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研究

金融化研究（精选12篇）

金融化研究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发现,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非金融行业企业开始频繁地参与金融活动,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并从中获得收益(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Milberg,2008)。宋军和陆旸(2014)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的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获取的金融收益大幅上升。 针对这种现象,Stockhammer(2000)认为,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是一种资产转移,通过提高资产流动性提升资产的获利机会。但是非金融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其金融资产持有量的增长,将导致可供经营资产投资的资金减少,势必会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已有文献探讨了金融产业膨胀、宏观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本文则关注于我国经济金融化进程中,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金融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高频词汇,具体而言,金融化包括宏观经济的金融化、产业的金融化和企业的金融化三个层次,其实质是金融在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公司经营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从公司层面的金融化来看,Froud et al.(2000)、Lazonick & O'Sullivan(2000)和Williams(2000)认为金融化是股东价值作为支配地位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Orhangazi(2008)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非金融企业持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同样,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也呈现出一定的金融化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总量由2007年的3.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1.8万亿元,金融收益总量则由839亿元增长到2520亿元。金融资产为非金融企业的生产经营起到了辅助作用。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也因金融资产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关于持有现金资产的研究已经有很长历史。Opler et al.(1999)认为,公司投资机会越多,现金流波动性越大,其现金持有量越多;资本市场融资越容易,其现金持有量越低。对于衍生金融资产,非金融企业主要用来套期保值规避风险。Smith & Stulz(1985),Bessembinder(1991)等的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使用衍生工具来规避生产经营销售活动中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近年来随着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新的期货和掉期产品的不断推出,促进了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货币市场的发展也为非金融企业提高闲置资金利用率提供了更多可能。此外,金融行业利润的增加以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放缓是我国非金融企业频繁参与金融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4年我国A股金融公司净利润总额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比例由39.72%增长到56.36%,而占上市公司总数98%以上的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则降低到43.64%。实体产业利润率的降低驱使众多非金融上市公司积极参与金融活动;金融资产的收益甚至成为部分非金融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宋军和陆旸(201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外学者对金融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Orhangazi(2008)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非金融企业持有过多的金融资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Crotty(2005)认为非金融企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购买或者扩展金融子公司,会缩短公司的计划期,不利于企业进行长期的决策。Duménil &Lévy(2004a)、Aglietta & Breton(2001)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其供实业投资的资金变少,不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国外针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非金融企业参与金融活动对实业投资资金的“挤出效应”。但对于非金融企业参与金融活动获得的超出其实业投资收益以及金融化与企业经营协同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外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化与绩效的关系研究的较少。宋军和陆旸(2014)的研究发现,公司持有的货币性资产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经营绩效较差和较好的公司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但对于金融化程度是否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国内外已有研究对金融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模糊的。由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市场适度的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超越实体经济的过度发展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损害(张晓朴和朱太辉,2014;陆岷峰和张惠,2012;逄金玉,2012)。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对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倒U形关系,较低和较高的金融化程度都不利于企业绩效的增长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主要解释变量是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和金融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用这两个变量反映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14版《会计》规定,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的资产等。本文所研究的金融资产FA包括货币资金、应收及预付款项、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公司i第t年的金融资产持有比例PFAi,t为金融资产总量FAi,t与总资产TAi,t的比值:

企业的金融收益FAR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融收益在企业利润所占比例的多少是衡量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公司i第t年的金融收益比例PFARi,t为金融收益FARi,t与利润总额TPi,t的比值:

本文选取的公司绩效指标为净资产收益率ROE,并选取资产报酬率ROTA作为稳健性检验中的公司绩效指标。同时选取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OIGR、公司规模LNTA、股权集中度OC、控股股东性质SP和董事会规模BS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各变量解释见表1所示。

考虑到公司绩效与金融化程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加入金融化变量的平方项,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年到2014年A股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CSMAR)。本文对样本数据做了以下处理: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使用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版剔除了ST和*ST的公司;剔除终止上市、暂停上市和停牌的公司;剔除资产负债率小于0大于1的公司,剔除总资产为0和销售收入为0的公司。最终样本包括15663个公司年数据。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除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性质外的其他变量按会计年度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金融化程度变量PFA和PFAR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2可以看出,全样本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46.14%,中位数为45.26%,标准差为0.1978,说明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较高,且公司间差异较大;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值为49.59%,高于国有企业的41.93%,说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持有更高比例的金融资产。全样本金融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均值为22.88%,中位数为1.17%;非国有企业金融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均值为17.92%,小于国有企业的29.02%,说明非国有企业的金融收益比例低于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其金融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却远大于非国有企业。表3给出了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个体效应和回归变量无关的原假设。最终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样本、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使用PFA及其平方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模型(2)使用PFAR及其平方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国有企业样本外,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正向显著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平方项负向显著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收益比例正向显著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金融收益的平方项负向显著影响净资产收益率。上述结果分别验证了金融资产持有比例、金融收益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说明金融化程度较高或较低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控制变量的符号基本符合预期,净资产收益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及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

注:括号内为t值,*、** 和***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14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分析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绩效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结论:(1)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其金融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却大于非国有企业。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于非国有企业,也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虽然经营资产投资比例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经营资产的收益率却很低,导致金融收益在利润总额中的比例高于非国有企业。(2) 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倒U形关系,过低和过高的金融化程度都不利于企业绩效的实现。该结论对非金融企业经营提出了一定要求,即非金融企业应适当进行金融资产投资,但不应过多。从企业绩效的角度来看,非金融企业存在最优的金融资产持有比例,高于或低于该金融资产持有比例都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逄金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解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5期。

[2]陆岷峰、张惠:《金融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利润合理分配研究》,《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3]张晓朴、朱太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3期。

金融化研究 篇2

我国碳交易金融化之路【1】

摘要：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而稀缺的有价经济资源在资本市场流通，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并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属性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

我国应利用碳排放许可证证券化的契机，建立完善的碳证券交易市场，由国家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通过类似于股票发行的发行方式，将排放权许可证发放到企业手中，以最小化经济增长冲击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抑制全球变暖的步伐。

关键词：碳排放权;货币属性;商品属性;碳排放许可证证券化

一、碳排放许可证的商品化及其价格确定

商品、金属货币、纸币、股票等经济形式都是由根源“价值”发展而来，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经济形式怎么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其本质“价值”，但在不断的衍生，变幻过程中，经济形式与价值的关系逐渐削弱。

一些经济形式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只是价值符号，但也被作为一种商品被买卖甚至热炒，如：外汇，债券等。

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为防止气候进一步变暖，《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了各国的碳排放额度，而碳排放与国家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碳排放受限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碳排放权成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而碳排放许可证也衍生为一种价值符号，成为一种“特殊商品”。

之所以称其为“特殊商品”，是因为其本身并不包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而就不具备价值，它只是一种价值符号，但是因为它能带给所有者经济收益，具有使用价值和较强的稀缺性，因而衍生为一种“特殊商品”，而它的价格由许可证可以为去所有者带来的经济收益所决定，同时也随着供求发生改变，但其价格的变动并不会使社会总价值发生改变。

正如《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提到的“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可能有权所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

此外，由于碳排放许可证具有一定特殊性，所以其价值随主体的差异而变化。

对于资源效率较高，技术较为先进，单位产出能耗少的国家或企业来说，相同面值的碳排放许可证的名义价值相同，但实际价值增加了，同理，对于技术较为落后，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国家或企业，碳排放许可证的实际价值减少了。

这种内在的价值不统一也促使了碳排放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因为只有让同等面值的碳排放许可证发挥最大的实际价值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碳交易背后的分工问题

碳排放权的交易表面上来看是货币与碳排放许可证的交易，即价值符号与价值符号之间的转换，但是它所反映的深层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分工。

首先，一些国家为了保护环境，限制高污染工业发展，或者通过投资发展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产出能耗，减少碳排放量，这样一来其碳排放指标会有所剩余，于是可以转让给工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能耗大的国家，它所反映出的分工可以看作是第三产业或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同重工业发展的分工。

在此基础上，有些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一些发达国家可以投资减排技术研发项目，然后将成型的减排技术转让给减排成本低的国家，进行进一步分工即技术与资本的分工。

