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权（精选5篇）
体育产权 篇1
1 前言
资源稀缺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核心是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将越来越强,对资源的依赖性将越来越明显。我国体育资源短缺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我国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同时存在,这两个条件的并存严重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1]2002年8月,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提出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形成“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体育改革过程也要密切联系国家经济改革的总方针,具体落实在体育资源的市场化改革上。
体育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体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但体育资源产权属性与体育发展改革之间的逻辑关联则较少论述。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明确提出要推进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运动员转会权、无形资产开发等具备交易条件的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2]由此,通过畅通资源的交易渠道,保证体育资源的有效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产权和产权制度影响着资源配置及其利用的效率。因此,本研究拟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资源产权情况进行剖析,审视现有体育资源产权制度的弊端,为体育资源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参考,推动我国体育的整体改革进程。
2 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产权的雏形。随后,德姆塞茨、诺思、阿尔钦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产权概念。E·富鲁普顿和S·佩杰威齐通过梳理经济学家们的多种产权定义后,认为产权不是关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一些被认可的行为性关系,社会中盛行的产权制度便可以描述为界定每个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的一组经济和社会关系。[2]上述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产权丰富的内涵。我国著名产权经济学家黄少安认为产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其直观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3]本研究基于这一定义,认为现代产权更多地是指建立在财产(客体)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1 关于产权的属性
产权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权利关系,内在地具有排他性、有限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和行为性等性质。产权的排他性实质上是产权主体的对外排斥性,对特定权利的垄断性。产权的有限性是指任何产权都必须有明晰的界线和界区,以及有其限度即有其数量大小或范围。产权的有限性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任何产权必须有限度,特定权利必须有数量大小或范围限度;二是产权的有限性存在实现程度的限度,受各种因素制约,只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实现。产权的可交易性既是产权能够成为产权的重要属性,产权交易是指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和让渡,它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一项或几项组合成为交易对象。产权的可分解性是指对特定财产的各项产权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性质,主要包含权能行使的可分解性和利益的可分解性。产权的行为性是产权较容易理解新变化,便于适应财产形态变化,树立起新的财产和产权观念;二是可能导致人们把一切行为理解为产权,而只有以财产为依据,以取得利益为目的的权能行使才是产权行为。
2.2 关于产权的功能
产权具有界定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能和资源配置等功能。如果没有产权关系的清晰界定,在交易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并增加交易的随意性,增加摩擦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等,造成高成本而效果差的结果。产权界定和明确了当事人的利益和责任,使产权主体或当事人自我约束(内部约束)。另外,还有外部约束,即通过外部监督强化内部的自我约束,使当事人遵守产权边界和产权规则,限定产权主体的产权行为,提高产权运行的效率。在经济活动中,通过明晰的产权肯定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保证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这时产权的激励功能通过利益机制得以实现。反之,若产权不清晰,利益关系模糊,则必然导致当事人失去动力,失去经营的积极性,影响运行效率。当然,产权明晰与产权明晰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而资源配置功能指产权安排或产权结构直接形成资源配置状况或驱动资源配置状态改变或影响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从总体上说,高度集中的产权状况决定资源配置的计划调节,分散的、多元的产权主体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两者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两种调节方式的不同组合。
3 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资源产权属性分析
产权属性的界定本身就是制约产权改革性质、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4]体育资源主要是指人们从事体育生产或体育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条件及要素。[5]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管理体制属于政府管理性体制,所有的体育资源归全民所有,但是不可能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掌握资源的配置,这需要巨大的协调成本,只能由名义上的代表——国家或者政府来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政府实际上成为体育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体育资源产权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产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被看成纯“福利型”的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事业单位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但直接或间接为上层建筑服务。[6]对体育非生产性的定位导致体育活动性质的政治化,造成体育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乃至将体育看成“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甚至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理论定位使得体育的经济功能难以体现,政府独家投入、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必然选择。传统的体育产权具有不可分性和排他性,不能交易和转让,体育要素不能正常合理地流动,体育产权的“刚化结构”使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十分低下。体育资源和产品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产权特征如下:
3.1 受益的非排他性
所谓非排他性,即资源和产品不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主要包含三层含义:(1)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者在技术上可行但成本却过高,因而是不值得的。(2)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3)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受益的非排他性”取决于技术因素,技术决定着产权确定的成本和难度,公共资源和物品的受益非排他性来自于技术上确定产权是不可行的,或者是花费的成本太高,或者在技术上没有可能。例如,城市新建体育设施在一定范围内,当一个人消费其体育产品时,并不排斥其他人同时消费;当然,当消费者人数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必然要增加场地设施等成本,或者限制参与人数,因此,这一非排他性是有限度的。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排他性消费技术方式和种类越来越多,排他变得日益可行。比如,在体育场馆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因为具备了排他的技术,赛事就由当初的公共产品转变为准公共产品,赋予体育产品的排他性,使其从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转化为具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
3.2 消费的非竞争性
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资源或公共产品被提供,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受益,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的非竞争性主要取决于消费品本身的消费容量。消费容量决定于消费品的规模和特性,公共物品的“消费非竞争性”特性来自其消费容量对共同消费群体来说充分大,以至于每个消费者的消费并没有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来消费者,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仍然不变。即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物品,则该产品效应覆盖范围和区域内消费者人数的多寡与该公共物品的数量和成本的变化无关。比如,对于广泛分布于大多数城市的健身步道,走在它上面的人可以用来健身、休闲,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效果,多一个健身的公民并不会增加任何费用,即使任何人在上面健身休闲,也不会使成本有任何降低,反而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3.3 产权的难以交易性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公共资源不具备商品的属性,公共资源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换,因而没有交换价值,没必要花成本去获得。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也认为,稀缺的资源具有内在的经济价值,这些资源的获得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一般来说,拥有产权就要通过交易获取收益,但体育资源和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其拥有者难以向消费者收费,从而使产权难以进行交易。公共资源是向整个社会整体提供的,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其效用是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而分别归属于某些厂商或个人使用,或者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限定为付款的厂商或个人使用。比如,对于纯粹的公共体育资源和物品来讲,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的或消费的数量就等于该公共体育资源或物品的总量,即公共体育资源或物品在消费者之间是不可以分割的,但不可分割性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个人都支持这种服务。
