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精选7篇）
数据产权 篇1
通过对目标技术微处理器核专利评估, 共筛选出8件威胁专利, 6件技术相关专利和3件可自由使用技术专利进行了对比分析, 对8件目标技术微处理器核中6件进行了规避设计, 对另外2件专利权稳定性提出质疑, 并已找到相关对比文件, 可作为无效证据。
客户在开发工具软件中大量运用开源软件资源, 根据调查问卷反馈信息中可得知, 客户总体上较好地履行了GPL第三版协议条款, 但其在发布软件副本中按照GPL第三版“条款和条件”要求补充“合适版权通告”并在授权中包含完整免责声明, 同时根据要求公示法律通告。
客户作为芯片设计厂商只提供芯片和技术支持, 服务公司提供终端整体解决方案, 不在MEPG LA等音视频专利池授权范围内, 相应知识产权风险较小。
为实现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目标, 知识产权评估遵循以下原则:
1、定量评估原则
2、客观公正原则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当今科技不断发展, 专利作为保护与鼓励科技创新重要手段, 通过专利保护未经专利权人同意, 不得对发明进行商业性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者进口。日渐进步科技与商业环境中, 不仅要通过专利保护自身创新成果, 也要注意自己发明创新是否侵犯到他人专利。因此专利评估确认创新成果是否落入其它专利保护范围是科技创新与专利申请中一项重要工作。文本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应用是完成这类工作主要方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8627件, 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4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中国是国际专利申请量全球同比增长较快国家之一, 2012年国际专利申请同比增长13.6%。
面对海量专利数据从中获取所需信息已十分困难, 传统数据分析工具与方法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信息量。据统计即使1个科学家目前夜以继日工作也只能阅读有关他自己专业世界上全部出版物5%。人们迫切需要快速、准确、智能数据分析方法将海量信息加工、处理, 并能够从中迅速提取出有用信息。在此条件下数据挖掘技术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如今该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并为人们各种决策提供依据。
据研究发现70%～80%网络信息以文本形式体现, 因此文本挖掘在网络知识发现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且有巨大发展潜力。当数据挖掘对象是完全由文本数据类型构成时这个数据挖掘过程称为文本挖掘。业界普遍认为1995年文章《Knowledge Discovery in Textual Database》标志数据挖掘开始应用于文本对象。文本挖掘任务分类有文本分类、文本聚类、文本检索、文本摘要、文本情感分析、文本趋势分析等。现今文本挖掘技术因其重要作用已被广泛关注与研究。文本挖掘过程主要概括分为以下几步: (1) 资源发现:提取所需要处理文档; (2) 信息选择与预处理:对已提取出文本资源进行自动挑选与预先处理, 得到所需要信息; (3) 概括:从单个文档及多个文档之间发现普遍模式; (4) 分析:对挖掘出模式进行确认与解释; (5) 得到所需知识模式。
文本挖掘中关键技术就是聚类分析技术。文本聚类能够依据文本内容相似程度将文本分为不同类别, 使结果每个类中成员之间尽可能具有趋大相似性, 而不同类中成员之间具有趋小相似性从而发现文本之间内在关联。因该算法没有任何知识可供参考, 因此属于无监督分类中一种。文本挖掘是以文本作为数据处理, 在众多杂乱无章文本中提取出可利用、具备一定关联性、能够作为信息指导性潜在模式过程。在此过程中须将繁冗文本信息依据某特定方式有序地排列, 并且通过计算机对海量文本进行聚类与类别标识是文本挖掘自身需要, 为进一步挖掘其他途径提供很好利用效果。因此文本聚类算法好坏直接关系着文本挖掘技术性能, 对文本聚类研究、文本挖掘来说有着重要意义。聚类算法现今已作为一种独立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中, 如生物、医疗等各方面, 因此该算法有重大研究价值。
文本挖掘研究趋势主要有:新文本挖掘方法不断出现, 如基于群分类方法与基于神经网络聚类方法;新文本挖掘方法主要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进化计算与粒度计算等领域中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文本挖掘系统中;传统文本挖掘方法进一步发展, 如支持向量机不断改进、K-Means算法以及KNN方法发展与革新;根据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原有方法改进, 提高文本挖掘算法在实际应用中性能;语音与图像文本挖掘技术出现随着网络与多媒体技术发展, 许多文本以图像与语音形式出现, 将文本挖掘技术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技术相融合能够实现图像文本分类聚类、语音文本分类聚类、多媒体数据库索引等。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文本信息处理研究开始较早、较深入。该领域国外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由国际文本信息处理领域提出向量空间模型 (VSM:Vector Space Model) 成功应用于SMART文本分类系统, 成为现代意义上文本信息处理研究开始重要标志。1988年模式识别领域国际知名刊物“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出现促使各位研究者开始关注文本信息处理领域各种问题, 尤其是文本分类与聚类研究。1989年IEEE会刊“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问世, 该会刊出现为研究者、管理者、开发者、策略制定者及其他感兴趣用户提供知识与数据工程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进展。与此同时著名国际期刊包括“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cience”、“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等等, 都非常关注文本信息处理领域进展。国际上TREC (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 NIST与美国国防部联合举办年会与测试) 、SIGIR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CM年会) 、TDT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 NIST主办测试) 、MUC (Message understanding Conference, DARPA主办测试) 、ACE (Automatic Content Extraction, NIST主办测试) 等国际会议与评测活动也都非常活跃, 吸引了全世界注意, 强有力地推动文本信息处理领域研究进展。
国外, 文本挖掘技术相对成熟, 文本挖掘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挖掘算法与文本挖掘应用两个方面。T.Khonen教授将神经网络引入到文本挖掘技术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自组织 (SOM) 网络信息组织方法WEBSOM。该方法适合于对大规模文本文档聚类。之后出现许多改进方法, 如自创造与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 (SCONN, Self-Creating and Organizing Neural Networks) 、增长细胞结构 (GCS, Growing Cell Structure) 、动态增长自组织映射模型 (GSOM, Growing SelfOrganizing Map) 等。基于群文本挖掘方法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分为蚁群算法优化 (ACO,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与粒子种群优化算法 (PSO, Particle SwA公司Optimizers) 。群引入使得文本挖掘算法运行速度与精度都有了很多提高。
现今许多文本挖掘算法已用于各个领域, 如邮件分类、电子会议、信息过滤等。1994年, AT&T实验室将基于非确定性分类技术应用到电子邮件领域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开发多文档处理系统Newsblaster, 实现了将每天新闻进行聚类、消除同主题新闻, 并且根据新闻内容生成摘要功能。
2.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国外文本信息处理研究, 国内对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因中文语法、构词等特殊方式, 使得中文信息处理碰到困难比英文多。国内文本挖掘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公司、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等机构。
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主要对自然语言接口、汉语分词、语义分析、句法分析、音字转换等进行了研究, 首次将范畴语法引入到文本挖掘中文信息处理当中, 并建立了范畴表达式演算机制及范畴词典, 提供一种新中文信息处理计算方法。同时在文本知识库处理方面提出了基于文本浅层推理理论, 该理论只需要对文本知识库做浅层处理就可进行有效推理。在算法研究方面, 中科院提出了基于层叠HMM模型中文分词算法, 在国际评测中取得了很好结果。在建设资源库方面, 建立了中文开放资源平台, 该平台集算法、系统、资源、交流于一身, 成为了中文信息处理良好平台。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中心与文本挖掘相关算法已成功应用到多个实际系统, 并且推广到了数字国防、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
数据产权 篇2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产权
数据库是一个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有组织的、有共享的、统一管理的数据集合，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图书馆数据库则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影响下，针对用户的信息需求，将馆藏信息资源和其他电子资源进行收集、分析、评价、处理、存储，并按照一定标准和规范将其数字化，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数据集合。它是传统图书馆馆藏信息在数字时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实现馆藏信息自动化检索、信息资源传递共享、开展特色服务整理、保存本馆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本馆馆藏文献的数字化；二是购买商用数据库；三是通过共享或链接利用网上数据。随着越来越多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和商用数据库的出现，图书馆数据库所面临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也随之增大。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和网络信息服务开展就要规避侵权风险，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开展，充分利用各种手段规避风险。
