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地方化

司法地方化（通用4篇）

司法地方化 篇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占据重要篇幅,其中“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一句,可谓切中了中国司法积弊的要害。

中国大陆现行司法制度的最大弊病在于司法不独立。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各方面受制于地方党政官员,其司法行为也不可避免受制于党政官员,司法公正不能不大打折扣。

治疗这一顽疾的改革措施,第一步便应当是将司法系统改为垂直领导,譬如说,由最高人民法院统管全国各级法院的人、财、物调配;其次是,跨行政区域的案件的一审,由上级法院乃至由最高人民法院的直属分院受理。如此一改,神州大地的司法气象便可焕然一新。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步。

司法系统的人财物为何要垂直管理?

海内外中华儿女都酷爱包公。人们在敬仰宋代包公的同时,企盼有更多的现代包公出现,但却不知,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包公”比古代包公难当。

包公的美德,用现代语言概括,是司法公正。古代的司法公正,主要指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然而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已经由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变成了仅仅是其内容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比重已远远超过刑事案件。而在民事案件中,诉讼各方当事人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跨地区案件的比重又大大上升。现在的司法公正的新课题,是究竟能否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做到“异地诉讼,一视同仁”。

我有一位老朋友,自小就想当包公,曾任某县人民法院院长,有点清官美名。他给我讲了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县长给他来电话说:“你们法院昨天受理的那桩合同纠纷案件,一方是本县的利税大户,如果他败诉了,就要给对方巨额赔偿,把几百万元划到外省那家公司去,到那时我们县政府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也不可能给你们法院发工资。你们可得好好做点工作啊!”法院院长心里明白,理亏的恰恰是本县的这家企业,它应当败诉。但是,如果这样依法审判,麻烦可就大了,不仅全院工资受到威胁,而且法院办公楼的修建计划也砸了,人家还要骂县法院胳膊肘往外拐,吃里扒外。有什么办法呢?法院院长只能按县长的意见“做工作”,无非是违心地枉法裁判罢了。

我很同情这位朋友,不是他不想当包青天,而是目前法院管辖制度的束缚使他难以当包青天,难以抵制地方保护主义。三中全会决定要“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就是力图让法院检察院系统免受同级党政部门的影响。

这个案例,又引出下一个问题。

跨区域案件为何应由上级法院审理?

现行司法管辖制度,简括地说就是:山东人与山西人打官司,要么由山东的法院审理,要么由山西的法院审理。而无论哪一方法院审理,都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嫌。地方法院的业务经费、工资福利均有赖于地方财政,加上干部制度和人际关系,要做到一丝不苟地维护外地企业的合法权益,毫不留情地依法制裁本地企业,的确有很大难度。此事不能苛责法官。既不必大骂法官今不如昔,也不能只靠号召法官学包公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需要从体制上入手,改革法院管辖制度,为潜在的现代包公松绑。

三中全会决定“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可以由两方面入手。我建议,首先可以改变目前的“民事案件由诉讼一方当事人所在法院受理”的制度,将其改为:当诉讼当事人分属不同地县时,案件不再由其中任何一方所在地县法院受理,而由这些当事人共同所在地区的中级法院受理;如果他们分属不同的地区,则由其共同所在地省级法院受理;如果他们分属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地域管辖作上述改变,能够使受理法院超越一方诉讼人及相关部门施加的种种影响与压力。一个县长可以为跨地区案件给县法院施压,却无法给省高级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一点颜色瞧瞧”。同时,由于受理法院的地域管辖权涵盖了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也就不存在“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的问题,容易做到“一碗水端平”。这就从制度上有效地维护了法院的公正性,使之免于陷入某一方的地方保护主义泥潭。

当然,在改革后的法院管辖制度中,也不是所有的民事案件都一律要由双方共同所在地区的法院受理。某些情况可以例外,如在签订合同时就已明确选定了争议仲裁地点与审判地点的案件,以及实施标的金额较小的案件等等。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设立跨区域法院或“巡回法院”的方式入手。

由于跨省市自治区案件日渐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量太大,因而有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区域分院。建议首批组建最

