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安全

核能安全（通用12篇）

核能安全 篇1

摘要：许多国家把核能电力纳入清洁能源, 美国亦如此。但每每提到核能, 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危险的核武器。事实上, 核能发电不排放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是一种清洁的能源。然而, 要处理好核安全问题, 让核能更好地发挥其清洁能源的作用, 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服务,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美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站在一起, 共同努力, 开发核能, 使之为和平与发展服务, 并控制其对我们共有的安全存在的危害。这些挑战不可分离, 反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中, 即一方面促进核能的和平使用, 一方面作为一种验证与安全手段。

我们寻求一个所有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都能使用核能的未来, 我们也承认,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未能始终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鉴于此, 美国倡议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财力和权威, 惩罚不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不执行新的国际机制的国家。这些新国际机制能够确保核能的安全、稳妥以及和平使用。

核能是清洁能源。但任何国家都不能垄断核能,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控制核能固有的风险。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秉承共享承诺与义务的理念, 通过国际机构合作, 我们就能让未来更加安全, 为核扩散设置巨大障碍, 并降低核能利用的门槛。召开强调国家级核安全风险的首届核安全峰会, 改变核态势, 与俄罗斯就新的核武器协定达成一致, 完成了这些, 美国还将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在探索各种途径, 以保证安全和平使用原子能并从中获益。国际原子能机构燃料银行便是其中之一。它通过巩固国际核燃料市场支持各国和平使用核能。这一概念根源于伯纳德巴鲁克在2006年提出的愿景, 并曾经受到广泛的分析与讨论。现在是时候该行动了, 我们将从实际出发, 做出最终决策。

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联结着两项重大挑战:帮助正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电力承诺, 以及避免核武器的扩散, 在没有核武器的前提下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

2009年4月, 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的一次演讲中提倡建立“一个新的民用核合作框架, 包括国际燃料银行, 这样, 各个国家便可以在不提高核扩散风险的前提下和平取用能源。任何宣布放弃核武器的国家都应该有这个权利, 尤其是已经着手和平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任何遵守这一规章的国家都不该被拒绝行驶该权利”。

强劲高效的核燃料市场对维护全球无碳能源非常重要。美国继续支持在以和平为前提的核计划中通过商业市场获取更多可靠的燃料供应, 确保核燃料供应能够提高各个国家对国际燃料市场的信心。尤其是, 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确保燃料的可用性有利于政府和平地使用核能。我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 并且赞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阿加尔斯克针对燃料银行做出的积极决定。美国已将17.4公吨高浓缩铀混合成低浓缩铀进行储备, 以支持燃料保障机制。

我们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捐助了5, 000万美元, 用以支持管理一个国际燃料银行。算起来, 来自核威胁倡议和其他成员国的保证金已达到1.5亿美元。这一报价几经增长, 各成员国遇到了难得的机会, 可以实现国际原子能组织 (IAEA) 的一个创建目标。但如果我们不尽快做出决策, 这些财力将面临风险。

现在应该超越对燃料银行原则的一般性讨论与争辩。因此, 美国希望能与其他成员国共同寻求一种途径, 让人们接受理事会通过的由国际原子能组织管理燃料银行的决议。

在国内, 美国已经获得对新建核能和燃料设施的贷款担保, 并成立了蓝带委员会对使用过的燃料以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长期管理与处置提供建议, 并承诺稳健、科学地开展核研发工作。

在国际上, 我们正在不断扩展双边和多边技术合作, 将技术扩展到第一次经营核电项目的国家。

“全球核能伙伴关系指导小组”曾在加纳的阿克拉召开会议, 一致通过使用新名称“国际核能合作框架”并启用新的《任务说明》。新《任务说明》涵盖范围更广, 并会吸引更广泛的国际参与。通过与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紧密合作, “国际核能合作框架”会针对各国扩大与发展核能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建议, 并促进建立相关国际机制, 确保核燃料服务的可靠性。

作为美国承诺支持和平使用核能的一部分,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反核武器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公布了一项新的“和平利用行动计划”。该计划将筹集1亿美元用于扩大国际原子能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新建的资金不足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将促进有关人类健康、食品安全以及水资源管理等医疗技术的发展, 并促进与安全使用核能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过去, 我们的共同努力让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繁荣, 但我们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核能对于满足世界能源需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且核危险依然存在。国际原子能组织也将努力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保证, 我们的体制与防护措施能够保证核能的和平性与充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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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核能发展趋势

今年9月21日, 美国能源部门领导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全体会议的外围会议上发表声明, 支持安全可靠的核电站的发展。目前, 倾向于弃核的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 而美国则承诺支持民用核能的安全扩张。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会议发言时表示, 随着全球面临气候变化, 能源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困难等情况, 核能的作用日益重要。与此同时, 福岛核事故给出了提醒, 在核安全和保安方面保持警惕。朱棣文还表示, 美国将“鼓励商业核能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作, 为任何拥有核反应堆的国家提供安全、可靠的前端和后端核燃料服务。”此外, 美国核能巨头Exelon Nuclear Partners公司宣布任命亚太地区业务拓展执行董事白文德为新任驻中国代表, 将与中国领先的核电运营公司深入合作, 为中国核电实现安全、高效、可靠的发展提供支持。

中国的核能发展趋势

核电的优势是干净、无污染, 几乎是零排放, 对于发展迅速但环境压力较大的中国来说, 再合适不过。中国目前建成和在建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为870万千瓦, 预计到201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约为2, 000万千瓦, 2020年约为4, 000万千瓦。

尽管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 世界各国对核能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 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采取了彻底“去核”的政策, 如德国和意大利。对此, 在今年9月22日召开的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致辞中表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中国将主要依靠节能、提高能效、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等措施控制溫室气体排放。

总有一天, 一切将变得太迟而不能扭转。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们现在什么也不做, 日后要做的将更多——无论环境、经济或政治方面。坚持2度的限值, 意味着最迟在2020年全球排放量要达到峰值。

核能安全 篇2

由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危机”，持续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此刻，除了关注核辐射物质的不断扩散，如何看待核能的利用，也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也在弥漫。

核能是20世纪人类的一项伟大发现，并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核裂变现象；1942年12月2日，著名科学家费米领导几十位科学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成功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核能时代。1951年美国首次在爱达荷国家反应堆试验中心进行了核反应堆发电的尝试，发出了100千瓦的核能电力，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迈出了第一步。

当今，全世界几乎16%的电能是由441座核反应堆生产的，而其中有9个国家的40%多的能源生产来自核能。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能源洪应的矛盾日趋突出，同时，传统的能源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及温室效应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因此，不仅缺乏常规能源的国家如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发展核电站，而且常规能源煤、石油、水电等非常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也在大力发展核电站。

自1954年前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此次的日本福岛事故。每一次核事故，都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在人类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恐惧。但与此同时，全球核电站的数量却在逐年增加，核电已超过全球发电总量的17%。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核电巨大的优势。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看，容量大、运行小时数高、发电波动性小，经济成本低；从环保的角度看，基本实现了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正因如此，在能源紧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发展核电成为一个重要选择，一些原本放弃核电的国家也在重启核计划。

