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精选9篇）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篇1

2009年, 由韩三平导演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作品《建国大业》创下了国产电影最高票房4.2亿元, 成为当年国产电影的“卖座王”。然而, 紧随其后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2》和《2012》却又一次刷新了国内的票房纪录, 尤其是2010年詹姆斯·卡梅隆重磅出击的电影《阿凡达》, 以其全球26.3亿美元和中国13.2亿元的票房, 再一次把国内导演和国产电影置于尴尬和无奈的境地。2010年7月22日, 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唐山大地震》开始在全国公映。据统计, 上映当天的票房为3620万元, 突破了此前《阿凡达》内地首日票房3600万元的纪录, 截至2010年8月31日24时, 该片在大陆地区上映41天, 票房总数达到人民币6.5亿元。《唐山大地震》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也是好评如潮, 甚至也成为国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华尔街日报》称赞道:“《唐山大地震》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充满激情的情节剧。”《唐山大地震》凭借着不菲的票房和良好的口碑为国产电影挣回了些许颜面,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部电影感人至深处就在影片所蕴涵着的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评价道, 该作品以人性的大爱和亲情的温暖感动了观众。

从电影制作的初衷看

对于导演冯小刚来说, 《唐山大地震》完全是一个“命题作文”。2007年, 唐山市政府为了纪念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24万同胞, 在当年埋葬死者的南湖建立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 并在园区内修建了一面巨大的纪念墙, 上面铭刻着罹难者的名字。兴建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还不足以寄托人们对已逝者的哀思, 唐山市政府又主动联系国家电影局, 提出希望合拍一部有关唐山大地震的电影, 以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最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冯小刚导演。由此可以看出, 《唐山大地震》制作的初衷不在赢得观众和票房, 取得经济上的收益, 亦不是导演艺术创作的尝试, 其真实旨意则是为了“告慰地震中遇难的死者, 愿生者幸福”。“以人为本”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和倡导的主要理念之一。“以人为本”即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仅体现在对公民合法权利和应得利益的维护上, 还体现在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上。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动机是主体在生理或心理上的某种缺失状态的反映。在这个商业气息充斥的年代, 市场经济制造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风景———商业利益的过分凸显、精神文明的日渐没落, 数据成了人们生活中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尺。唐山大地震在32年之后,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能够走上荧幕, 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 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是社会文明的前进发展, 反映了人们人文关怀意识的逐渐增强, 已经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价值。这部电影总投资额为1.2亿元人民币, 唐山市政府、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和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分别占据50%、45%和5%的股份。地方政府出资介入到电影的拍摄, 《唐山大地震》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 但却是第一部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 捆绑商业和制作团队的影片。唐山市政府对这部电影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仅出资6000万元, 而且积极配合拍摄, 在群众演员、拍摄场地和外景道具等方面提供了种种便利。该电影唐山方的制片人姚建国说:“我们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 成为大股东,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影片中的话语权, 才能保证我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 我们希望影片既‘主旋律’, 又要充满人性、直指人心。”国家广电总局更是把《唐山大地震》列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电影中最重要的5部电影之一。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唐山市政府和国家电影局共同携手促成了《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的完成, 该事件本身已为整个社会对人文意识的关注、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表率。

从影片的主题来看

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 讲述了一个“23秒、32年”的故事:1976年7月28日凌晨, 唐山市丰南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的大地震, 整个城市在23秒之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地震最终造成24万人死亡。震后年轻的母亲 (徐帆饰演) 面对废墟下一双儿女但却只能救其中一个的绝境, 无奈选择了牺牲姐姐方达而救弟弟方登, 压在废墟下的女儿听到了母亲那句“救弟弟”,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但意外的是方达却在死人堆中奇迹般活了过来, 并被一对解放军夫妇 (陈道明、陈瑾饰演) 收养。此后的32年间, 母亲始终活在对女儿的愧疚中, 女儿也因当年被遗弃, 终日在对母亲的怨恨中备受折磨, 两人陷入到了一个难以弥合的情感困境。而这个心结终于在2008年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释怀, 亲情团聚。