1.馆藏文献数字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馆藏作品数字化的行为属于对作品的复制，复制权是版权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是版权人用复制方式使用作品及许可他人以复制方式使用作品来获得报酬的权利。对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要视作品的版权状态和作品的使用方式而定。
1.1对于进入公有领域尚在保护期作品要充分利用“合理使用”的豁免权利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法的核心制度之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并进一步规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这是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核心制度，是目前馆藏数字化和提供局域网服务的基本依据。
1.2对超过保护期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现代的版权制度规定，版权受法律保护的时间是有界限的，保护期内的作品受到版权保护。因此，在自建数据库的过程中，图书馆可以根据需要，对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进行数字化转换，但要尽量规避对对版权人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1.3对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要合理利用
有些作品，虽然具备版权保护的条件，但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将其排除在版权保护体系之外；有些作品因为表达形式的唯一性而不具备独创性，也得不到版权保护。这类作品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有所规定：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等 8 种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情形。因此图书馆可以对此类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提供网络传播服务。
2.购买商用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
直接购置数字化制品和数据库是构建数字图书馆实体馆藏的重要手段，直接购买电子图书不仅可以省去数字化转换的经费投入，也可以避免版权纠纷，是特色数据库建设的一种很好的途径。但在使用过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2.1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权利被限定为本馆之内，并没有延及馆舍之外的其他地方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如果仅仅在馆舍内提供服务，这和图书馆社会化、远程化的服务动向相违背。对于服务和法制的两难处境，通过合同获得授权是最重要的解决办法。图书馆对用户提供电子图书服务时，应当遵守与出版商所签订的合同，对电子图书的使用方式和传播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做好数字版权的保护工作。
2.2签订严密购买合同，用法律规避使用过程中的侵权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指出版方首先要有合格资质，其次要确保购买的数据库本身没有版权纠纷。如果数据库收录文献属于侵权作品，则将影响到图书馆对数据库的正常使用，甚至可能将图书馆带人侵权纠纷。在签订使用合同时，要注意明确规定一旦数据库出现侵权问题导致版权人要求赔偿或数据库因版权问题被版权行政管理部门查封时，一切法律问题应该由数据库制作商承担，与图书馆无关。
2.3合理利用集体管理机构的约定授权
《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了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图书馆获得集体管理组织对作品的授权的时候，应该以书面形式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且这种合同不得是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虽然我国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尚不成熟，但图书馆必须对此加以关注，作为获得海量授权的契机。
3.使用网上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3.1充分利用开放存取资源规避风险
2002年2月14日发布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中将“开放存取”定义为：论文可以在公共网络中免费获取，允许所有用户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限制地阅读、下载、复制、散发、打印、搜索或超链接论文全文，允许自动搜索软件遍历全文并为其编制索引，允许将其作为软件的输入数据，允许有关的任何其他合法用途，除非登录、使用互联网本身有障碍。开放存取并不是要求版权所有者放弃所有权，没有否定著作权的存在，相反，开放存取是以承认资源享有著作权为前提，是将著作权人特有的运营规则。
开放存取资源可以免费获取，它是在网络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重要学术交流模式。图书馆可以实现对“开放存取”的全文链接，为作品建立索引，利用这些作品提供给用户阅读、下载、传播、打印和检索等服务，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达到扩充馆藏资源的目的。
3.2合理使用网络搜索，建立特色链接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對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该条文肯定了提供搜索引擎和设置链接的合法性，也肯定了权利人禁止链接和禁止搜索的权利。对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可以利用搜索和链接的功能构建图书馆数字资源导航系统。但是，如果当图书馆接收到权利人的禁止链接和搜索的声明以后，要立即停止链接，否则构成侵权。
【参考文献】
［１］蔡双双.高校图书馆自建数据库的版权问题［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6).
“大数据”时代的知识产权法保护 篇3
一、“大数据”概念及特点
“大数据”科学家John Rauser认为“大数据”是指任何超过了一台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数据。Gartner公司的Merv Adrian认为,“大数据”超出了常用硬件环境和软件工具在可接受的时间内为其用户收集、管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1)。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在其报告中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国栋在调研多个行业后,认为大数据是在多样或者大量数据中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2)。
现在学界对于“大数据”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综合上述定义可以分析出“大数据”一般指资料信息规模庞大而很难用传统方式进行收集、管理、存储和分析的数据集合。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大数据”与传统意义上的数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类型繁多,来源各异,总量远远大于传统数据。如今全球有数不清的数据传感器,将这些传递沟通的感应器与计算机智能连接起来,促成了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崛起(3)。到2020年,只需花上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把整个图书馆的全部信息拷进一个小的硬盘(4)。(2)“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库的处理模式不同。“大数据”的产生和处理速度更快,难以用传统数据库的处理模式进行收集、管理、存储。(3)“大数据”的价值与传统数据相比越来越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如在医疗保健领域,“谷歌流感趋势”项目依据网民搜索内容分析全球范围内流感等病疫传播情况,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供的报告对比,追踪疾病的精确率达到97%(5)。“大数据”也运用在我国的版权保护上,如为乐视、百度音乐等合作的冠勇科技推出的国内首家新媒体版权大数据监测平台CPM1Live,该平台利用30台服务器即可处理1000小时以上的音视频文件(6)。
二、现行知识产权法对“大数据”表现形式保护评述
(一)“大数据”的版权保护现状
在IT行业,有很多学者对“大数据”的概念予以界定,但在法律界并没有“大数据”这一专业法律词汇,因而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其予以保护。
数据属于事实,不是由大众“创作”出来,不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故“大数据”本身不属于我国版权法所称的单独类型的作品,不被版权法保护。但“大数据”可以汇编作品的形式给予版权法上的保护。对“大数据”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内容上的选择或者编排,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大数据”汇编集合即“大数据”汇编作品,则可以通过版权法中的“汇编作品”予以保护。
(二)“大数据”版权保护存在的局限性
1.“大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结构很难具有独创性。如果企业独立创造出某种选择或编排的方法,或者他人通过分析该企业的汇编结果可以简单轻松地反向分析出该选择或编排方法,而且对于同一范围内的“大数据”若使用该方法也可以得出相同的汇编结果,则说明该选择或编排方法并不存在智力方面的个体差异,不具有独创性,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在实际商业运营过程中,企业在收集某一“大数据”类型时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但该主观目的属于思想范畴,不受版权法保护。因此企业对“大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要符合汇编作品独创性的要求相当困难。
即使企业是基于个性化的主观判断对“大数据”进行选择或者编排,而不是利用既定的规则或规律去应用某种分析方法或者计算公式,但怎么判断该“个性化的主观判断”符合汇编作品“独创性”的要求?