核能安全 篇3

５０年代之前的常规动力潜艇，所使用的推进动力分别是水面航行时的柴油主机和水下航行时的蓄电池电动马达，因此其续航力和一次潜航的里程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常规动力潜艇主要的攻击武器是鱼雷，这就极大地限定了潜艇对舰攻击时与敌距离不能太远。海上战争，呼唤和期待出现一种续航力更大、潜航距离更远、攻击力更强的潜艇。于是，核动力导弹潜艇在５０年代便应运而生了。其实，早在１９３９年初就有一位拥有物理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海军军官，提出采用核能充当潜艇推进动力的大胆设想，他就是美国海军实验室的技术顾问罗斯·冈恩ＲｏｓｓＧｕｎｎ。但不巧的是，这时恰恰有两名犹太人物理学家从德国逃亡到美国，带来了纳粹德国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的情报。这一消息马上引起美国物理学泰斗爱因斯坦教授的严重不安，他立即亲自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尽快着手研制原子弹。于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获得全优待遇；而冈恩博士的核动力潜艇研制报告被暂且搁置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冈恩博士等人又积极游说，四处呼吁，使核动力潜艇研制报告重新引起美国最高当局的重视。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海军精心挑选出５名优秀军官，送往著名的橡树岭其中有一位就是海曼·李高佛。李高佛选择将潜艇作为核能应用的起步点，但负责制造的通用公司和海军官员都力争，认为选择较大型的水面作战舰，如航空母舰较为容易，但李高佛坚持，核能赋予潜艇可在水下无限期潜航的独特优点，是水面舰艇所不具备的。而且，潜艇在建造过程中，建造工人、潜艇操作员和补给人员，比水面同类舰艇工作人员更清楚管理、纪律和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生命可能因阀门的小故障或一位训练不精的士兵的小失误而丢掉。一旦在潜艇上建立起最佳工作模式或范例后，就很容易向水面舰队推广，然后再向民间核能工业推广。《海外星云》（2000年26期）

核能安全 篇4

核能有多安全?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了各界对于核能未来发展及核能安全的讨论。公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度也因此有很大的提升。福岛事故发生后, 各国各地民众对核能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声。由于担心遭受核泄漏及辐射物质的影响,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民众恐慌抢购食盐的现象。在韩国和日本的反核能示威有明显增多的迹象。核能的未来发展需要公众的支持。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能够影响他们对于核能的态度。然而, 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了解是否清楚?他们是如何取得和掌握与核能安全相关的知识的?还有那些因素决定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社会大众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本研究以韩国大学生群体 (20~28岁) 为案例,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 通过实证研究来剖析知识流动与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 从而为提高核能相关知识的管理提供有益建议。

二、知识的可得性

知识流动的渠道是知识可得性的前提条件, 为公众取得知识提供了可能。当知识流动的渠道越多, 知识的可得性便越高。而核能安全知识的可得性与公众对核能安全的认知也有正相关的关系。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在针对韩国年青群体, 核能安全知识流动的渠道具有多样性。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成为核能安全知识的流动和传播的渠道。这些渠道为调查对象提供了多种的有关核能安全的信息和知识。

这些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 大众媒体具有信息量大, 覆盖面广的特点。除去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 核能专家访谈节目以及与核能有关的纪录片等都为公众提供了核能安全的知识。在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成为年轻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无线网络, 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从网上获取有关信息, 例如, 在线报纸对事故发展的跟进报道、核能组织机构的官方网页提供的信息资料、相关专家的专栏文章、相关论坛的讨论等。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获取可靠和有用信息的常用渠道。而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身处不同地方的联系人可以即时地沟通和交流, 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进一步扩大和延展。

不同信息交流的渠道所传递的知识的内容也不相同。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提供的主要内容为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的报道等。政府机构和相关核能组织能够提供更为详尽也更为专业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例如, 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后果, 采取的应急手段和技术措施, 对高辐射物质的防范措施, 事故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等。在本研究中, 大众媒体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年青群体最常使用的信息渠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信息的内容则取决于社会网络的大小以及构成。当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大且其中包含核能等相关专业人士, 他们得到的知识的内容则比较丰富和多样。这种情况在受访人群中并不多见。大多数的受访者通过社会关系所得到的知识相对单一和重复。这使得他们对核能安全的认知受到局限。

虽然知识的可得性高对于提升社会群体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有帮助, 但是这种通过知识流动而建立的认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 当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传递给公众时, 他们会选择接受哪一种信息和知识呢?当信息和知识提供给社会群体时, 他们能否正确解读信息并完全理解这些知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 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不可能处理所有可取得的信息。那么, 是什么因素阻碍人们对核能安全相关信息的搜寻和接收?以下段落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回答。

三、对知识的接受度

在知识传播中, 接收者对知识的接受度受到多方面的干扰。首先, 接收者是否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影响到他们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当接收者在核能等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传递给他们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调查结果表明, 大多受访者缺乏核能方面的知识背景, 因而导致他们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的知识 (尤其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有关技术层面的知识) 缺乏接受的能力, 同时也缺少搜寻此类知识的意愿及主动性。

其次, 在个人经历及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 不同的个体及群体保有其看问题的固有角度和固有视点 (2) 。当他们接触到来自不同环境不同观点的知识时, 尤其当这种“新”的知识与自己的固有视点不相容甚至矛盾时, 他们不愿意或很难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其结果是对该知识的抗拒和不接受。目前, 关于核能安全的知识有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版本的知识来自于对问题的看法和角度有根本上的不同。例如, 核能机构认为核能是安全、高效、利于环境的;绿色和平组织则认为核能是危险和害性的。当不同观点的有关核能安全的知识都传播给公众时, 选择支持和接受哪一种版本的知识就关系到接收者所固有的视点。此外, 当知识传播的结果涉及到个人利益时, 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版本。

再者, 对知识来源的信任度也会影响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接受度。没有信任作为基础, 公众自然难以接受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和知识。本研究结果表明, 受访者普遍对于来自相关专家及专业人士的信息持信任态度;对于社交媒体所传递的信息, 尤其当其来自非自己所熟知的人时, 受访者对其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对于大众媒体及政府等其他来源的信息的反应则比较错杂。部分受访者对于韩国媒体保持信任的态度, 认为媒体在发布消息前的审查工作保证了消息的准确性。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一些国外媒体 (美国及欧洲国家) 相对而言更加客观, 而韩国媒体则会因为受到政府的影响不能做到完全独立和客观。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则持有信任和不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政府的信息不信任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过往的处理问题和信息做法的不满, 例如, 对于公众隐瞒一些小级别的核电事故, 处理问题中决策程序不透明等。同时, 也有受访者表示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表示完全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均为男性受访者。这显示出在韩国年青族群中不同性别群体在对于政府信息信任度的差异性。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四、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的影响

在知识管理理论中, 国家文化及企业文化对知识的分享有一定的影响。文化对于知识分享的兼容性决定文化对于知识分享起支持还是阻碍的作用。因而可以推定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对于知识流动也有影响。这一推定在本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由于历史的原因, 韩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强烈。年青一代也是如此。但是, 年青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 具有鲜明的务实特征。即, 在某些状况下, 个体的利益会被优先考量。

在当前就业压力大, 社会竞争激烈的现实条件下, 韩国的年青群体更多关注于就业问题及教育深造等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宜上。对于核能问题缺乏关注, 因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核能知识的交流。对于核能安全知识缺乏了解造成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 以及在判断中容易受到现有信息的影响。在现有信息中, 被大幅度报道的福岛事故及其严峻后果强化了他们对核电事故的印象, 因而改变了他们对于核电安全的认知。