国家电影局最终把这个任务交给冯小刚不是没有原因的。冯氏作品中有个贯穿始终的原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冯小刚早期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大腕》、《没完没了》等贺岁片无一例外地采用小人物的视角, 以幽默讽刺的手法, 探讨了人性的善恶和困扰城市生活的问题;2004年12月上映的《天下无贼》主要描述了两个盗贼自我救赎的故事, 表达了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人性纯净世界”的坚守。2007年的战争片《集结号》则把每一个个体生命重新建立了起来, 《唐山大地震》着重描述了灾难带给幸存者的心灵创伤以及人们的心理的复原, 是一个关于死亡和生命的哲学命题。该片表现出了冯小刚对人文关怀精神的深刻思考, 正如他自己所说:“《唐山大地震》是我把一贯推崇的人道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这部电影虽然定位为灾难片, 但从其英文名字“AFTER-SHOCK”上可以看出, 灾难片只是影片的背景和外壳。影评人李滨夙评论道:“影片对于人性和心灵复苏的刻画与表现远远高于对地震和灾难的讲述……他 (导演冯小刚) 全神贯注地关怀人的心灵, 关注心灵的重建和复苏。”《唐山大地震》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上升到对人类心理关注的高度, 核心表达了对家庭、亲情的肯定, 对人性的赞美。《好莱坞报道者》、《综艺》等国外媒体也称赞本片是华语电影继《集结号》之后一部直指人心的情感力作, 可谓中国版《苏菲的选择》。

从影片的具体内容看

《唐山大地震》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电影在讲述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时, 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两个事件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两次地震被打通了, 支撑出了一个跨度为30多年的时间和空间。影片中唐山大地震导致了母女分离, 而32年后同样的灾难又促成了团聚的契机。地震的描写成了电影重要的桥段。唐山大地震发生后, 由于通讯和交通的不便, 党和国家的支援队伍几天后才抵达。在震后几天宝贵的营救时间中, 幸存下来的人们无暇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 自发组织在一起, 建立了临时救灾小分队, 四处寻找、挖掘废墟下的生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凝聚力和责任感, 所闪现出的人性的大爱无私和情感光芒。这一人文关怀精神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加强性重现:地震发生后, 唐山出动救援队伍、医疗队伍, 在各地的唐山人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汶川。已经事业有成的弟弟方达带着大量的物资赶到灾区, 原因很简单,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唐山人”, 印证了唐山的感恩和博爱精神。远在加拿大的姐姐方登闻知地震的消息后说:“我要回去帮他们。”此外, 影片中武警官兵、民间志愿者等救援人员也从世界各地拥到了汶川。影片对这两个事件的描述彰显出了人们“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和人性内心深处的善良, 肯定了其中蕴涵的人道主义精神, 赞扬了人们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道德感。

《唐山大地震》摆脱了宏大叙事套路的禁锢, 把视角对准了普通的个体生命, 对家庭伦理和亲情的描写, 对生命的尊敬和赞扬, 构成了该影片的精神内核。也正是这一精神内核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2009年, 我国城市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2亿元, 相比2008年的43亿元票房同比增幅43%, 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电影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机遇和魅力并存。当前, 党和国家号召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决抵制“三俗”。《唐山大地震》承担起了传媒应尽的社会责任, 完美地融合了艺术性、思想性和商业性, 为国产电影做出了成功的典范, 使中国文化传播业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电影人只有制作出人文气息浓厚、蕴涵着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和思想, 并通过商业渠道进行表达的影片, 才可能与来势凶猛的欧美大片相抗衡。

参考文献

[1].尹鸿、唐建英:《冯小刚电影与电影商业美学》, 《当代电影》, 2006 (6) 。

[2].贾磊磊:《〈唐山大地震〉的启示意义:完成三种电影的互通》, 《光明日报》, 2010年8月5日。

[3].张菁、关玲:《影视视听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位居全球第九》, 人民网, 2010年5月27日。

[5].《〈唐山大地震〉后期制作特效超越〈2012〉》, 慧聪广电网, 2010年7月29日。

[6].《中国内地票房过亿的电影》, 时光网, http://www.mtime.com/group/12109/discussion/185252/, 2009年2月15日。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篇2

《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我听别人说过，他们都说很好看。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在电影院看了一场。

1976年的一天晚上，大家都在睡觉，突然，山崩地裂，大地在摇晃。仅仅23秒，房塌了，东西碎了，人，许多许多的人都被埋在碎砖乱瓦底下了。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姐弟，两人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下。在只能抢救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孩子们的母亲做着艰难的抉择：保弟弟，还是保姐姐？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管选择哪一个对另一个都是不公平的。最后，母亲最终选择了弟弟。

被压在下面的姐姐虽然不能说话，却真切的听到母亲的决定，姐姐无奈的接受了把生存下去的希望留给了弟弟。

幸运的是躺在死人堆里的姐姐并没有死去，她最终被好心的解放军收养。

虽然对母亲充满怨恨，但是她还是认可原来的名字登在她内心深处还眷恋着原来的家，承认姓王是对养父母这个新家的妥协。

于是她努力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医学院，后来又嫁到遥远的外国。可是她却始终没有寻找生身的母亲和弟弟，这是她心灵解不开的疙瘩，她用这种办法在报复母亲，同时也在折磨自己。

