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效率（共7篇）
产权效率 篇1
摘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产权观还是西方产权理论, 都强调产权对效率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具有鲜明的产权特征, 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功能, 可以极大地提高人力资本效率。探讨人力资本产权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并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对提高人力资本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效率
一、人力资本及其产权特征
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 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所谓人力资本, 是指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已成为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资本, 掌握着先进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对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产权经济学认为, 产权是产权所有者拥有的, 在一定条件下其他经济行为个体允许其以产权所确定的方式行使的权利, 它是在契约双方达成协议条件下的一种行为权。人力资本既然是财产的一种形式, 就应当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产权。德国学者柯武刚认为:产权不仅能附着于有形资产, 也能附着于可识别的知识上。个人和组织有权享有其拥有的资产, 有权以其自主确定的方式运用这样的资产, 有权占有源于资产运用的收益, 有权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其资产。
所谓人力资本产权, 是指人们 (人力资本主体) 围绕或通过财产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人力资本产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既可以是指完整的产权体系, 即一组产权或一束产权, 也可以是指单个的产权, 或由其派生出来的子权利。人力资本产权主体是指与人力资本财产相关的经济责任、权力、利益的承担者或管领者。人力资本产权包含着人力资本产权投资、使用、收益和处置等一系列经济关系。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是基于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和稀缺性, 同时与其人身依附性 (私人性) 和交易性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是投资的结果, 显然具有经济价值。其稀缺性表现在投资大、周期长、形成途径少, 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多等问题。高级的、具有稀缺性的劳动力才具有人力资本的价值, 初级、劳动力的劳动只是一种体力的消耗。
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实质, 是赋予人力资本对等的产权权能、权益和权责, 使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等要素共同参与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 就是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二、人力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效率
(一) 人力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激励机制。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时间长。一个人从接受初等教育到完成高等教育一般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二是投资大。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花费大量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三是风险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发生在现在, 其收益却发生在未来, 而未来意味着不确定性, 且时间越长风险越大。风险还来自信息的不充分、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生命风险。在没有产权制度的保护下,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者和收益者不同而产生的成本收益承担主体不同的缺陷, 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资本是能够带来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只有当人们预期到未来的巨大收益时, 才有兴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否则就不愿意进行投资。贝克尔认为“唯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人力资本产权明晰化, 使人力资本的投入者能享有人力资本的产权, 获得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 这样就可以引导大量社会资源参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个人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于学习;企业会下大力气培训员工, 各级政府会积极主动地增拨教育经费;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也会更加高涨。而且人力资本参与企业产权安排, 将增强其载体的归属感, 刻苦钻研技术, 产生强烈的“干中学”动机, 主动参与知识培训, 培训效果也会大大提高。
(二) 人力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
人力资本使用主要解决“如何合理地组织、管理、开发特定岗位上的人力资本, 使其发挥最大潜能”, 使用效率体现在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对比。
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有利于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由于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相连, 即权利与责任是否紧密相连, 而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能使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都尽可能明确、对称, 从而使个人拥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 又有足够的约束使个人尽可能避免因犯错误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人力资本产权确立的条件下, 人力资本载体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中会尽最大可能使用其知识、技术、经验, 在无人监督时从不偷懒且勤勤恳恳, 其原因是经济利益与人力资本供给多少存在直接和对称的关系, 供给的人力资本越多, 所获的经济利益越多, 外人不能采取任何手段侵犯其利益。当然, 人力资本产权主体既通过人力资本的供给获得相应收益, 同时也承担相关成本, 利益成本共担最终促使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供给人力资本。而当产权没有明确界定时, 个人就无法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合理预期, 社会就要失去分工和协作带来的效益。同样, 当有了产权却得不到保障时, 个人就无法在经济上做出长期规划, 不能受到积累和保护资源的激励, 导致浪费、偷懒和“搭便车”。尤其是在团队生产中, 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非常显著。
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还有赖于保护其产权, 特别是交易权的制度条件。人力资本的交易权包括两部分:自由选择实现其价值的场所的权利;喊价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无论哪项受到限制, 个人都可以凭借其事实上的控制权关闭有效利用其人力资本的通道, 增加他人利用其人力资本的成本, 降低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三) 人力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力资本的配置是指人力资本载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 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来实现人力资本在地区、行业和企业中的分配和安排, 以实现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结合, 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其基本功能是连接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 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合理的人力资本配置是指当非人力资本一定时, 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产量达到最大。从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来看, 如果各层次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可替代性, 那么人力资本最优配置应当是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 各层次人力资本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
人力资本产权制约着人力资本配置方式和格局。在权能上, 人力资本产权是包含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束, 其调整与变化将使得人力资本的配置格局发生变化, 包括人力资本的流向和流量。因为人力资本产权具有交易性, 且交易的目的是使双方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这本身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 从而容易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交易过程实质上是人力资本流动和配置的过程。