此外, “务实的民族主义” (3) 在韩国年青人群体中展现出性别差异性。男性青年由于经受义务兵役的锤炼, 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他们的作为韩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强烈, 自豪感强。他们有更强烈的服从性和对政府较高的支持度。他们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持有较高的信任度和支持度。即使他们不认为核电安全, 也会选择支持政府关于核电的政策和决定。这显示出群体文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核电的认知和态度上的一致性的弱化。而这种非一致性在女性被调查对象中并未发现。同时, 由于较强的民主主义和国民身份认同, 他们也较女性青年更容易接受来自政府的信息和知识。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表明知识流动与公众对核能安全认知之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 知识流动的渠道为公众获取相关的知识提供了可能。但是, 知识的可得性与增进的核能安全认知之间并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公众的核能安全认知还受到其他认知性因素 (认知能力、知识平台、固有观点和视点) 和关系性因素 (信任关系、身份认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特点) 相互交错作用的影响。

为提高公众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 在知识管理层面, 本研究提供以下建议。首先, 尽量拓展核能安全知识传播的渠道, 让核能安全的相关知识容易被公众获取。其次, 在民众中多普及一些有关核能的基本知识, 减低公众在认知上的障碍, 增强大众对于相关核能安全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再者, 让公众了解和意识到核能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 在相关知识的搜寻和获取中化被动为主动。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文化, 而不同社会群体也有其特有的文化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对于知识的搜寻、交流、接受等都具有影响作用。应当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 使用不同的方法, 提高大众对于核能的关注和了解核能安全的意愿。例如, 对于学生群体, 在教育教学方面增添相关的课程, 邀请专家来举行讲座、公开课, 及组织相关论坛等。这些举措都利于加强核能安全知识在学生群体的传播, 增强他们对于核能安全的认知。

政府职能部门和核能机构, 在处理公共关系时, 应当作到信息透明, 及时让大众了解事态的发展和所采取的措施, 信息管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职能部门和核能企业的信任。隐瞒情况反而会降低自身的可信度。

当然, 信息和知识管理只是增进公众对核能安全认知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当然是改进和加强核能使用的各种安全措施, 包括技术层面及管理层面。从过往的历史中总结教训, 完善保障核能设备、人员及环境安全的各种应急预案。在核电厂及相关的核能单位, 强调安全意识, 树立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杜绝各种安全事故, 才能从根本上让民众对核能安全有信心。

注释

1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2Boland Jr., R.J.and Tenkasi, R.V. (1995) .Perspective Making and Perspective Taking in Communities of Know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6 No.4, pp.350-372.

核能安全 篇5

核能是目前世界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5.8%，电力供应总量的13.4%。在以中国等亚洲国家大规模核电建设的拉动下，世界核能产业已从停滞期逐渐进入到复苏发展阶段。在核能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是保证其安全性。如何在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等）发生时确保不发生重大核泄漏事件，是核工业者在核电站的选址、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等全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世界核能发达国家均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预防和应对。

事件背景及进展

3月11日下午，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里氏9.0级强烈地震，并引发大规模海啸。灾害发生后，日本境内共有4座核电站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1座核电机组自动停堆。截至15日，大部分受影响的核电站机组摆脱紧急状态，但仍有机组存在冷却问题。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因冷却系统故障，出现反应堆堆芯燃料部分熔毁，导致堆芯水蒸气外泄产生的氢气和建筑物内的氧气发生剧烈反应引起化学性爆炸，但并非内部核反应堆安全金属外壳发生爆炸，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反应堆安全壳没有受损，不会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核电站附近放射性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为反应堆减压所排出的放射性蒸汽，而不是核燃料外泄。14日，该电站3号机组也发生类似的氢气爆炸。15日，2号机组现场发生爆炸，导致反应堆用于盛装冷却水和控制内部气压的容器底部压力控制池受损；4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失火燃烧，现已扑灭。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1、2、3号机组冷却注水工作仍在继续，而第二核电站4台机组已全部安全停止了运转。据报道，因福岛核电站爆炸而泄露的放射性污染物正在乘北风向日本各地扩散开，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已检测到比通常更高的放射性物质。但日本官方表示，现在检测到的数值对人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日本政府已将这次核事故初步定为4级，低于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5级）和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7级），即造成“局部性危害”，但预计随着事态发展会对事故等级进行调整。日本在运核反应堆55座，核发电量占该国总电量的30%左右，此次地震也使该国电力供应受到较大影响。

据日本专家指出，除去此次地震为日本史上最高等级地震的客观因素之外，发生事故的核电站设备老化和抗震能力不足也难辞其咎。福岛核电站使用的反应堆均为上世纪70年代投入运行，是从美国引进的老式单层循环沸水堆，冷却水

直接引入海水，只有一条冷却回路。沸水产生的蒸汽用来直接推动涡轮，一旦发生故障，蒸汽里就带有辐射性物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在今年2月7日对1号机组的分析报告，该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设备老化的迹象，包括原子炉压力容器的中性子脆化，压力抑制室出现腐蚀，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出现腐蚀，并为其制定了长期保守运行的方案。此外，由于建设期较早，其配套设施的抗震能力偏低（抗震测试强度最高为7.9级），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同时，东京电力公司没有充分考虑核电站应对海啸的能力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重要原因。此次地震的断层达到400公里，并且产生了大海啸。但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在核电站建设时只设想了断层几十公里、海啸数米左右的情况，导致应急电源因海水浸泡无法启动。

针对日本地震后出现的紧急情况，我国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紧密跟踪日本发生的海啸对运行核电站和在建核电工程可能的影响，做好运行核电机组监测并重点关注海水系统和环境监测系统的运行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本次地震对我国各核电厂安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且在我国境内未发现任何放射性异常。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3月15日权威发布，日本中北部区域在中低层大气中风向由西南风转西北风；高空大气主要以偏西风气流为主，近期由于降水发生，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质沉降，影响范围缩小。未来三天（16日至18日），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质主要影响区域为日本中部、北部及其以东的北太平洋区域，对我国没有影响。

核能发达国家核能安全发展态势

美国：周密的核应急体系

美国是开发核电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大规模将核电推广使用的国家，其核反应堆数量、装机容量以及核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美国早在1954年就出台了《原子能法》，1974年出台了《能源改组法案》。这些法律为核应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核应急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经费预算明确充足，各级核应急管理部门及单位之间协调运作良好，各类应急预案涉及范围较广，层次清晰。1979年三里岛事故后，美国开始建立联邦、州、地方、核设施营运单位等四级核应急体系，实行属地管理，符合应急工作快速、高效等内在要求，也符合核设施点多面广的客观要求。

美国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其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集事故监测、评价与事故信息报知于一体的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整合了应急资源，实现技术和信息多方共享；建立了大气扩散模型，适用于核、生、化等事故的后果预测和评价；核设施营运单位与政府共建一套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统一管理、共同监视。

