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成本

转型成本（精选11篇）

转型成本 篇1

在广义上使用转型成本概念, 是人们理性地看待转型经济的表现。它引导人们全程地关注转型进程, 而不是站在转型的“结束点”上对转型历史进行简单的评点。

狭义的社会成本, 仅仅指由转型出现偏差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现在, 人们越来越愿意从广义上使用社会成本的概念, 即转型的社会成本是转型主体承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出和损失的总和。在广义上使用转型成本概念, 是人们理性地看待转型经济的表现。它引导人们全程地关注转型进程, 而不是站在转型的“结束点”上对转型历史进行简单的评点。

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它的学理解释也是从多角度展开的。借用会计学的成本范畴,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理解为扬弃传统体制和构建新的制度的“付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转型的社会成本被解释为与制度转型的“当事人”认识水平和能力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现象。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经济转型, 转型的社会成本就是信息的交易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看到了转型过程的探索性与转型目标选定的困难使成本增加的必然性。

对中国经济转型而言, 计划经济体制顽固的惯性使中国经济发展难以走出“路径依赖”,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成本产生的制度基础。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性”使转型成本增加;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性淹没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和动力;“政治精英 (集团) ”的缺乏使转型的探索时间延长, 成本增加。经济转型的“原创性”使转型成本不可避免。在一个既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 也没有他国经验的条件下, 依靠一个缺乏制度知识的政治精英集团, 分次跨越一条制度“鸿沟”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从理论上看是一个“怪胎”。从实践看, 支付了较大的探索成本是必然的。在渐进转型模式下, 新旧体制在一定时期的并存 (交叉) , 或者出现“制度真空”, 在这个制度“混沌区”内, 必然出现大量的转型成本。

学界认为,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政治因素、文化环境、转型方式、转型目标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转型成本。

首先, 中国相对落后的初始条件, 既有降低转型成本的作用, 也存在放大成本的危险性:落后的初始条件很容易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现转型的成效, 转型措施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拥护, 转型的阻力较小, 旧制度的扬弃和新制度的引入成本都比较小, 新旧体制摩擦中, 由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转型中初尝“甜头”, 自然会由旧制度的坚强维护者变成新制度的积极推进者, 转型的实施成本会大幅度减少。

其次, 研究表明, 民主的文化环境具有降低转型成本的功能, 专制的文化环境具有放大转型成本甚至摧毁转型的后果。

再次, 政治因素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因子。如果将转型目标初步确定为“政治稳定优先”和“经济发展优先”两种, 研究发现, 不同政治目标下的成本流变规律是不同的。在“政治稳定优先”目标下, 当政治稳定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时, 政府甘愿为稳定支出高额“费用”。由此可能衍生转型趋于保守、权力腐败等代价。在“经济发展优先”目标下, 转型成本的控制会成为政治家的自觉行为。

最后, 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微妙。樊纲揭示了转型模式与转型成本之间的关联关系。它的研究结论似乎否定了“渐进模式下经济转型成本小于激进模式”的判断。

以上研究表明:第一, 不能简单地判定某种转型模式的先进性, 只能从转型模式与各成本因素的契合程度断定一种转型模式的合理性。第二, 判断转型合理性的终极指标是发展, 过分地强调“中间变量”的价值, 可能使转型偏离正确的轨道。

转型成本测度指标和模型

人们通常用宏观经济指标的负效应, 作为经济转型的成本的测度指标, 王跃生将经济转型的成本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能力的破坏和产出下降, 大规模失业下岗,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财富分配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官吏的腐败成风与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主要测度指标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贫困化、财富分配的公正性、成本分摊的合理性、污染指数、治污成本、环境与资源损失等, 有些学者将意识形态、心理压力、执政党地位的稳定性等纳入成本计量模型。

在转型成本的测度模型研究上, 樊纲提出的改革成本计量公式具有开创性。樊纲首先将转型成本分为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两种, 并证明:“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在一切条件都给定的情况下, 摩擦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嗣后, 刘世锦、李含林等对樊纲的研究进行丰富和发展, 提出了各自的成本计量模型。这些成本计量模型的提出已经为转型成本研究的模型化创造了条件。奇怪的是, 转型成本研究并没有在模型化的道路上走出很远, 大多数学者经验地“估算”转型的社会成本, 揭示了成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济转型成本问题

在转型成本问题的研究上, 中外学者分明站在理论的“两极”, 意识形态偏好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学者热衷于研究激进模式的弊端。西方学者, 一方面极力为激进转型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进行论证, 并且几乎达到为该模式进行辩护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激励寻找渐进式转型不可回避并且一定会日益增加的成本付出, 得出了“渐进式转型不可能成功”的结论。

在转型成本问题研究上, 存在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思路。进一步可以将以上分析思路概括成两种分析范式:一种为转型目标约束下转型经济分析范式, 简称为“转型分析范式”。该范式将转型作为分析的重点和目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经济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转型理论都属于此类。另一种为“转型-发展分析范式”。该范式将发展看得比转型更加重要, 发展是目的, 转型是为了发展。厉以宁构建的“双重转型模型”是此类分析的典范。

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步成就促使西方学者部分改变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态度。许多学者对“中国奇迹”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更有包括斯蒂格列茨在内的著名学者公开指责激进转型理论的错误, 将苏东转型国家的困境归结为激进转型理论的失败。西方学者的反省成为中外学术观念由“分野”走向“融合”的重要原因。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西方经济转型理论的推介, 是中外学术思想走向“融合”的又一个原因。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 用“公平”、“平等”的价值标准, 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转型, 查找政策的“疏漏”, 提出制度优化的良策。他们的“草根意识”较浓, 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在分析工具上, 他们大胆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 比较重视实证研究。

在转型成本研究上, 中国学者基本上采取了“对症下药”的研究思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集中全部的研究力量进行研究。如, 改革伊始, 理论界重点研究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 该研究以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而告一段落。围绕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这一“中心环节”, 学者们在80年代初期研究“行政分权”和“利益刺激”, 80年代中后期, 研究“减员增效”, 90年代中期研究“再就业”;80年代重点研究扩大开放—“引进来”, 90年代重点研究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率。70年代末期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90年代末期, 当农村整体成为相对弱势群体时, 学界对“三农”的研究明显加强。中国转型成本问题研究是在做政策的注释和辩解工作, 理论研究的超前性不够。

转型成本 篇2

目前，分销渠道作为合理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仍然是快速消费品快速占领市场的主流销售模式。在建立样板市场、树立品牌形象的同时，实行分销战略转型，已成为公司产品快速占领全国市场、实现营销突破的重要举措。

一、成功实现分销模式战略转型将有效降低渠道管理成本，提高市场反应速度，最大限度减少库存；

充分利用分销商的仓储、运输、保管作用，减少了资金占用和耗费，并可以利用分销商的销售经验，进一步扩大产品销售。对公司来说减少了花费在销售上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

二、成功实现分销模式战略转型将迅速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分销渠道是企业了解和掌握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分销商具有庞大的销售网络，利用这样的网络能使公司的产品具有最大的市场覆盖面。

三、成功实现分销模式战略转型将大幅提高公司的销售能力，突破公司的销售瓶颈，形成科学的销售体系

转型,从劳动力成本谈起 篇3

据报道：2010年农民工工资上涨约为30%～40%。未来五年，底层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速将在20%以上。来自日本的预测显示，2023年时中国劳工工资水平就会超过日本，而美国预计这一时间会进一步提前。

不仅仅是工资，节假日的加班费、社保缴费、职工福利、职工培训开支等等，一系列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成本都将出现势不可挡的全面上涨，且具备相当的持续性。“民工荒”代替“民工潮”汹涌来袭，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人口红利”的枯竭和“人口负债”的到来。