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市场形成和运行的前提。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内生于人力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 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 受扭曲程度高, 配置效率就低;反之, 人力资本市场发育程度高, 其配置效率也随之提高。人力资本市场的供给主体是人力资本载体, 但人力资本载体要成为供给主体必须拥有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载体只有在享有充分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基础上, 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没有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就没有人力资本市场供给主体, 也就不可能产生和进行人力资本交易, 就没有人力资本市场。
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确立了人力资本产权的独立性和排他性, 这就奠定了人力资本平等、自由交换的基础。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市场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保证。从产权与市场价格的关系看, 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保护自身利益、实现自我意志的一种权利, 人力资本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程度。对人力资本产权保护程度越高, 人力资本价格就越大, 并与其真实价值越接近, 因为人力资本价格受到人力资本市场供求和交易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
三、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机制设计
人力资本是一种主动的财产, 其所有权与载体不可分, 人力资本的实际供给是由人的努力程度决定的, 人力资本潜力的释放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人力资本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本手段是激励。一个理性的雇主必然会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 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消除合约的外部性, 克服信息不对称, 降低监督成本, 从而实现管理目标。
(一) 经济激励
1998年11月在里昂举行的八国 (美、英、法、德、日等) 经济管理研究会议上, 专家们达成一个共识:人在工作中的表现取决于以下因素:利益、信念和心理状态。在这些要素中, 利益占首位。可见, 在人力资本管理中, 经济激励是一种根本的激励手段。主要方式有:
1、效率工资。
在激励理论中, 效率工资是极其著名的。它假设生产率受企业支付工资的影响, 工资是效率的函数。企业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工资, 可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 故称之为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采用效率工资后, 员工努力工作的动机增强, 而偷懒、欺骗等败德行为的动机将有所降低, 员工败德行为发生的概率趋于下降, 从而减少相应的监控成本。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效率工资已被我国一些企业, 特别是知识企业广泛采用。
2、利润挂钩奖金。
利润挂钩奖金机制的受益对象是全体的员工, 其核定的基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绩效。员工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固定工资和奖金。奖金的获得直接与企业利润挂钩, 利润越高, 奖金越高。把员工的报酬与绩效挂钩能激发员工勤劳工作的精神。因此, 员工的边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提高, 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
3、分享制。
所谓分享制, 是指劳动者 (包括员工和经理) 按照对企业利润贡献的大小参与剩余的分配。其特点是:劳动者不仅获得工资, 而且凭借其人力资本产权与物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利润。分享制体现了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目前, 以人力资本产权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如职工持股、年薪制、股票期权、技术入股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步普遍化, 这不仅改善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地位, 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 非经济激励
一是权利和地位的激励。其核心思想是确立各种专业性人力资本对各自领域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即从“物质资本话语权”转变为“人力资本话语权”。二是精神激励。主要方式有:
1、兴趣与环境。
由兴趣引发的巨大创造力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是物质激励远不能及的。要为人力资本创造优越的工作环境, 营造相互理解、信任、尊重、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环境。
2、尊重和荣誉。
它的满足可以使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豪感、自信心和责任心, 包括对员工工作业绩及时地进行表扬和荣誉激励。
3、成长空间和自我实现。
通过各种形式, 如工作轮换、职位晋升、内部公招制度为员工提供实现自我的环境与机会, 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阶梯的晋升机制, 并做好人力资本发展规划和职业生涯设计。
4、工作激励。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山嘉宽在回答“工作的报酬是什么?”时指出“工作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人们只有在工作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 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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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效率 篇2
“十二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就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在破解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难题时, 作为矿产资源有效供给的主体, 矿产企业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 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因素, 广义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产权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约束、激励和凝聚等根本性作用也是不可替代和削弱的。矿产企业的产权制度根据涉及的范围分为宏观产权制度和微观产权制度, 前者就特定国家、地域内矿产资源产业的社会产权关系作出规定, 后者则在前者的框架下就企业范围内的产权关系作出具体性的制度规范。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基础性地位, 不仅决定了它在整个矿业经济产权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 而且决定了它从根本上影响着矿产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十二五规划纲要》论述的“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建立有效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机制,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矿业权, 促进矿业权合理设置和勘查开发布局优化, 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 是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亟待解决的内容。现有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正式规则, 即相应法规体系能否满足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其效率水平如何, 则是这一内容的基础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研究。
国内对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效率的研究, 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结构;矿产资源产权明晰与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关系;矿业权市场建设与管理。文献显示, 从正式规则角度分析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效率的研究尚不多见, 识别、把握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上的缺陷, 为其修订、完善指明方向, 有利于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 尤其是其中“矿产资源有序开发、节约利用、环境友好”指导思想在矿产企业经营实践中的贯彻执行, 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保障。