这样，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的配置，使得全球经济效率提高。

但同时，这种分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富差距。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加速发展第二产业，所以对碳排放量的需求较大，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低，单位产出能耗较大，又加剧了碳排放量的需求，因此超出本国所占有的碳排放指标的部分就需要向发达国家购买。

这样，发展中国家不仅冒着污染环境的风险而且要付出比原来更多的代价来发展经济。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进步，将碳排放量限制在较小的指标内，剩余的部分可以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以换取利益。

这无疑将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

三、我国的碳排放许可证证券化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实际上是政府或相关组织实施的对具有不同特点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资格的交易的统称，具体而言，是指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赋予碳排放行为一种合法权益，将其进行量化，并允许该权利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以此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我国已经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而且在场外已经发生碳排放权的交易。

年底，我国政府在德班气候会议上承诺兑现的碳减排目标，这一承诺为我国碳排放许可证证券化建立提供了新的契机。

就我看来目前我国碳排放许可证的证券化可以采取的方法如下

1.由国家设立规范的碳排放权交易所，让市场主体在统一，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碳排放权交易。

同时设立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负责控制发行总量，发行价格，地区分配，另一方面监管碳排放许可证的发行及买卖。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加强国家对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控制。

规范交易行为，避免地下交易，权钱交易，真正达到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

2.要求企业每年自己的年度排污量进行申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测评，最终结合多种因素确定碳排放权发放。

申报制度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对总量做出了设定，有限的排污权利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稀缺资源，企业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申报排量，剩余的则可以转让。

3.通过类似于股票发行的发行方式，将证券发放到企业手中。

并根据不同地区减排成本，环境污染程度，产业结构，主导产业等等因素确定许可证价格。

参考文献：

[1]乔海曙，刘小丽.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理论探索，(3)(总第189期).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

[3]刘瑾，刘昕.我国排污权初始分配和交易的证券化设想.

[4]王明荣，王明喜.基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碳排放许可证拍卖机制.中国工业经济，(5)(总290期).

[5]胡荣，徐岭.浅析美国碳排放权制度及其交易体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3).

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的影响因素【2】

摘要：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而我国由于基数大、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显现出了巨大的碳减排发展潜力。

本文通过对碳减排需求、碳减排供给、碳减排潜力等问题的考察，分析了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碳金融;减排;影响因素

一、我国碳金融交易面临的市场态势

广义而言，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及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直接与间接投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碳金融可以表现为四个层面：一是基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低碳项目投融资的贷款型碳金融：二是基于低碳项目的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的资本型碳金融;三是基于碳排放权实物交易的交易型碳金融：四是基于碳排放权和其他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投资的衍生型碳金融。

碳金融的兴起，得益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及三种灵活机制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有效实施。

CD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国际履约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实施，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

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用比较低廉的成本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量，以抵消其部分减排义务。

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合作可获得资金和技术，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

全球碳交易总额达1264亿美元，是630亿美元的2倍，超过20交易总额的10倍，总体呈几何倍数增长。

据预测，20全球碳交易总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越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8%，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约3.9吨，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2吨，不到OECD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1吨)的2/5。

我国已于11月正式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CDM市场分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即碳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买家向发展中国家收购CDM项目产生的CERs，并将其收购的CERs拿到国际市场(即二级市场)转让，以获取交易差价。

一级市场的产生与现行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减排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的规定是密切相关的。

在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中，我国金融机构还不能全面参与，CERs的定价机制也控制在欧美买家手中，境外买方凭借其在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专业能力，主导着核准的排放量交易，而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也只能直接与国际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境外买方进行碳交易谈判。

欧美等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在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中，国际碳金融交易价格与交易量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欧洲气象交易所(ECX)于203月14日推出了CERs的期货合约，CERs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短时间内的价格变动浮动超过300%，这同样也由于CERs二级市场交易开放时间不长，买卖双方均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致;另一方面在近期价格维持在11.5欧元左右的情况下，依然与8-10欧元的一级市场价格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相比我国8欧元左右的平均价格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就要求我国能尽快完善碳金融交易体系，从而保证我国CERs出口市场的合法权益。

二、影响我国碳金融交易的碳减排供需因素

1、碳减排需求。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附件Ⅰ缔约方在年一承诺期内的强制减排义务，涉及到的二氧化碳在内的一揽子六种温室气体，并规定了附件Ⅰ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5.2%的总体减排义务，并同时分配各自的减排义务，指标以1990年为基准，范围介于减少8%(欧盟)到增加10%(爱尔兰)之间。

为促进各国较为经济地完成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除规定上述减排义务之外还确立了三种碳减排灵活机制，其一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其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其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这也就是指CDM机制，它的存在给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十分巨大的碳减排需求市场。

表1给出了各国家和地区1990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以及由EPPA模型估计得到的排放预测，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指标，得到各国家和地区要在20完成的减排任务。

表1可见，除前苏联外，其他附件Ⅰ缔约国在不进行碳排放交易的情况下，均无法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指标，其中，碳减排最多的国家为美国，预计2010年需要完成的减排量为571MtC，减排比例约占2010年规定排放量的31%;其次是欧盟，2010年需要完成的减排量为308MtC，约占其2010年规定排放量的29%;另外，减排比例最高的地区是其他OECD国家，减排量约占其2010年规定排放量的36%，减排量为171MtC。

可以预见，随着第一个承诺期限的临近，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所带来的全球性需求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碳减排需求市场，我们应以此为契机，推进我国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全面发展，规范国内碳减排交易行为，掌握CERs一级市场定价权，改变原有不合理的发达国家定价模式。

2、碳减排供给。

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基数大、科技发展落后等原因，因此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减排成本对于科技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较低，所以在碳减排供给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一直充当主力军的作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尚不承担减排义务，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技术和设备则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

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全球碳市场上的CDM项目数量骤增。

中国的CDM项目数量大约占国际总量的35%。

而且，中国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项目规模，所以，如果把20前的项目都加起来，中国占全球市场规模的54%，如果算到2020年，则中国占CER总量的57%。

由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数据整理。

我国已注册项目的CERs达1.9亿多吨二

氧化碳，占全球已注册项目CERs的48%，其次是印度、韩国、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占CERs总量的20%、13%、10%和2%，可以看到，超过2/3的CERs都在中国和印度，除去韩国、巴西和墨西哥后，剩下所有国家CERs仅占7%。

光伏电站金融化 篇3

相比制造业产品毛利率不足5%，甚至告负的水平，投建大型地面电站项目，20年全寿命周期内的投资内部收益率可达10%。

早在一年半前，延伸产业链便被国内光伏企业视为活下去的法宝。包括英利、天合光能、阿特斯等几乎所有规模组件产商都着手将业务延伸至产业链下游，寄望通过电站开发、设计、建设等新业务模式来消化上游产品，同时提升营业额和利润率。

那些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字头企业更是不甘落后，他们强势介入，甚至形成联盟，迅速确立了自身在市场中的主流位置。

前景诱人。然而道路曲折。光伏电站市场空间虽大，但并非人人都能有所作为。平安证券能源金融部总经理王海生告诉《英才》记者，与制造环节相比，电站资金需求量更大、回收周期较长，如果没有雄厚的实力，一般企业“难以消化”。

传统“明星”势微

银行贷款、IPO募资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是光伏企业最熟悉的三种融资渠道。但受到项目负债率高、融资成本高等种种问题的局限，加上产业处于深度调整期，上述融资渠道经常受阻。

赛维LDK、英利、天合光能、晶科、新奥、昱辉阳光等曾经的中上游“明星”企业，在经历一轮残酷的寒流冲击后，“元气”受损，资金链已处于紧绷状态，要进入投资更大的下游电站领域，压力徒增。

相比制造环节，光伏电站业务被不少企业视为重新撬开银行信贷之门的新希望。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王亦逾告诉《英才》记者，制造环节的贷款已经非常难，但国开行对英利电站投资业务却给予了低成本的贷款支持，并提供一笔较大数额的授信。

相比过去的慷慨，银行对光伏企业放贷已经变得极其谨慎，能获得政策性银行支持的企业毕竟是少数。

“投入大，回收期长，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银行能够提供10年甚至15年以上长期贷款，民间资本不愿进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告诉《英才》记者，“贷款利率比较高，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再加上银行贷款门槛高，需要对贷款额提供等额担保，加大了民企融资的困难程度。”