在2009年大众点评网诉爱帮网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大众点评网中针对餐馆的介绍和点评内容整体构成汇编作品,大众点评网享有著作权(1),但二审法院认为大众点评网对于网友点评文字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排列方式是常见的排列方式,并不具有独创性。同时,本案现有证据亦无法看出被上诉人对于用户点评的内容进行了选择(2)。大众点评网如欲主张针对餐馆的点评在整体上构成汇编作品,就应当证明其对用户上传的点评进行了选择(如指派编辑审核用户上传的点评,精选出质量上乘的),或以一种不同于业界常规的方法对用户的点评进行了编排(3)。
从这一案件不难看出即使企业不是利用既定的规则或规律去应用某种分析方法或者计算公式,但“大数据”汇编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在实践中实在难以把握,企业对“大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要符合汇编作品独创性的要求亦相当困难。
2.“大数据”汇编作品不能保护“大数据”内容本身。由于汇编作品是通过一个体系化的选择或者编排方式呈现作品或者其他不构成作品的材料,故版权法保护的是汇编作品所呈现的选择或者编排方式而非其中的作品或者其他不构成作品的材料。
然而就“大数据”而言,具有高度商业价值的并不是“大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形式,而在于“大数据”本身的价值以及对“大数据”进行选择或者编排后形成的结论类型的“大数据”的价值。现今很多行业对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正在逐步标准化和统一化,随着对数据收集、管理、分析技术的发展,可以预见未来行业间对“大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亦会逐渐标准化和统一化。仅仅按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大数据”作品是否受版权法的保护,将使得具有重大意义和使用价值的“大数据”内容本身无法得到版权法的保护。
三、现行知识产权法对“大数据”实质内容的保护评述
在现行知识产权法下,企业如欲保护“大数据”集合实质内容,一般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业秘密对其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大数据”内容进行保护。
(一)“大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经营者之间缺乏竞争关系时,即使他人直接提取“大数据”汇编作品中的数据制作相同或者相近的数据时,经营者也无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且我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是以举例加概括的方式,然而通过原则性条款来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极大的不可预见性,法官一般根据个案予以解释和判断,这无疑让“大数据”作品的制作者很难预见自己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使得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大数据”集合的实质内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大数据”的商业秘密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商业秘密对这类“大数据”予以保护是合理的。并且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大数据”的优点在于保护的灵活性,当事人之间可以约定具体的保密措施。但如果对“大数据”集合这一商业秘密的保护完全依赖于保密方的行为,一旦保密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保密协议,“大数据”作品制作者的利益难以完全实现或者根本无法实现,即使得到救济也无法完全弥补“大数据”作品制作者因商业秘密泄露受到的损失。
四、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保护的立法完善
我国的数据信息产业初具规模,与欧美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数据信息产业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我国现有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作用有限,难以为数据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为了我国数据信息产业的发展,完善我国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必要的。
(一)明确汇编作品“独创性”标准保护“大数据”表现形式
对“大数据”进行收集、选择或者编排是对其进行分析利用的前提,故需在现阶段通过版权保护“大数据”汇编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版权法保护“大数据”汇编作品。纵然对“大数据”进行选择或者编排很难具有独创性,但对致力于研究如何收集、整合“大数据”的企业来说,版权法应当明确汇编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才能更好地保护“大数据”。
判断汇编作品是否符合版权法所要求的选择或者编排的独创性要求,可以从以下内容考虑:如果“大数据”的获取、选择、编排是由汇编者独立完成,而非运用既定规则或规律的计算方法完成甚至抄袭完成,且汇编者进行了主观上的衡量、判断,有体现作者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达到一定水准的智力创造高度,则通常具有独创性。如果只是根据某个特别简单的标准如时间、字母排序等进行数据的选择,则无法体现出汇编者的独创性,不能获得版权保护。
(二)赋予“大数据”集合特殊权利保护其实质内容
因为最易被复制,最具价值、最需保护的是“大数据”作品内容本身的价值,故需要另谋他路保护“大数据”集合实质内容的价值,为“大数据”集合设立特殊权利有其必要性。除了由于有的数据库本身达不到版权法保护的标准,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制作者收回投资,防止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随意复制原有的数据而不承担侵权责任事件的发生(1)。
虽然“大数据”与数据库在处理模式、利用范围等方面有诸多不同的特点,但究其本质均为数据集合,因此可以借鉴欧盟的相关规定来保护“大数据”集合。
1.特殊权利的客体。明确规定“大数据”特殊权利保护的客体是经证明在质量或数量上做出实质性投资的“大数据”集合。所谓“实质性投入”是指在“大数据”集合的制作过程中应当对内容的获得、校正、表现等方面进行质量上或数量上的实质性投资。投资不仅指物质金钱上的投资,还包括时间、劳动、物力等方面的投入。《指令》立法理由第19条举出了非实质性投入反面例子:“一般而言,将数首音乐演奏录制在CD上的汇集并不在《指令》保护范围内,因为它既不符合作为汇编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也不足以符合特殊权利保护中实质性投入的条件”(2)。
2.特殊权利的主体。“大数据”集合特殊权利的主体是“大数据”集合的制作者,对“大数据”集合的制作进行了实际性投入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指令》理由陈述第41条对数据库制作者做了解释:“数据库制作者是最先进行投入并承担风险的人;特别是受委托人不属于数据库制作者”(3)。
3.特殊权利的内容。“大数据”集合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大数据”集合享有“摘录”和“反复利用”的权利。
“摘录权”是指采取任何方法或以任何方式将“大数据”集合内容的全部或其实质性部分永久或暂时转移到另一媒介上的权利。借鉴《指令》第7条第2款a项,其将“摘录”定义为:“用任何手段以任何形式,永久或临时地把数据库内容的全部或实质性部分转换到其他介质中”(4)。
“反复利用权”是指以任何手段或方式向公众提供数据库中的全部或实质部分内容的权利,包括复制件的发行、出租、在线传播或其他方式的传播。借鉴《指令》第7条第2款b项,其将“反复利用权”定义为:“通过发行复制件、出租、在线传输或其他方式传输,以任何形式向公众提供数据库内容的全部或实质性部分”(5)。
数据产权 篇4
在知识经济席卷全球,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知识产权正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核心动力。据《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规模达到4 200万家以上,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我国约60%的GDP,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一半。在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大环境下,必须加快提高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且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研发现,拥有专利的企业的利润率是没有专利的企业的利润率的7倍。因此,提升占企业总数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但我国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现状却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2013、2014年数据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差距明显,大型企业的专利申请量约为中型企业的1.5倍,发明专利申请量约为2.1倍,且出现逐年缓慢扩大的趋势(见图1)。小微企业的专利申请情况由于受投入、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同样不容乐观。乔占友[1]提出我国中小微企业创造意识薄弱,没有申请过专利的企业高达99.5%,知识产权数量少,没有申请过专利的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周勤玲[2]提出我国中小微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95%企业都在贴牌生产。
同时,通过对2006—2014年中国知网的全国期刊论文相关度检索,以“企业知识产权”or“企业专利”对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得出共计3 377篇论文,年度数量分布如图2所示。其中,围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专利)的论文仅286篇,占总论文数量不足9%,表明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研究的关注度还不高,但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研究影响我国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提高我国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中小微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
2 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影响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影响因素包括来自企业外部环境的原因和企业内部的原因两大类,本研究主要探讨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为理清影响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主要内部因素,本研究对图2中列出的286篇论文中涉及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相关内部影响因素进行了聚类分析,综合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企业R&D投入。王鹏等[3]研究得出企业创新资本投入能够促进工业企业专利产出和新产品产值的增加,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冯文娜[4]研究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资金投人比研发人员投入对创新产出的贡献更显著。逄淑媛等[5]研究指出R&D投入与企业专利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是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冒佩华等[6]研究提出企业中研发人员比例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作用,企业将研发人员比例每提高1%,其专利产出数将会增加2.573%。邓翠微等[7]提出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必须要通过知识产权人才来具体落实,企业知识产权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工作发挥着重要的直接影响。伍燕琪[8]分析提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研发人员投人增加1个百分点,发明专利授权产出增加约为0.54%。
三是企业家知识产权意识。袁林等[9]以企业家精神和组织创新氛围为研究视角,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专利创造能力有正向影响。吴锐娇[10]提出企业家要带头树立知识产权意识,真正将“知识产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根子”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袁真富[11]认为由于中小微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专职工作人员,应该更加重视提高企业领导者的知识产权意识来弥补。
四是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李杰[12]通过调查发现,接受过企业奖励的研究人员对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保密性和连续性的认同度更高,更有利于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李秋漩[13]通过数据调查提出我国中小型企业的知识产权激励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缺失,导致许多企业的创新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曹丽荣[14]提出从企业内部而言,激励机制对创新至关重要,对员工发明创造有激励措施的企业与无激励措施的企业相比,在专利申请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0.05)。