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华北分院、西北分院、华东分院、华南分院、中南分院和西南分院,以后再根据情况逐步增设区域分院,并赋予这些分院作为一级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分院的经费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拨付,人员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遣,定期轮换,不带家属,不受地方控制。

鉴于此,我认为三中全会决定中“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目标,不妨可以再进一步,考虑“省级及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都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

这种改革思路,有一些外国司法制度可资借鉴。在美国,分属不同州的当事人之间财产标的额较大的诉讼案件,就是由联邦法院的地区巡回法院管辖,而

联邦巡回法院的人、财、物都由联邦最高法院管理。

在现代治国家里,地方利益的矛盾,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司法程序及时予以调整。而中国大陆不少地方法院却染上了地方保护主义,意味着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的合法渠道被堵塞了。不时见诸报端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带着本地执法人员到外省市去秘密拘捕、绑架、关押另一方当事人的恶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地方与地方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免要通过非法渠道(包括黑社会的活动和地区性械斗等方式)来解决,走上暴力冲突和国土分裂的道路,市场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国内统一市场就将受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与那种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相比,我们主动改革法院管辖制度的困难就不足挂齿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摘自FT中文网

司法地方化 篇2

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主要内容是指地方人大在开展对一府两院司法监督的工作形式。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监督，即各级人大根据各自权限对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二是工作监督，即地方各级人大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实行监督；三是人事监督，即各级人大对由其选举和决定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的监督。包括对任免人员任职资格、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监督。从地方各级人大的司法监督工作实践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审议工作报告。审议工作报告包括审议工作报告和审议特定工作报告。审议工作报告是指每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以及人民检察院都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做本的工作报告，包括本工作总体情况以及下一年工作计划，审议期间人大代表会对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进行表决，如若表决不通过，可以责令他们重新作报告。闭会期间，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可以根据需要听取和审议政府部门以及法院、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二，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来源于《监督法》的规定。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制定并公布，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对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监督职权，能够有效的对司法机关制定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地方各级人大可以对“一府两院”的特定工作进行监督。

第三，人事任免和撤职。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和人民检察院检查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通过人事任免权，人大能够有效对任免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第四，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有关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进行的检查，是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开展执法检查对推动法律法规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作用。在执法检查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普法作用，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执法检查对于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询问和质询。各级人大代表及委员可以在会议期间，按照法律程序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询问和质询。主要是针对代表和委员对司法机关做出的报告或者议案中有不理解的方面，可以要求报告单位或提出议案的单位做出解释或者补充说明，对被询问、质询对象带有一种督促性质的监督。询问与质询的开展形式相识，质询是议案的一种，一般是针对“一府两院”工作中重大问题提出，需要多名代表提出，被质询机关必须做出答复。询问相对于质询程度较轻，一般是代表用于了解某些不清楚的事项。

第六，组织人大代表进行工作评议。通过组织人大代表或委员以及相关单位对“一府两院”开展多种形式的评议。这种评议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的接触基层群众，发现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评议工作是近些年来地方人大探索和创新出来的一种新型监督形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通过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及有关单位对司法机关某一方面工作，集中进行点评，具有目标性明确，监督成员多样化等特点，有效的把对人的监督以及对事的监督结合起来，操作性强，监督力度大，社会反响好。

第七，特定问题调查。特定问题调查也是地方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一般是对国家机关因渎职、失职而引发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特殊事件或者重大问题进行特别调查。相对于人大的其他监督形式，具有更高的严厉性，在得出调查结论后，可以做出相应的决议，而当决议无法落实时可能还会进一步引发撤职、罢免等更加严厉的措施，但在实践当中运用的比较少。

司法地方化 篇3

一、清代地方政府官员的司法权的影响因素及其权限

清代的行政体系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 在中央下面地方政府包括省级、布政使、道、府和县五级, 在这种多级政府的情况下, 府和县位于权力的最底层, 因此在权力行使上受到上级政府的层层限制, 表现在具体权力行使上就是满足重重要求, 从而失去能动性和创造力。而对于司法权来说, 一方面需要与司法实践相结合, 与百姓生活密切接触;另一方面又要依照法律规定, 因此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来说, 他们是司法实践的主力, 接触着数量最多的案件, 面临着事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对于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来说, 他们的司法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 一是受行政权力体制的限制, 上下级的层级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权限;二是受到基层自治组织权力的限制, 基层自治组织也是调节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机构, 他们在一些民事纠纷方面的解决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府县解决的数量;最后, 地方政府的司法权的范围还决定于政府自身组织。