笔者认为，中国已然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并将在四个方面——潜在增速下降、通胀中枢上移、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速度放缓——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模仿已入末路

中国大部分企业所仰仗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从2007年起，中国制造业工人小时报酬开始大幅超越泰国、越南、墨西哥等主要竞争对手。当年低端制造业从“亚洲四小龙”转移至中国，如今这一幕正在重演，不过这次是从中国转向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由此，国内基于大规模制造，以及模仿基础上的低价格竞争已经步入了末路。

“微笑曲线”告诉我们，靠技术和专利或者靠品牌和服务均能取得高收益，而组装和制造只能处于最低端的一环。对前者而言，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善于创新和确立新规则的苹果公司，而日系和德系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专业化及精良的产品，品牌和服务之强仍能使其获得不逊于前者的高收益。

那么国内企业的出路何在？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增长支撑是不同的。从经济贡献讲，是从要素积累走向集约管理，再从集约管理走向知识创新。所主导的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过程。而总的趋势是不依赖于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高达70%～80%。

转型时不我待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预期降至7.5%，是七年来首度调低。就此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说明，此举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而做出的合理调整。7.5%，体现了管理层对于中国经济继续“软着陆”的预期，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平稳过渡期的2011年，已经成功证明中国经济可以通过主动减速来改善经济内生性活力。这一明确信号体现了政府调整结构的决心。

就具体手段来说，笔者认为：其一，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应给予更大力度的补贴，切实落实结构性减税，避免因企业经营困难而出现大量倒闭，从而出现人员失业现象；其二，协助沿海企业做好产业内迁工作，并同时以资金支持其在内陆的配套产业发展，减小迁移过程中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其三，进一步加大对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强调技术更新，同时也要注重产品质量。

2011年，从出口方式上来讲，一般贸易的占比已经超越了加工贸易，而贸易主体上民企占比也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民企的灵活性正在逐步增强。在“十二五”改革继续深化的关键之际，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持续且深刻的影响，解决好这一问题，将是促使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

运用作业成本管理促进外贸转型 篇4

在我国加入WTO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新形势下, 企业为生存和发展对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 同时电子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 使得企业经营中直接人工成本所占比重日益降低, 而与之配套的间接费用所占比重提高。间接成本费用能否科学合理分配, 已成为影响成本真实性、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业务的判断和决策。

外贸企业按照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对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直接费用等直接成本的计算与控制, 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方法。但对各类间接成本费用, 缺乏考虑其成本费用发生的动因, 没有真实地反映成本与资源消耗的内在联系, 往往简单采用按产值、销售收入、营业收入为基础进行分配, 分配标准简单、单一, 造成分配的不科学、不准确, 使业务成本一部分“虚增”, 一部分“虚减”, 从而导致决策错误。

为了纠正此类错误, 并不断适应企业生产经营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 作业成本法在企业应用日益广泛, 且效果明显。如制造业、金融保险等行业都有成功应用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企业新型成本管理方法之一。作业成本法就是以作业为核心, 确认和计量耗用企业资源的相关作业, 将耗用的资源成本准确地计入作业, 然后选择成本动因, 将其成本分配给成本计算对象的成本计算方法。作业的界定对作业成本法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本动因分析是有效推行作业成本法的关键, 是分配成本的标准。根据资源动因, 将归集的资源费用按一定的相关性分配到作业中心, 更真实地反映资源消耗的情况, 提高决策、计划和控制的科学性、相关性与有效性。

作业成本法根据“产品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的思想对传统成本计算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比如外贸公司核销单及财务等支持和管理进出口业务的服务, 所产生的间接费用的分摊。根据以上的比较, 现在用两种方法来核算企业一笔业务所涉及间接费用, 并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发现更科学精细的核算办法。

作业成本法首先是对作业动因进行分析, 细化到每一个相关流程、每一项关键作业 (见表l) 。

作业成本法, 对以上费用成本根据成本动因和特点, 分析确定该作业成本动因属于执行动因, 原因是目前日常进出口业务要执行上述作业每次执行时无论每次营业金额大小消耗的资源费用差别很小, 且该作业被重复执行, 因此该作业的执行次数作为成本动因。

但外贸传统的对这些成本分配是按企业总的营业收入和总费用金额计算一个分配比率, 采用比例分摊法简单也按每笔营业额大小进行分配, 导致产生错误的信息。

我们按表1的作业流程, 假定某公司当期只经营了以下3种进出口业务, 计算分析两种方法的差异。

进出口业务的基本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来看, 传统的“数量基础计算方法”无法真正反映企业的成本构成。这种以某些标准分摊共同成本的做法, 无疑过分简化了进出口业务成本的产生过程, 造成成本计算误差。扭曲了成本信息, 可能导致经营决策失误。

选择不同的资源动因, 以及作业动因, 更具有合理性。作业成本法正好弥补了传统成本方法这方面的不足。从以上计算得出应取消小百货业务, 减少配套人员及机构费用, 企业效益会更好。

二、作业成本管理对促进外贸转型的作用

由于作业成本法对产品的间接成本分配更为合理, 不再采用单一的分配标准, 而是采用多元分配标准, 应用时对作业和成本动因的合理界定的要求也更高, 使成本计算方法更加科学、进一步精细化。因此, 对企业各项成本作业流程的基础规范要求比较高, 而进出口贸易企业尚未形成完善的系统。就目前来说要推广作业成本法还需与传统的成本法相结合使用, 会更具有操作性且能减少企业的实施成本。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必须看到作业成本法对现在外贸企业调整结构的积极影响和紧迫性。

(一) 准确核算控制成本

进出口贸易如何从数量规模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以往那种对资源消耗考虑不周, 以进出口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业绩的方法常会产生错误的评价结果, 并导致业务量增长, 成本上升而利润下降。在对待具体客户时, 对客户盈利性分析不准确, 不能进行有效的客户管理。这与传统会计成本核算扭曲了成本信息, 导致经营决策失误、成本失控, 有一定的联系。通过进一步对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改进, 使成本计算方法更加科学、进一步精细化, 能积极促进企业重视并加快对以上问题的改进和调整, 这样的错误决策会被有效地避免。

(二) 有效减少和降低资源消耗

由于作业是作业成本计算的核心和基本对象, 成本动因支配着成本行动, 决定着成本的产生, 并且是分配成本的标准。因此企业逐步引入作业成本法和作业成本管理的同时, 其实就是对整个企业流程的改造、逐步消除非增值性作业, 尽可能减少完成每一个作业所需消耗的资源, 从而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引入作业成本法可以深化进出口业务的成本管理, 为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成本信息和盈利来源信息, 揭示资源、作业在进出口业务创造企业价值中的作用, 为进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支持。

(三) 为产品、业务、客户的科学分析提高准确信息

通过作业成本法, 企业管理层可以获得各项作业的成本信息、客户利润贡献情况、产品利润情况、业务品种利润情况、各项作业的效用情况、各项资源的消耗情况、各种费用分摊情况, 甚至细化到影响成本的每个具体环节、每项关键作业, 不仅包括每项作业的资源耗费和能源利用情况, 而且包括产品或业务耗费作业的情况。因此, 借助对各项作业成本的详细分析, 对不同的业务、产品、客户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 强化增值的作业, 减少非增值的作业, 有意识的对企业业务结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进行调整, 从而做到不赚钱的业务不做, 没效益的机构不设。将企业的资源充分用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上, 促进企业在结构上转型升级, 使企业整体的经营决策水平得到提高。

(四) 整合价值链, 选择最佳作业流程

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依靠各种科学的预测进行, 作业成本预算管理就是支持和服务于企业战略性决策制定, 对企业资源配置计划的数量化推算制度。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如:市场营销系统、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中许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在作业成本预算管理系统中, 依从作业价值链和作业流程, 按照作业价值链的要求, 选择最佳作业流程, 以作业为载体, 将所有业务和行政资源责任, 追溯到任何发生资源消耗的环节和部门, 促进管理层对资源进行动态的调配, 有效控制经营预算, 保证战略落实的效果。扭转战略、预算、资源和经营不能有效进行动态分析、控制管理和及时调配的问题。