4 我国体育资源产权属性的演变分析
关于产权,科斯定理指出,只要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产权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都可以通过谈判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即市场机制会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8]体育改革必须以体育产权制度创新为突破口。[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资源产权管理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体制,且国家将资源产权制度界定为无偿委托授予制度。我国中央政府无法把全国的体育事业都管理好,使得中央政府授权给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再按照地域,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资源的占有权和部分收益权划拨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这些省一级的体育局再把体育事业的管理权下放到所属的地区、市,直至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兴起使得体育资源和产品的经济价值凸显,这需要克服体育资源和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技术进步在克服体育资源和产品公共性的同时,也降低了克服体育资源和产品公共性的成本,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体育资源具有了私人产品的性质。其产权属性主要表现为:
4.1 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排他性并存
由于排他性技术的采用,体育资源和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一部分体育资源和产品甚至已经具备了完全的消费排他性。但是,受技术发展程度等特殊属性的限制,仍然有大量的体育资源和产品难以克服消费的非排他性。因此,我国目前的体育资源和产品产权属性仍然处于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排他性并存的状态。比如,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充分的性质,兼有社会性和公益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渠道需要拓展,逐渐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十四大召开以来,体育资源自身的经济价值得到重视,以足球、篮球、排球等职业俱乐部联赛为先导的体育体制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资源产权属性认识的深化,促进了我国体育竞赛业的快速发展。
4.2 消费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并存
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消费非排他性被克服的同时必然带来消费非竞争性的克服。一般来讲,在设置进人门槛的情况下,在体育资源和产品消费者数量不超过一定容量时,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并不引起供给成本的增加。但是,当消费者数量超过一定容量后,消费者数量增加就会引起供给成本增加,从而带来消费的竞争性。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的体育资源和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难以克服,从而决定了其消费的非竞争性仍然存在。现阶段,我国体育资源和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竞争性并存将成为一种常态。实际上,体育服务中存在着大量的准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即介于私人服务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之间。比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在“拥挤点”之前,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胜,属于公共服务产品范畴,但当超过了“拥挤点”,就会具有私人服务产品的特性,即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
4.3 产权的部分交易性
产权交易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手和让渡,按交易内容或对象可以分为整体交易和部分交易。关于我国的体育产权交易,现阶段的体育产权交易初具规模,但交易方式仍然是以一对一的分散交易为主,无法满足体育产权的多样化要求,产权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交易双方供求信息沟通不畅以及体育产权交易市场不规范且缺乏监督等问题。随着体育资源和产品消费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克服,体育资源和产品成为经营性资源和产品参加市场交易。产权交易中的消费者在支付一定费用的同时获得该产品的产权,销售者在让渡该产品产权的同时获得收益。体育资源和产品参与市场交易本身就表示其产权具备了交易性。其中,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体育资源和产品仅拥有部分交易性的产权。比如,体育场馆产权中的竞争性大型国有体育场馆应进行股份制改造,竞争性国有中小型体育场馆应完全放开。[10]而对于群众体育中的非营利性体育,健身俱乐部向不同体质、体能和体型需求者提供训练服务等等,这些内容都属于私人品,应进入市场,采取社会管理型,由社会向人们提供私人物品,进行有偿服务,实现经济效益。
5 体育资源产权属性演变对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启示
中国资源产业发展和资源产权变革的历史证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资源产权制度是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只有按照产权理论管理资源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1]产权制度是影响体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内生变量,在体育资源经营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体育资源产权属性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传统的体育资源多是公共产品,由国家单独提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资源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其产权属性逐步由公共产品转变为准公共产品,甚至转变为私人产品。体育体制与体育产权制度密不可分,体育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体育体制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而体育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体育产权制度的前提。从体育资源产权属性的演变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5.1 基于产权属性合理划分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
在当前的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划分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是具有根本性质的改革措施。关于单位性质归属于体育事业抑或是体育产业,其根本依据是该单位拥有的体育资源和产品的产权属性,而不仅仅依据其是否属于国家或者是否由国家投资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即使体育资源和产品归属于国家,当其产权属性具有消费的排他性时,其也应该实行产业化经营,而非体育事业。当然,当一个单位拥有的体育资源和产品并不是单一品种时,这需要根据体育资源和产品的产权属性进行具体分析和分类指导。
5.2 促进体育资源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目前,体育资源配置方式正逐步由政府配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向转变,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也出现了逐渐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政府、企业、个人等多种体育资源主体的局面。体育资源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在打破国家行政垄断的条件下,使政府拥有的行政权与体育资源产权置于不同的制度安排中,从而减少政府设租与寻租的机会。当然,在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结构中,需要明确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市场交易提供产权基础。
5.3 引入体育资源产权使用代理者竞争机制
体育资源产权使用要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原有完全按行政隶属关系接受委托使用的格局,允许委托单位在本区域内自主择优选择代理人,实现代理人之间的良性竞争。并通过竞标程序设立多个代理人,使他们通过市场竞争来调配公共体育资源的特许经营权利,防止资源与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现象。比如,2014年江苏省常州市市政府将本市业余足球比赛、全民健身徒步大会、环太湖自行车千人骑行活动等22个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今年纳入该市政府购买范围。购买项目公布后,共有45家单位通过初步审核参与竞争。除健身路径建设等4个项目按有关规定进行政府采购外,其他18项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全部由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承接。签订项目合同后,常州体育部门先支付一半费用,作为活动启动资金,项目实施完成后,该市将组织专家对活动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再支付另一半补贴费用。
5.4 规范体育资源产权交易市场运行
