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权结构

企业产权结构（精选12篇）

企业产权结构 篇1

一、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背景

(一) 理论创新:公司制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而非企业所有制

我国的经济改革包括经济运行机制和所有制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涉及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 改革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替代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选择了市场化取向的原则, 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后者则涉及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本身, 改革坚持的是既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又要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发展的原则。我国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不仅在于经济运行和所有制结构, 而且涉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本身。然而改革公有制不仅有来自经济因素的考虑, 更有政治层面的考虑, 即公有制的改革会否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公司制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改革的理论明确了公司制是组织形式而非所有制, 公司制的形成和建立是公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的改革, 而不是对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公司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使用,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使用。正是这种改革理论的创新, 才使得公司制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现实压力:国有企业普遍管理落后, 效率低下

我国国有企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和壮大起来的, 在当时工业化程度低, 生产力水平不高, 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手段和僵化的管理体系, 使得国有企业还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全面滑坡, 亏损面逐步增大, 国有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压力十分巨大。对于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 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认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落后, 政企不分, 政资不分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国有企业负债过高, 冗员过多, 社会包袱过重造成的;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 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的背景之下, 公司制才作为一种新的国企改革措施被推上前台。

(三) 形成特点:由原有传统国营企业改组设立

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公司制是在业主制和合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 企业的投资规模较小, 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不高, 多以业主制和合伙制作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投资规模的扩大, 单个资本的社会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公司制作为实现私人资本社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得以出现并日益成为企业组织形式的主体。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其起点不是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 而是改革前的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 是通过对原来已有的国有独资企业或集体企业进行改组设立的, 这就使得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分析

(一) 国有股比重过高使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股权一般由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内部职工股等股份构成。在这些股份中, 国有股的比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平均比重在55%以上。同时大部分国有公司制企业都是在原来的国营企业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的, 无论政府部门直接持大股, 还是由母公司持大股,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色彩。虽然由母公司持股为主的国有公司制企业与国有独资企业相比具有企业制度上的比较优势, 可以在政府部门和子公司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层, 减少政府部门干预企业事务的机会, 但由于大部分母公司多为国有独资, 行政干预依然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有公司制企业所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往往只是趋于形式而很难真正发挥应有的治理作用, 这种一股独大的形式上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也就很难对其他小股东具有吸引力。

(二) 过分集中的产权结构容易形成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合谋

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中, 董事会是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 管理层是经营决策的实际执行者, 董事会和管理层是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 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 管理层则代表职工的利益。国有公司制企业目前普遍存在产权过分集中于一个主体, 且这个主体又是国有性质的情况下, 国有资本出资者代表并非自然人, 在公司内部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不可能真正代表出资者对经营管理层进行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所代表的利益往往形成趋同, 董事和管理者的行为也容易出现一致, 形成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合谋, 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受到破坏。

(三) 过于分散的小股东难以形成对公司运作的实质影响

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本身已经使国有公司制企业中作为整体的小股东拥有的发言权微乎其微, 加之小股东又过于分散, 这就使得单一的小股东丧失了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发言权, 难以对公司的行为实施必要的监督。单一的小股东由于其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重过小, 一般不愿意花费精力和时间去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 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因为即使公司的盈利因此而提高, 单一小股东所享受的回报也是很小, 而为此要承担监督成本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小股东这种心理的普遍性, 使得小股东往往放弃了对公司的监督, 无法对公司运作实施真正的影响。

(四) 国有股权的过分集中和小股东股权的过分分散, 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先天的条件

国有公司制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双重缺陷往往容易造成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一方面国有股一股独大, 而其产权主体的代表又因缺乏利益趋动而对公司运作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小股东过于分散, 本身缺乏足够的发言权和监督成本与回报的不对称往往也放弃对公司运作的监督。这就使得管理层容易取得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出现所谓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目前国资委监督的100多家中央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 其中不少是按《企业法》注册的, 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 不设董事会。不少国有控股的公司制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不能发挥应有的决策、制衡和监督作用, 以及一系列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同时, “新三会”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老三会” (党委会、工会、职代会) 并存, “两心” (经营管理核心、政治核心) 不和, 以及“六驾马车各拉各的套”的现象严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增强企业活力, 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此相适应, 相对于改革前的企业缺乏活力, 自主权太小来说, 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目前普遍出现的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又表明放松了对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必要的控制。强化对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所有权控制和放活经营权, 是国有公司制企业需要同时重视的问题的两个方面, 只有优化国有公司制企业的产权结构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三、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优化与创新

(一) 引入战略投资者, 改变国有独资公司股权结构

战略投资者是从长期战略出发, 对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大额投资人或投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其投资的目的和初衷, 就是为了取得被投资企业的相当数量股权和部分或大部分经营管理权, 以此达到控制或部分控制被投资企业, 并影响被投资企业经营决策的目的。战略投资者具有其他投资者难于达到的优势:一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畅销的产品或产品系列。加盟被投资企业后, 能够将自己的部分产品转给被投资企业生产, 使被投资企业较快地进行转产。二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新产品技术开发能力。能利用被投资企业的现有资产, 进行其生产工艺流程, 开发新产品, 扩大市场份额。三是战略投资者有足够的财务实力。充裕的才力, 可以解决被投资企业的财力不足, 现金缺乏问题。四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战略投资者投资进入被投资企业后, 能够利用其自身的经营管理经验, 迅速帮助被投资企业校正经营战略和市场战略, 调整内部管理流程和内部机构, 整合营销网络, 改善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能够在被投资公司内部迅速移植本企业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 构建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财务监督组织机构, 完善内部监督制度。五是战略投资者具有较充裕的科技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战略投资者能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各方面的人才, 可以向被投资公司派出自己的专门人员, 充实国有公司的财务监督机构, 履行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督职责。因此, 现阶段国有独资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优化产权结构, 健全内部相互制衡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好办法。但应解决好以下的主要问题:一是确定适当的股权出让比例, 使国有股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国有股要维持相对控股地位, 只要保证比战略投资者多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就能达到这一目的。按此思路出让国有股份额, 可以使公司的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国有股东手中。要分别不同行业和国有公司类型, 确定向战略投资者出让的股本数额和比例, 对国有独资公司出让股本、引进战略投资者, 出让给战略投资者的股本比例总数要分别与向其他投资者出让一定的股份综合考虑, 以保证国有股相对控股。对股权比较分散的国有控股公司, 出让后的国有股比例应比战略投资者拥有的比例高几个百分点为好, 视具体情况而定。二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前, 要格外注重国有独资公司原有权益界定。确定国有独资公司原有资产的价值,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必须格外注重, 严格操作程序和方法。三是认真商讨战略投资者派员的职数, 职位和新酬事宜。这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四是建立战略投资者派出人员的考核与约束制度。建立对战略投资者派出人员的年度述职与考评制度, 对不努力工作的派出人员, 可建议战略投资者给予调换, 或在新酬上给予适当降低的处罚, 将派出人员置于国有公司监督管理之下。

(二) 适当向职工让售部分股权, 减少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资本比重

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增加了职工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责任心。适当向企业内部职工出售部分股权, 使职工成为小额出资者, 有利于职工从投资者的权益出发, 占有、使用和保护资产, 扭转只追求眼前利益, 不顾出资者利益的倾向。二是增强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监督的地位。职工持有国有公司制企业股份,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只是受托者的地位, 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可以出资者身份进行;在监事会中的职工监事, 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出资者监督权力。这两方面, 都可以增强职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监督地位。三是在企业内部新增了一个出资者监督主体。企业内部众多的职工持有股份, 实际上在企业中形成了一个职工出资者利益主体。肯定要从出资者角度出发, 对企业的经营战略、财务决策、资金投向和利润分配等方面进行监督, 对企业高层的职位消费等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在企业内部, 形成一个财务监督主体。四是职工持股有利于减少监督成本。在职工持有部分股权后, 一定范围内, 职工可以站在出资者利益角度, 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财务决策和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节约部分监督费用。另外, 职工作为小股东, 可以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或高层监督人员, 直接对企业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减少政府派出监督人员费用。因此, 现阶段适当向职工让售部分股权, 是减少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资本比重优化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的一种办法。但应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明确部分让售的前提和目的。让售国有股给内部职工的前提, 是难于找到或难于找到数额巨大的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下, 为了减少国有股的风险, 采取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目的主要是完善国有公司治理结构, 在内部建立一个职工持股、有部分股东权益的自然人出资者主体, 增加监督体制中的一份制约力量。二是选择部分让售国有公司制企业的行业。对于国有资本应完全退出的行业, 可以整体直接出售, 或采取管理者和内部职工共同购买方式, 不应采取部分让售国有股权的方法。只有在国有资本不宜退出的、需要保持相对控股的行业, 可以部分让售国有股权, 以利于形成内部治理结构和财务监督体制中的自然人出资者。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让售部分国有股权,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关键是让售价格的制定。让售前要进行资产评估, 确定股权价格, 报经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批;让售后要严格在国有公司制企业职工内部转让, 不得对外流通。让售国有股权所得资金应按期、分批、及时、足额上缴国库。四是要与引入战略投资者结合。非上市国有公司制企业对内部职工让售国有股权, 要与从国内引入战略投资者、让售国有股权紧密结合。结合的最好方法是正确确定两者的比例。一般来讲, 若一家公司引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战略投资者, 对内部职工让售国有股权的比例可以小些, 或者为零, 即不对内让售。如果暂时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 让售比例可以相对高些, 以使国有公司制企业内部真正形成职工作为出资者监督的群体力量。

(三) 减持国有股, 增加法人股, 重塑国有公司制企业的监督机制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 国家作为一个委托人在约束和监督代理人时必然存在监督不力、约束软化的现象。单独的个人投资者又缺乏足够的激励和能力去监督和约束公司的经营者 (代理人) 。因此, 只有靠法人这个主要的持股主体来行使投票权制约经营者。同时, 个人小股东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这便需要对股权结构进行重新设置和安排。为此, 应当减少国家股的比重, 增加法人持股量。减持国有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国家股的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法人股的比重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法人股通过投票权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才会得到提高, 因为监督和约束所带来的利益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相比要大得多。一是降低国有股比重, 调整产权结构。我国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除少数属于基础产业仍需要国家保持控股地位外, 绝大部分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 属于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的领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虽然已经实现了产权多元化, 但国有股权比例远远高出50%以上, 减持国有股, 降低国有股比重, 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变股权结构, 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解决“内部人”控制。减持国有股, 可以使公司股东构成发生变化, 变化后的股东结构必然会引起公司决策层和监督层高管人员结构相应变化, 改变公司高层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班子大部分由国有股东或政府部门派出的格局, 形成不同股东分别派出高管人员的新体制, 从根本上动摇“内部人”控制的基础。三是增强公司监督的非政府监督力量。减持国有股, 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公司股东的数量。在原国有股权数额内, 改原来政府一个大股东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股东, 增加出资者人数。股东人数的增多, 会引起代表不同出资者利益的内部监督人员结构和比例发生, 使监督机构的设置更符合出资者利益主体要求, 从股本结构方面实现内部制衡, 加大对经营管理层监督的力度。四是改变财务监督体制的运行方式。坚持国有股, 增加非国有股东人数, 不同的股东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公司财务活动实行监督, 从而影响财务监督体制的原有运行方式。如引进了其他地区的法人股东, 只要达到规定比例, 就会向公司派出懂得财务监督业务的人员或委托中介监督机构或组织, 直接对公司财务收支进行专项检查;增加了非国有股权的股东数目, 他们就可能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高层人员薪酬、增资扩股预案和股利分配方案等提出质疑或表示不同意见, 迫使公司财务监督组织机构和人员对此进行解释, 并在以后加强监督。

