庭作业”的目的和实效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书中作者看到这些年美国政府因要提升其学生国际竞争力，提出的改革方法包括定期的学习成就评量与增加家庭作业。后者的争议不多，几乎大家都认为熟能生巧、勤能补拙、练习才得完美。可是，增加作业会增加父母负担、孩子压力、家庭冲突等。这些损失并没有以学业成就来加以平衡。书中作者提出了研究证据说明这一点，也借用了不少老师的经验，阐明不是不要作业而是要问怎么做才有效益。而问作业的效益时，问的不只是是否提高学业成绩，还有更核心的，孩子有没有兴趣，是否能增广、加深学习，亲子间的关系与互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等。

我小时候读书，好像并没有很多的家庭作业，因为老师把该布置的都布置了。就拿语文来说，一篇课文要背默十几个词语解释，而且老师规定，不能相差一个字。要背默课文的中心思想，每段段意。要背写作手法，还要做许多的练习。这样一来，家长也就不给我留什么家庭作业了。现在想来，当时也没觉得苦，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学习能力还比较强，不觉得很费劲。预备班那一年，我的数学老师经常病假，一星期难得来一次，也没老师代课，数学作业自然基本没了，考试60分。

“占领”的迷思 篇3

如果说，中东地区是发展中国家， 欧洲地区也只是有些二、三流大国，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首强，这里发生的演进与变化难免让人感到非同小可。经过观察、揣摩之后，各方人士纷纷对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因进行探索，有人提到“经济衰退论”，有人指出“制度缺陷论”， 有人发现“中产阶级革命论”，还有人看到“信息社会影响论”。原因尽管重要，但运动的影响与走向更为牵动人心。在挖掘这场运动深度的过程中，有些迷思短期内可能找不到答案，但长期看格外发人深思。

第一，“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意欲代表的99%民众的政治能量究竟有多大？

《华尔街日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联合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70%多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正在走向错误方向，看不到乐观的经济前景，反对当前的金融体制和社会不公。这场运动自发起以来，已蔓延到美国大中小城市，并得到其他国家的策应，俨然成为各方人士发表政见的机会，不同政治力量都盘算着如何为己所用。运动得到的呼应、聚拢的人气以及持续的时间证明了其蕴藏能量的潜力，但仅此还不足以成为一支明确的政治力量。目前运动本身松散随意，人员鱼龙混杂，诉求五花八门，其力量能否长期聚集，还需在今后的发展中看能否形成真正吸引99%民众的根本政治诉求，并建立组织良好的机制。

第二，“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主观地认为，其政治制度完善、观念先进、社会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大规模社会运动应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专制国家。以前，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发达国家往往站在旁边“指点江山”，推动甚至胁迫其他国家走符合发达国家理念的道路。然而，最近西方社会抗议一经触发，四处蔓延，表明西方国家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其制度优势的神话正在破灭。

经济上，西方国家也一直相信自身具有纠偏能力。20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通过不断调整政策，试图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痼疾，经济制度做过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始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修正了放任的市场经济，改行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凯恩斯主义。第二次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经济 “滞胀”后采取了重视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应该说这些政策短期内确有收效。正当人们幻想着“大萧条”可能一去不返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老问题又以新面孔出现。这考量着世人，西方自身的调整和纠偏，是否能真正修补得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第三，“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否催生又一次社会改造运动？

历史有时会重演。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抗议和运动或许并不新鲜，上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次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当时欧洲和日本亦爆发各类社会运动，以至于社会运动在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有学者认为，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反映了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观。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也认为，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是彼此关联的。回顾历史，“大萧条”时期，美国民众在窘迫的经济困境中纷纷走向街头，通过持续表达诉求，实际上整合了社会力量、统一了思想，最终实现全国对人权、民生的重视，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反观当今时代，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经济、社会问题丛生，良治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债务屡屡突破上限，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一些国家濒于破产；挪威因种族偏见发生枪击爆炸案，造成严重死伤；英国、法国、德国爆发大规模街头骚乱。这些乱象仿佛在揭示，西方很可能面临新一轮社会变迁。目前的形势与“大萧条”时期或有相似之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却暂时没有解决困难的良方，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公极为不满。有鉴于此，许多美国人寄望这次运动最终能对社会不公有所触动，甚至改变。

第四，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让西方开始不适应？

数据的迷思与价值取向 篇4

关于数据,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数据,到底想要数据说明什么。换言之,人们纠结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数据”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想要数据“说”什么。