2014年10月10日,我国成立首家体育文化产权交易中心。12月16日,国内首家体育产业资源交易专项平台在北京正式上线。12月23日,中国首家“体育产权交易中心”在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现阶段,我国采用的仍然是一种较为集中的体育产权制度,体育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对所控制的体育资源不具有所有权,收益获得和成本承担和自己关系不大,导致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定完善的体育资源产权交易的规则和信息发布制度势在必行。在现有的体育产权交易过程中,政府行政职能与市场经营管理职能不明确,产权交易缺乏有效的市场交易平台,体育产权交易出现了行政性垄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体育产权交易效率低下,交易成本偏高,暗箱操作和不规范行为严重,无法满足体育产权时效性的特殊要求。比如,我国国有体育场馆产权关系中所有权的责任主体不清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界限不清楚,导致所有权干预经营权,经营权侵蚀所有权。有关法规条例作了明确规定的经营权不落实,使场馆的产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导致了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公有权利异化、国有体育资产直接或变相流失严重等问题。[12]因此,我国体育资源产权交易必须建立完善的体育资源产权制度。
5.5 完善体育资源产权界定的相关法规制度
我国体育资源产权要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降低体育资源保护的监督成本和资源流转的交易成本,形成体育资源高效的产权结构和产权流转机制,实现体育资源产权明晰化、体育资源交易市场化,引导体育资源经营企业集约经营,使体育资源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因此,产权制度必须通过立法明晰体育资源的产权,使体育资源产权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另外,通过立法保护体育资源产权所有者或体育资源产权交易各方的权益,形成合理的体育资源价格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国家要继续完善体育资源产权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体育资源的产权边界,如立法、授权、配额使用等,使体育资源产权量化到特定组织或个人,以及体育资源的产权交易主体、产权交易规则和产权招标、拍卖等制度,从而使侵权行为纠纷在不同主体间解决时均可以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和保障。当然,我国迫切需要按照体育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客观发展规律来加强规范与引导,逐步建立完备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打击、惩治不力。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保证技术创新者的权利和积极性。
6 结语
我国目前仍然存在体育资源总量少和体育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而体育体制改革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优化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产权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前提条件。我国传统的体育资源是由国家垄断,其产权属性主要表现为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产权的难以交易性特点,而市场机制下的体育资源的产权属性包括消费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并存、消费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并存以及产权的部分交易性。体育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体育产权制度的前提,而体育资源产权制度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体育体制的改革需要基于产权属性合理划分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促进体育资源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引入体育资源产权使用代理者竞争机制,规范体育资源产权交易市场运行以及完善体育资源产权界定的相关法规制度的角度入手。
摘要：体育产权制度改革是体育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产权属性演变对于把握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意义。研究认为,传统的体育资源是由国家垄断提供的公共产品。随着体育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体育资源和产品的产权属性逐渐具有准公共产品甚至私人产品属性,并应该基于产权属性划分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促进体育资源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引入体育资源产权使用代理者竞争机制,规范体育资源产权交易市场运行,完善体育资源产权界定的相关法规制度。
关键词：体育资源,产权属性,体育体制改革
体育产权 篇2
摘 要 在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创新能力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水平。当代体育的发展已经融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与科学知识，体育的科学化、专业化、技能化使我国体育成绩得到飞速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的构建是我国体育领域自主创新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 法律 体育知识产权 体育知识产权保护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和其创新能力综合体现出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建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提升创新能力已经逐渐被世界所重视。当代体育的发展已经融合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科学知识，创造的部分智力成果已经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由于体育知识产权有着较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应加大对体育知识产权的研究力度。
一、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一）重视不足
截止到2012年12月份，通过在国家知识局网站的专利检索服务系统中对“体育”、“健身”、“奥运会”及“体育竞赛”等关键字进行搜索，共检索到10036条、21336条、94条及73条专利授予信息，共计31539条，占总量的0.58%，同已授予专利的总量相差甚远。截止到2013年底，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的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运动”、“体育”、“赛事”及“奥运会”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计检索到商标信息4439条，仅占总量的千分之四。由此可见，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受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二）无法实现国际化
在我国，能够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的行业领域规模已经较为庞大，但是对于体育行业的诸多组成要素的保护还无法得到落实，比如赛事会徽、吉祥物等，都处于保护上的空窗期。这种现象使得我国的体育方面的知识产权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将使我国的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活动只能维持在国内，加之国内的保护措施并不完善，所以导致其所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三）缺乏建设性人才
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较为复杂的事业，需要各种高素质人才的配合。同时，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体育领域，还与知识产权、电视领域、宣传手段、广告学等多个学科方面有关，因此其专业性相对较强，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高端复合型人才进行运作，那么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只能是漏洞百出，发展问题无从谈起。
二、我国法律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在体育科技领域中，对于具有创新性并且实用性强的发明创造的产品、技术都可以申请专利保护。无论是方法专利还是产品专利，都必须具有创新性、实用性、以及新颖性才可以被授予专利。同时，《专利法》要求发明或创意的构思不仅要具体化，还必须是实用技术方案，并且相关技术工作人员能够利用此技术方案。重视专利法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体育领域中有创意并且实用性的发明应按要求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体育发明创造，也可以查看自己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二）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体育知识产权成果最终需要由智慧转化成商品，因其涉及到销售问题，而商品的销售又必然需要商标的辅助，因此体育产品商标的产权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这也是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一个方面的保护。申请《商标法》保护的体育商标要具有一定的要素组成和显著性，由于对体育商标显著性的评判没有具体的标准，所以一些体育商标很难判定其是否具备显著性。此外，一些体育商标的注册是按照体育商品的类型分类注册的，但因为没有全类注册，就会被他人在其他类别中注册成为属于他人的商标。所以单纯的通过商标法来保护自身的体育商标权利是不现实的，还要通过其他法律进行多重保护。
（三）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体育书籍及专著也属于体育知识产权中的一种。体育方面的书籍作者想要寻求著作权的保护最好到版权局注册自己的著作，其目的是让版权局建立完备的版权记录，有利于版权局对其进行管理。著作权的保护要求其作品具有原创性，原创性著作上衍生的其他著作都可能被设为侵权。除此之外，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权也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对上述体育知识产权客体建立版权记录的做法，也是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
三、结论
目前，我国对于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处于刚起步阶段。为了提高我国体育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应重视对体育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了鼓励更多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发明，制定出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在依据法律的条件下，重视体育人自身的知识产权利益保护，特别要重视产权的多重保护性。
参考文献：
[1] 陈青.国际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用尽原则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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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玉超，张治国.我国体育专有技术的法律性质及保护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03（15）：32-39.