国企生猛

随着国内市场的启动，不少央企加速抢占光伏电站市场，并很快确立主流位置。目前，盯上国内光伏装机“蛋糕”的，有航天机电、招商新能源集团（下称招商新能源）以及五大电力。

孟宪淦告诉《英才》记者，如果要开发规模在1GW的光伏电站，大致需要沉淀资金100亿元，如此规模的投入，普通民企玩不起。

8月初，国家能源局明确任务，到2015年底必须彻底解决全国273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其中光伏独立供电解决119万人用电。为此，三年内我国将开工相关项目合计583个，总投资294亿元。上述项目的建设运营将由五大电力、中节能、中广核、三峡集团等8家央企包揽，民企无缘分得一杯羹。

央企庞大的资金支持无疑是其抢食光伏电站的重要筹码。目前主攻集中式电站的航天机电总经理徐杰告诉《英才》记者，现在所有的光伏电站项目，都需要一年期的连带责任担保，这不是一般的企业所能够做到的。民企一般难以提供几十亿的授信。“作为央企，我们能一下拿到100亿的授信。但民营企业就很难了。”徐杰坦言，不需要为钱去发愁。

王海生认为，一些金融机构对涉足光伏电站的国企和民企的态度差别，事出有因。中国光伏企业的寿命大概在十年左右，投资方对企业是否会倒闭，或者项目能否建成等问题存有顾虑。而国企即使倒闭，还有上级公司可以追究，投资方的顾虑会少很多。

事实上，央企的优势还不止融资，其背景也利于在全国“施展开手脚”。招商新能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原称，“借助招商局的品牌，和各地众多大型企业达成战略联盟，在中国各港口、码头、高速公路及开发区开发、运营太阳能电站。”

此外，结成同盟也成为央企进入光伏电站市场的一大策略。李原告诉《英才》记者，招商新能源正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央企为主的“光伏产业联盟”，联盟将依靠华为和国电分别搭建软硬件平台。

这个豪华阵容，包含了从开发、融资，到建设、运营各环节，将成为未来中国光伏产业的巨型航母。国字号战车的组建，将进一步改变国内光伏电站开发的格局，中小开发商的空间可能受到挤压。

电站资产证券化

在徐杰看来，中国的光伏应用要大发展，不管民企还是国企，需要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什么时候，银行不需要融资担保就能提供80%的融资时，这个市场才会真正全面繁荣起来。要不然，这永远只是少数人的市场。”

鉴于目前国内光伏市场融资环境和融资渠道受阻，业内的共识是，未来光伏市场会走向能源金融化之路，需要下游电站融资模式和渠道平台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融资都是在电站建设完成之后才进行的，如资产证券化和融资租赁模式。

国观智库能源事业部总监李月认为，未来的市场上可能最先推广应用的是PPA（电力购买协议）/租赁模式，即通过第三方渠道融资。这种模式下，太阳能开发商充当衔接机构投资者和中小型用户的平台，用户通常不需要任何前期投资就可以获得比电网更便宜的电，而且10-20年的合同期内都是如此。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由开发商和用户签订的PPA相当于一个10-20年期的固定收益产品。电是必须消费的能源，又拥有能源部门背书，因此这种模式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

王海生告诉《英才》记者，国内光伏电站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就是把已建成的光伏电站作为基础资产，将电站的未来收益做成资产包，在融资市场上进行出售来获取资金，再进行下一个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这是一种滚动式发展方式。做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是必须有，即光伏电站，该模式仍在探讨之中”。

此外，在欧洲和日本使用较多的债务融资、投资信托权益融资、众筹融资等模式，皆有实践价值。

金融化研究 篇4

记者:董教授, 您好!近年来, 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人口老年化问题, 社会各界谈论有关人口老年化问题的越来越多。人口老年化有什么标准?我国目前老年化程度如何?由此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董登新:首先要肯定的是人口老年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或趋势。衡量人口老年化程度的指标有许多, 其中, 最主要的测度指标包括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率、老少比、年龄中位数、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人数。第一, 老年人口比重。由于各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标准不同, 因此,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 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年化”社会的标准。但当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4%时, 标志着“老年社会”已变成现实。第二, 老年抚养率。也称老年抚养负担, 它是指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 即年满65周岁的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总数比值。第三, 老少比。也称老年化指数, 它是指老年人口数与少年儿童人口数的比值。第四, 年龄中位数。即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自然顺序排列时居于中间位置的人的年龄数值。年龄中位数是一种位置的平均数, 它将总人口分成两半, 一半人在中位数以上, 另一半人在中位数以下, 反映了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和集中趋势。截至2010年底, 在全球226个国家或地区, 年龄中位数在20岁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共有43个, 基本上都是非洲地区国家, 其中, 年龄中位数最小的国家是乌干达为15岁。年龄中位数在20～30岁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共有88个, 大多为亚非拉地区的相对落后国家;年龄中位数在30～40岁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共有64个, 年龄中位数高于40岁的国家和地区共有31个, 其中, 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家是西欧的摩纳哥为48.9岁, 其次是日本44.6岁。

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为北美、欧洲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砖五国中, 南非为24.7岁, 印度为25.9岁, 巴西为28.9岁, 我国为35.2岁, 俄罗斯为38.5岁。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 正好巴西处在世界中间水平, 南非与印度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 我国和俄罗斯则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对于人口老年化类型标准的划分, 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年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提供了老年型建议性标准:年龄中位数30岁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重7%以上;14岁以下人口比重30%以下;老少比30%以上。

此外, 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 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年均100万的增长速度, 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 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199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7%, 迈入老年化社会的大门。2010年为8.87%, 大约2026年达到14%, 正式成为老年社会。2050年将达到30%, 2100年将达31%。2050年之前称之为“加速老年化”阶段, 2050年之后称之为“稳定的重度老年化”阶段。

人口老年化将直接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 社会消费能力下降, 经济发展减速;二是社会保障压力剧增, 养老医疗社会投入增加, 社会保障基金收支难平衡。

记者:如此说来, 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年化,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关系到老百姓养老社会保障的问题更是时刻触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当前, 我国养老保障现状如何?老年化给我国目前带来哪些问题和难题?

董登新:世界各国对于人口老年化问题的关注, 都是基于退休制度将要承受更大的养老负担而引发人们的担忧与不安的。我国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有13亿人口, 65岁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要新增老年人口1300万人, 这一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 相当于一个英国或德国的总人口。如果计算60岁以上人口, 老年人口绝对数就更大了。

从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养老”, 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养老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 养老保障面的宽窄以及养老保障程度的高低, 则主要取决于一国或地区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达程度。

事实上,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已有较大变革。其中, 部分群体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 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另有部分群体则采用了全新的规则, 如城镇企业职工。从养老保障面来看, 目前,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城镇企业职工; (2) 有城镇户口的自雇者和灵活就业人员; (3) 农民工; (4) 行政单位职工; (5) 事业单位的职工; (6) 少数已实行城乡统筹地区的农民, 如北京市。

总之, 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上呈现多元化、碎片状特征。

我国不仅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 而且城乡差别大, 城市化进程缓慢, 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国公民的养老保障必将遇到“四大难题”:全国统筹;城乡统筹;行政、事业与企业统筹;多元化、多支柱养老统筹。

记者:董教授, 请您具体地谈谈我国养老保障的“四大难题”, 您先谈行政事业退体制度改革好吗?