五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环境。张强[15]在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困境形成原因中分析了中小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内部因素中强调了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杨拉克[16]认为大多数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并未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企业管理范畴。
综上所述,虽然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内部影响因素,但对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及重要性的理解却各不相同,而这也说明了影响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大多学者共识度最高的就是R&D投入及R&D人员投入,普遍认为R&D投入水平是影响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核心要素,但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投入不足是个普遍问题,企业由于自身发展规模、发展阶段的限制,很难在R&D投入上有所突破。因此,本研究希望从企业自身的其他方面,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等,探究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有效因素,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具操作性、更符合中小微企业实际情况的解决建议,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3 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综合相关研究及企业实际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的内部影响因素调查指标体系(见表1),面向中小微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情况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04份,其中有效问卷180份,以此探究各影响因素与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之间的理论和现实关系。
3.1 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主要是体现企业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程度,重在考察企业是否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的日常工作。我们对此分3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企业的知识产权机构设置。是否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体现了企业是否将知识产权作为专业的、独立的工作来管理,是否将知识产权工作作为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隶属情况也是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运行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不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方式的差异,隶属于不同的部门会给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带来不同的权限、不同的参与具体工作方式,也可能承担不同类型的职能。二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方式,主要包括单位分级管理、单位集中管理、集中与分级管理结合。集中管理是指企业采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隶属总公司经理管辖,知识产权管理部与生产部、财务部、技术部、经营部共同组建成企业的最高层组织管理机构,如国外采用此种管理方式的典型企业有IBM公司、三菱公司和东芝公司以及拜耳公司等。三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及保护情况。企业对知识产权是否进行有效转化及有效保护,是体现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没有设立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的中小微企业平均知识产权产出为13.2件,知识产权产出占总量的74.7%;而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中小微企业平均知识产权产出为18.5件,知识产权产出占总量的25.3%。可见,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有显著关系。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主要有3种情况:企业领导直接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隶属于法务部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隶属于技术研发及科技管理部门。由图3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隶属于企业直接管理的中小微企业平均知识产权产出数量最高,达到18.8件;隶属于技术部门其次,为18.3件;法务部门最低,为16.2件,但依然高于未设专门管理机构的13.2件。同时可以看出,湖北省大部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的中小微企业采取隶属于技术部门的方式,此类企业总的知识产权产出比重达到65%,且180家企业中的143家都采取了单位集中管理的方式。因此,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提高知识产权产出最有效的方式是纳入企业领导直接集中管理。
在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及保护方面,只有4%的企业有收购、许可转让、质押融资等知识产权经营行为,其它企业都是自行组织实施转化知识产权;有39%的企业主要依靠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知识产权维权保护;21%的企业主要依靠内部法务人员进行维权保护;其余企业还未开展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内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知识产权维权、知识产权经营等工作内容很少涉及,整体水平不高。
3.2 知识产权人才影响
知识产权人才是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基础,没有知识产权人才而谈知识产权是空中楼阁,人才是知识产权工作最重要的投入要素。除了总体数量规模之外,知识产权人才的来源、所在部门及知识结构同样会影响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的成效。
对于知识产权人才规模与知识产权创造的关系,本研究在湖北省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相关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注:***代表在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5%水平上显著,*代表在10%水平上显著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小微知识产权人才数量与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有高度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37。可见,知识产权人才数量与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人才数量越多,则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就越大。
从知识产权人才的来源看,通过社会招聘或海外引进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得出的平均知识产权产出为33.8,由企业内部其他专业人员转岗得出的平均知识产权产出为24.6,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但仅22%的企业选择招聘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78%的企业都选择由企业内部非专业人员担任。显示出中小微企业对知识产权工作专业性的认识还不够,企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多数都是由技术研发人员发展而来。
从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结构看,91%的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具有工程技术专业背景,企业平均专利产出为27.2件;26%的企业知识产权人才拥有法律专业背景,企业平均专利产出为34.6件;42%的企业知识产权人才拥有经济及管理专业背景,企业平均专利产出为30.2件。可以看出,拥有专业背景的知识产权人才对知识产权产出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专业背景人员。
3.3 企业家意识
企业家的意识是一个企业做好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指引。如果企业家能够主动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则更可能将知识产权工作贯穿到企业发展之中,能够大大促进企业知识产权的产生和保护。我们将企业家意识大致分为两方面,包括宏观上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发展与知识产权关系的认识和微观上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工作的认知。
调研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小微企业比较重视知识产权的作用,其中认为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共98家,认为有较大关系的有62家,认为有一定关系有19家,认为没有关系的1家。通过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分析,我们发现企业家对知识产权与企业关系认识越深,则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越多(本文所指的知识产权产出仅限于专利)。如图4所示,从1到4分别表示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态度为“关系密切”、“有较大关系”、“有一定关系”和“没有关系”,从线性趋势线的分布可以看到,随着关系密切程度的降低,知识产权的产出也在降低,即企业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越高,则知识产权的产出数量越高。
企业家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工作的认知情况,即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具体工作的了解掌握及重视情况。我们分3个层次来考察,即“主要领导重视知识产权知识并熟悉相关工作”、“大多数领导了解知识产权基础知识及一般性工作要求”、“单位领导普遍不了解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如图5所示,从1到3表示企业领导对知识产权工作的熟悉度降低。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具体情况了解越深,企业知识产权的产出普遍越高。
3.4 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从总体上讲,就是将企业对员工工作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措施固定下来形成制度,从而对员工起到持续、稳定、可预期的激励作用。良好的激励机制对企业员工符合企业期望的行为具有反复强化、不断增强的作用,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作用下,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成长。激励机制可以从宏观上分为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两种,精神激励主要是指给予员工赞赏、荣誉以及继续教育培训等措施,物质奖励主要是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措施。荣誉赞赏等精神奖励可以满足员工心理上的需求,提高员工的社会地位,能时时刻刻调动员工积极性,将外在动力转化为内在动力激励员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继续教育培训对于那些岁数年轻、正在成长的员工吸引力更大,可以帮助员工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同时,培训也能帮助员工更新知识技能,不断用新的知识来提升自身的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除精神激励外,物质激励对于员工来说更直接,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将直接影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其公平性、合理性将最终决定物质激励的成效好坏。
如图6所示,调研结果显示,制定有知识产权激励制度的中小微企业平均专利产出数量为17.9件,没有制定知识产权激励制度但有奖励的中小微企业平均专利产出数量为12件,而既没有制度又没有奖励的中小微企业平均专利产出为10.9件,可以看出形成知识产权激励制度对中小微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有重要影响。同时,有知识产权激励制度的企业对知识产权工作主要采取以下4种激励措施:从知识产权奖酬中提成奖励、发放奖金、精神奖励、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中小微企业主要采取发放奖金的形式对知识产权工作进行激励,但是这类企业的平均知识产权产出并不是最高的,而提供教育培训机会的企业平均产出最高达到29件效率最高。可见,知识产权工作者对得到进一步教育培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4 对策建议