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发展现状研究 篇3
事实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体育产权交易的形式并不正规,缺乏专业的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发布,更加缺乏对于体育产权交易行为的管理,在一些领域甚至存在垄断交易、暗箱操作等问题,从而造成了体育产权资源的浪费。
在国家大力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专门的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出现,该文拟对我国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发展现状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1体育产权概念及分类
1.1体育产权及体育产权交易的概念
“产权”一词最早源于外来语,英文为“property rights”,直译为财产权(利)。《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因此,体育产权首先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权,同时这种财产权可以包括多种内容及形式。
当代学者菲吕博顿和配杰威齐在对近期新制度经济学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1]可以看出,产权能够帮助人们发挥其财产价值,同时由于财产的稀缺性,因此在财产权利的配置过程中不同经济实体之间便产生了交易的需求。
因此,该文将体育产权定义为:泛指一切体育相关的财产及资源的权利。将体育产权交易定义为:不同经济实体间对于体育相关财产资源权利关系的有偿转让行为。
1.2体育产权交易的参与主体
在产权交易中,“买卖双方“分别被称为产权出让人和产权受让人。在体育产权交易中,产权的受让人一般为体育经纪公司、企业等, 其通过有偿获得相应权利以实现自身经营盈利或广告营销等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体育产权分为体育有形产权、体育无形产权、体育人力资本产权三类[2]。
体育产权的出让主体则涉及到了体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了以下6类:(1)体育组织(协会),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TOP计划”; (2)体育企业,如:体育用品器材的生产企业将自己的专利权转让给其他的公司或企业;(3)体育赛事,如: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将2014年至2017年的独家冠名权以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4)体育场馆,如: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将5年的冠名权转让给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并更名为万事达中心;(5)体育俱乐部,如:广州恒大俱乐部引入阿里巴巴增资入股12亿元,阿里巴巴拥有球队50%的股份,并且球队更名为广州恒大淘宝队;(6)运动员,如:林丹以个人身份签约运动品牌YONEX尤尼克斯,在比赛中将只使用尤尼克斯提供的装备。
2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发展现状
2.1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现状
随着去年年底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三家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集中上线,我国体育产权交易的发展进入“平台化”时代。目前,我国的三家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分别是上海国家体育产权交易中心、北京“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以及上海文交所体育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上海国家体育产权交易中心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依托于上海联交所体育产权板块,实现了体育产权及体育科研成果的在线交易。2015城市足球冠军杯赛市场招商权、2015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网络视频转播权等体育产权均在此平台上挂牌进行交易。“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则是依托于北京产权交易所建立的,拥有独立运营的网站进行消息发布,目前2015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招商、斯诺克世界杯的招商则都在该平台上挂牌交易。上海文交所体育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依托于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信息公开发布渠道,开通有体育产权线上交易平台,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等相关产权交易在平台挂牌。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产权交易信息通过专业平台进行集中发布, 并进行集中交易,市场的作用将被得以更充分地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以往体育产权中分散交易所存在的问题。
2.2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优点
(1)相对于分散的交易方式,在专门的平台对产权交易信息集中发布,信息传递速度会更快,交易效率也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随着我国职业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产权交易量越来越大,集中的平台化交易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利用平台进行体育产权交易有助于交易信息的公开、透明,并能够实现对买卖双方更好的监督,确保交易的公平、公开、公正,避免暗箱操作等问题。
(3)依托于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权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流程遵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可以更好地保证买卖双方的权益,确保交易行为的合法与规范,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4)体育产权的平台化交易能够大幅度减少交易费用,降低整个过程的运行成本。过往分散式的交易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相关中介完成的,而在交易过程中中介会收取比例较高的服务费,增加了交易成本。 如体育赛事冠名权的中介费通常为标的10%~15%,而产权交易所仅1%~1.5%[3]。同时,在交易过程中还容易发生中介为了获得更高的 “回扣”而与其中一方达成暗中交易,合伙欺诈另一方的行为。
(5)通过平台的集中信息发布,可以拓展信息发布的范围,覆盖更多的潜在投资人群,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体育产权,扩大体育产权交易的参与主体,既是对卖方融资渠道的拓展,也是对产权受让方投资方向的开拓 。
2.3我国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存在的问题
(1)目前我国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平台交易的优势尚未显现。虽然我国目前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体育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有3个体育产权交易的平台在运营,但这三个交易平台都是在2014年12月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整个的产权交易市场里还在体育产业市场里的影响力都还十分有限,真正通过平台达成的产权交易量很小,平台交易的高效率优势未能体现出来。
(2)体育产权平台的交易方式有待进一步推广和被接受,交易流程有待进一步简化。长久以来,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名下的产权转让是通过招标形式完成的以外,我国大部分的体育产权交易还是买卖双方通过私下接触,以一对一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大多数的从业者对于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了解和认可度还不够,特别是由于对交易流程方式的不了解影响了他们对于平台的使用热情。
(3)体育产权在平台上的交易缺少专门性的交易规则予以保护。虽然目前我国体育产权的交易平台基本都是依托已经较为成熟的产权交易平台建立,能够对交易行为形成约束与保护,但体育产权的交易在一些方面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职业竞技体育资源和产品产权属于公共产权,产权提供者通常是政府[4],但随着职业体育市场化的发展,有时产权名义上的提供者并不是政府,因此,在产权的界定方面并不清晰而导致可能在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存在风险,所以需要专门的规则进行界定和保护。
(4)由于缺少提供体育产权交易相关服务的专业机构,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相关配套服务尚不完善。体育产权交易过程中涉及到体育资产价值的评估,具体交易方式的确定,交易信息的发布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情况,因此,需要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但目前,我国在体育产权交易方面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专业的体育资产评估机构等相关服务机构数量匮乏,然而若交易平台无法为交易双方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这将直接影响客户对于平台的使用热情。
3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产权交易的需求将会不断提高,原来一般私下进行的“一对一”交易方式已经不再能适应发展情况,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而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出现为体育产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我国的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尚处于刚刚建立的阶段,因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善。
(1)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应充分利用国家对于体育产业的政策支持, 积极同相关国家机关和体育协会等展开合作,引入有影响力的产权交易项目。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各体育协会旗下拥有众多的体育资源资产,特别是一些赛事的相关产权交易通常会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如果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将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引入,将有助于提升平台交易的关注度,扩大影响力。
(2)要保证体育产权交易平台中一定数量的会员单位,并不断增加会员数量,有助于确保体育产权平台交易的正常进行,提高平台交易方式的认可度。我国大多数产权交易所都实行了会员制,也即经纪机构代理交易制度。目前,我国体育产权交易平台都是依托于现有产权交易所建立的,因此,为了使体育产权能够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首先就需要有一批进行体育产权交易代理的会员单位[5]。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产权交易代理和中介公司进入交易平台,也有助于影响其原有客户接纳平台交易的方式。
(3)应重点扶持和培育专业的体育产权评估机构,培养体育产权交易方面的专业人才。对于体育资产产权的评估是进行产权交易的基础, 对于产权价值的评估结果将直接影响产权交易项目在平台上面的发布信息。对于产权价值评估的结果越准确越客观便也越容易促进交易的达成,提高交易的效率。同时,体育产权的平台化交易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既包括交易流程方式的制定实施,又包括交易平台的建设等问题,因此,对于从业人员多的要求也很高。