董登新:行政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制度:仍旧承袭计划经济的“老做法”。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 雇主是非盈利性机构, 它不同于盈利性企业, 由于自身无法产生收益和利润, 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部支出均由财政全额拨款, 如果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加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则意味着财政不但要给职工发放工资, 而且还要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 财政一手为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缴费, 一手又将收费最终纳入财政预算养老专户, 这实际上形同“左手”转“右手”。因此, 为了与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区别,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暂不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而是继续沿用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一贯做法, 包括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实行“离休制度”, 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其他人则实行“退休制度”。

公务员退休制度的受益人在退休前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退休后可直接享受国家财政拨付的退休金。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后, 国家公务员实行职务级工资制。国家公务员退休后, 其退休金的计发办法是: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按一定比例计发, 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均按原工资的100%计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家公务员基本退休金也应适时调整。其调节办法是:在国家统一调整生活必需品价格时, 退休公务员可按在职国家公务员并入基础工资的补贴数额增加退休金;在职国家公务员根据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平和物价变动指数调整工资标准时, 退休公务员可按调整工资标准的幅度相应提高基本退休金标准。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比照公务员退休标准执行。

然而,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单独实行“高福利”退休制度, 至今却仍不能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对此, 公众和舆论界存在诸多批评和指责。他们认为, 从养老给付的替代率来看, 养老福利水平最高的是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其次是城镇企业职工;其他群体的养老福利水平则相对较低且不稳定。有人估算, 如果说企业职工养老给付的平均替代率大约是50%, 那么, 行政机关要比企业高出1.1倍, 事业单位则比企业要高出0.8倍。

很显然, 这是有悖社会公平的。其一, 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给付替代率严重偏高, 必须尽快实行与企业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对接。因为企业养老给付替代率更接近国际惯例做法, 例如, 美国社会养老保险给付的平均替代率大约是40%左右。因此, 大多数人主张, 必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起来, 在养老金统一给付标准上, 要么让行政事业单位向企业看齐, 要么让企业向行政事业单位看齐。

2009年1月28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 上海、浙江、广东、山西、重庆5省市率先试点。为此, 不少公立学校教师闻风而动, 他们担心试点后退休待遇下调, 因此, 他们希望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赶在新方案试点前拿到养老金。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试点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统筹对接时, 必须认真测算, 科学推行, 以此为行政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统筹对接积累经验、作好准备。

记者:您再谈谈由于城乡割裂而造成的农村养老仍无法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

董登新:除作为直辖市的北京市于2009年1月1日率先宣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外, 其他省市的农村地区仍不能直接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 历史上的城乡二元分割, 经济差距巨大, 在社会养老保险上很难实行城乡统筹;其二,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大多缺乏自我积累能力, 农民基本上是农业自雇者, 没有雇主, 社保缴费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因此,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网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不过, 十分值得安慰的是, 从2009年开始, 在全国试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大体进度规定如下:2009年底, 争取试点覆盖全国10%县 (市、区) ;2012年参保率达到50%以上, 2017年参保率达到80%以上, 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事实上, 十七大要求2020年之前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意味着到那时我国农民将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到那时, 我国农村数千年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将会被重新改写。这是时代的进步, 更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记者: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存在那些障碍呢?

董登新:我认为省级统筹乃至县级统筹直接障碍了全国统筹下的账户划转。我国目前虽然已有17个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但大多数省、区仍以“县级统筹”为主 (全国大约有2000多个统筹区) , 要想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至今仍存在很大困难, 这就造成了参保人异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制度障碍。为此, 国务院已提出基本对策:2009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2012年实行全国统筹的目标。

由于我国人多地广, 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 尤其是东中西部差距巨大, 因此, 在目前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 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的“无缝”划转, 养老账户划转存在“转出地受益, 转入地受损”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劳动力 (包括农民工) 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不利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的“扩面”与发展。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主要有三个标志:其一, 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 比方, 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其二,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收支并负责管理;其三, 将地方社会保险费改征为中央社会保险税, 由国税局统一征收, 这既可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征集的统一性、固定性和强制性, 也可以提高社会保障工作效率和法律地位。

记者:董教授, 请您最后谈谈多元化, 多支柱养老保障。

董登新:当前,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负担压力巨大, 第二支柱实力有待大力增强。因此, 建立多元化, 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从养老保障结构来看, “三支柱”的多元化养老保障框架已在我国逐步形成。其中, 第一支柱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养老保险 (这就是城里人一般所讲的“社保养老”) ;第二支柱则是由雇主发起设立的“补充养老保险” (俗称“企业年金”) ;第三支柱则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 (也称“自我保障”) 。

不过, 目前我国公民的养老保障仍然呈现两极分化格局:城市人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养老, 农村人则主要依赖第三支柱养老。与此同时, 唯有少数垄断行业 (如银行、电信、航空、电力等) 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够在第一支柱养老之外, 还能独享丰厚的企业年金 (即第二支柱养老) , 而绝大多数普通企业职工则无福享受企业年金福利。这便是我国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从国际社会养老保障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 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载重比例正在下降, 而第二支柱的雇主补充养老保险载重比例则在不断上升。以美国为例, 从美国人的养老给付结构来看, 社保给付替代率平均不足40%, 其余养老给付部分则由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投资来满足, 也就是说, 企业和个人承担了美国人养老负担的大部分。这就是“三条腿”的美国人养老保障体系。

相比之下, 我国养老基本上只有“一条腿”, 而国外的养老金一般都是“三条腿”, 尤其是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占养老金储备的绝大比例, 而我国的养老金储备中却基本上没有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的位置。因此, 要想降低社会养老保险的负担, 就必须大力发展补充养老 (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 分散财政和社会统筹的压力。

我国的养老问题, 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不能仅靠社会养老保险这个单一支住, 补充养老 (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要尽快壮大起来。要想降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给付的替代率, 减轻单一支柱养老保障的财政支付压力,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制度, 不仅各类企业需要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也应该为其职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只有为国民建立起了广泛的补充养老保险机制, 才能真正有效地分担政府及财政的社会养老负担。同时, 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大趋势。只有到那时, “为养老而投资”才能真正成为家庭理财与个人投资的一种社会时尚。

记者:我们今天的采访占用了您不少宝贵时间。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但不便再继续打扰您, 改天方便的话, 我们再来采访您。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金融化研究 篇5

一、首先我社外拓员工分成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包含督导、内勤、外勤人员各一人，第二个小组是督导、外勤人员各一人，第三小组是内勤人员两人。第三小组负责在五公商业街扫街，宣传农信E购以及安装ETC业务。

二、早上八点开完晨会，分配完工作以及人员，留下两名柜台人员办理柜台业务，两名外勤人员办理贷款业务，其余所有人员拿好需要的东西出发。昨天，第一小组和第二小组一起出发去往元子村，提前与村书记沟通过后，村书记利用村里广播我社营销活动内容，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陆续有村民过来咨询，签征信授权书查征信。第一小组员工分工合作，督导员负责与村委书记沟通细节，解答村民疑惑;xx负责村民签征信授权书并且检查字迹是否清晰;签完字以后客户拿征信授权书和身份证过来找xx，xx负责用CS扫描王采集客户身份证扫描件和给客户拍摄征信照片，并检查是否清晰;xx负责维护客户身份证信息，并且为没有卡的客户开卡。这样分工明确工作进行的非常顺畅。

金融化研究 篇6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金融发展；啟示

一、前言

在经济与金融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金融经济已成为发达国家内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总结中，明确指出了金融业的资本过度膨胀，非金融业资本逐渐呈现金融化特征，资本积累方式将主要变为金融资本积累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而为了在这种经济金融化趋势下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经济金融化及其所带来的启示进行具体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1.非金融业企业的金融化

在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趋势中，非金融业企业的金融化是这一发展的具体实践表现之一，而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非金融业企业的利润上升较为困难所致。具体来说，在当下的非金融业企业中，为了能够保证自身利润的大幅度增长，将自身资产转移到金融行业中的现象较为普遍，美国金融产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超过非金融产业，就是对这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最好表现。此外，非金融业企业的利润中来自金融渠道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同样是由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所致。在发达国家中，金融业务已经成为GE快速、高效增长的主要源泉。

2.金融业部门相对于非金融业部门日益膨胀

在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趋势中，金融业部门相对于非金融业部门日益膨胀，同样是这一发展趋势的表现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美国金融业部门快速发展方面产生明确认识。据相关权威机构数据表明，1975年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仅为7.48万亿，而到了2007年，金融资产总量便已到达147.07万亿，这一数字就能够较为直观的反映金融业部门相对于非金融业部门日益膨胀的速度。

3.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比重上升并超过非金融业利润

在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趋势中，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比重上升并超过非金融业利润同样是这一趋势的较好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日渐停滞所致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自身的金融业便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2000年至2003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总计便已占到了所有公司利润的50%左右，而这一时期的所有公司实现的利润增长额有80%来自金融部门，从这一数据就可以看出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三、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带来的启示

