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结构

产权结构（共11篇）

产权结构 篇1

一、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背景

(一) 理论创新:公司制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而非企业所有制

我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所有制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涉及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 改革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替代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选择了市场化取向的原则, 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后者则涉及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本身, 改革坚持的是既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又要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的原则。我国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不仅在于经济运行和所有制结构, 而且涉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本身。然而改革公有制不仅有来自经济因素的考虑, 更有政治层面的考虑, 即公有制的改革会否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公司制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改革的理论明确了公司制是组织形式而非所有制, 公司制的形成和建立是公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的改革, 而不是对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公司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使用,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使用。正是这种改革理论的创新, 才使得公司制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现实压力:国有企业普遍管理落后, 效率低下

我国国有企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和壮大起来的, 在当时工业化程度低, 生产力水平不高, 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手段和僵化的管理体系, 使得国有企业还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全面滑坡, 亏损面逐步增大, 国有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压力十分巨大。对于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 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认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落后, 政企不分, 政资不分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国有企业负债过高, 冗员过多, 社会包袱过重造成的;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 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的背景之下, 公司制才作为一种新的国企改革措施被推上前台。

(三) 形成特点:由原有传统国营企业改组设立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公司制是在业主制和合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 企业的投资规模较小, 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不高, 多以业主制和合伙制作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投资规模的扩大, 单个资本的社会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公司制作为实现私人资本社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得以出现并日益成为企业组织形式的主体。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其起点不是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 而是改革前的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 是通过对原来已有的国有独资企业或集体企业进行改组设立的, 这就使得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分析

(一) 国有股比重过高使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股权一般由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内部职工股等股份构成。在这些股份中, 国有股的比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平均比重在55%以上。同时大部分国有公司制企业都是在原来的国营企业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的, 无论政府部门直接持大股, 还是由母公司持大股,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色彩。虽然由母公司持股为主的国有公司制企业与国有独资企业相比具有企业制度上的比较优势, 可以在政府部门和子公司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层, 减少政府部门干预企业事务的机会, 但由于大部分母公司多为国有独资, 行政干预依然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有公司制企业所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往往只是趋于形式而很难真正发挥应有的治理作用, 这种一股独大的形式上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也就很难对其他小股东具有吸引力。

(二) 过分集中的产权结构容易形成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合谋

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中, 董事会是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 管理层是经营决策的实际执行者, 董事会和管理层是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 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 管理层则代表职工的利益。国有公司制企业目前普遍存在产权过分集中于一个主体, 且这个主体又是国有性质的情况下, 国有资本出资者代表并非自然人, 在公司内部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不可能真正代表出资者对经营管理层进行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所代表的利益往往形成趋同, 董事和管理者的行为也容易出现一致, 形成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合谋, 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受到破坏。

(三) 过于分散的小股东难以形成对公司运作的实质影响

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本身已经使国有公司制企业中作为整体的小股东拥有的发言权微乎其微, 加之小股东又过于分散, 这就使得单一的小股东丧失了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发言权, 难以对公司的行为实施必要的监督。单一的小股东由于其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重过小, 一般不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去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 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因为即使公司的盈利因此而提高, 单一小股东所享受的回报也是很小, 而为此要承担监督成本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小股东这种心理的普遍性, 使得小股东往往放弃了对公司的监督, 无法对公司运作实施真正的影响。

(四) 国有股权的过分集中和小股东股权的过分分散, 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先天的条件

国有公司制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双重缺陷往往容易造成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一方面国有股一股独大, 而其产权主体的代表又因缺乏利益趋动而对公司运作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小股东过于分散, 本身缺乏足够的发言权和监督成本与回报的不对称往往也放弃对公司运作的监督。这就使得管理层容易取得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出现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目前国资委监督的100多家中央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 其中不少是按《企业法》注册的, 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 不设董事会。不少国有控股的公司制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不能发挥应有的决策、制衡和监督作用, 以及一系列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同时, “新三会”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老三会” (党委会、工会、职代会) 并存, “两心” (经营管理核心、政治核心) 不和, 以及“六驾马车各拉各的套”的现象严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增强企业活力, 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此相适应, 相对于改革前的企业缺乏活力, 自主权太小来说, 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目前普遍出现的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又表明放松了对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必要的控制。强化对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控制和放活经营权, 是国有公司制企业需要同时重视的问题的两个方面, 只有优化国有公司制企业的产权结构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三、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优化与创新

(一) 引入战略投资者, 改变国有独资公司股权结构

战略投资者是从长期战略出发, 对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大额投资人或投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其投资的目的和初衷, 就是为了取得被投资企业的相当数量股权和部分或大部分经营管理权, 以此达到控制或部分控制被投资企业, 并影响被投资企业经营决策的目的。战略投资者具有其他投资者难于达到的优势:一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畅销的产品或产品系列。加盟被投资企业后, 能够将自己的部分产品转给被投资企业生产, 使被投资企业较快地进行转产。二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新产品技术开发能力。能利用被投资企业的现有资产, 进行其生产工艺流程, 开发新产品, 扩大市场份额。三是战略投资者有足够的财务实力。充裕的才力, 可以解决被投资企业的财力不足, 现金缺乏问题。四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战略投资者投资进入被投资企业后, 能够利用其自身的经营管理经验, 迅速帮助被投资企业校正经营战略和市场战略, 调整内部管理流程和内部机构, 整合营销网络, 改善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能够在被投资公司内部迅速移植本企业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 构建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财务监督组织机构, 完善内部监督制度。五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充裕的科技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战略投资者能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各方面的人才, 可以向被投资公司派出自己的专门人员, 充实国有公司的财务监督机构, 履行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督职责。因此, 现阶段国有独资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优化产权结构, 健全内部相互制衡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好办法。但应解决好以下的主要问题:一是确定适当的股权出让比例, 使国有股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国有股要维持相对控股地位, 只要保证比战略投资者多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就能达到这一目的。按此思路出让国有股份额, 可以使公司的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国有股东手中。要分别不同行业和国有公司类型, 确定向战略投资者出让的股本数额和比例, 对国有独资公司出让股本、引进战略投资者, 出让给战略投资者的股本比例总数要分别与向其他投资者出让一定的股份综合考虑, 以保证国有股相对控股。对股权比较分散的国有控股公司, 出让后的国有股比例应比战略投资者拥有的比例高几个百分点为好, 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前, 要格外注重国有独资公司原有权益界定。确定国有独资公司原有资产的价值,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必须格外注重, 严格操作程序和方法。三是认真商讨战略投资者派员的职数, 职位和新酬事宜。这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四是建立战略投资者派出人员的考核与约束制度。建立对战略投资者派出人员的年度述职与考评制度, 对不努力工作的派出人员, 可建议战略投资者给予调换, 或在新酬上给予适当降低的处罚, 将派出人员置于国有公司监督管理之下。

(二) 适当向职工让售部分股权, 减少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资本比重

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增加了职工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心。适当向企业内部职工出售部分股权, 使职工成为小额出资者, 有利于职工从投资者的权益出发, 占有、使用和保护资产, 扭转只追求眼前利益, 不顾出资者利益的倾向。二是增强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监督的地位。职工持有国有公司制企业股份,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只是受托者的地位, 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可以出资者身份进行;在监事会中的职工监事, 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出资者监督权力。这两方面, 都可以增强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地位。三是在企业内部新增了一个出资者监督主体。企业内部众多的职工持有股份, 实际上在企业中形成了一个职工出资者利益主体。肯定要从出资者角度出发, 对企业的经营战略、财务决策、资金投向和利润分配等方面进行监督, 对企业高层的职位消费等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在企业内部, 形成一个财务监督主体。四是职工持股有利于减少监督成本。在职工持有部分股权后, 一定范围内, 职工可以站在出资者利益角度, 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财务决策和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节约部分监督费用。另外, 职工作为小股东, 可以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或高层监督人员, 直接对企业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减少政府派出监督人员费用。因此, 现阶段适当向职工让售部分股权, 是减少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资本比重优化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的一种办法。但应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明确部分让售的前提和目的。让售国有股给内部职工的前提, 是难于找到或难于找到数额巨大的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下, 为了减少国有股的风险, 采取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目的主要是完善国有公司治理结构, 在内部建立一个职工持股、有部分股东权益的自然人出资者主体, 增加监督体制中的一份制约力量。二是选择部分让售国有公司制企业的行业。对于国有资本应完全退出的行业, 可以整体直接出售, 或采取管理者和内部职工共同购买方式, 不应采取部分让售国有股权的方法。只有在国有资本不宜退出的、需要保持相对控股的行业, 可以部分让售国有股权, 以利于形成内部治理结构和财务监督体制中的自然人出资者。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让售部分国有股权,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关键是让售价格的制定。让售前要进行资产评估, 确定股权价格, 报经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批;让售后要严格在国有公司制企业职工内部转让, 不得对外流通。让售国有股权所得资金应按期、分批、及时、足额上缴国库。四是要与引入战略投资者结合。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对内部职工让售国有股权, 要与从国内引入战略投资者、让售国有股权紧密结合。结合的最好方法是正确确定两者的比例。一般来讲, 若一家公司引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战略投资者, 对内部职工让售国有股权的比例可以小些, 或者为零, 即不对内让售。如果暂时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 让售比例可以相对高些, 以使国有公司制企业内部真正形成职工作为出资者监督的群体力量。

(三) 减持国有股, 增加法人股, 重塑国有公司制企业的监督机制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 国家作为一个委托人在约束和监督代理人时必然存在监督不力、约束软化的现象。单独的个人投资者又缺乏足够的激励和能力去监督和约束公司的经营者 (代理人) 。因此, 只有靠法人这个主要的持股主体来行使投票权制约经营者。同时, 个人小股东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这便需要对股权结构进行重新设置和安排。为此, 应当减少国家股的比重, 增加法人持股量。减持国有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国家股的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法人股的比重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法人股通过投票权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才会得到提高, 因为监督和约束所带来的利益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大得多。一是降低国有股比重, 调整产权结构。我国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除少数属于基础产业仍需要国家保持控股地位外, 绝大部分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 属于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的领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虽然已经实现了产权多元化, 但国有股权比例远远高出50%以上, 减持国有股, 降低国有股比重, 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变股权结构, 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解决“内部人”控制。减持国有股, 可以使公司股东构成发生变化, 变化后的股东结构必然会引起公司决策层和监督层高管人员结构相应变化, 改变公司高层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班子大部分由国有股东或政府部门派出的格局, 形成不同股东分别派出高管人员的新体制, 从根本上动摇“内部人”控制的基础。三是增强公司监督的非政府监督力量。减持国有股, 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公司股东的数量。在原国有股权数额内, 改原来政府一个大股东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股东, 增加出资者人数。股东人数的增多, 会引起代表不同出资者利益的内部监督人员结构和比例发生, 使监督机构的设置更符合出资者利益主体要求, 从股本结构方面实现内部制衡, 加大对经营管理层监督的力度。四是改变财务监督体制的运行方式。坚持国有股, 增加非国有股东人数, 不同的股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公司财务活动实行监督, 从而影响财务监督体制的原有运行方式。如引进了其他地区的法人股东, 只要达到规定比例, 就会向公司派出懂得财务监督业务的人员或委托中介监督机构或组织, 直接对公司财务收支进行专项检查;增加了非国有股权的股东数目, 他们就可能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高层人员薪酬、增资扩股预案和股利分配方案等提出质疑或表示不同意见, 迫使公司财务监督组织机构和人员对此进行解释, 并在以后加强监督。