减少国家股、增加法人股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股权结构进一步调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逐步推行, 全面减持已被实践证明负作用大。应该分别不同行业, 实行间隔一定时间、单个公司减持办法, 减少减持国有股的震荡。在具体的策略上, 先规范增量部分的产权结构, 使之一开始就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 对存量的改革则需要继续采取渐进性的改革策略。一是坚定适当减持国有股的决心。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适当减持国有股, 向其他投资人让售部分国有股权, 利大于弊, 对此不应怀疑。二是合理确定国有股比例, 保证相对控股地位。按照上市公司现有股权结构, 国家只要掌握40%左右的股权, 即可取得相对控股权。在召开股东大会时, 只要大部分小投资者“搭便车”, 届时缺席, 则不会改变国有股绝对控制权的地位。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让售国有股权, 都有一个比例控制问题。笔者认为, 在国有股一定时期内暂不向社会公众配售前提下, 能够形成国有股40%、非国有法人股不到30%、其他社会公众流通股30%多一点的股权结构较好。各类股东按此种股权结构派出的代表,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执行层种, 容易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和比较有效的财务监督体制。三是以向非国有法人股东转让为主。从完善治理结构和财务监督体制角度, 减持的国有股权应向非国有法人股东转移, 才能配合公司治理结构调整, 不触动股市资金问题, 有利于完善内部监督体制。四是采用公开竞价方法。在国有股让售过程中, 为了保证国有股权价值不受侵蚀, 应采用市场公开竞价方法, 避免“暗箱操作”, 切实做好国有股定价工作。五是减持国有股应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减持国有股的目的之一是营造在公司内部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 调整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执行层组成人员, 重新分配相关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 要顺势而为, 将财务监督体制的调整或健全问题结合考虑, 与股权结构调整结合。

(四) 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 增加法人股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权利

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创新的一个可选择途径是改变国家股的性质, 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优先股和普通股是不同的。优先股由于先于普通股而获得公司收益分配。而且是事先承诺的, 因而风险较小。相应地其收益不能随公司业绩的高增长而增长。同时优先股的权利要比普通股小得多。这对国家这一权利主体而言是较为恰当的, 因为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能力本来就是相当弱的, 如若硬要行使, 往往困于政企不分反而不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改进。将国家股设置为优先股,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法人股东关心公司经营的积极性, 因为公司绩效越好, 作为普通股的法人股所获得的收益分配越高;另一方面由于优先股的股东收益是事先约定的, 国家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五) 加快债权转股权进程, 让银行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发挥股东的作用

银行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近些年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越来越高, 金融风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已经启动了债权转股权的进程, 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 并陆续与有关企业签订债转股的协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和资产负债状况, 减轻了国有债转股企业的历史包袱, 但由于种种原因, 此项工作进展不大,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发挥银行的积极作用, 可考虑在此基础上允许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作为股东派出董事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同时也可考虑让银行作为最大的债权人, 派出董事进入董事会, 让银行在国有公司制企业中发挥股东的作用, 增强对公司的监督和约束。

四、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 决策者需要改变关于经济改革的思维模式

经济改革本身是否合乎经济学的逻辑、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重要的, 但公众关心的则是公道, 关注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在法治的框架内, 按照程序正义公开制定的。因此, 决策者恐怕应当更多地从是否合宪、是否合乎法治原则的角度来考虑政策选项。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 从效率角度看确有必要的改革政策, 假如它无法获得程序上的正当性, 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 则放弃它可能比坚持它更为明智。国有公司制企业中的国有股是不是减持, 减持到什么程度, 还是要尊重市场本身。要按照法律的条例和程序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二) 改革应推动社会秩序向着正义方向演进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需要要把改革措施当成公共政策来考虑, 不管是从决策程序, 还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 都应追求其公共性, 即平衡考虑各个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推动社会秩序向着正义方向演进。市场崇尚公平交易, 国资的进退、流动只要是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就不是流失, 不是公平交易就是流失, 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角色错位, 不自我交易, 没有腐败, 按照独立的、通常的市场主体在平等对立, 讨价还价基础上形成市场价格交易, 就是合法的。规范公司制改革应该是国家股东和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和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兼顾。这样的努力或许可以使未来的改革重新获得更大的正当性。而这需要致力于建构经济改革得以展开的宪政、法治框架, 应将更多有关改革、包括产权改革的政策, 通过公开的民主程序赋予其以合法性。

(三) 规范推进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产权管理法律法规建设,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等已出台的各项规定, 对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改革行为进行规范。可以探索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一是实现进场交易。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认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 通过进场交易保证产权转让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实现“阳光交易”。二是公开披露信息。国有公司制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方式、时间公开披露产权转让信息, 广泛征集受让方, 以杜绝暗箱操作, 逐渐形成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市场竞争机制。三是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制订以及与此相关的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底价确定、中介机构委托等重大事项应当由有管理职权的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组织进行, 管理层不得参与。产权交易机构一定要立足于规范, 抓住入场公开竞价交易这个关键环节, 促进交易前后相关程序的规范化, 为产权交易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加强产权交易监管。对产权交易机构及相关组织所从事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活动要加强监管, 保证产权交易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只要严格执行有关产权转让的各项规定, 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国有产权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

摘要：本文从国有公司制企业的形成背景出发, 分析了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特征所引起的问题, 提出了优化和创新产权结构的建议, 认为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改革应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国有公司,企业产权结构,优化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秋风:《重新寻找改革的正当性》, 《法人》2004年第10期。

[2]《法人》杂志:《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 《法人》2004年第10期。

[3]王致用:《国有公司制企业产权结构探讨》,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饶小庆:《国有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监督体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5]潘云良:《现代企业管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企业产权结构 篇2

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究竟是个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关键词：“三农问题”;市场结构;产权制度;村治。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二、夹缝求生：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

三、徒有虚名的集体，残缺不全的产权，内在冲突的村治

四、结束语

一、引言：市场失灵问题还是前市场问题?干预解决问题还是导致问题?

从理论上讲，当且仅当市场失灵之时，乃有政府介入的必要。西方经济学所主张政府干预农业的最基本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在我看来只能最终归结为：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供给方的生产周期较长[]，两者都取决于自然的特性，那么从简单的蛛网模型就可以推断，其价格波动将趋于发散，因而不太适宜纯粹的市场调节[]。但是，诸如期货市场等制度安排，已经可望在较大程度上矫正这种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用武之地实在是有限的。

在我国，“市场失灵”的论调常常成为行政干预师出有名的依据，在农业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干预解决了多少问题，还是带来了更多问题，是大可疑问的。近些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不绝于耳，“加强”、“重视”亦可谓不遗余力，“三农”问题仍然日益突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普通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领导信中的这句话[]，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这些现象究竟是市场失灵或者说市场的过度作用所致，还是干预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严重发育不足，值得深思。具体来看，是支持、保护性的.干预居多，还是限制、束缚性的干预为主，也有待分辨。

某些学者经常把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阴魂不散附庸成“后现代”的潮流所向，譬如把鞍钢宪法认作经济民主的先声，把乡镇企业视为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超越，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目瞪口呆。我们要避免这种食洋不化的误区，不如仿照“后现代”、“前现代”的格式，提出一个“前市场”的概念，以免混淆于“市场失灵”。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尽管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分散的小农仍然可能偏处弱势，但我们现实的情况还要等而下之，这就不能归咎于市场了。

如所周知，“三农问题”直观上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较多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价格则被普遍认为是个市场信号。人们习惯于争论怎样的农产品价格水准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等价交换”的说法也要修正，当然不是主张“不等价交换”，而是说“价”(也即交换比例)本质上是一个事后的概念，是交换过程的产物，因而“等价交换”无异于同义反复。归根结底，无所谓公平合理的价格，只有尽可能公平合理的价格形成过程;前者纵使有之也难以辨别，后者则易于观察和比较。简言之，价格形成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市场的充分竞争[]。竞争的充分性，取决于市场结构即买卖各方的关系格局。那么，农村的农民，其在农业活动中，所遭遇的究竟是一

《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 篇3

威廉·M·兰德斯等著 金海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知识财产的经济分析很早就有，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前却鲜有扛鼎之作。6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一代风气之先，法的经济分析的运动涌现，直至如今以经济学来分析法学问题在美国法学院中已经成为主导性研究方法。

70年代，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开始持续增长。本书两位作者均为该领域的名人，本书应时代的潮流而生，加上译者金海军功底深厚，了解该作品将有助于思考中国当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窃书就是偷——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产权》 曲三强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自身的需要还是外来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的问题已经讨论良久。

20世纪80年代知识产权法制重建以来，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仍然还在形成之中，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和道德习惯的角度研究，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曲三强的这部著作中，十几篇文章汇集了作者在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专利、国际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深入思考，值得一读。

《法学方法论》 卡尔拉·伦茨著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研究现代法学方法论的法学读物纷繁不堪，本书的特点是首先尝试指引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再逐步说明自己的立场。

译本虽不是原著的全文版本，却足以涵盖作者主要意旨。引论之后的7个章节尽显作者说理明畅的能力。作者力图通过自己的阐释来指出：法学针对“价值取向”的思考也发展出一些方法，借助它们可以理解及转述既定的价值判断，对这些价值判断也可以作合理的批评。

本书译成虽然已有时日（1996年出版），但著作经典，思想精髓，读来实有日久弥香的观感。

企业产权结构 篇4

一、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传统产业企业中的地位

所谓传统产业, 是指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重化工业阶段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产业群。从统计分类来看, 大都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原材料加工工业, 加工工业的轻工业, 劳动密集型, 技术含量和档次比较低的重型加工工业等行业。

从传统产业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 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企业中, 人力资本具有较大的低水平同质性以及较强的可替代性。由于农民工在传统产业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就业人数, 我们在此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来反映传统产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程度。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 文盲占1.1%, 小学文化程度占10.6%, 初中文化程度占64.8%, 高中文化程度占13.1%, 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而从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 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越低, 在文盲半文盲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26.3%, 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35.5%,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48%, 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8%和62.5%。单个劳动者总是存在个体劳动的差别, 具体表现在对劳动工具使用的掌握程度上, 对劳动工序的熟悉程度上以及与其他工友协调能力水平的高低上。但在最终共同的物化劳动成果中, 个人贡献的差异被抵消了, 对象化为价值的劳动始终是作为许多个劳动力的平均数存在。就单个企业来说, 其产品价值有可能高过这个平均数。但就整个社会来说, 这些差别会相互抵消。马克思认为, “协作”这种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就在于, 一方面, 一部分生产资料, 如机器、厂房等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共同消费的, 另一方面, 较多工人在一起协同劳动所需的生产设备不会同劳动规模和效果一起成比例增长。因此, 转移到个别商品上的不变资本价值会减少, 商品便宜了, 劳动力价值下降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劳动者个人能力差异不是被强调, 而是被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作为一种集体生产力增长体现出来的, 每个普通劳动者对产出的贡献难以测量, 从而使“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 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人力资本在这类企业中, 相对于物质资本处于从属地位。缺乏一技之长的劳动力的形成无需太多投资, 成本较低, 几乎谈不上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专用性, 在同类型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成本较低, 适应期间较短, 没有可以作为承担企业风险的抵押物。并且, 从主观上讲, 他们也不愿意承担企业风险。企业除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外, 还在客观上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使他们不用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阿尔钦指出:十分偶然地, “工业民主”的安排是很稀罕的, 因为更为一般资源所有者在企业中所享有的利益比特有资源所有者所享有的利益要少。相比生产者, 经营者对企业生产的贡献更大, 且具有监督上的技术优势。这类企业中的固定资产设备通常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和较长的使用周期。这就意味着物质资本所有者事实上承担着较大的投资风险, 更能获得社会的信赖。因此, 在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中, 经营者占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其风险和成功是对称的, 这样的产权结构安排较为合理。

