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权制度

教育产权制度（共12篇）

教育产权制度 篇1

教育产权是教育产权主体围绕教育产权客体所形成的权责利关系, 它反映一种事实状态, 所反映的关系并未明确化、法律化、固定化, 没有以制度化形式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 具有界定、激励和约束等内在功能。[1]而教育产权制度是在现存教育产权的基础上,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社会经济制度及教育发展状况, 形成社会一致认可的教育产权的界定、保护和执行规则。本文中教育产权制度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产权制度, 是教育产权制度在学校层面上的反映, 是其核心。教育产权制度是教育产权相关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对各种类型的教育财产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各种权利关系的规定。教育产权制度调整的实质是教育组织之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不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 是产权的重组, 保证产权正向功能的发挥。

一、梳理教育产权制度下的利益主体及其关系

1.“经济人”假设下的教育产权制度

不同人性假设下, 制度类型的选择不同。道德人假设下选择弱约束强引导制度, 经济人假设下有多种制度选择, 目前就教育市场化中出现的利益冲突, 比较理想的产权制度是:强约束强引导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就是:经济人在参与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大基本行为特征。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同于以往经济人的完全个人主义立场, 新经济人的个人偏好、目的不仅由个人决定, 而且要受制于既定的制度, 防止其出现非生产性寻租活动, 减少某些机会主义行为发生, 为新经济人合理的逐利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注重对新经济人的道德引导和教化, 肯定和鼓励新经济人的利他行为, 引导其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2]在法律和伦理共治的社会, “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的行为方式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集体人共存的社会行为模式。这种制度内在地统一了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 使新经济人合理合法的逐利活动能够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尤其是在准市场化背景下, 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是有成本的即存在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市场主体之间及其主体内部间的关系。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假设下, 价格机制不再是有效解决激励与协调问题之间的唯一手段, 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3]这时的经济人不同以往经济人的完全个人主义立场, 契约人存在着机会主义, 需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

2.教育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关系

教育产权制度本质上就是组织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教育产权中是存在利益的。一般教育的主要利益是非金钱利益, 其次为长期的金钱利益。[4]教育的主要非金钱利益有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 教育中的利益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和一方的利益, 而是国家、学校、个人利益的综合, 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教育产权主体对学校“硬财产”和学校品牌、特色、声望等“软财产”拥有不同的权项, 主体权项的配置决定了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

学校产权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学校、社会团体 (公司、企业、集团、个人) 及其家长等。首先, 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行使教育管理, 政府与国家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 这就决定了政府拥有双层利益, 即国家利益和政府独立利益。尤其是公办学校, 政府一直以来的投入, 决定了其对学校财产的所有权及其其他权限。公立学校的产权主体就是政府, 学校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如长期以来, 政府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参与公办学校的“名校办民校”、“转制学校”等公办民营活动。政府“法人产权”错位, 利用学校优势 (国有资产、软财产等实力) 默许学校变相收取高额学费从中获益, 满足政府和学校的寻租要求, 这就是政府独立利益的体现。

各级各类学校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就公立学校而言, 希望获得政府更多的资金投入, 提高学校的硬件水平和给教师更好的福利待遇, 吸引更多的教师人才。同时形成学校品牌与特色, 为学校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获得更多的优质生源, 给学校带来收益。公立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存在共同之处, 同时也存在着独立的利益。公办学校在择校市场中, 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就借产权模糊暗箱操作, 扩大自身利益, 用于学校内部分配。而民办学校在择校市场中有更强的生存和竞争意识, 在没有保障的环境下 (资金、生源、政策、法规等) , 民办学校只能自食其力。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收取学费和保存预留基金成为民办学校唯一的选择。但是, 在民办学校运营的过程中, 政府对学校资产权责关系界定不清, 没有给民办学校举办者留下合理的利润空间, 将学校财产所有权强行剥夺。只是规定学校在关闭时才拥有部分当初的投入资金, 对于学校的办学积累不能拥有所有权, 并且举办者还要自行承担风险, 举办者只能采取下下策。

学校教职工、家长及其学生也具有不同的教育产权利益。教师希望获得更多的劳动回报, 希望自己的人力资本诉求得到实现 (在学校获益的基础上) 。学生家长则希望负担更少的教育费用, 来获得满意的回报。而这又与政府、学校自身独立利益获得相悖。

二、分析择校热背后的教育产权制困境

1.我国“择校热”背后的利益关系

“择校热”愈来愈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其教育公平的实现, 没有很好地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反而演变成“权钱大战”。在择校背后之所以有斩不断的利益链, 是因为我国政府强势主导下的学校产权制度有失偏颇, 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利益只能依靠政府。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为政府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 政府官员本身也是经济人, 如果客观上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 而主观上政府官员又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失去约束的政府官员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企业或个人出租, 收取高额回扣, 谋取私利。[5]如果权力寻租活动与特殊利益集团相结合, 不断满足特殊利益集团追求高额利润的需要, 政府将不断滋生腐败, 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 而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民办学校起步晚, 很长时间没有存在的空间, 直到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一直不断争取办学权益, 想获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发展权, 获得应有的权益。但是出于我国教育资源始终有限的情况, 注定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不能拥有同样的“国民”待遇。但国家也没有给民办学校创办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一直是所有问题的核心, 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盈利性民办学校要缴纳税收, 尤其是对民办学校公益性的定性, 使得绝大多数民办学校为了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获得相对有利的发展空间, 将学校注册为合理回报的单位, 但举办者还是期望资本投入增值, 只能采取非正规手段获得回报, 而不能根据国家政策取得想要的收益。[6]这种产权收益的不确定性, 使得许多举办者把精力放在怎样加快资本运营和获取收益, 而不关心学校的长远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民办学校的产权会被政府“合法霸占”、据为己有, 或者直接隶属于名校旗下。长久之下, 这种“被抱养的孩子”或“靠天吃饭”的头衔自然而然地就落在民办学校头上, 加剧了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

2.我国教育产权制度的发展困境

我国“择校”背后的利益关系, 是政府、学校、家长等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产权博弈关系。政府在博弈中占有绝对的强势主导地位, 加上缺少均衡的博弈力量, 政府行为成为产权制度走向的决定因素。政府的政策是否正确、政府是否廉洁高效, 决定产权制度为学校和受教育者利益服务的程度。教育市场化使教育领域充满寻租空间, 为政府、学校等组织寻租提供了便利, 急需调整和规范。

(1) 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地位的确立依据是长期的政府投入与作为国家行使教育管理的代表, 决定了政府拥有学校教育财产的所有权, 学校教育财产的使用、占有、支配、收益等权限的分配都由所有权的拥有者决定。尤其是我国教育市场是有限的市场, 资源的有限以及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只能部分地发生作用, 更加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地位, 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身份使得政府主导下的产权制度只能是维持既定者的利益, 使已获得的利益固定化, 而忽视其他弱势产权主体的权益, 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7]

(2) 学校在不确定中追求利益。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 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机构, 都有自己组织发展的目标和利益追求, 集中反映在对自身权利的追求上, 更多的权利必然带来更大的利益。公立学校的权限没有明确的界定, 学校权利范围是模糊的。尤其是市场机制的介入, 使学校面临着许多新的权限, 这些新的权限也存在不确定性, 这就使公立学校因为产权模糊而产生错误想法。在优质教育资源总体紧缺的环境下, 公立学校便高价“出卖”优质资源, 获取收益, 用于小团体分配。而民办学校对利益的追求, 间接反映在其对办学收益权的渴望上, 直接体现为希望获得国家更多的政策资源、更好的发展环境等。但民办学校的产权依然也是不明确, 或者可以说政府的强势主导剥夺了举办者的学校财产权。再加公办学校 (名校办民校、转制学校等) 对那些势单力薄的纯粹民办学校的挤压, 社会组织、机构 (基金、银行等) 对民办学校运行的诸多限制, 使民办学校处于被边缘化。

(3) 先天不足的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和学校占优势的教育产权制度下, 受教育者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实际上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先天不足。如代表青少年利益的各类社会公益性组织和团体、协会多依托政府或本身是半政府组织, 缺乏独立性, 不能完全代表受教育者的群体利益。[8]家长委员会在我国仅作为个别性组织存在, 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家长缺乏通过参与学校管理促进学校发展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动机。如教育收费问题, 是对受教育者教育产权的侵犯, 而我国缺少代表受教育者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总之我国公民社会的不完善, 缺少像欧美国家一样大量且完善的社会力量和民间机构组织, 以致政府主导和学校占优势的产权制度得不到有效的制约, 受教育者只能被迫妥协.

(4) 政府主导下的浅层博弈。教育领域政府强势主导下的市场机制的介入往往引起更多的问题, 形成约束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产权制度是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产权领域是利益集中的领域, 政府凭借着自身多重身份向学校和受教育者寻租, 学校可凭借着自身资源优势获取额外利益, 受教育者也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教育投入获得更多的教育回报。但三方利益博弈中, 力量不均衡。学校 (薄弱学校) 和受教育者在博弈中受压挤, 处于弱势, 力量薄弱, 没有形成迅速而有效的利益和问题表达机制。政府、学校、代表受教育者利益的社会力量不能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对话和博弈, 许多深层矛盾和利益冲突受到忽视甚至被压制。

三、建立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制衡的正和博弈的产权制度

择校市场中非均衡的利益格局导致“择校热”———非常态、非理性的择校。力量不均衡的原因是产权制度的不完善, 没有把握好教育产权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相互统一的价值取向, 各产权主体对学校产权关系的不明确, 才会出现政府“寻租”、学校谋利、家长利己的种种不良现象。为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要努力形成三方相互制衡的、正和博弈的产权制度, 保证制度既是博弈的规则也是结果,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内耗, 保证在制度环境内的互利共赢。

1.转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

改变政府管理教育职能的目的是实现有限责任政府。[8]加强政府投入义务的同时, 有选择地权力下放:择校市场中, 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学校的激励作用。把教育产权下放到学校和社会手中, 同时做好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监督工作。放权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 而是政府应该更多地为市场主体提供制度保障, 确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于教育财产权利、责任、利益的范围和程度;进行科层制改革。政府科层制管理给各级政府及其内部寻租带来了便利, 而且极容易导致政府与学校间的信息不畅通, 出现学校权益受损和受教育者利益表达不满;[9]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 所以才会出现利益分化的局面, 要加强法制建设, 变人治为法治, 保证产权主体利益的实现。

2.促进学校自主发展, 办特色学校

政府放权的同时, 学校要加强自主发展, 增强博弈能力, 推动产权制度的适应性变迁, 保证有限责任政府功能的发挥。[10]同时学校要民主有效地运用权力, 不能滥用权力, 危及受教育者的权益或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获得学校收益。学校内部也要民主使用权力, 政府加强民办学校的审查、监督和引导。民办学校要加强学校董事会———校长负责制结构的完善, 激活校长和教职工的热情,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引领作用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 避免出现个人垄断或家族式管理, 理清出资人与举办者的权责利关系, 增强民办学校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学校独立的社会法人地位,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与社会能够形成互动的、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时学校作为社会游戏框架中的一分子, 必须遵循这个框架中的游戏规则, 扮演游戏框架赋予的游戏角色。

3.促进家长委员会等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

在博弈三方中, 代表受教育者社会力量的组织最薄弱, 所以对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力最小, 权益受损最大, 利益不满情绪最强。为了形成三方相互制衡的利益格局, 有必要加强市民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的发展。如基金组织、教育咨询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经费拨款审议机构、考试服务机构、办学评估机构等, 都可以以独立法人的身份接受社会和政府的委托, 有机介入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协调过程。[11]加强和完善社区教育组织、家长联盟等社会中介性教育组织, 可以有效拓宽民主参与教育管理活动的途径, 可以有效填充政府职能转型后部分领域的管理缺失, 充分发挥参与管理、监督、评价等作用, 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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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 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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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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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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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巍.西方古典组织理论及其模式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与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6) :81.