减少国家股、增加法人股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股权结构进一步调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逐步推行, 全面减持已被实践证明负作用大。应该分别不同行业, 实行间隔一定时间、单个公司减持办法, 减少减持国有股的震荡。在具体的策略上, 先规范增量部分的产权结构, 使之一开始就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 对存量的改革则需要继续采取渐进性的改革策略。一是坚定适当减持国有股的决心。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适当减持国有股, 向其他投资人让售部分国有股权, 利大于弊, 对此不应怀疑。二是合理确定国有股比例, 保证相对控股地位。按照上市公司现有股权结构, 国家只要掌握40%左右的股权, 即可取得相对控股权。在召开股东大会时, 只要大部分小投资者“搭便车”, 届时缺席, 则不会改变国有股绝对控制权的地位。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让售国有股权, 都有一个比例控制问题。笔者认为, 在国有股一定时期内暂不向社会公众配售前提下, 能够形成国有股40%、非国有法人股不到30%、其他社会公众流通股30%多一点的股权结构较好。各类股东按此种股权结构派出的代表,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执行层种, 容易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和比较有效的财务监督体制。三是以向非国有法人股东转让为主。从完善治理结构和财务监督体制角度, 减持的国有股权应向非国有法人股东转移, 才能配合公司治理结构调整, 不触动股市资金问题, 有利于完善内部监督体制。四是采用公开竞价方法。在国有股让售过程中, 为了保证国有股权价值不受侵蚀, 应采用市场公开竞价方法, 避免“暗箱操作”, 切实做好国有股定价工作。五是减持国有股应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减持国有股的目的之一是营造在公司内部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 调整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执行层组成人员, 重新分配相关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 要顺势而为, 将财务监督体制的调整或健全问题结合考虑, 与股权结构调整结合。

(四) 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 增加法人股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权利

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创新的一个可选择途径是改变国家股的性质, 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优先股和普通股是不同的。优先股由于先于普通股而获得公司收益分配。而且是事先承诺的, 因而风险较小。相应地其收益不能随公司业绩的高增长而增长。同时优先股的权利要比普通股小得多。这对国家这一权利主体而言是较为恰当的, 因为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能力本来就是相当弱的, 如若硬要行使, 往往困于政企不分反而不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改进。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法人股东关心公司经营的积极性, 因为公司绩效越好, 作为普通股的法人股所获得的收益分配越高;另一方面由于优先股的股东收益是事先约定的, 国家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五) 加快债权转股权进程, 让银行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发挥股东的作用

银行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近些年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越来越高, 金融风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已经启动了债权转股权的进程, 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 并陆续与有关企业签订债转股的协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和资产负债状况, 减轻了国有债转股企业的历史包袱, 但由于种种原因, 此项工作进展不大,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发挥银行的积极作用, 可考虑在此基础上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作为股东派出董事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同时也可考虑让银行作为最大的债权人, 派出董事进入董事会, 让银行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发挥股东的作用, 增强对公司的监督和约束。

四、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 决策者需要改变关于经济改革的思维模式

经济改革本身是否合乎经济学的逻辑、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重要的, 但公众关心的则是公道, 关注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在法治的框架内, 按照程序正义公开制定的。因此, 决策者恐怕应当更多地从是否合宪、是否合乎法治原则的角度来考虑政策选项。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 从效率角度看确有必要的改革政策, 假如它无法获得程序上的正当性, 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 则放弃它可能比坚持它更为明智。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是不是减持, 减持到什么程度, 还是要尊重市场本身。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和程序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二) 改革应推动社会秩序向着正义方向演进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需要要把改革措施当成公共政策来考虑, 不管是从决策程序, 还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 都应追求其公共性, 即平衡考虑各个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推动社会秩序向着正义方向演进。市场崇尚公平交易, 国资的进退、流动只要是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就不是流失, 不是公平交易就是流失, 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角色错位, 不自我交易, 没有腐败, 按照独立的、通常的市场主体在平等对立, 讨价还价基础上形成市场价格交易, 就是合法的。规范公司制改革应该是国家股东和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和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兼顾。这样的努力或许可以使未来的改革重新获得更大的正当性。而这需要致力于建构经济改革得以展开的宪政、法治框架, 应将更多有关改革、包括产权改革的政策, 通过公开的民主程序赋予其以合法性。

(三) 规范推进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产权管理法律法规建设,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等已出台的各项规定, 对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改革行为进行规范。可以探索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一是实现进场交易。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认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 通过进场交易保证产权转让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实现“阳光交易”。二是公开披露信息。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方式、时间公开披露产权转让信息, 广泛征集受让方, 以杜绝暗箱操作, 逐渐形成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市场竞争机制。三是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制订以及与此相关的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底价确定、中介机构委托等重大事项应当由有管理职权的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组织进行, 管理层不得参与。产权交易机构一定要立足于规范, 抓住入场公开竞价交易这个关键环节, 促进交易前后相关程序的规范化, 为产权交易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加强产权交易监管。对产权交易机构及相关组织所从事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要加强监管, 保证产权交易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只要严格执行有关产权转让的各项规定, 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国有产权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

摘要：本文从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背景出发, 分析了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特征所引起的问题, 提出了优化和创新产权结构的建议, 认为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改革应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国有公司,企业产权结构,优化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秋风:《重新寻找改革的正当性》, 《法人》2004年第10期。

[2]《法人》杂志:《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 《法人》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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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饶小庆:《国有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监督体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5]潘云良:《现代企业管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产权结构 篇2

内容摘要农地制度是中国千百年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基本的制度支撑，而农地产权制度则是农地制度之核心。现代产权理论指出，完整的产权应包括专有的使用权、收益的独占权和自由的交易权、中国农地产权不明晰、不稳定、不完整对于农村发展的负外部性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识，但对于农地产权的权利构成尚存争议。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与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RDI)于2005年和共同组织的17省农村土地权利情况调查所取得的一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解析农地产权，将其分为农地使用权、农地转让权、农地收益权和权利稳定性四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的农地产权绩效进行量化比较，并考察2005―20农地产权的改进程度，以期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绩效的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转型时期城镇化农地产权产权结构产权绩效

作者1叶剑平，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田晨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工业化、城镇化逐步推进。城镇与农村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城镇人口、规模迅速增加，而农村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依据钱纳里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的基本理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结构转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突破50%。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需要给予农村发展和“三农问题”更多关注，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

一

经过3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实践证明，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体制性障碍，特别是在农村土地产权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表明，意愿的制度供给和实际的制度供给总是有差异的，这就使得制度均衡成为一种理想状态，而制度非均衡成为现实经济中的常态，制度变迁(在此包涵两重含义：制度创新和新旧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始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从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的集体所有，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农户替代生产队成为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基本主体，农户的权利和责任得以统一，使其获得了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收益，从而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只有在预期收益(潜在利润)超过预期成本的前提下，制度创新才会出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以满足时，社会内部才会出现改变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可能”。转型深化时期，产权结构作为内生变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明确农地产权的内涵和基本构成对于深化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西方经济学者对于产权的基本内涵提出了“所有权”说、“法律”说、“社会关系”说、“功能”说等学说，尽管存在种种争论和差异，但有三点已达成共识：(1)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可以进行平等、自由交易;(2)产权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的基本规则;(3)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基本权能。就中国农地产权而言，学术界对于其权利构成尚存争议。姚洋在分析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时，将农地产权分为多种权利束，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 (本网网 ) 周其仁认为农地产权的基本权利包括：转让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组成产权的这三项权利中，转让权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得到清楚界定的转让权一定包含着清楚界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钱忠好依据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将中国农地产权分为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农地转让权，并且在农户层面上，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发生着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完全性不断增强的变迁。

基本的问题仍在于：(1)如何明确中国农地产权的权利构成?(2)如何度量中国农地产权完整或残缺程度及其改进程度?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优化农地产权运行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分析和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研究农地产权结构及其变迁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二

从2005年至年，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在经济环境、农村发展、宏观政策等方面均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之前的强影响因素已被当前新的影响因素所替代。在这关键的体制转型与制度变迁时期，分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和改进程度，将对深入了解农村土地的产权状况、利用形式、资本化趋势等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与实证分析

中国17省农村土地权利情况调查(以下简称17省调查)，旨在考察中国农村土地权利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农地产权的运行情况，从最基层、最广泛的范围上了解农民对土地的利用状况和对政策变迁的基本要求，为中央政府进一步制定土地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参考。17省调查的基本抽样方法是多阶段随机抽样与重点抽样相结合。问卷结构方面，每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基本一致，但都会根据中国农村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调整问卷结构，有针对性地设计有关农地产权方面的热点问题。2011年17省调查覆盖了中国17个省、自治区的299个县和662个乡镇，共入户访谈了1956名农民。

17省调查问卷问题众多，从不同方面反映农地产权问题。因此，要找到大量问题中潜在的、反映农地产权主要方面的“公共因子”，发现农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就需要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即基于不同项目的彼此相关程度形成因子或聚类的技术，提炼出度量农地产权的主因子。然后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参照各省份农地产权的分值情况，考察各省农地产权的完整或残缺程度，并观察各省份在农地产权四个方面的绩效表现，从而分析产权残缺的主要原因。基于这种分析模式，可以对各省农地产权的绩效优化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也为度量和改进各省份农地产权绩效提供了一种较为明确和细化的方法。

(二)分析结论

1.农地产权结构

通过对2005年和2011年17省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的详细分析，最终借助因子分析将农地产权的“权利束”确定为：农地使用权、农地转让权、农地收益权和权利稳定性。这一结构基本符合产权经济学的理论要点和中国当前农地产权状况。

2.农地产权绩效与改进程度

关于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道格拉斯，诺斯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制度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通过因子分析明确中国农地产权的基本结构后，需要进一步探讨各省份农地产权的绩效差别，以及各省份间不同产权表现出的差异。当然，由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实践认识的局限性，使得制度设计和安排总是渐进性的，因此连续考察2005―2011年农地产权绩效的改进程度是必要的。

(1)农地产权的绩效比较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1年农地产权绩效最好的是湖南省，最差的是贵州省，两省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稳定性上，基本处于两个极端值。就农地产权的四个方面表现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在农地使用权上表现较好;浙江省、吉林省在农地转让权上分值较高;云南省、福建省在农地收益权上出现了极高值;湖南省、黑龙江省的农地产权相对较为稳定。因此，这些省份在提高农地产权绩效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执行方案应存在可供研究和借鉴之处。

考虑到地区差异、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对农地产权绩效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考察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下农地产权各方面表现的差异。依据20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将调查涉及的17个省份划分为不同区域，各省在区域中的权重值由各省2011年农业入口数计算得出，具体分值见表1。

总的来看，各区域农地产权绩效表现从高至低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农地产权得分基本接近，而中部地区的表现较差。从农地产权的四个方面来看，东部地区在农地使用权和农地转让权方面表现较好，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基本已进入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土地征收的发生频率较低，农地使用权得以有效保障，同时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达，农地流转较为频繁。西部地区在农地收益权上得分较高，则是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除外出打工外，本地非农就业机会较少，经营土地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通过对土地进行中长期的投入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各区域在权利稳定性指标上均表现较差，这和农村土地确权的缓慢进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年以来出现的新一轮城市工商企业“农村圈地”运动以及基于“指标置换”冲动的各地方政府推进的“农民上楼”，也对农民集体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构成重大威胁：