上文中我们对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美国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相关资料信息，就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带来的启示进行详细论述，希望能够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1.正确处理好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

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发展中，其造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经济危机的诞生，我国必须引以为戒，在自身的金融发展中正确处理好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我们知道，虽然金融资本能够推进实体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但其本身并不能创造使用与剩余价值，我国如果不能出了好实体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就很容易催生泡沫经济，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这对于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造成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在这种经验教训下，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金融资本为实体资本服务，又要保证金融资本以实体资本为基础，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金融的健康发展。

2.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

为了能够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下较好的进行我国金融发展，我国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此保证我国的金融发展能够得到较好的监管。在具体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得建立和完善中，我国政府必须与金融业进行较好的沟通，并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此进行具体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只有对不创造剩余价值、只分配剩余价值的金融资本进行较为全面的管理，才能够保证我国金融业界的健康发展。

3.完善金融开放政策

为了能够保证我国金融业界的健康发展，我国还需要进行金融开放政策的完善。具体来说，在我国金融开放政策的完善中，我国需要保证自身的金融开放政策既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断摆脱美元霸权影响；还需要保证自身金融开放政策的适度，提高我国金融业界的抗风险能力；更需要持清醒的头脑，警惕金融掠夺，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在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金融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提高，但过度膨胀的金融经济将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国必须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早日建设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以此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则祥，王家华，杨凤春《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3）

[2]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经常性背离关系的论证》[J].《上海经济研究》，2013（10）

[3]沈伟基《如何看待居民储蓄分流与发展证券市场的关系》[J].《金融研究》，2014（8）

[4]李超.21世纪美国金融风险动态演进研究――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形运行的维度[J].求索，2012（02）.

中国碳交易市场金融化探讨 篇7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它的形成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个国际公约。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150多个国家共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其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1997年12月11日, 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并且承诺, 在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 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同时, 《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IET) 、联合履行机制 (JI) 和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CDM) , 从而为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政策基础。[1]

作为新兴的商品交易市场, 全球碳交易市场在2003年初具规模, 且发展态势迅猛。近几年中, 无论是碳交易量还是成交额均有大幅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08年, 全球碳市场总交易量达到48.11亿吨, 比2005年的7.04亿吨增长了583%。2008年, 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更是达到了1263.45亿美元, 相比2005年的109.9亿美元增长了1094%。目前, 碳交易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2]

在议定书的三项具体机制中,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 是唯一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的双效机制, 即在2008-2012年间, 缔约的38个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平均减少5.2%。自2006年开展CDM交易的二级市场以来, 其交易量便成指数增长, 由2006的0.25亿吨, 上升到2007年的2.4亿吨, 到2008已增至10.72亿吨。其中以CDM为基础, 从事核证减排量 (CERs) 现货和期货交易的二级市场发展迅速, 2008年交易额为262.77亿美元, 是2007年的4-5倍。

二、中国如何将碳交易市场金融化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碳交易机制就是CDM机制。根据国际排放交易的分类, CDM一级市场专指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CERs的直接交易市场, CDM二级市场则指这类排放额衍生品的交易市场。CDM交易本质上是一种远期交易, 通常在双方签署合同时, 项目还未开始运行。买卖双方在签订合约后, 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碳排放交易权。

(一)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中国碳交易市场虽然发展较晚, 但是发展的势头迅猛。截至2009年9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全部CDM项目共有2200个, 已经签发的减排量约为1.5亿吨, 这个数字已超过欧盟目前实际的减排量, 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等方面。根据我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 我国将来会淘汰大量高污染、高消耗的落后产业, 采用更多的高新环保科技, 那么我国势必会在CDM的一级市场上提供更多、更可观的核证减排量。仅2008年, 我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就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 并且还有很强的增长趋势。

(二) 中国应积极参与碳交易的高端市场

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创立以来, 可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创新工具就不断的涌现。这一理念与CDM二级市场相吻合, 于是成功推出了碳投资基金。目前, 国际上的碳投资基金已经在《京都议定书》设立的一级市场外, 建立起了资金规模庞大且不受国际条约限制的碳金融市场。

我国实体经济虽然为国际碳交易市场、即CDM一级市场创造了大量的减排额, 但是自身却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 对于二级市场以及更高端的市场很少涉及。因此, 从我国产出的CERs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人为地压低, 并在被大量买入后通过金融机构的重新打包, 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而且, 从长期来看, 如果中国长久的处于碳交易市场的低端, 那么会导致未来新兴碳金融市场话语权的丧失。针对中国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 中国有关部门行业, 尤其是金融业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改进:

1.加强对碳金融和CDM项目的介绍推广工作。

1998年5月, 中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并于2002年8月正式核准《京都议定书》。因此, CDM项目在我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 不要说大部分企业对CDM项目知之甚少, 甚至连有些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对于碳金融和CDM项目的相关知识都了解太少, 所以大多数企业都还没有认识到CDM项目中蕴含着的巨大商机。如何让广大有碳交易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对CDM和碳金融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将是中国有关机构的一个重要议题。

2.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认证机构。

在当前CDM机制下, 主要认证机构都是来自于欧洲, 而我们自己的认证机构目前只有中环联合 (北京)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CEC) 。这对于日后庞大的中国碳交易市场来说, 一两家认证机构是不够的。中国应该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地多设立几家认证机构, 以满足将来庞大的市场需求。但是, 决不能放松认证标准, 要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 保证我们认证的结果是能够达到国际上要求的标准, 同时也切实监督国内得到认证的企业能够认真履行好减排任务, 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让我们的环境得到保护, 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3.建立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

建立一个完善的交易体系, 对于推进碳交易在国内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ETS) , 其他比较有影响的还包括英国排放交易体系市场 (UKETS) 、澳洲新南威尔士体系 (NSW) 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CX) 。而建立交易体系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进行交易的平台, 即碳交易所。[4]

由此可见, 面对国际上众多的碳交易平台, 中国要想争得一席之地, 获得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必须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 建立起与国际市场相接轨的碳交易平台, 不仅能够在碳交易的一级市场直接对国内外终端需求者提供交易产品, 更可以开发出碳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 从而在二级市场也能获取更多利益, 避免沦为某些国外大交易所的附庸。而目前国内只建立了三家环交所——北京环交所、上海环交所、天津环交所,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交易中心, 距离建立场内碳排放交易期货市场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中国日后应当积极研究探索国际上先进的碳交易和定价规律, 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 研究探索交易制度, 建设多元化、高层次的碳交易平台, 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5]

三、结论

当前,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开展碳交易, 推出碳金融产品也是一股国际资本市场的新兴力量。我国在其他大宗商品, 如石油、铁矿石定价购买上已经丧失了话语权, 而在低碳经济、碳交易市场上, 我们和发达国家几乎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所以, 为了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低碳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有关机构, 尤其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当尽早积极行动起来, 早日构建起世界一流的碳金融交易体系, 摆脱目前我国处在的以国外买家为主的碳项目初级市场 (碳远期合约市场) 的尴尬境地, 努力建立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碳金融市场 (即碳金融衍生品市场) , 争取能够拥有国际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尹敬东, 周兵.碳交易机制与中国碳交易模式建设的思考[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0, (02) .

[2]李婷, 李成武, 何剑峰.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我国碳交易市场展望[J].经济纵横, 2010, (07) .

[3]李谭.CDM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09, (22) .

[4]付玉.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D].南京林业大学, 2007.

[5]洪涓, 陈静.我国碳交易市场价格影响因素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9, (12) .