(五) 进一步完善业绩考核评价

由于以作业成本法为依托的责任会计系统提供了比较真实客观的成本、盈利能力、风险评估等信息, 以及一些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等非财务信息, 有助于企业从非财务角度进行业绩评估, 促进企业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进行业绩评价, 提供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价值链创造和其他非财务角度的绩效考核、客户贡献分析。在作业成本核算模式下, 产生了大量有助于业绩计量和考核的数据与信息, 如资金内部转移定价或产品、服务等内部转移定价、资源消耗、作业成本等, 为更科学合理的业绩考评提供了依据, 从而使企业转型升级落实到每个环节和每个人, 加快企业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同时为企业今后用EVA经济增加值打好基础。

(六) 提高经营管理及决策的整体水平

作业成本管理系统对基础数据的要求高, 实施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和差异分析, 需要调用大量的基础数据, 并且涉及多层次的分配, 过程复杂, 必须要有电子信息系统作为支持和操作平台, 以确保资源动因、作业动因的相关数据能够准确记录, 成本的分摊能全面准确。这就对淘汰一部分小、散、乱的企业及业务, 加快我国进出口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提出了要求和改造升级的可能。

进出口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经营环境下, 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双重竞争的压力, 进一步加快转型, 搞好企业成本管理, 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需要从改变成本管理的观念入手。以新的成本管理观念对企业财务管理及成本核算进行科学、精细的调整和完善, 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成本核算体系、成本决策体系、成本控制体系和成本考核体系, 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符文平.论作业成本法在我国商业银行的推广应用.国际商务财会, 2008 (8) .

[2]杨景海.浅谈作业成本法在物流成本核算中的应用.国际商务财会, 2009 (4) .

转型成本 篇5

一、建立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指标预报预警工作机制

依托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点，以农产品成本收益常规调查、专题调查和预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同比出售价下降10%以上、预期收益下降15%以上或预期成本增加20%以上时，向上级价格部门和当地政府提交预警报告；在生猪饲养的猪粮比价进入5.5∶1以下、环比出售价下降20%以上、环比利润下降30%以上或环比成本增加20%以上时，向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提交预警报告；在主要农产品出现成本收益异动情况时，进入应急工作状态，实行动态成本收益（含收购价）情况月报或周报，同时向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提交预警报告。

二、建立主要农副产品成本收益信息发布制度

结合各地实际，在主要农副产品成本调查工作结束后，适时在主流新闻媒体（互联网、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公布主要品种的成本、价格和收益情况。市县成本调查机构综合采取手机短信、赠阅资料、利用镇务、村务公开栏发布公告等多种形式，及时将当地农本调查数据及调查成果向农民发布，以引导农民搞好科学生产、调整种养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农产品成本调查资料的作用。

三、建立对价格放开的重要民生商品成本调查与公示机制

拓展成本调查工作领域，结合各地实际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建立并适时启动重要民生商品成本调查工作机制，选择粮食、生猪、鸡蛋、牛奶、保障房、交通运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收费，就其价格、成本、利润等数据实施定点、定期成本调查和成本监审，并将调查和监审结果在报刊、网站、电视台、电台等主流新闻媒体予以公布。通过多平台多渠道的成本、利润和价格公示，扩大消费者的知情权，引导理性消费，同时助推企业开拓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努力构建良好的市场价格环境，促进价格诚信体系建设。

四、开展农副产品流通环节成本及利润分配状况调查

积极服务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将农产品成本调查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延伸。调查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运输、批发和零售环节的成本、利润情况，积极开展农副产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利润分配状况调查，分析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成本构成及利润分配状况，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服务稳价工作的需要。

五、开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成本调查工作

选择不同规模的种植和养殖大户，尤其是选择特大规模、具备现代农业特征的农场，对其成本收益情况实施常年定点记账调查，并加强不同规模之间、规模户与一般户之间种植和饲养成本收益情况的比较分析，研究确定规模经营的合理区间。通过调查，引导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助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六、开展区域特色农产品成本调查

选择有一定地方特色、发展潜力和较高经济效益的名、优、特、新农产品进行成本调查，分析其产业发展前景，引导农民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通过分析不同农产品生产特点和成本收益情况，提出优化本地区农产品区域布局、促进农民增收的可行性方案。

七、加强保障性住房成本监审

按照国家和省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强对新建的保障性住房价格、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成本调查与成本审核。及时出台保障性住房定价成本调查与成本监审办法，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成本监控机制，规范保障性住房定价成本监审行为，为保障性住房价格的科学、透明决策服务。

八、积极推进成本信息公开

按照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和国家发改委的部署，推进城市供水成本监审信息公开工作，并逐步扩展到公用事业和公益性行业定价成本监审信息公开，打造阳光政务。在成本监审过程中逐步做到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专家学者、特约监督员、媒体记者、消费者代表等参与监督，提高成本数据的公信力。对企业的运营情况、财务状况、成本数据及成本监审过程中核增、核减企业成本支出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咨询，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转型成本 篇6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资金需求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仅是产业转型,更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包括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其主要内容不仅包括经济转型、产业转型,更包括政府转型、企业转型、社会转型、文化思想的转型等等。因此,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本,我们应该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综合考量,指的是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所的相关经济损失,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变动导致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福利的降低。

1、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成本的资金需求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非常单一,以资源型产业例如煤炭开采、石油加工和炼制、铁矿及有色金属矿产开采与加工为主导。资源型城市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但是粗放式经营模式下对资源的过度掠夺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成本支出的资金需求非常大。

2、劳动力安置和转移的资金需求

资源型城市原先的工作岗位需要的一般都是对技术要求不高、文化素质偏低的劳动力,对文化知识、工作技能要求比较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资源型企业转型后下岗劳动力的转移、安置问题。转型后的接替产业对工人的知识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的知识和技术培训使其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资源型城市转移或安置劳动力的资金需求包括下岗职工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对职工进行再就业培训的费用、新职业安排介绍费用、原资源型企业的职工退养、离退休职工移交成本等等。

3、产业转型和接替成本的资金需求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失衡,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资源性产业是城市的支柱性产业,其他产业比重偏低,产业间关联度较低。资源型城市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寻找和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付巨大的成本。资源型产业转型成本具体包括资源型城市替代产业的形成成本、进入成本和替代产业的关联产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成本。替代产业的形成、进入成本是转型成本中比例最大的,包括企业的改造成本和新企业的建设成本。关联产业和辅助产业的支持下主导产业才能成长发展,所以这部分建设和发展成本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不可避免的支出。

4、社会秩序整合成本的资金需求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也是城市经济、文化、环境、产业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革的过程。资源型城市已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原来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了,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对未来的产生彷徨,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必然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企业和社会必然要花费一定代价稳定社会,建立一个社会稳定机制,让人们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金融支持的主体分析

1、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补偿的金融支持的路径

(1)以政府为主导的的金融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政府的资金支持是启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要条件。政府主导型金融支持模式包括财政直接补贴和政策引导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专门补偿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财政预算,但是这部分资金非常有限。

(2)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支持。市场性金融支持指的是主要通过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对其他产业的支持。这种金融支持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市场型金融的经营对象包括多种金融资产,并且通过多种金融负债来筹集资金并创造信用,为客户提供的是综合性、多功能的服务。市场主导型金融支持模式又可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支持模式和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支持模式。