(2)2005―2011年农地产权改进程度

产权结构 篇3

产权结构是通过将组织中各种具体权利(包括所有权、经营权、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的分配，形成一种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通过各种权利协调运作，发掘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潜力，实现价值增值。企业产权结构运作过程中必须做好三项关键性工作：

首先是确定企业中各种权利的利益主体，使其在产权结构中权力明晰化。对于一个既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其内在的权利总是客观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细分这些权利，界定适当的权利主体，使产权明晰化。对各种权利采用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式要注意分离整合、制动平衡及多样化；要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种具体权利的应有职能，并受制于其它权利职能，从而可以弥补资产运作中的漏洞及企业成员的偷懒行为，真正做到人尽其责。

其次是各种权利的具体配置。随着企业产权制度形式的多样化，企业中各种权利的具体配置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如下图，为股份制企业中一种简单的权力配置方式。图中，企业所有权为A、B、C三方所有，他们是通常意义上的出资者，或者凭借技术、信息等而具有一定量的所有权。本质上讲，收益权的实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对收益的索取权及对资产的最终处置权。图中，经营权为企业内部的经营层D所有。现实中经营权并非完全来自“外界”，在此只是为了简化问题。较为先进的收益权分配方式中，经营者可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参与收益权的最终分配，如对一些高级经理，根据年终企业盈利状况、股票市值等指标采取年薪制。如此，收益权是根据各方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在A、B、C、D四方进行分配。由于技术上、数量上的原因，各种具体权利的配置方式远非如此简单，完全合理的优化方式也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定性分析，使产权结构尽可能优化。

再次是产权结构的有效运作。要使既定的产权有效运作，要靠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应带头履行组织产权结构既定的责、权、利；同时，要有健全的制度作保障，使它们有效结合，相得益彰；要注意产

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是为了满足成员动力和愿望，引导成员按要求方式行动；而约束是为了对工作中的违规行为、资产流失、管理漏洞及各种偷懒行为和不负责任行为加以控制。如果把激励看作是“纵”，约束就可以看作是“控”。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个体成员的物质利益需求，强化个体成员的物质利益意识。激励、约束的实施应注重全面、准确、灵活、导向性，必须是事实清楚、性质清楚、细节清楚。针对不同的个体，采取不同的最大化激励、约束方式，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达到激励相容。人都是有需要和次级需要，故激励、约束可以从多个层次展开。对于初级需要的满足，很难形成大的刺激，因此不宜约束过重；而对次级需要的满足，则可激发成员的更大热情。据此，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成员进行激励、约束，挖掘成员的深层次潜力，在增大个人利益的同时，使企业从中收益。

激励、约束的有效实施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步：首先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设定未来绩效要达到的目标，促使成员关注对企业重要的项目。此目标可以成为成员获得成就的驱动力和指向针，激励个人成长。应注意目标是个矢量，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所以在将目标量化的同时，还要使其具有引导性，并要在具体实践中对其方向性加以把握。其次是对既定的目标的实施情况加以监控。所谓监控主要是通过观察行为，提供任务完成情况的数据、信息，并检查产出。这样做有利于在动态的环境中优化资源配置，形成紧张而刺激的工作动力，并为对员工进行奖罚提供依据。

产权结构与激励、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

从本质上讲，产权结构与激励、约束之间存在一致性和排斥性的双重性质。

二者的一致性主要体现为两点：(1)一方面，企业如果能够从内、外两个方面实现产权明晰化，采取优化的产权结构，并能够有效的运行，则可以使企业成员清楚了解自己的奋斗目标，产生一种动机，在此动机下，极力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优化的产权结构有助于企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各要素在发挥自身潜力的同时，能够相互协调，达到“1十1>2”的效果，实现企业内有限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2)合理的产权结构，能够保证成员个人成长与企业成长的一致性。成员会很清楚地认识到，使企业获利的行为即为使个人获利的行为，相反，使企业蒙受损失的行为也会使自身蒙受损失。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逼迫”个体成员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产权结构的优化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应该说，对于产权结构的每一次优化，一定程度上，都会有助于企业的发展。这种优化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在此，笔者想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1．所有权的多元化。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财产不断扩张，单一的高度集中的所有权形式已很难适应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就整个企业而言，由于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刚性联系，投入积极性最大的莫过于企业所有者。对于一个企业，特别是大型现代化企业，由于所涉及的业务举不胜举，对这种积极性的需求更是多多益善。这样就有必要通过所有权的多元化来拓展这种积极性，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关注”。

所有权的多元化，还应注意从质和量两个角度加以把握，仅仅从量的角度进行所有权分散，很难使新增所有者从内心与企业形成共鸣，反而使这种分散成为一种障碍。具体数量的多少，要视企业的规模及结构而定，一个特大型企业，其所有权的1％可能就会达到几千万。总之，必须保证成员“真诚关注度”形成一定规模。

2．经营权的普遍化。从企业外部角度讲，企业的原始所有者很难独自驾驭经营权，这就要求经营权部分、甚至是全部转移，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对经营权实现情况进行有效的激励与控制，使经营权得到有效的实施。从总体卜讲，经营权要落实到几个人的身上，这些人往往是企业所有者与外聘人员的组合，如当前比较流行的委托—代理制。在委托—代理制中，往往明确规定了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双方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委托方可以根据经营权的行使情况，自由选择代理人，而代理方则据自己实现的价值与收益的比较，自由选择委托方。这样便产生了优胜劣汰，激发各方改进自己的行为。另外，在企业内部，根据每个企业成员能力大小而赋予一定的自主经营权，自我管理，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企业活力，达到“全员经营”的效果。

3．收益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企业可以从多个方面使员工获得满足：首先要搞清楚使不同成员获得满足的收益权实现方式究竟有哪些，要善于将收益权进行扩展，如对成员进行培训，使其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得到全方位的提高；通过采取新方法，制定新规则使员工工作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等。其次要在企业内建立全面的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完善的制度等方式，依据客观公正的事实，在给予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实现多层次化的物质奖罚，同时使员工所获物质收益与其能力、成果挂钩，使其自身物质利益与企业物质利益挂钩。

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研究 篇4

近年来, 由于竞争环境的不断升级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无论是外部表象还是内部机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企业运营突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组织边界也变得模糊, 产业分工逐步细化,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网络逐渐形成。环境变化对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作用越来越重要, 知识产权贸易成为企业的基本业务之一, 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有形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 对于一件复杂性产品的制造商来说, 它的研发、制造离不开零部件供应商的支持, 最终产品的知识产权 (专利权、商标权等) 则是由零部件的知识产权组合而成的。比如, 在联想Think Pad系列笔记本电脑上, 能够看到Microsoft、Intel、IBM等公司的商标。由此, 企业集团、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企业网络等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并日趋普遍, 专注于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开始深入合作, 形成一种新型的、由知识产权节点构成的网络组织———企业知识产权网络。

知识产权网络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却略显滞后。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专利丛林[1] (Patent Thicket) 、专利池[2] (Patent Pool) 、专利组合[3] (Patent Portfolios) 等领域, 从微观的层面上考察企业之间的专利合作与交易, 未能延伸到网络组织的层面对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知识产权节点之间复杂、深入、立体的联结关系和治理模式进行探索, 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空间。

本文在对企业知识产权网络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了其结构范式的构成要素和联结方式,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了知识产权联盟的类型。

一、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内涵

(一) 知识产权网络的基本概念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4]。按照《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 下列权利构成知识产权:著作权与邻接权、专利权或 (和) 发明权、发现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及其他标记权、反不正当竞争权以及其他由于智力活动产生的权利。

在现代产业结构中, 传统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逐渐纵向解体, 产业组织随之网络化、模块化, 以专利权或 (和) 发明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及其他标记权等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成为了联结产业链条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纽带, 因此知识产权开展的管理活动成为促进产业创新和演进的重要力量。从高端装备制造业到信息产业, 皆呈现出垂直分离、合作竞争、协同创新、分布式制造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至此, 基于知识产权联结而成的网络形成。知识产权网络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Networks, IPRN) 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 不同企业之间, 以不同权利人的专利技术、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为纽带, 相互联结、耦合而成的关系网络[5,6]。

(二) 组织结构范式的内涵

范式 (Paradigm) 一词最早由托马斯·库恩提出, 原意是指哲学领域“得到公众认可的典型模式”, “作为一种模式或范例, 能够替代作为一般科学存在的难题办法的基础的明确原则”[7]。近些年来, 范式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在管理学领域, 企业组织范式被认为是环境的最佳配偶, 是解决组织问题、实现组织目标———满足客户需求的一组典型方案, 是以客户需求为投入、出产客户满意的系统, 是为客户和社会提供满意价值的流程[8]。它反映了企业结构、流程、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高度的一致性, 其本质是一组处于均衡状态的复杂关系, 或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的联系。组织范式是组织要素之间达到某种一致性的均衡状态, 或是一组均衡一致的组织要素关系。

对于网络组织来说, 其结构范式是指网络组织中所有成员关系模式的集合。网络组织的诞生、成长、成熟、衰落、解散的过程, 都离不开组织结构的支撑。厘清网络组织的结构范式, 辨识组织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 是制定网络组织运营规则、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的前提, 也是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

(三) 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描述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受让人作为网络的节点, 相互之间通过知识产权的利用关系联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虚拟的、动态的、无边界的网络组织。在这个网络中, 既有构成网络运营主体的节点———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和受让人, 也有联结各个节点的关系纽带———知识产权, 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 如图1所示。在知识产权结构范式中, 节点是相互独立、地位平等的, 没有领导和权威, 节点之间的联结是自愿进行的;结构范式中的运行, 既依靠显性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来约束, 也依靠网络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运行规则等隐性规则来维系, 二者缺一不可;结构范式是开放的、无边界的, 随时会有新的节点加入和旧的节点剔除, 保持组织自身的生命力。

对于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研究, 重点是厘清结构范式中的构成要素, 对其进行分类, 并找出各种要素之间的典型联结关系。

二、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构成要素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网络节点既可以是单一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若干家企业组成的企业联盟。而且, 无论是个体成员, 还是联盟成员, 都可以作为知识产权的“出让人”或“受让人”。由于产业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和知识碎片化的趋势, 使得知识产权联盟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存在十分必要, 它降低了知识产权壁垒, 推进了产业标准的建立、普及和产业的快速发展。首先, 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 对于联盟出让人或联盟受让人来说, 都创造了规模经济性, 降低了知识产权贸易的总成本;其次, 无论是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叉许可, 还是联盟与外部成员之间的知识产权贸易,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 形成综合优势;再次, 利用联盟的团体力量, 易于市场推广和标准普及, 建立或克服产业壁垒;最后, 联盟内部的成员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升, 利于处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生产关系。

(一) 个体成员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拥有特定战略定位的个体成员较为普遍。个体成员之间的知识产权联结, 是通过一对一的独立许可方式完成的, 管理模式简单、协调效率较高。对于个体出让人来说, 他们拥有产业链条中某个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通过知识产权许可的方式, 实现市场开拓和企业增值, 并得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 维持企业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对于个体受让人来说, 他们通过购买该项知识产权, 使得本企业的相关业务得以完成, 并可以在购买的知识产权基础之上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 实现技术升级。

