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政策（精选11篇）
产权政策 篇1
1 引言
近年来,在WTO的多边谈判中,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环境,这是因为,贸易使得一国开放国内市场或扩张利用非友好的环境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加污染。因此主张用污染税和绿色关税政策的组合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争论焦点。知识产权保护者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落后国家侵害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因而,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协调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中,Markusen(1993)第一个探讨了企业选址与环保政策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包括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个企业。企业通过比较在本国和外国的选址成本、运输成本和环保政策而决定在哪个国家投资建厂。此时企业有三种选择,或根本不进入市场,或在国内建厂而服务于两个国家,或在两个国家分别建厂同时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其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1]。而Michael Porter(1995)则研究了对于R&D的环保管制而产生的正外部性。他指出,环保政策通过所谓的竞争优势能促使国内企业开发绿色技术,以加强其长期盈利[2]。但C.Carraro和D.Siniscalcl(1994)则认为,更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对利润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增加生产成本的直接效应,一是通过刺激创新而降低可变成本的间接效应,通过比较这两个效应,他们得出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增强产业竞争力[3]。而Alireza Naghavi(2006)则把贸易自由化、各国环境政策的协调性、企业选址和减污R&D放入一个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的在规范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对称环保标准的两国模型来检验绿色关税或者环保标准的一致性是否能刺激更多的减污R&D投资和更洁净的环境[4]。分析表明,绿色关税能增加发达国家(环保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增加减污R&D投资,同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绿色关税能降低企业重新选址的激励并鼓励企业增加R&D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替代。由更高的减污R&D投资带来的更低的单位排放和更低的竞争程度以及由绿色关税引起的更少的全球污染,增加了人们对于环保协调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双重政策的有效性的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Alireza Naghavi的模型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进行减污R&D投资时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知识外溢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South)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完善,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以应对污染税、绿色关税时可能并不有效,South国企业能轻易的对其技术进行模仿或复制,从而使North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丧失,进而降低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二是没有考虑到两国间的成本差异,如果North国和South国的成本差异过大,足以弥补由于绿色关税所引起的成本差,那么North国仍然有重新选址的激励。因而,笔者在Alireza Naghavi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差异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使模型能更接近于现实并更具解释力。
在模型中,笔者通过构建南北双方的博弈论模型,比较了企业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的产出水平和减污R&D投入水平等行为。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讨了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在国际上是首次;二是用博弈论和赋值法相结合来求解相关问题,这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得到了一些富有价值并与现实相符的结论。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包括两个地区,North国(发达国家简称N)和South国(发展中国家,简称S),N国对产品征收污染税来实施环保标准,而S国可能征收,也可能不征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环境:政策Ⅰ为N国征收污染税,但S国不征收污染税,这时,N国对S国产品征收绿色关税作为惩罚;政策Ⅱ为N国征收污染税,如果S国征收同样的污染税,则N国对S国免征绿色关税;政策Ⅲ时,N国和S国都征收污染税,但N国需考虑S国是否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假设,S国并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故N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增加本国企业的减污R&D投资有可能采取措施对S国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即在S国征收污染税时,N国对来自S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模型同时假设有两家企业即N企业和S企业,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同质产品并以Cournot寡头形式竞争。N企业、S企业决定其在不同政策下的各个市场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减污R&D投资。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线性,即
i=N、S,Qi是第i个国家的总的需求量,N代表N国的需求量,S代表S国的需求量。每国的总的需求量为:
i=N、S;k≠i,j=E、F、D.第一个下标代表生产企业,第二个下标代表其产品销售市场。E(export)表示N企业在N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F表示N企业在S国进行FDI并供给S国,D(delocation)表示N国企业完全在S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到N国。在N国生产的非污染相关的单位成本为CN,在S国生产时其单位成本为CS,且CN≥CS(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与S国企业一样,成本被假设为固定,与规模无关。与单位产出相联系的污染排放为
i=N、S,且Ai≤e02.e0为每单位产出的基本排放,与排污投入无关,Ai为i国的减污技术水平。式(3)表示技术越高,污染排放越少。不存在技术外溢或S国有着严格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时(假设当N企业采取E即出口形式时不存在技术外溢),有
x为企业投入的减污R&D金额,A0为自然技术存量,为分析的方便,假设A0=0,Ai是个递减函数,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存在技术外溢(假设当N企业采取F或D形式或且S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时存在技术外溢),此时N企业的技术函数有:
但对于S企业来说,它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从而其技术函数为:
δ为技术外溢并被S企业模仿的程度。表示S企业的减污技术来自于自主投资和由于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进步.
3 企业在各种政策下的产出和减污R&D投入
3.1 政策Ⅰ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入
政策Ⅰ下,由于N国与S国政府未能就环保达成一致协议,此时N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对在该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τ,但S国由于环保措施较宽松,对本国产品不征收污染税。N国政府为平衡由于污染税带来的成本差和向S国施加环保压力,故对来自S国的每单位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税率为t,此时,N企业在E(即在本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
式(7a)表明N企业要为其全部产出支付污染税。当N企业在S国建立分厂,进行FDI时,它只对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支付污染税,此时,N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Γ为N企业在S国进行FDI时的固定投入。如果N企业完全搬迁到S国进行生产,此时它可以规避污染税,但其产品返出口到其母国N国时,每单位要被征收t绿色关税,此时,N国的利润函数为:
S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则为:
j=E、F、D;cN、cS分别为N国、S国企业的单位成本。可以据此求出企业在各种条件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资x.
(1)N企业采用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各自产出为:
N企业采用F方式时,它维持在国内的生产以供应国内需求,同时在S国投资以供应S国,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下,N企业完全在S国生产,而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也在S国生产,此时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且各自的市场供给为:
比较(8a)、(8b)、(8c)可以看出,当N国在国内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时,绿色关税t能降低从S国的进口并增加N企业在本国的生产;同时,在D下,绿色关税的存在能减少S国产品出口到N国,这就是说,绿色关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看出,污染税τ能降低E、F下N企业的产出,但会增加S企业的产出。但污染税在D下不起作用,原因是N企业搬到了不征收污染税的S国生产。在E、F下,成本方面的差异也对各自的产出有影响,对方企业的成本对己方的影响是正的,而己方成本对己方的产出影响是负的理由是对方成本越高,其产出越少,因而己方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低,从而可以产出越多,而己方的成本将直接降低己方产出。S国成本越低,产出由N国转移至S国的数量则越大,即从“洁净国”到“脏国”的产出转移越多,从而世界变得越不洁净,这从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可以看出。由此,得到
结论1绿色关税能降低从南方市场(“脏国”)的进口,使世界变得环保;而成本差异会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环境恶化;不对称的污染税亦恶化世界环境。
(2)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其减污R&D投资以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算式和式(8)的产出结果中,可以得出E时减污R&D投资为:
在F下,存在技术外溢效应,S企业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在S国的技术,如果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N国将降低减污R&D投资的激励,此时,各自的减污R&D投资为:
在D时,由于S国不征收污染税,此时企业都没有进行减污R&D投姿以减少污染排放从而降低成本的激励,故有
在E、F下,对于非污染密集产业来说,xNE和xNF关于τ呈单调递增,因为此时减污成本不高,且τ对于量只具有边际影响;但对于污染密集产业来说,减污R&D关于τ呈倒U型(1)。对xNE和xNF关于t求导,有,这表明,绿色关税能促使N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投资,其原因是t减少了从S国的进口,使得N企业在国内的供应增加,而进行减污R&D投资能降低N企业由于污染税而产生的成本。xNE和xNF关于cS求导,有,这是因为cS的存在降低了S企业的生产,增加了N企业的市场供应量,从而使N企业有激励通过环保研发投资来减少因污染税而带来的利润损失,但cN越高则会降低N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的激励。(1)由此,得到
结论2绿色关税能有效刺激N企业减污R&D投资,而N企业成本上的劣势却会减少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以应对国内的污染税。但绿色关税对于S企业锦污R&D投姿没有作用。
3.2 政策Ⅱ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如果S国与N国就环保政策达成一致,采取一致的环保措施,即对在本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此时,N国不再对S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此时N、S国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利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出D时的各自产出为:
(1)在N企业进行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通过计算有:
在F下,则存在技术外溢,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时,N企业全部在S国生产但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在本国生产并出口N国,此时,存在技术外溢,且各自的市场供应为:
比较(11a)、(11b)、(11c)可以看出,N企业在E、F、D下其国内的供给相同但考虑成本差异时,E、F下要低于D时其对国内的供应,原因是D时在S国的生产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减污技术的高低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减污技术越高,产出越高,因为由此能规避更多的污染税。由此,得到
结论3在环保政策协调一致即各国都征收对称的污染税时,决定各国企业产出的是成本差异和减污技术的差异,成本越低的国家其产出越高,减污技术越高的企业其产出也越高;同时,成本差异是导致污染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假设cN>cS)。
(2)在E下,不存在技术外溢,i=N、S,把它代入式(11a),可以得到。在F、D时,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F、D时,存在知识技术的外溢,外溢效应为δ,把式(6)代入式(11b)和式(11c),并把QFN、QDN关于δ求导,有,即技术外溢程度越大,N企业的产出越低,而S企业的产出越多,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外溢,使得S企业收益,从而降低其污染成本,增加其产出;而S产出的增加会导致N产出的降低。由此,得到
结论4在环保政策对称下,一国企业增加其减污技术投入,会增加自身的产出,而减少竞争国的产出。技术外溢程度越严重,技术领先国的产出会由于技术外溢而降低,而技术落后国的产出会因为技术外溢而增加。
(3)把式(11)和式(5)、式(6)代入式(10),通过求解,可以得出在E时企业的减污R&D投资xNE、xSE(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以及在F、D下,由于存在技术外溢,S企业能模仿N企业的排污技术,即S企业的每单位产出的排放为,经过计算可得出xNF、xSF、xND、xSD值的函数形式(2),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xNE和xSE关于τ呈倒U型(即在τ较小时,,但在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投资随τ的增加而减少),对xNF、xSF,xND、xSD关于τ的函数亦呈倒U型,原因与政策I时的论述类同。在E下,没有技术外溢,所以此时技术模仿程度不会影响企业的减污技术投资。对xNF、xND、xSF、xSD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原因是对于N国企业来说,技术外溢程度越高,它投资于研发的外部性越大,投资越多,并不能为其带来越大的竞争优势,相反还好因为技术外溢造就竞争对手竞争力的提升,使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故N国企业没有减污技术投资的动力;对于S国企业来说,模仿的可能性越大,其进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激励就越低,因为模仿比创新的成本低。在成本差异情况下,对xNE、xNF、xND关于cN求导,对xSE、xSF、xSD关于cS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对xNE、xNF、xND关于cS求导和对xSE、xSF、xSD关于cN求导,其导数也大于0。可得到
结论5在环保政策对称时,污染税的提高会加大各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资(在污染税率较低时),但技术外溢程度δ的提高会降低各企业减污技术的投资;同时,成本对企业的影响与环保政策不对称时是一样的。
3.3 政策Ⅲ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N国和S国实行协调对称的环保政策,都对单位污染征收污染税τ,此时N国不对S国征收绿色关税,但由于存在技术外溢问题,N国对S企业出口到N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η,但对N企业的返出口不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此时N、S企业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