二、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在高新企业中的地位

较之传统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也许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的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对于这类企业来讲“不创新, 就死亡”。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复杂的脑力劳动。创新活动的进行靠的是拥有高知识水平的技术人员创造性地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这种劳动具有异质性、专有性、难以替代、难以模仿等特征。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人力资本所有者一旦进入了一个适合自己专长的企业就极容易产生团队归属感, 一旦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改作他用, 价值极低, 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的成本较高, 流动性较低。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又使人力资本在社会形态上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 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人力资本的抵押性。从主观上来讲, 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较高学历。据1994年底美国抽样调查的50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显示, 该类企业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专家所占的比例高达59%。与传统产业企业中的劳动人员不同的是, 他们劳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 还要追求自己在特有领域的社会名誉和地位, 更愿意将自身奋斗历程与企业成长联系起来。他们具有进行创新劳动的内在动力, 也更具备了应付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必须素质。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企业财富增长的关系在弱化, 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财富增长的关系在强化。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高新技术的扩散效应和知识的外溢性使某个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为更多行业的企业掌握, 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实现“超额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化。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了企业乃至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加尔布雷斯认为, 权利应归属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要素, 谁掌握了主要要素的供给, 谁就掌握了决定权。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成为了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 遵循这一理论, 知识的所有者理应获得分享剩余的权利。

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 管理者需要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对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 更需要不断对自身进行追加投资, 以此来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的专业知识一方面在企业中沉淀下来, 形成企业的非物质资产, 另一方面成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继续进行创新劳动的“原材料”。舒尔茨确信“在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 “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 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劳动雇佣资本”的产权安排正是满足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效益和承担风险的对称性, 能更好地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三、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对性及产权安排变迁

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相对概念, 技术外溢性使二者都处于升级变换中。现阶段我国传统产业的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企业。2008年金融危机对传统产业, 尤其是出口—加工型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处于这个行业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 而海外市场需求急剧萎缩, 订单锐减让大多数企业陷入了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增加传统产业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它们的竞争力, 使其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既是改造传统产业的结果, 又是传统产业维持自身生存的必然选择。资源型企业又受到自然资源枯竭的威胁。环境的承载压力, 人居环境的改善催生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构建。技术创新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科技人员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创新性劳动具有较高的专有性, 风险性和收益性。同时, 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分工的深化, 传统产业中普通劳动者生产技术的专用性也在增强, 与之相对应其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也在增强。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劳动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理应得到与其相对称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传统产业企业治理结构也应从“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治理结构向“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的双边治理结构转移。

四、结语

传统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资本雇佣劳动”的产权结构安排还有其合理性。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迫切要求, 企业的成功生存需要管理能力出众的企业家以及在专业技术领域内能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或增加原有产品附加值的技术型人才。“劳动雇佣资本”是对人力资本价值肯定和激励。企业作为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结合物, 不应当仅仅给企业家工资, 还应当给予其股份, 作为占有企业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

摘要：在产权结构安排问题上, 学术界存在“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两派争论。本文认为, 不应抽象谈论企业的产权结构, 应当结合企业产业特征, 对不同产业企业做出不同的产权安排。

关键词：传统产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产权结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经济研究, 1996 (9) .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经济研究, 1996 (6) .

[3]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J].经济研究, 1997 (6) .

[4]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2004.

[5]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6]朱方明、姚树荣:企业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7]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J].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 1968 (50) .

企业产权结构 篇5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企业产权结构 篇6

摘要：文章以2008年-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地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下属机构比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地分布的关系与产权性质有关——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越大;而國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反而越小。文章结论对探索我国上市企业地域分布格局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股权结构;经营地分布;产权结构

一、 引言

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比较严重。夏立军、陆铭和余为政（2011）指出，各级政府出于增加就业、保证财政来源等原因，往往限制本地企业在外地投资;外地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也可能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因此，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时，会面临所在地政府和投资地政府双重挑战。那么为何有些企业的经营地比较广泛？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股权结构的角度切入，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地分布的关系，并根据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分别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设在外地下属公司的比重越大。然而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存在;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反而越小。本文认为，这是由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同以及两者经营目标的不同造成的。

二、 文献综述

1. 企业经营地相关研究。已有文献发现，企业经营地的分布不同，其所面临的投资机会、融资成本、会计行为也会不同。Lang等（1994）发现，企业的托宾Q值与经营地分散程度呈反比，说明企业越分散，成长性越低。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内部增长潜力已经耗尽;Garcia和Norli（2012）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切入，发现经营地分散型企业的市场回报率显著低于经营地集中型的企业。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经营地集中企业的投资者识别度较低，从而导致其融资成本较高。Shi等（2015）则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发现经营地分散企业更多地使用实际盈余管理而更少地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这是由于与经营地集中的企业相比，经营地分散企业面临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报道，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难度也相对较大。以上研究表明，企业经营地的状况会对企业的投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会计行为等多方面造成影响。然而，为何有些企业经营地比较分散而有些比较集中？考虑到我国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Young，2000），这一问题更显得有趣而重要。文献中关于企业经营地分布的解释相对较少，目前仅能检索到一篇关于企业异地投资的实证研究：夏立军、陆铭和余为政（2011）发现，如果上市公司高管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则该上市公司更可能到注册地以外省份设立附属机构（分公司、子公司和联营公司），表明企业的政企纽带可以帮助企业到外地投资。本文则认为股权结构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地分布的重要因素。

2. 股权集中度相关研究。自Jensen和Mecling（1976）以来，很多研究关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业绩和价值的影响。李维安、李汉军（2006）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代理问题较小，大股东有动力将企业经营好，从而提高了企业价值。这和李明辉的发现相一致，说明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业绩提升。然而，产权性质不同，情况有所不同：徐向艺、张立达（2008）发现，当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公司价值较低。夏立军、方轶强（2005）同样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由于当国家作为大股东时，无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企业代理成本相对较大。此外，由于企业由政府控制，其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这也会降低企业的业绩和价值。

三、 假说的提出

股权集中度较高会对企业价值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环境和市场机制均不完善，许多资源并不完全由市场来分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大股东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代理成本相对较少，大股东更能代表上市公司本身，也更有动机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资源。比如，当股权较为集中时，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企纽带，外地供应商、顾客也更愿意与之保持契约关系。而政企纽带等因素可以帮助企业到外地投资。据此，我们提出第一条假说：

H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在外地的下属公司比重越高。

产权性质会影响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营地之间的关系。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提升业绩和公司价值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当投资机会出现时，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能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外地设立下属公司，取得先机。而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为了保证当地就业、增加财政来源以及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往往会限制国有企业在外地的投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企业，受政府影响更大，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也越小。据此，我们提出第二条假说：

H2：股权集中度与外地下属公司比重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

四、 研究设计

本文以2008年～2014年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我们剔除了属于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4 784个公司—年观测。本文对连续变量做了winsorize处理，以减轻极端值的干扰。

公司下属机构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关联交易子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上市公司所有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的地理信息，我们便以此衡量企业异地投资。股权结构数据、实际控制人性质、财务数据以及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信息同样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说，特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AFF_NLOCALit=β0+β1TOP_1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MBRATIOit+β6AFFit+β7SOEit+β8INDE-X_MARKETit+DUMMY_YEAR+DUMMY_INDUSTRY+ε

其中，因变量是AFF_NLOCAL，为公司设立在注册地以外地区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数量占下属公司总数量的比重;自变量是TOP_1，为上市公司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

SIZE为公司总资产（元）的自然对数值;LEVERAGE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ROA为公司资产收益率;MBRATIO为年末股票市值与公司净资产之比;AFF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总数量;SOE为虚拟变量，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如果公司是国有企业则记为1，否则记为0; INDEX_MARKET为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樊纲指数。此外，我们还在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和企业所在行业。

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上市公司外地子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占总数的比重最大值为1，表明企业所有的下属公司均设立在外地;最小值为0，表明企业所有的下属公司均设立在本地。该变量的平均值为0.513，中位数与此类似，说明平均而言上市公司有一半的下属公司位于在注册地以外地区。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比较一致，未见异常。

五、 实证结果

大股东持股对经营地分布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所列示的T值均为稳健T值。

由表2第二列可知，第一大股东持股TOP_1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在外地下属机构的比重也越大，和假说一相符。

从控制变量看，公司规模和下属公司总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异地投资;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负债过多会对外地投资产生限制;资产收益率的系数为负但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绝对值较小，说明其对外地投资的影响较小;股票市值与总资产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成长性越好，外地投资越多;SO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非国企外地投资现象更明显。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外地投资现象较少。这和夏立军、陆铭、余为政[1]的实证结果一致。总的来看，各个控制变量的系数未见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股东持股TOP_1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数值很小。正如假说二所示，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持股数与外地投资的正相關关系并不明显，这可能导致TOP_1的系数值较小。为了验证假说二，本文根据实际控制人性质将样本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并分别做了回归。

由表2第3列可知，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TOP_1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在数值上有较大提升;第4列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TOP_1的系数显著为负，和假说二相符。如前文所言，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而政府出于保证就业、增加财政等目标，往往会限制企业在外地的投资。而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

六、 结论

本文以2008年～2014年除金融业外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探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经营地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平均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在外地的下属机构比重越高。此外，产权性质会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地下属机构比重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地下属机构比重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反而降低企业在外地投资的动力。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经营地分布的成因，也帮助我们从经营地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区别，为当下的国企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1] 夏立军，陆铭，余为政.政企纽带与跨省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7）：128-140.

[2] Lang， Larry.H.P.， Rene.M.Stulz.Tobin's q，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 nomy，1994，（102）：1248-1280.

[3] Garcia， D.， Norli.Geographic dispersion and stock return[J].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y，2012，106（3）：574-565.

[4] Shi G， Sun J， Luo R.Geographic dispers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15，34（5）：490-508.

[5] Young， Alwyn.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istortions and increm- 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115（4）：1091-1135.

[6] Jensen M C， 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7] 李维安，李汉军.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 2006，9（5）：4-10.

[8] 李明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年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9，（2）：149-168.

[9] 徐向艺，张立达.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一个分组检验的结果[J].中国工业经济， 2008，（4）：102-109.

[10] 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5，（5）：40-51.

[11] 朱泓，朱忠贵.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股份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4）.

[12] 花贵如.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13] 江金鎖.市场环境、实际控制人控制方式与负债治理效应[D].广州：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4] 龙建辉.银行监督与公司治理效率[D].杭州：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1.

[15] 曲春青.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金融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0.

[16] 孟丁.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10.

