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建议（共6篇）
内涵建议 篇1
中央这两年反复强调, 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理解什么叫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内需和扩大内需。经典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对内需做出明确界定, 而在现实中则有不同的理解。用支出法核算GDP, 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外需求贡献的基准方法, 也是理解内外需求的重要依据。这种方法将内需理解为投资和消费, 外需理解为净出口。扩大内需是指通过提高投资率或消费率, 进而提高内需率。本文按照以上定义和目标来探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一、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基本内涵
从我国对扩大内需的战略定位及实践经验看, 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包括扩大内需与降低外需并重、扩大需求与优化供给并行、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质量并举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应以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为目标, 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消费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四大机制。
1、扩大内需与降低外需并重
扩大内需和降低外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2003—2008年上一轮经济增长期, 我国内需率持续下降, 净出口增长过快是直接原因。以2005—2007年最为突出, 内需年均增速 (16.1%) 远远小于外需 (67.3%) , 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时期相比, 内外需求增长速度明显不协调 (见表1) 。货物和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比进口大5—10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长速度出现的“剪刀差”带动贸易顺差持续上升, 净出口率由2004年的2.6%攀升到2007年的8.8%。
外需大幅增长, 不仅在支出法核算GDP恒等式中与内需存在此消彼长的比例关系, 从数量上直接导致内需率下降, 而且引发经济结构变化。外需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上, 而出口主要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 进而影响内需。
(注: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我们从两个角度分析出口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内需。一是从2002、2005、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产品80%以上都是工业品, 服务业出口比重较低 (见表2) 。出口大幅增长, 必然引起工业快速增长;由于出口加工行业在国内的产业链条短, 难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 从而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既影响消费结构升级, 也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 最终都会影响到内需。二是从最终使用看, 我国工业品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002年的41.5%提高到2007年的50.0%, 第二产业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8.2%提高到37.0% (见表3) 。按照每2—3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的惯例, 由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还没有编制出来, 但从这两年的出口情况看, 我国出口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可以判断, 目前我国工业体系的一半、第二产业的1/3是为出口服务的。出口大幅增长, 引起国内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行业, 这些行业生产环节在国内, 消费环节在国外, 投资需求由此扩大, 而消费需求却增长缓慢, 投资消费不协调, 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产业结构是决定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生产基础, 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通过产业结构传导。出口拉动工业发展, 而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 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很低。从投入产出表中三次产业的要素分配格局看, 工业增加值率与第二产业持平, 但比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42个部门的平均水平低, 工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总投入的比例在三次产业中最低。这在通信电子、纺织等加工贸易行业更突出 (见表4) 。可见, 我国以出口加工产品为主, 获得的增加值很有限, 而在这有限的增加值中, 劳动者报酬占比很低, 出现了有利于政府和企业、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的现象。企业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 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 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到位的情况下, 政府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投资。其结果是, 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产生了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的结果。消费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失去国内消费支撑的投资, 最终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注:各项数值为2002、2005、2007年3个年份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注:各项数值为2002、2005、2007年3个年份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值为2002、2005、2007年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上一轮经济增长期, 面对2004—200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投资过快增长势头, 我国综合运用了财政、货币、节能减排、促进就业等政策, 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努力扩大消费, 但主要从内需角度考虑扩大内需, 对外需考虑不够。实践表明, 如果净出口增长与内外需增长速度不协调, 扩大内需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 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必须考虑外需, 努力降低净出口率。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主张降低外需, 但不主张限制、压缩出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及宏观经济由短缺转向供大于求, 出口与消费、投资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降低出口必将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大冲击。而且, 全球化背景下,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而封闭发展, 扩大内需也应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努力培养竞争优势, 在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基础上, 大量出口能够体现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缺乏比较优势和不能生产的产品, 应充分发挥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
2、扩大需求与优化供给并举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内需不足问题, 从更深层次分析, 根源在于供给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供给结构对扩大内需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下降;不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 即产业产值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大幅下降, 前者由80年代的0.46%下降到新世纪以来的0.17%, 后者由0.39%下降到0.19% (见表5) 。新世纪以来, 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由2002年的40.9%下降到2007年的34.2%, 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比由46.1%下降到35.5% (见表6) 。可见, 我国产业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在变小。这既是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 也与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高出口发展模式有关。高强度的投资造成制造业在产业内部封闭循环, 工业高加工度化和迂回生产程度不高;出口主要以简单加工产品为主, 产业链条短, 不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其结果是影响就业和劳动者收入, 进而影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 中的1987、1992、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产业结构对内需的制约还表现在与国内消费结构错位, 对消费产生了抑制效应。一是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 我国的过剩产能, 主要是低端消费品需要通过国际市场实现, 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不强, 中高档汽车、高品质文化产品、医药保健品等中高端消费品还需依赖进口。二是一般消费品过剩与服务需求供给不足并存, 伴随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对服务需求提高, 而提供服务产品的领域大多存在过度管制、经营效率低等问题, 产品和服务价格偏高、质量较差, 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无论是增加投资、还是扩大消费, 都离不开供给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 应围绕提高产业的就业和收入效应, 沿着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方向延长制造业的产业链条, 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并加快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因素。同时, 还要通过优化产品供给来满足、创造甚至引领消费。