[10]陈桂生.“学校管理体制问题”引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 (3) :3.

[1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110-111, 121-122.

教育产权制度 篇2

朝阳区分类明确2012年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目标

2个重点乡及8个重点村：完成改革任务。按照乡村联动的模式，推进黑庄户、豆各庄2个乡28个村，以及王四营乡官庄村、高碑店乡半壁店村(西店村)、小红门乡龙爪树及牌坊村、十八里店乡十八里店及周庄村、平房乡姚家园村、东坝乡驹子房村8个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完成乡村两级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资产评估、劳动年限统计、股份量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等工作。

5个乡38个村：启动改革前期工作。针对来广营、东坝、高碑店、管庄、三间房5个乡38个村，完成乡村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完善村经济合作社机构、通过启动改革决议、劳动年限统计等工作。其余乡：开展改革前期准备。其他乡完成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建、拟订改革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启动东风乡原鬼王庵大队撤制村队资产处置工作，确保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篇3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推进方式：从“三自一引”到“三化创新”

2012年，内江市完成了5个试点村的农村产权改革，共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含宅基地）使用权、林权、房屋所有权等五类权属证书8214册；2013年，在24个乡镇开展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涉及406个村、4294个村民小组、26.8万户；2014年，即将启动47个乡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力争2014年全部完成。

方法一：推行“三自一引”，凝聚改革共识

深入发动，让农民“自愿改”。内江市先后召开村民院坝会1800余次，发放宣传单、年画、春联等100万余份，并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参观，让广大农民知晓“为什么改、改什么、改了有什么好处”，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信息公开”是农民自愿改革的基础和保障。

村民议决，让农民“自主改”。内江市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所有村、组均民主选举产生了议事会、监事会，组建了指界小组、丈量小组、调解小组，测绘由村民到场、指界由村民确认、确权方案由村民议决。“商量着来”是农民自主自愿改革的基本方针。

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农民“自治改”。市县乡村四级建立了纠纷调处机构，将农村产权改革中的矛盾问题交由群众互相协商、自主解决，充分尊重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直面矛盾”是农民自治诉求下推进改革的必经之路。

狠抓基层党建，由支部“引导改”。选好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将村级工作经费由每年1万元提高到每年2万元，进一步加强对村、组议事会、监事会的指导，规范运行机制，促进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把握农地产权改革方向的重要抓手。

方法二：推行“三化”模式，实现农民的财产收益

承包土地股权化。农民自愿以承包地入股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对外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经营。合作社对农户按承包地面积和人头配发股权并发放股权证、按股分红。

实例：农民自愿以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对外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经营。合作社对农户按承包地每亩1股配发股权2765股，按户籍人口每人1股配发股权2668股，共5433股，并发放股权证、按股分红，从而实现了承包土地股权化。

集体资产股份化。成立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村集体和村民小组自愿将山坪塘、集体建设用地等作价入股，公司将股份按人头配发给农民并发放股权证，经营收益按股分红。

实例：内江山坪塘182亩作价入股91万元（910股），集体建设用地167亩作价入股835万元（8350股），集体经营性用房2500平方米作价入股400万元（4000股），闲置房产1300平方米作价入股130万元（1300股）。公司将股份按户籍人口配发给农民，经营收益按股份分红，从而实现了集体资产股份化。

农村资源资本化。引进市场主体，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合作，进行乡村旅游或特色产业开发，收益分成。“三化”模式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也从分散向集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既让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收益、股份分红、务工收入，又缓解了改革中有户无地的矛盾。

实例：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与重庆林圣公司合作开发乡村旅游，林圣公司用现金入股，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用集体建设用地入股，经营利润由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配至村、组，再由村、组分配给农民，从而实现了农村资源资本化。

方法三：推行农业BOT机制，给予农民致富的预期

内江借鉴基础设施“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推行农业BOT（build-operate-transfer），创新土地流转方式，鼓励工商资本下乡，由政府补助土地租金，引导企业集中成片流转土地，建成了万亩无花果基地，前五年由企业统一经营管理，农民代为管护，五年后企业将盛产的无花果无偿移交给农民自主管理，并对农民按保护价收购，从而避免了土地流转对农民的挤出效应，实现了农村发展、农民受益、企业得利的多赢局面。

实例：在测实测准土地面积、明晰土地权属、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内江市引进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成片流转承包土地栽植无花果。第一年政府补助土地租金的100%，第二年补助80%，第三年补助60%，第四、五年由业主支付土地全部租金。从第六年起，由业主将盛产的无花果树（无花果盛产期一般为15年）无偿移交给农民。同时，由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出资20%、农户出资80%共同成立专业合作社，并由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按保护价予以收购。目前，已集中成片栽植无花果10200亩，年产鲜果10000吨，果干、果脯、果茶5000吨，初步形成了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

推广思路：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思路一：以激活农村资源为目标，突出市场经济在启动农地产权改革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内江市通过实测和入户调查，全面把握了农村土地、人口现状。2014年已经开展产权改革的村，二轮承包登记的耕地面积为61.4万亩，本次实测面积为86.1万亩，测涨了24.7万亩，解决了诸如“产量亩”、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等问题；全市通过交易平台流转承包土地6055亩、流转金额2280万元，4832亩承包土地挂牌公告待流转，有效激发了农村潜在的发展活力。

因此，内江的经验从推广的意义上看，启动、完善土地交易市场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激活存量与增量资产的钥匙，这是可以推而广之的重要经验。

思路二：以土地产权改革推动农业新村建设，实现宜居宜业并就地转移农民

内江以农村产权改革为契机，建设规模适度的新农村综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目前已建成尚腾新村、赵家坝、四方村、平安寨、群乐人家等7个新农村综合体和219个新村聚居点，初步形成了一批村美、业兴、家富、人和的幸福美丽乡村，留住了一批外出务工的农民，这对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就业问题作出了贡献。

因此，从四川的角度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以富裕农民、发展农民、留住农民作为根本着眼点，就地、就近解决农民关心的居住、兴业、发展问题，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思路三：以土地产权改革形成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内江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保障和维护农民权益放在首位，既注重产村相融，推动农村生产方式从分散向集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带动农民实现了土地租金、合作社股金、管护薪金等多重增收。比如，通过在威远县推行农业BOT，形成了无花果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培育壮大了特色产业，既让农民学到了种植技术，又提高了“四项”收入；在市中区、隆昌县推行“三化”模式，创新了农户和集体资产权益实现新方式，增强了农民持续增收能力。

因此，只有土地产权改革让农民增收，并形成合理预期，才能让相关改革经验在四川其他地区推广的过程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教育产权制度 篇4

共有产权房是指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出资, 并按比例获得住房产权的保障性住房。其作为保障性住房发展的新模式, 早在2007年便已在江苏省淮安市试验推广, 随后在江苏省其他地区以及上海、北京等地逐步展开。2013年, 上海共筹集约3万套共有产权房房源, 并在10月末开始摇号选房。江苏省对共有产权房规定, 购房者可在5至8年的时间内“赎回”政府所拥有的产权部分, 即使8年之后未能完全赎回产权, 则只需要缴纳剩余产权比例相应的租金即可以继续居住。

大部分评论者对共有产权房的前景非常看好, 认为其既降低了购房门槛, 又缓解了政府融资困难, 非常值得推广。在房价普遍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共有产权房可使部分希望拥有住房, 却没有能力全资购买商品房的中低收入群体, 拥有房屋的部分产权和完全使用权, 降低了他们的购房门槛, 也更好地发挥了保障性住房应有的功能;同时, 对于政府来说, 通过出售房屋部分产权来回笼部分资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保障房方面的融资困境, 确保保障房建设顺利进行。

二、共有产权房的理论概述

(一) 共有产权房的发展历程

共有产权房是在房地产行业发展新阶段下对传统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属于保障性住房的一种新类型。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将“居者有其屋”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 我国已对传统福利性住房制度进行过多次探索式改革。1998年, 在公房出售的基础上, 政府提出了住房货币化分配的改革思路,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房屋资源, 满足居民住房需求。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鼓励城市居民通过购买自住房, 获得住房产权。同时, 为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权利, 政府也逐步推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作为我国产权式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 2002年以前, 经济适用房制度在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改善居民居住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2002年之后, 由于自身的设计缺陷, 再加上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 经济适用房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传统经济适用房的售价较低 (通常比市场价低五成左右) , 其升值空间巨大。因此, 只要存在转售谋利的可能性, 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单靠现有政策和制度, 不可能完全杜绝强势群体的非法侵占。在此情况下, 部分学者认为, 基于经济适用房在推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应立即废除经济适用房制度, 并大力推广公共租赁房。这样的看法有些偏颇, 持此观点的人忽视了房屋产权作为财富的来源的重要意义。如果中低收入者无法获得住房溢价的收益, 那么将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共有产权房能够满足中低收入者凭借房屋产权实现财富保值或增值的需要, 也可以有效抑制那些不符合准入标准的群体的强行“搭便车”, 因而一经推出, 便获得了政府管理部门的青睐。

2007年, 淮安市在江苏多个城市试行“划拨土地经适房共有产权”的基础上, 为解决经适房“有限产权”界限不清, 退出机制难以操作的问题及弊端, 逐步推动以出让土地共有产权房代替划拨土地经适房, 确立了购房家庭与政府7∶3和5∶5两种产权比例, 并建立了“住房保障基金”专项用于回购及承担政府产权部分。这一新模式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目前, 共有产权房模式已经正式成为住建部推行的新型住房政策。