(1)求解式(12),可以得出E、F、D下,N、S企业的产出为:
从式(13)可以看出,η对N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η的增加能促使N企业生产更多,而η却能有效的抑制S企业的生产,这是因为,η是针对S企业征收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税,能有效的保护N企业,抑制S企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得出,η的实施,会减少N国的产品供应,但对于S国的供应却没有影响,原因是η的征收是单向的,不对称,只对S国企业出口到N国的商品征收(考虑成本差异时,有QNE<QNF<QND,QSE>QSF>QSD.)。由此,可得到
结论6当两国采取对称一致的环保政策,为保护知识产权,N国对S企业征收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时,其影响是不对称的,能有效的降低S企业的出口,增加N企业的产出。
(2)求解此时的环保研发投资可以得到xEN、xES、xFN、xFS、xDN、xDS值的函数形式。并且,在政策Ⅲ时,对xEN、xES、xFN、xFS、xDN、xDS关于τ求导,可得出与政策Ⅱ下类同的结论,即在τ较小时各导数大于0,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原因亦与政策I/Ⅱ下类同。τ对xFN、xDN、xFS、xDS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这结果与政策Ⅱ下类同,原因亦类同。对xEN、xFN、xDN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大于0,即;对xES、xFS、xDS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7在政策Ⅲ时,污染税率和技术外溢水平对各企业投资的影响与政策Ⅱ下类同,即污染税的提高会使得各企业增加减污技术投入,技术外溢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投资激励。而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则会抑制S企业的减污投资,增加N企业的减污投入。
4 不同政策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企业的产出及R&D投资比较
不同的政策会使得企业出口选址的条件发生变化,为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和论文篇幅,假设企业进行选址的条件是满足的(选址问题,读者可参考Alireza Naghavi(2006)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为突出比较不同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略去对不同国家企业差异的分析,即假设cN=cS=0(当考虑成本差异时,结果并不受影响);且,假设污染税税率τ、绿色关税税率t、知识产权说税率η是相等的,即τ=η=t,a=1。
4.1 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比较
(1)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且cN=cS=0,τ=η=t,a=1时,比较式(9a)、(11a)、(13a),并对N国企业在政策Ⅰ、Ⅱ、Ⅲ下的投资进行赋值比较(1)。从中可以看出xEⅢN>xEⅡN>xEⅠN,即N国在政策Ⅲ下的减污投资大于政策Ⅱ下的,政策Ⅱ的大于政策Ⅰ的(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一般都较低,现实中不会超过20%)。同样的,对S国企业的投资也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xEⅠS<xEⅢS<xEⅡS,即S企业在政策Ⅰ的投入最小,政策Ⅱ下的研发投入最多。加总N、S国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减污投资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Ⅲ居中、政策Ⅰ最少。但随着税率的增加,Ⅲ政策下的总投资会逐渐超过Ⅱ的总投资。
(2)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时,由式(8a)可得出政策Ⅰ下企业N和企业S的产出:
在政策Ⅱ下各自的产出为:
在Ⅲ下各自的产出为:
对式(14a)、式(14b)、式(14c)中的N企业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产出分别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N企业在政策Ⅲ的产出最多,Ⅰ的产出最小;而S企业在政策Ⅰ时的产出最多,Ⅲ最小。这是因为,政策Ⅲ对N企业的保护最大,而对S企业的征税最严重,政策Ⅰ时则正好相反。加总N、S企业在三种政策下的产出并进行比较可得,政策Ⅰ、Ⅱ、Ⅲ的产出依次递减,这是因为政策Ⅰ、Ⅱ、Ⅲ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依次加重,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故会降低其产出。因而,可得到
结论8随着税收政策的加重,N企业的减污投资和产出会逐渐增加,但S企业的投资在政策Ⅱ时最多。加总的产出随税收政策的加重而递减,但减污投资会递增。
4.2 在F和D时,N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投资和产出比较
根据赋值法,得出和4.1节相同的结果,即N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减污研发投资依次递增(F和D情况下走势相同);而S企业在政策Ⅱ下的投资最多,Ⅰ下的投资最少。N企业在F和D时的产出与在E时的产出类似,都是在政策Ⅰ、Ⅱ、Ⅲ下其产出递增,而S企业在正好相反,其产出依次递减。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在F和D时都是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Ⅰ最少,政策Ⅲ居中。而总和的产出与E时的情况类同,都是政策Ⅰ产出最多,政策Ⅲ最少,政策Ⅱ居中,其原因与E下类同。因而以得出
结论9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N企业都会享受政策的保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产出会随保护的增强而增加,其投资的激励也会加强。但S企业的产出则会递减,其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时最多。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最多,总和的产出以政策Ⅰ时最多,政策Ⅲ最少。
5 各种政策下的世界总体污染水平的比较
5.1 E情况时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比较
世界的污染水平由各国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加总决定,加总的污染物越多,世界的环境状况越差,总体的污染程度越高。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计算出E情况下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PⅠE、PⅡE、PⅢE.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后,可以得出E时,政策Ⅰ、Ⅱ、Ⅲ的世界污染状况,其中,政策Ⅰ下的污染最严重,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而政策Ⅱ居中。这是因为,政策Ⅲ下的环保政策最严厉,政策Ⅰ下的环保政策最缺少约束力,故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这与直觉是相吻合的。
5.2 F情况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IF、PⅡF、PⅢF,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得出F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有PIF>PⅡF>PⅢF.
5.3 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ⅠD、PⅡD、PⅢD,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知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为PⅢD<PⅡD<PⅠD,原因同E时。由此得出
结论10世界的总体污染水平在政策Ⅰ时最严重、政策Ⅱ时居中、政策Ⅲ时最低,即随着政策的越来越严厉,世界会变得更加洁净。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合对于企业减污投资水平、产出水平和世界污染状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了10个具有很强逻辑及和现实一致结论,表明了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协调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使之既有助于世界污染的减少,也能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既能增加总产出和增加对技术的投资,又能促进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要努力协调好国内的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这三者间的冲突降到最小,同时,也要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加强理论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达有利于中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主张。
由于计算的复杂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分析企业在E、F、D之间进行选择所必要满足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假设了满足该条件;同时,本文也未能分析各情况时的各政策下的社会总体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政府税收和环境洁净水平)及政府应该选择的最优税率及各种税率间的组合,而这是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留给了后续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应该加入本文所忽略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以加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1]Markusen J R,et al.Environmental policy when market structure and plant location are endogennous[J].Journal of 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3,24:69~86.
[2]Michael E.Porter,Claas van der Linde.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1:1~16.
[3]Carraro C,Siniscalcl D.Environmental policy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4,38:545~554.
[4]Alireza Naghavi.Can R&D-inducing green tariffs replac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Z].CCMP-Climate Change Modelling and Policy,2006.
产权政策 篇2
申 报 材 料 整 理 须 知
一、申报所需基本材料：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证书复印件（均加盖公章）；
2、项目承诺书；
3、法人签字的委托书及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申报单位申报当年及上一年各税完税情况明细表及完税证明复印件；
5、申报资金超过5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提交连续三年经营收入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
6、项目书面申请（包括基本情况、经营情况、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取得的相应资质、效益分析以及申报内容等；）
7、专利权为两个以上单位的，必须提供专利权人签署的同意申请该专项资金的协议证明，最终资助资助款项将拨付给申请人；
8、专利权为个人的，必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户口非昌平区的应提交“北京市长期居住证”，居住证地址必须为昌平区；
9、区内在校中小学生专利资助，应提交学生证、学生在校证明（原件）。
二、发明专利代理费资助（发明专利申请代理费每件2000元）
1、发明专利代理费资助申请表；
2、发明专利申请代理费资助汇总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发明专利受理通知书；（申请日期必须在2013年内）
5、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费”收据；（与受理通知书对应）
6、企业与代理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
7、企业支付代理费用发票；（发票金额必须大于申请金额）
三、实用新型专利代理费资助（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代理费每件1000元）
1、实用新型专利代理费资助申请表；
2、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代理费资助汇总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通知书；（申请日期必须在2013年内）
5、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费”收据；（与受理通知书对应）
6、企业与代理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
7、企业支付代理费用发票；（发票金额必须大于申请金额）
四、国际专利申请费资助（国际阶段申请费8000元/件，国家阶段申请费5000元／国/件，共5国）
1、国际专利申请费资助申请表；（一项专利一张申请表）
2、国际专利申请费资助汇总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PCT国家阶段受理通知书、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
5、申请文件中的《说明书摘要（中文）》
6、相应国家的受理通知书；
7、国际检索报告；
8、PCT 《关于缴纳规定费用的通知书》；
9、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费”收据；（与受理通知书对应）
10、细账单。
代理机构代缴费用凭证，或者其他官方寄送的发票和明
五、国际专利年费资助（一次性年费资助5000元/国/，共5国）
1、国际专利申请费资助申请表；（一项专利一张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应国家的授权证书；
4、国际专利年费缴费凭证、代理机构代缴费用凭证，或者其他官方寄送的发票和明细账单。
六、发明专利授权资助（发明专利每件资助5000元）
1、发明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
2、发明专利授权资助汇总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发明专利授权证书（授权公告日为2013年内）；
5、国家知识产权局“年费”收据；（与受理通知书对应）
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资助（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1000元）
1、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
2、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资助汇总表；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证书；（授权公告日为2013年内）
5、国家知识产权局“年费”收据；（与受理通知书对应）
八、国际专利授权资助（一次性资助5000元/国/，共5国）
1、国际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一项专利一张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相应国家的授权证书；
4、国际专利年费缴费凭证、代理机构代缴费用凭证，或者其他官方寄送的发票和明细账单。
九、专利数量资助
1、昌平区专利数量资助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2012年专利申请统计表；
4、2012年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5、2013年专利申请统计表；
6、2013年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十、专利技术交易（合同总额20%，最高不超过50万元）
1、昌平区专利商用化项目资助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委托代理人或指定办理人员的委托书及身份证；
5、与专利转让、专利许可行为有关的结算票据、计帐凭证；（包括：发票、银行入账单等）
6、专利证书及与专利转让、专利许可有关的登记、备案文件等；
7、专利成果转化经济、社会效益证明。
注 意：资助对象为昌平区企业购买专利，或专利被实施许可；
十一、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备案费资助（备案费的金额全额）
1、专利商品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备案费资助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出口商品的专利证书；
4、知识产权保护备案登记证（备案证）；
5、知识产权保护备案缴费凭证。
十一、知识产权品牌建设（合同总额的15%不超过20万元（含））
（一）实施知识产权托管工程支持资金
1、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服务机构托管工作计划及目标;
4、知识产权托管合同(2013年内)和缴费凭证;
5、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6、知识产权托管工作考核报告（按照配套政策一准备）。
（二）专利战略研究支持资金
1、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专利战略研究实施方案;
4、专利战略研究合同(2013年内)和缴费凭证;
5、专利战略研究结题报告;
6、知识产权工作报告;
7、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三）海外知识产权侵权分析及预警专项支持资金1、2、3、4、费凭证;5、6、7、8、海外知识产权侵权分析及预警专项考核报告;出口产品或技术输出证明或国外市场拓展计划书;中介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海外知识产权侵权分析及预警专项结题报告（按照配套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请表;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海外知识产权侵权分析及预警专项实施方案;海外知识产权侵权分析及预警专项合同(2013年内)和缴政策二准备）。