官媒强烈否认数据造假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终于出炉了:7%——中规中矩令人颇感欣慰。GDP这东西,高了低了都有可能发生数据预期之外的诸多政策变局,甚至发生“意外事故”。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创伤性改革进程中,GDP是个天大的事。7%,使中国能够顺利让GDP进入数据+,以最后的完美姿态完成“十二五”收官。固然,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产生兴趣的厘头。

不得不说的是,与此同时,7%,与中国经济死磕的比较彻底的某些国外专家从不讳言怀疑数据的可信度。美国花旗银行最近表示,它相信中国真正的经济增长只有大概5%。《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7%使得经济学家大感意外,因为北京刺激经济的措施,迄今仍未看到效用。而且这个数字,刚巧也是政府宣称要达到的全年目标。《华尔街日报》认为,势必再次挑起辩论,即中国发表的统计数字的可信程度。此前,《华尔街日报》访问了14个经济专家,他们的平均意见认为中国第二季的增长最多6.8%。全球工业数据与分析机构IHS经济学家Brian Jackson在中国发表数据之前分析称:“第二季的经济表现,除了金融行业之外,其他范畴几乎全部都停滞不前。”

中国的官方媒体立刻用“指责7%是造假的西方媒体太轻佻”这样的标题反驳西方主流新闻机构的质疑。《环球日报》撰文称,中国二季度和一季度的增长率完全一样,都是7%。而中国今年的增长目标又是7%,“这太巧了”。因为“巧”而质疑中国“造假账”,这一逻辑太不严谨,简直可以称之为轻佻。而且直接指着中国的鼻子表达对这一数据的不悦,都不掩饰很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低些,西方大媒体的这种表现让人失望。让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样的诱惑恐怕从来都存在。同样的诱惑存在于世界各地。然而中国在中央层面早就战胜了这种诱惑……给“巧合的数字”扣“造假”的帽子,这是很不专业的质疑,其所对应的水平几乎同网络愤青无异。“国家说7%,统计局出来的就是7%”,这多像互联网上的牢骚话。

中国数据或许尚欠严谨

不过,最后,环球文章也坦诚,外界因为数据稍有巧合就对中国官方的诚信产生怀疑,这也说明中国官方的公信力不够牢固,它在一些本不该发生诚信质疑的地方仍面临着自证清白的压力。现实中,国内外部分经济学家常常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计算方法持有怀疑的态度,原因可能出自地方与全国性数据的落差、数据收集的缺失,有时又欠缺透明度。因为中国的GDP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前途。

国家统计局的回应认为,总体来说,中国并没有存在平减指数被低估、GDP被高估的情况,是能客观实际反映情况的。如果存在某些分歧的话,可能来自与国际上主要经济大国的统计方法略有不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我国采用的GDP核算方法是用生产法来计算,把GDP从产业的角度,分成一产、二产、三产的增加值,二产可以分为工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三产可以分为金融、交通和其他服务业等的增加值,分别算它们的增加值,然后进行加总。

关于数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曾撰文指称,当前中国统计体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关键数据不准确、重要数据不统计和报告数据不重要,”(1)关键的数据不准确。比如GDP到底增长了多少?谁也说不准。(2)重要的数据不统计。比如环比数据更准确地反映近期经济的走势,对投资者和政府的决策都非常重要,但统计局就是不报告。(3)报告的数据没有用。比如说城镇登记的失业率,这个数据根本不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却常年统计,乐此不疲”。

其实,即使是财政收入这样应该非常严谨的数字也是完全可操控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学术界一直就有人认为,财政税收中可能存在造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税收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今后不再把GDP和财政收入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依据,各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便一路一滑。而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中央开始提出“不惟GDP并不等于不要GDP”,这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有了重新在税收上造假的动机。而财政部在解读数据时也指出,下半年要“严禁采取‘空转’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

数据导向要引出正能量

数据之外的杂音或许只能在数据的价值属性上找原因。往深里探究,数据不仅仅是经济范畴,而且体现的是为哪一个阶级说话的问题。教科书基础入门知识曾不厌其烦地教导人们,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GDP的增长过程,是劳动人民被剥夺的过程,GDP增长得越多,老百姓的命运越悲惨,日子每况愈下。而社会主义的GDP增长,是劳动人民享受劳动成果的过程,GDP增长越快,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日子越过越红火。