一直到32年后，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她看到同胞受难，毅然飞回祖国，奔赴灾区参加救助工作。我理解这是因为她也曾身受地震，是同胞情呼唤在呼唤她。

可巧，在救灾现场，和当年极其相似的一幕感染了她：一个母亲，面对双腿被压的儿子，多么想解救出完整的儿子啊！可是危险的情况使她做出最无奈的决定：锯掉孩子的腿，不能让救援者在遭受生命的危险。母亲一声哭喊让我流下眼泪：让他将来恨我吧！别把你们搭进去！

这一幕使方登一下明白了当年自己母亲的无奈，体会到母亲内心的痛苦，多年的怨恨一下烟消云散。

她和母亲相认了，这时她才这道，母亲一直在等她回来。为了等她回来，母亲一直住在在原来的地方，不愿搬到她弟弟买的新楼；为了等她回来，母亲买了从小学到高中全套的课本；为了等她回来，母亲不肯再嫁。母亲牢牢的记住了对她的许诺：明天给你买西红柿。在方登回家时，母亲洗好一盆子西红柿放在桌上，大大的、圆圆的。

方登哭了，我也哭了。是啊，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她总以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会偏袒一个，尤其是自己是女儿，弟弟是男孩，所以母亲才那样决定。可是如果母亲选择救自己，对弟弟同样也是不公平的呀！那位锯儿子腿的母亲呢？

我想到了自己，平时总觉得妈妈太唠叨，爸爸太严厉，有时候两个人联合起来整治自己，现在想想，还不是为了我好吗！有时候父母在一件小事上冤枉了自己，我甚至怀疑我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

和方登受到的生与死的委屈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珍爱生命，享受生活，努力学习，回报父母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

解构《唐山大地震》 篇3

《唐山大地震》将一个普通家庭大灾难后32年的生活与情感展现在大银幕上,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与发展,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再大的灾难也不能摧毁。在冯小刚看来,《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史诗电影”并不重要,他说:“史诗电影说得多了,观众就麻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史诗,但是我记录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灾难和重聚。地震可以摧毁房屋,但这些都可以恢复重建,但对人内心的伤害是没办法重建的,这种伤害一直伴随着受害者,直到他们走进坟墓。这个电影,更准确地说,是小说《余震》,说的是亲情力量。”

主题篇—— 大时代下的人性

对于灾难片来说,其实套路大多只有一个,即宏大背景加小人物命运,此招屡试不爽,曾经赚了全球眼泪的《泰坦尼克号》如此,现在吓得全世界人民都“想开了”的《2012》亦是如此,所以这部《唐山大地震》在形式上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新花招,不过灾难片本来也不是靠着形式赚钱的,主要还在于主题。

在各种主题中,难度最小的是爱情,难度最大的就是人性。一般功力稍浅之人是不敢碰“人性”这二字的,一是这个主题太宏大,又太具体,不好把握,二是稍微有些差池,就会画蛇添足,有哗众取宠之嫌。所以从中找一个平衡点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好在《唐山大地震》有张翎的知名小说《余震》“撑腰”,《余震》写的不是血淋淋的伤口,而是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将人性放在一个“疗伤”的容器中,无疑让《唐山大地震》这部灾难片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特质。

电影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小说的结构,从地震开始,然后母亲和女儿三十二年的分离,妈妈以为女儿死了,而女儿则是不愿意再去回首灾难来临被母亲抛弃的这段往事。当然编剧并没有把精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将笔墨分散开来,既写了这样一个觉得自己被亲人遗弃的女孩,也写了失去女儿和丈夫的这个母亲对儿子的感觉,还有儿子对母亲的特殊感情。一条线延伸出的三条线,更加丰厚和全面地折射了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等等层面,让“疗伤”在其中慢慢地“发酵”。

当然电影的主题跟原著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张翎《余震》的主题更多地是一个女孩,因为妈妈的选择,造成的一种心灵的伤害,和她怎么去修复。注重表达地震灾难是一时的,而灾难对人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电影的主题则更关注中国人对家这个概念。这一场一场的地震,不管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地震,其实它破坏了什么呢?那就是家庭。如果你孑然一身,地震不会对你有太大影响,活就活了,死就死了,没有牵挂,但是假如你有家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唐山大地震》说的主要就是家庭,地震之后,虽然逝去的人已经逝去,活着的也已远走他乡,但家一直还在心里。

人物篇—— 选择与被放弃

女儿方登: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 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地震突然来袭。为救孩子,父亲死了,女儿方登和儿子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母亲元妮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方登听到了母亲做出的抉择……”