2、存在的问题

(1)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资金缺口很大。资源型城市经济依赖资源型产业,经济总量偏小,经济结构单一,很多地方财政紧张,然而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资金缺口很大,转型成本的财政补偿严重不足,单单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是杯水车薪。资源型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历史抱负大,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很多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资源型企业资金严重不足,长期依赖银行贷款,短贷长用,商业银行出于信贷风险考量,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信贷投入很谨慎,金融机构难以根据转型发展的需要来设计贴合实际需要的金融产品,从而限制了金融资本的投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财政转移的资金的缺口很大,金融支持力度和社会资金募集能力有限,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后劲不足。

(2)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融资渠道单一,金融风险较大。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支持主要是财政投入,而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支持主要以商业银行的单一信贷渠道为主,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过低,投资形式单一,多层次、多方位的金融融资体系尚未形成。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型产业对信贷资金严重依赖,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风险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3)金融创新不足,难以满足资源型城市转型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非常复杂,需要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资源型城市市场为主导金融支持主要是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进程缓慢,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信贷品种单一,收益不高,中间业务匮乏,风险敞口较大。

三、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补偿的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1、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资源型城市的金融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只有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聚集资金,产生资金的“洼地”效应,促进区域资金、要素、人才的流动。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政府和人民银行为主导作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积极配合。一方面,要构建商业银行与资源型企业之间良好的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资源型企业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大力发展企业资信评级业务,降低信用风险。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核心,全面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信用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信用制度的完善不仅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资源型转型的主体,还可以为企业、个人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建立和完善多元投资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

积极转变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体制,形成政府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投资理念与投资体制,建立国家、集体、私营、个体、“三资”、股份制等多元投资的格局,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采取多种融资方式,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筹集资金。同时各类金融机构要共同组建金融公司,同担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风险,采用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方式,构建综合性金融支持体系。

(1)政策性金融支持为先导,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资源型城市转型。政府制定金融政策,使得资源型转型主体能够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获取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担保、投资、存款保险、贴现、利息补贴等一系列资金融通。尤其是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相互配合,通过扶持性资金、引导性资金,调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资源型城市转型。总之,以政府政策为主,商业性为辅的运作原则,政策性金融与市场性金融共同发展,合理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

(2)金融机构积极转变思想,努力开发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资源型城市因为经济和体制都比较落后,投资回报率很低,而投资风险相对较大,金融机构往往采取回避策略。政府要给予金融机构各种政策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思想,搭建银企供需平台,消除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过对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企业产品市场潜力的科学预测,大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加强银行业、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互惠互利合作,鼓励开发符合资源型城市转型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积极鼓励资源型企业上市。政府要积极挖掘和培育资源型企业资源,加强对其政策扶持和组织协调,出台企业上市扶持政策,加大对资源型企业上市辅导力度,完善企业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综合利用财政、税务、工商等行政手段,支持规模大、实力强、成长性好的资源型企业上市或挂牌。

(4)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资源型城市转型。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不仅扩大资源型城市的资金来源,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解决转型带来的社会就业压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资源型城市转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再就业渠道,为资源型企业分流下岗职工。同时,国外资本也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应该积极制定有关法律政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等,积极打破市场壁垒,放宽外资的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

参考文献

[1]伍海华、张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金融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5).

[2]王芳:金融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问题研究[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

[3]史晓云、林娟: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初探[J].管理观察,2012(31).

转型成本 篇7

过去三十多来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年, 我国G D P只有1482亿美元, 居世界第十位。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 2010年我国G D P达到58791亿美元, 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马建堂, 2011) 。但也应看到, 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 主要依靠各种要素投入的增加, 主要靠资金的投入、土地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 (《人民日报》, 2011-3-17) 撰文披露, 2009年, 我国G D P占世界的8.6%, 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同年美国G D P占世界的24.3%, 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15.2%和21.7%;日本G D P占8.7%, 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3.3%和5.1%。但我国的人均资源在世界上处于很低水平, 2007年, 我国人均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可开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 仅相当于美国的15%, 巴西的21%;人均可再生的淡水资源总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 相当于美国的23%, 日本的63%。因此,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依靠要素投入和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节约型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 企业的成本管理也需要转变思路和方式。因此, 研究和探讨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企业成本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我国经济转型期企业的主要特征

(一) “三化”加剧

即企业经营国际化、竞争化、变化 (不确定性) 加剧。首先, 企业经营国际化潮流不可阻挡。自2001年我国加入W TO后这种趋势更是无法阻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显示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现在生产一种产品, 设计可能在美国、日本、德国, 生产可能在中国, 销售在全球。目前流行的苹果公司的IPA D产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IPA D的品牌、设计、研发都在美国, 核心部件生产也在美国, 但整机组装基地大部分在中国, 在全球销售, 供应链和采购链、销售链是全球的。传统行业的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也是如此。其次, 竞争越来越激烈, 包括与国内同行的竞争, 也包括与国际同行的竞争。如深圳华为生产和销售通讯设备与通讯解决方案, 该公司目前60%~70%销售是海外的。这个公司的产品不仅要与国内类似企业, 如中兴通讯竞争, 也要与国际同行, 如思科、诺基亚等进行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 在竞争中发展。再次, 目前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如我国在利比亚有很多工程项目, 包括炼油和高速铁路等, 有很多企业在那里有经营业务。由于利比亚目前的政治危机, 这些企业不得不停止在该国所有的业务。这对我国企业损失非常巨大。但这种政治动荡在现今世界越来越频发, 人们无法预测和估计, 这就导致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 资源短缺

我国各种自然人均资源普遍短缺, 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果, 杜绝和减少各种资源无效耗用已经成为时代共识。在没有出国考察前, 在笔者的印象中我国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但到美国考察后才发现, 美国才真正是资源丰富, 相反我国人均资源却非常贫乏。以笔者曾经访问的美国德州为例, 该州是美国面积第二大州, 将近6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个英国大。整个州资源非常丰富, 具有丰富的矿藏、石油、天然气、淡水、森林和耕地。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则处于世界前列。他们80%以上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肥沃的黑土地。整个州东部都是森林覆盖, 木材资源非常丰富, 比我国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还要丰富。在休斯顿 (H O U STO N) 笔者看到, 所有的房屋都是木头建的, 外面的砖仅仅是装饰用的, 所有的房屋都有用很好的木材做的篱笆墙。美国由不到5%的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除供应全美国人消费外, 还有很多剩余可以出口。他们可耕种的土地也非常多。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很多土地都是草和树覆盖, 他们并不开发耕种。由于资源丰富, 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开发所有的土地。

(三) 环保重任

环境保护已成为世界共识。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全球变缓、温室效应和酸雨, 海啸、地震、核泄漏、BP漏油、非典、禽流感, 各种环境灾难不断发生。可以说, 上帝在警告人类, 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国家, 甚至每一个人在发展自己的时候都必须认真考虑, 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成本的计量和补偿要提上议事日程。环境补偿的外部性决定任何单个企业和个人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损害, 都无法由他自己来偿还。目前这个时代,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 怎么强调环境保护都不为过。

(四) 高新技术应用

目前, 高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企业信息化得到很大提高, 通讯和交通进步促使信息沟通、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越来越方便, 这方面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生产自动化程度普遍提高, 直接人工越来越少;企业有机构成提高, 产品成本结构中直接成本比例下降, 间接制造费用和固定成本比例上升。笔者曾经带领学生到广州南沙去参观广州丰田汽车的总装生产线, 在现场可以看到的直接人工越来越少, 整个生产线上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在那里操作, 大部分流程都由机械化和自动化完成了。笔者在内蒙古工作的时候, 也曾参观考察过几个火力发电厂, 其中一个是华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准葛尔的一个电厂。整个电厂直接一线人员非常少。一个大型电厂建成交付生产后, 大概就100多员工, 大部分是后勤维修保养和管理人员。一线员工主要是电厂控制室里监看仪表盘的工作人员。在炼油厂也是这样, 最直接一线员工就是观察仪表、抄仪表的工作人员。所以, 在高技术生产环境下, 产品成本结构中直接人工比例将大幅下降, 有的甚至没有直接人工, 全部都是间接费用。