金融化研究 篇8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逐步出台,为了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肩负着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任务的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以促进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为目标的上海自贸区内实施的是负面清单管理以及准入国民待遇。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自贸区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建立与离岸贸易相适应的离岸金融中心。从长远来看,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将对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已实现了对外开放,外商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进行投资,国内企业可以利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同时中国居民和企业可以在香港自由兑换人民币。如果自贸区内大量外资机构使用人民币,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外资用外币购买人民币,可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化,进而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然而,金融自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必将伴随着金融脆化现象。本文基于金融脆化理论,结合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措施,探寻其金融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就如何规避及控制风险提出相应对策。

二、基于金融脆化理论的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风险分析

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自由化一方面能够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则会在金融体系中产生一种制度变迁的成本,即催生金融脆化现象。

Norman Loayza和Romain Ranciere( 2005)1实证研究表明: 虽然一国在金融改革初期,由于金融中介风险管理能力、信息披露制度、契约履行机制仍滞后于金融自由化进程,金融脆化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项金融配套改革的深化,金融中介抗风险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体制也会逐步得以完善,而伴随其经济实力的增强,金融脆化程度将逐渐降低。依据这样的理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初期也将存在金融脆化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 一) 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风险

Keynes认为大多数经济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作出的,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金融资产未来的收入流量是不确定的。同时,Keynes在“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2中认为投资者基于对未来市场前景心理预期的投资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正是由于缺乏可靠基础的预期会引发剧烈的市场波动。金融市场上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这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及波动性的联动效应。

上海自贸区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贡献就是通过吸引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来丰富我国的投融资体系。目前获批在上海自贸区内筹建支行的外资银行已有20家。3外资银行经营的业务主要有为服务区内跨境金融需求的企业提供现金管理、外汇交易、资金拆借、离岸金融、跨境贸易融资、金融市场产品等服务。从外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看,其业务以经营货币资金为主,频繁的境内外货币资金交易可能引发汇率风险。同时,跨境贸易融资和金融市场产品等业务将直接影响外资对我国证券等领域的投资( 见图1) 。

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

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多年来跨境资本在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额波动剧烈,直接投资规模先升后降,证券投资规模虽然基本稳定,但其他投资波动剧烈。由此可见,过快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会影响我国投融资体系的稳定性,进而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主要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进而恶化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阻碍经济增长。以外资银行为例,一般来说,银行的资产主要是贷款和证券投资,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如在多国仍然施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美元升值导致外资回流,使得外资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信用风险将会增加,进而导致自贸区金融环境恶化,相应金融资产整体价格出现波动; 另一方面会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根据Fama等人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是介于弱有效市场和半强有效市场之间的一种市场,较弱的有效性使得市场无法获得充分而准确的金融信息,无法在证券价格形成中准确反映资本市场的全部相关信息。这使得外资金融机构对我国投资时,易出现市场其他投资者非理性过度投机,从而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 二) 实行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 1994)1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同时,Caprio和Summers2,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指出由于商业银行的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不匹配,利率变动之后,就会对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影响,利率风险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风险。

上海自贸区推行利率市场化主要会面临两方面的风险: 一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水平会显著升高。这是由于我国利率水平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一旦放开管制,由资金供求情况产生的利率水平将高于被管制时的利率水平。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政策发布会,宣布从2014年3月1日起放开自贸区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两会上表示,一两年内将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不仅挤压了银行的利润,而且使得吸储变得困难,将进一步加剧利率波动。二是推行利率市场化以后,信用风险将会成为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运营的主要风险。由于取消了利率管制以及简化了准入方式,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银行可能会投资高风险项目,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上升,利率变动之后,就会对银行的净利差收入产生影响,使得信用风险逐渐成为银行最主要的风险。利率风险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最大的威胁在于影响其自身的稳定性,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疏忽了对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管理,使得不良资产急剧增加,会造成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倒闭,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 三) 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

金融产品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以及可供投资的金融层次更加丰富的过程。然而金融产品创新将会增加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金融脆化。正如Carter( 1989) 所说,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化,是一种金融围堵政策,最终激励了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因此,金融创新在整体上有增加金融脆化的倾向。同时,Minsky( 1982)3也认为,仅仅从金融层次的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发明,就足以证明金融脆化在增加。

金融产品创新主要以金融衍生品创新为主,金融衍生品是运用模型把传统金融工具复杂化而创造出来的,这使得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对于传统金融工具而言成倍增加,具有金融杠杆效应,从而增加了金融脆化风险。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起源于过度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由于金融衍生品本质上是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将更多地呈现出全球化特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风险能够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金融脆化在全球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加。而伴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金融创新大大丰富了金融机构资产的可选择性,但是金融脆化也随之而来,这使得基于金融产品创新的金融改革风险不断增加。

( 四) 推行汇率自由化的风险

Dornbush( 1976)1在汇率超调理论中指出,市场预期会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对未来预期的微小变化,都会通过折现累加,导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而汇率的这种波动性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脆化。

据统计,截至2014年3月底,上海自贸区在半年内累计新设企业7772家;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企业22家,23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了25个项目。随着各项政策细则的逐步落实,外资企业落地势头明显加快。截至2014年3月底,上海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661家,累计注册资本33亿美元,平均每家企业504万美元。从上海自贸区的总体经营业绩上看,2014年第一季度,自贸区内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400亿元,完成工商税收164亿元。2据海关初步统计,2014年1月上海自贸区进出口总值595. 6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2. 4% 。其中出口150. 5亿元,环比增长5. 2% ; 进口445. 1亿元,环比增长1. 5% 。32014年1至3月,自贸区进出口值304. 1亿美元,同比增长6. 5% ,海关征税234. 6亿元,增长10. 5% 。4]由此可见,进出口贸易的良性发展对自贸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汇率波动密切相关。

基于有效市场和合理预期理论可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引起汇率的波动,而对于我国推行汇率自由化的上海自贸区来说,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基于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以及市场预期影响的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如果汇率剧烈波动,我国进出口企业则很难做出适合的投资策略,没有明确的生产计划,投资收益的不确定,将会使进出口企业生存困难,进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 五) 试点资本自由流动的风险

试点开始以来。通过上海自贸区进行的跨境资金流动呈较快增长态势。截至2014年2月底,上海自贸区共发生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和境外人民币借款业务金额为17. 29亿元,其中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金额为16. 29亿元,境外人民币借款金额为1亿元; 自贸区内共计12. 85亿美元单笔金额小于300万美元的外汇存款,已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2013年,我国国际通行口径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特点是资本和金融项目取代经常项目成为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图2可以看出,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占储备增加比例由2008年的0% 以下剧增到2009年的20% ,在2010和2011年都保持在20% 以上,但到了2012年骤减到 - 20% 以下,而2013年又反弹到20%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资金净流入金额波动剧烈,伴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常态化,虽然自由兑换人民币和跨境资本流动可以让企业直接以投资为目的方便资本跨境投融资,但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放开将可能吸引大量境外人民币回流至内地投机市场,如房地产市场,由此将带动房价上涨。若资本一旦大规模撤出中国,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下跌,股市、债市、汇市和房市都将承受巨大下跌压力。正如1997—1998年泰国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不力,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引致金融脆化,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注: 外汇储备增量为剔除了汇率、资产价格变动等影响的储备变动

综上所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最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以及游资的套利行为。同时在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下,作为游资的国际资本转移非常迅速,它能随时对任何瞬间出现的暴利空间或机会发出快速攻击,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

三、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风险防控措施

目前,我国仍处于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在上海自贸区推进金融改革的进程中也必将面临金融脆化风险,金融改革并不是无条件的全面自由化,需要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来加以规范和引导,以保证金融改革稳步推进。

( 一) 提高投融资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

进一步提高自贸区投融资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由于外资银行和企业也会入驻自贸区,为了避免国际游资的套利行为,公开透明的信息有助于监管部门进行实时监控,避免在汇率自由化的过程中造成汇率剧烈波动,促进金融改革稳步推进。

( 二) 建立利率形成机制

金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由于境外资金成本低于境内,自贸区内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将会低于其他地区,金融机构的利差变小,银行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较高的贷款利率一方面使得银行资产的安全性降低,另一方面缩减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反过来又影响了高收益项目的获益,从而引发金融脆化风险。金融机构应合理制定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利率水平,有效控制利率风险,提高自身经营的安全性,保证较好的收益水平。同时自贸区金融管理应坚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原则。

( 三) 健全风险控制机制

通过金融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虽然能够丰富金融产品的种类,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但是,过度盲目投资会使其价格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相应资产供求的约束,增加金融脆化风险。因此,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应尽量简化金融衍生品结构,确保其风险可度量。同时,在对金融衍生品投资过程中,金融机构应合理选择风险控制手段,有效规避杠杆效应,计提相应拨备。

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的过程中,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放开将吸引大量境外资本频繁进出套利,可能引发人民币汇率无规则波动,进而导致货币政策失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自贸区应建立汇率风险控制机制,就像在股票市场中设立止损点一样,一旦流向国内的资本超过可控水平,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降低金融脆化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黄金老.论金融脆弱性[J].金融研究,2001(1).