二、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构成与效率水平分析
理论上,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正式规则, 即法规体系构成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规定的正式产权约束, 包括有关矿产资源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经营、产权转让、产权收益和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活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性规则;二是矿产资源产权实施机制中的程序部分。这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则、程序, 体现在从宪法等法规中相关的产权条款、直到各级政府及其矿产主管部门制定的、与矿产资源产权关联的行政性文件上, 它们共同规范着人们和组织的行为, 构成了中国矿产资源勘探、开采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框架, 其内容、结构和功能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效率水平。
(一) 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正式规则构成
中国现行的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基础是以《宪法》为约束, 以《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的行政法规为主体, 以《物权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为有效补充, 在国家大法、部门法规和地方法规三个层次上不断完善的矿产资源法规体系。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 明确了代表国家行使矿产资源所有权的主体, 强化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在审批登记管理、权利人资格和地位、流转等方面完善了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管理的基本制度, 增加了探矿、采矿的资质条件, 明确了采矿权人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制度, 规定了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的制度, 确认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权属性;强化了地矿行政管理职能, 赋予市、县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权, 强化了上级地矿主管机关的行政监督权;完善了法律责任制度。
1998年2月12日, 国务院分别以第240号、241号、242号令发布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矿产资源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三个行政法规在实践中被广泛称之为《矿产资源法》的“三个配套法规”。后来国务院又颁布了一些相关政策、通知, 形成了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
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一系列矿产资源的法规, 则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出台的、有关矿业权价款征收减免、矿产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一起, 构成中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的部门法规。
(二) 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效率分析
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的效率既取决于各个单一制度的有效性, 更决定于整个产权制度“束”即法规体系内结构与功能的耦合水平。
1.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体系中各单项规则的效率水平。
根据柯武刚、史漫飞 (2000) 的解释, 制度效率取决于制度的“普适性”。普适性是指制度是一般而抽象的、确定的和开放的, 即:制度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制度应当是简单而确定的, 对违规的惩罚应当得到清晰的传达和理解;制度应当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总在变化的规则难以被了解, 应当稳定, 同时必须要有一点调整的余地, 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行动对新环境做出反应, 避免制度僵化的危险。
分析《矿产资源法》以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基础性法律、法规普适性效率, 发现《矿产资源法》各种处罚额度的不确定性、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不明确、减免办法不具体;同时“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不合适宜。《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采矿权可以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有偿取得”指向不明, 而采矿权使用费1 000元/平方公里·年 (各类数据) 适应性低。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在确定性、开放性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 会直接导致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低效率水平。国家级法律法规如此, 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受立法水平、职能权限、地方利益等因素的制约, 这类非效率问题更加严重。
2.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束”的效率水平。
制度“束”是由不同制度安排构成的系统, 它的效率除了取决于构成这一结构的各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 还受到制度配置状况的影响。制度配置, 是指在一个制度系统中各项制度安排之间应当相互协调和匹配, 以使整个制度系统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研究各种制度安排间的层次、关系、影响以及相互协调等问题, 确定制度的最佳结构。制度束中单个制度安排的结合状态有三种情形, 即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制度耦合是一种制度结构系统高度有序, 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协调一致的状态。而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则是制度结构中存在大量矛盾和漏洞的状态。当制度结构中存在制度冲突和制度真空时, 制度结构的整体绩效就会被削弱。因此, 要提高制度结构的绩效与效率, 关键之一在于做好制度配置, 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 实现制度耦合。
从现行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法规体系内各单项法制定、颁布、实施的时间看, 最早的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 最近的是2007年的《物权法》、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10年《关于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通知》,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法规体系时间跨度逾二十年, 多项法规各自分布在完全不同的立法时空上, 其内容上的相容性、一致性, 功能上的耦合性需要关注。而要适应《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法规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上的开放性和完备性更加重要。
而现行制度中存在的、有关“小型和小小型矿的产权、矿山企业承包制中产权、矿地产权与其他土地产权的优先顺序、《矿产资源法.》实施前无偿出让的矿业权的流转”等制度的真空状态。同时, 《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采矿权, 探矿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并未在立法上予以承认, 这与《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的探矿权具有事实上的民事权属性相矛盾;《矿产资源法》认为矿床勘探报告及其它有价值的勘查资料, 按照国务院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又与《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探矿权人有汇交地质资料的义务相冲突。不同层次法律、法规 (即“上位法”与“下位法”) 之间的矛盾, 与前面所论及的、单一制度的非效率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其总体效率水平的下降, 具体表现为矿业产权流动性较差、矿产资源利用率较低。
矿山用地复垦率以及矿产企业矿业权流转、矿产资源回采率等方面的统计数据验证了上述分析。据统计 (国土资源部, 2008) , 截至2007年底, 全国矿业开发占用和损毁土地约166万公顷, 2007年土地复垦率不到12%, 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土地复垦率是65%。同样, 截至2007年全国仅有20多个省以市场竞争方式实现有偿出让制度, 15万个矿企中仅有2万多个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采矿权的。
关于资源回采率, 以中国主要能源资源煤炭的开采为例。2004年, 全国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全国煤矿平均采区回采率为64%, 平均矿井回采率为46%。2007年, 中国煤矿平均资源回收率为30%, 而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左右, 中国煤炭回采率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50%。 (下转332页) (上接327页)
三、结论及启示