[17] 徐萌娜.股权分置改革对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3721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项目号：13YJA630081），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项目号：20130201110019）。

作者简介：田高良（1963-），男，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会计学;郭凯（1991-），男，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吴文若（1990-），女，汉族，浙江省衢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

企业产权结构 篇7

很多学者对企业员工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普遍认为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员工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赖德胜 (2001) 提出产权结构特征决定了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 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依据各自的特点来支付员工。邢春冰 (2005) 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对员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建立了各所有制企业的员工收入方程, 指出了民营企业员工收入同其他所有制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叶林祥 (2011) 使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发现行业垄断和企业产权结构是影响员工工资水平的关键因素, 并且企业对产权结构的影响更大。刘丽梅 (2008) 对我国工业企业员工工资和福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 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企业所在行业和地区也对员工的收入产生影响。2012年12月中华总工会发布《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 这是我国首次对企业员工福利状况进行调查分析, 该报告分别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所在产业、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差等角度对企业员工福利状况进行分析, 发现这些因素都对员工的福利状况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是2012年上海市、四川省、辽宁省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布的数据, 这些数据不仅时间较新, 而且也较为准确, 我们经过实证分析也验证了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 即企业的产权结构对于员工的福利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一、现状分析

我们将三个省市上市公司按照产权结构性质来进行划分, 其中私营控股公司40家, 国有控股公司66家, 外资参股公司17家, 为了说明不同产权结构企业员工的福利状况, 我们分别选取了人均工资、人均福利费、人均社会保险、人均公积金等指标。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外资参股企业的各项指标基本均为最优, 只有人均福利费位于国有控股企业之后, 且差距也不大;而国有控股公司的各项指标介于外资参股公司和私营控股公司之间, 私营控股公司最差。

同时根据各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 我们也注意到国有控股企业的隐性福利和非货币福利较为普遍, 许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如:大连港、国电电力在提供社会保险的同时还为员工提供补充保险且数额较大, 还有一些公司为员工提供保障性住房, 甚至福利分房, 这些情况在其他产权结构企业是很少出现的, 所以国有控股公司的员工实际福利状况会比账面数值体现的要更好, 但这些隐性福利和非货币福利不易量化, 所以我们进行数据分析时未包括这部分福利, 只选择了货币化的福利进行分析。

我们之后对员工的各项福利进行加总, 获得了各种产权结构企业员工的人均总福利 (见表1) , 其均值分别为私营控股公司73213.83元、国有控股公司109242.65元、外资参股公司136193.30元, 也体现出了不同产权结构类型的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仍然是外资参股公司最优, 国有控股公司居中, 私营控股公司最差。同时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同一产权结构类型中的公司间也有着较大差距, 极差和标准差数值较大, 这说明产权结构可能不是员工福利的唯一影响影响因素, 应该还有着其他的因素影响着员工的福利水平。

单位 (元)

二、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产权结构对员工福利水平的影响, 参考之前研究成果, 并结合本文的实际我们进行了指标的选取。解释变量为企业的产权结构类型, 根据上市公司的类型我们分为国有控股企业、私人控股企业和外资参股企业三种;被解释变量为员工的福利水平, 我们知道企业的员工福利一般分为货币类福利和非货币类福利两种, 非货币类福利由于其特殊性质不易统计和计量, 故本文主要考虑货币类福利。货币类福利又主要包括工资 (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四大类, 因此总福利为以上各项加总。本文使用企业的年人均福利 (企业年总福利费/员工数) 来代表员工的福利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发现员工的福利状况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一般认为员工的福利水平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企业的所在行业的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这两个指标为控制变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不同, 可能会使公司的福利状况具有显著性差异。一般认为外资参股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具有一定的优势, 福利意识较高, 具有福利的传统, 而私营公司的经营状况一般不如上述两种类型的公司, 其员工福利状况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相比还存在着差距,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上市公司福利状况在公司产权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

1. 变量设定。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的福利状况, 即公司的人均福利为因变量Y, Y的数值越大代表该公司的福利状况越好。自变量的选取如下:我们以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2012年上海市、辽宁省、四川省的人均GDP分别为:88167.51元、56585.22元、29627.08元,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省市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处地域为虚拟变量, 分别选用D1, D2表示, 选取四川省为基期, 其中当D1=0, D2=0时为四川省, D1=1, D2=0为上海市, D1=0, D2=1时为辽宁省;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 和《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所选取的上市公司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所属产业为虚拟变量, 用D3, D4表示, 选取第一产业为基期, 其中当D3=0, D4=0时为第一产业, D3=1, D4=0时为第二产业, D3=0, D4=1时为第三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统计上对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经济的分类办法》和《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将所选取的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控股公司, 私人控股公司和外资参股公司三类, 所有制性质为虚拟变量, 选用D5, D6表示, 选取私人控股公司为基期, 其中当D5=0, D6=0时为私人控股公司, D5=0, D6=1时为外资参股公司, D5=1, D6=0时为国有控股企业。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企业为辽宁、四川、上海三地的上市公司, 通过随机抽样, 共选择了辽宁省39家上市公司、四川省44家上市公司、上海市40家上市公司, 共计123家, 收集并整理了这些企业2012年公司年报, 获得了本文进行分析研究时的所需数据。

3. 回归分析。

前文提出了公司员工的福利状况可能受到其产权结构的影响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正确, 我们利用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并加入控制变量, 设定模型为如下形式:

(1) 变量筛选。进行回归分析时, 发现当模型引入虚拟变量D3的置信度水平 (sig) 为0.455大于0.05, 说明D3不显著, 需要将D3剔除, 不需要在模型中在对其进行分析, 这样回归模型修正为:

将修正后的模型再次进行检验, 各指标均通过了检验, 说明这次建立的模型正确有效。

(2) 拟合优度检验。一般多元回归模型都采用调整后的决定系数来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 经过Spss17.0软件分析后得到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678, 说明拟合程度较好。

(3) 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本模型的F值为11.333, 置信度水平 (sig) 值为0.000, 小于0.05, 这表明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线性关系, 构建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 模型成立。

(4) 参数显著性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得到模型中α、β1、β2、β4、β5、β6的置信度水平分别为0.000、0.000、0.018、0.020、0.001、0.012, 都小于0.05说明这些变量都是显著的。

注:置信度为95%

(5) 回归模型。根据以上数据, 我们建立了回归模型, 模型如下所示: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产权结构影响着员工的福利水平, 不同产权结构企业之间员工的福利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 外资参股企业的福利状况最好, 国有控股公司的福利状况居于次席, 而私营控股公司的福利状况最差, 同时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还受到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影响, 这些验证了本文之前的假设正确。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部分印证了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员工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外商控股公司最优, 私营控股公司最差, 国有控股公司居中。虽然国有控股企业的福利水平低于外资参股企业,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不大, 若加上国有控股企业普遍存在的隐性福利, 国有控股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可能会更高。造成外资参股企业员工高福利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规模普遍较大, 创新能力强, 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强;而国有控股企业多处于垄断行业, 又享受大量国家的扶持政策, 即便企业的经营能力不是很强, 也可以为员工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而私营控股企业员工的福利状况就显得不是十分乐观, 一般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 企业的利润率不高,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 企业的经营更加困难, 很难为员工提供较高的福利待遇。

企业产权结构 篇8

当今世界,以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经济实体,是指建立在最新科研成果之上的,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为资本,以科研人才为主体的,从事高新技术领域产品研发的企业[1]。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仅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产权管理成为企业日常管理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提出,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建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开始运用国外一些先进的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主要有集中管理理论、分散管理理论、行列式管理理论[2]。然而由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还没有真正掌握这些理论的内涵,不能真正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只是生搬硬套,不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合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因此,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

2 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现有类型

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人员为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有效开发、运用、保护、管理,利用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知识所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协调、策划和运用活动的总称[3]。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仅可以激发企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动力,提高知识产权的研发质量和数量,还可以通过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来提高知识产权的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离不开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指企业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进行分工协作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它的目的就是发出指令,协调企业员工的行动以实现企业的目标[4]。目前国内外企业常用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有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2.1 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在企业知识产权最高管理层下设若干下一级的管理层,各个管理层下又设若干执行层,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结构,每层均从事综合性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5]。它通常表现为知识产权的集中管理方式,目前为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广泛采用,主要是指企业集团总部设立综合性的知识产权机构,对本企业集团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所有事务进行统一集中管理。采用这种管理方式的企业,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按照企业的总体战略和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运作管理,开展知识产权战略活动;组织结构简单,权责分明,命令统一;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直接同最高管理者沟通知识产权事务。但是这种组织结构使总部管理者疲于知识产权日常管理,不能进行战略上考虑。该组织结构使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不能直接从研发部门得到产品研发的相关信息,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时需要付出精力与研发部门开展有效沟通。

2.2 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矩阵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在国外知识产权管理方式中称为行列式管理,主要是按照技术类别、产品类别管理知识产权。它将以职能为中心的直线型组织与以项目或产品为中心的横向直线型组织实行交汇,形成矩阵型结构。它打破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上级”的传统组织原则[6],每个创新项目小组由研发、市场分析、生产、销售以及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共同组成,可接受多个职能部门的领导,加强了各部门间的配合和信息流通,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成员可以从具体项目中解脱出来,主要从事战略规划与决策等宏观战略层面的管理工作,但由于与具体项目脱节,可能使所制定的政策或战略脱离实际工作。每个项目小组均有包括研发、市场分析、生产、销售和知识产权专业在内的人员,使得企业工作人员增加,人力资本扩大。

2.3 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一般被称为分散管理方式的组织结构,主要适用于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该组织结构是指在企业集团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总部,各事业部均设有单独的知识产权部门,这些部门在总部统一管理下充分授权,自主处理本事业部的知识产权事务。事业部一般按产品来划分,也称作研究所或分部,每个事业部均有充分的自主权。分散管理针对各研究所或分部而言,其优点是各事业部根据产品特性限制知识产权申请件数,决定知识产权的预算,但取得知识产权后,相关知识产权事务则由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统一管理[7]。由于各事业部各自为政,缺乏横向沟通与交流,容易造成技术的重复研究,浪费企业科技资源。

不论是直线型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还是矩阵型和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它们在企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促进了企业知识产权发展,然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具体如表1所示。

3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重构

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高新技术企业顺利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执行力和管理效果。通过对直线型、矩阵型、事业部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分析研究,三者均可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三者自身的缺陷,使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受到各种限制。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综合分析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一般组织结构设计原则实现的。

3.1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设计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组织。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技术知识密度高、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知识产权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高新技术企业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与众多有形资产一样是企业的财富,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和经营要素[9],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日益重要,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可以更好地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设计完善的组织结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目标明确原则。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目标就是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和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合理、充分运用企业知识产权,以便从知识产权上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一目标,围绕怎样便于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进行。

(2) 精简效能原则。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在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目标能够实现的前提下,尽量使组织结构最简化、人员最少化,提高知识产权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10]。

(3) 权责一致原则。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分工越来越细化,在日常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中,企业领导者应该能够合理授权,使知识产权管理组织职责范围和所赋予的权力相符,做到责任明确、权力适当[11]。

(4) 适用性原则。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设计时,要考虑到该组织结构是否适合于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使高新技术企业顺利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上述原则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据这些原则以及经过综合对比分析常用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重构出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3.2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是指在企业总部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由副总裁级别领导,直接向企业最高管理者汇报,综合管理和协调企业总部及分公司的所有知识产权事务。知识产权管理总部内设专家委员会和知识产权部: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宏观工作,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指导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部则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如图1所示。

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的独特之处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置专家委员会,从企业经营战略的高度对知识产权进行战略管理和规划。专家委员会为虚拟性的常设机构,成员为各部门的专家或高层领导,通过汇集营销、研发、生产、财务、人力资源以及知识产权和法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企业长期的、统一的、符合企业商业目标的知识产权战略,由上至下统一贯彻执行,保证知识产权管理满足企业需求,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企业经营的推动作用。

专家委员会是企业的智囊团体,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可以直接向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参谋和顾问作用。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内外知识产权的发展趋势,为企业最高领导者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建议;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并依据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制订和调整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便于企业集中各部门的优势力量保障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委员们也可以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提出指导性建议和意见,指导知识产权部的日常工作。

知识产权部负责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具体工作,贯彻执行企业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下设法务科、专利科和事务科。法务科主要负责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事宜,如处理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管理和维护企业外部知识产权代理和法律服务资源、知识产权贸易中业务合同的评审以及纠纷解决等。专利科主要负责具体实施专利战略规划,制定专利工作计划以及监督、跟踪工作计划实施情况;收集、分析专利情报,研究专利发展趋势;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向政府部门申请专利,专利获批后采取有效的措施管理和保护专利。事务科主要负责企业其他知识产权工作,如商标的申请和日常管理及品牌维护,企业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保护与管理,知识产权贸易管理等。