3、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质量并行
新世纪以来, 我国投资增长速度很快, 使得投资和消费越来越难以协调发展, 其结果是投资率持续提高、消费率持续走低, 前者由2001年的36.5%提高到2010年的48.6%, 后者由61.4%降低到47.4%。实现内需长期有效可持续增长, 需要将增加内需总量和优化内需结构进而提高内需增长质量结合起来。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尚未完成, 因而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但当前的投资高速增长是在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投资效果系数总体处于下降状态, 每100元资本形成所生产出的增量GDP由1995年的30.5元下降到2010年的6.8元 (见图1, 以2010年为基年计算) , 投资效率低。为了维持GDP增长, 必须扩大投资规模, 这种以规模换效率的投资方式不可持续。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必须加快提高投资效率, 尤其要消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规模投资的体制机制根源。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我国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新世纪以来, 第二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2001年的32.6%提高到2010年的42.4%, 同期第三产业投资占比由64.5%下降到43.1%。从增长速度看, 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始终大于第三产业, 一些年份甚至是第三产业的2—4倍。第二产业投资多, 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投资少, 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而且影响就业和收入, 最终影响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从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看, 当前我国政府投资还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地方政府利用掌握配置资源、控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投资竞争性行业, 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普遍。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方面还遇到形形色的“玻璃门”和“弹簧门”, 在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税负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获得国民待遇。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必须加快培育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投资主体, 大力促进民间投资,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 着力增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
我国内外需求失衡, 经济增长存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与居民消费不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 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到33.8%, 可见, 消费率下降主要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居民内部则出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1978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是农村居民的2.9倍, 2010年为3.6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既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关, 也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有关, 还与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缓慢影响消费结构升级有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需要加快提高居民收入份额, 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同时,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优化产品供给结构。
二、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近十多年来, 我国围绕着扩大内需,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不仅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总体而言, 以往扩大内需政策存在就内需论扩大内需, 对外需考虑不够, 就需求论扩大内需, 对供给结构化重视不够, 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主要依靠政府、市场机制还没有效发挥作用, 多采取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制度建设缓慢等不足。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应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 围绕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基本均衡, 在扩大内需规模的基础上, 以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为目标, 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机制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四大机制。关于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 中短期看, 重点应将净出口率逐步降到2%以下甚至接近0%, 下降部分由消费率填补;为了避免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需要逐步调整投资率。从当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看, 需求结构出现以内需为主导、内需以消费为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还需一定时间。
1、加快形成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
(1) 加快外贸、外资政策调整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第一, 调整“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 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 下调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 制定扩大最终消费品、资源类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政策。第二,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改革企业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为意愿性结售汇制度, 放宽并逐步取消用汇限制, 合理引导企业和居民的进口需求。第三, 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的各种潜规则, 继续引导外资投向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
(2)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围绕提高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本地配套、主体本地化比重, 引导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由OEM (代工生产) 向ODM (原始设计制造) 、JEM (与品牌企业共同研发设计) 、OBM (代工厂经营自主品牌) 发展,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增加财富收入效应。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独立法人企业, 鼓励其开拓国内市场, 推动产业结构由外需型向内需型转变。
2、加快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以“投资促进消费”为导向, 以增加产业发展的就业和收入效应及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目标, 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 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1) 加快形成以产业升级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加快推进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提高人力资本、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探索既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就业弹性又大的工业发展模式, 发展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兼容的制造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使产业结构升级步入创造就业和高收入岗位、助推中等收入阶层形成及适应、创造、引领居民消费的轨道。