体育产权 篇4
然而,目前非物质遗产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尽管越来越多的传统体育和竞技项目正进入国家、省、市、区(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多流于形式:“重申报、轻保护”,因此,急需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保护办法,而依法实施保护就成为太极拳、少林功夫、武当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目标,而运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又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涵在其表征上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知识产权视角来看,在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并非不可逾越。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可以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予以适当变革实现对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从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的保护与传承。
1 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的困难
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客体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产生、发展和运用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广泛性,这些文化信息通常通过口传身受等方式延续,没有形成固定的知识集合或知识片段,仅存在并存续于某些特定民族的居住区域、群体或活动之中,带有鲜明的传统特征,其内容亦不符合现代技术标准与法律标准,因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存在一定的障碍。一般认为,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公有领域,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权利主体范围,其主体的无主性和知识产权主体确定性的冲突;其二在于浓厚的行政权力的介入也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1]存在冲突。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民间文学一样,是与特定的群体成员自然承袭的知识或实践经验,属于特定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结晶。其产生和发展不是单靠个人社会成员的智慧和灵感完成的,而是由于其所在的群体、甚至相关联的多个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完成的,它永远处于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外延边界不能具体确定。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邢台梅花拳等传统体育与竞技具有长期性、传统性的特点,世代相传和延续,随着社会和观念的变迁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嬗变,最初的、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人已很难确定。同时,这些传统体育与竞技虽然有些能够通过有形的套路或约定俗成的固定表达加以体现,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成员可以对其主张创造者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够将此套路形式或表达与其他产品或表达截然分开,难以确定承载权利的主体。正是由于无法将某一民族的非物质遗产与某一个特定的权利人联系起来,造成了传统体育与竞技适用知识产权制度的困难。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履行公约义务,保护本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和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些条款要求国家公权利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如第11条明确指出:“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再者,我国现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采取行政保护手段,强调了政府的职责和行使权利的方式,这些法律文件属于公法领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公权的色彩。如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确定了以行政为主、民事手段为辅的两种保护措施,确立了文化部门的行政管理地位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和自治机关负有维权和提起诉讼的保护原则。基于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浓厚公权色彩以及非物质遗产无法归结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不具备私权特征,从而不符合知识产权制度所涵盖的客体所具有的属性[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已经在国际和国内得到一致认同并被各国的国内法所接受。因此,笔者认为: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寻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存在一定的困难。
2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的可行性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崇尚创新,从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保护标准看,完全移植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非不可逾越。从国际上对非物质形态的人类遗产给予法律保护的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在当今社会发挥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保护创新,而应同样全面服务于贸易自由、环境保护、食物安全、文化多样性等全人类共同的政策目标,对各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和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方面[3]。在构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中,完全存在与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适度兼容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体育与竞技能够从这种兼容、互动下需求对其自身发展的法律保护。
2.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条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知识产权宏观体系预留了发展空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看来,有关传统文化保护的立法活动以及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一直是他们奋斗的目标。近些年,在国际法领域制定了多项国际条约,如1982年教科文组织和WIPO 联合通过的《保护民间文学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与其他损害性行为国内法示范条款》、在1997 年、2001 年和2002 年分别通过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伊斯坦布尔宣言》、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指出: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建档、研究、保护、保存、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上述国际条约表明各国可以采取各个方面的措施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缔约国采取的保护措施可以包含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内,且不得作为违反其他知识产权所获得的权利和负有的义务。这些国际条约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为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宏观框架下采用著作权制度或结合其他模式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2.2 我国《著作权法》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宏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可能
不仅国际条约为非物质遗产保护纳入知识产权宏观体系预留了发展的空间, 同时,我国著作权法和其他专门法也为非物质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留下了余地。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集体组织的规定实际上开拓了由集体组织代表著作权人集体行使著作权的先例,这些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宏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可能。因此,在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可以给予传统体育与竞技著作权等保护,其具体内容如下:
2.2.1 给予传统体育与竞技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只保护的是一种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构思,如果少林功夫、武当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与竞技没有以作品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作为一种技击技术时,则不能得到著作权的保护。若根据上述传统体育与竞技创作的新套路、技法、理论等,其作者及其著作权人可以直接取得著作权的保护。对上述传统体育与竞技进行整理、注释、翻译而形成的新作品,其整理人、注释人、翻译人就其演绎作品而享有著作权。另外,传统体育与竞技各种内容的数据库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传统体育与竞技中的一些表演内容,其表演者可获得表演者权等邻接权的保护。如果是仅表演而不外传的技艺,可用类似商业秘密的方法予以保护。
2.2.2 给予传统体育与竞技地理标志保护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或服务来源于某地区,而该商品或服务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地理标志具有真实性、地理范围的特定性、群体性和证明性等特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和传统性的特征相一致。地理标志一般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注册,不可转让,比较符合传统标示性标志大都属于特定群体的特点,如少林功夫(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在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其他的还有武当武术( 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邢台梅花拳(河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2.2.3 给予传统体育与竞技域名权保护