就此而言,所谓引领正能量,就是如何从各种繁琐冗杂、甚至非常糟糕的数据中挖掘出亮点,并引导人们注意其中的积极变化,而不要让那些较负面的数字洗脑。这不仅仅是御用和宫廷的需要,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正面导向”要求。在新常态下不仅要懂“官话”,而且要尝试着说“官话”。懂大局,守“规矩”。比如,面对经济数据还存在或这或那的问题,媒体中常常可见的“正在探底回稳”“止跌迹象明显”“降幅开始收窄”“局部调整充分”“逐渐由负转正”“增长暖意袭来”等这些比较容易激发人们信心和凝聚士气的经济术语。再不济,还有“负增长”“结构性”等等充满正能量的新常态术语。

比如,7月18日,我国公布的6月70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同比68城下降,环比近半数下降;70城二手房价仅4个同北上涨。面对这一数据,国家统计局找到的积极变化是:涨幅略有扩大,降幅有所收窄。再比如,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运势的另一重要指标——土地购置面积及金额的同比跌幅仍在30%左右徘徊。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8%,降幅比1至5月份扩大2.8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4.6%,增速比1至5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读,从季度增速观察,房地产的投资增速还是在下滑,但是从月度变化的角度观察,应该说房地产在二季度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如果在今天学堂上毫不遮掩地继续宣称数据的阶级性,人们一定以为你是个疯子。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数据一旦被贴上道德或价值这样的评判标签,简单的数字问题就有可能“意识形态”起来,保不准哪一天因应数据成为“维稳”对象。湖南有个衡山县,一个只有40多万人口、毫无知名度的小县,然而,一夜之间,因由统计数字造假被揭开而名声大噪。官员们搞了一组什么惊人的数据哪: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1.1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7.8亿元;停产的、未投产的、被兼并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

对于统计学,有一种极端的看法,比如被马克·吐温引用的警句: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所谓谎言,并非全是贬义的。有些谎言更是与欺骗和居心叵测沾不上边。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期间,其母亲在乔治亚的老宅子里接受一位大牌政治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老卡特夫人笑着说,“那是吉米的小谎话,”大记者立刻追问,“谎话?吉米爱说谎?”老卡特夫人突然警觉起来,试图挽回局面。“不过也就是些小小的善意谎言。”大记者的职业敏感似乎嗅出血腥味儿,穷追不舍,“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善意谎言呢?”老卡特夫人回答说,“你没忘吧,你刚进门的时候,我说,你的到来让寒舍四壁生辉,好像就那个意思吧。”

不确定仍是大概率事件

总体而言,2015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出现量价齐升、整体回暖趋势,但内生增长动力仍弱。从官方的解读来看,“下半年有可能比上半年还好一些,这主要是上半年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效应还将得以继续发挥。”一方面,上半年投资计划的项目,有些二季度还没有进入操作阶段,从项目审批到转化为实际的投资和生产力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另一方面,改革创新相关的红利会得以继续释放。

摩根大通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仍将持续“住房交易和投资活动之间的分化”“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分化”“住宅房地产和商业房地产两大市场的分化”三大分化现象。“下半年到底房地产尤其是住宅市场的复苏能不能进一步演化为房地产投资的复苏,从目前来看,仍然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判断,随着成交量的反弹和房价的企稳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将集中去库存,而新开工建筑面积明显下滑,明年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整体楼市依然供大于求,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12万亿元,同比多增1767亿元,这也是有记录以来半年度个人房贷首破万亿。截至今年6月末,个人房贷余额12.64万亿元,同比增长17.8%。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稳住市场,重振消费者信心。

投资、投机、刚需,现在市场不缺潜在的购买力,但信心是个大问题。消费者的担忧主要来自房子供过于求和较高的住宅空置率。一个消费者信心缺失的市场不可能有大的长进。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日前称,2014年底一线城市住房平均去库存化周期已超10个月,三线城市30至50个月,而我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5平方米,逼近日本、法国。或有的问题还有,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库存率才能逼迫那些天生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开发商把脚从油门踏板上移开!