地震来袭的时候,最最困难的就是选择,尤其是选择自己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不管这种选择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心境下,它一定会伤害到不被选择的一方。饰演女儿的张静初说:“在发布会上,小女孩说了一句能让所有大人都哭了的话,她说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会选择弟弟,而不是我,我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你就觉得可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她才能够真正地忘掉。虽然整部电影演完了,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她这个人物我慢慢能理解一点,可是有时候乍一想我还是觉得很伤心。如果是我妈妈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原谅她。”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女儿方登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整部影片的一条主线,她的心理重建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难点、看点所在。“戏里面女儿跨越自己心理的坎经历过很多层面,包括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去救灾,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还有就是她见到妈妈之后的感觉,这个一层一层往上添加,来帮她越过这个坎儿。其实也是让观众一起过这个坎儿。要大家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在经历这么大的信任危机之后,她还可以学着去宽容,去爱她的妈妈。”张静初说。

母亲李元妮:选择是最痛苦的!

人们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这部戏的时候,往往容易把焦点放在劫后余生的女儿身上,而忽略了那个同样痛苦的母亲。那个被环境推入绝境而被迫做出残酷选择的母亲,才是这条脉络中最疼的一环,她一直存在于影片的背景中,没有女儿的戏那么重,那么突出,但母亲的喜怒哀乐却像空气一样一直牵绊着整部影片。

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既是被谴责的一方,又是受同情的一方,无法想象,在一个母亲放弃自己亲生孩子之后,她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这部戏最难的就是把握李元妮是怎么过日子的。她是从地震堆里爬出来的人,对今后没有什么设想,不敢想,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丈夫没了,女儿没了,她还要带着一个残疾的儿子,就得从头做起。对于李元妮的乐观,很多人认为她是被动的,其实我理解她是再主动不过了,痛苦不一定要一天到晚都挂在脸上,她积极地活下去也是一种痛苦。我真是从这部片子中感受到了母亲是最伟大的,她的那个心啊,不管怎么样,孩子走到哪,她都是揪着心的。”饰演母亲的徐帆说。

道具篇—— 细节还原真实

冯小刚是一个喜欢用平民视角来记录时代的人,小市民群体的原生态展现,让他的影片在戏剧性之外,平添一份纪实感。正因为主角多为小市民,没有温饱的压力,又攀不上铺张的奢侈生活,冯导片中的主人公多半抱有自己的坚持与信仰。

这种感情一般在冯小刚的片子中是盡在不言中的,而这种尽在不言中,无非就是将情感物化成一种东西,通过它来传递情感,这一向是冯小刚影片中常用的伎俩。《不见不散》里象征爱情的物件是刘元送给李清的挂饰表,它是前者送给后者的告别礼物,却被后者当做鼓励自己留下的信仰加以收藏。一年后的再见面,最先映入刘元眼帘的是它,再两年的分合纠缠,它是李清身上不曾缺席的饰品,最终成了她对刘元说“我愿意”的小暗号。

自然,《唐山大地震》中也少不了这种象征意义浓郁的道具,而它就配合“家”这个主题概念串联着登场亮相。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成片,“家”的破碎是残留在每一个地震幸存者心中的隐痛。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篇4

《唐山大地震》票房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功不可没。无论是饰演母亲的徐帆、饰演姐姐的张静初, 还是饰演养父的陈道明,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影片中徐帆饰演在大地震中失去丈夫的单身母亲李元妮。一出场就面临救儿子还是救女儿的艰难抉择……当以为已经遇难、32年来一直祭奠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 没有预料中的相拥而泣, 已经步履蹒跚的母亲跪到女儿面前!徐帆精湛的演技像一颗颗催泪弹, 一次又一次地引爆观众的泪腺。

徐帆的丈夫、本片的导演冯小刚也曾经毫不掩饰地赞扬徐帆在片中的完美表现, 他说:“我认为演员要和她最有缘分的角色相遇, 李元妮这个角色和徐帆就有这个缘分。每一个演员可能都在等这么个角色, 徐帆就是正好赶上了, 她这个烟花就被点燃了。我认为目前为止徐帆演得最好的角色就是《唐山大地震》中的母亲, 已经达到人戏不分的境界。从导演角度来看, 很难再有其他演员在这个角色上能够替代徐帆, 非她莫属。”

张静初在片中饰演的姐姐方登也给人惊喜。她32年的故事看似波澜不惊, 实际上恰恰是一个普通人哀痛隐忍的过程, 她被母亲抛弃、被继母怀疑、被男友背叛, 她默默承受, 她的生命中没有大痛, 因为她都将痛藏在心里, 直到与母亲尽释前嫌, 才真正地情感迸发。张静初很好地拿捏了表演的分寸, 几场戏, 她对陈道明、对徐帆, 都是无声泪下, 节制, 不煽情, 不矫情, 让人感受到温暖的坚韧。