域名(domain name) 又称网址,是指在因特网上使用的用来区别不同网站主页的网络地址。 域名权作为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中国法律没有关于域名权保护的明确规定,域名制度目前适用的是《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4]。因此传统武术可以通过的域名权加以保护。在国内外申请注册与传统体育与竞技名称和商标相关的所有域名。 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域名注册管理规定,域名注册采取先申请先注册原则,一般而言,只要他人未注册的域名都可以申请注册,且时间短,通过电子邮箱申请国际顶级域名注册,一般在24 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在中国申请“CN”下的域名注册,最长时间不过一周,且这一注册是永久性保护的。目前关于传统体育与竞技名称的域名www.shaolin.com、www.shaolinwushu.com、www.slgf.com.cn、www.shaolin.com.cn、www.wdgf.cn、www.chinataiji.net、www.wudangquan.com、www.chinataiji.net等已经被注册[5]; 然而,在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近八成未注册中文.CN域名,尚处于“待嫁”状态,而从国家至省、市、区(县)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传统体育与竞技未被注册的更多。
2.3 客体内容的“非物质性”特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和知识产权制度兼容的纽带
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其实质内涵在于它是一种精神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或技巧的改良和艺术以及民族底蕴的展现,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其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充分运用自我智慧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时所形成的自我感知和特定理解,这些理解和感知可以以口传身授或其他形式传承下来,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和表征,这些文化可以归为人类运用知识和技能所形成的智力创造或智力成果。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非物质性群体性、利益性、公开性和公有性[3]等,在这些特征中,非物质性或者说客体的无形性是非物质遗产的最根本特征。同样,知识产权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知识产权是人类对其智力成果和经营性标记以及经营性资信而享有的专有权利[6],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和非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都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亦非物质性。因此,笔者认为: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客体内容的非物质性特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知识产权制度兼容的纽带,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在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提供了可能。
3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与竞技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来就是以国际法为价值判断自上而下开展的,依法保护应成为首选良策。就目前的情况看,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于2006年4月开始生效,而我国已早在2004年8月28日就通过了批准该公约的决定。但由于我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这一问题上并无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做法,且在国内法中,仅有《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样一个国务院的规定。所以从立法角度看,目前对传统体育与竞技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显然缺乏有效的专门的支撑供给体系。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下对太极拳、少林功夫、武当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进行思考进而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以便及时、科学、有效地保护丰富灿烂、特色鲜明的中国优秀的传统体育和竞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法制建设必须直面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建立传统体育和竞技的登记建档制度
鉴于传统体育和竞技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成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应该建立传统体育和竞技的专门档案。因为只有在知道某种传统体育和竞技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工作;同时只有通过建立传统体育和竞技档案,通过收集、编辑、整理,才能全面了解某种传统体育和竞技的发展现状、权利主体等情况,为开展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2. 建立传统体育和竞技的集中管理制度
对传统体育和竞技知识产权要实行有效的保护,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组建专门的权利代管机构,在确定职责和范围的基础上实现集中管理[7]。特别是产权,必要时可从各邻接权人手中全部或部分收回,便于控制。建立集中管理制度,同时也是解决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确定的有效方法。实践证明,利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来解决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纠纷是科学的,将该项制度引入传统体育和竞技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立法中,是既符合法律的基本理论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
3. 延长传统体育和竞技的保护期限
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中,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利保护的时间性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传统体育与竞技的著作权保护受到时间性的限制。鉴于民间文化世代相承、生生不息的特点,在立法中对其知识产权保护应区别于普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时限性要求,而应适当延长保护时限。
4. 保障区域群体对传统体育和竞技的使用受益权
既然承认传统体育和竞技等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的群体持续创作的结果,那就应当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赋予经认定的持有人或持有群体合法的使用权,合理拓展其流通范围,打破原有的门派、师承、地域等观点,以求实现各传统体育和竞技间的交流,并允许他们从中获得一定报酬。
5. 建立传统体育和竞技开发“事前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制度
可以借鉴《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和印度《生物多样性法》的立法模式,规定我国的传统体育和竞技开发“事前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制度。凡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传统体育和竞技有形的套路或其他表达形式的单位或个人,须经传统体育和竞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或持有人或者法律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许可,并支付一定使用费用。针对传统体育和竞技权利主体群体性的特征,我们可以设立类似于“音著协” 这样的组织来行使利益分享的权利,当然也可以由传统体育和竞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人委托文化行政部门来行使这一权利。有了这样的机制,传统体育和竞技的权利主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此外,传统体育和竞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群体性、传统性的特点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及知识产权客体需满足独创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冲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探索构建以知识产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模式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类似于知识产权但又独立于知识产权之外的另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方式,以期对传统体育和竞技这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专门的保护制度,也就是说,开辟一条制定我国优秀传统体育和竞技的特别法专门保护的新路。
摘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体育与竞技,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寻求传承已成为当今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热点与难点。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涵在其表征上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体育与竞技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在宏观框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和知识产权制度又存在适度兼容。因此,在二者兼容下,我国传统体育与竞技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为:建立传统体育与竞技的登记建档制度和集中管理制度;延长传统体育与竞技的保护期限;保障区域群体对传统体育与竞技的使用收益权和建立传统体育与竞技的“事前知情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竞技,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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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体育产权 篇5
1 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研究