[2]曾诗鸿.金融脆弱性理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4]谢卫群,孙小静.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引领开放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3-08-23.

[5]彭涛,佘元冠.金融脆化及其对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启示[J].新疆社会科学,2011(4).

[6]Thomas S.Y.Ho,Miguel Palacios,Hans R.Stoll.Dynamic Financial System:Complexity,Fragility and Regulatory Principles[J].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Instruments,2013.

试论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创新 篇9

一、文化产业金融创新的重要意义与紧迫性

(一)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迫切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已突破4万亿元, 凸显出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 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一方面, 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存在明显差别, 具有轻资产、无形化、风险大、价值计量难等特征, 往往缺乏现有金融服务所认可的抵押品和担保物;另一方面, 文化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 而我国缺乏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配套体系, 如文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 文化企业投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等。同时,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存在企业规模小, 产业链条不完善、集群化程度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因素给传统金融服务业带来巨大挑战。新时期, 要保证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创新文化金融服务, 势在必行。

(二) 拓展金融业发展空间现实需要

文化产业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软实力”的提升, 是国家和金融业重点支持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 文化产业是“内容+载体”的产业, 具有产业关联度高、渗透性强、产业链条长等特点, 与当代科技和旅游、建筑、制造等较多产业存在极强的耦合关系, 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为金融全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强化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与创新, 既利于充分发挥金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资本集聚效应、投资乘数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 推动文化产业体量做大、结构优化和业态创新, 也利于从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拓展金融业发展空间, 对于健全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 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 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既为新时期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奏响了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的最强音。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 产业运行的“血脉”, 对促进文化市场体系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 在文化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但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要求相比, 文化金融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 文化“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文化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体制机制不完善, 投融资渠道不畅、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更加凸显, 在此背景下, 强化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显得更为必要与紧迫。

二、文化产业金融创新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 将“文化立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将“文化立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各文化强国的普遍做法。以创意产业而著称的英国, 从1998年起, 陆续颁布了《创意产业规划文件》 (1998) 、《文化创意十年规划》等多项规划。素有“动漫王国”美誉的日本, 早在1995年就颁布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策略》, 确立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以音乐、电视剧而闻名的韩国从1998年开始陆续出台了《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等多个纲领性文件, 而这些治国方略均有鼓励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 英、日、韩等国均在国家层面设立各种形式的文化发展基金。正是由于国家层面对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 为信贷、保险、证券等金融工具进入文化领域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为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二) 健全的文化投融资服务法律体系

美国是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强国, 其文化产业年经营总额达几千亿美元,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20%, 目前全美从事文化艺术及其相关产业的人员有1700多万人, 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 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 占据了国际市场40%的份额。拥有好莱坞、百老汇等众多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文化和金融立法的国家。先后通过了《版权法》、《跨世纪数字版权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一系列法规, 形成了全球保护范围最广、相关规定最为详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较为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相比亚洲其他国家, 日本文化立法起步较早, 力度较大。2002年, 出台了《知识财产基本法》, 2004年出台了《文化产业促进法》, 以相当大的篇幅规定了金融业全面支持文化创造与产业化发展的内容与举措, 将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对接上升到法律高度。

(三) 良好的文化金融创新环境

文化产业发达国家, 文化投融资体系完善, 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较为活跃。美国拥有世界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 注重全球文化资本的整合, 在好莱坞的多数电影制片中, 融合了日本索尼公司、德国的BMG、澳大利亚新闻集团等世界多国企业资本。早在1998年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 投资额就高达2亿美元, 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英国是率先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国家。早在1997年, 英国著名的摇滚歌星David Bowie在Pullman Group的策划下, 将其在1990年以前录制的25张唱片的预期版权许可使用费证券化, 开创了文化产业融资模式创新的先河, 目前已拓展到电子游戏、电影、休闲娱乐、演艺、主题公园等与文化产业关联的多个领域, 并成为欧美等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融资模式。

三、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创新的路径

文化产业的金融创新, 要充分重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创新金融服务理念、组织、产品和模式, 形成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助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 强化顶层制度设计, 深化文化金融体制改革

与一般产品不同, 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文化产业与金融的对接, 涉及的部门、领域和行业多, 政治性、政策性强, 难度大, 体制创新是关键。要尊重文化产业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 站在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强化顶层制度设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文化、金融体制改革,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开创文化产业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机制。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充分发挥金融的“融制、融资、融智”功能, 培育与壮大文化市场主体、金融服务主体, 促进文化企业与金融机构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乃至跨区域对接联合, 引导文化与金融生产要素资源不断向优势文化企业聚集。同时, 加快文化产业振兴立法进程, 将行之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 强化文化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建设, 促进文化金融服务规范化、法制化发展。系统推进文化与金融大融合、大发展。

(二) 突出重点与特色, 系统推进文化金融服务创新

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突出重点与特色, 开创文化金融服务新格局。以发展文化企业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收益权等权利质押贷款为突破口, 创新授信模式, 推动文化创意资产证券化, 破解文化企业融资难题;以文化产业链金融服务为重点, 积极开展对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融资, 促进产业链整合;加强产业链中龙头骨干企业并购融资、主板上市、发行债券、银团贷款等方面的金融支持, 发挥其引领示范效应, 推动文化产业链条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同时, 紧密结合区域特点, 围绕文化产业“走出去”、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等关键领域, 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 集成与创新集信贷、债券、信托、基金、保险等多种工具相融合的精细化、贴身化的金融服务,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投融资体系, 促进文化产业布局优化, 城乡协调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三) 建立健全配套服务机制, 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

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 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服务机制。要全面推动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会计和审计流程, 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 形成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良好的制度基础。各金融机构应充分考虑文化企业的特点, 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业务考评体系, 形成促进文化产业金融服务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政府要主动作为, 积极探索设立文化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合理分散承贷银行的信贷风险,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对文化产业提供融资担保, 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方式多渠道分散风险, 形成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提高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积极性。同时要创新与强化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完善文化类无形资产确权、评估、质押、流转体系、建立多部门信息沟通机制、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促进银、政、企合作等方式, 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促进文化金融服务又好又快发展。

(四) 大力发展和创新小微文化企业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也是当前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 创新和发展小微金融服务势在必行。要大力发展小型文化金融机构, 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通道, 构建广覆盖、高效率的小微文化金融服务机构体系, 激活市场活力, 增强服务的有效供给。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增强支小助微的服务理念,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小微企业的特点, 量身定做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快建立“小微文化企业—信息和增信服务机构—商业银行”信息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新机制, 着力破解小微企业因缺信息、缺信用所导致的融资难题。同时, 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 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公司债等市场建立专门服务小微文化企业的快速、灵活的融资机制。在鼓励金融机构适度提高小微文化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领域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全面助推小微文化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摘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 产业运行的“血脉”, 对促进文化市场体系的完善、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我国文化产业属性、特征及投融资体系现状, 以文化产业发展亟需金融创新为逻辑起点, 在吸收与借鉴美、英、日、韩等国家文化金融服务模式与创新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文化产业发展金融创新的路径, 以期为推动文化与金融的大融合、大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关键词：文化产业,金融创新,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贺宝成.文化产业发展的范式创新[R].光明日报, 2013.7.30.

[2]贺宝成.关于创新文化产业发展财税支持的思考[J].西部财会, 2013 (10) .

[3]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1.

[4]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12.

[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11.