(二) 共有产权房的概念

所谓共有产权房, 是指政府与购房人共同拥有房屋产权, 即将政府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性支出 (主要包括减免的土地出让金及有关大配套等费用) 转化为投资, 政府按投资比例拥有保障性住房部分产权, 并取得房屋的占有、处分、受益等相应权利;而符合申购保障性住房条件的购房者则按自己出资多少一次性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部分产权, 余下房屋产权归政府所有;政府则收取较低租金将自身产权部分的房屋租给购房者使用。最终形成购房者与政府合股买房, 双方按各自投入资金的比例计算各自的房屋产权面积, 形成共有产权房。对受助购房者来说, 自己出资的部分为个人产权房;政府出资的部分则是享受住房使用权的“使用权房”。

(三) 共有产权房的性质

共有产权房制度的特殊性体现在实现了福利性与商品性两者的有机统一。房屋产权在经济和法律关系上主要体现为对房屋的所有权, 即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 可以根据所有人的意愿和利益进行支配。而共有产权房通过对这些权利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不同组合, 可以实现福利性、商品性, 以及两者的统一。

具体来讲, 共有产权房的福利性表现在:中低收入家庭在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全部产权并符合政府提供补贴标准的前提下, 尽自己所能出资购买住房的部分产权, 获得住房完全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政府投资获得住房的另一部分产权, 但向受助购房者无偿让渡占用权和使用权, 并放弃收益权, 不计利息, 不收租金, 这充分体现了保障性住房的功能和目的。共有产权房的商品性表现在:政府依据投资比例拥有相应产权, 当受助家庭步入中高收入阶段、不再符合补贴标准时, 政府可以依据法律和契约行使收益权和处分权, 或向对方转让产权以收回投资;或按市场价格向对方收取租金;或收购对方产权, 收回房屋的全部占用权和使用权;或在市场公开出售房屋, 双方按占有产权比例分配所得收益。

三、基于产权理论的共有产权房分析

(一) 共有产权房制度

1. 产权的定义。

产权, 即财产权利, 是指对财产等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及其他相关权利。产权也可以是指一种制度规定, 即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可描述为, 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关系的制度。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利用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

2. 共有产权房制度分析。

根据产权理论, 共有产权房制度属于混合所有制, 将住房的产权分割给政府和个人, 实现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而从法律角度分析, 所谓共有产权, 是指某一房地产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 在实践中又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之分。前者是指共有人分别按自己所拥的份额的大小, 对共有房地产享有一定的利益,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后者是指两个以上权利人对全部共有的房地产享受同等的权利, 并承担同样的义务。共有产权房属于按份共有, 即政府和个人按比例分别占有部分产权。

与传统经济适用房政策相比, 共有产权房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共有产权房的用地由划拨改为出让, 将出让土地与划拨土地之间的价差, 以及政府给予保障性住房的优惠政策, 显化为政府出资, 进而形成政府产权, 从而构建家庭出资与政府资助相结合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 当房屋出售时, 所得收益也需按购房家庭与政府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当购买者经济情况发生变化, 家庭收入高于政府规定标准, 成为中高收入群体时, 政府也无需强制其搬出, 只需对自身所有产权部分的房屋按市场价收取租金。

(二) 共有产权房的功能

产权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可以帮助一个人形成交易的合理预期。德姆塞茨指出, 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以及如何受损, 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而受损和补偿正是外部性涉及的内容, 这揭示了产权与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外部性强调了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在产权理论看来, 产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当存在外部性时, 产权可以将外部性内在化。将这些效应“内在化”是指一个过程, 它常常要发生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 (在更大程度上) 对参与主体产生影响。

产权能够解决激励问题, 产权激励具有预期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 这也是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遭诟病的根本原因。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模糊不清, 主要表现在:经济适用房既需要大量土地出让金, 又享受了对开发商进行限制, 以及政府大量投入等优惠政策, 这意味着经济适用房并不是由市场催生的商品, 市场的定价机制无法对其产生作用, 其生产者也因并非市场行为主体而无法获得相应的市场收益。因此, 经济适用房不应完全作为商品房在市场内自由流通, 而应作为一种限制流通的产品。然而,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 经济适用房在住满五年后便可上市交易, 并以当时同地段的商品住房价格作为参考价格。这样的矛盾作法必然会产生外部性。在购买经济适用房时, 受助对象以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购得房屋, 并获得完全产权, 而在五年后却以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出售, 这种低买高卖的做法必然会形成较大的价差。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认为, 人都是聪明和自私的, 经济人总是尽己所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人, 有些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居民通过不正当手段骗购经济适用房以获得巨额利润, 从而产生了外部不经济效应。而那些本该享受住房保障的对象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国家的住房补贴投入自然也无法发挥作用;同时, 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也容易滋生寻租等腐败行为。总之, 这些外部不经济现象都是由经济适用房产权界定模糊而导致的。相比之下, 共有产权房将个人贡献 (个人出资) 和国家投入 (划拨土地等) 全部凝结在房产中, 避免了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中房屋产权难以体现政府投入的弊端。

完备的产权包括资源利用的所有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权利束” (a bundle of rights) 。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 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权利束。权利束是一个“总量”概念, 即产权是由许多权利、权能构成的, 如产权的排他性、收益性、可让渡性、可分割性等。产权可分割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可以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各种商品都可以看作多种属性的总和, 各种属性统统地归于同一人所有并不一定最有效率, 因此, 有时人们会把某一商品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分配给不同的人。这意味着产权能被“拆开”, 由此可见, 经济社会运行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借助产权分割来分析的。产权的可分割性为共有产权房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共有产权房制度正是利用产权的可分割性对现行制度的修正与革新。在共有产权房制度下, 受助人出资购买房屋部分产权, 按照自己出资的比例拥有房屋的部分所有权;国家以无偿划拨土地的出资形式, 获得房屋的部分所有权, 并将房屋的完全使用权无偿赋予受助人。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和补贴, 符合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相关规定。

四、共有产权房发展面临的问题

共有产权房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条件并获得房屋溢价收益, 同时帮助政府回笼资金。但在具体实施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 利益分配

在共有产权房的开发过程中, 主要参与方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 (国家和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 以及购房者;在商品房开发过程中, 主要参与方则包括政府、开发商、购房者等。在开发共有产权房时, 各利益主体的经济收益来源和比例是不一样的。在共有产权房的开发和流转过程中, 由于房屋收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 而交易则需获得房屋产权所有者, 包括政府及个人购房者的一致同意才能进行, 因此, 当个人购房者不愿意出售自身所有产权部分时, 政府也无法获得增值收益。这就是说, 虽然房屋产权可以分割, 但是由于房屋交易的不可分割性, 政府的收益并不能得到切实保证。当然, 从理论上来讲, 政府也可将房屋产权完全股份化, 甚至将其证券化, 以确保自身收益。但实际上, 有了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 对于政府来说, 不把保障性住房看作财政收益的来源, 应是更明智的选择。

(二) 退出机制

住房的退出, 一方面是实际使用的退出, 另一方面是资源获利的退出。

要实现共有产权房公正、有效与合法地退出, 首先要在购房时就明确个人购房者与政府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政府在购房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 可以将个人所属的产权部分回购, 存入政府公共住宅储备库, 以便再次定价后投放给新的符合标准的家庭。当然,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退出共有产权房的家庭收入标准, 以及回购房屋产权的出资价格等关系到购房家庭的切身利益, 因而很难确定, 因此, 共有产权房的退出机制并不一定能够按预期运行。这显然需要政府在今后的管理实践中继续加以试验, 从而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三) 流通和交易

由于产权界定的不仅是物权, 还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产权所有者对产权的占有实际上包含了其他人对此权利占有的可能, 即产权属于一方的同时不能排除另一方对其占有的可能性。房屋产权的价值只有在市场流通中, 在价格机制中才能展现。如果房屋的产权得不到流通领域内市场参与者的认可, 那么这样的产权没有实际的交易价值, 更无法为产权所有者提供房屋溢价的收益。根据共有产权房的商品性, 可以让其在市场中流通。然而, 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可以按股份分割而使用权只能被完全占有, 那么能够在市场流通的仍只是房屋的部分产权, 共有产权房的价格也只能与部分产权的价值对应。当共有产权房的交易市场扩大到一定规模时, 很可能会发生以完全占有掩盖部分产权的情况, 导致房屋交易价格偏离实际价格, 进而影响房产的总体市场价格。这就是说, 共有产权房应该在何种市场、多大范围内流通, 应该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制。同时, 如果政府被排斥在流通转让的过程之外, 那么政府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以确保公有产权不被侵蚀, 并顺利获得房屋溢价的收益。

(四) 购买资格认证

相较于传统经济适用房, 虽然共有产权房在产权确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从执行和操作层面来看, 共有产权房也无法完全杜绝寻租行为。这是由于公有产权的所有者———政府无法行使房屋的使用权和占有权, 给房屋的部分产权所有者留下了寻租的漏洞和可能。所以, 如果不能确保共有产权房的购买者是真正的需求者, 那么共有产权房的福利作用也有可能失去其效用。

五、措施建议

(一) 明确申购者的经济条件

为保证共有产权房的福利属性, 必须确保房屋的购买者是真正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这就是说, 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人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这不仅需要政府确定公平公正的指标, 也需要政府在审查申购者的购房资格时, 始终秉持严格严谨、公正公开的原则, 确保信息透明并随时接受公众监督。

(二) 土地供应市场化

共有产权房的建设用地应由行政划拨的方式转为土地供应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 与所有商品房开发一样, 凭借市场机制形成土地价格, 避免房屋价格出现“双规制”, 从而消除寻租等腐败行为。

(三) 建立合理有序的定价机制

共有产权房的出售价格应参考同时期、同地段普通商品房价格确定。出售价格与所有商品房一样, 包含土地出让金、全额税费等, 形成与商品房价格尽可能接近的售卖价格。

(四) 建立退出机制

在受助者经济收入提高, 不再符合受助标准时, 应尽快促使受助者退出共有产权房保障范围, 即要尽快以交易的方式, 实现共有产权房的转让。具体而言, 有两种方式, 一是政府出资收购受助者的产权, 综合当时的市场房价水平、房屋折旧及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收回共有产权房的占用和使用权;二是向受助者出让政府产权, 政府收回现金, 再投入共有产权房建设。共有产权房产权整体出让应由政府机构统一执行, 当受助者想出售自己所有的那部分产权时, 只能出售给国家的住房保障机构。国家可将共有产权房留做存量, 也可将共有产权房上市出售后将房款再投入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去。这样的做法可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与房源数量的累积, 增加财政住房补贴资金, 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整体存量。个人购买的共有产权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等经营活动。