在实证分析4个企业内部影响因素与企业知识产权产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凝练提出更符合中小微企业发展现实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企业通过内部管理的微创新来实现知识产权产出的快速增长。
(1)建立完善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申请、转化、保护、管理以及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等多重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应该与企业特点及企业规模相适应。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建立直接由企业主要领导管理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对知识产权产出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另外,中小微企业根据其产业单一的特点,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模式,即在企业较为重要的知识产权部门设立管理机构,例如以专利、技术秘密为主的企业,则应该由技术部门主导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2)提高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专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知识产权人才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一定规模的知识产权人才是加速企业创新的保障,鉴于知识产权工作的专业性,企业应该提高对专业人才招聘、引进的工作意识,而不能简单地由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替代;同时,企业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训,包括技术培训和法律培训等,培养一批既熟悉知识产权法律业务,又懂得行业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提升中小微企业管理层的知识产权意识,特别是企业家的知识产权意识。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领导人和决策人,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知识产权意识直接决定了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工作的深度和强度。提高企业家知识产权意识,一方面要增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要有外部环境的激励和刺激。首先,企业应从内部制度设计上强调知识产权的地位和重要性,为企业家提升知识产权意识营造内部制约环境;其次,要营造利于知识产权意识生长的文化,积极利用教育体系、媒介体系为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搭建外部环境。
数据产权 篇5
一、大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2014年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大数据”,表明在国家层面上对大数据的重视。在大数据时代下,权利人所拥有大量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作为商业秘密,被存储在云环境下。以开放性为特点的网络环境,为商业秘密在云环境下被他人通过网络窃取或者泄露被窃取和泄露提供了可能。
二、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在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具有数字化特点,网络环境侵权又具有高度隐蔽性,导致商业秘密的数据保护技术难度大。大数据时代的商业秘密大多以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存储在网络或其他存储介质中,这种数字信息易修改,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比如黑客的入侵,计算机病毒的感染,电子设备的突然断电死机,以及失误操作等带来的数据丢失。
(二)在我国,大数据环境下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明显存在不足。对于商业秘密可以采取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途径进行的保护,但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刑事保护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更行之有效。我国《刑法》第219条、285条和287条对侵犯商业秘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行为做出处罚规定。但这些条款的保护对象仅仅局限于国家级别、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对其他领域的计算机系统和数据并没有保护,显然保护范围是不够的。
三、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原则
(一)利益均衡原则
利益均衡原则是法条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目的尽量不过分损害任何方的利益,同时将利益损失的总和降到最少。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制度与利益本身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为了激励创造,就必然要对知识的创造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需要使绝大多数公众能够出支付的起这些创造物。
(二)及时原则
刑事立法设立的主要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时性就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变化,从而要求刑事立法及时做出反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就刑法保护而言,对新型犯罪缺乏及时必要的规范,国家在刑事立法上滞后性更加明显。所以伴随技术进步的迅速扩张,知识产权必然对刑法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三)谦抑性原则
即适度性。刑法的谦抑性是基于刑罚这一手段的特殊性,所以适用的原则一般是非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
四、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及建议
(一)删除商业秘密定义中的“实用性”。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对实用性的考察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考虑可以删除定义中的“实用性”,对于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读取数据,窃取商业秘密类型的案件上,能够明显的节约司法资源,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形式限于“主观故意”。
(二)做出立法改进,制定特别刑法,专门用来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从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作出立法改进,建议制定专门规范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专门刑法,通过该法惩治利用互联网络侵犯数据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在维护刑法典稳定性的同时,兼顾侵犯网络商业秘密犯罪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及时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与补充,适应网络商业秘密刑事法律保护的要求。
(三)在刑法方式方面加大资格刑和罚金刑的处罚力度。通过追加罚金和设置互联网行为资格,增加犯罪成本。此外,通过实现网络实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削弱犯罪欲望。
摘要：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数据规模呈级数倍增长,人类跨入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是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维护知识产权成了法律界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解读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原则、及时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商业秘密,刑法保护
参考文献
[1]吕宁.大数据与云环境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研究[D].湘潭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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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权 篇6
关键词：产权保护,信贷机会,所有权,公司投资
一、引言
企业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投资活动,不仅能够为企业自身创造投资回报,同时,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水平,又有哪些因素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传统对公司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其自身的特点上,实际利率水平、预期收益以及投资风险成为研究者们对影响公司投资因素研究中的首要发现。此后,自1921年Frank Knight提出不确定性因素对公司投资决策具有重要作用后,受到启发的理论界对投资决策因素的研究扩展至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资本结构、知识智力资本等方面。直至1988年Fazzari et al.(1988)(简称FHP)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论证,翻开了融资约束对公司投资活动影响的新篇章,从而促使学术界展开对于公司投资决策的深层动因的发掘。除此以外,产权保护制度因素也开始受到关注。Johnson et al.(2002)(简称JMW)选取东欧五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针对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对促进公司投资有更加显著的作用,而信贷机会相对来讲对企业再投资情况的影响较弱。Cull and Xu(2005)对JMW的研究进行了改进,以中国经验数据为样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指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下,掠夺风险、契约实施、资金可获得性都是再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国内理论界对产权保护因素影响公司投资这一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将通过对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对上述观点是否对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具有特殊经济特征的中国企业具有实际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从实证的角度,考察这些因素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制度的建设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产权保护制度重要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产权保护因素较之融资渠道,即信贷机会,对促进企业再投资发挥相对更重要的作用(Basely,1995;Knack and Keefer,1997;Hall,1999;Acemoglu et al.,2001;Acemoglu et al.,2005)。有关研究表明,在法律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会较少为企业提供贷款,这对公司投资有十分不利的抑制影响(Deme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9;Giannetti,2003)。Bae and Goyal(200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企业财产权力的保护更有利于企业的投资活动。持有产权保护因素对于企业增加投资具有更大影响程度观点的研究中,JMW(2002)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JMW(2002)选取转型中的东欧五国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制度对促进公司投资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信贷机会相对来讲对企业再投资情况的影响较弱。但是Cull and Xu(2005)指出JMW(2002)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1)由于JMW(2002)的研究以由计划经济快速转型为发达经济的东欧五国作为研究样本,使得样本数据显示出了转型经济中财产权利保护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融资制度不健全的特点,这些情况不符合大多数转型经济体的制度特点,也未必适用于面临更大竞争的过渡经济国家,如中国。(2)JMW(2002)选取的样本几乎都显示着较高的利润边际,根据啄食理论,这类样本企业选择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会相对较低。(3)对于财产权利保护这一因素,JMW(2002)选取单一变量进行替代研究,对于该因素作用的衡量效果具有一定影响。(4)对于企业再投资变量,JMW(2002)采用了简单的再投资利润比,对于直接衡量企业的投资情况具有相对的局限性。(5)在对变量进行估计的过程中,JMW采用了OLS估计法,该估计对于解决因变量与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因此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于上述问题,Cull and Xu(2005)以样本选取为主要着眼点进行了系统的改进:选取中国2000年至2002年这一平稳发展时期,按地区划分的18个样本城市作为面板数据,同时,在对各地区企业抽样时,将低利润边际作为企业样本采集标准,使其能够更好地衡量信贷机会对企业再投资的影响。此外,根据Acemoglu and Johnson(2003)的观点,将财产保护这一产权保护因素进行细分,形成掠夺风险(risk of expropriation)和契约执行(contract enforcement)两各变量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Cull and Xu(2005)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下,掠夺风险、契约实施、资金可获得性都是再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内理论界对于产权保护变量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在持有“产权保护重要说”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中Cull and Xu(2005)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其仍然未能解决其提出了JMW(2002)的问题,即没有改变简单的回归估计方式,同时,对于直接反应企业投资情况变量的选取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也正是在本研究中,作者着力完善之处。