(2) 加快形成投资促进消费的机制。加大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保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关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中低价位商品房、城乡电网改造、农村道路、供水、信息网络、市场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投资。
3、完善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提高居民收入,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入挖掘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
(1) 完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第一, 建立要素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制衡机制, 健全劳资谈判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探索推行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第二, 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 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进一步提高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水平, 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第三, 完善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 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拓展居民投资渠道, 提高城乡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第四, 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建立综合申报和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尽快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第五, 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全民分享机制。
(2) 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第一, 国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明确范围、最低供给规模和质量标准, 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加以法定化。第二,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进一步调整优化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 增加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加快形成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 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第三, 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规范多元主体介入公共服务的路径和提供标准。
4、完善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切实减少政府配置资源、控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消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规模投资的体制根源, 大力促进民间投资。
(1) 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 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被征用的农村土地回归其合理价值;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使利率能反映资金真实成本;建立切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 探索开征环境税, 矫正当前环境污染外部性没有合理解决而造成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成本社会化现象。
(2) 规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整合地方融资平台, 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试点, 强化对发债使用和管理的监督;坚决制止国企尤其是央企大规模无边界投资的行为, 加快推进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探索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益评价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3) 完善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打破民间投资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切实拓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在经济资源分配、财税等方面赋予民营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内涵建议 篇2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休闲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风景名胜、美食购物，更多的是选择有品位的休闲游、有趣味的近郊游和有文化的民俗游。由于我区在大力发展民俗旅游业的同时，注重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我区民俗旅游原始风格越来越纯，历史氛围越来越浓，地方差异越来越大，生活气息越来越足，成为北京独具特色民俗旅游资源。强大的民俗文化旅游生命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外游客，满足了城市居民回归自然、求新、求异、求奇、求知、求乐、求真的客观需求，来怀游客车轮子越走越远，农民钱袋子越鼓越大。2010年。面对异常活跃的民俗旅游业，一位诗人热情讴歌：柔水粼粼四月天，雁栖渤海育怀山。不夜幽谷虹鳟美，青龙入峡任盘旋。农庄好运有八宝，箭扣险境无。。但是，伴随着风光无限的民俗文化旅游热潮，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规划欠缺。一些地方不管有没有开展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的条件都在一哄而上所谓的民俗文化旅游。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相关部门对这种现象往往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从而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指导。对旅游项目的上马缺乏认真的论证，对旅游的一些硬件设施和基础条件没有进行良好的改善，造成旅
游景点道路难行，基础条件简陋，缺乏相应的接待能力，很大程度地影响旅游者的热情。
2.保护欠缺。过度开发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受到破坏，有些地方对于现有的民俗文化景点保护不力，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景点，既具有别样的民俗风情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景区都是超负荷的接待游人，黄金周更是人满为患。加之国人的不良旅游习惯，更给景区的保护雪上加霜。一些典型的民族习惯正在消失，无法形成旅游产品和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3.民俗欠缺。一是项目少。民俗文化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在于民俗特色，要使游客与当地居民有良好的互动，才能使这一特色充分发挥。而在一些旅游景点，供人们观赏浏览的多，缺乏体验性产品。如在一些“农家乐”、“渔家乐”旅游项目中，多数是尝尝农家饭、渔家饭，而真正能够体验农家、渔家生活的却不多。二是模仿多。多数模仿者，同样由于经济原因，往往是对建设的质量不太重视，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使所谓的民俗文化旅游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三是“伪民俗”，采取杜撰附会的方法把一些原本与旅游景点毫无关系的的民俗物硬贴上去，使民俗景象、人物典故、神化传说等与该景区产生相关的联系。伪民俗既会误导游客，给游客以错误的信息，有会混淆视听，不利于一些历史人文遗迹和民俗风情的保护。
为此建议：
1.科学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功能和宏观调控功能，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做好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论证和规划，协调各方面关系，牵头做好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创造出和谐的旅游环境。使民俗文化旅游在一个正确、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2.科学保护。要树立长远眼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首先要保护好旅游资源不被破坏，适当控制旅游人数，特别是在黄金周、小长假期间。在这方面九寨沟景区的一些措施值得推广，如每天限制进沟人数，禁止外来车辆如沟，只允许景区的绿色环保车来回运送旅客。此外，还要改善旅游的自然条件，提高旅游质量，使游客高兴而来，尽兴而归，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确保可持续性发展。
3、科学创意。民俗游在让人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更多的是让游客增长知识，丰富见闻，陶冶情操，因此，从这个意义讲，民俗游就是文化游。做到这一点：一要杜绝粗制滥造。使每个民俗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千景一面，抄袭雷同；二要加强行业自律。教育培训好景区的从业人员，使他们掌握景区的民俗特色和人文常识，改善服务水平，做到文明经营；三要提升文化品位。在景点建设上，精益求精，突出景点的文化味道；在景区经营上，突出品牌建设，增加民俗文化旅游加价值，有效防止后来者的刻意模仿，使我区的民俗游成为
真正的民俗文化游。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含义。