(五) 制定房屋标准限制

保障性住房满足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要而非享受型需求, 所以在设计户型时, 可适当降低房屋的面积等使用条件。例如, 按照最新修订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单套的建筑面积应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同样, 对于共有产权房而言, 市、县人民政府也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群众的生活状况、住房情况、家庭结构和人口组成等因素, 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各种套型比例, 同时进行严格管理。与传统经济适用房不同, 共有产权房的价格与市场上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一致, 所以不存在无偿土地和低房价的情况。开发商在开发和出售共有产权房时, 参照的都是普通商品房的标准和售价。在此情况下。共有产权房的地理位置可以选择靠近市区, 占据便利地段。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 规定开发商在开发商品住宅时必须配套开发一定比例的共有产权房, 从而使中低收入家庭也能享受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便利。

(六) 扩大资金来源

对于政府来说, 共有产权房不再是单纯的投入。将部分产权出售给个人, 可以回收部分建设成本, 同时, 利用国有的部分产权可以获得溢价和增值的收益。政府的投入成本逐渐降低, 风险也相应下降。在此情况下, 政府的资金来源可以适当扩张, 不仅可以涵盖住房公积金的利息收入、住房公积金的投资收入以及政府专门用于住房保障的补贴资金, 还可以吸收政府土地出让金等。

摘要：共有产权房是将房屋产权股份化, 由政府与购房者按出资比例共享房屋产权, 对中低收入者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住房, 政府直接作为共有产权的权利主体参与共有产权房的管理并享受房屋溢价收益。相较于传统的经济适用房, 共有产权房降低了产权界定成本, 为产权所有者 (包括政府和个人) 提供了应有的收益激励, 使个人或家庭能够因购买共有产权房而获得制度和法律认可的财富收益。当然, 共有产权房也面临着很多争议和操作难题。

知识产权奖励制度 篇5

1、适用范围

本制度规定了本企业发明人或设计人奖励的原则、标准和支付方式等 本制度适用于本企业职工的职务发明创造

本制度规定获得国家专项奖励的奖金发放原则、标准和支付方式等

2、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 《》

3、奖励原则

3.1本企业应对职工的职务发明创造并获得国家授权的专利的发明人或设计人进行奖励，并发给相应奖励、报酬。个人所得税按照国家税收政策执行，并由本企业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2对该项发明创造及实施效益计入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技术档案，作为技术职称评定、职务聘任、晋升和其他奖励的依据。

3.3本制度依据专利的获得给予奖励、报酬。同一项发明创造具有多个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按照其对该项发明创造的贡献大小，共同享有本制度下的奖励、报酬：多个发明人或设计人之间有约定的遵从约定。3.4本制度规定的奖励、报酬以现金给付为原则，本企业同时有权决定以股份、或等价值的其他形式给付。

3.5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与本公司的劳动关系终止，其应当获得的奖金仍向其发放，本制度规定的报酬不再发放。

3.6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死亡的，其应当获得的奖金由继承人依法继承，本制度规定的报酬不再向继承人发放。

4、奖励、报酬标准

一次性奖金

4.1本企业被授予专利权的，应对专利的发明人或设计人支付一次性奖金，发明专利每项不少于3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每项不少于1000元。

专利实施后的报酬

4.2对形成独立产品的发明创造并在本企业实施取得效益的，发明人或设计人除获得上述4.1条的奖励外，每年从实施该项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报酬，其中，实施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按3%（专利法规定不低于2%），实施设计外观专利按1%（专利法规定不低于0.5%）；或者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或设计人一次性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收取的使用费用中提取不低于10%（专利法规定的数额），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4.3一项发明创造形成多种独立产品的，按照多种产品的营业利润总额提取第4.2条所规定的比例作为报酬，多项专利形成一种独立产品的，按照该产品的营业利润提取第4.2条所规定的比例作为报酬。

4.4本企业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发明创造的，从收取的转让费或使用费的营业利润中提取10%-30%（专利法中规定不少于10%），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4.5本企业无偿或低价转让、许可他人实施发明创造的，参照其转让或者许可使用的市场价格的营业利润，按照本制度向发明人或设计人支付报酬。市场价格、由本企业与发明人或设计人协商确定，或者协商委托评估确定。获得授权赔偿后的报酬

4.6本企业从侵犯专利权纠纷的调节、诉讼、仲裁中获得的侵权赔偿或者补偿费，扣除调节、诉讼、仲裁等相应成本后的部分，视为许可他人实施其职务发明创造的收益。本企业按本制度向发明人或设计人支付报酬。采纳建议

4.7由于发明人或设计人的建议被企业采纳而完成发明创造，并获得专利权的，企业将参照第4.1条标准的10%-50%给予一次性奖金，不享有第4.2-4.6条所规定的报酬。

4.8项目直接管理人员的奖励由办公会议决定。

5、奖励支付

5.1第4.1条和第4.7条规定的一次性奖金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发放给发明人或设计人。由行政部申请，经主管部门核定，总经理批准后，由财务部门办理、人事部门发放，每半年办理一次。

5.2第4.2条、第4.3条规定本的报酬，本企业将于决算后一个月内办理，由主管部门评审，并经财务部门审计，报请总经理批准后办理。

5.3第4.4-4.6条规定的报酬，本企业取得费用或协商确定后三个月内发放给发明人或设计人。6、附则

6.1本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xxxx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6.2本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本企业与发明人或设计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当地知识产权局调节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6.3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制定人：xxxx有限公司

批准人：

高校后勤产权制度改革探析 篇6

[关键词]高校后勤 社会化产权改革

产权，指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产权改革一直都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国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1979-1992年的经营承包责任制阶段、1992-1998年的后勤服务实体模拟市场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阶段、1999至今的全面社会化改革阶段。前两个阶段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高校后勤的产权，但只是停留在占有、使用、收益等外围产权的变革上，尚未真正涉及到产权的核心主要形式：财产所有权。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入第三个阶段后，即后勤服务实体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事)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产权改革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产权明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

一、现阶段高校后勤主要产权模式分析

1、甲乙协议模式

目前我国高校最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就是甲乙协议模式，它是指高校组建的后勤管理机关(甲方)与分离出来的后勤实体(乙方)通过协议明确双方的权、责、利的一种模式。资产所有权仍归属高校，高校也是后勤实体最主要的出资方，后勤实体仅根据协议享有经营权，这种模式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程度低，产权改革搁浅，实质上等同于原来的行政管理模式。

2、独立法人模式

独立法人模式指后勤实体从高校中剥离出来注册为独立的法人企业，后勤实体则作为法人企业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法人财产权。这种模式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彻底，高校作为大股东行使其股东权利，而不再从行政上对后勤企业进行干预，后勤企业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收益权等。目前我国高校中采用这种产权模式的为数不多，但这正是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主要实现途经。

3、区域集团化模式

目前上海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采取的是区域集团化模式，指由地方教委组建地方后勤服务集团，地区各高校后勤实体采取并入、托管、联合、连锁等形式融入后勤服务集团之中。这种模式的产权由地方教委或各高校联合成立的基金会持有。两权分离程度低，但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经营，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

4、大学城模式

大学城模式指政府、各高校在新校区筹建阶段同地方上有实力的企业联合开发后勤基础设施，并将后勤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交给社会企业管理和运行。政府、高校和企业按投资比例享有产权，产权呈现多元化，也有可能会出现民营企业控股局面。

二、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素

1、思想认识偏差

后勤社会化改革到今天，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高校领导还是后勤职工均不愿提及产权改革这个字眼，产权改革意味着后勤实体与高校的真正剥离。高校一方面不愿看到长期培养庇护的后勤实体真正脱离掌控，担心由此而引起学校的不稳定，这主要是由于惯认政府比市场更有效的观念所造成；另一方面也出于对脱离后的后勤实体能否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员提供优质服务表示怀疑，担心后勤实体企业化之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从而削弱“服务育人”的功能；后勤职工也不愿自己丢掉“铁饭碗”，由于后勤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竞争意识和能力差，产权改革必定会对后勤职工的工作稳定性带来冲击。因此，多数高校均选择避开产权改革进行管理机制上的探索。

2、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高校后勤经过长期以来的投资和积累，已形成了庞大的后勤资产，多则上亿，这些后勤资产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息息相关。许多高校认为产权改革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高校领导更不愿担当国有资产流失的历史罪名，事实上，国有资产流失一般出在国有资产的低价估算折抵股权或出售上。因此，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大多数高校企图绕过产权进行改革，事实证明此路不通，相当于回到原来行政管后勤的老路。

3、运行机制不健全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后勤实体运行机制与现代企业相差甚远，抗风险能力差，一旦进行产权改革，与高校母体剥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定会受到市场竞争的冲击，能否经受阵痛不得而知。因此对大多数后勤实体来说，产权改革无疑将让其面临一场生与死的抉择。

4、配套制度尚未完善

配套制度主要体现在地区政策法规的完备程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等。为了促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进程，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扶持政策，例如提供资金、信贷、税收优惠等，但这些优惠政策因地区而异，大部分地区的诸多优惠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社会保障体系也尚待健全，这也影响到产权改革的突破。

三、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实现途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建立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将是高校后勤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实现途径。事实上，多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也证明了股份制具有其它经济形式无法取代的优势。由于高校后勤实体具有经济和教育双重属性，必须坚持“三服务、两育人”的宗旨，其改革好坏势必影响到高校发展的大局，因此，高校后勤产权改革应该积极稳妥进行。笔者认为产权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明晰产权关系

明晰产权关系首先要进行清产核资，同时对高校后勤资产进行严格的评估，这是进行产权改革的先决条件。目前，大多数高校并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资产评估，仅限于甲乙双方达成的某种默契，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资产评估必须通过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完成，如果资产归属不清就不能到工商部门进行法人注册。因此，进行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工作。

其次资产要合理归类，按照资产的使用性质可分为经营性资产、服务性资产和服务经营性资产三大类，这样便于对资产进行科学管理，同时也是合理定价的基础。

最后要对产权进行明晰的界定，产权界定是产权改革的难点之一，所谓产权界定是指高校后勤当前资产的最终所有权的界定，其实质是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权利关系的明确化。高校后勤资产不仅包括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也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产权界定应依法律和政策进行，同时出于后勤资产的复杂性，应综合比较、充分论证，强调资产权益相联系。对高校后勤的增量资产应依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按照各方的投资比例划分产权。

2、合理设计股权结构

产权多元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高校后勤企业最终应走产权多元化的路，但基于目前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