(二)信贷机会重要说
但也有学者认为,信贷机会在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方面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在其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了完美资本市场中公司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无关的观点。然而,财务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Myers and Majluf(1984)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指出当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时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外部融资的高成本使得企业只能高度依赖内部融资,这导致了公司投资对现金流十分敏感。这一观点提出后,西方理论界对于公司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的关系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得出了很多经验性证据。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公司内部融资情况与公司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而研究结果普遍表明,公司融资约束情况对公司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企业的外部信贷机会对公司投资的影响。Jaffee和Russell(1976),Stiglitz和Weiss(1981)分别解释了信贷市场的配给问题并指出,不完全信息限制了供给方能够提供的信贷数量,使得并非每一借款人都能够得到贷款,这样就产生了信贷配给。Riley(1987)则指出信贷歧视的存在,即,如果经济中有许多组具有相同特征的借款人,则只有项目预期总收益高于边际组的借款人获得贷款。刘康兵,尹伯成(2007)证实了SW的结论,并用实证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信贷配给的产生会对配给对象的投资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信贷机会及信贷歧视的存在性,但对于其与公司投资决策的关系,及投资决策的影响却未能给予有效关注。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对于融资体制对公司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Rajan and Zingales(1998)以上世纪80年代跨国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融资体制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支出,较好的融资体制与渠道,能够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意愿。Beck al.et(2000)的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两种结论。世界银行于2006年发布的关于南非企业信贷机会的报告中指出,南非的融资体制较为完善,这为南非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世界银行的研究组也建议发展中国家应以南非为例,积极完善企业融资渠道,促进公司投资发展。国内理论界于公司外部信贷机会对其投资的影响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弱,但研究结论基本上支持了上述观点(冯巍,1999;何金耿,2001;刘康兵、尹伯成,2007)。将融资约束条件引入公司投资决策的分析,冯巍(1999)用FHP(1988)的检验模型检验内部现金流与公司投资的关系来证明信息不对称假说,结果表明,现金流对每股分红低于0.05元的公司、非国家重点企业和没有实行主办银行制度的公司投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从而证实了存在融资约束的结论。冯巍的研究基本上是国内以融资约束为因素进行公司投资决策讨论的开始,此后,国内的很多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企业信贷机会对新增投资决策的影响。何金耿、丁加华(2001)在冯巍(1999)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约束情况作为自变量,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具有投资于非赢利项目谋取私利的激励,其结果是导致过度投资。这对信贷机会将影响公司投资决策这一观点给予了有力支持。
(三)所有权结构
在影响公司投资的因素中,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企业产权结构的影响(Jahnson et al,2002)。从1999年开始,世界银行启动了一系列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中国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的影响是该系列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Yusuf et al(2005)对中国所有权结构及企业改革前后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发现,中国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的发展存在重要影响作用。Cull and Xu(2005)的研究中特别将所有权作为重要自变量与企业再投资变量进行回归。弥补了JMW(2001)在对企业再投资影响因素研究中,单一关注企业财产保护情况而忽略所有权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Cull and Xu(2005)的结论表明,所有权结构与公司再投资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国内理论界对于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尚未给予足够关注。郑江淮等(2001)以中国企业数据为样本,从所有权结构角度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对其投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田利辉(2005)的研究结果证明: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因此也就更有利于公司投资。江伟、李斌(2006)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权结构下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研究也表明,所有权结构会对我国企业信贷机会产生影响,继而影响投资(李金等,2007;袁辉,2008)。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具有双重特点,而正是这种双重的经济特点形成了中国企业多变复杂的产权结构特点。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体成为研究这些问题的最好样本来源。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所有制与银行所有制的双重问题,使得目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所有权结构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上,而没有关注所有权对公司投资的直接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制度因素将从供给与需求双方对公司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供给角度来看,对于面临高掠夺风险(Risk of expropriation)的企业,融资机构(主要为银行类金融机构)对于向其提供资金表现出较低的意愿。使其面临融资的低供给。而需求方面,根据JMW(2002)以及Cull and Xu(2005)的结论,面临掠夺风险的企业通常更加倾向于使用外部融资,而非使用内部留存收益,这不仅严重违背了优序融资理论,而且,对外部资金依赖性的增强也造成了外部融资的高需求。低供给,高需求的融资局面形成,直接导致企业再投资环境雪上加霜。因此,在制度上完善企业的财产权利的保护,降低企业面临的掠夺风险,强化契约执行力度对于企业再投资决策将产生正向影响。Acemoglu and Johnson(2005)提出,将有利于公司再投资决策的产权保护因素分为两部分:财产权利制度与契约执行制度。其中财产权利制度变量主要衡量保护普通经济单元防范来自于高社会阶层或是特权阶层的掠夺风险的规章制度建设;而合同执行制度则重点衡量促使普通经济单位之间合同执行的规章制度建设。这一分类能够更精确地考察产权保护因素对企业再投资情况的影响及相关性。Cull and Xu(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下,掠夺风险、契约实施及是否签订正式合同对公司投资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假设:
假说1:企业财产权利受制度保护程度与其长期固定性投资支出正相关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Myers&Majluf,1984),只有当企业面临内部资金不足的情况时,才会考虑使用外部融资。因此,当有效投资规模大于企业内部留存收益时,企业不仅需要动用内部留存收益,同时也产生了外部融资需求。此时,能够有效获得外部融资就成为对公司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认为,当企业面临相同的制度条件时,信贷机会对公司投资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且企业面临更好的信贷机会将促进公司投资。学术界普遍接受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情况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良好的投资机会对公司投资决策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公司内部资金不足时,取得有效地外部融资就成为公司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具有较好信贷机会的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融资,从而促进投资项目的有效进行,对投资决策起到促进作用,换言之,良好的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决策正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企业面临的信贷机会与其长期固定性资产投资支出正相关
在转轨经济时期,出于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目标的考虑,多种经营形式会同时涌现,直接体现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中。因此,当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已经成为企业投资的一种背景,其对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中国作为转轨经济的典型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世界银行在1999年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的调查就指出,中国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发展存在重要影响。报告指出,无论从政策倾向还是产品供销方面等各个方面,国有企业都无可辩驳的具有显著优势。Cull and Xu(2003)的实证研究佐证了这一点,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比私营企业更大的政策优势及市场环境。赵晨(2008)认为,转型经济体中存在的大量政企不分现象。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与发展状况同政府政策息息相关,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普遍的扶持现象。这种扶持发生在企业经营中的很多环节,投资环节尤为明显。大多数企业拥有存在一定数量的银行贷款,而具有国有性质的四大商业银行显然会优先考虑国家持股或具有较高国有资产比例的企业,其他商业银行也更愿意发展“国”字头的客户,这意味着一定的还款保证程度。除了所有权结构对融资的影响,原料供应、产品分销等关乎企业后续发展的很多方面,国有企业都具有更大的优势。而这些特点,在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制造业企业中十分明显。正是这些可以被国有企业预见的优势,而被私营企业预见为劣势,成为影响管理层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3:企业私有产权比例与其长期固定性资产投资支出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合作的投资环境调查项目(Investment ClimateSurvey)。