（四）申请专利数据库建设资助1、2、3、知识产权品牌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申请表；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专利数据库建设合同(2013年内)和缴费凭证；
4、5、清单。
6、专利专题数据库建设可行性报告。
专利数据库建设情况总结及数据库功能介绍、建设费用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
（五）知识产权联盟建设资助（每年给予10万元（含）的资助）1、2、3、4、5、6、7、昌平区知识产权产业联盟建设资助申报书 知识产权联盟成立倡议书。
知识产权联盟章程、组织机构及工作流程。知识产权联盟资金管理办法。知识产权联盟工作计划。
知识产权联盟工作考核材料（按照配套政策三准备）。知识产权联盟活动相关证明（如活动策划方案、新闻宣传、照片等）。
注 意：知识产权联盟建设必须符合昌平区产业政策方向，联盟成员单位需达到5个以上，经过区知识产权局批准成立；每年组织成员单位培训、交流不少于5次；
十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成本（包括评估、担保等费用）总额的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含），利息总额的50%，最高不超过40万元（含）的性补贴；）
1、2、昌平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报书；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授权证书、专利登记簿副本、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
4、与担保、评估等机构签订的担保、反担保、评估合同及评估费用、担保费用的缴费凭证。
5、与贷款相关的补充合同（协议）、以及信用担保合同（协议）等材料。
6、提交贷款相关合同（协议）承诺书：企业承诺除提交上述3和4中涉及的各类合同（协议）外，未与贷款银行或担保机构签订其它与本次贷款相关的附加合同（协议）。7、8、9、与银行签订的知识产权质押合同及借款合同。放贷证明、还贷证明、利息单据。贷款项目实施效果评估报告。
十三、专利保险（保险费的10%，不超过30万元（含））
1、昌平区专利保险项目资助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投保专利证书；
4、申请人同相关保险公司签订的科技保险合同复印件（需加盖保险公司印章）；
5、支付专利保险费的发票；
产权政策 篇3
自从《中国经济周刊》6月中旬披露了北京“小产权房”热销、房价仅相当于现有房地产市场房价的25%~30%消息后，社会各界对此热论纷纷。一方面，它挑起了长期以来深受高房价压迫而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普通市民的“驿动的心”；另一方面，它又招来了现有开发商模式下房地产商的竭力反对，建设部也明示“小产权房”违法，并叫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小产权房”的出现，尤其在提倡“以民为本”的大政策环境下，“小产权房”究竟该给予引导，还是被扼杀，已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
“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市民欢迎，政府部门叫停
“小产权房”的出现背景，其实与近一段时间涌动的“单位集资建房”、“个人合作建房”等一样，也是高房价下越来越多的市民买不起房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房价这几年是越“调”越高， “房改”九年来，城镇居民通过“房改”所获取的平均住房面积是越来越少，城市中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也越来越少，住房已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
住房是人的生存需要，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而对中国人来说，“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更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有居则安、有产则宁。所以当他们最基本的权益之一—居住福利得不到保障时，各种各样的“创新”就成为必然—很多人甘冒被没收和拆除的“楼财两空”的极大风险，“铤而走险”去买“小产权房”。
问题是，面对公众的这种“穷则思变”，政府主管部门究竟应该怎么办？采取“封杀”措施，是不是合适，是不是一个利于百姓住房难题解决和房地产业规范发展的正确选择。
政府部门的封杀理由是，“小产权房”破坏了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但房地产的“现有秩序”是什么?是否合理？谁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显然不是广大百姓，而是开发商。而房价仅有周边商品房市场1/3左右的“小产权房”的出现，直接威胁和动摇的就是某些开发商的垄断暴利。而这样的垄断暴利，又成为某些相关政府部门和某些官员进行权力资本寻租的“黑色土壤”。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华南某地开发商“爆料”：“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另外约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而纪检部门公布的一些大案要案也反映，某些官员贪污腐败上百万上千万的，大多都与房地产和土地出让有关。
与此相反，“集资建房”、“合资建房”以及“小产权房”，这些百姓在住房上的“穷则思变”的“创新”之举，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资本寻租的土壤和条件，它们的开发模式不允许权利寻租，即使有行贿受贿行为也会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从权力资本寻租的得失上看，那些习惯于“权为‘商’所用、情为’钱’所系、利为‘己’所谋”的某些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在对待开发商的暴利和老百姓的“住房创新”上难免表现出 “爱憎分明”的鲜明立场。
“小产权房”去留的最基本选择标准是什么—是对普通百姓有利，还是不 “破坏”“现有秩序”？
衡量和判断一项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它对普通百姓是否有利，还是它是否“破坏”了“现有秩序”？
温家宝总理说过，“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这一标准体现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
具体到“小产权房”上，封杀还是引导的政策比较和选择中，究竟是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住得上好房”重要，还是维持一个已经被公认为“新三座大山”的高房价的暴利垄断的房地产市场更为重要？这是在住房政治上执政导向的一个基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6.25重要讲话中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按照这样的政策导向来分析和选择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住房政策发展方向，是非就再简单不过了。
建设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直接责任人。但 “房改”九年来，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买不起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居民已高达七八成左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仅仅为少数人服务的“官商富市场”，成为百姓的“新三座大山”之一。面对如此结果，某些责任官员应该对公众说一声“对不起”，表达一点问责或自责之心，而不是 “理直气壮”地对高房价逼迫下的民间“思变之举”采取简单粗暴的封杀和打压，也不能只强调这些民间创举的自身缺陷而不帮助其逐步完善规范。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设部有关领导曾提醒个人合资建房的集资“金融风险”问题；此次面对“小产权房”，建设部也以“风险提示”的形式劝阻市民购买。这些举措当然是善意的。但除此之外，人们更希望，政府主管部门能拿出一个“可以取得实效的调控措施”来，出台一个可化解当前中国住房矛盾的解决之道，或是提供一个新的住房模式。
政府部门应在“小产权房”等市场创新上有所作为— 如何引导“小产权房”从“合情合理”到“合法合规”
“个人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建房”，以及“小产权房”，都是人们面对现有房地产市场中高房价的一次次无奈选择，或者说是人们的自发“创新”。而且，在明知这些选择或“创新”存在诸多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前提下，如此多的人依然“铤而走险”，这不能不令政府主管部门深思—如何让普通市民买得起与其工资收入水平比价合理的真正的“普通商品房”。
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第一要务”，应该是使人民买得起、住得好房。在一些国家，政府不能为公众提供应有的住房福利，是一种行政的不作为，要被诉讼到法院当被告。如在法国就有“可抗辩居住权”，韩国官员也因为高房价引咎辞职。
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对任何一次市场和民间的“新的创举”，都应该从正面进行深深的反思和问责，多进行理性分析，多从普通大众的角度想想“为什么”。
市场的“创新”和“变通”并非都是“洪水猛兽”，更不要想方设法“赶尽杀绝”。对执政者来说，“民富则易治、民有产则畏法”，这也是中华历史久远的一种执政文化。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落后岛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把“居者有其屋”视为一项基本的国策，建国伊始就大力建造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并使85％的国民以极低的价格就可以享有，使得国民在“乐业”上无后顾之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政府住房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居者有其屋”。对来自民间的住房上的“创举”，政府部门要做的应该是引导而不是“扼杀”；要为其从“合情合理”到“合法合规”、走上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提供政府部门应有的作为。
比如说，为了使“小产权房”尽早合法化，可以在土地出让和税费上做一些后补性的工作，使其规范合法，而不是一味的没收或拆除。也许，“小产权房”，带给我们的是打破一个被证明是不健康的市场秩序，一个让百姓满意的新的住房市场化模式。
产权政策 篇4
1 知识产权政策的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作为制度基础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鼓励私人, 尤其是对工业和科学领域的R&D进行投资, 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 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还可以刺激企业增加自主研发投入, 增强组织学习, 从而提高技术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程, 提高生产率。外溢效应的存在使得创新型企业的部分技术创新成果被模仿型企业所模仿,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型企业的积极性, 因此需要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成果加以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积极性, 进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确保来自它拥有的难以复制的知识资产以及对这些难以复制资产的利用和管理, 从而才有可能使占有的技术知识成为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知识产权给予创新者一个合法的权利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创造或者是允许他人有条件地使用。所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企业有学习知识, 进而产生新知识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促进信息的获取和传播;促进技术转移。然而, 学术界也存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往往会在短期内表现为负效应, 即在享受知识产权制度的动态收益之前往往会在短期内承受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积极影响往往迟于消极影响的出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活动中模仿率的下降, 侵权和盗版行业必然会被削弱。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 大量劳动力就业于从事仿冒、盗版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业, 有的甚至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保护, 首先就会形成极大的产业转型和劳动力转移压力[2]。另外, 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中国吸引外资具有负的显著影响[3];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 需要付出大量的制度建设、实施和管理成本。有关研究证明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双向效应的存在。例如, 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加强的国际趋势, 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实现技术跨越产生了双向的影响——既为技术扩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同时也提高了利用技术扩散的成本;也有研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认为从技术产出的角度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专利保护的强化使专利申请倾向有了大幅提高;但是, 从投入角度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研发投入带来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以往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研究大多从单一变量出发, 或者利用几个变量简单替代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再或者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定性描述。而实际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完整的制度体系, 它是中国国家创新战略整体的一部分, 与创新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量化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关系, 从政策的本身内容出发揭示国家政策目标的内在关系与变化趋势。
2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很多学者已经从政策本身出发探索了政策量化研究的新视角。加里·D·利贝卡普[4]将美国内华达州关于矿产权的活动浓缩成法律变革指数, 并且将政策进行了量化处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统计分析;以创新政策的效力与类别为基本维度, 刘凤朝和孙玉涛[5]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5年的创新政策历史演变路径进行了研究。但是, 上述研究仅仅限于描述性统计分析, 忽视了政策本身的内容。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参照了彭纪生等[6]的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问题, 本文对两类政策的政策目标进行了量化分析。对政策的协同定义主要是从政策目标协同出发的。柳卸林[7]认为创新政策的本身就要求全面的要素协同;彭纪生从技术创新协同论的理论逻辑出发专门研究了政策之间的协同问题;Can Huang[8]等剖析了中国创新政策的组织及框架机构, 也强调政策本身需要协调一致;柳卸林总结了中国激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 并强调不同政策的协调一致, 有机配合。
本文收集了从中国1978年到2008年12月31日, 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各项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政策, 从中选择相关性最强的479项政策。然后对这479项政策进行梳理, 对每一部法律法规, 从发布时间、机构、机构属性、法律效力、法规背景、指导思想、核心理念等进行分类、整理, 将其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单独列出, 与其它创新政策一起形成技术创新政策数据库, 具体的分布统计如表1。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政策目标比较单一, 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赋值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四个方面进行。这四个方面涵盖了创新政策除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的绝大多数功能。自主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 知识产权保护是自主创新的基础, 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是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的法律保障。而技术引进是体现国家“以市场换技术”初衷的战略目标;消化吸收对于一个国家引进技术能够产生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 更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与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之后,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本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量化标准主要参考了彭纪生等的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目标与创新政策目标的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1978, 2008] (1)