法国：标准化＋统一协调管理

法国的核电比例超过本国电力总量的75%，是世界上核电比例最高的国家，其核电规模仅次于美国。法国核电站一直安全运营，迄今未发生过一起核事故，法国人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58座核反应堆也没有感到恐慌。究其原因，标准化的先进技术加上研发、设备制造、生产运营及安全监督的统一协调管理是法国核电产业的特色。法国对核电站采取了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法国所建的58座核电机组分三大系列，其中34个为100万千瓦、20个为130万千瓦、4个为150万千瓦，这三大系列均采用同样技术，并采用总体工程管理模式。法国原子能署（CEA）全面负责全国核能战略、整体规划和研究开发；阿海珐集团负责从核燃料的前端提取生产到核电站设备的研究、设计和制造，直至核废料的后处理和储存等一体化运作；而法国电力公司则作为政府授权的唯一核电运营商专门负责核电站的运营、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立的核管理局除制定核安全规则之外，最重要的是担当核电“警察”，行使监督核设施运行安全的职责。2002年法国在核管理局的基础上又扩建成立了国家核安全与辐射防护总局，增加了对放射性废料长期监管的职能。每年核安全局对大型核用户作700次－800次核查，采取检查、抽查和民意调查等形式。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一天、一周或半个月的时间，来看运营商组织管理，核安全的文件，执行操作程序的过程。核查不仅涉及核电站的设计、设备，更主要的是对整个核电站人员是否发挥积极性，他们之间是否有协调的团队精神尤为关注。此外，法国的核安全文化高度强调透明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及时通报，使公众与政府相信核能发展的安全。核电站内部采取透明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层，从核安全总监、核电顾问、核电站检查组、高级安全顾问到安全工程师，随时对不同的管理层监督，每年定期写检查报告，并直接将结果向国家安全当局汇报。

日本：巨灾难掩强大的防灾抗灾能力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核能规模第三大的国家。虽然在这次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中受损严重，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地震多发国家，日本是世界上为应对地震灾害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灾害管理的法律法规非常完备和细致；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建立了应对地震和海啸的最先进的预警系统和基础设施；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建筑规范；从民间到政府，救灾措施专业细致；同时非

常重视对国民进行防震教育，民众的防震意识和自救行为高效有序。此次地震发生后，核电站自动保护系统启动使核反应堆立即停运。首相菅直人立即宣布核安全紧急事态，为了保护福岛县附近居民免受核辐射，日本政府采取了如下及时有效应对措施：第一，马上疏散核电站附近居民。根据福岛县发出的指示，距离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2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距离2号机组1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合共约30万人要马上撤离，以免遭受辐射的危险。日本政府还根据核设施的具体情况和变化，划定和不断调整疏散区半径，15日菅直人鉴于事件趋于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要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第二，军方立即介入除染。日本自卫队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在首相菅直人的命令下，派遣6辆除染车进入爆炸现场附近开展除染工作。15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支穿戴特殊防辐射服的防化部队，已经紧急开赴福岛第一核电站，接替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第三，政府马上组织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派发碘片等药物，防止身体吸入辐射，并组织医疗力量进行人员辐射检测。此外，日本政府还发布指引，要受影响地区居民避免皮肤裸露在外，关闭所有门窗，停止一切空调系统运作，避免吸入或皮肤受到辐射。第四，对于遭受地震海啸影响的核电站，通过释放反应堆容器内水蒸气以降低反应堆内压力，防止更大破损；同时向反应堆注入海水降低堆内温度，防止积聚的热量继续熔毁燃料棒。

我国核能安全发展态势

我国核能产业发展起步晚，但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目前在建机组占全球在建核电总规模的40%以上。我国目前在运核电机组共13台，其中除秦山一期核电站采用二代核电外，其余12台在运营核电机组都是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在安全性上都超过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机组。核电站的选址均远离断裂带，而且建在稳定的基岩上，抗震、防洪标准等都做到了“高一级”设防，并且受国家核安全局的严格审查。在国家核安全局的牵头下，中国的核电安全规范也完全满足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过去20年来，未出现任何导致放射性外泄的安全事故。

但问题和隐患也客观存在：我国核电运营经验还不足，第一个核电机组到1991年才正式并网发电，至今刚刚20年；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大规模建设之下，行业人士可能会产生麻痹松懈的心理，认为技术有保障，就可能不按规范运作；核电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心理可能造成核电站施工质量不达标，从而造成安全隐患；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尚显不够。

启示与建议

自1954年第一座核电站投入运行以来，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核能发电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全球有超过30个国家拥有核电站，在运440多座核反应堆，累计安全运行了13000堆年以上，核电已与火电、水电一起构成了世界电力来源的三大支柱，其在缓解世界能源紧缺和保护环境方面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人类无法且没有必要完全放弃核能，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安全性。对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对能源需求不断高涨的我国，需要辩证看待核能，从能源可持续发展以及战略性产业角度出发，必须要坚持核能发展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不能中断发展。历史上，人类每项技术的发展都付出过惨痛的代价：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仅飞行了59秒就坠落；航天飞机也经历了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两次失事，使14名宇航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即使已商业运营的民航飞机也常有空难发生，各种交通事故每天都在发生；煤矿也时而发生瓦斯爆炸。这些造成的伤亡要远大于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伤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相反更需要做的是全面汲取几次重大的核电事故在技术上、管理上及事故处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核能的安全发展做好万全准备。基于此，提出建议如下：

（1）从国家能源系统角度出发加强核能规划

需要综合考虑全国能源结构、资源存量、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环境风险等因素，从系统角度进行合理布局。从国家到核电企业各层面需要强化安全预案，全面加强核电站安全标准。这次事故后，国际核能界肯定会对核电站的安全性重新加以评估，例如设计基准地震的考虑、场址的选择、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如海啸的影响等。德国总理默克尔即于12日晚宣布，德国将全面检查境内17座核电站的安全标准；欧盟于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核能安全紧急会议，将重新审查欧盟各国的核能安全标准以及执行情况，重点是检查各国核电站应对地震的预案，以确保各国核电站的安全；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均表示将重审各自的核电站计划。我国从国家相关部门到企业层面都应不断总结他国经验教训，加强核电站从规划到建设运行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工作和核安全的监控，提高核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更科学地评估今后核电站（特别是内陆核电站）的规划、建设和发展。

（2）从法规政策配套措施等层面做好安全发展保障

需要结合国情，在更高层面上架构核电安全机制。尽快出台《原子能法》，以原子能立法为主旨，建立核安全相关技术标准认可机制、管理办法及工作程序；

建立相对独立和较为完整的核辐射安全监管技术能力体系；建立核电厂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提高核电工程公司的准入条件；建立全国联网的放射源监管系统及完善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等。各核电站之间还应加强应急联动机制，目前我国还缺乏这方面机制，需要在国家层面加以推动。

（3）加强先进核电技术的研发应用

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而以AP1000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技术采用失效概率低的非能动安全系统，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从而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进而使核电站恢复到安全状态。反应堆堆芯熔化概率（CDF）提升至10的负7次方数量级，远低于目前对二代的10的负5次方的要求。但三代技术的大规模建设必须依赖配套产业链，所以国内企业对AP1000的消化吸收的进度成为了中国核电未来由沿海逐步延伸向内陆的速度。而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快堆、超高温气冷堆、钍基熔盐堆等）具有革命性技术进步，反应堆具有固有安全（非概率安全）特性，无需场外应急。但第四代核能技术目前还在研究阶段，2030年前尚不能投入商业运行，目前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工作力度和技术人才的培养。

（4）建立核电安全应急处理队伍，加强核辐射损伤的防治研究

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重点立足软硬件双过硬的积极预防。加强核辐射事故医学应急救援、急性核辐射危重病人抢救、有效抗放射和促排药物等特殊药物研制等。尽量避免或减轻可能发生核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日本在这次核电安全处置过程中活跃着一支专业化队伍，我国也应尽快组建一支专业化核电安全应急处理队伍，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能危机事件。