(五) 现代管理

企业管理现代化跟进, 企业必须努力实行适时生产 (JIT生产) , 尽力消灭无效作业和无效劳动,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TQ M) 。企业成本管理必须与其他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方法结合。现代高技术制造环境必须要现代化管理跟进配合才能发挥效用。以广州丰田总装厂为例, 他们有非常好的管理方式, 如丰田生产方式、适时制、全面质量管理、目标成本控制、改善成本控制、质量成本分析控制等。还有一些现代化企业部分实施了信息化集成管理系统, 如华为引进IBM的集成信息化管理系统, 南方航空公司引进甲骨文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等。这意味着未来企业的成本管理必须融入到现代化管理信息系统中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六) 发展不平衡

这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体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体现在有的新型高科技行业, 如电子电器计算机信息行业、汽车、炼油、交通运输 (铁路、港口、航空) 等行业信息化、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很多轻工业、小商品生产部门仍然处于半自动化和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城乡发展不平衡, 即大部分高科技企业还是在城市或城市的开发区里, 大部分农村乡镇企业还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在高科技企业, 有机构成比较高, 产品成本结构中的直接费用比例下降, 间接制造费用比例上升。而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玩具、服装、制鞋、家具等行业 (如广东、浙江的很多城镇企业目前主要是生产这些产品, 生产这些产品利润很薄, 但能解决很多农民工的就业) , 产品成本结构中仍然是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比例占主导。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使得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共存, 产品成本的不同结构共存。

三、转型期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 积极引进和采用作业成本核算与作业成本管理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不足之间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产业经济走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尽快满足人们吃和穿的问题是民生的主要问题, 因此, 当时的产业经济是以食品工业和服装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产业的主要特征是投资少、见效快, 反映在企业产品成本结构上就是设备简单、便宜, 因此企业产品成本中固定制造费用比例比较低, 而直接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比例比较高。三来一补的两头在外的企业比较多, 外资之所以把工厂建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 主要是看中这里交通方便, 物流成本低、人工成本低、地价低、税费也低等原因, 同时这些地方海外华侨多, 比较容易筹集到资金。因此, 这一时期的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效率, 以最小成本生产符合质量的最大产出, 相应地, 企业成本管理控制方法主要是目标成本方法和标准成本方法。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的90年代, 人民基本满足了“吃和穿”的问题, 主要面临解决“用”的问题, 特别是家用电器领域的产品仍比较缺乏。一个家庭7大件 (彩电、冰箱、电风扇和空调、洗衣机、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和立体音响) 仍然大部分靠进口, 这些商品仍属于短缺的产品。我国抓住了这次产业机会, 大力发展日用家用电器产业, 形成了美的、科龙、万宝、TCL、康佳、创维、海尔等家用电器领域的知名品牌。家用电器行业相对食品、服装和日用消费品行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自动化要求提高, 技术构成提高, 产品成本结构中的研究开发成本、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及管理费用这些间接费用比例开始上升。企业的组织结构开始从科层的官僚结构向市场效率较高的事业部制度转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需要给企业基层单位放权, 事业部制度要求企业下属事业部是利润中心, 而不是成本中心。这时期在企业成本管理控制上, 目标成本方法、标准成本制度和作业成本制度开始与企业责任业绩评价制度结合。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 人们的吃、穿、用都基本得到满足, 人民群众希望住的更好, 并解决“行”的问题。这一时期, 我国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石化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流通服务业上加大推进力度。如在广州, 目前汽车产业产值在广州工业产值中比重最高。深圳的通信产业在深圳的工业产值比重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惠州和茂名, 石化产业起关键作用。这些重化工业最重要特征是投资额大, 技术构成高, 设备贵, 投产后自动化程度高, 直接人工越来越少。产品成本结构中的直接费用比例越来越低, 而间接制造费用比例越来越高。这些特质和背景是实施作业成本法的重要条件。因此, 这一发展阶段的广东企业应该在上述主要经济产业上推行作业成本核算和作业成本管理, 同时在其他传统产业上继续采用标准成本方法。要实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重要是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 而作业成本管理控制方法又特别适用服务业, 尤其是信息化技术武装起来的服务业。针对这一问题, 林斌、刘运国等 (2001) 研究了A BC在我国铁路运输服务企业的应用, 方梦庚、刘运国 (2010) 研究了A BC在我国港口企业的应用。

(二) 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方法相结合, 把成本管理与员工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制度设计结合起来, 推进成本管控的创新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场和先行地, 这些地区市场观念更新快,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就决定了现代企业经营的各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 因此, 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资源的价格基本上达到市场平均水平。这样, 靠过去通行的直接在源头上控制资源 (生产要素) 的使用量, 或者严格把关来限制资源的使用, 通过压榨员工工资的方式来降低和控制成本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了。且靠压低工人工资来节约成本也与以人为本、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观念相违背。那么在新的环境条件下, 企业怎样取得成本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 所有的成本都是与人有关的, 都是人在完成某项工作或者作业或者任务而产生的资源耗费 (或价值牺牲或代价) 。所有未来时代的企业成本管理与控制要与人、与员工管理结合起来, 与人力资源管理结合起来。成本是企业内部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系统运作的结果, 为员工的心态、能力和知识所决定。员工在面对成本控制与管理的目标时, 经常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奖励的不做;不考核的不做;不懂的不做。因此, 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先要解决人的业绩评价和考核激励问题, 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必须与员工的考核激励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 在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企业成本管理必须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相结合, 在实务中必须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携手共进来管控成本。通过激励员工-增加员工满意度-激励创新-A BCA BM优化作业和内部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对这方面笔者也做过几个案例研究, 如钟胥易、刘运国 (2011) , 刘运国、郑文红 (2010) 两个案例分别从平衡计分卡 (BSC) 的战略中心型财务组织的重构方面, 从作业成本法 (A BC) 与经济增加值 (EV A) 相结合运用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 因地制宜, 因企制宜, 传统标准成本制度与A BC、A BM相结合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在北京、上海、宁波、大连、厦门、广州、深圳等地高新技术企业比较多, 如汽车、通讯产业等占比例较大, 但在内地或西部地区, 甚至广东粤北、粤东和粤西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仍比较大。这也是符合具体国情、省情和区情的。根据林毅夫 (2007) 应用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的分析, 我国和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就是除了低素质的一般劳动力资源充足外, 其他的资源都面临短缺。因此, 要发展经济, 对于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来讲, 仍然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发挥我国大多数地区普通人力资源丰富的相对优势。在目前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混合产业经济状况下, 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选择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的方法, 如预算控制、标准成本方法和差异分析等。而是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来选用现代作业成本法和传统的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法 (如目标成本方法、标准成本法、简单法、分批法、分步法、变动成本法、预算控制等) 以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 如基于作业的标准成本方法等。对此课题, 刘运国、郑文红 (2010) 研究了A BC与EV A相互结合的成本控制案例;王志雄、刘运国 (2010) 研究了高校组织中的双视角预算管理问题;刘运国、邓凯 (2010) 研究了某广东日用化工企业中的标准成本法的应用案例。

(四) 综合考虑成本、时间与质量的关系, 选择合适的成本管理方法

成本、时间和质量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三个要素, 具有共生互动性,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三者要共生共进。建议企业同时实施JIT (侧重时间管理) 、TQ M (侧重质量管理) 、A BC、A BM (侧重成本管控) 、EV A (联系业绩评价) 、BSC (综合业绩与激励制度安排, 联系战略) 和六西格玛 (侧重质量控制) 。