数据不仅仅是经济范畴,而且体现的是为哪一个阶级说话的问题。

WordPress主题的迷思 篇5

经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看到很好看的主题，自己一装上，就觉得很难看。于是乎有了一种错觉，主题永远是别人的好。

针对这个问题，我来谈谈我的一些经验和迷惑吧~

很多英文主题其实不适合中文博客使用。

互联网上绝大多数主题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这里面又绝大多数是使用字母文字的设计师设计的，又绝大多数不支持多语言。所以说，官方模板主题也好，著名设计站点也好，很多主题都是看着不错，自己一用就效果很糟糕。我觉得，一般来说，外国设计师设计的主题，都要针对中文特性而优化，除非你写作英文博客。而这种优化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需要的都是对细节的调整，字体，字号，行高，段间距，容器边距，有的甚至页面布局都要调整。

好些主题看着好看不中用。

现在的Web设计领域有好多先进的理论，当然我了解得是很少的，但是我还是想扯扯。一个就是SEO问题，不知道为啥，WP在这个领域一直做得很差，已经有那么多人都提出过了，那个title的顺序，应该是先出现文章或者页面标题，再出现博客名称，为什么过了如此之久，WP还不修改模板标签呢?所以，不懂这个玩意的设计师，弄的主题肯定是需要手动优化的。另一个是可访问性问题。简单说就是源代码布局，一般来说是页面最重要的部分要先出现，次要部分后出现。有的很烂的模板会设计成sidebar先出现，文章列表后出现。我不说这个东西的SEO有啥关系，我就告诉你一种情况，sidebar上往往会放一些widget，或者你手写也好，这里面调用到的代码往往不是WP的程序员开发的，而是不同的插件开发爱好者，一旦他们的代码刚好出了一点问题，那么……PHP是逐行解释执行的，那么如果sidebar在前面，解释到这里刚好出错，你的正文部分都不会出现了。但是，反过来，文章先出现，而sidebar就算崩掉了，用户还是从你这里得到了有用的信息了，

有好些主题过分简单。

好多主题，打开一看，就那么几个文件，不超过20个吧，其实WP对页面有着非常精细的区分，比如post，page，archive，home，search，404，可能还漏了一两个，我个人观点是一个好的主题应该关注细节，每个对应的页面都要有细节上的区分，事实上能做到这点的很少，往往是一个single.php 一个page.php，一个archive.php，其他的东西都用一个index.php给代替了。定制性也很弱，基本上functions.php打开就是一片空白，更有甚者连sidebar widget都处理不好。更别提后台自定义了。像K2和国内xuyiyang设计的那几个主题那么多定制功能的主题真是少之又少。

我的一点想法

现在，WP主题的这种现状，让我感觉到，大家真是简简单单地把主题当成一个纯粹的皮了。就像论坛里面的很多人说的一样，“皮”。作主题的，是做“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艺术细胞不错，但是基本不懂编程的人，而WP的这种架构又决定了这样的人设计不出好看又强大的主题。而另一些做“皮”的，是程序员出身，他们做的主题很强大，往往规规整整，条理清晰，说难听了就是呆板，这类主题就往往不好看，但是强大。这样的两种人，使得现在的WP博客们陷入了一种状态，就是不懂编程的朋友，永远挑不到称心如意的主题，因为他们不会修改，不会定制。

改变这样的现状，其实应该不难，就是我呼吁主题制作者能够互相联合起来，发觉能力互补的搭档，这样的团队合作应该能出品真正的高品质主题。

WP主题，同样应该分成表现，结构，逻辑几个层面来认真设计。WP只提供了管理后台和数据库，还有有限的模板标签和hook，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主题，是真正的UI，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皮”，还有“肉”，如果数据算“骨”的话。

无核世界的迷思 篇6

丹尼尔说，67年前，杜鲁门总统在得知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和长崎的惨状后“不寒而栗”，此后在任期中一直致力于不再使用核武器。

在那一天的活动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还同时提及了福岛核电站—另一个因夺走很多人生命而成为“核恐怖”的符号。他承诺“将在摆脱对核电依赖的基本方针下，力争从中长期角度确立能让国民安心的能源结构”。

在今年4月5日，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说时推出了“无核武器世界论”，但这始终更像一个空喊的口号。五个核大国永远说着“要弃核，但非今日”，继续保留核武器。

核的魅力在于威力，人类从掌握这门技术开始，就一直臣服于它的威力。如果没投原子弹，美国不可能快速结束战争，并大大减轻美军伤亡，这是杜鲁门面对的诱惑。如果没有核电站，就只能燃烧化石燃料，得到仅核能百万分之一的能源，这是每一个能源需求大国的诱惑。那些指责他国扩散核武器、建造核反应堆的国家并没有将自己的核武器和反应堆销毁，这是希望保存威慑力的诱惑。