进程以及各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应因地因校制宜，根据自身情况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情况来看，宜采取国有独资和高校控股两种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即高校是后勤企业唯一的投资主体。高校控股则是指高校拥有后勤企业50％以上的股份，即高校一股独大，而后勤企业、社会投资仅占较少比例。这两种方式均可以实现对改制后的后勤企业控制，实质上高校依然可以对后勤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确保后勤企业改制初期的平稳过渡，避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科学。

当后勤企业步入正规，进行良性循环后，应逐步改变高校一股独大的局面，高校可以通过产权交易，由高校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或参股，让国有资产逐渐退出后勤服务领域，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去，实现高校不办后勤的最终目标。同时鼓励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充分调动经营者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一般来说经营者持股额应是职工的5-10倍。简单的股权结构设计如：高校股35％-40％、职工股35％-40％、社会法人股10％-20％、特邀股5％-10％。

3、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权力与责任在各公司机构之中分配状况的安排，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公司的权力是如何划分的；这些权力如何在各公司机构中分配。其关系在于明确地确定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者之间的权、责、利，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附图1)。

从上图可以看出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总经理)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塑造股东大会的权威。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所做出的决定一定要符合投资者的利益。如果股权结构能够实现多元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股东大会的“一家言”现象，而且，可以加强各股东监督董事会的责任心。(2)在董事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改变学校任命的做法，应由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要尽量避免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的做法，以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应借鉴其他国企的经验，可以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或吸收一些外部董事，以加强董事会内部的监督。同时根据学校的实际，职工是公司内的一个重要利益群体，因此可以在董事会设置一至二名“职工董事”。不仅如此，公司的总经理一定要由董事会聘用，否则的话，总经理可以不对董事会负责，从而董事会无从承担受托的责任。(3)建立有效的对高层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钱颖一教授认为，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能把其努力程度与企业净产值联系在一起的期权制度。收入较低，经理人员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容易造成心理的不平衡，就有可能增加在职消费，浪费国有资产，渠内损失渠外补。因此，要把经理人员的报酬提高到一个适当的高度，并且要在报酬中加入一些激励机制，使他们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在一起。(4)监事会要加强监督，防止经理人员怠工或滥用职权。

高校后勤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许多部门、学校的许多方面，单靠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是不可能完成的须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从而将高校从繁重的后勤事物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与科研工作。

产权制度改革刍议 篇7

一 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产权的含义,目前没有权威的说法,但以下三点含义却是共同的:第一,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排他性的权利,并且该权利必须是可以平等交易的法权,而不是不能进入市场的特权。第二,产权是人们关于与财产的存在与使用而引起的相互之间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基础性的准则。第三,完整意义的产权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种权利束,并且这个权利束可以分解为多种权利,但呈现一种统一结构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对产权给出如下定义:一般地说,广义的产权即为财产权,这种财产权是由国家法律或政府制定规则确认并加以保护的、关于财产的存在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动而发生的、可以契约来组织进行市场交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社会行为关系的权利体系。简言之,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关于财产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

产权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对产权界定、运营、保护等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现代产权制度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其主要特征,一是归属清晰,各类财产所有权的具体所有者为法律法规所清晰界定;二是权责明确,产权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各相关主体的权利到位,责任落实;三是保护严格,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备,各种经济类型、各种形式的产权一律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四是流转顺畅,各类产权都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自由流动,以实现产权的最大收益。

二 国内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产权制度改革上作了些有益的探索,下面以供水行业举例。供水行业隶属于国有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国有制企业,结合供水企业的性质与特点,先来看看我国北京、上海和深圳供水企业体制改革典型案例,再分析一下遭遇到经营困境的哈尔滨市供水企业的解决对策。

(一)体制改革典型案例

北京公司99年经过改制,建立集团公司以来,改革的总体思想突出盘活存量资产,开展资本动作,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把企业做大做强。他们发挥大企业的优势,投资19344万元,先后并购了京郊4个县级自来水公司,使日供水能力增加15.3万吨,供水管网504公里,总资产增加3亿多元,集团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

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总资产18亿产权转让50%,改国有独资为产权多元化。他们按国际惯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通过中介机构,公开招商,选择合作伙伴。法国、英国等4家水务参加竞拍,法国威迪通用水务以23亿元取得转让产权。

深圳自来水公司按照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一体化的方向进行资产重组,建立水务集团。

改革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从一个城市的大局看,缩短了改革时间,节约了改革成本。第二,促进供水企业从单一的城市供水向综合性水务产业的跨越,企业的实力增强,发展空间更大,对以企业整体的战略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第三,城市排水、污水处理,在技术上与自来水同属一个专业,在生产经营上具有很多共性,合并后统一经营管理,可以实现多种资源的统一整合和优化配置,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四,经营污水处理有利于研究开发中水回收技术,有利于节约水资源,以应付未来可能发展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发展策略

看过以上我国几个供水企业体制改革典型案例,为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发展指明了出路。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积存了不少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而这些问题在社会与经济转型时期日益显得尖锐和突出,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的差距。这是导致企业发展速度和效益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最大的障碍。多年计划经济和供水行业自然垄断性质养成了“饭来张口”的观念,没有认清经济体制转型后的新形势、新环境。二是政企不分。企业不能完全行使本来赋予一个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供水企业扮演着特殊的身份,具有双重主体性。供水企业无法完全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与独立运作,其水价也不是以市场价格来定位。三是产权不清,产权结构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这注定投资结构的单一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性。四是经营模式落后,管理不科学,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模式落后,没有引进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资本运作困难,企业缺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供水企业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缺少科学决策,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低、普遍还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大多数人都处于吃“大锅饭”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五是供水价格不到位,企业建设发展资金严重缺乏。供水价格是一个棘手的方面,但是其约束条件相当复杂,其中,企业的产权制度是深层次的关键因素,它决定着供水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营状况并不乐观,企业赢利能力和赢利前景都形势不妙,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政府确定水价,不是以市场供求为导向,也不是以生产成本为基准,而是以市民是否有意见和不影响社会稳定等因素作为主要依据。导致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管理等运行费用。深圳与上海的做法为哈尔滨市供水企业改革树立了成功的范例。结合哈尔滨市供水企业实际状况和国内供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哈尔滨市供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分别进行为宜。磨盘山和沿江污水截流、污水处理厂建设等在建大项目已建成,不存在改制,形成与市场经济对接的新体制与新机制。制、供、排水是哈尔滨市供水企业的主业,主战场不能丢,应该像深圳、上海那样采取出让部分股权办法,由我们控股。这里应当明确一种思路,引入战略投资伙伴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入新的机制,吸引部分发展、改造资金。积极探讨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方法,这样有利于建立具有良性循环的“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资产运作模式。

三 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产权制度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我国政府主要通过引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体现“产权明晰、职权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自主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要求,其实质不仅是单纯解决了财产归谁所有的问题,而是包含了两条重要原则和内容:一是责任制,二是社会化。

首先,所谓产权责任制,就是要改变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的状况。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是要改变政府对国有资产负无限责任,而实际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处于无人真正负责的状况。

其次,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股份制使它早期的个人资本、私人资本、家庭资本社会化,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也就是使得它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因此重新获得生命力。

财产要有责任制,不是只有私有制才需要明确的责任制,公有制也要有明确的责任制。现在的国有财产就没有责任制,无人真正负责。政府部门都要去干预企业财产,结果企业没有责任,政府也没有责任。要想做到政府不管企业,前提是政府不再是所有权的主体,至少不再是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整个经济中不再为主体。

供水企业改制过程中,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种形式:

特许经营:明确所有者与经营者及考核的协定,把经营的责权利,用一种法律文书落实到企业,目的是落实企业的自主权,实现政企分开,形成激励机制。

股份制:现有国企改革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国家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面成立若干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充当代理股东,由这些代理股东持有那些经营性企业的股票,然后派董事、监事,在股票市场上操作,这样就模拟了一个股票市场。但它可能在产生两个缺陷而无法满足预期和初衷。一是它不能保证将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择到经营岗位上来。二是国家作为股东也无法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

国有资本转债权,非国有资产转股权。其好处如下:一是解决了经营者选择机制。二是有利于国家资产的增值和保值。三是有助于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四是债务融资的单位成本低于股本融资。

逐步推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业主负责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上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供水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问题。如何有效地理顺产权制度是供水企业改革的“牛鼻子”。

供水企业,由于其独家经营的垄断性,消费者(用水户)对自来水这一产品的不可选择性,销售对象亦即供水范围的地域局限性,以及自来水生产和销售量受水资源条件和节约用水政策制约,受城市规划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自来水产品不可能直接参与商品销售市场的竞争,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也不可能因此去鼓励用水,争夺用户。因此,供水企业的经济效益,只能综合利用主客观两方面的优势:理顺产权制度,通过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效率去实现。

产权制度改革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供水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改造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供水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必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孟戈.深圳市盐田区供水企业产权重组模式探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学报,2003(7).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 篇8

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森林资源面积蓄积数量大, 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占有量小, 资源分布极为不均衡。从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统计数据可知, 无论是森林面积还是森林蓄积, 其绝对数值是很可观的, 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是依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2/3, 排在世界第139位。人均森林面积0.145 m2, 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森林蓄积10.151 m3, 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

近年来,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 如何改进和加强新一轮的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1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因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以及转变生产方式方面。

1.1 经济方面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最根本的动力是追求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 产权是有效激励与约束的前提。只有产权明晰, 各经济利益主体才能有清晰的预期收益, 从而充分刺激其生产的积极性, 使得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然而, 林业资源的集体所有制, 没有明晰的产权, 往往使得林业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林业部门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 这其中有很多部分都是冗余的, 最终导致机构臃肿, 包袱沉重, 整个林业经济都没有活力, 更严重的是各种费用的居高不下, 侵犯林农的利益。因此, 追求经济利益是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

1.2 市场经济体制方面

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 使众多生产要素充分涌流, 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高度提高。而市场经济其实是交换经济, 产权的交换是其实质。所以, 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十分有必要进行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

1.3 转变生产方式方面

要改变林业的现状,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转变过去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 将过去的粗放式生产转变为集约式生产。原有林业资源的粗放式的经营, 导致森林质量低下, 林业资源浪费以及林业经济的低迷。只有进行产权改革, 才能高效地利用林业资源, 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2 林业资源产权的历史归属以及现状

建国初期, 我国林业资源产权主要由私人所有, 随着林产制度改革的提出、实施、推进, 我国林业资源产权主体也发生着变化 (见表1) 。

现如今, 在《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导下, 我国正在积极形成集体林业的良性发展机制, 努力完成资源增长、林区和谐、生态良好、农民增收的目标。但由于林业资源涉及到众多因素, 我国林权安排还有诸多问题, 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以及林农的收入增长, 更加不利于我国林业的长远发展。