企业生产时间和交货时间的缩短和延长, 必然会影响到成本的降低和增加;而质量的高低必将会影响到成本的上升和下降。按时交货本身也是一个服务质量问题。同时, 任何成本的节约最终也是时间的节约。由此, 现代企业在考虑管理控制问题时, 应该把成本、时间和质量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采取能整合三个要素的方法和措施, 如采用JIT, TQ M和六西格玛工程等来管理和控制成本。对此, 刘运国、陈国菲 (2007) 曾研究了广东某系统企业内部下属单位BSC与EV A结合的业绩评价考核案例。该案例也说明, 一个企业内部业绩评价工作做好了, 成本管理控制做好也就不难了。

(五) 考虑行业差异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分别采用不同成本管控方法

不同行业的企业, 如商业企业和制造业, 物流和餐饮业、汽车制造与通讯服务业等;不同规模企业, 如中石油、中石化和茂名石华等;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同生产工艺技术特点的企业, 如炼钢厂和织布厂, 炼油厂和汽车生产厂商等, 其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控制是不同的。因此, 在成本管理控制方法上, 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用适合企业需要的成本管理控制方法。

(六) 将企业固定成本转换为变动成本, 实行业务“外包”, 是降低和管控成本的新趋势

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企业的各种要素价格不是由某个卖方和买方来确定, 而是由市场来确定, 这时产品或者劳务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购买成本都已经被市场锁定, 几乎很难有降低的空间。因此, 把企业的固定成本转换为变动成本, “进行服务外包”就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成本管理理念和方法。如, 现在很多企业把信息系统和职工食堂等业务外包给信息系统服务提供商和专业午餐提供商, 实行“软件外包”和“饮食外包”。蒙牛把运输原奶和成品奶的业务外包给专业的运输服务公司等都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成本管理控制理念和方法, 原因在于, 如果企业自己养一个庞大的车队, 会发生很大的固定成本, 这些固定成本无论你有多少业务量, 它都是要支出的。因此, 实行“外包”, 就是把企业的固定成本转化为更容易控制的变动成本, 尽管企业外包的动因不仅仅是成本因素。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2]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第16版。

[3]林斌、刘运国、谭光明、张玉虎:《作业成本法在我国铁路运输企业应用的案例研究》, 《会计研究》2001年第2期。

[4]刘运国、陈国菲:《BSC与EVA相结合的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会计研究》2007年第9期。

[5]刘运国、郑文红:《ABC与EVA相结合的成本核算与控制研究》,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3期。

[6]王志雄、刘运国:《基于双视角的高校预算管理问题研究——以广东某文科高校为例》,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4期。

[7]刘运国、邓凯:《标准成本法在某日用化工企业的应用研究——以X L集团为例》 (上、下) ,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6、7期。

[8]方梦庚、刘运国:《作业成本法在港口企业的应用研究——基于SX港的案例》 (上、中、下) ,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9、10、11期。

[9]钟胥易、刘运国:《基于BSC的战略中心型财务组织再造研究——以A日化公司为例》 (上、下) ,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1年第3、4期。

转型成本 篇8

1 物流转型成本的概念

1.1 资源型企业物流的现状

资源型企业建设和生产对物流的需求量远大于一般工业企业,其自身拥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物流资源[2]。例如,年产量在一百万吨以上的大中型煤矿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专用铁路、专用公路、运输车队(船队)、大型物资储备仓库和装载设备,以及数百人的专业物流从业人员,并在长期运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流管理经验、信息网络和社会关系资源,形成了自己的物流组织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网络。在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源逐渐枯竭,生产能力降低,对物流的需求量也在减少,企业的物流服务能力逐渐富裕而闲置。将资源型企业物流转型为社会物流,可以充分利用逐渐闲置的物流资源服务于社会,最终成为既服务于原来的资源型企业也服务于社会的物流企业。

1.2 物流转型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上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代价或者补偿[3]。转型成本是指从产业转型开始至替代产业GDP及就业率基本达到或超过转型前的整个过程内,资源枯竭产业被劳动生产率高、产业结构合理、技术设备先进性高的产业所代替,或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产业通过设备投资、开发新增长点等形式实现资本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政府、企业所支付的费用[4]。本文所探讨的物流转型成本是指为了使资源型企业物流顺利转型,资源型企业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所需要支付的代价。

2 物流转型成本的构成

2.1 决策成本

资源型企业物流为了实现转型而进行的前期调研、战略制订等工作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就是决策成本。前期调研和现有物流资源评估主要是为确定转型后企业的市场定位、运营模式、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等转型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2.2 退出成本

退出成本是指资源型企业在资源濒临枯竭使得自身物流能力逐渐富余的情况下,逐步将物流资源从原企业中撤出转移到其他市场所支付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在资源型企业物流向社会物流转型过程中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为,转型从本质上来说是使企业的物流服务范围、服务对象等扩大,原有的物流资源可以继续使用,并不会带来过多的后续问题。随着物流服务范围等的扩大,必定需要更多的物流人员。将企业物流转型为社会物流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物流部门从企业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人,所以说在财务上与原企业划分清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退出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添置与转移成本和清除历史物流债务成本。

2.3 进入成本

进入成本是指资源型企业物流在从原企业中剥离后进入社会这个大市场进行运营所需支付的费用。资源型企业物流向社会物流转型在诸多方面都要加强,因此,进入成本就成了转型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开拓市场、寻找新客户、开辟新渠道等是转型后首要工作,同时,随着服务对象、范围等的改变,现有的资源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与补充。因此,进入成本主要包括:市场开拓成本、新添资源成本和资源整合成本。

2.4 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是指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重新整合,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转型的抵触和反对甚至阻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5]。

物流转型成本分析,如表1所示。

3 物流转型成本分析

3.1 闲置成本

闲置成本并不是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成本,而是因企业延迟转型使得闲置的物流资源无法在市场中运作为企业创造利润而造成的损失。物流资源闲置越多,闲置成本越大。

3.2 企业的物流资源

资源型企业发展具有阶段性,本文将其分为3个阶段:成长期,平稳期和衰退期。资源型企业的可用物流资源与闲置物流资源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变化,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3.3 转型时机的选择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影响企业物流转型的各个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本文从决策成本、实施成本(即退出成本和进入成本)、摩擦成本和闲置成本以及企业物流的可用资源、闲置资源和资源开采量这7个要素入手,分析资源型企业物流转型的最佳时机。

处在成长期的资源型企业物流转型成本主要由决策成本构成,决策工作包括对企业物流的现状调查、对社会物流需求的调查、转型的必要性分析等。在企业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暴露各种难题,资源开采量还未达到最大,其生产能力和发展势头均在上涨阶段,物流资源还没有出现闲置的现象,所以这一时期的闲置成本为零,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也很小。在这一时期开始向社会物流转型,势必会产生无法满足企业物流需求的情况,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进行物流转型并不合适。

处在平稳期的资源型企业物流转型成本构成主要由实施成本构成,摩擦成本和闲置成本在这一阶段相对较小。处于平稳期的企业其开采量是平稳的,因而对物流的需求也是平稳的,这就给企业物流向社会物流转型创造了机会。这一时期企业的资金流保持平稳,企业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转型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资源开采量由最大转而减少的阶段,物流资源开始出现闲置的现象,一些困难开始暴露出来,但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一时期是转型的最好时机。

处在衰退期的资源型企业物流转型成本主要由闲置成本构成,同时,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较大。在这一时期,资源开采量大幅下降,物流资源大量闲置,造成闲置成本快速上升,因而,衰退期是物流转型成本最大的时期。同时,随着开采量的大幅降低,企业利润减少,此时进行物流转型,难以保证有充足的资金促使转型成功,还会给本就困难重重的企业加重负担,这就使得企业本身和转型工作都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不利于转型工作的实施。显然,衰退期是转型风险最大的时期。