选取针对2002年间中国的5个经济地带中的18个城市中的24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其中这5个地区及其所对应的18个城市分别是:东北地区的本溪、长春、大连和哈尔滨;沿海地区的杭州、江门、深圳和温州;中部地区的长沙、南昌、武汉和郑州;西南地区的重庆、贵阳、昆明和南宁;西北地区的兰州和西安。约100至150家企业从9个制造业(服装纺织皮革、电子设备、电子元器、家庭电子、汽车和配件、食品加工、生物制品和中医药、化学制品和医药、冶金制品)中随机抽取。该调查主要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定性调查,主要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供应商及客户关系、国际贸易等情况;第二部分为定量调查,主要针对企业的成本费用、产出利润、雇员教育程度及学历水平等。此次调查对于JMW(2002)时期数据采集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即从雇员人数角度考虑了企业规模。因此,只有满足一定雇员人数的企业才被纳入样本范围,对各行业中及行业间企业调查规模上的可比性具有重要作用。为了研究口径的一致性使得能够得出更准确的研究结果,本文数据同时还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鉴于此次调查中,2002年制造业企业调查结果最为完善,因此,此次数据均来源于2002年制造业企业;此次研究将考虑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因此,将私有产权超过50%的企业视为私有企业。根据上述条件,本文最终选取样本1273个进行统计分析。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公司投资支出情况,是指其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支出。学术界一般用长期资产增加值进行衡量(冯巍,1999),同时,由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数据列示了企业每年的固定投资支出。为了使各样本间更具可比性,本文将公司投资绝对数标准化,采用公司固定性投资率进行衡量,即公司固定性投资率=公司固定性投资总支出/公司期初资产净值,以消除企业间的规模差异。(2)测试变量。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产权保护制度,信贷机会及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根据此研究目的,结合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的投资环境调查问卷,构造了如下变量:信贷机会(Access):资本是否充足是影响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根据啄食理论,当企业有效投资大于内部留存时,是否具有良好的信贷机会就成为投资决策关键。因此,本文将“企业是否得到银行贷款”作为衡量企业拥有的信贷机会的指标。根据研究假说,本文将该变量确定为哑变量,如果企业具有信贷风险则Access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Acemoglu and Johnson(2003)对企业财产权保护变量的突破性研究贡献,本文也将企业财产权利保护这一因素分为契约实施(Contract)和掠夺风险(Cxpropriation)两部分分别描述,并对公司投资这一因变量进行回归。如果契约不能可靠实施,不论契约的完全与否,交易方都将会产生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无效的契约实施将会引起严重的市场交易成本,从而限制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将“企业是否签订正式合同”纳入替代变量范围,考察企业契约实施的前期保障程度。当面临纠纷时,司法程序否合理有效解决纠纷就成为企业评价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以“倾向于采用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比例”为指标的司法(Court)变量,间接考察企业契约实施的后期保障程度。掠夺风险(Expropriation):如果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能被有效支配,而要面临来自外部尤其是政府的掠夺风险时,企业将很难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进行投资决策。显然,掠夺风险变量对于该回归中的因变量公司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用“企业是否面临向政府支付的非正常性支出”来衡量企业面临的掠夺风险。所有权结构(Ownership):此次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中国企业的调查,以中国这一特殊转型经济体为基础,中国企业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因素也必然对此次本文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Cull and Xu(2003)指出,国有企业较私营企业而言具有更宽松的市场环境和投资条件,如在银行贷款方面,虽然中国已经进行了金融改革,但是,作为企业贷款主要方向的四大商业银行仍为国家持股,这对于国有企业融资提供了巨大优势。这是此次本文将企业所有权结构纳入考虑的重要原因。(3)控制变量。城市变量(City):将2001年末18个城市金融机构信贷额/GDP作为金融发展的替代变量(Fin);将2001年末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同时该变量也能够起到控制城市间的差异的作用(Per capita);将2001年末城市人口的自然对数作为当地经济规模的替代变量(Population)。企业变量(Firm):将至2001年末企业注册年龄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年龄的替代变量(Age);将2001年企业雇员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Employee);将2001年企业净利润增长程度作为企业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Growth)。在此,将本研究中所出现的所有变量的类型、名称、符号及意义等内容,列表描述如(表1)。
说明:“***”、“**”、“*”分别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1%、5%和10%
(四)研究模型
根据JMW(2002),Acemoglu and Johnson(2003)和Cull an Xu(2005)等的研究,结合地区产权保护制度等企业新增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Cityc代表地区c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等控制变量;Firmfic代表地区c行业i中企业f的注册年龄等变量;δi是残差项。α0为截距,α1~α5及β、γ为系数。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样本企业中取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比例较低,但抵押资产占银行贷款的比例却高达85%,甚至某些企业抵押资产价值高达贷款额度的三倍。这必然对公司投资意愿产生一定影响。契约实施、书面合同以及掠夺风险三个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整体上我国具有较好的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契约实施与书面合同的签订情况较好,但是,纠纷发生时采用司法程序的比例则偏低,而掠夺风险均值达到36%,也不得不引起本文的重视。同时,本文也发现此次本文选取的样本中,私营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如前所述,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也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描述性统计数据中的控制变量显示,样本企业从发展速度、企业规模等发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以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的后续研究中也将体现出这些特点的影响。(表3)的相关性分析显示,除契约签订(Contract)与贷款抵押(Collateral)掠夺风险(Expropriation)之间显示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外,其余变量均表现出合乎逻辑常识,但不显著的预期相关性关系。同时,相关性分析同时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低的相关性,这也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此可以使用多元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OLS回归后的分析结果见(表3)。模型(1)为对企业所拥有的信贷机会进行回归;模型(2)考虑了公司投资的契约实施与掠夺风险两部分产权保护因素;模型(3)对企业拥有的信贷机会和企业所有权结构回归,考虑联合影响;模型(4)对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因素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进行回归,考虑联合影响;模型(5)综合考虑信贷机会、产权保护与所有权结构三个因素对公司投资情况进行回归。(表3)展示了公司投资与信贷机会、产权保护及所有权结构等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含有产权保护因素“契约实施”这一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企业“是否签订合同”与公司投资支出呈显著正相关性,而司法程序的采用与公司投资支出也显示出正相关的关系,但显著性较低。该结果说明,在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财产权力的投资制度环境中,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则趋于投资保守。结合上述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作者发现,司法程序在企业纠纷中采用比例相对较少,而契约签订的系数要大于司法程序采用的系数,这说明,企业更倾向于事前控制与保障,同时也表明,企业对我国司法程序的依赖性也相对较弱。第二,产权保护因素的另一分解变量,掠夺风险(Expropriation)与公司投资支出显示出负相关性,但这一变量在五次回归中,均显示出比较低的显著性。但该变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企业能否诚恳的承认政治献金是决定该变量有效性的重要方面,因此,对于这一因素不过多讨论。第三,在含有“所有权结构”这一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中私有产权的比例与公司投资支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与本文的假设重合。在中国特殊的转型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并且享受更多的政策扶持,正是这些特点是私营企业的投资更加保守。也就出现了回归中的显著负相关性的结果。第四,企业能够获得的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呈现负相关性,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根据这一结果,当企业面临更多信贷机会时,公司投资倾向于更加谨慎。这与本文的质性逻辑分析结果不符,值得进一步讨论。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上证实了本文的前述假设,当企业面临更好的投资制度环境,尤其是有更好的事前保护时,企业具有更大的投资倾向,也会增加投资支出,相反,企业将趋于保守投资,同时,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投资支出也有重大影响,私营公司投资支出倾向保守,这与中国转型经济下的特殊经济环境有关,是双重经济特征在公司投资这一问题上的显现。
(三)信贷机会的内生性分析
由于在进行OLS回归时,得出结论,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具有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企业拥有更多信贷机会时,反而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这一结论与假设前提相悖,同时,与逻辑常识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作者将在这一部分深入讨论并解决这一问题。关于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的负相关性,作者认为,在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情况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从而得出公司投资支出与企业面临信贷机会的真正关系,本研究将引入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分析。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中,作者选择经营信贷占营业收入的比例(Trade)作为工具变量。经营信贷主要来自于供应商和客户,是企业负债的一部分,当企业面临破产风险时,经营信贷将作为负债的一部分参与清偿。因此,企业经营信贷数额的高低与企业偿债能力密切相关,企业的经营信贷越高,企业就面临相对更大的偿债风险。银行作为企业负债融资的主要对象,也十分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因此,企业的经营信贷情况也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用于银行考察企业的偿债能力。这一点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从本文取得的一份来自于X银行的《Y集团贷款审批报告》中,本文发现,X银行对于Y企业的三个年度的经营信贷进行了考察,作为评价其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本文都有足够证据认为,企业的经营信贷对其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具有一定影响。同时,经营信贷是企业的短期融资,主要是企业的经营资本,而企业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因此,从期限匹配上,企业一般不会将经营信贷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从规模上看,企业的经营信贷规模较小,不适于进行长期投资。因此,企业的经营信贷对其投资影响较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以银行贷款和公司投资为因变量进行与经营信贷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营信贷与银行贷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与企业的投资情况则无显著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上述的推论。因此,本文认为经营信贷是相对良好的银行信贷机会的工具变量。因此,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进行两阶段回归,重新认识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的关系。