3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实例

3.1 以江西省的“林改”为例

江西省于2004年9月开始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在武宁和铜鼓等8个县市先行试点。并于2005年4月在全省推广, “多予、少取、放活”是其指导思想。江西省宜春市通过大量的宣传活动, 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明晰产权过程中, 林权发证前进行三榜公示, 保证了公开透明;补全了责任山、流转山、联营山的合同, 明确了权责关系;严格落实减负政策, 取消了不合理收费项目。最终评比时显示, 该市“林改”工作综合评定结果均达到合格以上。成效明显, 初步实现了“林农增收、林业发展、林区稳定”的改革目标。通过“林改”, 实现了“一创四增”。

3.1.1“一创”

创造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条件。新农村建设的5大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林权制度改革具体落实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解决了“四权” (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 不清的问题, 权责更加的统一, 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

3.1.2“四增”

1) 促进了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各地在“林改”中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 使广大林农真正参与到“林改”当中来。在具体的“林改”过程中,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操作, 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保证了广大林农的“四权” (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 做到了“四公开” (程序公开、方法公开、内容公开、结果公开) 。广大农民通过这次“林改”, 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现代民主管理法制意识, 有利于农村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2) 实现了林农的普遍增收:此次“林改”严格贯彻减负政策 (两取消、两调整、一规范) , 真正地减轻了林农的负担。据统计, “林改”政策共计让利于人民1.288亿元, 由此, 山区地区林农年人均收入增加48~156元, 平原地区林农人均收入增加11~15元, 实现了林农的普遍增收。

3) 保障了林农的合法权益:“林改”前, 林农的利益被严重损害, 表现为有些地方木竹市场长期处于个别企业的垄断经营, 甚至规定木竹只能以指定价格出售给指定企业, 林农被剥夺自主经营权。“林改”后, 各地均采取切实措施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经营, 规范了木竹市场, 保障了林农的合法权益。

4) 提高了社会投资林业的积极性:“林改”以来, 林农、企业以及民间资本对于林业的兴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林农造林积极性十分高涨, 由“要我造林”转变为“我要造林”;企业造林成为新景象, 由向政府要林转变为主动投资造林;民间资本也纷纷涉足林业, 由过去政府投资为主转变为民间投资为主。

3.2 以四川省兴文县的“林改”为例

兴文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 川滇黔结合部, 历史悠久, 农业发达,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经济快速发展。全县东西长47 km、南北宽43 km, 县城距宜宾市、泸州市均为105 km。兴文县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县之一, 林改效果在全国都遥遥领先, 曾经入选全国百强林改典型县, 集中林地面积广 (见表2) 。

兴文县从1999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截至2006年“退耕还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4.1万亩, 配套荒山造林14.4万亩, 成为四川省重点“退耕还林”基地县之一。该县周家镇在“林改”中做到“三注意”“四不准” (见表3) , 确保该镇“林改”工作顺利完成。

2007年, 兴文县抓住被确定为四川省“林改”试点县的机遇, 加快研究落实政策措施, 积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进一步加强“退耕还林”工作, 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成为四川“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该县在“林改”过程中, 主要运用了四大措施 (全面宣传, 提高思想认识, 让退耕农民心里更踏实;认真确权, 抓紧登记发证, 让退耕农民权益更稳固;深化改革, 创新机制, 让退耕农民发展更有力;搞好服务, 发展产业, 让退耕农民群众更富裕) , 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见表4) 。

4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4.1“林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 林权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虽然山林产权得以明晰, 奠定了林木有效流传的基础, 但是分产到农户后, 大部分林农经营的只是自己家周围的山林, 而远处的山林却弃置不管;而且很多林农依然保留“土地就是命根子”的思想, 导致他们不愿放弃土地, 最终造成市场的供给不足。

2) “林改”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在治理木竹经营垄断的方面, 虽然引入竞争机制, 但是发现个别地方依然存在阶段性垄断经营 (限制原木原竹流转、划定销售区域等) ;在指标的采集方面, 个别地区出现指标采集不透明, 采集没有落实到户等现象, 干扰到最终的评估。

3) 林业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市场机制条件下, 林业同时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在这两种风险的作用下, 林农要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比较困难, 个别林农连成本也难以收回。在江西省的例子中, 宜春市没有完善林业风险防范机制, 影响到了林木使用权, 导致林木使用权的需求乏力。

4) 林业资源的转让以及评估难。随着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 林业资源逐渐增多的有偿转让, 林业资产评估的工作亟待开展。目前, 各地面临专业机构的缺乏, 尽管林业技术人员熟悉林业生产及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却没有资质对森林资源进行评估且没有签字权;而具有评估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 却不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业务及缺乏林业知识的专业评估技术人才, 以至评估价格难以令人满意, 影响了林产改革的进程。

5) 监管措施滞后。林产改革惠及广大林农, 但是需要有效的监管, 否则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的现象, 容易引发企业的“寻租”行为, 使林农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 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 不符合“林改”的初衷。

4.2 解决方法

1) 完善相关法律。有效的市场交易需要有配套的相关法律来保证实施。没有相关法律做后盾, 市场交易一定会处于无序的状态;对于企业对管理者的“寻租”举动, 应予以严厉打击, 决不姑息。

2) 提供信息平台。各个省市都应根据各地自身的林区规模、交通状况以及发展水平等因素, 合理布局林业资源产权交易中心;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的资源, 加快林业资源的交易, 在各个地区建设信息平台, 提高林权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便利林农办理业务。

3) 合理分配利益。林业资源具有典型的“共有资源”特征, 容易引发“搭便车”现象。在产权界定难以保障所有相关人员的利益时,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加大对重点林区的财政分配力度, 充分发挥重点林区保护生态的作用, 在财政上也要得到保障;另一方面, 要实施合理的采伐分配机制, 在严格控制公益林的商业性采伐的同时, 放宽商品林的采伐。

总之, 林业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 确保改革具体方式以及管理形式的科学性。在保持林地所有制度平稳改革的前提下, 把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真正交给林农, 让“林改”真正产生经济效益, 让林业焕发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怀燕.对新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09 (36) .

[2]陈珂.辽宁集体林产权主体改革后农民投资行为的调查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 2008 (3) :247-249:

[3]张蕾, 文彩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基于江西, 福建, 辽宁和云南4省的实证研究[J].林业科学, 2008 (7) :74-79.

[4]刘宏明.我国林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3) .

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篇9

古典企业, 根据钱德勒 (Chandler, J r., A.D.) 的定义, 是指只掌管一种经济职能, 经营单一产品系列, 且仅在一个地区内经营, 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单一单位的企业”。古典企业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个人业主制 (single proprietorship) , 二是合伙制 (partnership) 。前者是指由某一个自然人出资兴办, 并独自经营、独担无限风险的企业;后者则是指由多个自然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并共担无限风险的企业。这两类企业都是在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并由法律所认可的组织形式, 它们内部也都有各自的制约企业行为人的一套规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才将它们标以“制度”, 而“古典”则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

从权利安排看, 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共同特征是:第一, 权利人以自然人为本位, 并分为两个层级, 即雇主和雇员;第二, 权利配置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集权结构, 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第三, 权利运作的准则是财产保值。

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产权安排的区别在于:第一, 个人业主制企业由一个人 (包括其家庭成员) 出资, 个人财产即为企业财产, 经营规模小;而合伙制企业则由多人出资, 他们各自的财产组合成为企业的财产, 经营规模也较大。第二, 个人业主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全部由一个人承担, 如出现亏损倒闭, 这个人需要用他的全部财产, 包括其家庭财产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而合伙制企业的经营风险则由所有合伙人共同承担, 当企业亏损倒闭时, 每个合伙人都必须以他们的全部财产, 包括每人的家庭财产承担企业债务责任。第三, 个人业主制企业的契约关系仅涉及雇主与雇员之间;而合伙制企业的契约关系还包括所有合伙人 (都可能充当雇主) 之间。第四, 个人业主制企业的经营者只能是出资者, 不具有选择性;而合伙制企业的经营者则可以在所有合伙人中间选择, 从而出现所有者 (不包括经营者) 与经营者一定程度的分离。第五, 个人业主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residual revenue) 唯一地属于出资者;而合伙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则由所有合伙人分享。

古典企业的权利安排决定了其在相应的规模内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 超出此规模, 这种制度的效率就会下降。就个人业主制企业来说, 它具有一种单一持有者的权利安排, 即业主拥有全部的产权, 包括经营决策权、监督管理权、财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这种权利安排使得业主制企业建立和歇业的程序十分简单, 产权能够较为自由地转让, 而且决策迅速, 经营灵活, 表现出业主充分的积极性。但是, 正因业主独自出资而形成的单一持有者的权利安排, 使业主制企业规模小, 寿命短。这种企业通常只存在于零售商业、“自由职业”、个体农业等领域中。

合伙制企业在一定程序上弥补了个人业主制企业的不足。因为合伙制企业是一种协作型企业。协作能够产生比个体生产更高的效率, 或者说, 它能够节约成本。在合伙制企业中, 合伙人通过协议契约来规范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合伙人都是一个风险中性者, 即任一个合伙人既不会独担风险, 也不会独享剩余索取权, 而是共担风险、共享剩余, 这就使他们之间的协作成为可能。这种由契约而形成的协作可以提供避免偷懒的激励。因为合伙人投入与剩余分享是联系在一起的, 偷懒的结果必定是其分享剩余的减少, 这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自我控制机制, 而无须有专业化的监督。

然而合伙制企业的权利安排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第一, 企业中没有唯一的契约代理人。即企业的各项事务, 包括经营的决策、运作的管理、收益的分享比例完全取决于合伙人共同达成的协议, 没有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合伙人都有权代表企业从事经济活动, 这使任何一个合伙人的不忠诚、偷懒和失误都不仅仅是影响本人, 而是影响整个企业, 这就很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延误和差错。第二, 合伙人 (权利人) 负债责任的无限性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责任的无限使得任何一个合伙人的不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都可能导致全体破产, 合伙人愈多, 资产规模愈大, 每个人无法抵御和承负的责任风险也就愈大, 这就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第三, 合伙制企业的产权是不可转让或出售的。因为合伙人全体共同承担着一切责任, 如果其中有一个合伙人撤出其资产或者死亡, 合伙制就会瓦解。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会降低那些欲撤资合伙人对“共有”财产的关切度, 从而影响企业效率。由于合伙制企业存在以上缺陷, 致使这种企业形式虽然出现很早, 却难以扩张和发展。只有那些业主的个人信誉和个人责任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合伙制企业, 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 在发展到几十个、几百个合伙人之后仍然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直到70年代, 美国华尔街的投资企业仍然采取合伙制的法律形式。但是到了后来, 这些企业变得过份巨大, 任何一个合伙人都无法了解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状况和可能承担的债务责任, 此时, 合伙制的不利方面就大大超过了它的有利方面。这就导致了一批巨型合伙制企业在80年代接踵破产, 另外一些巨大的合伙制企业如摩根银行 (J.P.Morgan) 、美林证券行 (Merrill Lynch) 等改组为公司。