让我感动的《唐山大地震》 篇5

我们去观赏了电影，唐山大地震，想一睹当年地震时的“风采”，更想看看，人类在灾难前应该怎样面对。电影首先介绍了一家人，一家不富有但充满温馨气息的家庭。孩子中的姐姐总觉得爸妈爱弟弟。后来地震了，爸爸在灾难来临时走了，两个孩子被压在了一块板下，只能选择救一个，另一个必需死，母亲选择了弟弟，姐姐在石板下流下眼泪。后来被解放军夫妇领养，活了下来，却因为心中的那片阴影让她变得沉默，不能让她忘记，她原谅不了她母亲。

她长大后和一个外国人成婚，在加拿大生活，巧合他弟弟也结婚了，他们的孩子都叫“点点”。看见了唐山又地震了，怎么也按捺不住，走向了唐山，巧合看见了她弟弟，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篇6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唐山大地震经典报道回眸 篇7

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报道, 恰逢“文革”、“批邓”和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阶段, 多种一言难尽的因素使然, 此次重大自然灾害中国媒体阻止了灾难信息的流动。报道爱站在“人”如何同灾害作斗争的角度, 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王中教授谓之“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灾害报道向着更加偏激主观和模式化的方向发展。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242419人, 至少有360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约120亿美元。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报道, 是1979年根据中国地震学会提供的确切数据而公开披露的, 时间在事实发生近三年之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张威认为, 这种惊人的延宕和负面事件正面报道实际上背叛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但笔者近日通过翻阅唐山大地震期间的“老新闻”发现:中外记者笔下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好新闻, 不少堪称“经典报道”。

一统天下的新华社通稿

新闻通稿是国家通讯社的拳头产品和金字招牌之一, 通稿的影响和普及力遍及所有媒体用户和广大读者, 通稿的潜在受众是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之一【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一丰南一带, 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 这次地震为7.5级, 震中在北纬39.4度, 东经118.1度。 (笔者注: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7月28日新华社播发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姚文元一再“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 报道不要太多, 太集中, 注意其他方面如批邓、促生产报道。)

之二开滦煤矿万名井下工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绝大多数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陆续撤离险区, 返回了地面。新华社记者就此在1976年8月17日自唐山发出了长篇事件通讯《奇迹是这样创造的开滦煤矿万名井下工人脱险记》。《河北日报》刊发的若干好稿

之一《解放军舍生忘死救亲人》 (1976年8月3日) 副师长李向谦自己的三个孩子压在楼里, 可他从倒塌的楼房中脱险后, 不顾自己的孩子, 立即跑到前边, 组织部队抢救群众……

之二《毛主席派人送来恩情水》 (1976年8月3日、由北大中文系新闻进修班赴唐小分队采写) 8月1日上午, 一辆辆带有“慰问灾区人民”标志的载水汽车, 驶入市区, 送到了暂时断水的居民点, 居民们激情满怀, 一片沸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端起一碗恩情水, 看了又看, 瞧了又瞧, 热泪夺眶而出……

之三读者 (唐山市制镜厂工人梁凤华) 来信《毛主席恩情比海深社会主义无限好》 (1976年8月10日)

之四《两个婴儿的诞生———抗震救灾速写》 (1976年8月12日) ……地还在震动着, 天又下着雨, 王桂秋、张淑荣就要生产了。唐山市委机关的一个女干部, 唐山钢厂的一个青年女工, 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把她们转移到市委大院的小汽车上。一个原来陪同女儿来医院生孩子的魏大娘, 在汽车上为王桂秋和张淑荣接生。

中午一点钟, 一个小生命哇哇地呼叫着降生了。

又过了两个多钟头, 又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

之五《冲向胜利的带头人记开滦赵各庄矿老工人陈树海带领阶级兄弟奋战十五昼夜的事迹》 (1976年8月24日)

《解放军报》的事件通讯

《一分不差北京部队某部一排清理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纪事》 (1976年8月26日) 北京部队某部一排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清理人民银行新华中路办事处的金库。

金库被强烈地震震塌了, 里面埋着现金九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元零九分。

越是往后, 钱越难找。……又经过三个多钟头的过细搜索, 只差五分钱了。

排长于春荫说:“财经工作上允许百万分之一的误差, 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银行工作同志为战士们的精神所感动, 再次清点数目, 又查到三分钱。

新战士张志良爬在内间的小洞里摸索。他扒开已经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 搬开在墙根的乱砖头, 手指探进砖缝去, 触到了一个硬子儿。他一阵兴奋, 抠出来用手电一照, 正是一枚两分的硬币, 已经和泥土同样颜色了。