PCi表示i年颁布的技术创新政策中目标协同状况。不同的是, 此处N表示i年颁布的政策总量, Pj表示i年第j项颁布政策的力度, PDj和PDjl分别表示i年颁布的第j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当年创新政策中第l项政策目标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的值。
3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与创新之间的协同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单就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趋势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1年) , 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1982年开始, 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逐渐开始实施, 提出了在技术发展过程中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在1996年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这个结论与韩玉雄和李怀祖[9]的研究结论存在一点差异。韩玉雄和李怀祖的研究结果表明, 1995年开始由于中国入世的不断努力, 使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开始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而本文认为, 虽然1995年中国颁布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但是政策的实施与真正起到作用仍需要一段时间, 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增长的拐点应该从1996年开始。1996年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增长阶段。而从2004年之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时期, 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从图1还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 而且出现的时期最晚 (1987年) , 说明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采取的是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 日本和韩国) 采取的策略是一致。无论在国际经济理论学界还是在国际政策谈判中, 都存在这样的争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鼓励创新而促进技术进步, 但同时也抑制了后发国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 从而不利于后发国的技术赶超。基于南北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 Helpman[10]得出的主导观点是——加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模仿成本, 不利于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后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极少数后发国家, 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日本和韩国通过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帮助了国内企业模仿国外技术,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但是大多数后发国家, 如印度虽然也采用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但却没有实现技术赶超。张亚斌, 易先忠, 刘智勇[11]通过拓展的南北技术扩散模型分析了同时进行自主创新与国外模仿的后发国的技术赶超问题, 认为在技术进步初期, 后发国较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Gould和Gruben[12]的研究也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竞争较弱和高度保护的市场中很小。所以,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也借鉴了其它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同时也是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程度相符合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 大致的年份出现在1992年。1992年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自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并且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图1可以看出,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1978年以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之间的相关系数统计见表2 。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
从表2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消化吸收的相关性最高 (相关系数伟0.861, 在0.01水平上显著) , 说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的促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这一研究结果与Kanwar 和Evenson[13]以及其它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契合。在竞争性市场中, 知识的租金价格为零。知识的排他性取决于知识的性质和决定产权的经济制度。如果知识是排他的, 则新知识的生产者可以按正的价格出售知识的许可使用权, 从而有望获取正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 使新思想的开发者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控制力。创新者拥有对使用其思想的独占权并向最终产品生产者出售许可使用权。所以, 知识产权给予创新者一个合法的权利, 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创造或者是允许他人有条件地使用。垄断利润是企业对技术进行消化销售, 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回报。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给予暂时的垄断尽管是一个次优选择, 但是它提供创新的动力以鼓励长期的经济增长。
同时, 从表2还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较强的正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832, 在0.01水平上显著) 。既然知识的创造和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成为促进新知识产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于优化自主创新环境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于它为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创建了制度保证和法律环境, 能够激励创新主体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并促进创新成果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创新是实现发明的首次商业化应用, 是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过程。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的积累,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明确科技成果的权属并加以保护, 促进了技术交流与合作。技术创新主体可以采用有形商品进行销售的方式获取常规产品所无法获得的高额利润。同时创新主体也可以通过无形商品 (知识产权) 进入市场, 采取知识产权转让方式获取比有形商品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知识产权制度使创新主体产生高额投资回报, 使主体利用市场反馈信息及投资回报进行技术再创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使科技创新始终面向经济主战场, 实现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
4 研究结论
从改革开放30年来知识产权政策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本文刻画了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趋势, 并对两类政策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 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力度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过程, 1996年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增长阶段。而从2004年之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时期, 增长的速度比较缓慢。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 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借鉴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采取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这个战略的选择也是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程度相符合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的协同自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 并且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摘要：从知识产权政策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入手, 刻画了两类政策的协同演变趋势, 并对两类政策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的量化分析发现, 中央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走过了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过程中, 借鉴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验, 采取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引进的政策目标协同度最低。而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的协同程度最高, 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跃迁机制。另外,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变化存在比较波动的状况之外, 知识产权保护与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之间的协同都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唐山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扶持政策 篇5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进“唐山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确保市委、市政府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扶持政策顺利实施，依据《唐山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实施意见（2016-2018年）（唐政字〔2016〕96号)、《唐山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若干政策措施》（唐政办发[2016]14号）及河北省知识产权金融工作安排意见等文件精神，围绕专利创造运用、知识产权服务工作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小微企业是指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和《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的，在唐山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第二条 专利创造是指发明创造并取得专利授权的过程。专利创造奖励旨在通过对企业授权专利进行奖励，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并及时将发明创造成果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为保护市场，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打下基础。
第三条 专利运用主要包括专利权质押贷款、专利权作价入股、专利转化等内容。专利权质押贷款是指企业以专利权作质押，— 1 —
从银行取得贷款的一种新型贷款业务，鼓励专利权质押贷款旨在发挥无形资产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向小微企业贷款。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是指企业依法设立时以专利权作价作为注册资本，或现有企业以专利权作价增资扩股，专利作价入股补贴旨在鼓励专利权人创业创新,加快专利转移转化。
第四条 知识产权服务包括专利代理服务、人才培训、专利分析、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辅导等内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扶持政策旨在鼓励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促进小微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第二章
支持范围
第五条 专利创造扶持政策支持注册地在唐山市辖区的小微企业获得的授权专利。
第六条 专利运用扶持政策支持注册地在唐山市辖区的成功实施专利权质押贷款、专利权作价入股的小微企业。
第七条 知识产权服务扶持政策支持注册地在唐山市辖区的为小微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专利代理事务所。
第三章
奖补标准
第八条 专利创造奖励标准
企业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分别奖励800元、300元；企业获得的国内及国外授权发明专利每项奖励1万 — 2 —
元，首项授权发明专利奖励2万元。
获得奖励的企业应及时缴纳专利年费维持专利有效性。其中，发明专利从专利授权日起不低于5年，否则将在下一按照未交费失效专利数量减少新授权专利奖励数量。
第九条 专利运用补贴标准
对通过专利权质押成功融资的企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予以贴息，不超过50万元；专利评估费补贴40%，最高不超过3万元，专利权质押贷款担保费补贴40%，不超过10万元。对以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的小微企业，评估费补贴20%。
第十条 知识产权服务奖补标准
对服务小微企业数量达到50家，培训小微企业人员不低于200人次，消除零专利企业10家，代理小微企业专利数量年递增15%的服务机构给予10万元奖励性后补助。
消除零专利企业是指前一无专利申请的企业，在专利代理机构指导下取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授权，或申请发明专利进入实审阶段。代理小微企业专利数量，是指代理的所有小微企业专利之和。以专利局发出的“专利受理通知书”和专利局出具的申请费收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反馈数据为准。
第四章
工作流程
第十一条 材料征集。市科技局公开征集申报，县区主管部
门负责汇总和初审。申报程序见具体通知要求。各企业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二条 材料审核。市科技局在规定时间对申报材料内容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核。对需要专家审核的项目进行专家评审。对符合支持条件的提出拟给予奖补资金的建议，经分管局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第十三条 计划公示。奖补资金计划草案在市科技局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市科技局进行调查核实，并按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资金拨付
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规定程序拨付奖补资金。
第五章
提交材料
第十五条 专利创造奖励提交材料包括以下材料： 1.企业填报《唐山市专利奖励申请一览表（小微企业）》。2.国内外授权专利提交专利证书复印件并盖有专利权人公章。
3.专利权（申请）人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盖有专利权（申请）人公章(多项申请材料可提供一份复印件)；
4.代办人提交专利权（申请）人委托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5.小微企业证明。企业出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相关指标 — 4 —
数据证明。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数据（企业财务盖章、财务负责人签字）。
第十六条 专利运用补贴提交材料包括以下材料：
（一）专利权质押贷款
（1）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