首先, 单一法规普遍存在的确定性和开放性方面的缺陷, 严重削弱了单项规则的“普适性”效率, 修改、完善势在必行。其次, 《物权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与《矿产资源法》等国家大法中居民环境权的确立, 矿业权属性的完备, 矿地使用权与其他土地使用权优先顺序以及地役权的确立等, 已经成为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正式规则效率提升的瓶颈, 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有关小型矿、小小型矿产权制度是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需予立法。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如矿山企业承包制中产权流转制度的合法化, 是提高宏观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有益补充, 不能忽视。最后, “下位法”与“上位法”内容上的一致性、功能上的耦合性, 是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体系功能实现的基础保证。
为保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矿产企业资源开发利用中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思想主旨的贯彻实施, 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正式规则, 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 是基础, 也是关键。
摘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取向丰富了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效率概念的价值内涵。运用普适性、耦合性标准审验了中国矿产企业现行宏观产权制度正式规则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效率水平, 结论是:单项规则确定性、开放性的缺陷, 规则体系完备性、耦合性的不足, 是削弱中国宏观产权制度效率的主要因素, 克服这些问题是未来中国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正式规则体系建设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矿产企业,宏观产权制度,正式规则,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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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效率 篇3
1 影响机理分析
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 产权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技术效率的内涵就是衡量在一定资本投入下的实际产出和理论产出的比值, 越接近理论产出前沿面, 说明资源利用的效率越高。城市的产权结构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现状, 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占有的资源比重大, 抗风险能力高, 对经济的应变能力却很差, 非国有经济占有的比重小, 抗风险能力偏弱, 但却灵活机动, 对经济有很好的应变性。目前, 市场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都决定了要以较优的比例配置社会资源,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果。
2 辽宁省产权结构影响技术效率研究
以辽宁省数据为例, 计算产权结构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1。
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中, 可以得知:第一, 在随机扰动项中, 有20.31%的成分是由技术非效率所导致。第二, 取值为-0.0566, 意味着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阻碍了技术效率的提高, 技术效率每降低6个百分点是由国有控股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引起的。
3 结论
本文就产权结构对城市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模型, 对辽宁省的14个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国有控股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与城市的技术效率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相关的关系, 阻碍着资源的有效使用。这表明, 辽宁省的城市产权结构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对非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是下一阶段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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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效率 篇4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投资效率,产权分离
1 产权分离企业经营者为何要操纵会计信息
上世纪3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 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对企业的重大决策权和资产的剩余收益权, 希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经营者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物质报酬和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二者效用目标不一致, 导致管理者有利用内部人的信息优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动机。当经营者有了为自身利益而损害所有者利益的机会倾向, 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会用一种貌似合法合理的方式去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会计信息的作用之一就是反映经营绩效, 并以之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由于经营者实际管理着企业, 对企业的经营、运作情况了如指掌, 享有信息优势, 便为其操纵会计信息提供了可能。而投资人为了融资的需求, 为了减少纳税的需要, 往往会主动要求经营者运用可以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或者直接要求其粉饰会计信息, 经营者这时正好不能完成所有者的考核指标或正好出现经营困难, 为了自身利益, 就借机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虚构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量, 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信息借以谋取私利。
2 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投资效率是指企业通过投资活动, 投入一定资源、创造净收益、提升企业价值的能力。在实证研究中, 企业的投资效率是指在没有市场摩擦和道德风险的完美市场中对净现值 (NVP) 为正的项目的投资, 相反,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指由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 企业放弃NVP为正项目的投资不足行为和投资于NVP为负的投资过度行为。
会计信息质量高, 投资人能够通过会计信息对好的或坏的投资机会识别, 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而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减少逆向选择和流动风险, 缓解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当企业自有现金流量较大时, 经营者可能会为了扩大企业规模而获取更多报酬投资于NVP为负的项目, 而当企业内部资金不充分, 遇到融资约束时, 经营者可能为了“偷懒”获得更多的娱乐和休闲而放弃NVP为正的项目。如果会计信息公开、透明、真实, 越有助于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对其财务资本的保全, 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防止其采用非效率投资行为一类侵占企业资本, 就会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所以当公司自有现金流较大时, 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过度有更大的治理效应;当企业内部资金不充分, 遇到融资约束时, 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投资不足有更大的治理效应。并且当高质量会计信息在信息使用者之间传播时, 预期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一方就会联合起来, 通过内部谈判或外部市场机制, 相机地取得公司治理的支配权, 控制企业的投资决策权。
李青原在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监督与公司投资效率中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实证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会计信息质量分别与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负相关, 而且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过度的负相关在审计质量相关的公司中更明显。由此可见, 在公司治理中, 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利于缓解企业中信息不对称、降低契约不完全、保证企业控制权优化配置和有效执行, 对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激励, 从而引导代理人从事正确的投资行为, 防止代理人采用非效率投资行为侵占委托人的利益。