1.1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迅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6种知识产权类型,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并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也在第七节,以八条的篇幅,确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有关内容,从而确定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单行法和行政法规也都对相关的知识产权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1]。”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2]。”我国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做了相关规定,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及其基于传统知识、民间文艺所产生的其他权利,依法予以保护[3]。”《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开使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形式时,涉及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4]。”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预留了一定空间,但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这亟需在配套的立法上予以完善、规范。
1.2 我国学术界对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适用知识产权进行私权利益保护是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综合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文化,它并不仅仅是属于哪个个人的,而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群体的共同财富。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私权方式保护,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不利于该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只会加速其灭亡;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而被滥用、盗用的现象十分突出,用著作权法、商标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对其加以保护可以防止无偿使用,杜绝侵权人随意歪曲作品原意和损害民族形象。
尽管我国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问题则是少之又少。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早发表的科研论文是张厚福教授于2000年发表在武汉体育学报上的《优秀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在随后的10年间,除了少数几篇对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外,已难以见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少有的闲散研究也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缺乏深入的法律分析和法律路径的探求。
1.3 现行知识产权无法直接兼容民族传统体育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许多不兼容的地方,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休闲娱乐、宗教祭祀、军事战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完善并流传至今,由于年代久远,其创作者早已无法考证。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构成了根本冲突;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一般是通过人们的口传身授,代代相传,少有书面文字记录,无法确定其具体内容,且会因为某一社区或部落的解散或某一传统艺人的死亡,而从此消失;第三,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其民族性、传承性无法满足专利、商业秘密等权利的新颖性要求;第四,知识产权只授予所保护的客体一段时间的垄断权,期限终止其内容即进入公有领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来说,从其产生到现在早已经历了几百上千年,大大超过了知识产权所规定的期限。基于以上认识,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寻求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困难。
1.4 现行知识产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朱雪忠教授认为,“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表征上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知识产权的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可以通过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5]。”王景川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很高的挑战性、前瞻性和艰巨性,就知识产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统的知识产权存在巨大差异,这就意味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要进行改革;知识产权的保护应体现公平和正义原则,兼顾各个国家的利益、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5]。”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制度体系[6]。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不断扩展和知识产权类型的不断增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入围提供了空间。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它不仅可以表现为作品、艺术形式、表演等可以被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如舞龙、舞狮、龙舟等项目都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较高的技艺性,可以用来进行表演;又如传统武术中许多形象逼真的造型、优美舒展的动作,被舞蹈和戏剧所借鉴,也是美术、绘画、雕塑的重要表现内容[7]),还可以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和实物以及民俗形式(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等。因此,对那些具备一定形式、符合传统知识产权标准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将其纳入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给予保护。
2 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
2.1 权利的主体
在知识产权保护主体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性,要确定一个权利主体的难度较大。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几百、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并传承下来的结果,权利主体早已无法考证。因此,要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需要在权利主体上进行改革,以适应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笔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关系中的权利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1)自然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传统的练习技巧等,都掌握在少数艺人身上,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石,又是民族传统体育世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一定程度上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决定着一种文化遗产的兴衰和存亡。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进行保护,赋予其合法的权利主体地位;(2)集体或地方政府。许多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属于集体创作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该项目的具体创造者和传承人已经无法考证,它们表现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传统习惯和特色,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习俗中。对于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把权利主体交由集体或地方政府,依靠集体和政府的力量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3)国家或相关行政部门。在我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且除上述两类之外某些不适合由个人、集体或地方政府作为权利主体的项目,应归国家或由国家授权的部门统一管理,如国家体育总局或文化部。
2.2 权利的客体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指知识产品,它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国内有学者认为,体育知识产权的主要客体有体育著作权、体育专利权、体育商标权、体育广播电视转播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奥林匹克运动标志、体育非专利专有技术、体育未公开信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8]。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知识产权的客体必然是各类精神产品,而非各种具体的权利。就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受到法律保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这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科学界定带来一定难度。比如中国传统武术,结构复杂,流派众多,其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另有七十二绝技,以及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门类独特的功法,这些都是前人智力活动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因此要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精确细致的界定,既要依照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又要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特点及分类。
2.3 权利的内容
通常认为,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9]。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离,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比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对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等,即为精神权利;所谓财产权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认以后,权利人可利用这些智力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称之为经济权利。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关系从知识产权的角度上来看,其权利内容主要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三个方面。