（2）借款合同、专利权质押合同、担保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3）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公章）。（4）贷款拨款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5）专利证书复印件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年出具的专利登记簿副本原件（加盖公章）。
（6）评估费、担保费等费用的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7）资产评估报告。
（8）小微企业证明。企业出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相关指标数据证明。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数据（企业财务盖章、财务负责人签字）。
（二）专利权作价入股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增资的需提供增资前后复印件）。
（2）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章程（章程修正案）等工
商登记文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3）持专利入股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出资证明书（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4）专利权转让合同（仅涉及权利转让的提供，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5）专利权评估报告、评估费缴纳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需核对原件）。
（6）专利证书复印件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年出具的“登记簿副本”原件（加盖公章）。
（7）小微企业证明。企业出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相关指标数据证明。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数据（企业财务盖章、财务负责人签字）。
第十七条 知识产权服务奖补提交材料
申请奖励性后补助经费的单位须填写《唐山市小微企业代理服务机构奖励性后补助资金申报书》及附表，并提供以下材料：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执业资格人员的执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服务小微企业相关证明，包括：培训通知、培训签到表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专利局出具的申请费收据复印件（盖服务单位公章）。（4）授权专利证书复印件（盖企业公章）或申请发明专利 — 6 —
进入实审阶段的证明材料，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和专利局出具的实审费收据复印件（盖服务单位公章）。
第六章
资金监管
第十八条 奖补资金按规定使用，接受科技局、财政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一经发现，全额追回，且三年内不得享受资助，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则
产权政策 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服务业；政策法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98-01
近年来，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知识产权渐渐受到各国重视，我国已将知识产权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为进一步保障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运作，湖南省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从省内发展情况出发，完善省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如《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湖南省专利奖评选办法》、《湖南省专利资助办法》，力求将地方性法规条例与自身知识产权服务业生产力发展和水平互相适应，从而与国家法律法规无缝对接，在制度上为湖南省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和运行提供法律依据与法律环境。
一、湖南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相关政策法规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湖南省在发展和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方面加大了力度，特别是在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业相关政策法规的设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从湖南省的知识产权服务业现行法律法规制定及落实中，暴露出来的漏洞与问题，更值得警醒与反思。
（一）行业立法机制不健全。
现阶段国内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迅猛，而其立法工作跟不上整个行业的发展，制约了知识产权服务业法律保障制度的运行。大体上来看，知识产权的立法缺乏合理的理念和总纲，立法的机制和程序也有问题。细看湖南省的知识产权服务业相关立法，这几年湖南相继出台了《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湖南省专利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文件，各市、州也先后制定了知识产权相关规章制度，但缺乏一个全省统一的产业体系运作制度；且国家与湖南的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区域政策互相不够协调，无法支撑起有力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立，从而阻碍知识产权运用的流畅性和高效性，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亟待建立运行，健全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需完善。
（二）规章制度保护力度不够。
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氛围，需要坚持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相结合、打击与防范相结合，将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现阶段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多数分布于互联网，以及政府相关机构设立的的知识产权专业性网站，如湖南农业知识产权网，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提供服务，如何保护这些重要信息资源不被泄露，需要的是省内建立严密的安保规章制度。维权服务的开展不能仅靠各类知识产权公司拓展业务，更需要湖南省政府建立一整套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才能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更为高效、便利的服务。
（三）有法不依现象严重。
由于湖南省知识经济发展滞后，知识市场目前运行机制极不规范，市场不能发挥其扶优限劣的调节作用，往往盗版侵权大行其道，而合法正版却惨淡经营，导致我省知识市场发展成为投机的、短视的、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畸形市场，投资环境恶化，进而影响乃至破坏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知识市场大量存在甚至泛滥的侵犯知识产权、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仅靠知识产权局一个部门的管理势必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司法机关对严重侵权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也需要调动权力机关、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等多方面对知识市场一切违法侵权、有法不依现象进行检举监督。
二、湖南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政策建议
尽管湖南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相关政策法规也正逐步完善，但是从整体看，政策法规的设置与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仍然不协调，在预见性、具体化等方面急需提高，相关不足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从地方特色出发，形成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湖南省要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战略的整体布局，结合湖南省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实际，将国际惯例、国家法律、与符合省内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接轨，在提升政府组织、领导知识产权服务业宏观管理能力的同时，促进湖南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发挥自身优势，培育出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知识产权服务文化。为保护“白沙”、“芙蓉王”等湖南本土知名品牌的商标注册与使用，规范商标管理防止侵权行为，应该对重点商品和品牌进行分类监管，细化查处打击侵权行为的流程管理，做到有动态跟踪机制，有应急处理方法。此外，相关政策法规应明确在网络环境下商标侵权出现的新的侵权方式，拓宽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二）搭建、完善、维护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原则上，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应由湖南省政府主导建设，由全省的知识产权服务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迅速、完整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市场化运作，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整合资源，使全社会均能共享公共服务，力求降低科技创新成本，降低知识产权信息的获取门槛，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满足社会对知识产权增值性服务的需求，结合人才、技术和资本的优良资源，达到知识产权服务的深度、高度与广度兼顾。
（三）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资助激励机制。
湖南省现有的知识产权资助办法、评价体制缺陷较多，在考虑行业者的利益需求方面，以及兼顾政府财政情况方面，协调性并不一致，应该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制定更为全面具体的资助激励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不对等源自信息资讯的缺失和滞后，首先应该将申请资助、申请奖励的相关资料收集起来，建立一个系统的档案，再对档案进行挖掘分析，得到相关数据，分析相关数据得到的结果汇报给知识产权服务业管理部门，从而为制定政策者提供崭新真实有效的决策依据。其次，应当将不同的服务类型分开制定资助激励政策，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突出本省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对于本省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在确保其能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激励其在整合的基础上创新，提高其示范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范德成，贾爱梅.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商业研究.2004
[2]赵键兵.有法不依现象的法学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24）
[3]莫守忠.促进创新型湖南建设的知识产权战略[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2
作者简介：饶玺典（1991-），女，汉族，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产权政策 篇7
一、完善土地管理立法
有效规制小产权房, 首先应该完善国家的土地管理立法, 特别是要尽快建立健全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法规体系。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原则建立起完备的集体土地法规体系, 集体土地使用权也没有根据《宪法》的制宪原则进入市场合法流转。“不根据《宪法》落实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制宪原则和法规运转体系, 小产权房的问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到目前为止, 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仍在继续研究集体土地法规的相关问题, 本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同期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法规只能延缓出台, 导致了与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民宅基地等问题密切关联的小产权房获得了巨大的灰色运转空间,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可以说, 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法规的立法缺失, 是直接导致小产权房问题的法治根源。因此,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考虑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将这些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 同时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规划法》, “在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 尽快建立城乡土地一体化统筹法规体系”, 并且在《城乡规划法》引导下, 统一由政府行使土地所有权。即国家应该尽快改变土地国有、集体所有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建立一种全国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并确保原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尽快实行统一地权的政策, 也就是承认了小产权房可以流通, 从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有效规制小产权房, 近期可以考虑完善土地承包制, 在承包土地上不允许农民个体从事房地产开发。换句话说,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 集体组织成员不得单独从事房地产开发, 但可以集体行使土地房地产开发权。当下治理小产权房, 应该《土地管理法》与《城乡规划法》两法并用, 而且, “理想的方法应该是先有土地 (管理) 法立规矩, 后有 (城乡) 规划法划方圆。”无论是基于对维护《宪法》的责任, 还是要加强《城乡规划法》的施行, 政府都必须彻底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对此, 武建东撰文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四条途径:一是修改《土地管理法》, 建立有关集体所有土地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体系和权利安排。二是在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同时, 制定有关行政条例, 初步建立起农村建设用地制度, 促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依法流转。三是国务院或国土资源部发布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改革的行政通知, 以行政政令的方式, 确立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路径和架构。四是确立由地方政府试点解决的过渡性安排。从战略上分析, 比较可行的途径是:以国务院或国土资源部发布行政通知为联桥, 着手修改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 甚至以释宪说明等体系性措施, 确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安排, 直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有关集体土地流转的收入, 划归农民和农民集体所有, 政府通过税收实现利益调节, 从而彻底解决小产权房这个中国改革的怪胎。
有效规制小产权房, 还应该在相关法律惩处规定中增加“破坏土地资源罪”条款。因为在以往的土地违法中, 违法人员定罪依据都是滥用职权罪或者行贿受贿罪。面对占用耕地开发小产权房等新的土地违法形式, 立法或行政部门应该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 并增加“破坏土地资源罪”这样的法律条款。对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的开发商和乡村组织有关负责人, 还要给予行政处罚, 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和罚款。“在制止新的‘小产权房’项目出现的同时, 一定要对过去的‘小产权房’予以处理, 才能显示法律的公平性。”在面对大量土地违法现象时行政机关不作为、不积极作为的大背景下, 还可以从行政公益诉讼角度, 促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积极作为;在条件成熟时, 可以建立中国的土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对土地资源实行行政主导、司法监督双轨并行管理。
二、拓展集体土地产权权能