(二) 联盟成员

联盟即指知识产权联盟, 它作为团体成员在知识产权网络中发挥作用。所谓知识产权联盟, 是指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两上或两个以上的成员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 通过协议、契约等手段促使各方采取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联合行动, 进而形成的一种松散的合作组织。知识产权联盟内部成员将涉及知识产权贸易的相关利用活动委托联盟进行统一处理。在涉及行业标准竞争的领域, 知识产权联盟应用尤其广泛。参照Clarkson[9]、陈锦其[10]等人的观点, 依据联盟成员在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以及和其他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 本文把知识产权联盟分为联盟出让人、联盟受让人和混合联盟。

联盟出让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权利人间的协定, 用以相互间授权或共同向第三方授权他们的一项或多项知识产权。联盟出让人是一种组织化了的知识产权联合许可, 是交叉授权标的的知识产权集合体。通常情况下, 联盟出让人由知识产权网络中的处于产业链上游、中游的供应商组建, 所得收益在联盟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联盟出让人在IT等高技术领域较为普遍。联盟出让人的成立, 避免了联盟成员之间因知识产权对抗导致的损失和由知识产权侵权引发的诉讼, 最终达到促进发展、合作竞争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对于受让人来说, 则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面对联盟的议价能力削弱;另一方面, 由于联盟出让人实行的是高效的“一站式”授权方式, 也省去了与多家知识产权企业接洽的麻烦, 降低了交易成本, 加快了产品前期研发的速度, 并可享受购买多项相关知识产权许可时的总成本折扣。

联盟受让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受让人间的协定, 用以提高对外购买知识产权的谈判筹码。联盟受让人通常由知识产权网络中的下游购买商组建, 主要针对位于上游处于垄断地位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通常, 权利人往往拥有核心专利技术, 且数量不多, 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卖方。联盟受让人的建立, 可以共同积累谈判筹码, 以量取胜, 合力应对权利人对权利金的追讨, 提高受让人的话语权, 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降低交易成本和采购成本。2000年12月, 台湾地区IT企业为了共同积累对外的知识产权谈判筹码组建了“E-Patents”联盟。联盟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合产业力量, 协调联盟内部企业的行动, 共同应对上游厂商的专利收费, 提高下游厂商整体的谈判能力, 避免成为他国上游厂商索取权利金的肥羊;另一方面, 积极鼓励创新和软件专利认知, 建构专利保护网, 形成反侵权联盟, 共同开拓知识产权市场。目前已经加入e-Patents技术联盟的IT厂商有丽台、金网、凌群、怡康、技嘉、群想、若比邻、倚天、友立、英资达、资通、鸿海、旭丽、英业达、意蓝、宏碁、顺豪、精业、叁慧、讯连等20家。

混合联盟也叫纵向互补联盟, 它是指位于产业链条上下游相邻环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协定, 用以保障产业链条的完整和整体最优。伴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长, 一种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往往需要多项互补性知识产权, 这些知识产权掌握在不同的权利人手中, 相互依赖、不可替代, 由此带来造成知识产权的片断化和高昂的交易成本等问题。在此背景下, 产业链条中纵向分离的不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 以专利技术、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相互联结、耦合, 最终形成复杂的互补性关系网络, 即混合联盟。混合联盟实质是依据产业链条建立的垂直关系链条, 联盟成员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具有互补性, 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消除敲竹杠和双重边际, 从而获得垂直一体化的利益。现代IT产业中, 芯片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系统软件开发商、中间件开发商、应用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 (制造) 商等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合作制造网络。在这个网络中, 几乎所有的最终产品都不是由一家企业独立完成的, 而是由多家企业合作完成。其中最为成功的混合联盟就是Wintel联盟, 近些年来它一直是科技市场吸金能力最强的组合。Wintel早期是指在个人电脑领域, 是由微软的DOS操作系统、Windows操作系统与英特尔X86芯片结合的技术架构, 该架构很快成为业界标准, 两家企业则演变成Wintel联盟。自1980年代来, 凭借两家企业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整合之后的标准垄断, Wintel联盟一直居于全球IT产业链的最上端, 主导着全球IT产业的发展, 成为个人电脑市场的主要驱动力量。

三、知识产权网络范式的联结关系

在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中, 出让人 (权利人) 、受让人通过知识产权的利用活动联结在一起。知识产权的利用是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 包括权利人本人利用和他人利用, 具体的利用方式有许可、实施、转让、证券化、信托等。无论哪种利用方式, 对于权利人来说, 都是通过合法垄断地位, 谋求超额垄断利润, 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知识产权许可是最基本的利用方式, 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通过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方式, 允许后者依据约定条件, 在约定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4]。其中, 所签订的合同被称为“许可合同”, 知识产权权利人被称为“许可人” (licensor) 或“出让人”, 许可合同的另一方被称为“被许可人” (licensee) 或“受让人”。从图1中可以看出, 在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中, 知识产权的许可方式有独立许可、联盟许可、交叉许可3种。

独立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企业个体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 独立向其他受让人授予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独立许可。受让人既可以是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由若干企业组成的联盟受让人。个体出让人通常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垄断了产业技术基础或者产业前沿的技术专利, 掌握了知识产权贸易过程中的主动权。

交叉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成员之间彼此交换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交叉许可。交叉许可主要有两种状况:一是在两个企业之间彼此授予对方知识产权;二是多个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彼此授权, 涉及多项知识产权,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知识产权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叉授权。很多情况下, 为了保证交叉许可的公平性, 进行交叉许可的企业不再向外部的第三方企业进行授权。

联合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多个知识产权权利人组建知识产权联盟, 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转移或者许可给联盟, 联盟再作为最终的权利人统一向受让人授予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联合许可。受让人既可以是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由若干企业组成的联盟。联合许可对于交易的双方来说, 既降低了交易成本, 也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的平均采购成本。

四、案例分析:DVD知识产权网络

数字多功能光盘 (Digital Versatile Disc, 简称DVD) , 是一种光盘存储器, 通常用来播放标准电视机清晰度的电影、高质量的音乐, 并可用于大容量数据存储。DVD是CD/LD/VCD的后继产品, 无论作为计算机的外围设备还是作为家用电器, 应用非常普及,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在DVD产业中, 由联盟出让人和个体受让人组成的知识产权网络日趋成熟, 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拥有原来分散在众多上游厂家的核心专利技术和芯片生产, 并组建了数家联盟出让人, 如DVD 3C联盟、DVD 6C联盟等, 它们向DVD下游生产商出售DVD核心专利技术以及解码芯片, 使得DVD技术迅速得到普及。

(一) 构成要素

目前, 在DVD知识产权网络中, 主要有联盟出让人和个体受让人两类构成要素。其中, 影响力比较大的联盟出让人有1C (汤姆森) 、3C (飞利浦、索尼和先锋) 、6C (日立、三菱、松下、东芝、JVC、时代华纳) 、9C (汤姆森、飞利浦、索尼、先锋、日立、三菱、夏普、三星和LG) 、10C (汤姆逊、飞利浦、索尼、先锋、日立、三菱、松下、东芝、JVC、时代华纳) 等, 如图2所示。这些联盟出让人最终引领了DVD技术的走向, 而大量的DVD厂商、计算机厂商则是受让人。

以DVD 6C联盟为例, 它成立于1997年10月20日, 技术领先的时代华纳、日立、松下、三菱、东芝和JVC等六大企业成为联盟最初发起者。1999年6月11日, 6C发布文告, 宣称自即日起向全世界提供有关DVD技术的专利共同许可, 期待通过共同许可方式促进DVD产品在世界的普及。2002年6月, IBM公司加入DVD 6C联盟。DVD 6C联盟掌握着全球DVD技术前沿和核心的内容, 它集成了分散在六家公司的DVD专利, 包括DVD播放器、DVD只读光驱、DVD刻录机和各种规格的DVD盘片 (DVD-ROM、DVD-RW、DVD+RW、DVD影碟) 等。6C联盟注册的DVD专利共分为5类, 合计1143项。

(二) 联结方式

在DVD知识产权网络领域, 主要的连接方式是联盟联合许可方式。如图3所示, 在DVD 6C联盟中, 6C将知识产权委托给DVD 6C联盟, 东芝作为联盟的总协调者, 负责缔结统一的共同专利许可契约, 6C都要遵守所缔结的契约。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 主要由松下电器、三菱、日立3家企业负责, 它们作为“DVD 6C”联盟的知识产权代理者, 按地域分担交涉业务。据DVD 6C统计, 全球已获专利许可的厂商共有230家。其中中国有121家, 每年将向6C支付数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三) 案例小结

DVD领域的知识产权较为分散, 被诸多厂商或厂商联盟掌握, 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知识产权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出让给更多的DVD生产厂商, 由此形成了DVD知识产权网络。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 提升了各自的核心能力和产品能力, 使得DVD产品得以迅速普及。同时, 通过提高各种不同厂商标准之间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促进了DVD知识产权网络的高速发展, 更好地应对了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五、结论与展望

技术碎片化带来了知识产权的碎片化, 由此诞生的知识产权网络已经成为复杂技术环境下的网络组织范式。本文对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进行了分析, 理论贡献如下:界定了知识产权网络的基本概念, 建立了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 并厘清了知识产权网络的节点类型和联结方式。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对企业提供如下的建议:企业应立足于核心能力, 合理地嵌入知识产权网络, 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的贸易与合作, 创造生存空间。在知识产权的碎片化对企业的影响将日益深远的情况下, 复杂环境下的协同创新、知识产权贸易形式的多样化、知识产权网络的动态演进过程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也将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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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larkson G.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Patent Thickets:A Network Analytic Approach[D].Harvard Business School Doctoral Thesis, 2004.