首先, 从行政体制上来说。在中央集权的统治格局下, 上级行政命令一级级从上往下到各级官府, 每一级官员都有责任监督这些命令的执行情况。同时, 中央控制着地方官员的任免, 每一个省内的官员, 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以及府县官员都由吏部任命, 并且在皇帝召见过以后才能正式上任。各级官员都要遵守皇帝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皇帝的命令。财政上, 清代的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也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 比如清代的布政使就是原来皇帝派到地方对税务进行管理的官员, 后来因为权力的逐渐扩大而成为一级政府。事实上, 在整个清代, 地方各级的财政预算和支出都是由户部决定。在这种体制下, 基层政府的意志就控制于上级政府手中。在司法权上, 地方各级政府也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和监督。[2]在这种行政体制下, 整个清代的司法权都是以行政手段的方式来进行行使的, 一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 同时也是该级政府的司法审判机关。一级政府作出的司法审判的判决要交由上一级政府的行政长官复审以及批准。比如, 对于被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 依照清代法律规定, 都要由省一级司法官员报由刑部批准, 刑部“掌天下刑罚之政令”, 只有在刑部审查以后准予的判决才生效。如果刑部审查后, 认为判决有问题, 那么这个案件就要进入到重新审理或者改判阶段, 重新进行审理由原审判机关进行, 改判可由总督、巡抚进行, 也可由刑部直接进行改判。对于死刑案件, 清代规定, 各级地方政府的案件必须全部报刑部审核决定, 在中央大理寺负责死刑复核的案件, “掌平天下之刑名, 凡重辟则率其属而会勘。大政事下九卿议者则与焉, 与秋审、朝审”。

其次, 基层自治组织也具有一定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他们这方面功能的发挥也决定了基层政府的司法权的范围。根据《大清会典》的统计, 清代总共有府级政府185个, 县1303个, 可见清代的基层政府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清代的州县的规模, 单从面积上来说, 从一百里到几百里不等, 包括几十个乡镇, 每个乡镇包括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村庄, 人口也由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清代的乡镇的首长称为“乡长”或者“镇长”, 村里的领导称为“村长”或者“庄头”, 这些人不属于行政意义上的官员, 而是属于当地老百姓推举选拔的人员, 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乡镇或者村的事务进行治理, 协助州县官员处理一些事务。比如在征税、服徭役等事务上协助官员办理户口登记、徭役征缴等工作。同时, 为了发挥镇村的司法职能, 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位“地保”或者“地方”, 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地方治安, 一方面把地方事务信息传达给州县, 另外一方面是处理轻微纠纷以及一定程度的争讼。

最后, 州县政府的组织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权限。官员是处理司法事务的智力基础, 他们的数量决定了能够接纳和处理司法案件的数量。清代的州官一般是从五品官员, 首府知县是六品, 一般知县是七品。在知府或知县下面, 从事司法审判的官员有知州助理官和书吏首领和杂职官。这些官员在《清会典》中称为“佐吏”, 这些官员并没有受到过完备的法律教育, 很多都是了解一些读写知识的人员, 因此在案件审判上的效率也很难保障, 选拔了好的“佐吏”就能够处理得较好, 也能够处理更多的案件, 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基层政府的司法权限的行使。

二、清代州县官员的司法权行使

州县官级是清代地方政府的最低级政府, 也是接触案件最多的政府, 他们的司法权行使状况决定了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权行使状况。清代州县衙门是司法审判的主要阵地, 是由法律进行保障的, 《大清律例》中就规定, 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在州县衙门进行先行审理, 只有州县衙门拒绝审理或者当事人认为州县衙门的审判不公正时, 才可以到上级衙门告状。如果没有经过州县衙门而直接到上级衙门告状的法律规定要打五十大板。[6]清代州县衙门的审判枢纽是州县官, 他们承担着今天法律中司法、侦查和检察的所有法律职权。州县官审理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所有类型的案件。