专家委员会和知识产权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专家委员会通过汇集研发、营销、财务以及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企业统一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为知识产权部指明了工作方向,并在日常工作中给予知识产权部监督与指导;知识产权部依据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具体实施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在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的框架内,通过设立由企业最高管理者负责的决策管理层、知识产权管理总部领导参与的综合协调层、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知识产权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执行操作层以及为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参考的专家顾问层这四个层面的管理体系,使知识产权管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该组织结构中,知识产权管理总部直接隶属于企业最高管理者,易于直接与最高管理者交流知识产权管理动态,获得企业高层直接支持;专家委员会集中了企业研发、营销、财务等部门高层领导或专家,有利于知识产权部门更好地与企业内其他部门沟通交流,了解其他部门的相关信息,以便顺利地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其他部门也可以了解企业知识产权状况,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力地配合知识产权部门工作。同时,采用该组织结构可以避免人员臃肿、人浮于事,节省人力成本,但可能会增加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负担,造成一定的工作压力。

4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完善对策

4.1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组织层级

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该适当提高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组织层级,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提高到企业的战略层次,并与企业经营战略结合起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高新技术企业整个管理层级地位的提升,不仅可以加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领导能力,强化执行力,还可以加强企业员工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促使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产权文化氛围,使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更容易贯彻实施。

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组织层级可以从两方面入手:(1)直接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设置于企业总裁之下,与企业的销售、研发、财务等部门属于同一层级,以便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直接与企业最高管理者沟通,提高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力。(2)设置知识产权宏观政策研究组织,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智囊团体,直接为最高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建议。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直接将知识产权管理总部设置于企业总裁之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设有专家委员会,负责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参谋机构,具有很强的应用优势。

4.2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在企业内顺利开展需要企业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例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引进和日常培训以及定岗定薪寄托于人力资源部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离不开市场的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市场营销人员做好准确详实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状况。因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需要与销售、人力以及研发等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这样不仅处理好了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有利于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内提供多样化服务。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吸纳技术、市场等一些部门中具有综合背景的优秀员工作为知识产权管部门的兼职员工,充当沟通交流的角色,配合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利用他们的双重身份促进整个部门的交流与协调。在委员会式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中,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各部门专家或高层领导,定期召开会议,相互之间沟通交流企业的知识产权事务,针对企业知识产权状况提供指导性建议,有利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3 结合企业自身特点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采用何种组织结构,应该结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实际需要选择最适于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组织结构,并根据企业规模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调整并完善。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设置,需要考虑企业类型、规模、行业特点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层次、管理模式及现有的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符合本企业特点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

企业在设计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时,应充分考虑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能够发挥以下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便于直接领会企业最高管理层意向,从而能够依据企业经营战略展开知识产权工作;另一方面,利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沟通,以便了解企业的研发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发挥出对企业其他相关工作的参谋和服务作用。

5 结语

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已经将知识产权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知识产权在高新技术企业的优势日益突出,高新技术企业领导者应树立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赢得市场竞争的运营策略,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组织结构,推动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行,将知识产权战略与生产经营战略一体化,纳入企业战略的核心部分。

参考文献

[1]陈晓雁.浅论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J].当代经济,2007(23):60-61

[2]夏刚.国外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广场,2006(10):38-39

[3]朱显国,杨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实务[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4

[4]格里芬,摩海德,唐宁玉.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381

[5]张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组织设计要素及原则[J].现代管理科学,2007(2):54-56

[6]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M].第7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8-280

[7]于涛.国外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分析[J].电子知识产权,2003(6):18-21

[8]冯晓青.我国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05,25(5):38-40

[9]张霄.简析组织结构设计[J].企业技术开发,2009,28(9):95-96

[10]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15

企业产权结构 篇9

那么, 伦敦城公司 (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特点?伦敦硅谷经济特区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有何制度瑕疵?它的治理模式缺乏输出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的能力吗?它为何需要引进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

一、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赋予非居民的商人、公司以选举权的衡平式民主在英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 工党政府在1969年废除了这一历史传统。逃过地方自治区重整“浩劫”的伦敦城却保留了这一历史传统。

与韩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同, 实行衡平式民主制度的伦敦城公司盛行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种知识产权治理模式起源于1236年。当时, 英王亨利三世把某些技术的专属使用权授予某些商人, 并允许其享有15年的垄断权。很多无法获得国王垄断权令状的商人纷纷转向伦敦城的一些商业公会, 让公会承认其发明权、垄断权, 并向会员宣告。会员通过默认契约承认他人的发明权、垄断权。

由于国王供给的专利令状非常稀缺, 而且品质低劣、难以服众, 商会开始大量宣示各个商家的专有技术, 并敦促竞争对手予以保护, 后者则通过默示协议保护商会“签发的专利”。事后追认的专利权, 只要商会调查属实, 也能获得保护。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下, 商会则是知识产权确权、侵权判定、禁令、赔偿金的主要裁判机构, 以及裁决的执行和监督机构。这样, 公会和契约治理不但覆盖了知识产权制度最初的大部分保护对象, 而且覆盖了知识产权许可、定价等经营问题。即使后来各国出现专利法, 这类经营问题仍无法被法律所触及, 一直是公会和契约治理的专属领域。

例如, 瓦特是一名饱受贫困和失业折磨的英国普通工人。他依靠伦敦城的公会和契约治理获得了庞大的专利许可收入。凭借公会和契约对知识产权的治理, 他的非专利发明、智力劳动给他带来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专利许可收入。这激发无数手工业者加入工业发明人行列, 引爆了英国工业革命。相比之下, 韩国、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已拥有庞大的专利储备, 却一直没有在知识产权经营活动中取得实质性进步, 其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对知识产权资产的经营效率仍然落后于瓦特时代的英国。

目前,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开始影响全球工商业的发展。在某些产业, 它的工商协会、企业联盟、商业谈判能左右全球知识经济的方向, 使它成了全球顶级的知识产权规划中心、战略运营中心、制度创新中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回忆录中宣称, 纽约和旧金山的企业活动都处于西方制度世界的边缘, 对所有宝贵的制度而言, “我们的巢穴和传统永远在伦敦城”。知识产权制度也不例外, 伦敦城公司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已发展近800年, 形成了非常高效的知识产权惯例体系, 可能在全球经济特区、科技园区爆发式扩散, 逐步淘汰各国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

与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主导英国工商文明的悠久历史相比, 基于法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公权式、立法式知识产权治理可能仅仅是世界知识产权法制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二、伦敦城公司的传统衡平式政府治理

伦敦城公司的知识产权治理与其政府治理息息相关。英国是一个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 例如, 它的大城市被分割成一些小型自治市, 享有高度自治权。其中, 伦敦有32个自治市, 以及1个特殊自治体——伦敦城公司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是一家有城市宪章的公营公司) 。后者管辖的地区叫伦敦城, 已存在1000多年, 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长寿”的地方自治体。

实际上, 它是一个仅约9000居民的衡平式民主自治体, 面积仅约1平方英里, 但拥有高度自治权, 有独立的理事会、市长、警察, 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伦敦城公司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34万人, 汇聚了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 375家世界500强公司, 500多家外国银行, 是全世界最密集、影响力最大的资本和企业运营中心之一。

为了平衡本地居民与入驻企业的权益, 伦敦城公司向入驻企业开放参与政府治理的权利。例如, 该自治体的选举法规定, 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爱尔兰共和国、欧盟国籍的居民有1票投票权;非居民中, 每1个无限合伙企业的每1名无限合伙人有1票投票权, 有限公司雇员10人以下的有1票投票权, 雇员10到50个人之间的, 每5人有1票投票权, 雇员50人以上的, 每50个人有11票投票权, 而且公司的投票权可在居住区另外行使1次。

这样, 企业选票远远超过了居民选票, 使伦敦城公司理事会能被企业牢牢把控。但是, 居民集中的选区产生的理事对环保、交通、治安、特种经营等涉及本地居民权益的重大事务有否决权。

选民通过上述规则推选100名理事管理伦敦城。这些理事每4周开会一次, 决定重大事项。理事们可重复加入不同的委员会, 分管不同的业务, 其中,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中有1人出任市长, 负责全面的组织协调与公共关系运作。

伦敦城公司的政府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 自治体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优惠政策主要来自企业选民, 而不再是上级政府, 更非居民选民;第二, 自治体的管理团队, 包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团队产生于衡平民主治理模式, 全世界的公司或个人都可以获得伦敦城公司的选举权, 并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诉求变成该自治体的公共政策;第三, 自治体未来的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合一的治理结构, 使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治理上能协同发展, 与时俱进。

三、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非常落后, 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

伦敦“硅谷”是位于伦敦东部围绕伦敦奥运公园的一片区域, 隶属于伦敦的多个自治市。

伦敦“硅谷”的治理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 硅谷优惠政策很少, 主要是知识产权政策, 而且来自中央政府。

伦敦硅谷的主要创建者是卡梅伦首相。与创建莫斯科硅谷的梅德韦杰夫总理一样, 卡梅伦也是一个“科技迷”, 也把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看作硅谷发展的主要动力。卡梅伦主要通过三项措施推进伦敦“硅谷”建设:按照Google、思科、微软等互联网公司的要求, 修改英国知识产权法律, 创建一个让全球互联网企业“欢欣鼓舞”的知识产权制度;把奥运会场馆改成企业孵化器, 吸纳创业公司入驻;提出企业家移民法案, 为全球企业家在英国投资、创业、定居、旅行提供方便。

从目前的发展看, 英国中央政府向伦敦硅谷输入的优惠政策, 包括知识产权政策, 不但数量少, 而且往往简单、粗糙、僵化, 不可能支撑知识产权密集产业的长效、稳定、可持续发展。

目前, 美国硅谷创业公司的密度超过伦敦硅谷5.5倍, 而且意图创造100亿美元以上业绩的高科技项目, 绝大部分拒绝选择落户伦敦, 因为这些项目的投资人往往只愿意相信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加盟伦敦硅谷政府推进小组的Facebook公司副总裁乔安娜·希尔兹就主张, 为入驻伦敦硅谷的企业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 这是英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 硅谷政府团队产生于政商分离的民主治理模式, 其政党政治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伦敦“硅谷”地区的大部分自治体仅接受居民民主、政治民主, 侧重居民的政治诉求;而不接受企业民主、商业民主, 往往忽略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例如, 哈克尼自治市 (Hackney) 仅允许本地居民中年满18周岁的英联邦公民、爱尔兰共和国公民参加选举, 当选的市长、市议员等全部是党派成员, 如2010年产生的新议会包括工党议员50人, 保守党议员4人, 自由民主党议员3人。英国工党起源于底层劳工组织, 偏向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该党把控的议会对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一直反应淡漠。

伦敦“硅谷”地区的陶尔哈姆莱茨自治市 (Tower Hamlets) 允许印度、加拿大、斯里兰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56个英联邦国家, 全部欧盟国家的公民, 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和其他15个海外属地的公民参加地方选举, 但没有赋予本地企业选举权。2010年, 该市产生的新议会包括来自17个选区的51名议员。这些议员来自6个党派, 最大的党派仅拥有40%多的议席。由于议会内政党林立, 而且工党势力较大, 这个自治市为伦敦硅谷引进衡平民主制度的阻力也很大。

总之, 传统民主治理模式把自治体的制度创新束缚在政党政治框架内, 很难接纳企业的商业诉求, 包括知识产权诉求, 很难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第三, 硅谷制度创新依靠政商分离的治理结构。

如果负责制度创新的政治实体与工商界过度分离, 那么制度创新的效果就会非常差。例如, 在伦敦硅谷的希尔狄地区 (Shoreditch) , 非居民的工商企业被剥夺了选举权, 由全民直选的市长直接行使行政权。这种市长往往是竞选行家, 却普遍缺乏行政管理才能, 更非工商业界能推选或把控的精英, 对自治体的经济振兴没有多大帮助。如2008年, 希尔狄地区犯罪率排名英国前列, 有著名的凶杀一条街, 区内约47%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在这种落后地区建设硅谷, 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硅谷的振兴离不开具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响应、应变、创新能力的社会治理模式。一个连犯罪、贫困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