（5）建立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

加强公众宣传教育，消除因不了解带来的盲目担忧。本次日本核泄漏事件产生的心理层面影响要远大于实质性影响，在众媒体的聚焦下，对核安全的担忧将被放大，或将在短期内影响全球核电事业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大级别的核事故都会引起对核电安全的社会性忧虑。美国在三里岛事故、欧洲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核电的发展陷入停滞。针对公众核能与核辐射基本知识的缺乏，需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核与放射突发事件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组织编写核与放射突发事件医学应急科普知识和公众心理

应对“风暴”当用“核能” 篇6

从中央4万亿投资计划到各省刺激经济政策的陆续出台，我们看到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有经济学家评论此举犹如核爆一般，在全球引发剧烈震荡，这个震荡不是伤害，而是极大提振市场信心、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的大手笔。

在全球各国数以万亿计的救市计划下，原本以为金融风暴可以暂时缓和，然而进入11月以来，这个愿望落空了。随着花旗、通用汽车等一批世界级巨无霸企业摇摇欲坠，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愿接受的现实——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经济学家指出，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将有更多、更大的企业迎来生死存亡的时刻。由雷曼倒闭引发华尔街崩盘、信贷市场完全冻结，使得任何一个机构都有随时倒闭的可能。

中国有句老话，“乱世当用重典”。目前，世界经济局势正饱受金融风暴的摧残，只有强而有力的措施才能稳住局面。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11月22日在电台演说中，阐述他振兴美国经济的鸿图大计，目标是于201]年1月前创造250万个职位。如此大规模的刺激就业计划创历史之最。而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中国国家发改委紧急起草。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等数个重大领域。这是4万亿投资计划后，又一个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核能安全 篇7

台湾当局实施“电力自由化”之前, 公营事业台湾电力 (股) 提供台澎金马地区所需电力;而自1995年开放民间兴建发电厂之后, 民间电厂所发出的电力大都由台湾电力 (股) 购入, 现依电业法核发电业执照的民营火力发电业者计9家、水力发电业者计3家 (共4座发电厂) 、太阳能系统发电业者计4家 (共7座太阳能发电厂) 、风力发电业者计9家 (共19个风场, 153座机组) 。

台湾电力 (股) 现况拥有火力 (27所) 、水力 (11所) 、核能 (3所) 、风力 (15所) 及太阳光电 (3所) 等发电厂, 目前以火力发电为目前提供电力最主要方式, 2013年发电量占76.3%, 其次为核能发电占18.8%, 余为水力、风力及太阳光电等发电厂;销售对象为台湾地区之一般用户、商业用户及工业用户, 并以工业用户为大宗, 占总销售量55%。

阶段电价调涨大幅缩减台电亏损

依据中华征信所近五年出版的《TOP5000台湾地区大型企业排名》资料显示 (表一) , 近五年电力供应业业者排名并无太大变化, 仅在名次上稍有异动, 龙头台湾电力 (股) , 乃负责统筹全台所有的发电和输电、配电等业务, 2013年发电、购电量为2, 134亿度, 总售电量为2, 019亿度, 销售业绩则经过近二年阶段电价调涨后, 也来到新高点达新台币5, 928亿元, 虽税前纯益亏损175亿元, 但已较2012年亏损616亿元大幅缩减, 累计亏损为2, 084亿元。

另外台湾电力 (股) 的外购电力为492亿度, 占发购电量的23.1%, 外购电力以燃煤、燃气种类的火力发电占76%为大宗, 其次是汽电共生系统占20%, 再生能源发电则最低, 因此其他入榜TOP10业者多以火力发电为主。特别的是, 近五年维持TOP2的麦寮汽电 (股) , 是台塑集团六轻计划的一部分, 生产电力主要供应台塑集团麦寮园区使用, 目前设置合格汽电共生系统有16组机组, 总装置容量282万, 为全台最大汽电共生厂, 生产的电力除供应制程所需之外, 剩余电力再售予台湾电力 (股) , 纾解台湾供电压力。

台电配电名列前茅经商环境佳

台湾发电燃料多须仰赖海外进口, 在国际燃料价格逐年攀升下, 台当局为避免直接调涨电价冲击民众, 采取二阶段调整电价、推动节能减碳及电价折扣优惠等措施, 以鼓励民众节约用电, 上述节能政策虽具部份成效, 但也造成台湾电力 (股) 连年亏损, 不过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电业经营资讯比较下, 除了财务指标表现较不理想外, 台湾电力 (股) 装置容量排第17名 (不计算含IPP之装置容量) , 发输配电效率、供电品质等非财务指标也与国际主要电业相当, 营运绩效在国际间名列前茅;另外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经商环境报告》中, 台湾电业在全球189个经济体系排名第7、在亚洲地区排名第5。

也因此, 台湾电力 (股) 积极推动事业改造, 并向台当局争取电价合理化, 以适时反映成本、维持合理利润。因此“经济部”成立“电业自由化规划小组”、“电业法修法工作小组”, 并已在今年1月与有关单位、地方政府及民营发电业者进行讨论, 初步修法方向如下:

资料来源:中华征信所近五年《TOP5000台湾地区大型企业排名》

【注1】:比较基础为大陆、法国、韩国、日本、沙特阿拉伯、美国、南非、意大利、墨西哥、加拿大、德国、印度、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30家电力公司, 其中公营事业16家, 民营事业14家。【注2】:依台湾“经济部”指出, 2012年核能发电成本每度0.72元为最低, 燃煤为1.64元/度, 陆上风力为2.64元/度, 天然气为3.81元/度, 最贵为太阳能, 每度6.76~9.46元。

1.采二阶段渐进方式推动电业自由化。

第一阶段:不同经营类别电业间应会计独立, 以厘清电力网代书费用。

第二阶段:要求电力网业与发电业进行厂网分离。

2.将电业分为电力网业、发电业与售电业。

3.成立政府组织型态之电业管制机构及财团法人电力调度中心。

4.配合电业自由化进程, 逐步开放用户购电选择权。

日停核电变逆差韩求核电赶经济

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后, 造成全球对于核安的恐慌, 台湾境内4座核电厂也成为台当局与全民的困难抉择。就安全及价格考量, 核电厂一般使用年限是40年, 台湾的核一厂及核二厂预计分别在2018-2019年、2021-2023年除役, 计划新建的核四厂也因反核声浪持续扩大, 台当局被迫宣布停工封存, 未来须经公投通过后才能商转, 因此台湾缺电问题将于近年间再度浮现, 若要提高燃煤、天然气及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电价则势必上涨。

核能计算典型例题解析 篇8

一、根据质量亏损和质能方程计算

由于原子核及粒子的质量可以“kg”为单位, 也能用原子质量单位“u”来表示, 因此我们应区别对待, 不要混淆。

1. 利用质能方程△E=△mc2直接计算核能

当质量亏损用“kg”为单位时, 用该式计算核能。我们应注意公式中的各物理量的单位必须用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来表示其数值 (即△E的单位为“J”, c为3×108m/s) 。

典型例题1:已知电子质量me=0.91×10-30kg, 普朗克常量h=6.6×10-34J·s。正电子和负电子对撞, 可湮没成一对频率相同的光子, 这两个光子的频率为______。

解析:正电子和负电子对撞, 湮没成一对频率相同的光子, 质量亏损为正电子、负电子质量之和, 产生的核能以光的形式对外辐射。

解得:γ=1.2×1020Hz。

2. 利用“1u”的质量对应931.5MeV的能量计算核能

当质量亏损以“u”为单位时, 可直接用质量与能量这一数值关系计算核能。

典型例题2:已知氮核质量mN=14.00753u, 氧核质量mO=17.00454u, 氦核的质量mHe=4.00387u, 质子质量mH=1.00815u, 试判断核反应:714N+24He→817O+11H是吸能反应还是放能反应, 能量变化是多少?