外国传媒如何报道唐山大地震

法新社报道中国地震区军民展开抗灾救灾斗争记者弗利波在7月29日发自秦皇岛的电文中说:救灾工作在非常有纪律、十分镇静地进行;所有外国目击者都对中国人表现的冷静和镇定有深刻印象。

法国《震旦报》7月31日和8月1日一期 (合刊) , 以《一国人民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为题, 发表菲·贝尔内的文章, 说中国人民有组织、忘我、沉着勇敢、办事有效率, 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我首都的抗震救灾工作组织得好 (此标题为《参考消息》编者所加) 【法新社香港8月1日电】今天从北京到达这里的外国外交官一致说, 中国首都的人民在7月28日的地震以后保持了镇静, 一切“非常有秩序”。

中国人民应付突然灾难的能力给外国人以很深的印象【安莎社北京8月2日电】北京以及特别是离北京150公里的唐山、丰南地区的人, 第五次感到地震至今已经五天了, 现在仍保持着非常状态。

据外国旅客说, 在中国东北最大城市沈阳的机场与地震灾区之间已经组织了空运, 撤退伤员, 输送食物和急救用品。

在北京, 中国人民———无论是当局还是百姓———应付突然的灾难的能力给外国人以很深的印象。

美国《纽约邮报》8月3日刊登一篇报道, 题目是《两个美国人谈中国地震》, 摘要如下:上星期三住在天津崭新的友谊饭店的雅各布·贾菲和他的夫人伊尔玛, 昨天结束了他们在受到地震侵袭的中国的不幸的旅行, 回到了他们在布朗克斯的贝切斯特区的家中。

贾菲夫人说:“甚至在地震期间, 中国人把我们当作尊敬的客人那样来接待, 他们竟然想到回那个旅馆去取回我们这些无谓的行李, 这实在使我惊讶。”

当他们坐在英国俱乐部里等待关于他们何时可以离开的进一步消息时, 贾菲夫人问一个中国陪同人员说, 他的国家如何能够完成所有必要的重建工作。

这位陪同人员告诉她, 如果某个东西“仍可使用, 那就保留它, 但是那么多的工厂和建筑物陈旧了, 这将是一个建造新东西的机会。”

贾菲夫人说:“我的上帝, 我想他们永远是乐观主义者。”

菲律宾《时代日报》8月4日刊登题为《中国人以伟大的坚忍不拔精神对付不幸》的文章说:团结、勇敢、坚韧和忍耐, 这就是中国人战胜他们的灾难性地震的方法。尽管别的国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但是他们几乎完全是依靠自己进行救灾和恢复的。他的政策是自力更生。 (笔者注:自力更生, 拒绝外援, 中国人此举令世界惊讶又不解。)

【共同社东京8月5日电】题:恢复工作进展顺利, 地震后物价也未上涨自地震发生后, 卖有关食品和粮食的商店继续营业。在街上的帐篷群中, 开设了一些卖食品的小铺子, 此外还有不少流动货车。市内的饮食店成了大量生产主食馒头的工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物价同地震前丝毫没有变化。

【时事社东京8月9日电】题:奇迹般地消除震灾, 开滦煤矿部分矿井重新出煤

日本《长周新闻》8月7日刊登一篇文章, 题目是《中国河北省的大地震,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有条不紊地进行救灾工作》, 摘要如下:目前, 中国在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 动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干部等各界人民, 正在大规模地而且秩序井然地进行河北省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的救援工作和生产活动。

【时事社东京8月16日电】题:北京700万居民返回住宅中国当局15日深夜说“北京地区不大可能会发生强烈的余震”。这事实上是解除了地震警报。自7月28日以来, 在公园和街头过着帐篷生活的700万居民, 16日早晨开始拆除临时搭起的窝棚, 准备回家。

这一天北京居民喜气洋洋, 充满了活力。

另外, 在各国大使馆内避难的外国人, 也开始回到建国门外和三里屯等处的公寓。

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单位、模范人物代表会议【路透社北京9月1日电】今天当大约五千军人和平民从中国遭到地震的河北省到达北京时, 军队和警察将北京火车站围了起来, 这些军人和平民受到了相当于一位国家元首所受到的欢迎。

街道两旁的中国人用不同的姿势向到达的人挥手, 并说这些人是从震中地区来的。

火车站正面悬挂的一条大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战斗在抗震救灾前线的英雄们致敬!”