4 结论

资源型企业物流向社会物流转型的成本主要包括:决策成本、退出成本、进入成本和摩擦成本4个部分。物流转型成本是一个变量,在资源接近枯竭时实施转型,其成本代价最大。综合转型成本和资源开采量以及企业物流资源的使用情况,可知在平稳期,资源开采量达到最大时为转型的最佳时机。在这一时期,闲置成本、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都相对较小,同时,企业的开采量已达到最大并开始逐年减少,物流资源出现闲置,这时进行转型既可以保证企业的物流需求得到满足,又可以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转型,实现转型工作和企业本身的均衡发展。

摘要：依据资源型企业物流的现状提出了物流转型成本的概念,系统地分析了物流转型成本的构成及当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各个转型要素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最佳转型时机,对资源型企业物流向社会物流转型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物流,社会物流,物流转型成本,转型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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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成本 篇9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关于贸易“新常态”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贸易发展“新常态”的表现及成因。中国贸易的“新常态”不仅表现为对外贸易增速放缓,出口贸易的中低速的增长,还意味着发展贸易的比较优势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进行转变,由依托低端制造业向依靠高端生产者服务业进行转变,由依靠“政策红利”向依靠“制度红利”进行转变,由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转变[1]。其研究认为,在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要素比较优势的弱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贸易的超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亦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实,进入“新常态”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2]。另一方面是侧重于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视角分析全球贸易放缓的大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注重分析贸易“新常态”的外部因素。这种外部环境因素存在阶段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特征,各国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经济增速的分化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分化,而危机后区域经济则出现新的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结构由传统以“中心—外围”结构向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及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心循环的“双循环”模式转变[3]。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贸易“新常态”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的分析,缺乏微观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方向立足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较多,对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关注较少且缺乏具体微观数据的支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不同因素造成的贸易成本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将微观计量分析与宏观理论相结合,以此来说明贸易“新常态”形成的内在机制。

2 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内在机制剖析

从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虽然依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力禀赋的优势快速发展了起来,但却一直维持着粗放式、低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我国出口贸易企业长期低效率运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下。在后危机时期,在外部需求不足,出口贸易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逐渐丧失,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不断弱化的背景下,生产率滞后的瓶颈开始凸显,贸易增速放缓便是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所产生弊端的一种表现,其内在形成机制可以由图1和图2加以解释。

如图1所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的一系列促进对外开放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政策红利”,而外部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了旺盛的外部需求,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大大降低了该时期内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外贸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持,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固定成本便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外贸业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不断开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而劳动力市场旺盛的供给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使得加工贸易企业可以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随着外贸产业的发展和各生产厂商规模的扩大,外贸企业开始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而伴随这种过程的产业集中和产业集聚最终又形成了外部经济,进一步降低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在较低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虽然这一阶段外贸厂商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但依托国内外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低成本,凭借薄利多销,我国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生产率水平的限制,换言之,低生产成本和低贸易成本的优势弥补了低生产率和低附加值的劣势。

图1的外贸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优势必须能够弥补低生产率所造成的劣势。二是外部需求必须十分充足,从而使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得以持续。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基础,其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外部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减弱的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增加了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要素价格均等化过程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厂商的生产成本逐年攀升,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成本优势不可能无限扩大,它会随着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减弱,而厂商和产业规模的臃肿也减慢了技术更新的速度,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及时更新生产线,依旧需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高生产成本和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大大压低了厂商的利润,而外部需求的不足使得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无法持续,此时低生产率的瓶颈便凸显出来。在高贸易成本的作用下,大量低生产率企业的利润根本无法维持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成本,从而大量的外贸企业便纷纷退出国际市场,这便造成了2008年之后我国贸易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在危机前的阶段,由于外贸发展初期对于劳动力需求旺盛,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该阶段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后危机时期内,由于外需的不足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后,进一步提高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会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消极影响。而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形成规模经济,在规模报酬递减过程开始之前,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厂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应存在积极影响。为了验证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运用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于以上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时间段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了验证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机理,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于行业的出口数据、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企业出口交货值(ex)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l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和行业的平均工资(wage)作为被解释变量;εit为误差项;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

其中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lp),本文采取行业的总产值除以行业的从业人数来表示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越大,代表企业规模越大,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并进行了季节调整。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基于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和面板的随机效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对于方程(1)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表1,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表示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以此来区分和比较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两个经济时期的贸易状况。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出现有偏和非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GMM方法(广义矩估计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选取inv的一期滞后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表2。由表1固定效应模型和表2进行比较可知,除了模型(1)的lp和wage的显著性增加之外,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由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出口贸易呈正向相关关系,观察其显著性发现,在GMM和混合回归的PCSE方法下其影响显著,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用模型中不显著。综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观察模型(2),可以看出以四种方法计算的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种结果基本符合理论分析的预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中国正处于外贸发展的黄金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的“政策红利”等因素形成的开放效应极大的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从而形成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而经济危机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平均工资的上升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开放城市转移,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所以金融危机前的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对于出口贸易不但不会存在明显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外部需求的不足使传统上以“量”取胜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不断增强,加工贸易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国内的许多出口企业在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仍然落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依然很强,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更加剧了这些企业的倒闭,从而使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呈现出很强的负面效应。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后贸易的减速,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存在密切的联系。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由表1和表2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四种方法下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值且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企业规模在经济危机前后对于出口贸易都存在积极影响。一方面,行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对于由封闭到不断开放发展的中国来说,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企业较多,企业的规模经济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容易对于市场形成垄断,在经济危机到来而导致外需不足的前提下,其竞争力较强,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较强,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行业企业规模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规模经济所主导的外贸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之路。

观察表1和表2中平均劳动生产率(lp)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的回归结果均为负值且在GMM和PCSE方法下显著。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PCSE和面板的固定效用下为正值,面板的随机效用和GMM下为负,且均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前,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的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这种结果与经典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并不相符。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由于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应高于非出口企业,由此企业平均生产率与出口贸易应该存在正向关系。近年来李春顶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出口企业比内销企业存在更低的生产率的现象[4]。对于以上现象,本文认为生产率对于出口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的情况,是由于经济结构和贸易方式不合理所造成的。

2008年之前,中国出口贸易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同时,在良好的国家经济环境、稳定的外部需求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却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壮大,不断占领市场,其竞争力甚至强于技术型的企业。李春顶、戴觅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后“生产率悖论”消失[5,6]。2008年之后虽然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缺乏技术创新的国内大型出口企业依然凭借着规模经济的优势占领着国际市场,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由上文对于企业规模的分析也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

4 简要结论及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打断了全球贸易“大稳定”的繁荣进程,中国的出口贸易开始由超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出口贸易的“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一个侧面,正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3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面板的随机效用以及广义据估计(GMM)等方法对于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即平均工资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当时良好的外需环境与外贸起步阶段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突出。外部需求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等因素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劳动力成本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逐渐开始凸显。贸易“新常态”既是对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于经济新形势所提出要求的一种调整。

第二,企业的规模经济是促进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规模经济的弱化是形成贸易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后,企业规模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统治力较强,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成为企业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经济优势也将不断的弱化,而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转型中的难度也较大,贸易的中低速增长正是我国经济转型阶段,贸易发展与转型过程的写照。

第三,企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是贸易“新常态”下推动出口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平均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这种状况是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特殊时期内,中国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的结果。粗放型低技术,重“量”而轻“质”的贸易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但随着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政策红利不断消失,中国的出口贸易必然要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不断追求对于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弱化,传统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优质的高生产率企业,更为合理的贸易结构才是贸易“新常态”的未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贸易的中低速增长也是对于不重效率的贸易方式和不合理的贸易结构的反映。