产权结构 篇5

关键词：债务；融资结构；产权性质；银行业竞争

一、研究问题提出及相关理论分析

作为债务融资决策的重要理论研究方向，企业债务融资结构受到广泛关注。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关于公司商业信用的课题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是产权明晰、监管到位，可靠的契约与法律结构使市场经济制度运行规范、成熟与健全。与之相反，我国市场体制表现出不成熟和非规范的运作方式，因此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之上的理论模型可能并不适用于转型经济国家。尤其对我国市场来说，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经济运行中存在很多尖锐的矛盾。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在利用外部债务融资方面可能会呈现与国外研究不同的特点。

Ge和Qiu（2007）使用了1994年~1999年间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从银行获得融资比较困难的非国有企业会更加依赖于商业信用，间接地表明商业信用是银行借款的替代。余明桂、罗娟、汪忻妤（2010）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时认为，国有金融机构选择贷款对象时存在严重的歧视，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中小企业很难从国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国有金融机构占据支配地位的现状下，国有企业容易得到政府的帮助，因而容易获得国有企业贷款，对商业信用的依赖相应减少。但另一方面，从国内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的实证结果与上述文献不尽一致。谭伟强（2006）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商业信用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类型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融资与国有股比例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综合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有已有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是对企业产权性质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决策，国有企业是否获得了更多的银行借款？非国有企业是否更加依赖于商业信用？二是对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还无一致的结论。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将主要研究如下问题：

RQ1：产权性质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获取商业信用或银行借款的能力？如何影响？

RQ2：当公司处于银行业竞争较强的环境时，使用商业信用的比例是否相应减少？使用银行借款的比例是否相应增加？

二、研究设计

1.样本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笔者选取了2003年~2006年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并剔除了西藏地区的公司以及期间所有的ST或*ST公司，最终得到4 807例观测（公司-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服务中心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

2.模型与变量本文采用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1）因变量。参照Petersen and Rajan（1997）、Demir-güc-Kunt and Maksimovic（2001），本文采用AP，即商业信用比例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该变量的计算公式为：AP1=（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总资产。

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由于法律法规不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资金拆借，我国企业的对外借款以银行借款作为最主要的资金渠道。本文采用银行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加总金额替代银行借款。银行借款比例的计算公式为：Loan=（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总资产。

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为进一步验证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商业信用占外部融资比例AP2作为因变量，用以检验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之间的替代关系。AP2=（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2）测试变量。产权性质。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引入产权性质以检验企业的国有背景是否影响商业信用的获取能力。根据Ge和Qiu（2007），由于国内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隐性担保等诸多缘由，非国有背景的公司由于较难从银行获得信用借款，因此更依赖于商业信用。但谭伟强（2006）研究显示，国有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与商业信用融资比例呈显着正向关系，也即公司的国有背景更有利于其获得商业信用融资。此外，我们采用了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权比例来对产权性孩子进行补充验证。对国有公司而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该公司的国有背景越强，越有利于其得到政府的隐形支持。

（3）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的国内外文献，本文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1）公司规模。Petersen和Rajan（1997）发现随着公司的规模的增大，公司使用的商业信用随之增加，但他们的研究样本是美国的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市场地位比较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都是各行业知名企业，规模较大且在同其他企业的经营往来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公司规模越大，在价值链上越能处于强势地位，获取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能力越高。

（2）盈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是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公司获取的商业信用融资方面，融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上游企业通过日常经营往来以及对所处行业的了解，在获得下游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下游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则表明其经营状况越好，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发展前景良好，违约风险小，供应商向其提供的商业信用相应越多，AP1指标将相应越高。相应地，公司的盈利能力越高越容易受到银行的青睐，通过银行借款进行融资的能力相应更高。

（3）成长性。一般来说，销售增长率作为企业发展潜力的表征变量，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成长空间越大。融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上游企业通过业务往来以及对所处行业的了解，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当资金融出方知道客户销售增长良好时，将对其客户持续经营更有信心，因此可容许保持更高商业信用水平。同理银行借款对企业成长性影响预计为正面。

（4）资产流动性。通常来说，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会努力实现资产和负债的有效配比，企业的流动资产比例较高时，通过流动负债融入资金的需求也较高。因此，本文以流动资产比例的高低来衡量企业短期融资需求，而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流动资产比例较高时，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也较大。

三、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表1列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股权特征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回归中须予以控制。

2.多元线性回归。本文使用混合截面模型，但对行业与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回归模型（1）采用商业信用比例（AP1）作为因变量；回归模型（2）采用商业信用比例（AP1）作为因变量，同时比照谭伟强（2006）在自变量中加入了银行借款比例Loan进行检验；回归模型（3）采用银行借款比例（Loan）作为因变量；回归模型（4）采用商业信用占比（AP2）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产权性质和企业债务融资。从模型（1）中看到，同谭伟强（2006）的结果类似，State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内显着，说明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对其商业信用的使用比例产生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较非国有类公司为高。First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着说明随着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占比提高，公司获得商业信用比例随之增加。模型（4）中，State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内显着，First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外部债务融资中商业信用融资的依赖程度更高。从模型（3）中看到，State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内显着，说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比例较国有控股公司更高。First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了随着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的提高，公司使用的银行借款更少。这结果与模型（1）（2）的结果得到了验证，表明国有背景公司更多地利用商业信用融资，而更少地使用银行借款。以上的检验结果与Ge和Qiu（2006）的检验结果存在明显的区别，但支持谭伟强（2006）的发现结果。笔者认为形成检验差异原因在于本文样本公司规模与样本区间与Ge和Qiu（2006）存在显着区别。Ge和Qiu（2006）采用了社科院2000年对中小企业进行的调查中采集的样本，数据期间为1994年~1999年，样本公司规模普遍较小。本文以2003年~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公司规模普遍较大。为检验企业规模是否影响债务融资决策，将所有样本据规模大小分为四个区间，并分别检验产权性质对商业信用比例影响。从检验结果看，在样本规模最大回归模型中，产权性质对商业信用使用比例（银行借款）的正向（负向）影响最为显着，且公司控股比例的系数显着性程度最高；在公司规模最小的样本集中，产权性质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再显着。这间接给出了本文与Ge和Qiu（2006）结果差异的可能原因，即选取的样本范围不同差异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差异。（2）信贷配给与融资比较优势。为检验银行借款对商业信用的替代效应，我们在模型（3）引入了银行借款比例Loan作为商业信用比例AP的解释变量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检验发现，Loa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在控制公司内部因素的情况下下，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比例越高，其商业信用的使用比例越低。这与谭伟强（2006）的结果一致，说明在现阶段中国整体金融环境下，商业信用作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融资类型，在企业融资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从前述关于产权性质的探讨中，笔者认为，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商业信用作为银行借款的替代融资方式，并不仅是因为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无法完全通过银行渠道得到满足，而是由于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信用融资方式，拥有相较于银行借款的成本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借款成为企业外部债务融资的优先选择。

四、结论

本文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两类最主要债务融资类型的影响因素，并将重点放在检验产权性质、银行业竞争环境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特征，并据此对经典理论提供中国特殊经济背景和市场环境下的经验证据。在对国内外经典理论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对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使用比例的内外部因素所做的实证检验发现

1.通过检验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对债务融资类型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与Ge和Qiu（2006）对90年代我国中小企业样本的检验结果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比例明显较非国有公司更高，而银行借款融资比例较非国有公司更低。控股股东股权比例的提高加强了该融资倾向的显着性。上述结果表明，在假设国有背景对企业融资谈判地位起积极影响的前提下，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更多的商业信用进行融资，这间接为商业信用的融资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证据。

2.在控制了公司内部特征因素后，本文对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检验。我们并未发现国内地区银行业竞争水平（或金融发展程度）对公司外部债务融资（商业信用/银行借款）水平产生显着影响的证据。检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认为商业信用具有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融资比较优势在我国并未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金融中介行业的竞争加剧和发展完善并未促使金融中介通过更多地向供应商发放贷款，间接提高地区商业信用的使用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类型结构的经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国有背景并未促使其从以国有控股为主的金融中介中融入更多的资金，相反地，国有控股股权比例高的公司使用了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假设国有公司在债务融资类型选择中较非国有公司具有优势的前提下，商业信用表现出优于银行借款的比较优势，更受国有公司的青睐。在商业信用的信息优势假设并未获得统计显着性水平测试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造成上述情况原因在于在中国特殊经济背景和市场环境中，商业信用在大量情形下被视为一种相对廉价融资方式，拥有相对优于银行借款成本优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替代银行借款成为企业外部债务融资的优先选择。

参考文献：

产权结构 篇6

摘要：文章以2008年-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地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下属机构比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地分布的关系与产权性质有关——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越大;而國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反而越小。文章结论对探索我国上市企业地域分布格局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股权结构;经营地分布;产权结构

一、 引言

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比较严重。夏立军、陆铭和余为政（2011）指出，各级政府出于增加就业、保证财政来源等原因，往往限制本地企业在外地投资;外地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也可能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因此，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时，会面临所在地政府和投资地政府双重挑战。那么为何有些企业的经营地比较广泛？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股权结构的角度切入，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地分布的关系，并根据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分别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设在外地下属公司的比重越大。然而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存在;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反而越小。本文认为，这是由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同以及两者经营目标的不同造成的。

二、 文献综述

1. 企业经营地相关研究。已有文献发现，企业经营地的分布不同，其所面临的投资机会、融资成本、会计行为也会不同。Lang等（1994）发现，企业的托宾Q值与经营地分散程度呈反比，说明企业越分散，成长性越低。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内部增长潜力已经耗尽;Garcia和Norli（2012）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切入，发现经营地分散型企业的市场回报率显著低于经营地集中型的企业。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经营地集中企业的投资者识别度较低，从而导致其融资成本较高。Shi等（2015）则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发现经营地分散企业更多地使用实际盈余管理而更少地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这是由于与经营地集中的企业相比，经营地分散企业面临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报道，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难度也相对较大。以上研究表明，企业经营地的状况会对企业的投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会计行为等多方面造成影响。然而，为何有些企业经营地比较分散而有些比较集中？考虑到我国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Young，2000），这一问题更显得有趣而重要。文献中关于企业经营地分布的解释相对较少，目前仅能检索到一篇关于企业异地投资的实证研究：夏立军、陆铭和余为政（2011）发现，如果上市公司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则该上市公司更可能到注册地以外省份设立附属机构（分公司、子公司和联营公司），表明企业的政企纽带可以帮助企业到外地投资。本文则认为股权结构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地分布的重要因素。

2. 股权集中度相关研究。自Jensen和Mecling（1976）以来，很多研究关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业绩和价值的影响。李维安、李汉军（2006）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代理问题较小，大股东有动力将企业经营好，从而提高了企业价值。这和李明辉的发现相一致，说明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然而，产权性质不同，情况有所不同：徐向艺、张立达（2008）发现，当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公司价值较低。夏立军、方轶强（2005）同样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由于当国家作为大股东时，无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企业代理成本相对较大。此外，由于企业由政府控制，其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这也会降低企业的业绩和价值。

三、 假说的提出

股权集中度较高会对企业价值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环境和市场机制均不完善，许多资源并不完全由市场来分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大股东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代理成本相对较少，大股东更能代表上市公司本身，也更有动机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资源。比如，当股权较为集中时，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企纽带，外地供应商、顾客也更愿意与之保持契约关系。而政企纽带等因素可以帮助企业到外地投资。据此，我们提出第一条假说：

H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在外地的下属公司比重越高。

产权性质会影响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营地之间的关系。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提升业绩和公司价值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当投资机会出现时，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能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外地设立下属公司，取得先机。而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为了保证当地就业、增加财政来源以及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往往会限制国有企业在外地的投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企业，受政府影响更大，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也越小。据此，我们提出第二条假说：

H2：股权集中度与外地下属公司比重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

四、 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8年～2014年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我们剔除了属于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4 784个公司—年观测。本文对连续变量做了winsorize处理，以减轻极端值的干扰。

公司下属机构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关联交易子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上市公司所有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的地理信息，我们便以此衡量企业异地投资。股权结构数据、实际控制人性质、财务数据以及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信息同样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说，特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AFF_NLOCALit=β0+β1TOP_1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MBRATIOit+β6AFFit+β7SOEit+β8INDE-X_MARKETit+DUMMY_YEAR+DUMMY_INDUSTRY+ε

其中，因变量是AFF_NLOCAL，为公司设立在注册地以外地区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数量占下属公司总数量的比重;自变量是TOP_1，为上市公司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