解析:先计算出质量亏损△m, 然后由1u相当于931.5MeV的能量代入计算即可。

反应前的总质量为:mN+mHe=18.01140u,

反应后的总质量为:mO+mH=18.01269u。

因为反应中质量增加, 所以此反应为吸能反应, 所吸收的能量为:

△E= (18.01269-18.01140) ×931.5MeV=1.20MeV, 吸收1.20MeV的能量。

二、根据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计算

参与核反应的粒子组成的系统在核反应过程中动量和能量都守恒, 因此在题给条件中没有涉及质量亏损时可根据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计算核能。

典型例题3:云室处在磁感应强度为B的匀强磁场中, 一个静止时质量为M的原子核在云室中发生一次α衰变, α粒子的质量为m, 电荷量为q, 运动轨迹在与磁场垂直的平面内。现测得α粒子运动的轨道半径为R。试求衰变过程中释放的总能量。 (涉及动量问题时, 亏损的质量可忽略不计)

解析:设α粒子、新核的速度分别为v1, v2,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得,

在衰变过程中, 系统的动量守恒:

α粒子和新核动能都来自于质量亏损, 能量守恒, 则

所以衰变过程中的释放的总能量为:。

三、应用阿伏加德罗常数计算核能

若要计算具有宏观质量的物质中所有原子核都发生核反应所放出的总能量, 应用阿伏加德罗常数计算核能较为简便。

典型例题4:每昼夜消耗220g铀235的原子能发电站, 如果效率是25%, 试求它的电功率? (每个铀核裂变时产出的能量是220MeV)

解析:先计算出220g的铀相当于多少摩尔数, 因1摩尔内有6.02×1023个铀核, 再由每个铀核放出的能量为200MeV, 计算出铀核释放的总能量 (每昼夜) , 最后由电功率的公式计算电功率。

每昼夜消耗铀的摩尔数,

这些铀中共有铀核个铀核个,

每昼夜产生的电能E电=nNAE0η=5.63574×1023×200×1.6×10-19×25%=0.45086×1013J,

四、根据平均结合能计算核能

原子核的结合能=核子的平均结合能×核子数。核反应中反应前系统内所有原子核的总结合能与反应后生成的所有新核的总结合能之差, 就是该次核反应所释放 (或) 吸收的核能。

典型例题5:氘核和氚核聚变时的核反应方程为12H+13H→24He+01n, 已知13H的平均结合能是2.78MeV, 12H的平均结合能是1.09MeV, 24He的平均结合能是7.03MeV, 试计算此核反应时释放的能量。

解析:聚变反应前氘核和氚核的总结合能E1= (1.09×2+2.78×3) MeV=10.52MeV,

反应后生成的氦核的结合能E2=7.03×4MeV=28.12MeV

由于单个核子无结合能, 即中子无结合能,

因此此聚变过程释放出的能量△E=E2-E1= (28.12-10.52) MeV=17.6MeV。

核能是经济复苏的救星 篇9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 不少公众反对使用核能, 但我们仍要说服选民, 反应堆的压力测试将在更加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始。如果供电不稳定, 国内的诸多工业将会转移到海外生产, 这对我们的经济复苏会构成严重威胁。

彭博新能源财经分析师中村勇吾表示, 如果反应堆的开工率继续下降, 将没有足够的电力储备应对冬季与夏季的用电高峰。政府正试图在安全检查后重启反应堆, 从而避免经济混乱。

“3.11”地震与海啸, 致使我们遭遇了25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核事故。前首相菅直人号召我们结束对核能的依赖。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有顾虑, 意味着已关闭的反应堆未获准重启, 从而迫使我们在今年实施节电措施。这是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次采取节电措施。

截至今年6月30日, 我们在过去3个月中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了1.3%。这已经是我们的GDP连续三个季度下降了。

日本的确应该转向生产、使用可再生能源, 但要保证当前的经济发展, 我们就必须使用核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现有发电厂, 至少在2030年之前继续开发核电技术, 同时降低对核能的依赖, 这种想法非常现实。政府会建立一个框架, 在经过压力测试、确保安全并获得当地居民理解后, 重启因维修而关闭的反应堆。明年国内可能出现电荒, 因此, 准备重新启动反应堆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如果不继续使用核能, 日本将面临很多困难。核电工业推动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增长。核电站只需消耗很少的核燃料, 就可以产生大量的电能, 每千瓦时电能的成本比火电站要低20%以上。核电的另一个优势是干净、无污染, 几乎是零排放, 这对环境保护都是相当有益的。至于地震和海啸带来的影响, 我们会与专家进行更精密的研究部署, 将核电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小化, 避免核事故的发生。

在中长期内, 日本会尽可能减少对核能的依赖。因为核电是日本电力供应的主力军, 一旦减少依赖, 势必将推高对其他能源的需求。我们计划最早于2015年起开始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证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我们还将在遭受“3.11”地震和核危机的福岛近海地区建设第一座海上浮式风力发电站, 希望借此解决该地区的能源问题, 扩大就业并帮助灾区重建。

这一切都在计划中, 真正获得收益诚待时日。当前, 我们还不能即刻弃核, 我们的经济还需要核电的支持。核能是我们经济复苏的救星。

核能发电,阻止全球变暖 篇10

美国核能发电不但能消除核战的威胁, 还能应对另一大世界问题:气候变化。核能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气象学家詹姆斯·汉森 (James Hansen) 的分析, 核能发电虽然在美国发电总量中只占20%, 但是却减少了640亿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能发电也不会像燃烧煤炭的火电厂一样烟雾滚滚, 造成其他空气污染, 可能也因此拯救了180万条生命。

因此, 汉森和前能源局局长朱棣文 (Steven Chu) 认为, 核能发电技术, 是我们抵御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关键。汉森在12月3日告诉记者:“我们不能把所有化石燃料都烧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只要化石燃料还是最廉价的能源, 人类就仍会拿它来燃烧发电。“煤炭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在全球排放量中几乎占了一半。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火电站换成现代安全的核反应堆, 我们很快就能减少污染。”

他还握有证据: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出现的最大下滑, 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当时法国正逐步由燃烧化石燃料发电过渡到核反应堆发电, 每年都能减少大约2%的温室气体排放。汉森及同事在国际期刊PLo S One撰文预测, 全球变暖污染物的排放量每年至少应减少6%, 我们才能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汉森的同事 (也是论文合作者) ,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补充道:“从全球范围来看, 除了使用核能之外,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达成这一目标。”

现在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我们的核反应堆还不够多。

核能引领未来

中国在建设新型核反应堆上已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根据世界核能协会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的统计, 目前在中国全境有29座核反应堆正在建设之中, 还有59座已经提交方案。中国建设的核反应堆, 还不仅仅局限在一般的那种使用水和铀燃料棒的反应堆, 还包括最初由加拿大设计的重水反应堆以及尚处于测试阶段的小型快速反应堆。