因为人类生活的地理位置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各个族群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着各自的发展印迹，其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我国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礼记》中记载“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钟敬文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民俗。他说“所谓民俗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那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它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民俗是行为文化的重要成份，它属于文化的表层结构。我们认为，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或一定区域中的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集体创造并世代传承、发展并具有民族和区域独特性的文化事象。
旅游是有人类以来的一种古老的行为方式。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旅游应该是一种通过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对沿途所看到的自然景观或人文遗迹而产生的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满足的活动。因此，可以说民
俗文化旅游就是在以民俗文化为主体的内容的旅游活动。是以本民族、本地区有独自特色的生活习惯、民间文化艺术、礼仪习俗、村寨民居、巫摊歌舞、神灵信仰、服饰装束等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作为一种对旅游客体的吸引和感召，并使旅游客体产生一定的共鸣和互动的休闲娱乐活动。一个地区的民俗其民族特征越鲜明，原始风格越纯，历史氛围越浓，地方差异越大，生活气息越足，就越有可能成为特色旅游资源，民俗文化旅游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分类。
1、山水风光民俗游。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壮丽的山河，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这本身就是极佳的旅游资源。不仅如此，多数江河山岳往往同时又有美丽的传说或历史典故渗入其间。如杭州的西湖，由于山湖相映、塔寺相连、风景秀美，同时又流传着许仙与白娘子、范蠡与西施的传说或故事，给美丽的西湖增添了一道神奇的色彩。同样，泰山上的五大夫松因与秦始皇有关而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感。
2、民居风情游。由于居民所生活的区域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及气候的变化，造成了不同区域的民居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如周庄的江南水乡建筑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竹楼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北京是封建皇帝居住地，红墙绿瓦和遍地的四合院是其民居特色，因此，北京旅游界一度推出了“胡同一日游”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
3、饮食文化游。民以食为天，中国美食享誉世界，满汉全席让食客大块朵颐。中国菜系由湘菜、粤菜、鲁菜、川菜等组成，每个菜系又有体现各个地方的特色流派。各个地方、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饮食文化，如各种美食节。这种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成为吸引游客光临的重要的旅游资源。
4、礼仪活动游。中国是著名的礼仪之邦，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从西周的周公制定礼仪制度，到孔子恢复周礼，各种礼仪制度非常规范和严格。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已经废除了过去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些还是保留至今，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已是很难看到，所以成为比较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如每年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的祭孔活动和全球华人祭拜炎黄二帝的活动。这些礼仪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
内涵建议 篇3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内涵；建设对策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1-0082-05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根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科学内涵
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是因环境问题而起，并为了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战略思维成果。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200多处提及包含环境友好涵义的“无害环境的”(Environmentally Sound)概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理念。随后，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得到大力提倡和开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又提出实行环境友好土地利用和环境友好流域管理，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发展环境友好农业、环境友好建筑业等。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多次提及环境友好材料、产品与服务等概念。2004年，日本政府在其《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提出，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政府和学者很快接受了这一概念和理念。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内涵的基本特征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尚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和实践基础的历史演变看，其内涵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概念的综合性。环境友好型社会虽是因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等都纳入到科学发展观框架下，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点。
第二，模式的创新性。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基础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遵从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根本摈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第三，生态观的科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并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发展的动态性。“环境友好社会”的概念、标准与达到的状态不是静止的、绝对的，而是动态的、相对的、有层次性的。在现阶段，“环境友好”首先应该是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和影响要达到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化；最终这种负荷和影响要控制在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问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再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
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概念主要有两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含义：一是指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二是指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总体上来讲，“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1]清华大学陈吉宁教授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2]。因此，所谓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出发点，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确保环境质量与生态的同步提升，并以此作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满足条件的一种社会发展新模式。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1．核心——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的“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制度保障——绿色政治制度
这里的绿色政治制度内容至少应包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的政绩观和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等三个方面。它们是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高制度保障。只有这些基本制度建立和落实好了，政府才可能进一步制定和切实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政绩考核制度、绿色贸易政策和绿色财税金融政策等环境友好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绿色政治制度既要依靠绿色的政治家及其政府，更要凭借公众的绿色力量，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发达国家，公众既是上世纪传统环保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当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策者和建设者。