3 如何规避产权分离企业经营者操纵会计信息以提高投资效率
3.1 会计人员由投资人委派, 工资薪金由投资人支付, 所有非物资财富的获取也由投资人决定给与
会计人员的素质、会计原则的把握, 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重大, 由投资人委派符合会计法要求、品行良好的会计人员, 可以防止经营者自行选择和他狼狈为奸的会计人员。而会计人员的工资薪金由投资人支付, 所有非物质财富的获取也由投资人支付, 可以减少经营者拉扰腐蚀会计人员的可能性, 确保会计人员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和经营者沆瀣一气。
3.2 会计师事务所由投资人选定
审计报告的公允性、合法性由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 一般情况下, 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招揽客户会一味地满足公司领导层的意愿而出现会计造假。当负责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由投资人选定, 该事务所为了承接业务、长远合作的需要, 会实事求是地出具审计报告, 甚而有些还会出具管理建议书, 指出企业存在的问题, 从而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3;3 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契约、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了抑制经营者“偷懒”, 可以采取回报与贡献、报酬与业绩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为了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的行为, 应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奖惩制度, 明确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实行有效监督, 使违规者违规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好处。但契约不可能完全做到语言准确无误, 没有任何模糊性;不可能包含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更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履行。它提示我们一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契约, 另一方面使契约存有一个发展的余地, 即所谓关系契约。此时, 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 违规行为的成本很高, 经营者不会故意选择舞弊、欺诈等违反契约的行为, 从而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以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田翠香《中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会计信息质量鉴别与经济后果分析》博士学位论文, 南开大学
[2]郑红霞《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产权效率 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产权,效率差异,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
目前, 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成为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国内学者在考察银行业效率的影响因素时, 较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参数估计法、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方法, 主要关注银行业的条件均值差异, 对于整个分布上的效率差异却尚未述及, 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方法。郑录军等 (2005) 采用25家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刑芙伟 (2009) 利用商业银行效率值具有截断性, 使用14家商业银行2001-2007的面板数据, 选择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胡东 (2010) 利用Powell提出的对称修剪最小二乘法分析效率值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在潜变量模型中误差项是对称分布, 由于删失, 使得因变量为不对称分布, STLS重新修剪来恢复断尾分布的对称性, 使最小二乘法将产生一致估计量。周四军、安普帅等 (2011) 建立Panel Data固定效应模型对国内13 家主要商业银行1999到2008年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位数回归应用到商业银行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倪中新等 (2012)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位数回归来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非利息收入结构、贷款质量等因素对于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影响作用。事实上, 不同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异在条件分布由低到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变化规律, 采用新近发展的固定效应的分位数面板回归方法, 定量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差异, 旨在将研究的注意力从效率的“均值”回归转到效率值分布的“分位数”回归, 以丰富人们对当前不同产权商业银行效率差异的认识, 并为制定相关的金融机构改革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介绍
(一) 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思想和系数估计
假设随机变量Y的分布函数为:F (y) =Pr ob (Y≤y) (1)
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F (y) ≥τ的最小y值, 即: q (τ) =inf{y:F (y) ≥τ}, 0<τ<1 (2)
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使拟合值尽可能地接近观察值, 分位数回归是使加权误差绝对值之和最小。FN (y) 的τ分位数q (τ) 可以由最小化关于ξ的目标函数得到, 即:
式中arg minξ{g}函数表示取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 ρτ (u) =u (τ-I (u<0) ) 称为检查函数 (check function) , 依据u取值符号进行非对称的加权;I (z) 是指示函数, z是条件关系式, 当z为真时, I (z) =1;当z为假时, I (z) =0。式 (4) 中的条件关系式z为yi≤y, 当yi≤y时, I (yi≤y) =1, 否则取值为0。通过对此最小化问题进行考察便可知FN (y) 的第τ个分位点值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
现假设因变量Y的条件分位数由k个解释变量组成的矩阵X线性表示:
q (τ|xi, β (τ) ) =xi′β (τ) (4)
式中xi= (x1i, x2i, …, xki) ′为解释变量向量, β (τ) = (β1, β2, …, βk) ′是τ分位数下的系数向量。当τ在 (0, 1) 上变动时, 通过求解下式就可以得到分位数回归的参数估计, 我们即可根据在不同分位点估计的不同参数
其中Qyit (τ|xit) 是给定解释变量xit时因变量Y的条件τ分位数, βτ是对应因变量的第τ分位数的p×1回归系数列, xit是自变量向量, ai为其模型的截距项。这里i 代表不同的样本个体, t代表不同的样本观察时点。
二、数据与指标描述
(一) 数据的来源及分布描述
数据来源于各家银行的2005-2011的年度报告、中国金融年鉴。为了考察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的分布特征, 将效率值序列绘制成频率分布图与Q-Q图。从图1可以看出, 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概率密度图呈现出非正态、非对称和后尾的特征。相应的在Q_Q图检验中, 股份制效率值散点图偏离对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值散点图与对角线基本保持了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普通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得出的变量系数是有偏的。
从图2可以看出蓝色代表股份制银行的分位数分布曲线, 红色代表国有商业银行的分位数分布曲线。在同一分位点处, 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绝对量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且向右上方延伸。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别在效率分布的在下半部分缩小, 在上半部分逐渐加大。这说明在低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减少, 而在高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表格中0.25, 0.5, 0.75这三个分位点的效率值差异的大小变化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二) 主要变量说明
效率值采用DEA非参数方法计算。选定投入指标为:员工数量和固定资产额。产出指标:人均税前利润、存贷款比率。采用CRS_RAD投入导向模型。解释变量选择与商业银行效率密切相关的变量, 并完善现有研究建模没有控制时间趋势的不足。选取四个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资产净利率、非利息收入比, 分别反映安全性、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和资产配置情况;两个规模指标, 年末总资产和营业机构数;还有一个与商业银行效率密切相关的产权结构指标。上述因素是已有研究的成果, 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一个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事实——没有控制时间趋势。因此选取样本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 Panel Data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择Levin, Lin & Chu t检验、Im-Pesaran -Shin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中结果可知, 全部样本情况下, P值均为0。在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样本下, 后三种检验的P值均为0。则拒绝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资产净利率、非利息收入比、年末总资产、营业网点数的序列均存在单位根。