SIZE为公司总资产（元）的自然对数值;LEVERAGE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ROA为公司资产收益率;MBRATIO为年末股票市值与公司净资产之比;AFF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总数量;SOE为虚拟变量，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如果公司是国有企业则记为1，否则记为0; INDEX_MARKET为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樊纲指数。此外，我们还在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和企业所在行业。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上市公司外地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占总数的比重最大值为1，表明企业所有的下属公司均设立在外地;最小值为0，表明企业所有的下属公司均设立在本地。该变量的平均值为0.513，中位数与此类似，说明平均而言上市公司有一半的下属公司位于在注册地以外地区。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比较一致，未见异常。

五、 实证结果

大股东持股对经营地分布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所列示的T值均为稳健T值。

由表2第二列可知，第一大股东持股TOP_1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在外地下属机构的比重也越大，和假说一相符。

从控制变量看，公司规模和下属公司总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异地投资;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负债过多会对外地投资产生限制;资产收益率的系数为负但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绝对值较小，说明其对外地投资的影响较小;股票市值与总资产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成长性越好，外地投资越多;SO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非国企外地投资现象更明显。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外地投资现象较少。这和夏立军、陆铭、余为政[1]的实证结果一致。总的来看，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未见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股东持股TOP_1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数值很小。正如假说二所示，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数与外地投资的正相關关系并不明显，这可能导致TOP_1的系数值较小。为了验证假说二，本文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将样本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并分别做了回归。

由表2第3列可知，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TOP_1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在数值上有较大提升;第4列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TOP_1的系数显著为负，和假说二相符。如前文所言，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而政府出于保证就业、增加财政等目标，往往会限制企业在外地的投资。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

六、 结论

本文以2008年～2014年除金融业外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探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经营地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平均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越高。此外，产权性质会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地下属机构比重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地下属机构比重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反而降低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经营地分布的成因，也帮助我们从经营地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区别，为当下的国企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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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高良（1963-），男，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会计学;郭凯（1991-），男，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吴文若（1990-），女，汉族，浙江省衢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

产权结构 篇7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一)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战略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环境。如果仍依靠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虽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但是不可持续,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需要突破瓶颈, 需要重视科技的力量, 树立科学发展观, 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和企业需要转移战略方向, 注重科技的力量, 如我们周边的国家, 韩国和日本, 非常重视国民的创造力, 它们的资源相对匮乏, 但依靠科技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 并引导21世纪经济发展的潮流。我们知道, 发展靠的就是科技, 说到底就是人才, 重视人才就是重视科技, 所以, 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须包括知识产权。为此, 在2008年6月5号, 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可见,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二) 知识产权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 成为我国主动的发展权。前主席胡锦涛指出:保护知识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方面, 是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方面, 是提升我国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第三方面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和规范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第四方面, 实现互利共赢和扩大对外开放。

二、知识产权与核心竞争力

(一) 知识产权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当今, 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高端知识产权, 高端知识产权不受领域和行业的限制, 它具有高的科学技术含量, 很容易转化为高附加值、具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知识产权一旦转化为知识产品, 将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 高端知识资源与普通知识产权相比, 具有层次高、竞争力强和超效能的特性。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 许多发达国家已把知识产权作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手段, 如发达国家, 美国和德国等;许多企业把它作为经营战略资源, 如世界500强企业, 如果没有高端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根本无法打开国际市场。

高端知识资源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引领作用和提升作用。因此, 必须强化高端知识产权意识, 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引导, 加快发展高端知识产权。从2008年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7年来, 社会各界企业、各级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关注知识产权, 它是建设我国创新性国家的有力保障, 也是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和企业的核心要素。所以, 国家和企业在实施知识产权时, 应更加注重高端知识产权的发展, 在我国做得非常好的企业, 如海信、海尔、青岛啤酒、华为等, 他们非常重视基础科研, 研发人员将近占到其职工总数的50%, 发展高端知识产权, 他们认为, 高端知识产权就是企业的生命线。这些企业是依托高端知识产权走出国门, 抢占国际市场, 特别是海尔集团, 它的冰箱环保、节能、安全等技术获得国际标准认证, 成为世界冰箱技术的领头羊。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一) 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产权, 即是知识壁垒。现在, 已有80%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 大约是400多家。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的都是一些核心产业的技术, 如生物技术、新材料, 信息技术、药品等, 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这些跨国企业非常重视他们的权利, 又排斥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 目的是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 保护它们的应得利益。我们知道, 有些跨国企业共同联合起来, 提出它们的权利要求, 有时动用政府协调解决。虽然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们认识到我国企业的生存的形势非常严峻。我国的企业常遭遇知识产权壁垒, 诉讼逐年增加, 出口受到限制, 有些企业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面临倒闭。另外有些企业, 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空间不足, 在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较差, 使得它们的发展受到限制, 这些企业都是些低端知识产权的企业。这都归咎于我国企业长期以来, 注重产品的投入, 不重视研发所致。

(二) 我国没有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但我国科技实力仍有待提高, 特别是我国的高精尖技术, 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我国是一个后发赶超的国家, 许多技术需要向先进发达国家先学习, 然后形成自主生产力, 利用自身优势取胜。但是我国知识产权政策, 没有很好保护企业和知识产权人的利益, 它们的利益常受到侵犯, 使得它们投入巨资开发的技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我国, 知识产权受到侵权的可能性极高, 许多跨国公司跟中国做生意最担心的就是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事实上, 知识产权的系统保护, 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需要。但目前, 我国缺乏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许多知识产权政策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无法打击侵权人, 无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

(三)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瓶颈是保护知识产权

原有发展模式利益链条上的人不愿动, 不愿转, 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困难, 一方面是这些企业自身的能力不足, 经济的发展长期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 除了中国企业自身底气不足之外, 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点上, 对中国的合作伙伴早已心存警惕, 它们不愿意把自己投入巨资开发的技术放在中国。所以, 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目标不好实现。

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我国应积极面对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发展对外贸易时, 必然会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但需要适应它, 争取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国际贸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们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一) 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 他们在应用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外国企业控制我国许多企业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许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成为加工组装的企业, 有些企业因跟外国企业合资、合作时, 把我们许多著名的自主品牌都合资、合作掉了, 如凤凰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等, 当时这些企业不知品牌具有价值性。对此, 我国企业因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为与挑战, 培育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政府应加强引导, 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应注重自身的基础技术, 自身的研发能力。我们常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没有基础研发能力, 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依靠自身的能力获得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可联合起来, 进行开发新技术, 利用各自的优势, 把市场做大做强, 实行强强联合。

(三) 掌握知识产权规则

作为现在的企业, 掌握知识产权规则非常重要,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规则。我们企业不能埋头苦干, 在研发技术, 产品出口时, 需要先掌握该技术在国内、国际的情况, 是否该技术在国际属于空白。否则, 自己花费巨资开发的技术早已在市场上问世, 等于白白浪费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也给企业错失发展的良机。

(四) 注重培育人才

世界经济的竞争, 说到底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未来世界的发展, 靠的就是人才的发展。作为企业, 赢得人才就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企业可以采取自主培养和向外吸纳的方式, 最关键的是要留得住人才, 让人才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说:“不能统一每个人的思想, 但可以统一大家的目标”。目标可使人才聚在一起完成共同的任务, 实现发展。因此, 我国的企业, 应重视人才培养。

总之, 我国只有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依靠自身的力量, 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积极申请专利保护、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等措施, 才能让我国企业免受切肤之痛, 并让知识产权这把双刃剑为中国自身所用, 我们只有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积极申请专利、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等措施, 才能让我国企业免受切肤之痛, 并让知识产权这把双刃剑为中国自身所用。为此, 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与宣传, 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以增强我国科技、经济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8.6.

[2]胡锦涛.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EB/OL].新华网, 2006-5-29.

[3]姜奇平.我国缺乏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战略系统[Z].2014-6-13.

[4]茅于轼.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真相[J].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0.01.

产权结构 篇8

一、“三权分置”产权结构的内涵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在政策文件上概括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置。许多政策研究者,如韩长赋,张红宇等对“三权分置”的理解,是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分离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认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并形成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格局。〔1〕〔2〕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思路来理解我国的土地产权结构是存在内在缺陷的。按照这种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会因为自身分离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而消灭。然而,问题是现实中不可能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会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只有那些出租或转包的土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才会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现实中的土地产权结构并不是都要表现为“三权分置”,也可能处在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置的状态下。总之,现实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存在就不会因为从中分离出土地经营权而消灭,土地经营权也不可能脱离开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存在。

从实践和法律层面来看,“三权分置”更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置。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形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集体土地产权结构。“三权分置”中的第一次分置,是指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上通过实行土地承包制设立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户拥有;第二次分置,是指在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出租、转包等流转合约约定土地经营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其他土地经营者拥有。值得提出的是,“三权分置”中的每一次分置,都代表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和重大突破。

理解“三权分置”内涵的关键是科学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关系。按照产权经济学理论,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项土地产权都是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都是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土地经营权又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派生出来的。更具体地说,土地经营权是依据土地出租、转包等流转合约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外的其他土地经营者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土地出租、转包等流转合约期满后土地经营权又复归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恢复到圆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状态。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只不过原来圆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设定了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圆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中分离出土地经营权后变成为有负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这种有负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能称之为土地承包权的。正如发包的集体土地和没有发包的集体土地其土地所有权虽然有了差别但仍然都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没有分离出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有了负担上的差别,但仍然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产权功能。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切土地权利的渊源,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促进土地利用外部性内在化和土地流转交易方面承担着核心功能,成为“三权分置”产权结构中的核心产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动的情况下,通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立土地经营权为其他农业经营者享有,能够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经营权也就成为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两类物权之外的重要产权形式。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是土地承包制,通过实行土地承包制、设立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得以具体化。在土地承包制基础上,农户可以直接经营土地,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直接使用和经营土地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农户也可以在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约定土地经营权为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拥有,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获得新的实现形式。“三权分置”从制度上构建了从集体到农户、从农户到农业经营者之间的清晰产权关系,构成了完整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农户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户直接拥有土地、经营土地的基本权利,照顾到了我国小农数量众多的基本国情。同时,“三权分置”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了制度安排,为发展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满足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要求,成为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基础制度。土地登记是确认和保护土地产权的基本手段,土地登记对确认和保护土地产权、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就必须在正确理解“三权分置”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完善土地登记体系。

二、“三权分置”产权结构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空间边界和成员边界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在多大范围的土地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必然要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为前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空间边界不清或存在纠纷的,涉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不能登记发证。只有所有权边界清晰的土地,其承包经营权才可以正式进入确权登记发证程序。

土地登记是一种土地等不动产物权公示的方法,对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产生公示作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此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不以登记为生效的要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承担着核心产权的功能,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集体土地产权登记中同样处于核心位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我国“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土地承包中土地发包的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主体是国家。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是指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的土地抵押权、地役权等其他土地权利记载于土地登记簿公示的行为,是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附设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的其他土地权利的一种公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并不是二轮承包合同的简单复制,也不是新一轮的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是对现实中依法可以确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土地权利进行的登记,是对二轮承包以来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土地权利依法进行确认并登记,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现状基础上依法进行的确权登记。二轮承包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些农户的承包地已经转让、互换了;有些农户的承包地经历了调整;有些农户的承包地已经在土地整治、土地置换后在空间上发生位移。过去土地发包中形成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后来的土地转让、互换合同,都是依法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文书凭证。由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比较健全,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的权利归属总的来说是清楚的。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对应的物(即承包地)的界址并不清晰、面积并不准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就是以这些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等文书资料为依据,进行更为严格、更为规范、更为科学、更为准确的权利登记,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和它对应的物(即承包地)调查清楚并予以公示确认,通过登记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进一步从法律上、技术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落到实处。