3．价值基础——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
环境友好型社会内在地要求建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使人类在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等领域建立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对环境友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以生态规律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4．技术支撑——绿色科技
人类科技发展史充满了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维，已有的科技极大地延伸和丰富了人类占有和掠夺自然的能力，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类报复性的反应。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突破传统的科技进步逻辑思维方式，着眼和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共存，而不是对抗和征服。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
资源范围，而绿色科技应该是指向丰裕、清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范围。
5．重要组成部分——资源节约型社会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它内含于环境友好型社会中，要求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对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关系的高度概括性描述，意味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遵从自然规律，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二、环境与发展矛盾凸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严峻现实
环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代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的巨大进步，推动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当人们还陶醉于工业化的繁荣与成就时，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已经不期而至，并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加剧，逐步发展为全球性公害。
我国环境问题及其保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较快地步入上业化进程，但由此自然资源和环境也承受了过重的压力，局部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日渐合理，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依然比较突出。
(一)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总体上日益加剧
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再加上资源利用效率过低和再生效率不高，以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总体上日益加剧，长期积累的环境危机逐步呈现。统计表明，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2003年已经占到GDP的15％，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2002年我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世界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14名[3]。同时，森林减少、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也日显突出。
就环境污染而言，我围的大气污染一直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工矿区，大气中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相当严重，我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GDP的3％到7％。与此同时，由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导致的水体污染也十分严重，固体废物污染也由于排放量的日益增多而日趋严重。特别是小型企业的崛起，因装备简陋、工艺落后，已成为重要的污染源。目前，江河湖海普遍受到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现象；酸雨污染突出，国土面积的1/3左右受其影响，等等。
据推算，未来15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14.6亿，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现在的污染控制水平预测，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3]，这个阶段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时期。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482.4亿吨，比上年增加4.9％；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254.9万吨，比上年增加4.5％；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2亿吨，比上年增加19.5％；全国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数量144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6365.7万元；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1908.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占当年GDP的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城市水环境和空气严重污染的状况还将持续下去。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为三级和劣三级，七大水系中，60％的断面为不能饮用的Ⅳ类、V类和劣V类水质。80％的人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3]。这一系列数字显示，我国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上作了很大努力，但严峻的环境问题仍不容乐观。首部中国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认为，2005年10月发生的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12月在广东北江发生的严重镉污染事件，并不是孤立的。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67起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其中，特别重大环境事件6起，重大环境事件13起，直接经济损失达5．5亿多元[3]。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多年的积累与落后的环境治理和监管水平，我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事故进入高发期，呈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
(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问题堪忧
据国家防总的消息，2005年汛期，我国珠江流域，福建闽江，淮河干流，辽河流域的浑河、太子河等江河发生了较大洪水和大洪水，其中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发生了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长汀支流汉江、黄河支流渭河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秋汛。湖南、黑龙江等省发生了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与此同时，海南、云南、广西等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春旱，内蒙、宁夏、湖南等地发生了严重夏伏旱。频繁登陆的台风或热带风暴给福建、浙江、海南、安徽等省造成严重损失。在2005年9月举行的亚洲减灾大会上，民政部的发言称，中国2/3的国土不同程度地受到洪水威胁，近半数城市分布在地震带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所造成的损失呈明显上升态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年均受灾人口达3.7亿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4亿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比80年代高出40％[5]。
(三)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颇多，环境压力大
目前，由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环境法制建设尚未完善，环境管理力量比较薄弱，生态环境状况在一些地区很令人担忧，国家环境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化工、造纸、冶金等行业在产业结构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一时也难以改变，因而，结构性污染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时，由于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情况一时还难以改变，城市环境问题依旧突出，污染源有向农村辐射和转移的明显迹象。另外，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消费转型，也将产生空前的环境压力。
因此，随着我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迫在眉睫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而前。
三、制度安排与体制创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对策建议
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问题、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文化观念问题。正如奥雷利奥·贝切伊在《未来的一百页》一书中指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控制的人口增