注:括号内表示显著性水平。
注:括号内表示显著性水平。
(二) Panel Data的协整检验
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全部样本, 迹统计量表明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最大特征根表明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向量。综合来看, 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同理可知, 对于股份制样本, 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则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变量。因此, 不同样本下的效率值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目前国际上存在的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主要有一阶差分法、固定效应变化法和引进虚拟变量的惩罚法。
由于只有引进虚拟变量的惩罚法可以估计出个体效应, 因此本文采用该方法进行估计。本文采用R统计软件选择0.25, 0.5, 0.75这三个代表性分位点。各分位点估计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不同分位水平下变量对银行效率的贡献率大小。此外, 分位数回归与PLS回归进行比较可以突出分位数回归的特点。相对于与OLS比较而言, PLS具有OLS估计的基本特点, PLS估计的回归系数反应的也是一种平均效应, 同时PLS的估计结果比OLS结果更为科学。因此, 估计结果见表3。
注:括号内表示P值;*、**、***表示在1%, 5%, 10%下的显著。
1.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 对于全样本模型而言, 在0.25分位点变量系数显著的有非利息产权和收入, 随着分位点的增大, 系数显著的变量增多。在0.5分位点处, 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产权和机构数的系数均显著。而在0.75分位点, 资产负债率、产权、机构数和非利息收入比系数显著。对于股份制银行而言, 系数显著的变量相对较少, 在0.25和0.5分位点处,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变量显著, 在0.75分位点处, 则只有资产负债率变量显著。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 系数显著的变量仍然较少, 在0.25和0.75分位点处, 只有机构数变量是显著的。在0.5处,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均显著。从上述不同样本下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上分析来看, 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的系数不管是在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 还是在不同的分位点 (0.25, 0.5, 0.75) 上, 其影响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于效率水平不同和产权不同的商业银行均是极其重要的。其次, 从全部样本与不同产权银行样本的模型结果来看, 全部样本模型系数显著的变量多于不同产权银行样本模型, 这是因为全部样本模型区分了样本内部的效率差异的特征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而同种类型的银行样本内部的效率差异较小, 因而模型效果不明显, 这是由分位数模型的特点决定的。
2. 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位点变量系数效应分析。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的年末总资产和机构数对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资产负债率对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方向基本相反, 但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的变动趋势均是由小到大再变小。资产净利率对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对效率的边际效应均为正, 随着分位点的增大, 边际效应也越大。资产增长率对股份制银行的效应为正, 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效应为负, 资产增长率在0.25分位点上最大。股份制银行非利息收入比在0.5分位点处最小, 在0.7分位点处达到最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边际效应和变动趋势与之大致相反。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股份制银行除非利息收入指标的其他变量指标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说明总体来说各变量对股份制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
3. 分位数估计与PLS估计的比较。全样本条件下分位数估计和PLS估计的结果比较。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PLS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比分位数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平滑很多, 这符合PLS是一种平均估计方法的特点。而分位数回归估计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则与均值弹性相差较远, 对分布形态更为敏感。
从所估计的变量系数符号而言, 除了非利息收入比之外, 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分位数回归表明非利息收入对效率有负的影响而PLS估计则认为有正的影响。两种估计方法在资产净利率、年末总资产等财务指标的系数值差异不大, 而在资产增长率、非利息收入、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上系数值的差异较大。分位数回归在资产增长率、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在0.25、0.5、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远远的大于PLS估计方法, 而在非利息收入指标上则远远的小于PLS估计方法。这些比较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效率的条件分布特征在不同的分位点上有所不同, 而分位数方法能够对条件分布的刻画更加的细致。
四、结论
1.商业银行效率的条件分布特征在不同的分位点上有所不同, 而分位数方法能够定量对条件分布进行刻画。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概率密度图呈现出非正态、非对称和后尾的特征。在同一分位点处, 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总是处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上方, 绝对量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且均向右上方延伸。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别在效率分布的在下半部分缩小, 在上半部分逐渐加大。说明在低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减少, 而在高效率的银行中, 股份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三类样本的模型结果来看, 全样本模型系数显著的变量多于其他两种模型, 这是由样本特点决定的, 样本内部差异变化越小, 形态分布也越对称, 而分位数回归对样本分布形态十分敏感。因此, 在偏态和厚尾情况下, 分位数回归能取得更好地效果。
2.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变化规律。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和机构数的系数在不同的分位点上, 其影响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于效率水平不同和产权不同的商业银行均是极其重要的。股份制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除非利息收入指标的其他财务变量指标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国有商业银行, 说明各变量对股份制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两类银行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年末总资产和机构数对效率的影响均不明显。这说明提高资产规模和机构规模对于两类银行的效率的贡献微乎其微。在0.25, 0.5和0.75分位点上, 各变量的影响效应却是不同的。因此, 对于不同产权下效率水平不同的银行而言, 要建立有区别的财务内控制度, 从而更好的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
3.分位数估计和PLS估计的结果比较。PLS估计较好地体现了均值估计的特征, PLS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比分位数估计的系数水平走势平滑很多。同时PLS估计提供了比OLS估计更可靠的参照方法, 分位数估计和PLS两种估计方法在资产净利率、年末总资产等财务指标的系数值差异不大, 而在资产增长率、非利息收入、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上系数值的差异较大。分位数回归在资产增长率、机构数和产权等指标在0.25、0.5、0.75分位点上的系数值远远的大于PLS估计方法, 而在非利息收入指标上则远远的小于PLS估计方法。
参考文献
[1]胡东, 蒲勇健.中国商业银行效率实证研究与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工程, 2010 (6) :53-57.