就市场经济发展来看, 小产权房应该是一种市场产物, 但前提是在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框架内和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下, 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小产权房开发是否占用了耕地, 如果确实占用了耕地, 则需要治理直至拆除复耕。二是如果小产权房占地属农村建设用地, 则政府应该承认其存在, 允许其交易。因为农村的建设用地既然归集体所有, 那么农民集体就理应拥有如何开发建设的权利。小产权房合法化, 实际上是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要体现。从理论上说,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以所有权人的身份, 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其名下所有的土地资源。但由于《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性法规限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范围, 使得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从土地工业化、商业化开发中受益。只要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对乡村建设进行合理的规划, 并且按照《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进行分类管理, 依照平等原则, 赋予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开发权, 允许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村房地产开发建设, 那么, 小产权房问题就不复存在。因此, 从理论层面看, 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 需要深入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 进一步细化集体土地所有权各项权能, 特别是要重点探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及其实现形式, 推动《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尤其是集体建设土地管理规定的修改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路设计小产权房规制政策, 则可以考虑从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出来单独创设土地发展权, 以彻底解决目前及长远的小产权房问题。基本思路:一是对于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农地发展权, 可采取土地整理、发放耕地保护费、生态补偿费等政府付费的方式, 帮助农民实现其对承包农地的发展权。二是对于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地发展权, 可采取政府“征购”后转移交易的方式实现。三是对现有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政府直接承认其发展权, 采取完全市场交易的形式实现。基本做法是:农地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在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 (或农民) 之间按比例配置, 或直接授予集体经济组织 (或农民) 一定额度的发展权。假设全部发展权 (容积率) 设定为4, 若按比例配置, 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3︰7配置, 则政府获得1.2个发展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2.8个发展权;若按一定额度直接授予集体经济组织 (或农民) 发展权, 则可直接授予集体经济组织 (或农民) 2.8个发展权 (容积率) , 超过2.8的发展权归政府。授予集体经济组织 (或农民) 的发展权可以上市交易或自行开发。土地发展权配置下的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模式可称为“有限小产权制度”, 建立“有限小产权”制度, 有望彻底解决全国各地的小产权房问题。
从长期看, 小产权房的“治本之道”, 是要深入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变革, 给予农村集体土地真正完整的产权。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各级政府要制定出具有相当前瞻性的城市规划, 因为先有统一一致和相对稳定的城市规划, 包括小产权房在内的房地产市场才能顺利地进行交易。二是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 使农民真正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这一方面有助于保证农民根据其产权地位分享城市化成果,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卖地的冲动。三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实行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市场”, 赋予城乡集体建设用地相同的权益, 达到“同地、同权、同价”, “统一土地市场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才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本出路”。对小产权房问题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是将小产权房占用的土地产权私有化, 这是最能够解决问题、最能够保护私人产权的方式。在土地私有化不能一步实现的情况下, 可以分步做:首先是承认农民盖在宅基地上的房子可以上市流转, 先把宅基地产权做实, 划到农民名下, 让农民所有, 让农民可以自由处置, 政府可以征税, 承认它合法;其次是解决其他农地问题, 农地转为非农用地问题。可以先在基层将土地产权以集体的名义做实, 然后股份量化到个人。
三、完善集体建设土地流转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政策
完善集体建设土地流转政策, 可以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口, 探讨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体系和权利安排, 确立改革路径和架构。鉴于小产权房在一定意义上能平抑城市房价上涨、改善城乡二元分裂格局的潜在意义, 国土资源部专职副总督察甘藏春于2007年7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国土资源部自1999年开始, 就在全国不同地方开展了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试验、试点。国土资源部现正在不断总结经验, 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交国家立法机构, 通过立法来解决。可以期待, 集体建设土地流转权问题有望进入立法议程。
小产权房“小”就“小”在宅基地的使用权界定。按现行土地管理体制, 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经申报批准后可取得、使用, 且使用权尚无年限限制、可继承、可在本集体内流转。宅基地别无他用, 就是用来加盖农民拥有永久所有权、可出租、可买卖、也可继承的农民住宅。然而, 作为宅基地的土地本身, 法律明确规定既不准对本集体外成员出租、也不准买卖。在法律上, 是否承认、规范、保护农民向城镇居民出租、出售宅基地上的住房的权利, 一直悬而未决。无论是《土地管理法》还是国家有关集体土地的其他政策规定, 规范的只是土地, 而对宅基地上加盖农民拥有永久而完整所有权的农民房以及农民房出租出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并没有完整和清楚地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严格规范农民或农民集体转换土地用途, 特别是对于耕地转换应进行严格限制, 但不宜限制农民或农民集体将宅基地集约化利用后用于房地产开发并向城市居民出售。对于这样的制度性创新, 政府或法律应及时予以肯定并为之保驾护航, 而对于反其道而行的各种限制性政策, 则应及时修订或废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调查报告认为, 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公平的土地政策, 要想彻底解决, 首先要从解决土地政策不公平问题着手:一是改革城乡分割的土地政策, 减少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实行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 确保农民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 增加“国家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条款, 确保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同国有建设用地相同的抵押、出租、转让等权利。三是尽快结束现行法律限定农民宅基地一户一宅、转让限于本集体内的半商品化状况, 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四是尝试放弃政府对工业用地的垄断供应, 让集体建设土地直接进入工业用地市场。这样将有利于农民分享土地级差收益, 使稀缺的建设用地按市场价格配置到更有价值的领域。要妥善处理好小产权房问题, 最关键的是在坚持保护耕地的大前提下, 处理好小产权房各方利益矛盾或冲突, 保障好小产权房涉地农民和低收入购买者的权益。
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来说, 最主要的是应该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入手, 明确哪些小产权房项目可以留, 哪些小产权房项目必须拆。对那些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并没有矛盾的小产权房, 是否可以通过购房者或开发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相关税费等方式, 逐步获得小产权房合法“身份”?对那些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建成但尚未销售的小产权房, 能否通过政府回购的方式, 作为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房源, 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而对那些严重违法违规、必须拆除的, 则要妥善解决好购房者的过渡搬迁和土地的后续利用。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 需要我们拿出高度的智慧和适用的政策。
四、改革政府征地政策
要解决小产权房违法违规问题, 还必须加快政府征地政策改革步伐。主要措施包括:一是严格限制政府征地范围, 确保征收征用土地用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内。二是对“公共利益”用地以外的非农建设用地, 可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的前提下, 由土地所有者决定农用地转变用途后是否被征收;同意被征收的, 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应高于“公共利益”征收的补偿标准, 土地转变用途自然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应主要归于土地所有者;不同意征收的, 应允许其进入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土地所有者可以出让、出租、作价出资乃至直接开发等方式参与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配。政府在积极推进现行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同时, 要及时制止小产权房的发展, 关键是停止低价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做法, 实行同地同权, 让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 与城市土地享有同样的竞争权利和价格, 收益全部由农民享有。政府在停止低价征用集体土地的同时, 可以先从小产权房入手, 开征“物业税”。在此基础上,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保障, 使小产权房屋产权保值增值, 进而收取物业税用于满足政府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保障的资金需要, 使小产权房运转步入一个良性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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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政策 篇8
1996年以后，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处于暂时平息的阶段，但平静之中掩藏着不平静，美国政府不断地以各种贸易壁垒来实现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近年来，由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方借助其强大的科技实力，乘此机会不断指责我方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迫使我方加大保护美在华知识产权利益。
对于中美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文章层出不穷，主要观点集中在中方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美方的问题，多数观点都同意采取合作的战略才是最好选择，同时要兼顾我方还处于一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状态，过度地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也易付出较大的代价。
1 知识产权保护的博弈分析
许多文章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方法分析,而本文重点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置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条件加以分析，并找出此时双方的最优均衡解。
1.1 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如果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置于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中美之间的支付矩阵见表一。在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易知双方的均衡战略是(不合作，不合作)，而不是(合作，合作)战略，陷入“囚徒困境”，显然此时双方获得的不是最大利益。
由表一可知，对美方而言，其支付函数8d>3m>3f>e;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合作战略”表示双方对对方的知识产权在本国市场上给予保护，“不合作战略”表示双方相互盗用对方的知识产权。
1.2 用KMRW声誉模型分析
用S代表美国;N代表中国;假定美国有两种类型，理性和非理性，分别用i 1和i 2表示;其中理性可以理解为美方不是很急需占领中方科技产品市场;非理性可以理解为美方很急于占领中方科技产品市场，更具有希望能同中方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趋向;中方只有一种类型，即理性的(通常可以认为中方科技产品竞争力明显落后于美方，所以也无抢占美国市场的实力，从而被简化为是理性的);假定理性时的各方可以选择任何战略，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二所示。非理性时的美方只有一种战略，即“针锋相对”：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t阶段选择中方在t-1阶段的选择(即中方合作美方就合作，中方不合作美方就不合作)。博弈的顺序如下：
(1)自然首先选择美方的类型;美方知道自己的类型，中方只知道美方属于理性的概率是(1-P),非理性的概率是P;
(2)中美双方进行第一阶段博弈;
(3)观测到第一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博弈;观测到第二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三阶段博弈，如此等等;
(4)理性的中美双方的支付是阶段博弈的支付的贴现之和(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贴现因子δ=1)。
由表二数据可知：对美方而言，其支付函数8d>3m>3f>e;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对于(合作，合作)和(不合作，不合作)两种战略选择时美方的收益为中方的3倍(3倍在此只有定性分析的意义，也可以成其它倍数关系)，在此仅基于美方的科技实力明显高于中方时支付利得差异的考虑;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美方可以向中方收受大量数额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当双方同时选择不合作时，美方向中方的科技知识输出减少，致使中方支付函数明显递减，同样被简化为美方收益是中方的3倍;其它两种战略组合的支付同样可以被简化为中美科技实力的差距所致。为后面分析方便起见，再规定f-d>4e-m，即中方不合作与合作支付之差在美方选择不合作时更大。
用表三简要说明中美双方阶段博弈的不同选择时的利益分析：
表三中美双方对知识产权保护阶段博弈不同选择的利益分析简表
首先讨论博弈只重复两次的情况(T=2)。在第2阶段，理性的美、中双方都将选择不合作，非理性的美方的选择将依赖于中方第1阶段的选择。第1阶段，非理性的美方选择合作(根据假定，否则它既为理性的);第1阶段，理性的美方的最优选择是不合作。因此现在来考察中方在第1阶段的选择X，它的选择将影响非理性的美方在第2阶段的选择。
(1)如果X=合作，中方的期望支付是：
(2)如果X=不合作，中方的期望支付是：
因此，如果下列条件满足，我方在第1阶段将选择X=合作：
也就是说，如果美方属于非理性的概率不小于(f-d)/(m-d)，我方将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战略。
现在考虑博弈重复3次(T=3)的情况,给定P≥(f-d)/(m-d)。如果理性的美方和理性的中方在第1阶段都选择合作,那么3个阶段总的均衡路径如表四所示,并且能证明P≥(f-d)/(m-d)是均衡的充分条件。
(1)现在考虑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的战略：给定中方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如果理性的美方选择合作，我方的后验概率不变，因而我方在第2和第3阶段选择(合作，不合作)，中美3个阶段的战略组合为{(合作，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所以理性的美方的期望支付是：3m+8d+3f;如果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选择不合作,我方必然在后两阶段选择不合作,所以理性的美方的期望支付是:3f+8d+3f;显然3m+8d+3f>3f+8d+3f,所以理性的美方第1阶段最优战略是合作。