例如, 思科公司已宣布进入伦敦硅谷, 但是, 其CEO约翰·钱伯斯认为, 除非卡梅伦首相能够推动伦敦科技城 (即伦敦硅谷) 建立伦敦城那样政商合一的地方政府, 否则没有哪家跨国公司会把战略资源部署到那里。作为保守党党魁, 卡梅伦首相曾向入驻伦敦硅谷的各国企业承诺, 恢复英国的古典主义传统是其历史使命;其中, 恢复商人的选举权, 恢复政商合一的地方自治政府, 回归衡平式民主传统, 甚至把这一传统从地方自治体推进到国家治理层面, 这是当时卡梅伦首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四、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需要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英国政府通过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 逐步建立了工业化、规模化的专利审查制度, 解决了特许令状供给不足的问题, 大大削弱了传统的公会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模式。然而, 这种脱离企业商会, 不被商会规程、企业契约束缚的知识产权也有很多缺陷, 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破坏性创新。

西方金融危机表明, 剥夺法人选举权的西方民主政治塑造了一个让破坏性投资泛滥的政府, 主权债务危机是这种泛滥的必然结果。同样道理, 脱离商会和契约约束的西方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也在让破坏性创新泛滥成灾。

在西方, 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已重新通过公会、契约团结起来, 形成了大量的知识产权联盟、研发联盟、技术联盟, 建立了与官方知识产权制度迥然不同的新制度, 而且各个联盟的知识产权制度微创新、集成创新都有较大差别, 属于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这些联盟能抑制破坏性创新的泛滥。

然而, 仅有这类联盟还远远不够。重建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这需要商会的成员——法人们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穿过“立法丛林”回到公会、契约治理的传统时代, 能独立、自由地参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微创新、集成创新。

在西方, 随着法人经济力量的兴起, 如何维护法人的权益成为法制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其中, 法人的人格完整化进程侧重给法人穿上宪法权利的铠甲, 因为在盛行违宪诉讼的西方国家, 拥有宪法权利的法人在理论上能对抗一切法律, 能用契约造法代替国家立法。

五、美国硅谷积极引进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的若干原由

美国在法人权利的宪法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如美国法人已拥有免于双重危险、大小陪审团审判、政治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宪法权利。不过, 法人权利宪法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而艰难, 主要是司法诉讼的结果。例如, 随着快递业务的发展, 美国各州推出了不同的损害赔偿制度, 这束缚了跨州快递业务的发展。纽约某快递公司曾起诉两个州的立法违宪, 最终帮助美国法人获得了免于州立法干预的宪法权利。

在选举权方面, 美国一些地方自治体保留、改进或恢复了英国的居民和企业共同选举制度, 实际上也已赋予法人选举权, 但是这种自治体的数量还不多;而且, 法人选举权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宪法权利。

不过, 罗姆尼的总统竞选顾问考夫曼曾说, 罗姆尼的失败恰恰开启了一个法人权利扩张的新时代。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 奥巴马获得的选票仅比罗姆尼多约300万张, 但是美国90%以上的企业家和2/3以上的白人男性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罗姆尼。考夫曼说, 美国民主制度没有选择一个理解公司、热爱公司的总统来解决这一制度亲手缔造的经济危机, 但是为了对抗危机, 大量地方自治体将被迫开放法人选举权, 帮助公司精英成为地方政治领袖。如果法人选举权在美国地方自治体被广泛推行, 那么它的宪法化就不会太遥远了。

总之, 在知识经济时代, 美国正在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多数专家认为,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摘要：英国自称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但是, 其伦敦“硅谷”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已透露出落后的一面, 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不毛之地。伦敦城公司治理模式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美国硅谷研究会称其是知识产权密集产业“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治理模式, 并呼吁美国硅谷各自治体积极引进这种传统治理模式。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通过法人权利的全面宪法化, 逐步振兴企业商会的分散式、契约式知识产权治理, 将是一个伟大的法治进程。

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研究 篇10

近年来, 由于竞争环境的不断升级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无论是外部表象还是内部机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企业运营突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组织边界也变得模糊, 产业分工逐步细化,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网络逐渐形成。环境变化对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作用越来越重要, 知识产权贸易成为企业的基本业务之一, 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有形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 对于一件复杂性产品的制造商来说, 它的研发、制造离不开零部件供应商的支持, 最终产品的知识产权 (专利权、商标权等) 则是由零部件的知识产权组合而成的。比如, 在联想Think Pad系列笔记本电脑上, 能够看到Microsoft、Intel、IBM等公司的商标。由此, 企业集团、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企业网络等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并日趋普遍, 专注于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开始深入合作, 形成一种新型的、由知识产权节点构成的网络组织———企业知识产权网络。

知识产权网络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却略显滞后。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专利丛林[1] (Patent Thicket) 、专利池[2] (Patent Pool) 、专利组合[3] (Patent Portfolios) 等领域, 从微观的层面上考察企业之间的专利合作与交易, 未能延伸到网络组织的层面对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知识产权节点之间复杂、深入、立体的联结关系和治理模式进行探索, 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空间。

本文在对企业知识产权网络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了其结构范式的构成要素和联结方式,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了知识产权联盟的类型。

一、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内涵

(一) 知识产权网络的基本概念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4]。按照《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 下列权利构成知识产权:著作权与邻接权、专利权或 (和) 发明权、发现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及其他标记权、反不正当竞争权以及其他由于智力活动产生的权利。

在现代产业结构中, 传统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逐渐纵向解体, 产业组织随之网络化、模块化, 以专利权或 (和) 发明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及其他标记权等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成为了联结产业链条中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纽带, 因此知识产权开展的管理活动成为促进产业创新和演进的重要力量。从高端装备制造业到信息产业, 皆呈现出垂直分离、合作竞争、协同创新、分布式制造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至此, 基于知识产权联结而成的网络形成。知识产权网络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Networks, IPRN) 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 不同企业之间, 以不同权利人的专利技术、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为纽带, 相互联结、耦合而成的关系网络[5,6]。

(二) 组织结构范式的内涵

范式 (Paradigm) 一词最早由托马斯·库恩提出, 原意是指哲学领域“得到公众认可的典型模式”, “作为一种模式或范例, 能够替代作为一般科学存在的难题办法的基础的明确原则”[7]。近些年来, 范式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在管理学领域, 企业组织范式被认为是环境的最佳配偶, 是解决组织问题、实现组织目标———满足客户需求的一组典型方案, 是以客户需求为投入、出产客户满意的系统, 是为客户和社会提供满意价值的流程[8]。它反映了企业结构、流程、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高度的一致性, 其本质是一组处于均衡状态的复杂关系, 或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的联系。组织范式是组织要素之间达到某种一致性的均衡状态, 或是一组均衡一致的组织要素关系。

对于网络组织来说, 其结构范式是指网络组织中所有成员关系模式的集合。网络组织的诞生、成长、成熟、衰落、解散的过程, 都离不开组织结构的支撑。厘清网络组织的结构范式, 辨识组织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 是制定网络组织运营规则、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的前提, 也是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的基础。

(三) 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描述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受让人作为网络的节点, 相互之间通过知识产权的利用关系联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虚拟的、动态的、无边界的网络组织。在这个网络中, 既有构成网络运营主体的节点———知识产权的出让人和受让人, 也有联结各个节点的关系纽带———知识产权, 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 如图1所示。在知识产权结构范式中, 节点是相互独立、地位平等的, 没有领导和权威, 节点之间的联结是自愿进行的;结构范式中的运行, 既依靠显性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来约束, 也依靠网络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运行规则等隐性规则来维系, 二者缺一不可;结构范式是开放的、无边界的, 随时会有新的节点加入和旧的节点剔除, 保持组织自身的生命力。

对于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研究, 重点是厘清结构范式中的构成要素, 对其进行分类, 并找出各种要素之间的典型联结关系。

二、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的构成要素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网络节点既可以是单一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若干家企业组成的企业联盟。而且, 无论是个体成员, 还是联盟成员, 都可以作为知识产权的“出让人”或“受让人”。由于产业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和知识碎片化的趋势, 使得知识产权联盟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存在十分必要, 它降低了知识产权壁垒, 推进了产业标准的建立、普及和产业的快速发展。首先, 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 对于联盟出让人或联盟受让人来说, 都创造了规模经济性, 降低了知识产权贸易的总成本;其次, 无论是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叉许可, 还是联盟与外部成员之间的知识产权贸易,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 形成综合优势;再次, 利用联盟的团体力量, 易于市场推广和标准普及, 建立或克服产业壁垒;最后, 联盟内部的成员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升, 利于处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生产关系。

(一) 个体成员

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拥有特定战略定位的个体成员较为普遍。个体成员之间的知识产权联结, 是通过一对一的独立许可方式完成的, 管理模式简单、协调效率较高。对于个体出让人来说, 他们拥有产业链条中某个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通过知识产权许可的方式, 实现市场开拓和企业增值, 并得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 维持企业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对于个体受让人来说, 他们通过购买该项知识产权, 使得本企业的相关业务得以完成, 并可以在购买的知识产权基础之上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 实现技术升级。

(二) 联盟成员

联盟即指知识产权联盟, 它作为团体成员在知识产权网络中发挥作用。所谓知识产权联盟, 是指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两上或两个以上的成员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 通过协议、契约等手段促使各方采取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联合行动, 进而形成的一种松散的合作组织。知识产权联盟内部成员将涉及知识产权贸易的相关利用活动委托联盟进行统一处理。在涉及行业标准竞争的领域, 知识产权联盟应用尤其广泛。参照Clarkson[9]、陈锦其[10]等人的观点, 依据联盟成员在产业链条中的位置, 以及和其他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 本文把知识产权联盟分为联盟出让人、联盟受让人和混合联盟。

联盟出让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权利人间的协定, 用以相互间授权或共同向第三方授权他们的一项或多项知识产权。联盟出让人是一种组织化了的知识产权联合许可, 是交叉授权标的的知识产权集合体。通常情况下, 联盟出让人由知识产权网络中的处于产业链上游、中游的供应商组建, 所得收益在联盟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联盟出让人在IT等高技术领域较为普遍。联盟出让人的成立, 避免了联盟成员之间因知识产权对抗导致的损失和由知识产权侵权引发的诉讼, 最终达到促进发展、合作竞争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对于受让人来说, 则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面对联盟的议价能力削弱;另一方面, 由于联盟出让人实行的是高效的“一站式”授权方式, 也省去了与多家知识产权企业接洽的麻烦, 降低了交易成本, 加快了产品前期研发的速度, 并可享受购买多项相关知识产权许可时的总成本折扣。

联盟受让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受让人间的协定, 用以提高对外购买知识产权的谈判筹码。联盟受让人通常由知识产权网络中的下游购买商组建, 主要针对位于上游处于垄断地位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通常, 权利人往往拥有核心专利技术, 且数量不多, 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卖方。联盟受让人的建立, 可以共同积累谈判筹码, 以量取胜, 合力应对权利人对权利金的追讨, 提高受让人的话语权, 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降低交易成本和采购成本。2000年12月, 台湾地区IT企业为了共同积累对外的知识产权谈判筹码组建了“E-Patents”联盟。联盟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合产业力量, 协调联盟内部企业的行动, 共同应对上游厂商的专利收费, 提高下游厂商整体的谈判能力, 避免成为他国上游厂商索取权利金的肥羊;另一方面, 积极鼓励创新和软件专利认知, 建构专利保护网, 形成反侵权联盟, 共同开拓知识产权市场。目前已经加入e-Patents技术联盟的IT厂商有丽台、金网、凌群、怡康、技嘉、群想、若比邻、倚天、友立、英资达、资通、鸿海、旭丽、英业达、意蓝、宏碁、顺豪、精业、叁慧、讯连等20家。