严格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要求在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的同时,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指向的物即土地的位置、四至、面积等,也就是说要同时确权确地,实现权与物的无缝对接,“确权确股不确地”并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对于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纠纷和权属界限纠纷的,可以暂缓登记。对于承包地入股,登记中要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和土地经营权入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经营的,应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形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并登记。对于多个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应尽量分户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登记;难以分户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位置、四至、面积的,可以在分户“确权确股”的同时确认入股后共同经营土地的位置、四至、面积,并作为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加以登记保护或者暂缓登记。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是对权利而非合同的登记,其核心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的登记。按照承包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区分为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限于本集体经济内部的农户,因此,以承包方式取得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只能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限于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土地”以及养殖水面和一些零星土地,这类土地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这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并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非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比起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权能上更为充分,这表现在:其一,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土地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取得权利时一般都支付了有偿价款,这类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经取得其流转更加自由,而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则要受到限制。例如,对于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其二,非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而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在法律上没有做明确许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不仅包括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也应当包括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从登记的全过程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包括总登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登记机关在特定时期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登记,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登记。总登记具有全面性、整体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是全面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后首次进行的登记为初始登记。初始登记具有个别登记、日常登记的特点。很显然,总登记可能是初始登记,并不必然是初始登记。一般情况下,初始登记以权利人的申请为前提,权利人不提出申请就可以不作初始登记,而总登记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要求权利人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进行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期时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后第一次进行的登记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初始登记。201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这次登记可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总登记;对于没有进行初始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说,这次总登记同时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后的第一次登记即初始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是指因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生改变,或者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和土地用途等内容发生变更而进行的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的情形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下调整土地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的;土地整理中进行权属调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姓名或名称、地址发生变化的;承包地地址名称发生变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改变的,等等。注销登记是指因承包地(物)灭失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的消灭而进行的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注销登记的情形主要有:发包方收回承包地的;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国家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的;依法依规改变耕地用途的;家庭户自然消亡的;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土地权利消灭的等。全面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三、“三权分置”产权结构下的土地经营权登记

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对于土地经营权是何种性质的产权,要否登记,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经营权应当被设计为物权才行,只有物权化后才能满足转让抵押的要求,其存续期限可以跨越《合同法》规定的20年,并按照他项物权进行登记加以强化;土地经营权通过法律加以法定化,一经设定即独立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所有权,并以之对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承包方)和所有权人(发包方),土地经营权人即可自由处分其土地经营权,不应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干预。〔3〕〔4〕

土地经营权物权化确实有利于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权益。但是,如果土地经营权法定化后的存续期限可以超越《合同法》规定的债权的最高期限,并且土地经营权的转让等处置行为无需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许可的话,那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期限比较短,尤其是剩余期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土地经营权相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说无疑将会显得更为优越和强势,这势必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冲突,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是依照土地出租、转包等合同约定的权利,其本质上是一种土地承租权,在法律上应属债权性质。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基础上,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就不可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立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处置也应当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知情和许可,土地经营权的存续期限不宜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期限。

当然,为了加强对土地经营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为了向土地经营者提供更加便利的可操作的融资工具,可考虑将现在土地出租、转包的备案制改为等登记制,建立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5〕日本就建立有土地承租权登记制度。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申请承租权的设定或承租物转租的登记时,于申请书中应记载租金数额。如果登记原因定有存续期间或租金支付时期时,或许可移转承租权或转租承租物时,亦应予以记载。”

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从权利客体来划分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的登记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登记的土地抵押权、地役权等其他土地权利的登记。土地经营权一旦设立,就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负担存在,因此,可以将土地经营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中的其他土地权利登记范畴,和抵押权、地役权等权利一道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负担在登记簿中加以记载。土地经营权登记的意义在于,通过登记公示,加强对土地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平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土地经营者在土地租约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稳定土地经营关系,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登记公示,防止土地经营者以土地经营权为担保进行多头融资,从而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金融风险。在登记中可采取自愿登记的原则,相关当事人可以自愿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没有设定土地经营权的,就无需进行土地经营权登记。通过土地转包、出租设定土地经营权的,或者转租土地的,土地经营权人可以要求相关当事人予以配合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登记。土地经营权上设定抵押的,贷款人可以要求相关当事人配合进行土地经营权抵押登记。

四、小结

“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的重大成果,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制度。从法律层面和土地登记角度来看,“三权分置”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置。政策文件在突出政策创新的同时,对“三权分置”的表述应当建立在准确理解法律概念的基础之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在“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外部性内在化和土地流转交易的核心产权功能,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土地登记中越来越居于核心位置。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就必须在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全过程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体系。

土地经营权本质上是土地承租权。为了加强对土地经营者权益的保护,稳定土地经营关系,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可以将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经营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中的其他土地权利登记范畴予以登记。

摘要：从土地登记角度来看,“三权分置”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置。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结构,需要在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的基础上全面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体系。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地经营者权益,稳定土地经营关系,防范控制金融风险,可将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负担的土地经营权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中的其他土地权利登记范畴予以登记。

关键词：“三权分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土地经营权登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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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红宇.新常态下现代农业发展与体制机制创新[J].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5,(03).

[3]孙宪忠.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需要解决的法律认识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2016,(02).

[4]高圣平.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规则之构建——兼评重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模式[J].法商研究,2016,(01).

产权结构 篇9

一、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优化

1. 正确理解和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原则, 做到“进而有为, 退而有序”。按市场取向和专业化方向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 推动企业的体制创新、机制转换, 着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国资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努力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2. 健全和完善法人制度, 推进现代化企业的建设。

法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组成, 要不断深入完善企业法人制度的完善工作。积极推进企业董事会建设, 国有独资公司要逐步引入外部董事会制度, 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 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之间各尽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管理结构。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 根据企业业绩评价六要素, 即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标、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分析报告, 建立一个完整的企业业绩评价系统。其目的是对企业经营者本年度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行评价和总结, 以决定对其的奖惩, 并通过这些评价指标发现企业经营业绩中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些关键因素的分析, 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以防在企业业绩好时奖励有限, 业绩差时惩罚不足的弊端, 使其既体现经营者的价值, 又保障投资者利益, 实现投资者和经营者双赢的激励机制。

3. 规范国有企业改制, 促进国有产权有序流转。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既要加快步伐, 又要规范操作。必须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产权交易规则》, 把好企业改制关、评估关、转让关和交易关, 按照规范要求, 凡是属于按规定应当进场转让的企业国有产权, 都要坚持在产权交易市场披露信息, 挂牌交易, 杜绝场外交易, 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竞争, 防止暗箱操作,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4. 规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 保障公司独立经营权。

合理的公司产权制度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法律必须保障完善国有出资人制度, 加快建立公司产权。具体应做到:通过法律规定对国家股股权代表的来源和资格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以国有股权为基础成立国有资产控股公司, 让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担任国有股代表, 并以股东身份参与到公司治理机构。禁止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法律还可以进一步规定国家股股权代表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以及在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宏观的管理和监督, 依据政策、法律、法规等进行管理、监督, 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增值。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产权经营公司, 即投资管理公司或投资银行、控股公司等, 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 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其性质为公司制企业, 具有法人资格, 与企业之间是股东与公司法人的关系, 无上下级隶属关系。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对于在股东和公司经理层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应进一步完善其职能:首先, 明确规定董事会职权集体行使的原则, 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的权限主要应表现为主持和召集董事会, 行使其作为董事之一的一票表决权;主持股东大会。其次, 严格限制董事长兼总经理, 允许公司章程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和经理的职权作出科学的划分。再次, 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要保证一定数额的由小股东选出的董事和职工董事并保障他们作为董事权利的切实行使。

5. 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

公司法应强化监事会的职能, 如禁止公司高级管理层人员进入监事会成为监事;规定监事成员中必须有具备一定的企业管理、法律或财务会计等知识的人员;对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关系亲近者严格实行“回避”制度;对于监事的解聘和任期, 应明确规定, 除非监事任期届满且未能获得连任、监事自行辞职、法院裁判解除、股东会决定解聘, 监事不得随便被解任, 以保证监事的权威。要完善股东和职工代表诉讼制度, 提高公司民主管理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 职工广泛地分布在公司的各个岗位上, 直接参与经营活动, 他们对本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有切身体验, 其监督也必然更加直接和深入。

二、国有企业加强战略重组研究

1. 加强重组后的企业文化整合。

企业战略制定后, 应加强对战略自上而下的贯彻, 与各层员工进行战略沟通、讨论。通过贯彻、沟通在企业内部引发一些讨论, 甚至是争论。通过这个过程, 暴露企业员工在思想上不一致的焦点。再针对这些焦点进行沟通, 促进思想的统一。最终的目的是要企业全体员工都了解并认同企业未来要做什么, 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 再在战略落实过程中解决怎么达到目标的问题。这样做就使得许多战略举措的推行有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既可以减少执行过程中的阻力, 又能对一些不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举措形成软约束, 减少举措偏离战略目标的风险。

2. 加强重组后的企业战略整合。

这点涉及到战略落实的两种导向问题。一种是战略举措的价值导向, 另一种是战略举措的成效导向。企业重组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调整, 举措庞杂繁多。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高层往往急不可耐地推进最具战略支持作用的举措, 这是所谓的价值导向。然而, 这些最具战略支持价值的举措往往具备较大的操作难度, 成功的概率也难以预计。一旦举措推行失败, 很可能影响改革的士气, 同时在企业思想未达到统一的情况下, 容易给反对者留下口实, 为战略的继续推行造成很大的障碍。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重组中的战略落实应该以成效为导向。选择一些可预见的、成功率较高的举措先行落实, 通过改革的成功鼓舞士气, 平息一些企业内的不同声音。并在这个过程中磨合团队, 为下一步难度高、价值大的战略举措推行做好准备, 最终实现战略举措推行的良性循环。

3. 加强重组后的企业集权统治。

企业重组后, 新成立的总部领导班子成员带着各自的目标、利益走到一起, 这其间难免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企业高层不能形成合力, 那就很难谈企业的战略落实与发展。特别是在国有企业, 核心管理层的任命仍然沿用行政任命体制, 高管更似政府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高管数年可能就“换防”, 无需对重组后企业经营业绩负专责。为此必须建立一个企业高管层经营行为与战略发展联动的机制, 把他们的利益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达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效果, 才能使得新成立的领导班子主动磨合, 同舟共济。为此, 在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要引入对高管层的市场化激励手段。对重组改制的企业, 在改制过程中, 应考虑高管层持股的问题。在重点战略业务单元中, 通过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以及其他一些手段, 形成对企业高管的中长期激励。对合并重组的企业, 应该制定具备操作性, 并有时间进度的高管持股计划。