但我们也要知道, 就算中国准备建设的所有核电站都能顺利完工, 中国仍有50%的电能要通过烧煤获得。而且在核电站建成之后, 中国全部核反应堆最多能提供的电能总量, 和美国现役的核电站提供的电能总量其实相差不大。另外, 核电站在建设过程中也少不了要用钢铁和水泥, 还有制造核燃料必需的浓缩铀 (或者如“兆吨换兆瓦”计划那样, 将核武器的高浓铀转化成低浓铀, 用于核能发电) ——这些材料在其本身的制造过程中, 都会产生温室气体。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说法, 这相当于在核电站服役期间, 它每生产一千瓦时电能, 就会排放大约相当于12克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和风能漩涡发电机一样 (它在建设过程中也要用到钢铁、塑料、稀土等材料) , 比太阳能光伏板略少。

但在世界其他地方, 核能发电产业已逐渐萎缩。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之后, 日本就再没启用核电站。那一悲剧事件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掀起舆论巨浪。德国计划终止核能发电;就连法国政府也宣布, 该国计划减少核反应堆的数量。美国即将建成5个新的核反应堆, 来代替4个年事已高、在今年退役的反应堆。但其他旧反应堆也被纷纷关闭, 比如新泽西州的奥伊斯特河核电站 (Oyster Creek) 和佛蒙特州的扬基核电站 (Yankee) 。所以美国现役核反应堆的数量其实也在减少。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财政压力。建设大型核反应堆, 需要花费大把金钱来保证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比如说, 美国如果想把核能发电提供的电量提升到其发电总量的四分之一, 就需要再建设1000座新型核反应堆 (增设, 或者替换旧反应堆) 。从现在的物价来看, 要在佐治亚州建设两座AP-1000型反应, 需要投资7万亿美元 (此处原文用了$7 trillion, 但经评论指出此数据有误, 另一信源指出投资约在140亿美元) ——虽然因为工程浩大, 总价可能有所下调, 但仍无疑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解决方法之一, 是建设所谓“模块化设计”的小型核反应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希望能在田纳西克林奇河核电站 (Clinch River) 建设一个这样的反应堆, 以此来推动小型核反应堆的发展。美国政府曾试图在克林奇河核电站建设自己的商用快速反应堆, 可惜以失败告终。

那个未能完工的增殖反应堆, 是美国已告结束的新型反应堆研发计划留下的遗产。同类反应堆还包括“实验性增殖反应堆” (Experimental Breeder Reactor, 简称XBR) , 它在爱达荷州成功运转了将近30年。汉森说:“美国政府在一二十年前居然叫停了尖端核能发电研发计划, 这真是令人扼腕。但现在我们又到了追求进步的时候, 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寻求烧煤之外的发电方式。”

新开端?

也就是说, 核能发电正越发受到科学界的关注——至少在冷战结束之后, 这还是头一次。科学家正在研发使用新型反应堆, 用替代冷却液来取代水——比如美国核能转换公司 (Transatomic Power) 的熔盐冷却反应堆以及美国洁净能源应用技术开发公司 (Hyperion Power) 的液态铅铋反应堆。这类创新设计, 吸引了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许多亿万富翁投资支持。核能转换公司甚至还在今年的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规划署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Energy, 简称ARPA-E) 年度峰会上, 赢得了能源投资人颁发的最高奖项。比尔·盖茨在去年的ARPA-E峰会上说:“在核能的智能应用方面, 只要新设计能符合严格的标准, 我们就应该允许大胆创新……核分裂产生的能量, 比燃烧碳氢化合物多上数百万倍。我们真应该好好加以利用。”

但是ARPA-E自己却没有开发替代反应堆的打算, 因为检验新型设计的花费太大, 开发成品的时间周期也太长。现已加盟Google的ARPA-E前任署长阿伦·马宗达博士 (Arun Majumdar) 在今年稍早曾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 他提到:“我们在核能开发上曾经做过很多尝试。但我们后来意识到, 就算我们在核工程上投资了3000到4000万美元, 我们也不能保证肯定有所成效……如果预算足够的话, 我倒还愿意试一试。”

核能发电如果能获得更多资金用以开发新型设计, 获得公共财政支持用以建设 (比如推行某种清洁能源比例标准, 以促使人们使用各种低碳能源, 而不只限于可再生能源和碳税制度) , 核能也许能让我们从三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用更少的能源做更多的事 (提高能源效率) , 使用低碳能源以及使用电能汽车 (当然, 它们使用的电能需要来自清洁能源, 而不是煤炭燃烧) 。正如萨克斯博士所说, “我们获得大量清洁电能的方法屈指可数, ”比如地热、水能、核能、太阳能和风能。“世界各地的条件不同, 除煤炭外能够选择的能源也不一样。”

只要中、美等国仍需大电网供电, 我们就离不开原子核反应、煤炭或燃气, 因为它们与可再生能源不同, 随时都能供电。但现在的国际趋势是减少核能应用, 而增加天然气的比例——正如德国“Energiewende” (能源转移) 计划打算做的那样。该计划试图加大对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但同时也要关闭该国现役的17座核反应堆。经济学家莱纳·巴克 (Rainer Baake) 曾是一名德国政客。他现在是能源转移智囊团“Agora Energiewende”的领军人物。他介绍说, 德国其实希望研发出某种技术, 将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多余电能以燃气的形式储存起来, 留待日后燃烧发电——这就是所谓的“能量到燃气”项目。而核能应用倒退还会带来更糟糕的影响, 那就是它将导致更多火电厂的出现, 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核电站建设期结束之后发生的那样。

汉森等人为此振臂疾呼, 核能这种蕴藏丰富的清洁能源, 能够在这个人口膨胀的时代消除贫穷, 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核能发电, 是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少数清洁能源技术之一, 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发展与创新空间。天然气虽然可以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 但其实也不过是绕了点路, 仍无法阻止我们走向灾难。我们唯有立即转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才能阻止灾难发生。

但要利用核能, 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就算我们只依赖于现在已经掌握的核能技术, 我们也至少需要几十年来设计、注册和建设核电站——更别提开发新技术了。也就是说, 新的核能技术也许不能在短期内有力地阻止气候变化, 我们暂时只能依赖于已有的核反应技术——但现在就连这些已知技术, 也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好的应用。

正因为核能发电产业的衰退, 美国核电站虽然坚持“兆吨换兆瓦”计划20年, 但也没能消除核武器的威胁。虽然俄、美两国都已做出最大努力, 将核武器用于发电, 但俄罗斯依然保有约计8500个核弹头, 美国则有大约7700个。而现在, 核能发电又和气候变化问题撞到了一起。正如汉森在他那篇分析文章后面补充的那样, “环保人士必须了解, 他们一味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完全使用再生能源的政策, 但这只能继续巩固化石燃料作为发电基本能源的地位, 使其他虽不可再生, 但蕴藏丰富的清洁能源失去立足之地。比如核能, 就将被毫无道理地排除在可利用能源之外。” (来源:果壳网)

核能发电虽然在美国发电总量中只占20%, 但是却减少了640亿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能发电也不会像燃烧煤炭的火电厂一样烟雾滚滚, 造成其他空气污染, 可能也因此拯救了180万条生命。