长，各国人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分隔，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贫困、失业、拼命追求物质增长、货币贬值、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自然系统的破坏、环境退化、道德标准下降、失去信心、不稳定感等等。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自身的变化，但它们往往都相互影响。”[6]所以，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必须从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根源出发，探讨综合性的建设机制。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一个大产业进行经营与开发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摒弃了传统线性经济的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废弃、效率低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转变为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资源最优利用、循环利用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与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国家环保总局在辽宁省、江苏省、盘锦市、日照市等8个省市已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
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布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机制，促进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建设，以生态化改造工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95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市、县)、环境优美乡镇、环境友好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一系列“绿色创建”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目前，我国已建立9个生态省、528个生态示范区、79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50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或城区、17个各种类型的生态工业示范同区、32家国家环境友好企业、488所国家级“绿色学校”和2300个省市级“绿色社区”[4]。这些都体现了“环境友好”的理念。二是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
(二)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治进程
七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进展较快，制订了土地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水资源法等自然保护类法律，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类法律。此外还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环保行政法规，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但通过重新审视发现，我国有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立法离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尚有差距，存在可操作性、功能性不强的问题。从环境立法体系和具体内容来看，缺乏统领性的环境基本政策法；循环经济促进方面的法律和技术规范水平还属于初级层次；现行的大多数环境法律制度对一些新产生的问题难以提供准确的法律解决机制，在市场运行、环境私益保护、公众民主参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很不发达，其综合性的法律调控机制不足。因此，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中，建议国家通过立法着力解决全社会环境意识、环境伦理价值和环境文化的培养，环境信息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和公众的民主有序参与，环境产权和环保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市场准入和政策扶持、政府干预，环境友好型行为的技术支撑和技术转化等问题。
(三)建立健全环境友好的决策和制度体系，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发展
政府要制定和实行绿色发展政策，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中，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将环境绩效纳入其中，以便能正确衡量发展成果和政府及领导干部任期环保政绩，克服单纯追求GDP的倾向。
进一步建立健全“同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坚持统筹规划，标本兼治，突出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和建设。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加快重点流域海域的污染防治，加快燃煤电厂脱硫和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减轻酸雨污染和大气尘污染。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切实保障农产品安全。加强环境安全监管，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四)转变观念与思路，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公众的参与度是衡量友好型社会构建的重要标尺。通过教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支持和协助，使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成为全社会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把环境道德教育、环境行政意识、环境经济意识、环境法制意识、环境科学意识等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全民环境忧患意识，转变环境观念和思路。
观念和思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污染的源头控制思路转变；二是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互不相关的观念；二是提高公众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认识，引导全社会形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意识。
(五)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生态环保投入机制
长期以来，环保投入一直由政府财政拨款。根据专家计算，我国环保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环境才能有所改善。然而我国的环保投入一直在GDP的0.5％左右徘徊，直到1999年才达到1％。可见，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实施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应建立以中央和地方财政为主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环保投入体制。这个多元化主要包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政府、污染者和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采用市场机制，包括发行债券和使用金融渠道的银行贷款等形式，也可吸收外资等。
[参考文献]
[1]解读“环境友好型社会”(专访)[N]人民日报，2005-11-03(5)
[2]什么是环境友好型社会[J/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shiyiwu/1121154.htm.2006-02-13[2006-05-01].
[3]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2005中国环保的民间记录[J/OL]http://env.people.com.cn/GB/1072/4157275.html,2006-03-02[2006-0501]．
[4]数字看环保[N]．人民日报，2005-11-17(16)
[5]中国环境绿皮书：我国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J/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6/Feb/1137688.htm.2006-02-28[2006-05-09]
[6]罗马俱乐部．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王艳芳]
[收稿日期]2006-05-24
内涵建议 篇4
一、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具体含义的理解
目前,中央政策层面尚未就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做出具体政策规定,但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多种解释。我们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土地家庭经营形式“长久不变”
“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基本经营形式。宪法第8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党中央提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意味着我国将一直坚持农村土地由家庭经营的这种经营形式长久不变,集体直接经营、公司直接经营、农民合作社直接经营等经营方式将始终是非主导性、补充性经营形式。