数百名穿着颜色鲜艳服装的姑娘跳着舞、挥动着花束, 伴随着鼓号声响齐声高喊“欢迎, 欢迎”。一行行服装整齐的军人和平民从火车站一直排到守候着的一排排大轿车。

一队队大轿车将到达的人员载送到位于首都中心的人民大会堂。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篇8

女性主义从西方走进东方, 不仅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更是从古老华夏民族的血脉中发现了曾被深深掩藏的对象——女性。在中国女性的集体意识中, 19、20世纪之交缄默了两千多年的女性被“浮出历史地表”1, 新中国成立以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的命运之间始终错综纠缠在一起。父权文化虽不再以曾经那个强权、暴力、不可撼动的面貌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父系统治秩序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荡然无存。相反, 那种父子相继的权力关系建立了更加完备、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体系。这样一种父权文化体系用其天衣无缝的话语系统将这种父权文化的本质遮盖得无影无踪2。

如果说父权文化是对女性个体价值的抹杀, 那么这种新的父权意识形态体系则是对这种话语权本身的解构3。在告别了封建纲常伦理之后, 远离了“三从四德”的传统规范, 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父权文化通过婚姻家庭、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手段, 对女性实施着一种看似更加“合情合理”的压抑。

作为一部以述说历史灾难为题材的电影, 《唐山大地震》可以说是中国主流商业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唐山大地震》无论在电影前期宣传阶段, 还是在电影公映期间, 都在关注者群体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简单的对于人们记忆中的灾难的回放, 更重要的在于它彻底解放了观众紧缩许久的泪腺, 让大家可以在漆黑的放映空间里肆意宣泄泪水4。电影上映后, 无论是观众还是影片制作者, 甚至是电影相关从业者, 都在不断强调这部电影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家庭伦理道德意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指出:从道德上讲,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引人向善的电影, 这点是值得尊敬的。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大概要流眼泪、要哭。眼泪是一种净化心灵的特别重要的方式, 让人流泪的电影从道德上来讲一定是向善的电影。道德净化和自我心理的净化, 往往要通过眼泪来得以实现5。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瑟琳·斯廷普森曾经说过:“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分析, 这种分析将性别以及性别结构与性别的不公正置于最突出的地位”6。可见, 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 更重要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观念视角和思考方式。同样, 从女性主义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也能够带给我们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和发现。因此,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 试图解读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女性主义内涵, 从中窥见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在进行电影批评之前, 我们应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说明:

首先,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剧情是在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7。从《余震》到《唐山大地震》的改编过程, 体现着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今天, 我们将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来看待, 即我们所有的分析和批评都是建立在电影文本的基础之上。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将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重心, 我们也只是从电影本身入手分析其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

其次, 对于《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所传达出来的意义, 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影评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诠释, 其中包括冯小刚导演自己对电影的“现身说法”, 这对于观众理解电影内涵有着积极的意义。而我们在这里讨论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是从电影文本入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我们所力图论证的, 是电影内在隐含的社会文化元素, 是包括电影导演在内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意义内涵。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设定, 无疑带有极大的理论预设性。但与此同时, 影片看似随意的叙述, 事实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女性主义色彩。

再次, 从女性主义视角批评《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 意味着文本对电影的批评已经潜在地承认电影中大量地存在着关于身份认同的差异和不平等这一事实。也就是说, 在本文中所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电影中存在女性主义的倾向, 或者存在着性别的差异与歧视, 而是要通过对于这部电影的分析, 去探寻女性主义的这个视角在这部电影中有何新的形态和新的内涵。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反思的特性, 本文所要做的, 是从女性的立场去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背景以及其呈现方式, 而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某一社会现象的不平等。

影片开始不久便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难临头, 究竟是救姐姐还是救弟弟?而这个问题也成了贯穿整部电影始终的线索所在。在姐姐与弟弟的选择中, 作为母亲的元妮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她放弃了自己亲生女儿生存的权利, 将唯一的 (至少在当时人们印象中是唯一的) 可能, 留给了儿子。本文在开篇便提到, 这里分析电影的一切内涵成因和影响, 都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去寻找答案和线索, 立足于电影文本和视听语言本身去分析电影所代表的性别与身份认同的倾向, 所以对于“救弟弟”所代表的性别倾向也应当从电影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仔细揣摩电影的文本, 我们会发现, 电影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一方面, 从电影视听语言方面来看, 景别和视角是电影视听语言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 景别的大小是电影基本视觉元素积淀的特定意义, 小景别大影像相对于大景别小影像具有更多正面、肯定的意义, 也更加具有表现张力。在《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的开端, 也就是在元妮喊出“救弟弟”之前的电影片段中, 便揭示了一种社会历史传统潜移默化的结果, 一种在极端情境下女性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特殊本能的体现, 同时也是一种男权社会构建的文化规劝。

另一方面, 从女性主义角度上讲, 《唐山大地震》的成功和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它从某种侧面揭示出了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 更重要的是, 影片通过一个女人32年的心路历程来展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种反抗的姿态, 这种姿态在方登的成长经历中显得尤为清晰和写实。