转型成本 篇10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 加工贸易 比较优势

1.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1.1劳动力成本的定义

劳动力成本的定义可以从绝对和相对两个角度来进行划分。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定义从绝对的角度来分析。从狭义上讲，劳动力成本包含工资、津贴、保险和其它福利。从广义上讲，劳动力成本又可称为人工成本。近年来，随着对企业成本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仅从绝对角度来认识劳动力成本是不够的。劳动力成本还有相对成本概念，劳动力相对成本是一种更加综合的成本衡量标准，它不仅仅考虑劳动力成本（价格）的绝对值，而是以劳动者素质（劳动生产率）为考察重点，同时兼顾了劳动力价格、产业特点以及其他社会因素。

1.2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突然上涨的，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制度因素：

1.2.1生活成本的上升

首先，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场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历了一轮快速的增长，之后的金融危机虽然对此有所冲销，但是物价的刚性与不可逆性已经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成本上升。其次，中国的房价近几年持续不断高速上涨，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低谷但持续时间非常短，之后又是加倍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以房价的上升最为明显。最后，在金融危机时候，我国为了应对严重的危机采取了积极宽松的各项政策，致使政策滯后效应在后危机时代开始产生作用，带来新一轮物价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

1.2.2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严重

在我国收入的两极化非常的明显，尤其在一些垄断机构和基层工作者之间的差距比较。一方面，社会收入日益向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行业集中；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社会财富也日益向企业高管集中，广大基层职工却无法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　，广大职工和普通劳动者长期从事繁重艰苦的基层生产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然而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却非常低，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非常低，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1.2.3劳动生产率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几个方面。虽然我国教育总体水平不高，但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式，劳动力的素质有了显著上升，生产技术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也有了较大进步，管理水平在实践和摸索中也有了重大进步。

1.2.4国家保障水平的提高

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保障的提高是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大部分地区自1995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时，依据2004年制定的《　最低工资规定》　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提高一次，最低工资保障水平的逐年上升也导致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1.2.5农民工生产素质提高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老一代农民工有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使得农民工整体生产率水平有了较大进步，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

1.2.6劳动力需求增长和供给结构性短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触动因素

工资是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均衡时的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从需求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持续的就业需求。从劳动力供给来看，虽然我国劳动人口众多，但低端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技术工人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

2.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

2.1加工贸易以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

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结构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过大[4]是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最普遍的问题，也是制约着加工贸易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加工贸易最初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起步的，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的现实。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技术密集型为主，所以我国要使加工贸易产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这一转变使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迈向竞争优势，从而达到质的转化，就要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利用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形成新的主导产业群。我国产业竞争力低的重要原因是传统产业结构层次低，缺乏竞争力，只是单纯的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

2.2形成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多元化发展加工贸易

推进市场多元化需要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的协同努力。我国当前的加工贸易虽然说在国际上因为具有劳动力成本这一竞争优势，但相对来说各个加工贸易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战略联盟，这样就使得许多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阻碍但有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很好的解决。这样就要求各个企业应该在看清自己企业的同时还要做好从分的市场扩充。在市场开拓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制定能够从整体上加强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方案；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国内企业的生产、销售、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的联合行动，以发挥集团军的优势；加强与国外有关行业组织的联系，构建与进口地区政府的关系，为企业争取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开拓国际加工贸易市场的进程中，利用战略营销联盟能有效顺利地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3放款税收制度，促进加工贸易转型

当前我国对加工贸易还是没有达到完全的放开，就税收激励机制而言，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不仅可以针对目前由于税收的上升造成劳动了成本的上升，从而为企业的加工贸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税收的上升不仅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产生影响，而且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成本也要增加，双方面的不利，促使政府应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可以减征国内增值税；就税收保全机制而言，将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相结合，不仅以企业的海关信誉为标准，而且同时从有利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给予企业一定的照顾；而对于深加工结转业务而言，海关和税务部门联合制定政策，把海关核销与税务部门认定的实际出口相结合，及时给予企业出口退税，而不是采取其他不实的做法，更能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走向国际。

参考文献：

[1]贺聪，尤瑞章等，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国际比较研究　金融研，　[J]究，（7）：2009.

[2]张本波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响　宏观经济管.　[J].理，（8）：2008.

[3]辛永荣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价格月刊，　[J]　（2）：2010.

[4]傅钧文.外贸依存度国际比较与中国外贸的结构型风险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4）：26～30.

作者简介：张立英，1985年9月生，河北唐山人，兰州商学院2010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转型成本 篇11

关键词：中职会计,作业成本法,会计管理

一、作业成本法在会计专业中应用的难点分析

1.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成本较大。会计专业运用作业成本法容易给会计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作业成本法的运用需要对会计原有的系统进行改进,并且需要符合科学合理的要求。如我国会计专业中的综合业务系统及相关业务管理系统的构造框架,与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可见,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来改进我国会计专业原有的比较庞大的系统,如需要涉及到企业中设计成本的费用与日常开销成本等,严重影响会计专业的成本的统计工作。会计的教育工作者也需要在平时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会计运作中各种相关的费用,如会计经营过程中的维修费、设备费以及测试费等。

2.对实施的作业成本没有准确的定位。目前,部分会计专业在使用作业成本法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由于自身存在的错误认识问题致使不能较好地运用作业成本法。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认为作业成本法是计算成本的一种方法,成本核算的任务由财务或会计人员就可以单独完成;二是不能从我国会计专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出发,而是过分要求能够完美地推行作业成本法。会计专业存在的这两种看法都不利于正确地运用作业成本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会计专业运用作业成本法的效果和质量。

3.制度问题的制约。作业成本方法不能在我国会计专业中得到有效运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度问题的制约。从当前我国会计专业的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拥有各种各样的会计专业,会计种类不同决定了会计规章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不同会计制度上存在的不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各个会计处理会计管理费用的方式。在处理过程中,不少会计专业通常都是不分摊给相关产品的,致使在实施作业成本、核算体系等方面会计专业没有较强的制度作为支持,也没有经营管理层的主管支持和高水平财会人员的支持。

二、作业成本法在会计专业中应用的保障措施

1.引入先进技术,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切实做好相关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快我国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发展。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不仅在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提高会计作业成本管理水平仪以及部分金融机构的作业成本管理水平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业成本法信息系统的建立能够为我国会计专业作业成本管理提供可靠的外部保障。这一系统的建立有赖于引进先进的技术,技术能够达到发展的需求,便有可能顺利地根据企业的发展实际情况使企业作业成本法信息系统得以建立,若无法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那么是无法完成构建作业成本法信息系统的。

2.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会计专业实施作业成本法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的作业成本立法制度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相关的法律制度更不符合规范要求,为了使会计专业得到较快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我国部分国有会计专业企业技术方面的条件基本上已经满足了作业成本法规定的相关内容,基于此,国有会计专业的相关管理人员依然需要加大这方面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对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框架和推行方法进行认真地研究和分析,组织机构、操作程序以及推行步骤等内容需要包含在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框架中。在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不需要将选择动因限制过详细过全面的范围内,而需要找出与该行成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并且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满足不同作业活动的要求。

3.充分调动管理者和全体员工设计作业成本法系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理论上来说,应用作业成本法这种概念首先要深入会计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的脑海中,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这种作业成本法的重要性,让他们参与到这种系统的设计中。就工作人员而言,作业成本法不再所谓的成本管理,而变成了一种具有实在意义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我国需要对作业成本管理法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关注作业成本管理法的可操作性,若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为促进企业快速向前发展,需要从企业现行的制度出发,并且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设计出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作业成本法,以实现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目前,作业成本制度在我国的开展程度并不是很高,原因在于缺乏较为广阔的市场。这种作业成本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地区的会计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提高了会计成本管理的水平。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也为了满足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我国的会计专业也需要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作业成本作业法,以实现提高自身成本管理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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