二、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现代企业, 根据钱德勒的定义, 是指具有多种经济职能, 经营多个产品系列, 在不同的地区经营, “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现代企业是企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企业的法律形式, 即所谓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又可以分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如果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就成为公众公司, 也即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现代企业制度权利安排的基本特征是:第一, 所有权外在化。财产所有者不论是自然人, 还是法人 (包括政府) , 都脱离于企业之外, 不再直接干预其财产所在企业的经营活动。财产所有权已经转化为股权, 所有者 (股东) 以其在企业的股权比例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第二, 企业法人产权独立化。既然财产所有权已从企业中脱离出去, 企业法人便成为独立的实体, 并拥有独立的产权, 即享有对企业财产的完全支配权或控制权, 财产所有者的任何变动都不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第三, 经营管理专家化。财产所有者在观代企业制度中已不再充当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色, 不论是高层管理者, 还是中层管理者, 他们皆由不具有财产所有者身份的专门管理人才 (所有者的代理人) 担任。这是因为, 现代企业规模巨大、财产额多、管理复杂, 从而决策权的信息基础愈来愈重要, 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与决策有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却大大增加。这样, 财产所有者为了保证企业有效率地扩张, 实现资本增值最大化, 就会把对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那些拥有更多管理知识和决策信息并能有效运用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 (控制权) 的分离是必然的。第四, 财产所有者 (股东) 对企业经营享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行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手投票”, 即在企业股东大会上参与决策或表达意见。二是“用脚投票”, 即当企业业绩不佳时, 出售该企业股票;反之, 当企业业绩上升时, 购进该企业股票。以此可以对企业的经营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上述现代企业权利安排的基本特征, 使其较古典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第一, 财产所有权的外在化以及所有者 (股东) 责任的有限性, 为资本集中提供了可能, 企业经营籍此可以达到规模经济。由于是有限责任, 个人更愿意购买股票, 而企业扩张所需的融资也只有通过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才能有效地筹集。而对于非股份公司来说, 投资者显然不愿意把钱投给它们, 因为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开渠道对它们进行经常性的监督, 把钱投给它们, 无异于下赌注。在现代市场条件下, 达不到一定规模的厂家, 其生产成本难免较高,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生存, 只有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才能扩展。规模经济使企业有能力采用先进技术, 迅速提高产出水平, 降低单位产出的生产费用, 由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第二, 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化保证了企业财产的正常营运。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化意味着企业法人有独立使用和支配财产营运的权利, 它可以避免和防范其他任何主体对企业财产的支配和侵害, 这使企业具有了不同于自然人的永续存在的“生命”, 使企业能够产生持久的效率。第三, 企业经营管理的专家化提高了管理效率。钱德勒证明, 现代企业的成熟过程, 就是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中的“无形之手”的过程。他指出, 管理协调带来的节约“要比通过增加生产或分配单位的规模而造成的节约多得多”。或者说, 高效率的管理协调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力之源。在现代企业中, 执行管理协调职能的精英是知识经理, 他们在企业中“已承担起协调当前产品和服务的流量以及为未来生产和分配进行资源分派的责任”。由于知识经理执行了这样一种新的基本经济功能, 所以他们“要比那些强盗企业家、工业政治家或金融家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第四, 财产所有者享有对企业经营的监督权, 有利于刺激经营者提高工作效率。如果经营者工作不力, 所有者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用手投票”罢免该经营者, 这是所有者直接行使其监督权。同时, 如果某企业经理经营不善, 企业业绩不佳, 所有者还可以通过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制约经营者。因为所有者纷纷抛售该企业股票, 就会使其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廉价货”, 该企业也因此会成为证券市场上被收购的目标企业。这一机制将对经营者形成强约束, 使他们会比在没有被收购的可能的条件下更加努力地工作, 以取得令所有者满意的经营业绩。另外, 经理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压力也会对经营者产生激励和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 现代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 (控制权) 分离为特征的, 这一特征曾被视为现代企业高效率的重要因素。然而, 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 由此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 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而且这种控制呈现出不断加剧趋势。在一些公司, 经营者甚至完全背离了所有者利益, 因此,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美国率先拉开了有关公司治理讨论的序幕。80年代末, 英国一些著名公司相继倒闭也引发了对公司治理的讨论,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公司治理委员会应运而生, 其中最著名的有1992年成立的卡德伯瑞 (Cadbury) 公司治理委员会、1995年成立的格林伯瑞 (Green—bury) 公司治理委员会和1998年成立的汉普尔 (Hampel) 公司治理委员会。公司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公司的运行以股东的长期利益为归依, 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 实现股东价值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提高单个公司和整个经济的运作质量以及竞争力。

摘要：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 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本文在介绍了古典企业产权制度的基础上, 从所有权外在化、企业法人产权独立化、经营管理专家化、财产所有者 (股东) 对企业经营享有监督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并概括了其四个基本特征。

关键词：产权制度,经营监督权,产权独立化

参考文献

[1]高明华:权利配置与企业效率[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2]方晟:现代公司产权几个问题[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论文集, 2009 (12) .

教育产权制度 篇10

1 多措并举, 稳步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山西省沁源县是革命老区, 原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地处太岳山东麓, 山西省中南部, 县域面积2 556km2, 16万人, 254个行政村。城北村属城中村, 两委班子团结, 群众基础好, 有一定的可经营性资产。全村738户, 1 838口人, 耕地面积53.267hm2, 林地面积193.866hm2。年固定收入550余万元, 2013年全村总收入2 100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10 315元。

1.1 注重宣传教育, 打牢思想基础, 为试点工作创造改革氛围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程序性、操作性都很强, 但工作实施起来较难。难在哪里?首先是“认知”问题。对此, 在机构建立, 人员到位, 经费投入的前提下, 突出开展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进户入脑”宣传活动, 通过组织到北京市、陕西省等具有成功经验的地方考察学习, 集中村民学习, 反复解读政策, 详细对比算账, 印制“村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白册”, 设置咨询点等办法, 使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初步的认识, 调动了村民认可与参与的热情, 筑牢了思想基础。民意调查显示, 村民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认知率达98.7%。

1.2 找准矛盾焦点, 突破工作难点, 为试点工作筑牢改革的基石

农村普遍存在重钱轻物、重分配轻监督的思想, 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资产监管无关紧要;另外, 尽管在村一级都实行了会计委托代理制, 但由于人员素质等原因, 还存在手续不完备、资产添置处置程序不到位的问题, 集体资产被挪用、损坏、低价承包、擅自变卖, 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贬值现象等等。为稳妥解决这些问题, 试点村自筹资金80万元, 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全程参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 在确定农民股权分配办法中, 参考律师建议, 坚持民主决策, 村民自愿的原则, 采取了“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办法。城北村在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后, 由于迁入人口不断增加, 2004年将集体机动地分配到户, 再次进行了小幅调整, 调整后的人均土地占有量仍不足333m2。股权分配细则中, 将给予约占村民总数60%的有土地经营权的村民配发土地“优先”股, 将来无论股份经济组织经营盈亏, 土地股都按当年全县平均每667m2产值分配;全体在册村民都配发人口股, 根据当年股份经济组织经营收益进行分配, 有效规避了老户与新迁入户可能在利益分配方面带来的矛盾。设置“预留股”, 维护人口合理增加家庭的合法权益。

1.3 强化组织协调, 发挥部门优势, 为试点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业务涉及全县十几个部门, 如何集中优势资源服务好试点工作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沁源县成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组, 采取“相关部门派驻人员, 全程无缝隙参与”的办法, 集体办公, 分工协作, 实行“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 发现问题村内解决, 出现矛盾就地化解。例如: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时, 出现了占有土地而无村里户口;有户口多年不在本村;因上学、参军、获刑等原因户口被转走后, 人常年在村里生活, 户口没有及时迁入等问题。由于实行了集中办理, 这些问题最长在72小时之内彻底解决。到目前, 解决户口、土地确权等方面的问题79件。

在稳妥迈出三步的基础上, 沁源县进一步确定了试点工作的总体思路:“一清、两建、三确权”。“一清”就是清产核资。对集体所有的账面有价资产、账外资源性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核实, 对不良资产严格按程序核销, 对违法违规流失的资产依法依规追缴, 摸清核准集体资产家底;“两建”就是建立集体资产明细账、资源性资产登记簿。清产核资结束后, 对集体资产分别建立明细账, 包括集体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资产、有价资产等;对登记未进入账内的机动地、四荒地、多经地等资源资产建立登记簿;“三确权”就是确定产权、股权、经营权。对清查核定的集体资产, 由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报批, 颁发产权证书;召开村民大会议定配股方案, 将经营性资产按方案配股到人, 成立股份制经济组织并颁发股权证书;确定资产经营权, 将不同类型资产以租赁、入股、承包等方式明确到责任人。目前, 试点工作已处于清产核资, 清人分类阶段。呈现出发展势头强劲, 全村民心集聚, 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创新方法, 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路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系村民切身利益, 关乎农村社会稳定。说到底就是要创新“三资”管理制度,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壮大集体经济, 实现农民增收。沁源县农经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效益, 管好、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促进农村发展”方面, 确保试点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在试点过程中, 坚持运用“四结合”的改革方法, 探索改革之路径。

2.1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城北村依据有利的区位条件, 已建成18 000m2的商贸区, 仅此一项年固定收益在540万元。目前, 试点村筹建7 000m2的商贸市场、50 000m2的商业住宅小区和6.667hm2的蔬菜种植园区, 放大了集体资产价值。