美国如果想把核能发电提供的电量提升到其发电总量的四分之一, 就需要再建设1000座新型核反应堆。从现在的物价来看, 要在佐治亚州建设两座AP-1000型反应, 需要投资7万亿美元。

核能的自述 篇11

我的好处有很多。在没有发现我之前，全世界基本上用煤炭和石油来发电，一吨煤大约只能发3000度电，产生的废气成了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用我发电不像化石燃料发电那样排放巨量的污染物质到大气中，也不会产生加重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1千克的铀裂变时所释放的我相当于2500吨的煤燃烧所得到的能量，因此我是十分清洁无污染的电能，对当今能源短缺，环境恶化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除了发电，在医学领域、工业领域、农业方面，我也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用来发电的核心原料是铀。虽和原子弹都是以铀—235为原料，但是铀的密集度一个是3%，一个是90%以上的高浓铀，就如同啤酒与白酒酒精含量不一样，啤酒是无法点燃的，何况原子弹需要复杂精密的引爆系统。

我的核心原料铀在陆地上非常少，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全部提取也只能用几十年，想到这些我心急如焚。还好，科学家们解决了这燃眉之急，他们发现在浩瀚的大海中蕴藏着45亿吨我的原料，能保证人类几万年的能源需要。于是，我到世界各地四处奔波，在有需求的地方安家落户，能为人类作贡献，我非常高兴。

前几年，我来到浙江南大门——苍南，想在这里落脚，为这里的人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这里的居民担心影响原本景色宜人、物产富饶的美丽小镇。各级领导、工程师、老师进行讲解、澄清，告诉大家，核电的安全性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低，他给自己立了“六条规矩”，“三道屏障”和“五道防线”。这些构成了核电强有力的安全保护伞……” 慢慢地，苍南人民消除了误解，明白了利弊关系。

我就快在苍南安家了，这让我异常激动。等我安家后一定会给这座美丽的小镇锦上添花，给苍南人民带来欢乐和幸福。

伊朗发展核能的历史记忆解析 篇12

关键词：伊朗,核能,历史记忆

21世纪以来,伊朗核问题成为美伊矛盾的集中反映。美国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向伊朗施压,与欧盟等国联合对其实施制裁。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内贾德的“强硬”,还是鲁哈尼的“谈判”,伊朗应对国际社会压力的策略虽然有所调整,但其坚持走核技术路线的方针始终未变。伊朗执意发展核能固然有保护生态环境、寻找替代能源等原因,但其因迫切希望民族复兴的强国之梦而发展核能却更能令世人信服。历史记忆因素进一步坚定了伊朗发展核能的决心。

一、辉煌的帝国历史催生地区大国情结

伊朗的国民意识中潜藏着一份自豪的历史记忆:伊朗是一个具有近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建立过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为本地区各民族融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波斯帝国全盛时期,其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 000万人口,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

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衰落后,屡遭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的统治。在近代,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及其拥有的战略资源,伊朗又成为英、俄、美等大国角逐的场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的军力更是逐渐形成对伊朗的包围之势。动荡的历史和屡毁屡兴的文明造就了伊朗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危机感。伊朗人心中的强盛记忆与如今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面对失去的辉煌,伊朗人希望复兴。德黑兰政治、经济分析家赛义德·莱拉兹直言“我们有种渴望再度成为超级大国的怀旧情结,中国发展核技术的雄心与这种愿望有直接关系”[1]。对于伊朗而言,发展核能是其确立地区大国地位的必然选择,是民族复兴的标志,是其敢于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坚强后盾。

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记忆

(一)被阿拉伯国家孤立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伊朗坚持输出伊斯兰什叶派的意识形态,认为伊斯兰在其外交政策中高于一切,并将其置于一切国家利益之上;同时称周围一大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为“反动腐朽政权”,引起邻国的恐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之断交。此后,伊拉克挑起两伊战争,并且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但国际社会对伊朗同情者寥寥。在1982年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领土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却视伊朗为“祸水”,把伊拉克当作挡住“祸水”西移的屏障,因而倾囊支持伊拉克,直至伊朗吞下停火的苦果[2]。

如今,伊朗人对于地区上的孤立处境仍记忆犹新,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仍是中东民族中的少数派,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仍然是中东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与以色列关系紧张

中东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就是穆斯林世界与以色列的宿怨,伊朗在其中的表现非常突出。从巴列维王朝拒绝承认以色列,到霍梅尼时期把美国、以色列称为两个“大撒旦”。“9·11”事件以后,伊以关系更加恶化。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曾表示“以色列的建立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伊斯兰世界已不能忍受其存在,必须将以色列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3]。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责伊朗,称其是地区的一个威胁,呼吁世界阻止伊朗的核计划。

三、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记忆

美伊关系是伊朗对外关系中的头疼问题。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不倾向于东方,也不倾向于西方,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使美国势力范围减少、战略要地和资源丧失。伊朗迅速与美国交恶。美国担心伊斯兰革命在世界其他国家蔓延,利用阿拉伯世界对波斯人的戒心,唆使伊拉克发动入侵伊朗的战争,让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打仗,以收渔人之利[4]。扣押美国外交官52人达444天之久的人质事件更是直接使美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进入21世纪,美国不断指责伊朗,美伊关系恶化到了冰点。2002年,美国布什总统指责伊拉克、伊朗、朝鲜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又以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步步向中东渗透和蚕食,形成对伊朗包围之势。美国“反对‘邪恶轴心’的强硬路线同具有恐吓性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伊朗和朝鲜加速其核计划的刺激物”[5]。在自身安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面对异常强大的美国,伊朗通过掌握核技术以形成威慑来保障自身安全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美国通过在国际社会孤立伊朗、将伊朗排斥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拉拢和培养亲美的政治势力、重金开展舆论攻势、通过代理人战争破坏伊朗政局稳定、挑起民族宗教矛盾与事端等措施,试图更迭伊朗现政权,促使伊朗反美情绪不断沉积。美伊关系发生逆转,伊朗核活动开始问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核问题的出现是伊朗由亲美政权到抗美政权更迭的结果,也是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的体现。

四、伊朗发展核能的历程

伊朗发展核能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发展之初是在当时关系密切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进行的。伊核问题化始于伊斯兰革命以后,根本原因在于美伊关系恶化。半个多世纪的核能发展史使得伊朗人发展核能的意识非常坚决,民众的基础非常深厚。伊朗发展核能的历史大致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为快速发展期。二战后,伊朗与美国关系发展迅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盟友”美国率先支持伊朗的核计划,于1957年与伊朗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1967年,美国首先为德黑兰大学提供了一个5兆瓦研究反应堆,德黑兰核研究中心(TNRC)负责运行。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政府宣布将从海湾地区撤出后,伊朗便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双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Twin Pillars Policy,即伊朗和沙特)[6]。此时的伊朗与美国关系甚佳,加之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其控制地区事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着手筹划宏大的核计划,并且明确表示其核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拥有核武器。1970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74年,伊朗原子能组织(AEOI)成立。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核计划暂时停滞期。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派掌握政权,选择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并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与西方国家决裂,注重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伊朗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恶化,核合作终止。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此后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使巴列维时期的核设施基本成为废墟。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初为核计划恢复重建阶段。进入90年代,随着国力的恢复,伊朗开始重新启动核计划,先后同印度、中国、阿根廷、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开展核合作。其中,与俄罗斯的合作成为伊朗发展核能的重点。2003年初,伊朗宣布提炼出核电站燃料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