近视的迷思 篇7

近 视 的 成 因

有数据统计，60年前，中国人口中有10%～20%患有近视。而现在，接近90%的青少年和年轻人都近视了。不仅仅是中国，欧美地区有一半的年轻人也患有近视，据估计，在未来5年之内，世界人口可能有1/3，大约25亿人会患有近视。

近视也是一种疾病，可以通过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和外科手术帮忙矫正视力，虽然视力得到了矫正，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近视眼球会稍稍伸长，晶状体会将远处物体的像汇聚到视网膜之前，而不是视网膜之上。严重的，这种变形牵拉了眼球内部的组织，使之变薄，增加了视网膜脱落、白内障、青光眼，甚至是失明的风险。因为眼球会在童年阶段生长，近视的高发期正是这个时候，所以你会感觉上了中学很多同学突然都戴起了眼镜。

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他们开始试图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们近视。

会是基因遗传吗？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有不少科学家这么认为，但是1969年的一项对因纽特人的研究却让“基因说”站不住脚。这些因纽特人住在阿拉斯加的北端，在他们当中的131位成年人中只有2人近视，但他们的儿女和孙子中却超过一半的人都近视了。显然，基因不可能解释事情的全部。

书本会是“凶手”吗？早在19世纪前，一些有名的眼科医生会推荐小学生们使用头靠以防止他们离书本太近。现在近视率不断增长似乎也给这一说法予以佐证，看看我们身边的同学们，是不是大家都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埋首于书中，又或者是黏在电腦、智能手机屏幕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经出过一份报告指出，平均每个上海的15岁小孩现在每周要花14个小时做作业。相比之下，英国是5个小时，美国是6个小时。

2007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验光学系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项研究结果，他们跟踪了加利福尼亚州500多名8～9岁视力正常的儿童，主要调查这些孩子们的每日活动。5年后，这些孩子中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近视，但是他们也发现了，近视的孩子都有一个共性——户外活动时间越少，患近视的可能性越高。研究者甚至发现，那些在户外待得更久的孩子们并没有减少看书本、看屏幕以及进行近距离学习的时间。

是光照影响近视吗？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科学家们还做了很多研究，如在广州随机选取6所学校，让其中6～7岁的孩子每天放学前上一节40分钟的户外课；在另外6所学校中，孩子们的课程表不做变化，以此对照。在参与了户外课的900多名孩子中，9～10岁开始近视的比例是30%，而在对照学校，这一数字是40%。在台湾南部的一所学校，也有数据为这一说法给予肯定：这所学校的老师应要求让同学们将每天共80分钟的课间时间全都花到户外，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一年以后，8%的孩子们被诊断为近视，而附近一所没有这么做的学校孩子们的近视率则是18%。

经过一系列实验表明，光照才是影响近视的重要原因。不过科学家们还需要搞清楚明亮光照具体是怎样预防近视的，以及找出防止近视恶化的方法。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同学们也明白了户外活动的重要性了吧？课间时间，不管多么疲惫，最好能放下手头上的事情，到室外走动走动，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预防近视。

戴 眼 镜 度 数 会 一 直 加 深 吗

也有人问大脸兔，我现在已经近视了，总是戴眼镜度数会一直加深吗？前不久大脸兔正好看到了微信里转发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对眼镜的依赖越来越强，眼镜度数只会不断加深，最终都会逐步变为深度近视……”

这是真的吗？其实近视后视力仍可恢复。

2014年，BBC网站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现象，并指出“越戴眼镜近视越严重”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文章介绍，1983年，芬兰有过一个实验，把近视的孩子随机分成不同的组别，一部分阅读时不戴眼镜，一部分一直戴眼镜，结果发现孩子们的近视情况都会加重，而且不戴眼镜的孩子比戴眼镜的孩子近视的严重程度要变化得快些。3年后，所有孩子都被建议戴上眼镜。20年后，两组孩子的近视情况没有差别。

针对这一现象，专家分析，当青少年时期近视现象被诱发出来后，不管戴不戴眼镜，近视程度都会不断加深。这是因为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他们的眼球也在发育，因而近视的度数并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矫正视力的激光手术一般要求18岁以后再做的原因。

此外，还有人认为，戴比正常度数低的眼镜，能减缓近视加重的速度。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2002年马来西亚的一组实验证明，戴着度数比正常需求偏低的眼镜的孩子，视力更容易恶化。所以近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配适合自己的眼镜。

近视的加深与否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想通过“不戴眼镜”等方式来控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已经近视了，准确检测出近视度数后，多晒太阳多运动，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