2.2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扩大民主相结合, 全力维护农民权益

紧紧抓住“清理登记、公开公示”等关键环节, 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作为民主管理工作的切入点, 全过程“阳光操作”, 充分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具体要做到:集体家底清楚、村民身份明朗、农民利益保障、合作运行合理、多方关系和谐。使村民真正当家作主, 成为集体资产的主人, 源头化解农民因土地、集体资产占有不均产生的诸多矛盾, 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2.3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把规范管理摆在首位, 着力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评估、登记管理、集中采购、添置处置、信息管理、合同鉴证、廉政建设等制度, 做到用制度管事, 用制度管人, 确保集体资产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2.4 将集体资产管理与规模经营相结合,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抓大项目、上好项目的同时, 将来新股份经济组织集体经营性资产中40%预留集体, 通过集体优势持股量, 保证后续发展中有充裕的资金再投入, 解决以往重分配轻积累、再投入缺失、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3 存有困惑, 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不少问题, 而且一些问题的出现给他们增加了很大压力与困惑, 如何合理解决好这些问题, 寻找破解疑难、困惑及问题的有效办法, 是今后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基础普遍薄弱, 很难承担前期费用。城北村前期投入到资产评估、法律服务、违法违规流失的资产追缴等方面的费用高达120万元之多, 以沁源县为例, 能够独立承担起这项费用的村不到一成。

二是受农村教育落后的影响, 人员素质偏低, 人才缺乏。改革完成后将成立新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 参与市场竞争, 新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是否具备议事能力以及经营人才的匮乏将成为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三是新经济组织将会与“两委会”交叉任职, 管理模式很难摆脱“行政化”。虽然改制后新组织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负责制的“三会一制”法人治理机构, 但管理层成员基本脱不开由原有的村干部担任, 是不是会出现政企不分的局面。

四是村民参与新经济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影响。新组织将会就地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 呈现“农民变股民, 农民变工人”的局面, 现有农民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会不会出现“重返大锅饭农业社”, “穿着新鞋走老路”的局面。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研究 篇11

关键词：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矛盾冲突；完善与发展

一、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的现状

20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知识产权案件分别由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审判庭进行审判。199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我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庭，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划归到专门的知识产权庭。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成立，负责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裁判的二审上诉案件和再审案件。此后，广东、上海、天津等10多个省市，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率先改革，将原知识产权审判庭改建为民事审判第三庭，将知识产权案件划归民三庭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总量逐年增加。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这五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64625件和62218件，年均增长20.60%和20.16%，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48.39%和149.59%。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二、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自身的复杂性，加上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历史短，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

1.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性要求得不得满足

一方面，知识产权法律本身专业性的缺乏。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本身的专业性缺乏主要体现在部分立法内容模糊抽和实务中可能出现的重要内容缺乏体现两方面[1]。另一方面，法官队伍的专业性不够，专业队伍不健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等院校中开始教授知识产权法相关法律知识的时间较短，现有的法官队伍中系统学习过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法官相对较少。而知识产权又是集程序法与实体法为一身的专门法律[2]，仅简单地利用已有的审判经验和现有的民商事或是刑事亦或是行政法理论还是难以科学地解决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

2.协调统一难以达到

一方面，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统一，导致法律体系内的矛盾与冲突。由于我国至今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大多是以国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蓝本，缺少对于其内在规律和实在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导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内部由于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统一而产生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不同审判庭、不同法院之间的协调困难。尽管法院内部对于要在建立民庭、刑庭、行政庭之间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已经在实践过程中达成普遍共识，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知识产权审判实践过程中，实现此种机制仍存在困难。

三、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对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了明确指引，提出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審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发展之路提出了构想。

1.从“先刑后民”到“先民后刑”

仔细分析现存的知识产权交叉案件不难发现，引发三大诉讼的往往是同一侵权行为，实施“先民后刑”的审理顺序不失为拨动诉讼杠杆的有力支点。首先，基于平衡原被告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出发，应先进入民事程序审理。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地位平等，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合并审理涉及的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保护公共利益在制度设计中均规定由公职机关利用公权收集证据[3]。

2.从“三审分立”到“三审合一”

我国法院基本仍施行民事、刑事、行政分立审理的体系，即“三审分立”，实践中出现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矛盾审判的情况。针对此种情况，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理论及实际均提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应对措施，即实行知识产权民事、刑事以及行政“三审合一”的审理模式（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涉及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该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三审合一”可以满足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与行政诉讼审判的专业性需求，并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三审分立”带来的认识不统一乃至判决矛盾的情况，也可以极大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效率，有效避免审判资源的浪费。

3.从知识产权庭到知识产权法院

建立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的知识产权法庭是由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的，从提高效率、统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的角度来看，在同一法院中把所有知识产权案件都集中到知识产权法庭进行审理并在法庭人员上搭配好审判刑事和行政的人员是相对科学和合理的，显现出了统一执法尺度、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维护行政机关权威和便于打击刑事犯罪等五大优点[4]，但是由于级别管辖的存在，三大诉讼体系难以消弭的隔阂等原因，知识产权法庭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专利审理中过度依赖鉴定的局面，因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构想。

四、结语

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极大影响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只有不断实践，完善和发展中知识产权审判制度，高效配置审判资源，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利益，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侯仰坤.如何完善我国知识产审判制度[J].商业时代，2008（15）

[2]郝虹廷.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研究[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0（11）

[3]陈小慧.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检视与反思——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改革为视角[J].三明学院学报，2011（04）

[4]聂国春.“三审合一”立体保护知识产权[N].中国消费者报，2010-04-12（BO4）

作者简介：

祝心怡（1992.09～），女，江苏镇江人，本科，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法学。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探讨 篇12

(一) 主体模糊

《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未赋予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 (或企业) 作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人地位。况且, 村、乡 (镇)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行政机关没有分离的运行机制, 村、乡 (镇) 集体土地财产如何从经济上体现, 值得深入研究。

(二) 稳固性差

首先, 农村基层组织建制调整频繁。每一次行政建设调整, 都带来土地产权界定的困惑:原“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等是否要随着建制的调整平调、充公、易主?如果不是, 那么原来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如何落实产权?其次, 在同一“农民集体”范围内, 其成员组成也是一个动态集合, 死亡、婚嫁、“农转非”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集体”成员结构。进而言之, 农村土地产权固定地落实到人很难。第三, 承包土地内部调整频率大。主导因素是征收土地带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土地调整。有资料显示, 我国约有3/4的土地规模变化与全村范围的土地再分配有关, 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家庭分立以及村庄适应农户人口增长等因素构成其他变化。行政权力干扰和非市场交易制度, 是土地产权不稳定性的根本动因。

(三) 产权残缺

第一, 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无权自主确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 《物权法》第126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明确“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 草地的承包期为30~50年, 林地的承包期为30~70年”。因此, 作为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的物权人——“农民集体”, 无权自主确定发包土地期限。

第二, 农民没有对外发包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土地管理法》第15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 农村土地不能作为财产进行交易、抵押、继承。《土地管理法》第63条、《物权法》第184条、《担保法》第37条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没有充分市场交易的物权, 就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物权, 与国有土地比较, 同地不同权, 弱化了农民土地物权。

第四, “农民集体”成员土地产权补偿机制不健全。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说到底是归“农民集体”组成成员所有, “农民集体”成员是产权主体。但“农民集体”中个体成员的产权地位又是脆弱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 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 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换句话说, 如果农民脱离“农民集体”这个大家庭, 必须无偿放弃原来的财产拥有权。

第五, 土地承包经营政策与市场经济相悖。《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 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 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土地管理法》第36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这些规定, 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要求相悖。2005年重庆稻谷、小麦和玉米等3大粮食作物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157元、-104元和58元。谷贱伤农。当土地出现超地价值甚至是负价值时, 种地成为农民的一种包袱, 必然出现抛耕荒芜现象。

二、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

笔者主张, 农村承包地仍然实行公有制, 在现有产权制度基础上强化和明晰“农民集体”所有, 给农民限制性物权;对农村宅基地, 应给予农民完整的物权, 实现农民宅基地和房屋产权统一。

(一) 承包地产权设计

1. 明确界定“农民集体”范围。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限于村民小组或农业社层次, 从法律上赋予村民小组或农业社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法人资格。对于原两个及其上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向涉及的农业社分发共有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类似于房屋所有权证中公摊建筑面积的权属证书) 。乡镇级集体所有土地逐步将其资产价值量化, 以货币方式分配到各所有权主体。以后, 乡镇级企业用地一律使用国有土地或租用村社集体建设用地, 不再纳入乡镇级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

2. 强化农民承包地用益物权。

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土地使用权”。修改后, 县级政府不仅对农民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发放土地使用权证, 对农民承包地也颁发土地使用权证, 两种土地使用权证分别注明不同的土地用途, 严格进行用途管制。此举有利于弥补《土地管理法》第11条只规定对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发使用权证的缺陷, 实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发证全覆盖, 建立完整的农村土地权属管理制度。

3. 放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废除相关法条中有关集体土地对外承包行政审批规定。只要是土地产权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一致同意, 在没有改变农地用途的前提下, 集体经济组织向任何人发包土地, 无须行政审批, 只需要按程序进行使用权登记备案。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土地期限, 可以确定采取设定底限和上限的方式, 给土地产权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自主权。

4. 增强农村承包土地稳定性。

其一, 严格限制乡镇村社建制调整, 上收村社建制调整审批权至省级政府。确需调整的, 对其土地产权本着自愿的原则确定是否合并, 如果原产权人不同意合并, 可视为重组家庭的“婚前”财产进行确权登记管理, 不得擅自平调、充公。其二, 建立征收土地谈判、评估、仲裁和养老保险制度, 土地使用权人参与征地价格谈判, 征地费用中安置费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土地补偿费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征地仲裁由法院承担, 执行两审终审制度;强制推进征地养老保险制度, 失地农民与城镇退休人员一样,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从法律上明确, 征地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调整承包土地。

5. 建立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机制。

建立有偿退出机制或财产补偿机制尤为必要。退回宅基地、承包地补偿标准, 可以授权县级政府根据区位条件等因素制定标准, 承包方超过补偿标准提出无理要求,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单方解除承包合同, 申请上级政府依法注销土地使用权证, 强制收回土地。

6. 适度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

在不改变基本农田用途和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 允许基本农田休耕, 允许利用基本农田种植果树和挖塘养鱼。

(二) 农村建设用地产权设计

1. 农民宅基地物权化。

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政策福利, 按照福利均等的原则, 给农民享受标准内的宅基地赋予完全所有权, 颁发农民宅基地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 让农民的房屋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 可以出租、买卖、抵押、赠与、继承。对宅基地物权化政策出台前祖辈遗留或以其他形式获得的超过宅基地享受标准的, 仍界定为集体所有土地, 发给使用者土地使用权证, 纳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对购买、赠与、继承等方式获得持有宅基地所有权证书的宅基地, 纳入私有财产管理, 不影响农民享受宅基地福利政策。

2. 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措施。

国家应按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 废止禁止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法律条款,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办法》, 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原则、条件、审批程序、收益分配及权属管理办法。

(三) 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