在司法审理实践上, 州县官的司法权行使, 也不是完全由州县官一个人进行的, 也不是全部都在州县衙门进行的, 每一个州县都要派出多个“派出法庭”, 由州县官派出到各地进行案件审理。这些“派出法庭”审理的主要是民事案件以及处刑较低的刑事案件。对于较为重大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他们无权审理必须及时移送给州县长官进行审理。而对于他们自己审理的案件则不需要经过行政长官的批准, 自己可以独立判断并判决, 但每个月的审理情况要连同卷宗一并报送给该级行政长官。在这种制度下, 州县官员可以了解到本地区的案件审理的整体情况。

对于州县本身来说, 他们也不是对于所有的案件都有决定权, 一些重大案件他们也要报送给上级政府进行审理。比如对于判处徒刑的刑事案件, 州县可以自己决定, 但是州县官所审理的案件必须将被告送交到知府或者直隶厅的同知或者通判处进行复审, 这一程序在清代法律中成为“审转”, 相当于一种“强制二审”的审判模式, 对确保司法公正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充军发配的案件, 及判处流刑或者因为故意杀人等重要犯罪而判处徒刑的案件都直接由提刑按察使进行重审, 然后报刑部决定。对于所有的死刑案件, 州县官都没有判决权, 州县在接到案件以后, 可以进行审判, 但没有权力作出判决, 最终的判决都要由省一级的总督或者巡抚进行重审并作出判决。总督或者巡抚作出的死刑判决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立决”, 另外一种是“监候”。对于“立决”案件, 在审判时, 都由总督、巡抚会通提刑按察使以及道员一同审判, 审判的判决再报给刑部决定, 可以说总督、巡抚也没有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对于判处“监候”的案件, 则必须经过“秋审”以后, 由上述各级官员报给刑部决定。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清代的地方各级的司法权在当时的行政体制下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 在司法权限范围上, 受到行政体制限制、地方自治组织限制还受到自身的行政组织能力限制。在司法权的行使上, 低级的地方政府, 比如州和县, 在司法审判上往往只能对于民事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具有审理并判决的权力, 对于较重的刑事案件只有事实审理的权力, 而没有最终的判决权。甚至在省级, 对于死刑判决权的行使也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从整个司法权的赋予和行使体系来看, 地方的司法权以及司法活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在实质正义上的追求, 但更实质的是中央政府为了确保其部族利益的实现。

摘要：清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 地方政府的司法权受到的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 同时在行使上还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 将重要的司法决定权牢牢控制在满族统治下中央政府之下。

关键词：清代,地方政府,司法权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 2012.

[2]瞿同祖, 等.清代地方政府[M].法律出版社, 2001.

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四点特征 篇4

人大司法监督之所以与其他形式的监督不同，是因为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由我国《宪法》赋予的，具有更高的权威。而具体监督工作的主体主要由各级人大机关以及代表开展，具有独立性更高的等特点。所以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与其

他形式的司法监督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讲，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地方人大对司法监督的权力来源于广大的人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本质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相比于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和舆论监督，权威性更高，因为人大的监督是权力机关对司法部门单方面的监督，人大的司法监督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审判权、检察权、执法行为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行使司法行为。人大的司法监督来源于《宪法》，本质是人民通过选举将司法监督权委托给人大，人大受人民委托开展监督工作，这也决定了人大的司法监督具有至高的权威性。

第二，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地方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工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监督，人大的司法监督工作多以有组织的会议、检查组、调研组等形式开展，参加司法监督工作的人员主要以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为主，而且代表结构多样化，来自于各行各业并对人民负责，受到的干扰较少，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在监督工作中更能够发挥监督客观性、公正性。同时，人大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既充分发扬民主又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所以，人大的监督工作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监督更具有独立性，人大的监督工作更能体现民意，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第三，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方式更具多样性样。司法监督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询问和质询、提出批评建议、评议工作、执法检查、视察工作等等多种形式。根据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的目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既可以

是对工作的全面监督，也可以就某一个问题开展监督，还可以对人事进行监督。可以事前事中监督，也可以事后监督，可以说是全方位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