混合联盟也叫纵向互补联盟, 它是指位于产业链条上下游相邻环节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产权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协定, 用以保障产业链条的完整和整体最优。伴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长, 一种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往往需要多项互补性知识产权, 这些知识产权掌握在不同的权利人手中, 相互依赖、不可替代, 由此带来造成知识产权的片断化和高昂的交易成本等问题。在此背景下, 产业链条中纵向分离的不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 以专利技术、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相互联结、耦合, 最终形成复杂的互补性关系网络, 即混合联盟。混合联盟实质是依据产业链条建立的垂直关系链条, 联盟成员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具有互补性, 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消除敲竹杠和双重边际, 从而获得垂直一体化的利益。现代IT产业中, 芯片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系统软件开发商、中间件开发商、应用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 (制造) 商等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合作制造网络。在这个网络中, 几乎所有的最终产品都不是由一家企业独立完成的, 而是由多家企业合作完成。其中最为成功的混合联盟就是Wintel联盟, 近些年来它一直是科技市场吸金能力最强的组合。Wintel早期是指在个人电脑领域, 是由微软的DOS操作系统、Windows操作系统与英特尔X86芯片结合的技术架构, 该架构很快成为业界标准, 两家企业则演变成Wintel联盟。自1980年代来, 凭借两家企业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整合之后的标准垄断, Wintel联盟一直居于全球IT产业链的最上端, 主导着全球IT产业的发展, 成为个人电脑市场的主要驱动力量。

三、知识产权网络范式的联结关系

在知识产权网络结构范式中, 出让人 (权利人) 、受让人通过知识产权的利用活动联结在一起。知识产权的利用是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 包括权利人本人利用和他人利用, 具体的利用方式有许可、实施、转让、证券化、信托等。无论哪种利用方式, 对于权利人来说, 都是通过合法垄断地位, 谋求超额垄断利润, 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知识产权许可是最基本的利用方式, 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通过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方式, 允许后者依据约定条件, 在约定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4]。其中, 所签订的合同被称为“许可合同”, 知识产权权利人被称为“许可人” (licensor) 或“出让人”, 许可合同的另一方被称为“被许可人” (licensee) 或“受让人”。从图1中可以看出, 在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中, 知识产权的许可方式有独立许可、联盟许可、交叉许可3种。

独立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企业个体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 独立向其他受让人授予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独立许可。受让人既可以是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由若干企业组成的联盟受让人。个体出让人通常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垄断了产业技术基础或者产业前沿的技术专利, 掌握了知识产权贸易过程中的主动权。

交叉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成员之间彼此交换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交叉许可。交叉许可主要有两种状况:一是在两个企业之间彼此授予对方知识产权;二是多个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彼此授权, 涉及多项知识产权,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知识产权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叉授权。很多情况下, 为了保证交叉许可的公平性, 进行交叉许可的企业不再向外部的第三方企业进行授权。

联合许可:在知识产权网络中, 多个知识产权权利人组建知识产权联盟, 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转移或者许可给联盟, 联盟再作为最终的权利人统一向受让人授予知识产权的方式称为联合许可。受让人既可以是企业个体, 也可以是由若干企业组成的联盟。联合许可对于交易的双方来说, 既降低了交易成本, 也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的平均采购成本。

四、案例分析:DVD知识产权网络

数字多功能光盘 (Digital Versatile Disc, 简称DVD) , 是一种光盘存储器, 通常用来播放标准电视机清晰度的电影、高质量的音乐, 并可用于大容量数据存储。DVD是CD/LD/VCD的后继产品, 无论作为计算机的外围设备还是作为家用电器, 应用非常普及,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在DVD产业中, 由联盟出让人和个体受让人组成的知识产权网络日趋成熟, 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拥有原来分散在众多上游厂家的核心专利技术和芯片生产, 并组建了数家联盟出让人, 如DVD 3C联盟、DVD 6C联盟等, 它们向DVD下游生产商出售DVD核心专利技术以及解码芯片, 使得DVD技术迅速得到普及。

(一) 构成要素

目前, 在DVD知识产权网络中, 主要有联盟出让人和个体受让人两类构成要素。其中, 影响力比较大的联盟出让人有1C (汤姆森) 、3C (飞利浦、索尼和先锋) 、6C (日立、三菱、松下、东芝、JVC、时代华纳) 、9C (汤姆森、飞利浦、索尼、先锋、日立、三菱、夏普、三星和LG) 、10C (汤姆逊、飞利浦、索尼、先锋、日立、三菱、松下、东芝、JVC、时代华纳) 等, 如图2所示。这些联盟出让人最终引领了DVD技术的走向, 而大量的DVD厂商、计算机厂商则是受让人。

以DVD 6C联盟为例, 它成立于1997年10月20日, 技术领先的时代华纳、日立、松下、三菱、东芝和JVC等六大企业成为联盟最初发起者。1999年6月11日, 6C发布文告, 宣称自即日起向全世界提供有关DVD技术的专利共同许可, 期待通过共同许可方式促进DVD产品在世界的普及。2002年6月, IBM公司加入DVD 6C联盟。DVD 6C联盟掌握着全球DVD技术前沿和核心的内容, 它集成了分散在六家公司的DVD专利, 包括DVD播放器、DVD只读光驱、DVD刻录机和各种规格的DVD盘片 (DVD-ROM、DVD-RW、DVD+RW、DVD影碟) 等。6C联盟注册的DVD专利共分为5类, 合计1143项。

(二) 联结方式

在DVD知识产权网络领域, 主要的连接方式是联盟联合许可方式。如图3所示, 在DVD 6C联盟中, 6C将知识产权委托给DVD 6C联盟, 东芝作为联盟的总协调者, 负责缔结统一的共同专利许可契约, 6C都要遵守所缔结的契约。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 主要由松下电器、三菱、日立3家企业负责, 它们作为“DVD 6C”联盟的知识产权代理者, 按地域分担交涉业务。据DVD 6C统计, 全球已获专利许可的厂商共有230家。其中中国有121家, 每年将向6C支付数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三) 案例小结

DVD领域的知识产权较为分散, 被诸多厂商或厂商联盟掌握, 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知识产权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出让给更多的DVD生产厂商, 由此形成了DVD知识产权网络。通过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 提升了各自的核心能力和产品能力, 使得DVD产品得以迅速普及。同时, 通过提高各种不同厂商标准之间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促进了DVD知识产权网络的高速发展, 更好地应对了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五、结论与展望

技术碎片化带来了知识产权的碎片化, 由此诞生的知识产权网络已经成为复杂技术环境下的网络组织范式。本文对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进行了分析, 理论贡献如下:界定了知识产权网络的基本概念, 建立了知识产权网络的结构范式, 并厘清了知识产权网络的节点类型和联结方式。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对企业提供如下的建议:企业应立足于核心能力, 合理地嵌入知识产权网络, 积极应对知识产权的贸易与合作, 创造生存空间。在知识产权的碎片化对企业的影响将日益深远的情况下, 复杂环境下的协同创新、知识产权贸易形式的多样化、知识产权网络的动态演进过程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也将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工作。

参考文献

[1]Carl Shapiro.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C].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ume I, Adam B.Jaffe, Josh Lerner, and Scott Stern, eds., MA:MIT Press, 2001.

[2]Josh Lerner, , Jean Tirole.Efficient patent pool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691-711.

[3]刘林青, 谭力文, 赵浩兴.专利丛林、专利组合和专利联盟——从专利战略到专利群战略[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18 (4) :83-89.

[4]朱雪忠.知识产权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5]吴正刚.知识产权网络关系治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19) :107-110.

[6]吴正刚, 鄂莹晨.知识产权网络自组织治理研究[J].情报杂志, 2012, (12) :115-120, 103.

[7]Thomas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nlarged[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1986.

[8]李怀斌.企业组织范式研究——营销导向型互联企业的提出、分析与设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9]Clarkson G.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Patent Thickets:A Network Analytic Approach[D].Harvard Business School Doctoral Thesis, 2004.

德姆塞茨论企业和产权 篇11

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有一些伟大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无疑是这些伟人名字中的一个。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之一、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一员，也是管理经济学的重要开创者。由于其卓越的贡献，他曾经数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德姆塞茨是无冕之王。

1930年，哈罗德·德姆塞茨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天生的芝加哥学派成员。他于1953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学位，于1954年和1959年分别获得西北大学的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开始，德姆塞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1年至1977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1978年开始，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直到今天。目前，他是该校的荣休教授。

德姆塞茨教授致力于产权、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理论的研究。其著作《关于产权理论的探讨》、《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所有权、控制权与企业》，都是该领域的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德姆塞茨和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颇有渊源，其得意弟子、香港大学讲座教授肖耿，是在中国最早介绍和传播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企业的本质

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Coase)开始，企业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科斯本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组区别于市场的契约关系，其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应该说，科斯对于企业的理解是十分有创造性和启发意义的，此后所有关于企业本质的思考，基本上都沿用了科斯的分析思路。但是，事实上科斯并没有真正说明企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科斯指出了企业是一种契约，但关于“企业究竟具有怎样的区别于市场的特征?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特征?”等问题，科斯并没有能正面加以回答。

沿着科斯的传统，德姆塞茨和其同事阿尔钦(Armen A.Alchian)在1972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对企业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企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在德姆塞茨和阿尔钦看来，主要是生产的团队性质和“中心签约人”的存在。

什么是团队生产呢?在德姆塞茨和阿尔钦的语境中，团队生产的含义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整个生产活动需要多种不同生产要素的参与，并且这些要素属于不同的人所有。第二，整个产出并不是各个要素贡献的简单相加，每一利，要素对于其他要素的生产力都会产生影响。由于第二个特点的存在，使得在团队生产中测定某一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并以此为根据支付报酬变得很困难，从而给了每个参与生产的人逃避责任的动机。

举个例子，有一群搬运工要把一块大石头运到山上。假设石头很重，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才能成功搬动石头，但如果发现大石头没有动，却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是哪个人在偷懒。那么，如果有人认为，在搬石头的团队中，会有其他人不努力，那么对他而言，最优的反应就应该是也选择偷懒。我们知道，在一个团队中，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协调机制，那么所有人都选择出力的可能是很微小的，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认为其他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偷懒的可能性必然会大于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努力工作的可能性。如此一来，自己也选择偷懒当然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最优的选择了。

按照以上这个逻辑，一些事情往往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但由于偷懒行为的存在，团队的合作又通常难以达成。那么，这一困境应该如何应对呢?德姆塞茨和阿尔钦指出，这可以通过引入一个进行外部监督的“中心签约人”来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以搬石头为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既然搬运工之间的相互监督是困难的，那么为什么不外聘一个人来对所有人进行监督呢?如果在大家搬石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谁用力了、谁没有用力都能一目了然，那么不就能强迫所有人都卖力干活了吗?