[2]Daniel Q.Naiman.分位数回归模型[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3]Koenker R.and Bassett G.Regression Quantile[J].Econometrica, 1978 (46) :33-50.
产权效率 篇6
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就拿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说, 造纸和印刷术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便捷,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教育。指南针让世界变得更加紧密, 航海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火药更是改变了人类社会战争的方式, 结束了人类的冷兵器时代。知识产权是对知识的创造者权益维护的体现, 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保障, 更是现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建设的必要一环, 它充分地表现了国家对智力劳动者的尊重。
知识是无形的, 但它确是一种资产, 在欧洲很早就有人将知识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售卖。但是知识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 它不像商品可以看得见摸得到, 可以通过交换来衡量它的价值。知识作为人类的财富, 它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这些智力的成果往往是作者凝结了一生的心血, 如果得不到正确的保护, 又有多少人还会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智慧呢?
二、技术创新的信息效率
中国目前正由制造大国向技术大国转变, 技术的创新才能真正提升国家实力。近代我们国家被西方先进的技术所征服, 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摧毁了东方泱泱大国, 可见技术创新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 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 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的存在需要依赖市场, 只有符合市场需要的技术创新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在不同阶段都有所不同, 日本的斋藤优把技术创新过程分为设想、研发、实用化、商品化四个阶段, 并提出了各个阶段的信息需求。
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以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前提的, 企业要通过有效的信息资源配置来实现技术创新, 同时技术创新也需要信息效率为媒介来充分发挥新技术的优势作用。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效率包含着两个内容: (1) 企业获得信息的效率; (2) 企业处理信息的效率。那么怎样控制知识产权将技术创新创造的新成果达到最大的资源优化配置, 从而得到最优的信息效率呢?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知识产权的两种传播形式, 从而分析出每种形式下的技术创新的市场效率。
三、知识产权影响下的技术创新信息效率分析
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旧技术的淘汰。而当一个企业拥有足够的知识产权, 对一个市场的技术拥有垄断地位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就会有所增加, 旧技术的淘汰也就是意味着旧产品将作为废品, 因此新的技术会受到旧技术的成本压制。虽然新技术必将取代旧技术, 但是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被企业和市场所接受。越来越多矛盾不断衍生, 新的技术不能及时地代替旧技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不同地区信息不均衡的状态导致新技术的传播延迟, 当新技术出现时, 还在一味地生产过时的产品, 造成产品积压, 导致最终破产。与此同时新技术诞生后, 知识产权的争夺也使得新技术不能完全地发挥出它的作用, 存在着利用不足的问题。
(一) 知识产权“分享”对技术创新市场效率的影响
“分享”是现代社会广泛使用的热词, 也是解决新技术得不到充分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如果一项新的技术出现, 在可控的范围内能够实现技术的共享, 各个企业分享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效益, 实现强强联合, 那么新的技术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 也能够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企业的效益也会实现整体上升, 不失为一个双赢的好方法。这不仅仅是利用新技术发展企业的最小成本, 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尊重, 让知识产权从一个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变成发展的机遇。但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都是自私的, 充分的分享就会不可避免地让一些被利益驱使的投机者钻了空子, 所以有了分享也等于就有了“搭便车”的行为。
一部分人为了无偿地得到自己的需求, 就会选择“搭便车”, 而这种搭便车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介于分享和剽窃之间的混合概念, 很难区分它的好坏。但是这的确是存在着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新技术的效益, 利润的空间被缩小, 往往是“一人买千人瞧”, 这对知识产权保护来讲是十分不利的, 也不利于技术的创新, 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 会阻碍新事物的产生。而且还会出现恶性循环, 不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新事物带来的好处, 长此以往就会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购买而选择其他途径来获取。
在图1中, S表示信息服务市场的供给曲线, 这里尽量考虑一次的分享, 多次分享被看成是一次分享的重复, 所以D2=2D1, D1表示信息服务市场的名义需求曲线, D2表示由于分享产生扩张的实际需求曲线, 也可以看成是禁止分享时的需求曲线。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技术创新的分享降低了市场对新技术的需求程度, 因为在一定阶段内, 由于时代性和资金的影响, 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开发能力是有限, 所能提供给市场的新技术的供给也是有限的, 限于此, 我们姑且将某一阶段内的新技术供给设为一个固定值, 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 “分享”所带来的低成本和高利润在无形上减少了对新技术的需求数量, 因为低成本的多次分享并未给技术开发者带来等额的收益。技术开发者是否允许技术以“分享”的形式传播是由生产的边际成本和租赁这个技术的交易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如果生产成本比较高, 租赁成本比较低, 技术开发者保持最大收益的方式是提供少量的复制品以高价格出售, 并允许购买者“分享”。另一方面, 如果租赁的交易成本超过生产的边际成本, 那么开发者获取最大收益的方式就是禁止租赁, 这就会造成“盗版”的产生。
(二) 知识产权“盗版”对技术创新市场效率的影响
对新技术企业来讲, “盗版”绝对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我们细细地分析“盗版”到底对市场的创新效率有多大的影响呢?首先, “盗版”是无偿地使用版权者的智力成果, 而无偿就使技术本身创造的利润降低, 因此新技术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成本的比例增大, 开发难度增加;其次, “盗版”使正版技术的占有的市场份额降低, 客户在选择是一般会选择无偿的盗版, 这也使得正版的市场会越来越小, 最终退出市场;最后, “盗版”使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变慢, 致使市场经济发展缓慢, 不利于市场新技术的开发与发展。
在图2中, S1表示正版厂商供给曲线, S2表示技术创新开发和技术创新盗版的总供给曲线。阴影部分分别表示由于盗版而导致的销售损失, 图2颜色较深的面积被盗版者占领的市场销售额, 颜色较浅的面积为技术开发者损失的开发成本。