2.3.1 著作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10]。”从以上可以看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得到著作权的保护。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著作权法主要用于保护传统体育著作、论文、口述作品、图画、音像作品、传统套路编排、技法、规则等。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据少林寺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少林寺藏经阁现存《中华大藏经》、《龙藏》、《大正藏》、《高丽藏》及其他典籍计数万册,殿内原供达摩面壁石、法器及包括明代大藏经在内的5000余卷佛经图籍等,此类作品都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等[10]。”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依法对其作品享受以上人身权和财产权,还可以通过签订合同许可其他人使用上述权利。作品创作出来后,需要在公众中传播,传播者在传播作品中有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亦受到法律保护,传播者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被称为著作权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受下列权利:表明表演者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10]。”比如:少林寺武僧团为弘扬传统少林武术,传播中国文化,多次应邀出访欧、亚、美等国家,其表演的正宗少林功夫,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作为表演者的武僧们也依法享受表演者权,并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2.3.2 商标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11]。”《商标法》第三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11]。”在我国,除特殊商品外,普通商品的商标注册申请不是强制性规定,但法律只保护注册的商标。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只有向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后,方可获得相关产品的商标权,商标注册人对注册的商标享有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商标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存在将其纳入商标法保护的做法。1998年,少林寺投资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正式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注册类别是武术表演。2009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藥局”商标,该商标由汉字“少林藥局”、“始创于公元1217年”和英文“SHAOLINMEDICINE”组成,注册类别为药品和沐浴用品。目前,少林寺已拿到45个类别,200多项商标的注册证书。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注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商标法》规定的: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如:以传统武术各门派特有的武术器械(少林棍、梅花刀、太极剑、太极扇、梨花枪等)为模型制作的手工制品或艺术品,可以注册商品商标;少林武僧团、宁德霍童线狮、朝鲜族跳板、秋千、维吾尔族达瓦孜等类型的表演,其实质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传统体育服务产品,可以注册服务商标;传统武术拳种丰富,支派众多,套路繁杂,可能具备合法资格的商标注册人不止某个人或某个拳种或某个支派,为了更好的利用传统武术商标,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防止传统武术领域中出现“假冒伪劣”“欺世盗名”的情况,在传统武术中可以考虑申请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主体是对某种商品或服务具有鉴定和监督能力的组织。在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鉴定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无疑是文化部(主要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及评审)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负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与整理)。文化部或国家体育总局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商标的注册主体对相应的文化遗产进行商标注册,然后再根据需要授权符合条件的各单项传统体育项目的组织或协会使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根据《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11]。”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个地区的文化资源,体现了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和地理标志一样,具有地理范围的特定性、群体性和传统性。因此,地理标志是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之一。在我国已公布的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峨眉武术、邢台梅花拳、沧州武术、沙河藤牌阵等传统体育项目,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参考地理标志保护。
2.3.3 专利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12]。”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如某些传统体育表演(舞龙、舞狮等)的道具、服饰的设计和图案可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某些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武术门派的技能练习方法、某些传统体育器械的特殊制作方法、传统养生体育中的行气、导引、坐忘等的创新方案、某些门派未公开的中医疗伤配方等,都适用于专利保护。另外,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其效力仅限于本国境内。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权利主体如果要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专利的保护,就必须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法申请专利。2.2.4其它保护方式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的知识产权权利保护外,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还可以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域名保护等方式。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假冒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如现在国内以“少林”命名的武校、武馆数不胜数,而真正得到少林寺授权且传授的是正宗少林功夫的却是极少数;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名被抢注主要集中在“少林”“太极”“武当”等传统武术项目。如www.shaolin.com、www.shaolinwushu.com、www.chinataiji.com等。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被抢注的域名涉嫌侵权,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网络域名侵权的性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呼吁那些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要警惕网络域名抢注现象,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好属于自己的利益。
3 结语
3.1 给予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必要。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随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经济特征日渐突显,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经济浪潮中得以生存并广泛传承。可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经济性,一些人为谋取利益,在利用、开发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滥用、盗用等侵权行为,导致了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产权首先是在保护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其次是在保护当今传统体育知识产权权利人及相关群体的利益。
3.2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兼容。
虽然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涵在其表征上与现行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知识产权视角来看,在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并非不无可能。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可以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予以适当变革实现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从而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3.3 相关的法律保护尚不健全。目前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律只是从宏观上规范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对于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和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形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笔者呼吁,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国家民委等相关部委联合起来,加强联系,加强立法研究,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3.4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增强民族体质,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促进文化多样性,维护我国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时,不可削足适履,否则,不仅无法真正地起到保护、促进的作用,反而会使得传统体育丧失自身特点,失去其保护的意义。
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收录了拦手门、通背缠拳、地术拳、华佗五禽戏、撂石锁、迎罗汉、掼牛等十余项传统体育项目。越来越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国家认定,势必带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大繁荣。因此,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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