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地位的合理性基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统一及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这种合理性也被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实践所证实。但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农户家庭直接经营合理性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主要理由是:经营规模小、经营粗放乃至撂荒、与市场对接困难等等。但是,通过组织创新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以我国农业和粮食大省河南省为例,近年来大力探索依托农民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土地托管模式,扩大生产环节的技术和装备规模化应用,实现农户小规模经营条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托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半托管,服务对象是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半务工农民。通常的做法是,农户将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生产中的某些作业委托给合作社,合作社按服务项目收取作业报酬。例如,商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土地12000亩,开展小麦生产托管,辐射带动了3000多农户。二是全托管。服务对象是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留守人员没能力种地的农户。通常的做法是,农户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合作社为农户提供覆盖一年两季粮食生产的全程式服务,按照本村同等级地块上中等纯收益的平均值确定农户的保底收益。合作社收取耕种、肥料、打药、收割等全部环节的服务费用,粮食收成全部归农户。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耕地6000多亩,农户每年缴纳665元服务费,合作社负责将夏秋粮送到家门口。除了土地托管创新,河南省的代耕代种也有很大规模。所谓代耕代种,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完成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耕、种、收”主要生产环节,田间日常管理仍然由家庭成员承担。据统计,河南省土地代耕面积达1750万亩。浚县聚喜来农机合作社每年机械作业面积62000目,其中代耕代种作业面积42000目,服务8000多农户。
2. 合同期限内农户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内在地包含在合同期内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不受侵害。现有政策和法律规定已经就此做了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35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规定并不能很好落实,基层政府及村集体会以各种理由收回或频繁调整农民承包地,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近年来,中央提出实行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一些地方割裂农村土地三权之间的关系,以发展集体经济和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名义,把农民承包地收回来,建立集体农场,农场内部实行以场核算、统收统支、承包到人、以产定酬、工资包底的制度;有的把农民承包地收回后,以集体的名义再进行转租或重新发包,进而再分片、分块承包给农户经营。这些做法不符合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利于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概而言之,在中央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中央仍然一再强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就是试图纠正基层各种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就内在地包含在合同期内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受侵害。
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更加完整
目前,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国家已经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以及承包地被依法征收获得补偿的权利。其中,流转权利包括承包期内农户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转包、出租、转让、互换等形式流转,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这些权利构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结构,这是法定权利,是设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上的用益物权。但是,在现行法律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力内容仍不完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处置权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承包期短,而流转的期限又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年限;集体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没有得到法律许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明确表述,法律只是规定继承人可以继承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和继续承包。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一表述表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条件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充分的”、“有保障的”。相应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就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完整。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就理应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更加完整的权能,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挑战
1. 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意识
农民较为普遍地认为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权益是成员权。从权利属性上看,成员权是一种个人财产权利。只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就有取得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分享因集体土地所产生利益的权力;随着成员的离开或去世,这种权利就相应消失。一些在二轮承包期内新增人口较多的家庭,往往以成员权为理由要求调整土地分配关系。
二轮承包后至今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及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意识。第一,在二轮承包时一些农民有意放弃了土地承包权,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承包权是一种仅有30年期限的债权,而且土地税负重。在农民土地承包权已经被法律确定为用益物权、承包期限被“长久化”而且土地税赋已经被取消的背景下,那些当时主动放弃承包地的农民有要回承包地的意愿。例如,江苏省太仓市的干部介绍说:1998年确权的土地面积为36万亩,老百姓放弃的地有4万多亩,2003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都来要地。第二,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许多地区发包土地时是依据土地肥瘦程度而决定的产量面积而不是地理面积。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土地产量面积的差异性越来越小。相应地,农民有了依据土地真实数量进行分配的要求。第三,一些地方在二轮延包时没有再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重新调地,几十年过来之后,不同家庭之间的人均土地占有量有很大差距,再加上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和土地收益提升,那些人多地少家庭调整土地分配的意愿较强。
2. 具体的政策规定缺乏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和政府农村土地政策上一以贯之的政策取向。198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进一步以法的形式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通常情况下,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应紧接着出台具体的政策解释和指导意见,并着手启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但实际上,这些早该进行的工作因种种原因而一再拖延,一直没有出台具有具体政策内涵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和规范性文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延续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提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制定具体办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的提法仍然是,“抓紧修改有关法律,落实中央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重大决策,适时就二轮承包期满后耕地延包办法、新的承包期限等内容提出具体方案”。中央没有出台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策解释和指导意见,与农民土地承包权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有直接关系,但也由此导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迟迟得不到真正落实。
3. 法律滞后及法律规定之间的不一致
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从而提出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上述法律规定所涉及的是农民对农地的成员权,其中隐含着“天赋地权”的思想,这是一种个人权利,随着成员的离开或去世,这种权利就消亡。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上述政策和法规所涉及的是农民对农地的用益物权,其中隐含着“生不增、死不减”的财产权利原则。在实践中,上述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利必然会出现冲突,两种权利的诉求都可以找到法律依据。