一片死尸中, 方登缓缓站起来, 看了看身旁已经死去的父亲, 她迷茫却坚定的目光告诉大家, 她经历了一次“死”而复“生”, 这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代表着方登摆脱了父权文化的控制, 完成了心灵上的“弑父”。这样一种“弑父”的行为, 造成的结果是:父的礼法、父的家庭、父的语言都遭到弃绝, 女人的“新生”获得了一个空前自由的空间。如果说, 存在着一种历史男性话语所抹杀的女性记忆, 那么女性文化的挣扎便是将这无声的记忆发而为呼喊、为表达8。

无论是封建文化秩序还是先圣孔子之道, 作为原有民族结构主体中的超我原则或者社会强制标准, 都在无时无刻地以一种难以抗拒和潜移默化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历史当中。女性即便意识到了这样的一种抢夺话语权的存在, 也很难对父权文化进行公开的反抗, 因为意识形态就是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目的的指涉价值观念的话语体系, 它不允许“否定”的声音出现在这个话语体系中9。因此, 女性的反抗永远是软弱的、单薄的, 只能通过“隐藏自己”的方式默默进行。

如何称谓“我”, 如何确定作为客体的“女人”和作为主体的“我”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如何确定女性肉体本身和女性指称符号的关系。因为在父权社会中, 女性的指称永远是一个“空洞的能指”, 一个“想象的他者”, 一个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10。在这样的一种指称下, 女性永远是一种作为客体的存在, 即女性的肉体与女性的符号指称永远是割裂开来的、滑动的。所以, 当片中女性重新以自我的方式指认自己——喊出“我叫王登”的时候, 也就否认了自己作为“客体”的身份, 进而否定了整个父权文化的主体地位, 便是从主客依从的关系转换成间性的凸现11。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一个女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 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是人类文化整体,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2”因此, 《唐山大地震》用方登的死而复生, 这样的一种戏剧化的情节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想象性生存空间。女性的命运既已为这一既定构造所决定, 任何向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挑战的努力, 便无不在此自然秩序前化为烟云。如果米歇尔·福柯所谓“真”取决于谁控制话语的命题可以被接受的话, 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 男性对话语的控制权是诱使女性落入一个男性“真理”的陷阱。所以女性作家应当抗争男性对语言的控制, 而不是消极退入一个女性话语的避风港13。

我们站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上去反思、追问, 《唐山大地震》的女性主义内涵, 不仅仅是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次实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这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实践的可能, 一种不断阐释与超越的可能。正如张颐武所说:“这部电影因此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路径。14”从这种意义上讲, 《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作品不仅在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的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感情内涵,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主义批判的文本, 一个讲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女性心路历程的文本, 一个被男权话语和意识形态解构了的文本。

摘要：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女性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被掩盖着的真相, 一个似乎永远沉默着的角色。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是女性争取平等与自由的首要问题。倘若女性缺乏自我意识, 那便不能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电影《唐山大地震》正是通过片中女性角色30多年来自我否定与情感救赎的心路历程, 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与人格定位。

特殊票证纪念唐山大地震 篇9

1976年7月末,我家有产妇体弱血亏,需要购买老母鸡进补。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北京买鸡要凭票还要排队,严禁个人私自买卖,违者批评教育,重则处分。

7月28日凌晨,天空满是星光,我骑车来到北京市西四菜市场排队买鸡,这里一般一天只供应20只母鸡,卖鸡不单独发票,随行就市,限量定时定点供应。我半夜排队只为拿到一个写着号码的纸条,等到8点,菜市场上班了,我再凭号买鸡。这天,我拿到了5号,心里非常踏实,正打算找个地方“猫”一会儿,补补觉。此刻,突然东方闪过一道“极光”,橱窗摇晃,“咔嚓”作响,里面的展品倾倒,玻璃震落。相邻鱼店的女儿墙顷刻倒塌。有人喊道:“地震!”大家不由自主地涌向马路中央,人如处于海上巨轮之上,摇晃不稳。此刻,正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秒,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第一次震荡过去后,我立刻骑着车子往家跑,从西四到德胜门外,一路上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百姓。有的来不及穿衣服,只穿着裤衩背心,有的披着床单被子,扶老携幼在马路中间站者、坐着。我无心多看,直奔我居住的大院,所幸大院内10幢楼房无一倒塌,全体居民都疏散出来,老人、孩子、妇女都被安排到操场中间的班车上。我见此情景长舒一口气,伸手一看,手里的鸡票已被攥成粉末。

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收藏各地各种“鸡票”。一晃34年过去了,那个吃穿用凭票供应的年代已经远去。此后看到那些票证,我就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退休后我收集票证四万多枚,其中全国各地生活票证专辑3大册,每一张都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