平台化战略推动金融业IT转型 篇10

Bank3.0是业界热议的话题之一。甲骨文大中国区战略发展总经理刘松在一次演讲中, 曾这样表述: 1.0时代, 银行的特征是流程电子化, 客户眼中的银行是要去的地方。2.0时代, 特征是交易电子化, 银行是办事的地方。而3.0时代, 特征是金融社会化, 银行是一直都在的地方。互联网企业对银行业的冲击是由表及里, 而银行业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击, 则需要师夷长技。

中国建设银行产品与质量管理部副总经理赵志宏也著文指出, Bank3.0时代已经来临, 客户行为正在快速变化, 客户不仅仅通过网点来体验银行的产品和服务, 而通过银行各种渠道如ATM、手机、互联网来综合体验银行品牌的整体服务, 这种体验体现在银行日常运营中的所有渠道和产品。

在这一趋势下, IT如何转型? 普元软件金融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杨卫东认为, 借助平台化战略不仅可以提升金融机构的IT治理能力, 而且可以满足业务快速变化的需求和监管要求。

企业金融化的GE榜样 篇11

为商之道，虚虚实实，虚在哪里？实在哪里？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道琼斯指数当年所选的30家优质公司，如今还活在世上的只有GE一家。在我看来，GE成活的关键在于其商业模式中的金融业务和反周期的现金流。

GE常青的真相何在？

许多人把GE解读为实业公司，主营电器产品，所以无法理解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电器公司怎能活到今天。其实，后期的GE模式把公司分成两个，一个是实业公司（GE Industrial），一个是金融公司（GE Capital）。前者做实业，现金流导向，后者做金融，净利润导向，两个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财务报表上把金融业务收入部分转化为实业公司的利润，使GE实业公司的经营性利润保持稳定的成长。由于实业公司的经营性利润和金融公司的投资性收益有反周期效应，多个现金流的周期性互补就支持了集团公司的稳定成长，这就是GE公司基业长青的秘诀。

关于韦尔奇的书很多，却很少涉及GE公司的经营模式，多半是在讲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所以，GE公司的基业长青一直是个谜。不仅对中国人是个谜，对美国人也是个谜。后来由于GE金融公司CEO温尼克的离婚官司打得满城风雨，才揭开了GE模式的谜底。

由于这场官司披露了温尼克的收入和财产，使人们知道了他比韦尔奇赚钱更多，也就知道了GE金融公司是藏在镁光灯后面的“现金牛”。

GE卖的究竟是什么？

由此深究下去，揭开了GE真正的“产品”不是电器，而是金融。

举一个产品为例，GE商务金融业务的产品之一是飞机租赁，租赁的飞机用的是GE实业公司生产的飞机引擎，关联交易的流程是GE金融公司购买GE实业公司的飞机引擎，配上机壳和其它附属设备变为“交钥匙”项目对外租赁，租赁飞机的客户不仅不用付款，还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授信，这就使经营航空业的租赁客户摆脱了起步阶段的现金流压力，GE金融公司的飞机租赁业务自然是生意兴隆。

从飞机制造到租赁的业务链横跨GE实业和GE金融两家公司，不仅把原来滞销的飞机引擎卖出去了，而且创造了六个盈利点，一个可分割的现金流。从飞机引擎的设计制造到完整的交钥匙租赁，制造业赢利和金融化收益浑然一体，还可以在两个法人主体之间比例分割。更重要的是，利润分割的比例和时点都是可以灵活调整的，而现金流和净利润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调整是企业经营中非常重要的反周期工具。

在这个业务链中，盈利点可以划分为设计-制造-采购-组装-租赁-服务六项。此外，设备租赁的利率远高于GE企业债的利率，GE金融公司以预期的租赁现金流为基准发行企业债，就创造了债券利率和租赁利率之间的净息差收入，所以租赁融资的金额越高，净息差收入越高。设备租赁加上一个额度，不仅使租赁飞机的客户减轻了在起步阶段的经营压力，而且保证了GE金融公司租赁业务收入的稳定回流，保证了GE金融公司发行债券的高等级和相应的低利率。到这里，我想有一定经营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就能够举一反三，理解企业的金融化业务与反周期收入的关系了。管理

（本文作者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供职于上海交大海外学院行为金融研究所）

经济金融化与经济结构调整分析 篇12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发展

1 经济金融化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经济金融化成为了发展的必要趋势。经济与金融两者互相融合且又相互影响。在当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两者逐渐结合发展,形成了当下的经济金融化。经济金融化是指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借助的有效工具,这种有效的金融工具使得经济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两者比值逐渐升高。经济金融化又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两者比值越大,则经济金融化程度就越高,反之,则降低。而在现如今的经济发展中,金融工具(货币性金融工具和非货币性金融工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经济金融化对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近几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金融的发展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由此可得,金融化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之间关联度并不高。针对国内这种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无序性,提高金融的贡献率,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增长总量为问题的首要解决任务。作为经济金融化的一种重要表现,金融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规模,发展前景较低的企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阻碍,且我国的金融政策一般是基于产业的政策相关指导来进行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主要地位,加之间接金融的方式,客观的导致了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在资金方面融资出现困难,资源的合理配置度不高,运营与发展也较为困难。

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的不同金融化现象,反映出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是由于经济金融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有着不确定性,所以,经济金融化仍存在着主要矛盾,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实体经济与经济金融之间互相的影响。以我国经济发展为例,在发展总量上,货币经济指标持续升高至超出发达国家金融实践经验数值,这就不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同时金融结构发展不稳定且增长速度较慢。总的来说,就是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协调,资源配置方面比例严重失调。就此现状来说,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解决要比结果更加重要。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金融化的初级阶段,我们要想提高就要加快经济金融化的进程,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金融化发展放在第一要位作为目标。

3 经济金融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措施

首先,产业的内部优化升级,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通过现代化的发展,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要发展的产业提供推动作用,促进产业的优化与发展。

其次,产业要素的转变应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使用率有明显的提高,加大服务业的比重。这些方面要想有显著提升,很大一定程度依赖于金融渗透的相关程度与效率水平。低层次的企业想要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资金不足。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制定适当的金融性政策对其进行支持,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提供发展市场。利用现代化发展,引进科学技术,建立健全完整的小型企业融资体系。

民营经济也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民营化金融化肃然效率有所提高,但纵观大局,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要充分做好准备应对民营化金融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企业多层次多元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避免盲目跟风,盲目扩大规模,善于分辨出投资带来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实现在保障微观主体经营的同时保护宏观经济的持续安全发展,最终实现健康持续的产业金融化结合与发展。

4 风险管理

金融毕竟不同于一般性产业,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绝对不可以忽视金融风险以及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的影响。要多元化的分析与考虑,再谨慎地做出决定。

通过经济学家的分析,经济出现被动的原因有很多,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总而言之,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会妨碍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这些不合理的小问题不断地积累逐渐影响经济的发展。就好比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令许多国家望而兴叹,但我国的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中的阻碍,积攒了许多经济风险。最显著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基尼系数较高,同时,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也导致了有效需求的偏低。这些运行的条件导致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稳定,局部经济发展过热,国民收入偏低,消费水平不高,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远远滞后与第二产业的低效率结构,无法促使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间劳动力的结构与产出结构互不匹配的问题就不能促使收入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因此,我国相关部门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选择了企业改革优先的金融支持战略,导致不良资产增长迅速,金融风险越积越大。发展直接金融,建立股票市场,是对于改善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角度的尝试,这一环节的改变,既有利也有弊。这一决策的确打破了间接融资的垄断地位,对于我国改变金融资产结构有着现实意义。但是股票市场毕竟风险较大,投机成分较多,使得股票市场又成为了一个风险的聚集地。

不难看出,在经济金融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下,经济风险虽然在提高,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伴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其对于经济风险的分散转移也有显著的提高。所以,经济金融化的同时,不仅改变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风险水平,增强了风险管理的功能。尽管存在风险,但这是风险与收益的结合体。

5 发挥金融市场作用

金融结构的优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了满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实现结构升级与优化,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政府方面要加强金融政策的有效推行,利用政府的支持力与影响力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与发展,使之在经济发展道路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自身要加强创新,紧跟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把握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金融经济化与结构调整的健康稳定发展与进步,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6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发展影响着实体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转变。民营经济虽然伴随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但同时也有巨大的发展与挑战,要想健康稳定地发展,就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真正实现经济金融化与经济结构优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长效共存,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经济金融化是通过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不断渗透与发展实现的,同时也会促进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渗透。针对本文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提高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认识,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指明了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在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大背景中,尽管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伴随了很大的经济风险,很多条件都是未知的,但现代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也在一步一步的成长,这就为更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带来了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颜宏亮,张新杰,肖智.舟山群岛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J].上海金融,2013(9).

[2]滕天鹏,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5(6):19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