从团队之外请一个监督人，这个解决思路是不错，但问题在于，那个监督人凭什么有积极性来从事这么无趣的监督工作呢?德姆塞茨和阿尔钦认为，为了保证监督者的积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承诺让监督者获得剩余索取权，即如果工作完成了，除了按照贡献支付所有团队成员的报酬之外，剩下的财富都归监督者所有。在这样的设定下，监督者当然就有激励尽力监督团队成员，而在他的监督之下，原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的团队合作也就变得可以完成了。

在现实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所说的“中心签约人”对应的是企业的老板，而团队成员对应的则是企业的雇员。老板对于企业的雇员有监督的责任，所有老板能发现的问题就是工人的问题，而所有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就是老板的问题。在分配上，工人们按照自己的努力得到工资；而企业的剩余，也就是利润则归属于老板。

尽管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关于企业本质的理论仍然是显得过于简单，并且一些设定也和实际相去甚远，但这一理论深刻地涉及了企业的团队生产、内部监督、剩余分配等重要问题，确实将科斯以来的企业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关于产权

德姆塞茨对于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恐怕是其关于产权的研究。

“产权”这一概念，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每个人对于这个词的确切概念的理解却往往大相径庭，这导致了分析上的混淆。因此要讨论产权问题，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给产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究竟产权是什么呢?在德姆塞茨看来，

“所谓产权，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值得指出的是，在德姆塞茨的语境中，产权针对的并不是某一项物，而是某一项特殊的行为，例如，某一个企业拥有“通过质量更高的产品打击竞争对手”的产权，而没有“以低于限价销售商品”的产权。德姆塞茨这种从行为考察产权的做法，其本质在于将产权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在进行了这种定义后，人们在考察产权变更后设计的受益、补偿等行为时，思路就变得更为清晰了。如果将产权理解为人与物的关系，就很难说明为什么人与物的关系的变更会引发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变动。同时，这种定义方法很直接地把用产权观点可以分析的问题扩展到了对于生产资料，甚至财产分析的范围之外，从而使得人们能用产权来看待更多真实世界中的问题。

在明确了产权的概念后，德姆塞茨进一步阐述了产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区别。在现实中，产

权和所有权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甚至被混用的概念，那么在德姆塞茨看来两者又有什么区别昵?德姆塞茨认为，所有权和产权的区别，是一个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所有权是一个整体，它可以包含多项产权——如果将产权比做一粒棋子的话，那么所有权就是整整一盒的棋子。例如，我们说对于一栋房子拥有所有权，那事实上是说拥有对于房子的一系列产权，包括使用、转让、出租、处置等，而其中任何一项具体的权利都构成了一项产权。

在明确了产权的概念以及产权和所有权的不同后，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产权究竟有什么用”。在德姆塞茨看来，“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部性内部化”。所谓外部性，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在决策时带来的无需支付成本的副作用，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在经济运行中，由于人们并不能对外部性定价，所以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例如，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约束，那么工厂排放废气就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德姆塞茨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如果产权清晰，那么外部性就可以很好地被内部化。还以工厂排放废气为例，如果规定周边居民有享受清洁空气的产权，那么一旦当他们发现工厂排放废气，就可以向其索赔。这样一来，排放废气对于工厂而言就不再是不用支付成本的了，它需要重新考虑最优排放量。换言之，工厂排放废气所引起的外部性就被内部化了。

既然产权对于外部性的程度和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那么设计合理的产权结构就对经济运行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此，德姆塞茨在大量的著作中进行了讨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姆塞茨指出了“产权残缺”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产权是定义在行为上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有一些行为的产权是没有被清晰定义的，这就会为外部性的产生、经济效率的损失提供了可能。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厂长能够干什么、小能够干什么，是很不明确的，同一行为，在某一政治形势下可能对，而在另政治形势下就可能错。在这种背景下，厂长们的最优决策当然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成为了当时企业严重无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权责叫确”后，厂长拥有的产权，即责任和义务被清楚界定后，企业的效率也大多随之提高了——这体现的就是产权的作用。

“涅槃错觉”

和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代表一样，德姆塞茨始终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集中于可以观测到的真实世界，而不是虚拟的、假设的、乌托邦式的幻境。在1969年的重要论文《信息和效率：另一种观点》中，德姆塞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涅槃错觉”(nirvana fallacy)。

什么叫“涅槃错觉”呢?通俗地讲，“涅粲错觉”就是指当人们发现一种制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缺点时，总会想象出用一种其他的制度安排和方法来加以代替，而这些替代选择本身却仅是被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不清楚德姆塞茨为何用“涅槃”这个词，或许是认为“推翻原方案，提出完美新方案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思想的涅粲吧。

德姆塞茨在提出“涅槃错觉”这个说法的时候，主要是用以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数理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的观点。在1962年的一篇重要论文中，阿罗认为由于信息问题、风险规避等，完全自由运行的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发明创造，因此如果通过政府或者某个不营利的机构来资助发明活动，是可以改进社会福利的。针对这一论断，德姆塞茨指出，阿罗事实上是用一个想象中的完美来代替了现实中的不完美，这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政府或不营利的机构来进行干预可以让情况变好，这个论断是建立在政府或机构能够比市场更好处理信息，以及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府或机构可能存在的基础之上的。究竟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机构或政府呢?恐怕不存在。既然前提不存在，那么阿罗的理论就成了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大厦了。

我不想对阿罗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进行评价，只想把关注点集中在德姆塞茨讨论这一问题的思路上。阿罗的理论更多关注规范性问题，所以德姆塞茨的指控未必是真打在了点子上。的确，在现实中，我们都经常产生德姆塞茨所说的“涅槃幻觉”，对于某套方案，总是很习惯地指出其不完美，并十分自大地认为可以更好地加以改进。但正是在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对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答案进行考量——究竟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自己的思路是否是可行的?要执行这些思路还需要怎样的条件?所有这些，可能都被忽略了。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别人的行动这里不对，那里不是，但是换成自己的昵?很难保证我们就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企业的决策者，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在分析和批判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重要的不是知道被分析者是不是做到最优了，而是知道他在当时的局限条件下，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最优。而在提改进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十分慎重，务必保证自己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一个建议本身并不可行，那么无论在理论上有多么完美，它都是毫无价值的。

德姆塞茨目前已经八十高龄，虽然早已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但是德姆塞茨还是每天坚持去学校的办公室，继续研究工作。据说，有一次德姆塞茨患了重病，几乎不治。但当病痊愈后，他便重返自己的办公室，和此前一样继续自己的研究。一位年轻的教员不解地问德姆塞茨：“哈罗德，上帝好不容易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时间去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德姆塞茨听后，哈哈大笑，答道：“最喜欢的事情?我现在不就是正干着吗?”

企业产权结构 篇12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一)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战略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环境。如果仍依靠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虽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但是不可持续,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需要突破瓶颈, 需要重视科技的力量, 树立科学发展观, 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和企业需要转移战略方向, 注重科技的力量, 如我们周边的国家, 韩国和日本, 非常重视国民的创造力, 它们的资源相对匮乏, 但依靠科技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 并引导21世纪经济发展的潮流。我们知道, 发展靠的就是科技, 说到底就是人才, 重视人才就是重视科技, 所以, 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须包括知识产权。为此, 在2008年6月5号, 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提出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可见,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二) 知识产权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 成为我国主动的发展权。前主席胡锦涛指出:保护知识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方面, 是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方面, 是提升我国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第三方面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和规范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第四方面, 实现互利共赢和扩大对外开放。

二、知识产权与核心竞争力

(一) 知识产权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当今, 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高端知识产权, 高端知识产权不受领域和行业的限制, 它具有高的科学技术含量, 很容易转化为高附加值、具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知识产权一旦转化为知识产品, 将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 高端知识资源与普通知识产权相比, 具有层次高、竞争力强和超效能的特性。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 许多发达国家已把知识产权作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手段, 如发达国家, 美国和德国等;许多企业把它作为经营战略资源, 如世界500强企业, 如果没有高端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根本无法打开国际市场。

高端知识资源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引领作用和提升作用。因此, 必须强化高端知识产权意识, 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引导, 加快发展高端知识产权。从2008年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7年来, 社会各界企业、各级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关注知识产权, 它是建设我国创新性国家的有力保障, 也是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和企业的核心要素。所以, 国家和企业在实施知识产权时, 应更加注重高端知识产权的发展, 在我国做得非常好的企业, 如海信、海尔、青岛啤酒、华为等, 他们非常重视基础科研, 研发人员将近占到其职工总数的50%, 发展高端知识产权, 他们认为, 高端知识产权就是企业的生命线。这些企业是依托高端知识产权走出国门, 抢占国际市场, 特别是海尔集团, 它的冰箱环保、节能、安全等技术获得国际标准认证, 成为世界冰箱技术的领头羊。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一) 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产权, 即是知识壁垒。现在, 已有80%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 大约是400多家。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的都是一些核心产业的技术, 如生物技术、新材料, 信息技术、药品等, 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这些跨国企业非常重视他们的权利, 又排斥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 目的是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 保护它们的应得利益。我们知道, 有些跨国企业共同联合起来, 提出它们的权利要求, 有时动用政府协调解决。虽然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出台,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们认识到我国企业的生存的形势非常严峻。我国的企业常遭遇知识产权壁垒, 诉讼逐年增加, 出口受到限制, 有些企业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面临倒闭。另外有些企业, 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空间不足, 在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较差, 使得它们的发展受到限制, 这些企业都是些低端知识产权的企业。这都归咎于我国企业长期以来, 注重产品的投入, 不重视研发所致。

(二) 我国没有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但我国科技实力仍有待提高, 特别是我国的高精尖技术, 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我国是一个后发赶超的国家, 许多技术需要向先进发达国家先学习, 然后形成自主生产力, 利用自身优势取胜。但是我国知识产权政策, 没有很好保护企业和知识产权人的利益, 它们的利益常受到侵犯, 使得它们投入巨资开发的技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我国, 知识产权受到侵权的可能性极高, 许多跨国公司跟中国做生意最担心的就是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事实上, 知识产权的系统保护, 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需要。但目前, 我国缺乏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许多知识产权政策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无法打击侵权人, 无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

(三)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瓶颈是保护知识产权

原有发展模式利益链条上的人不愿动, 不愿转, 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困难, 一方面是这些企业自身的能力不足, 经济的发展长期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 除了中国企业自身底气不足之外, 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点上, 对中国的合作伙伴早已心存警惕, 它们不愿意把自己投入巨资开发的技术放在中国。所以, 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目标不好实现。

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我国应积极面对知识产权的问题, 在发展对外贸易时, 必然会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但需要适应它, 争取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在国际贸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们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一) 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 他们在应用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外国企业控制我国许多企业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许多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成为加工组装的企业, 有些企业因跟外国企业合资、合作时, 把我们许多著名的自主品牌都合资、合作掉了, 如凤凰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等, 当时这些企业不知品牌具有价值性。对此, 我国企业因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为与挑战, 培育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政府应加强引导, 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 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应注重自身的基础技术, 自身的研发能力。我们常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没有基础研发能力, 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依靠自身的能力获得发展。我们的企业也可联合起来, 进行开发新技术, 利用各自的优势, 把市场做大做强, 实行强强联合。

(三) 掌握知识产权规则

作为现在的企业, 掌握知识产权规则非常重要,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规则。我们企业不能埋头苦干, 在研发技术, 产品出口时, 需要先掌握该技术在国内、国际的情况, 是否该技术在国际属于空白。否则, 自己花费巨资开发的技术早已在市场上问世, 等于白白浪费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也给企业错失发展的良机。

(四) 注重培育人才

世界经济的竞争, 说到底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未来世界的发展, 靠的就是人才的发展。作为企业, 赢得人才就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企业可以采取自主培养和向外吸纳的方式, 最关键的是要留得住人才, 让人才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说:“不能统一每个人的思想, 但可以统一大家的目标”。目标可使人才聚在一起完成共同的任务, 实现发展。因此, 我国的企业, 应重视人才培养。

总之, 我国只有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依靠自身的力量, 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积极申请专利保护、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等措施, 才能让我国企业免受切肤之痛, 并让知识产权这把双刃剑为中国自身所用, 我们只有将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积极申请专利、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等措施, 才能让我国企业免受切肤之痛, 并让知识产权这把双刃剑为中国自身所用。为此, 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与宣传, 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以增强我国科技、经济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布<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2008.6.

[2]胡锦涛.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EB/OL].新华网, 2006-5-29.

[3]姜奇平.我国缺乏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战略系统[Z].2014-6-13.

[4]茅于轼.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真相[J].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