(2)现在考虑中方的战略。我方在3个不同阶段有3种战略，分别是(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
给定理性的美方在第1阶段选择合作(第2、3阶段选择不合作)：
(1)中方选择(合作，合作，不合作)的路径见表四，可知中方的预期支付为：
(2)中方选择(不合作，不合作，不合作)的路径见表五，可知中方的预期支付为：
如果P×(m+4e-d-f)+m+d+f≥4e+2f即P≥[(4e-m)+(f-d)]/[(4e-f)+(m-d)],则第1种战略优于第2种方案;因为我们假定P≥(f-d)/(m-d)，显然满足上述条件(对中方而言，其支付函数4e>m>f>d，所以4e-f≥4e-m，知(f-d)/(m-d)>[(4e-m)+(f-d)]/[(4e-f)+(m-d)])。
另，如果P×(m+4e-d-f)+m+d+f≥P×(4e-f)+4e+d+f，即P≥(4e-m)/(m-d),则第1种战略优于第3种方案;因为我们假定P≥(f-d)/(m-d)，且前面规定f-d>4e-m，所以(f-d)/(m-d)>(4e-m)/(m-d)，显然P≥(f-d)/(m-d)满足条件。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美方是非理性的概率P≥(f-d)/(m-d)，表四所示的战略组合就是一个精练贝叶斯均衡;当T加大时，只要当博弈是有限次重复，此时的中美双方的博弈同样符合KMRW定理，即只要T足够大，那么存在一个T0
如果将我方的类型也扩展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同样可以证明中美双方存在合作的精练贝叶斯均衡解，在此略去。
3 结束语
如果仅把中美双方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放在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考虑，不合作将是双方的战略选择;然而，放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条件下，双方完全存在合作的利益基础;虽然中美双方贸易在知识产权领域争执不断，但是基于上述分析，显然后者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因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双方完全何以采取合作的政策，合作将是保证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
摘要：本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其中用“囚徒困境”模型得出不合作是双方的均衡战略。但是通过运用“KMRW声誉”模型的分析方法,最后得出中美双方应该选择合作才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从长远看合作才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里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博弈分析,KMRW声誉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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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政策 篇9
一、地方知识产权政策执行的困境
我国在国家宏观战略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政策,但是宏伟的目标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政策设想与现实结果间存在较大反差。以我国专利资助政策为例,作为政府鼓励创新和促进专利产出的重要举措,虽然其最直观的政策效果是专利申请量的快速增长,并连续四年稳居世界首位。但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问题专利的形成[1],导致财政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2],给专利技术转化带来人为障碍[3]。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理想)转化为政策现实的惟一途径。在我国知识产权政策运行中,政策执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人们视角与思维的“盲区”,本文以20 15年专利资助政策在18个地市执行情况的调研,作为知识产权政策执行的地力取景，可一窥我国宏观政策导引下,地方知识产权政策执行的若干问题与困境。
(一)政策执行保障存在制度性缺失
对地市级知识产权局的调研中,受访部门普遍反映的问题是专利资助政策执行的内部障碍在于执行部门缺人员、缺经费、缺编制。国家对技术创新和专利工作的重视并未反映到专利相关政策的执行工作上。例如,在政策执行的人力投入方面,18个地市中直接投入人力(专门或主要负责专利资助工作)为1～2人的占78.57%。专利资助工作从企业调研、政策具体内容制定与细化、政策宣讲、数据统计、经费发放等一系列工作所需人力、物力、财力均无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此外,有28.56%的受访部门认为,上级对政策执行的支持措施没有落实到位或者落实不及时。
(二)政策执行对象处于被动承受的状态
对18个地市的76家企业的调研问卷显示,有8 4%的企业不了解本地专利资助政策的情况,企业的现实需求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52.63%的企业认为，政策执行的反馈渠道不明确;36.84%的企业认为,执行部门对待企业反映的问题处理和解决不及时、或根本没有处理或无人受理。此外,调研显示,各地区专利资助政策的资助重点主要倾向于大型企业和重点企业,但现有的资助额度对大型企业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有限,只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人员、技术、资金基础薄弱,更需要政策的支持与倾斜的中小型企业,反而难以获得支持与资助。
(三)政策执行过程存在随意性和形式化
调研显示,专利资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本级财政中的科技三项经费,由于资金的划拨比例、具体金额没有明确的标准,或必须参照执行的具体规定,因此专利资助资金投入不仅受限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受限于市、区政府领导对专利工作的重视程度,主观随意性较大。这不仅加大了具体执行部门的工作难度(每年都要向上级争取专利资助经费),也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的执行部门无法兑现在对企业进行政策宣传中承诺的专利资助费用)。此外,专利资助政策执行多以资助数量和总额作为考核指标,并形式化照搬发达城市和地区的执行方式,而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企业创新能力差异较大,这种“普遍适用”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执行方式,并不能对本地区的专利产出和企业创新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四)政策执行结果导致资源分散与浪费
调研数据显示,有64%的地区的发明专利申请资助额度,以及21%的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资助额度在1000元以下,相较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和维持的一系列费用支出,这种资助额度难以成为企业专利产出的资金支持来源。此外,调研发现,大型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专利产出多是出于自身竞争需求,而专利资助对其补偿作用或激励作用都极为有限。例如某市规定,对发明专利申请给予500至1500元资助,而该市的一家大型企业内部对每项发明专利奖励额度为1～2万元,是当地资助额度的10多倍。因此资助政策的执行不仅导致资源的分散,而且物质激励的作用也并不明显而导致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执行困境的原因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共政策执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理论系统,相关理论强调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并重,或强调凸显政策执行的重要性并摆脱其附庸角色。以政策执行相关理论为分析视角,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执行在执行模式、执行方式和互动关系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阶层关系”执行模式与国家创新系统基本特征的错位
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是通过国家创新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4]。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创新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网络互动关系,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生产、分配和应用各种知识的各主体之间一整套复杂关系的结果。知识产权政策作为国家鼓励创新的首要政策机制,其作用之一就是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效率。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政策执行是一种“阶层关系”模式:(1)决策与执行的划分为界线鲜明的两个独立体系,各主体间链接断裂;(2)强调上层结构的决策是否正确无误,而忽视下层结构的执行过程;(3)“执行”于政策过程中的意义在层级节制的管理体制之下被弱化,使知识产权政策顶层设计的激励与导引作用的效力层层递减,形成一种“强干弱枝”的政策运行状态。首开政策执行研究先河的美国学者Pressman和Wildiavsky[5]指出,政策运行是一种因素与因素之间互相依赖的体系,而“执行”正是代表了各个关键点的凝聚力与扭转力”。知识产权政策作为一种促进和激励各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的机制,应遵循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通过政策执行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循环流转,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模式,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却呈现一种错位而并非吻合的状态。
(二)“上决下行”的政策执行方式忽视了“执行者”的潜在作用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政策仍未摆脱“上决下行”执行方式:(1)政策的“制定”是政策过程的核心,“执行”附属于政策过程之中,只是一种“目标—结果”间机械化的转换过程,而不是制定者、执行者与政策对象间相互关联的过程;(2)主要强调“执行机关”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做到上情下达,而鲜少重视执行者本身对于政策执行的心理与态度,以及如何采取多元的互动策略;(3)“由上而下命令结构”使执行者处于毫无质疑地执行决策的被动状态,大多只着重于政策量化目标的达成与否,以及可能影响政策产出结果的变项，而忽视政策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反馈。
Van Meter等[6]研究认为，目标共识对政策的影响性大于政策变动的影响性。Pressman与Wi ldavsky[5]则提出“政策设计是通过执行而整合的,执行者才是政策过程的主角”。而在这种“上决下行”的政策执行方式中,中央政府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目标、方针与策略,并通过层级节制的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才是政策执行产出与影响的主导者,地方政府则无自主意识地达成政策目标,既非政策过程的“主角”,也远未与政策制定者形成应有的“目标共识”。因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缺少监督和评价机制的情况下,政策执行过程的随意性和形式化;另一种是不顾现实情况,机械化坚定不移地执行政策以达成形式意义的政策目标,但实质意义的政策效果与政策设想间存在较大的反差。
(三)单向式控制关系无法形成政策执行的关联互动网络
从主体间互动关系看,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执行中的单向式控制关系,限制和阻碍了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1)“政策制定者一执行者政策对象”之间单向式的线性关联和控制关系,使得政策制定者忽视执行者需求,进而使执行者忽视政策对象需求,政策执行偏离实际情况;(2)这种单向式控制关系,忽略了各层次主体间的互动及其沟通线路所形成的复杂关联网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机构以及政策对象无法成为执行中的“协力伙伴”(parterner);(3)关联网络的“断裂”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处于割裂状态,政策对象被动承受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其现实需求无法反馈至政策制定系统,结果通常造成政策资源的分散或浪费。
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实现,并非是单以中央或地方的力量即可完成的,而执行的过程与结果也不仅依赖于单向式、单层次的影响变量。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执行机构以及政策对象之间的单项式控制关系,无法形成政策执行的关联网络。这使政策制定机关无法准确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而对政策内容予以必要的修正或补充;地方执行机构对政策对象的意见反馈不能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政策对象对政策执行只能被动承受和服从,远未达到认同与内化,最终结果导致大量政策资源堆砌下的“表面繁荣”,以及资源投入与产出的严重不匹配,更重要的是偏离了原本的政策初衷。
三、突破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困境——构建政策执行的网络关联机制
Lengrand[7]等第三代创新政策研究者提出,政策是权变的,政策执行受来自上层结构、下层结构以及双方互动的影响而有所差异,因此需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基于前述知识产权政策执行在实践中的问题,借鉴第三代创新政策研究的权变整合理念,本文认为,应当构建政策执行网络的关联机制,对“促进型”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模式、互动方式及实施策略等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突破政策执行的僵化模式,在“促进型”知识产权政策执行中强调中央与地方的权变与互动。“促进型”政策不同于“限禁型”政策,主要使命是引导和协调社会力量的参与,注重以诱致性和多样性手段引导政策对象的行为。因此,中央与地方应突破以往的“上决下行”执行方式,强调中央与地方的权变与互动: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等适合由中央统筹的,则地方应予以充分配合以杜绝政策执行的随意性;反之,若因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政策适合由地方自行主导执行过程,则中央应充分授权、授能,激发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主动性,避免其以“普遍适用”的标准和方式,形式化地执行中央宏观政策而造成资源的分散与浪费。中央与地方各有专司,依政策类型而决定政策执行的主导者。
第二,制度化政策执行互动中的基层反馈机制,强化多主体在政策执行中的目标共识。执行实践中,无论是基层政策执行缺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保障,还是政策对象的被动承受状态都说明,“上决下行”的执行方式忽视了基层执行者及政策对象与上层决策者的互动。上层决策者对政策目标的决定以及对政策执行的指令,无法完全左右或影响执行结果,政策执行的成败取决于基层参与者对政策的认知及认同。因此,从“促进型”政策执行的互动方式来看,应改变“制定—执行”的二元分立的模式,建立政策执行的多主体互动网络,疏通知识产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基层沟通线路,并将其制度化为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并以此强化基层执行者和政策对象对政策目标的共识。
第三,以“利益捆绑”促进知识产权政策执行中多主体的关联互动,使政策执行具有地方层面的合理性。实践中,政策执行方式的随意性和形式化,以及支持措施的落实不到位都说明,国家对技术创新和专利工作的重视并未反映到地方政策执行上。政策执行的动力与利益密切关联,为弥合国家层面与地方及各主体的利益优先级之间的差异,建议将知识产权政策执行与执行者及政策对象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并实现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以达到协同效应。例如,针对执行机关,将专利统计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核心考核评价体系,并在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产业发展等绩效考核指标中设立相关评价标准;针对政策对象,将专利资助政策与精神激励型政策相结合,并在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国家科技计划资助、科技投融资等企业关注的政策中设立相关专利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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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政策 篇10
一、西部某省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的出台
西部某省2010年廉租房建设任务为98项4.68万套, 总投资35.76亿元。截止2010年9月底, 已开工建设74项, 开工率79.57%, 未开工19项, 占任务的20.43%;已完工4项, 占任务的4.3%。某省要完成建设任务, 除中央预算内投资13.36亿元, 尚需省市县配套20.35亿元和其他投资2.05亿元。但某省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有353.6亿元, 大口径财政收入为745.3亿元, 而财政支出达1466.7亿元, 资金远不足以投入廉租房建设。截至2010年9月底, 除中央安排的廉租住房建设资金全部到位外, 省市县三级配套资金仅到位3.8亿元, 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16.96%, 资金缺口达18.6亿元;仅完成投资3.89亿元, 占总投资的10.88%。