说明:“***”、“**”、“*”分别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1%、5%和10%
鉴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将采用2SLS进行第二次回归分析,考察变量间的作用方式及作用方向。由于引入工具变量,本文将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在(表4)的两阶段回归中,模型(1)为考虑信贷机会与产权保护制度影响的回归;模型(2)考虑了信贷机会与企业所有权结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模型(3)同时考虑信贷机会、产权保护因素以及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投资支出影响的回归。通过上述回归结果本文得出分析结果,说明如下:第一,两阶段回归中,产权保护因素以及所有权结构因素对公司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基本与前述OLS回归结果一致,即更好的投资制度环境能够促进公司投资,在这方面事前的控制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另外,所有权结构与投资支出仍然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对于不同所有权结构企业在投资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值得深思。第二,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后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部分解决了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信贷机会与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了正相关性,但是回归系数过小,且结果的显著性较低,这说明信贷机会对公司投资支出的解释能力仍然较弱。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第二十三、二十九号国务院令,重申五部委发布的控制铁合金、电解铝等行业低水平重复投资问题,对1999—2002年之间上述行业的投资进行了大力度限制,尤其是对于未获得批准的项目,国务院要求直接下马,而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年的制造行业,其中中小企业获得审批的比例让人堪忧,在这样的政策限制下,即使取得贷款,对于扩大再生产的长期资产投资势头也必定受到影响,受到控制。因此,作者认为,这是本研究中信贷机会与投资支出之间关系与逻辑常识及以往研究相悖,信贷机会不能有效解释公司投资支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另外,考虑到外资企业由于其所有权的特殊性与内资企业面临着具有差异性的投资环境,因此,作者试图剔除外资企业,讨论投资与信贷机会、制度以及所有权结构的关系。但是,分析结果显示,剔除外资企业后的样本得出的结果与本研究目前得出的结果基本相似,因此,企业的资本来源也并不是对于公司投资支出与上述因素关系研究的更好解释。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信贷机会因素、产权保护制度因素以及所有权结构因素对公司投资支出影响的实证探索,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企业的投资与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密切相关,其中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制度环境与公司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良好的制度保障能够促进企业的投资支出。本研究中的产权保护因素不仅包括企业契约实施的保障,同时包括对企业财产权利安全性的考察,即企业面临的掠夺风险,鉴于对样本中关于企业掠夺风险数据有效性的保留态度,作者更加关注契约实施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契约实施的保障包括事前控制与面临纠纷时的司法程序两部分,而企业往往更重视事前控制,能够签订有效的书面合同是增加公司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面临纠纷时,企业对司法程序则显示出较低的依赖性,因此其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程度较弱。第二,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的投资支出密切相关。研究显示,私有产权比例与公司投资支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投资意愿。结合本文对于2002年国家关于抑制部分制造业政策的讨论,作者认为,私营企业获得行政审批、核准进行投资的门槛较高,即企业获得投资许可的难度较大,机会成本较高,因此私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会受到影响。而国有企业由于所有权结构上的先天优势,无论从产、供、销各方面都能够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持股、控股的企业具有更大的投资意愿与能力。第三,根据逻辑常识与以往理论界的研究表明,企业所拥有的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相关性,即,企业拥有较多信贷机会时,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但是,本研究显示,企业信贷机会对投资支出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作者认为,这与本文的样本年份有关,2002年国家对铁合金、水泥、电解铝行业的限制使得企业在取得融资的情况下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因此,以中国企业为样本进行的信贷机会与公司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期待进一步的研究。
数据产权 篇7
一、知识产权对医药企业的重要性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医药行业更依赖知识产权。世界制药领域都有一个共识:新药+知识产权=巨额利润。中国是从1993年1月1日期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得到的物质开始给予专利保护, 到现在为止有20余年。我们只知道很多企业的竞争力是市场的竞争, 这只是表面的, 而其核心竞争力还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往往是谁拥有的专利多, 技术强, 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动性, 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 由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这四类高技术产业2003年~2010年这8年的专利申请数和总产值数分析得出, 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这三类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与专利申请数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9482、0.9807、0.9045, 由此得知专利申请数越高对以上三个行业的总产值贡献越大, 拥有专利数量越多尤其对医药行业的总产值促进作用越大。其实, 对于医药行业来说, 申请专利的同时也就公开了专利内容, 这样也避免了其他同行的重复研发, 节约了社会资源, 无论是在社会的角度还是行业的角度, 专利的保护和管理都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医药企业发展现状
(一) 我国医药企业存在多、小、散、乱的问题, 大多数是一些小型企业, 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
2010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按企业规模分布的数据中显示:医药制造业中仅有22.6%属于大型企业, 40.8%都属于小型企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中71.1%的为大型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有49.4%属于大型企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中大型企业所占比例高达84.3%。相比较而言, 这四类高技术产业中医药企业比较缺乏龙头企业。我国现有的制药企业大部分是小型企业, 而在小型企业中普遍存在低效益、机构不合理、管理水平有限、销路不畅、资金缺乏及盲目竞争等等问题, 虽然医药行业有着巨额利润, 但是却有很多存在上述问题的企业处于亏损之中。
(二) R&D经费支出比较低
2010年医药行业R&D经费支出为122.6亿元, R&D强度 (R&D强度按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计算) 为1.8 (如表1) ,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R&D强度是中国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比如, 表1中排名前三的美、英、日各国的医药制造业的R&D强度分别为26.6、24.9、16.4。由此可以看出, 在这样低R&D经费支出的情况下, 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 我国医药企业大部分的产品只能靠仿制国外研究成果就不足为奇了。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等编,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1年;其他国家数据来自OECD《结构分析数据库2011》
(三) 新产品研发能力比较差
一直以来, 我国的医药产品都以仿制为主, 表1中的数据也显示出了研发支出较低, 所以我国的医药企业并未像国外一些大的医药企业一样形成完整的研发体系, 另外还有管理方面的种种问题, 致使医药企业发展缓慢。据统计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份额 (新产品销售份额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份额) 仅占27%, 而医药企业新产品销售份额更是只有24.4个百分点。
从2003年~2010年间, 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数据中, 总产值与专利申请量呈正相关的这三类高技术产业中, 医药制造业的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最少, 2010年为131.4亿元。新产品开发经费较少是其研发能力差的一方面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强也是新产品研发能力不强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医药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较少
导致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缓慢, 更为主要的是专利申请量的严重不足。在医药行业的某些领域, 国外申请量一度占据90%以上的比例, 在国外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我国医药企业发展缓慢也是必然的。上文提到过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与专利申请量的相关系数是最高的, 专利申请量的严重不足必然会导致总产值的减少和专利效率降低。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1 (专利效率=专利申请数/R&D经费支出) 。
如表2所示, 总产值与专利申请数呈正相关的三类高技术产业中, 医药行业的百名R&D人员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效率是最低的, 专利申请总量仅占高技术产业总量的9.66%, 尽管如此, 有很多的专利申请的技术含量也是相当的低, 虽然近些年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加强, 但是有些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仍然需要多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知, 我国大部分医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自身的知识产权优势, 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建立知识产权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这些都会阻碍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 希望这些事实能够引起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 尽快的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系统。
摘要：近些年来, 我国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 在高科技企业中, 医药行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等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尤为重要。并且近些年来, 国家的各项政策也越来越重视医药行业, 本文以此为背景, 利用《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来分析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旨在为我国医药行业提供借鉴并引起相关部门对其更进一步的重视。
关键词：知识产权,发展现状,R&,D经费支出,专利申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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