4. 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应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 要求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拔任用机制。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 包括产权重组、资产重组、组织重构和人的重组等多方面内容, 人的重组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人的重组合理与否, 决定着其他方面的重组能否顺利进行, 从而决定着国有企业重组的成败。在企业经营管理者层次上, 能否选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担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使其能够制定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 是决定企业重组能否成功以及企业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 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择, 一直采用与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相类似的标准。但实际上,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与党政领导干部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就需要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和评价标准。应在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下, 在产权重组和完善治理结构过程中, 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拔任用机制。首先, 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更多的符合企业家成长规律的评价因素, 培养和选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人才担任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使其能够带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真正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其次, 对于除董事长、总经理之外的其他经营管理者, 应通过建立和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尽可能采用市场化和经营管理者职业化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聘任。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国有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 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参考文献

产权结构 篇10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中出现的问题

1.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所有权不够明确

农村土地除了国家所有权外, 其他都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 并由这一组织进行相应的经营及管理。在实际的发展运营过程中, 通常是由农村村委会进行统一的规划及管理, 按照人口进行土地的分配, 但是这一组织通常会忽略农民自身的经济来源, 从而导致土地产权及所有权不够明确[1]。

1.2 农村田地的分化趋于细碎化

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制约了现代化新型农业经济发展进程, 使得农业用田逐渐呈现分散化。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形势较为单一, 所以农村无法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化的管理, 从而导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靠天吃饭”的问题。

1.3 农村土地逐渐呈现荒废化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了城镇化的建设, 深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革, 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的呈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但是根据相关资料表明, 现如今, 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挥仍然没有变化, 人口呈现老龄化, 缺乏劳动力, 土地呈现荒废化。随着国家劳动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高, 因而导致了农村生产投入力度降低。

2 新型农村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权益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农业用地产权制度的制约, 同时也是农地使用权及所有权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用地财产与财产管理体系问题, 这也是农业用地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了土地产权的的规定与管理, 以及关于农村用地相关经济法规所属权的问题。采用合理的图例产权管理制度能够科学的分配农村土地资源, 这样既能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原则, 也能促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趋于合理化。严格的规范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 能够有效的调整农地产权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 只有完善农地的承包管理权以及住宅基地的使用权, 才能进一步的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可以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可以进一步的健全农村经营及管理制度, 明确农村用地的产权关系, 达到保护农民的目的。提升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 不仅能确保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化应用, 还能深化农业产业化改革。

3 新型农村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3.1 明确农地产权制度

农村用地产权指的就是农村土地的占有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理权, 属于农民财产的主要权利。在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同时, 应确保农民具有土地处理权以及使用权, 从而达到减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问题的目的, 加快农村土地流动要素的重组, 明确农村用地主体。

3.2 健全农村用地的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制定了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制约问。在征用农地时需要确保土地市场能够正常运行, 健全新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 面对相关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 不能阻止农民进行土地交易, 不能减弱农民合法权益。

4 结论

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着相关的问题, 因此需要了解产权结构, 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确保土地等农业经济发展要素能够正常运行, 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市场中资源分配的合理化, 健全相关法律规定, 促使农村相关土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需要创建完善的监督管理系统, 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 并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产权结构 篇11

当今世界,以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经济实体,是指建立在最新科研成果之上的,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为资本,以科研人才为主体的,从事高新技术领域产品研发的企业[1]。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仅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产权管理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提出,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建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始运用国外一些先进的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主要有集中管理理论、分散管理理论、行列式管理理论[2]。然而由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还没有真正掌握这些理论的内涵,不能真正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只是生搬硬套,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合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因此,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

2 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现有类型

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人员为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有效开发、运用、保护、管理,利用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知识所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协调、策划和运用活动的总称[3]。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仅可以激发企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动力,提高知识产权的研发质量和数量,还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来提高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离不开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指企业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分工协作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它的目的就是发出指令,协调企业员工的行动以实现企业的目标[4]。目前国内外企业常用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有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2.1 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在企业知识产权最高管理层下设若干下一级的管理层,各个管理层下又设若干执行层,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结构,每层均从事综合性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5]。它通常表现为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方式,目前为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广泛采用,主要是指企业集团总部设立综合性的知识产权机构,对本企业集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所有事务进行统一集中管理。采用这种管理方式的企业,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按照企业的总体战略和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运作管理,开展知识产权战略活动;组织结构简单,权责分明,命令统一;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直接同最高管理者沟通知识产权事务。但是这种组织结构使总部管理者疲于知识产权日常管理,不能进行战略上考虑。该组织结构使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不能直接从研发部门得到产品研发的相关信息,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时需要付出精力与研发部门开展有效沟通。

2.2 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在国外知识产权管理方式中称为行列式管理,主要是按照技术类别、产品类别管理知识产权。它将以职能为中心的直线型组织与以项目或产品为中心的横向直线型组织实行交汇,形成矩阵型结构。它打破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上级”的传统组织原则[6],每个创新项目小组由研发、市场分析、生产、销售以及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共同组成,可接受多个职能部门的领导,加强了各部门间的配合和信息流通,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成员可以从具体项目中解脱出来,主要从事战略规划与决策等宏观战略层面的管理工作,但由于与具体项目脱节,可能使所制定的政策或战略脱离实际工作。每个项目小组均有包括研发、市场分析、生产、销售和知识产权专业在内的人员,使得企业工作人员增加,人力资本扩大。

2.3 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一般被称为分散管理方式的组织结构,主要适用于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该组织结构是指在企业集团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总部,各事业部均设有单独的知识产权部门,这些部门在总部统一管理下充分授权,自主处理本事业部的知识产权事务。事业部一般按产品来划分,也称作研究所或分部,每个事业部均有充分的自主权。分散管理针对各研究所或分部而言,其优点是各事业部根据产品特性限制知识产权申请件数,决定知识产权的预算,但取得知识产权后,相关知识产权事务则由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统一管理[7]。由于各事业部各自为政,缺乏横向沟通与交流,容易造成技术的重复研究,浪费企业科技资源。

不论是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还是矩阵型和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它们在企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促进了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然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具体如表1所示。

3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重构

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高新技术企业顺利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执行力和管理效果。通过对直线型、矩阵型、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分析研究,三者均可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三者自身的缺陷,使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受到各种限制。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综合分析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一般组织结构设计原则实现的。

3.1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组织。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技术知识密度高、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知识产权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高新技术企业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与众多有形资产一样是企业的财富,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和经营要素[9],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日益重要,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可以更好地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设计完善的组织结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目标明确原则。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目标就是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合理、充分运用企业知识产权,以便从知识产权上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一目标,围绕怎样便于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进行。

(2) 精简效能原则。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在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目标能够实现的前提下,尽量使组织结构最简化、人员最少化,提高知识产权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10]。

(3) 权责一致原则。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分工越来越细化,在日常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企业领导者应该能够合理授权,使知识产权管理组织职责范围和所赋予的权力相符,做到责任明确、权力适当[11]。

(4) 适用性原则。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设计时,要考虑到该组织结构是否适合于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使高新技术企业顺利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上述原则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据这些原则以及经过综合对比分析常用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重构出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3.2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指在企业总部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由副总裁级别领导,直接向企业最高管理者汇报,综合管理和协调企业总部及分公司的所有知识产权事务。知识产权管理总部内设专家委员会和知识产权部: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宏观工作,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指导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部则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如图1所示。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的独特之处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置专家委员会,从企业经营战略的高度对知识产权进行战略管理和规划。专家委员会为虚拟性的常设机构,成员为各部门的专家或高层领导,通过汇集营销、研发、生产、财务、人力资源以及知识产权和法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企业长期的、统一的、符合企业商业目标的知识产权战略,由上至下统一贯彻执行,保证知识产权管理满足企业需求,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企业经营的推动作用。

专家委员会是企业的智囊团体,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可以直接向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参谋和顾问作用。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内外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为企业最高领导者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建议;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并依据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制订和调整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便于企业集中各部门的优势力量保障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委员们也可以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提出指导性建议和意见,指导知识产权部的日常工作。

知识产权部负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具体工作,贯彻执行企业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下设法务科、专利科和事务科。法务科主要负责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事宜,如处理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管理和维护企业外部知识产权代理和法律服务资源、知识产权贸易中业务合同的评审以及纠纷解决等。专利科主要负责具体实施专利战略规划,制定专利工作计划以及监督、跟踪工作计划实施情况;收集、分析专利情报,研究专利发展趋势;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向政府部门申请专利,专利获批后采取有效的措施管理和保护专利。事务科主要负责企业其他知识产权工作,如商标的申请和日常管理及品牌维护,企业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保护与管理,知识产权贸易管理等。

专家委员会和知识产权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专家委员会通过汇集研发、营销、财务以及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企业统一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为知识产权部指明了工作方向,并在日常工作中给予知识产权部监督与指导;知识产权部依据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具体实施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在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框架内,通过设立由企业最高管理者负责的决策管理层、知识产权管理总部领导参与的综合协调层、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知识产权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执行操作层以及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参考的专家顾问层这四个层面的管理体系,使知识产权管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该组织结构中,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直接隶属于企业最高管理者,易于直接与最高管理者交流知识产权管理动态,获得企业高层直接支持;专家委员会集中了企业研发、营销、财务等部门高层领导或专家,有利于知识产权部门更好地与企业内其他部门沟通交流,了解其他部门的相关信息,以便顺利地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其他部门也可以了解企业知识产权状况,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力地配合知识产权部门工作。同时,采用该组织结构可以避免人员臃肿、人浮于事,节省人力成本,但可能会增加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负担,造成一定的工作压力。

4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完善对策

4.1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组织层级

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该适当提高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组织层级,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提高到企业的战略层次,并与企业经营战略结合起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高新技术企业整个管理层级地位的提升,不仅可以加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领导能力,强化执行力,还可以加强企业员工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促使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产权文化氛围,使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更容易贯彻实施。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组织层级可以从两方面入手:(1)直接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置于企业总裁之下,与企业的销售、研发、财务等部门属于同一层级,以便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直接与企业最高管理者沟通,提高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力。(2)设置知识产权宏观政策研究组织,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智囊团体,直接为最高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建议。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直接将知识产权管理总部设置于企业总裁之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设有专家委员会,负责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参谋机构,具有很强的应用优势。

4.2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在企业内顺利开展需要企业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例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引进和日常培训以及定岗定薪寄托于人力资源部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离不开市场的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市场营销人员做好准确详实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状况。因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需要与销售、人力以及研发等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这样不仅处理好了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提供多样化服务。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吸纳技术、市场等一些部门中具有综合背景的优秀员工作为知识产权管部门的兼职员工,充当沟通交流的角色,配合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利用他们的双重身份促进整个部门的交流与协调。在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中,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各部门专家或高层领导,定期召开会议,相互之间沟通交流企业的知识产权事务,针对企业知识产权状况提供指导性建议,有利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3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采用何种组织结构,应该结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实际需要选择最适于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组织结构,并根据企业规模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调整并完善。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设置,需要考虑企业类型、规模、行业特点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层次、管理模式及现有的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符合本企业特点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企业在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应充分考虑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能够发挥以下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便于直接领会企业最高管理层意向,从而能够依据企业经营战略展开知识产权工作;另一方面,利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沟通,以便了解企业的研发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发挥出对企业其他相关工作的参谋和服务作用。

5 结语

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已经将知识产权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知识产权在高新技术企业的优势日益突出,高新技术企业领导者应树立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赢得市场竞争的运营策略,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行,将知识产权战略与生产经营战略一体化,纳入企业战略的核心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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