资金缺口是一项硬约束。为破解资金瓶颈难题, 2009年某省就已出台了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该政策规定, 各市县可以将已建或者待建的廉租房在扣除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后以成本价出售给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低收入群体, 购房户以房款拥有廉租房60%产权, 而地方政府则拥有其余40%产权。购房后五年内不得出售、出租、转让等, 五年后住户在购买剩余产权后可将廉租房上市交易。
至2010年底, 某省计划出售廉租房38718套, 占全部已完工套数的79.23%;预计回笼资金19.42亿元, 占计划出售廉租房项目建设总资金的60%, 与地方配套资金要求数额相匹配, 资金短缺问题得到了缓解。从表面上看, 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完美无缺, 既解决了资金问题, 又能顺利出售廉租房。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二、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产生的问题
(一) 最低收入群体享受住房保障遇到了障碍
广义的廉租房是指廉租房制度, 即由政府起主导作用, 采取租金补贴、实物配租等不同形式, 为帮助城镇居民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等解决住房困难而建立的住房生产、供应、管理体系、运作程序和规则。狭义的廉租房则是指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 向符合条件的当地城镇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本文所指的廉租房为狭义的廉租房。某省2008年开始进入廉租房实物配租实施阶段, 起初保障对象仅限于城市低保户 (即城市最低收入家庭) , 随着保障能力的提高, 从2009年起逐步扩大到低收入群体。按照2008年10月22日民政部等11个部、委、行、局、会颁发的《关于印发《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的通知》 (民发 (2008) 156号) 的界定:城市低收入家庭, 是指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抚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人员。某市政府确定的低收入家庭 (包括城市低保人员, 低保发放标准为210元/人月) 收入标准是, 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或等于420元, 并实行动态管理, 每年公布一次。本文中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指享受住房补贴的, 并且是经民政部门核定的低收入者。但也有家庭实际收入状况较高的 (由于个人收入的真实数据较难取得) 。按恩格尔系数的算法, 在不同收入家庭中食物支出的比例不同, 收入较少的家庭其食物支出比例较高。如一个家庭按三口人月均420元计算, 月收入1260元, 年收入15120元。我们按最低每人每天食物支出10元计算, 三口人每天30元, 一年约10800元, 占总收入的71.43%。与恩格尔系数诠释的内涵大致相同。以上阐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用于其它支出的部分占比很小。下面是调查的情况。
1.某市某县截止2010年11月底, 经认定有3361户困难家庭 (已享受租房租赁补贴) 具有享受廉租房配租 (售) 资格。某县主管部门决定对已建成廉租房进行共有产权出售 (60%产权出售) , 并通过媒体、宣传栏、小传单逐户分发等形式广泛宣传, 做到老幼皆知。但仅有1056户申请购买廉租房, 占认定户数的31.42%。其余2305户未申请购买廉租房中, 有1844户因经济困难无购买能力而放弃购买, 占认定户数的54.86%;有334户因廉租房产权不确定 (不是全产权) 而持观望态度, 占认定户数的9.94%;有127户虽有购买能力但因子女教育等原因而暂时放弃购买, 占认定户数的3.78%。
2.某市23户购房家庭中, 有10户依靠亲朋好友借款, 有1户向放高利贷者借款, 利率达1分。其余12户购房者囿于调查者身份语义不详未明确说明。
3.某市17户未购房家庭中, 有10户经济困难放弃申购廉租房, 继续申请住房租赁补贴;有4户已摇号取得购买资格但因不能按期缴款而放弃购买;有3户未摇到号要轮候。
4.某市某区的两个社区有1206户符合廉租房购房条件, 其中有477户经济困难放弃购买, 占39.55%。以上情况, 尽管不能涵盖所有低收入家庭不购买廉租房的真实原因, 但至少表明存在相当部分的最低收入家庭被挤出了廉租房实物配租 (售) 的范围。国家廉租房政策的“托底”功能实际上已经远离“底部”被人为拔高了。
(二) 扭曲了廉租房政策的本意
国家的廉租房政策, 根本目的是满足低收入家庭有房居住的需求, 而不是为了解决其私有房产的问题, 即一是保证弱势群体获得必要住房保障的权利, 二是过渡性居住问题。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 不仅使现阶段最需改善住房条件的最低收入群体遇到困难, 而且也使若干年后新形成的低收入群体面临“无房可租”。由于购房者不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而主动放弃已购的低价产权房, 导致廉租房退出机制难以形成, 从而使廉租房失去流动性。并且目前廉租房共有产权的出售, 是以中央500元/平方米的补贴和省级200元/平方米的补助, 作为政府所有的廉租房产权部分, 其余产权部分按900元/平方米的建设成本价格由申购户购买。这实际上是将政府的资金压力转嫁给了低收入群体, 增加了这部分人群的经济负担, 也使得建设廉租房的社会保障行为演变成商业开发行为, 失去廉租房的本有保障功能。
我们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 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概念和认识, 为进一步明晰所阐述的内容, 我们进行了定性 (定量较难) 方面的分析和归纳, 从购房者和售房者两个角度说明该项政策的运行机理及运行原因和结果。
第一, 从购房者角度看。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相当部分的人对廉租房政策不了解或了解甚少, 大都认为廉租房只能花很少的钱购买, 不能廉租。只有极端困难的家庭确实因无购买能力, 可通过另行申请租住。他们普遍表示如果能够廉价租赁, 首选还是要租住。然而地方政府在政策宣传中重点强调的是购买的内容和程序, 对廉租房究竟是否能够租用的宣传比较弱, 语义也相当模糊。因为地方政府认为先租后售将导致共有产权出售政策无法推行, 而不能筹集到建设资金, 影响廉租房建设任务的按期完成。所以这部分人群眼下只能选择购买。而购房者是揣着什么想法买房的, 我们考察一番就会知道。
首先是购买廉租房尽管是部分产权, 但毕竟是私有产权, 符合购房置业的情感需求。廉租房出售对拥有私权房渴望已久的低收入人群来说是一场“及时雨”, 不能错失良机, 既是眼前的一片浮云也要竭力抓住。这也正是地方政府所谓的“很受购房者欢迎”的口实。其次是比较效应。目前商品房的价格急剧攀升, 高不可及, 低收入群体穷其一生也可能无缘购置。廉租房的出售生逢其时, 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仅卖5-6万元, 可谓廉价至极, 因此, 购买者倾其所有, 甚至拿出上一辈的储蓄也要购买, 即使砸铜卖铁、攀亲附友、高息借贷, 也在所不惜, 至于今后如何偿还如何度日,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颇有点今朝有酒今朝醉, 莫管他日饮清风的味道。再次, 与第二种情况相关, 购房者中有部分正是瞄准了廉租房与商品房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 而采取各种手段竞相申请。某市为例, 一般商品房的租金是每月15-20元/平方米, 廉租房的租金是每月4-5元/平方米。为此, 有的家庭分户, 有的收入超标, 有些有房有车, 还有的购房者是财政供养人员, 或是负责廉租房审核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甚至两种情况兼有。究其原因, 除了准入机制不完善令其有机可乘之外, 更在于廉租房未来上市交易时巨大利润空间的诱惑 (交易障碍也取决于政府监管手段的完善和有力, 同时人们基于现状对未来进行了不利的预期) 。最后, 是购房者既已入住, 全部产权或部分产权有何“可畏”?今后如何使用, 或转租、或继承、或变相交易等行为都是有可能的, 监管部门又能奈其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部分的住户存在这样的想法, 对未来政府能管好出售的住房没有确定的把握。即便如目前监管部门声称的有严格的退出机制, 但因这部分人群与之没有隶属关系, 社区管理又松散, 推行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一旦如此, 后续麻烦和混乱亦将会接踵而至。
第二, 从售房者角度看。第一个理由, 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既解决了资金困难, 又受购房者的欢迎, 满足了购房置业的传统消费心理, 何乐而不为?但这个理由既未考虑购房者的经济困难因素, 也忽略了国家廉租房政策初衷。第二个理由是地方政府最为津津乐道的, 即这部分人群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政策, 现在掏少量资金就买到一套住房, 是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举措。殊不知这样做使地方政府和购房者共同受益的同时却由其他公众 (符合配租售条件的未享受者) 不当付出。既侵犯了未享受者的权益, 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公。第三个理由是借鉴以前房管部门管理公租房的经验, 由于公租房的房租不好收、使用者不爱惜、维修困难等问题十分突出, 现在有住户私人产权在内, 管理起来将会更加方便。但这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职责的一种逃避。
廉租房共有产权的出售虽然按上述情形运行, 称许者有之, 诟病者有之, 但各地群起而效法, 其汹涌之势有不可挡之力。可理性地深究, 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经济适用房的变味, 是变相的保障房, 是对国家廉租房政策本意的严重扭曲。
(三) 地方政府放弃了应尽的职责
住房本质上是私人产品, 应当以市场提供为主。但廉租房与商品房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本质属性。由于商品房产权归属私人所有, 具备明显的商品属性;而作为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的廉租房, 则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属性。中央政府应该承担全国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政策和全国性规划的职责, 制定全国性的基本方向和政策原则,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提出保障性住房的规划目标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 提供保障性住房则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最了解和掌握本地域内享受保障性住房的群体数量以及各地的住房市场情况。地方政府既要以管理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全社会管理和监督房地产市场, 又要以直接参与者的身份, 制定与廉租房制度相配套的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住状况、财政能力的廉租房实施总体目标和分布实施方案。而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的出台, 则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上放弃了应尽的职责。
首先, 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 形同于制度性的允许住户拥有部分产权, 公共产品变成了私有或半私有产品, 便产生了排他性。这不仅导致廉租房失去了流动性, 也使建造廉租房本身由社会保障行为转变为商业开发行为。廉租房购买五年后, 住户可在购买剩余产权后将廉租房上市交易, 结果地方政府则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将中央专项补贴资金变现为地方财政收入。这与放弃其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公共责任毫无二致。其次, 地方政府还应完全承担廉租房的日常具体管理职责, 包括对租赁户的审核机制、廉租房的修缮维护、租赁户退出机制等。但当住户通过共有产权出售政策购买了60%的私人产权之后, 地方政府对廉租房的管理本身就失去意义, 而其对于已售廉租房的产权共享、利益分配、后期责任分担、回收资金管理等也并无相应的办法。再次, 共有产权出售政策, 等同于在低收入群体内部分配中再次体现出效率优先的“市场法则”, 让买得起廉租房的人优先, 从而违背了政府住房保障政策的本质要求, 即通过政府调控的方式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 从而保持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
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住房问题历来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而且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当前更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廉租房是采用配租或者配售方式, 应更多地考虑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稳定, 以及如何更加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现实利益和提高各种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的出台, 客观上确实解决了资金匮乏的难题,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工作方式的“创新”, 但我们不能进一步, 退两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负责任的政府, 提供廉租房是政府公共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廉租房, 不应有瑕疵, 不应有折扣, 不应在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对廉租房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就采取出售的政策 (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差别及公信度等因素, 目前仍有大部分人群对廉租房政策含义十分模糊) 。也不能因为廉租房的共有产权出售, 暂时解决了资金困难而忘记了政府的职责, 沉湎于眼下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一味夸大其资金方面的作用, 忽视存在的问题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廉租房是社会责任, 其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深刻理解。因此应取缔共有产权出售政策, 使廉租房回归本来的面目, 切实发挥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但是, 我们也应正视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的现状, 为此中央财政应加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的力度, 让特困地区能享受特殊补助标准, 加快建设进度, 提高保障水平, 共享幸福安康。地方政府也要严格落实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提取配套用于廉租房建设的规定, 在财政状况允许时也可提高提取比例, 如某省将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10%用于廉租房建设, 提高到按土地出让总价款的5%用于廉租房建设, 为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开了制度创新的先河。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廉租房建设, 通过慈善、捐赠等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和房源。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中也要开源节流, 多种途径筹措和安排建设资金, 提高廉租房建设资金的保障力度。积极探索融资新途径, 如设立廉租房投资信托基金等都不失为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方式。
摘要：住房保障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得廉租房建设面临资金瓶颈。廉租房共有产权出售政策由此应运而生。该文在对西部某省廉租房建设进行审计调查的基础上, 审视这一政策利弊得失, 力求为完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保障性住房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廉租房,共有产权,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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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政策 篇11
近日, 句容全面贯彻落实各级知识产权工作会议精神, 在深入调研和精心研究基础上, 结合知识产权工作实际, 对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 与以往相比, 创新点颇多, 不仅加大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的资助力度, 更是首创性地对专利年费进行资助, 有力地促进专利“量质双升”。
根据新细则, 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总量为600 万元, 重点支持企业发明创造、重大发明专利成果产业化、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和专利数据库建设、知识产权贯标等。一是加大资助力度, 更加注重专利产出。授权发明专利和授权实用新型专利的资助力度, 授权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分别由3000 元、1000 元提高到5000 元、1200 元。同时, 当年获评的发明专利大户最高可获得30 万元的奖励。二是聚焦成果转化, 更加注重产业化。凡是在句容市域内申报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授权发明专利, 其构成的专利产品能快速产业化, 通过专家评审的, 最高可获20 万元的资助, 相关项目申报市本级同类科技计划项目时, 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立项。三是保持延续性, 首创性补助专利年费。从发明专利获授权的第2 年起, 每件资助年费300 元, 3 年以上每件资助年费1000 元, 确保万人有效授权发明专利指标稳步上升。
新细则的实施不仅能够激发句容全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创造热情, 同时也促进了创造高质量专利的积极性, 减轻了部分单位维持和实施高质量授权发明专利的压力, 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进一步高效运用、管理和保护专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