技术创新是知识产权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根本上来说可以保障企业技术创新的不被他人盗走利用, 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说, “盗版”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虽然违背道德和法律, 却也在技术创新层面最大程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对于整个技术市场的资源配置来说,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产权在早期肯定被开发者和利用者严密保护, 很难在市场上流动, 其市场的资源配置肯定是不均衡的。但技术创新的早期保密性可以为开发者和购买者在一定阶段内获取最大利益, 从而在市场上维持阶段性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会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而消失。更新的技术的到来会使开发者逐渐失去优势, “盗版”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的新技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但是这种影响是不稳定的, 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和市场份额, 企业使用新技术势必会让自己的市场地位更加的稳固。同时技术的更新具有周期性, 因此企业的发展也会随着周期变化而变化, 在技术研发阶段优势逐渐显现, 实用化阶段优势最大, 商品化阶段技术创新的优势逐渐趋向为零。相反, 近年来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技术开发者和第一购买者的激励机制, 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的创新速度和质量。
“分享”改变了市场的需求曲线, 而“盗版”则改变了市场的供给曲线, 与“盗版”相比, “分享”没有影响技术创新开发者的研发资金。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专有信息私有化会降低信息的传播速度, 影响企业对于有效信息的接受和处理, 盗版引发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小范围非法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技术创新市场的公平竞争性。
总体来说, 无论针对“盗版”还是“分享”, 知识产权保护将企业技术创新私有化, 将严重阻碍竞争性市场的运行, 降低整个市场的信息效率。然而, 如果公开的信息没有私有化倾向, 企业将不会对技术创新投资感兴趣, 企业不会选择对新技术开发投入足够的资金, 而没有足够的资金技术创新是很难有所进展, 信息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总利益也不会因此而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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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贵才, 于永达.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分析[J].科研管理, 2011 (11) :148-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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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寄中, 张黎, 汤超颖.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联动与效应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05) :106-112.
[5]任志芬.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信息披露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 2012.
产权效率 篇7
关键词：违法确认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法》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 以及在确认、保护与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保护科技创新、科技进步与制度进步密切结合而防止和惩罚破坏和阻碍科技创新行为、降低市场经济交易费用、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的制度机制。但是, 这一机制由于违法行为确认成本的存在而降低了它的运行效率。
经济社会运行的现实情况显示, 就《知识产权保护法》而言, 现阶段某些知识产品的产权受侵, 主要地不是因为违法成本过低而法律效率降低, 而是由于确认违法行为成本过高而使违法行为防止和惩罚力度不够。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 在于《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确认, 较之其他门类的违法确认成本而言, 有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关联机制, 更加困难的测量鉴定技术。
借助经济学既有理论和模型, 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者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企业:违法行为数量看作为企业产量、违法行为就业要素的折旧和利息 (包括风险) 看作为企业违法行为代价、违法行为收入为违法行为价格 (企业产品产值)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确定企业产量即《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数量.
由于违法确认成本较高, 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者的风险性较小, 表现为其违法行为成本较低.从而企业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可变成本曲线下移, 企业利润增加。于是, 大量企业涌入这一行业, 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激增。
《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确认成本较高, 是驱动违法者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把《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系统看作以国家法律资源为其收入、以违法案件作为商品、以办理《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案件为消费、以办案效益即防止和惩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违法行为为效用、以办案司法成本为商品价格这样的理性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选择机制, 消费者不会消费价格极高而效用甚小的商品, 也就是说, 执法者不可能对执法成本极高而执法效用甚低的违法案件进行办理。
《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确认成本大, 导致司法成本高, 从而“消费者需求”减少, 法律对这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就降低, 这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法律效率相应的降低。
通过对经济学“消费者均衡理论”的完整照搬引用, 显示出, 《知识产权保护法》执法者行为模式的选择, 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客观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的司法成本;二是国家配置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司法资源;三是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确认成本较高, 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法》司法成本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上的分布曲线上抬, 从而有限国家司法资源配置约束之下, 为着社会效益最大化, 在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违法行为集合中选择出对之启动司法程序子集就大为缩小。这使得法律对违法行为的防止和惩罚力度减小, 效率降低, 社会效益低下。为着提高法律效率, 可以采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降低知识产权法违法确认成本, 从而提高法律效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