我国一些地方尝试结合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探索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跨越二轮承包期的“长久不变”。但因为上述障碍因素,这种探索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四川省成都市的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证实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面临的困境。成都市是较早开展并完成了全域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先行试点地区。其土地确权的特点包括:一是在承包期限一栏里明确将过去二轮承包时的“30年”变成了“长久”。二是在农业部核发的统一格式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页上明确标注了每块土地的四至等信息。三是在各家各户家庭承包经营权证的基础上制作了村镇的土地鱼鳞图。四是规定发包之后新增人口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五是确权之后的征地按照“征谁补谁”的原则进行,且不再进行新一轮的土地调整。六是以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的形式对确权的方案和结果给予确认,履行法律程序。可以看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成都市的确权方案更加激进和彻底,其相当于依靠地方政府的权威终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权和农民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的承包权,取而代之是农户对农地的用益物权。但是,由于缺乏中央更加权威的意见,确权后土地调整现象仍然存在,根据多宗调查发现,一旦遇到牵涉到征地补偿等土地利益陡升的情况,虽然当初确权颁证的工作比较扎实、可靠,且政府三令五申,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新征地执行“征谁补谁”的政策,但农民往往仍然会依据宪法、土地承包法和村委会组织法赋予的权力,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和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征地补偿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全体成员中均分,再重新分配剩余土地的所谓“血战到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时,地方政府颁给的四至清晰的土地证倍显苍白。
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期限设定
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关键是“长久不变”的期限设定,具体包括“长久不变”是否应有一个明确的期限、有效期限的长短和实行“长久不变”的起点三个问题。
1. 是否有必要设置具体的承包期
我国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为30年。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历来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2008年中央将维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修改为“长久不变”。在如何落实“长久不变”这一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长久不变”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就是没有承包期的承包关系,只要承包者履行承包合同中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农民与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就永不变化,即“生不增,死不减”,家庭承包土地的数量和位置不因人口变化而变化。
我们倾向于采取有期限的“长久不变”,主要理由:一是中央提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目的,仅仅是表明党和政府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坚定决心,给农民以稳定的预期,而不是采取无期限的永久承包。二是如果不设承包期限,土地承包经营权则逼近集体土地所有权,容易误读为推行土地私有。三是有了明确的承包期,可以更方便地确定土地流转费、土地征收款等方面的问题。四是有利于保持现有土地承包政策的稳定和延续。
2. 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的理由及理想期限
稳定和长期的承包关系对促进农户增加农业投资有正向影响,这一因素是国家规定土地承包期限和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重要理由。在二轮30年承包期到期后,有必要继续延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
(1)有利于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规模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有关资料显示,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承包土地流转了出去,每年新增流转面积4000多万亩。但是,经实地调研发现,土地流转的势头有放缓的特征。例如,河南省济源市的土地流转率从前几年高峰期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由于流入土地可以得到政府财政补贴,现在补贴没有了,农业生产又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一些先前流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了毁约行为。可以预计,随着二轮承包期越来越近,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势头会随着二轮承包期限的日益临近而呈现停滞甚至萎缩的趋势。延长承包期,可以稳定那些流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预期。
(2)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目前,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明确要求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加完整的权能,并积极推动地方试点,探索可供大范围推广的经验。2015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提出拟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暂时调整实施物权法、担保法中关于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允许以农村承包土地(耕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农地承包经营权贷款的基础是其未来的收益权。收益权不是具体或具有实物形态的财产,而是依存于未来的可得收益,需要以稳定、持续的集体收益为前提。承包期限越长,越有利于得到更大数额的贷款。同时,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其农业设施进行抵押融资。但这些设施附着在土地上,承包期短,银行对农业设施价值评估价就低。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仅能得到农业设施评估价一半的贷款。从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角度看,延长承包经营权期限也有合理性。
(3)农民对更长承包期的承受能力提高了。我国大多数村庄二轮承包后对承包地分配没有再做过较大的调整,一些地方还明确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模式,即土地承包期内农户的土地不因人口的增减而变动,贵州省委1997年下发文件规定,从1994年起,耕地承包期再延长50年,林地承包期再延长60年,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经实地调研发现,这种以户为单位的“生不增、死不减”固化模式,并没有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形成大的冲击。从全国总的情况看,农民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生不增、死不减”。在这一背景下,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跨越承包期限的“长久不变”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有可能将土地从发挥“公平”功能转为发挥“效率”功能。
至于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期限,可以参照现行有关法律关于城镇居住用地使用权、林地承包权都为70年的年限规定,将“长久不变”的承包期限定为70年。有学者认为,将“长久不变”定为70年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这个时限涵盖了劳动力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生产决策的稳定性足够产生影响。第二,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定为70年有利于城乡土地平权。第三,为“永久不变”规定年限,可以将其与真正“永久不变”的土地私有制区分开来。第四,可以在70年后统筹开展再次分配,顺应农民对土地权利长期均等化的期待。
3.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时间起点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起点设定问题,第一种主张是以二轮30年承包期生效的时点为起点。第二种主张是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时点为起点。第三种主张是以二轮30年承包期到期后的试点为起点。我们倾向于选择第三种方案,即以二轮30年承包期生效的时点作为“长久不变”的起始点。其主要理由是:
(1)有利于维持政策和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于法有据”。二轮延包的概念已经在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中深入人心。若二轮延包尚未期满,就宣布执行“长久不变”,就会导致公众质疑国家政策和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2)有利于“长久不变”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有一个较为公平的起点。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础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公平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长久不变”时间起点的设置应考虑初始公平。以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关系确立的时点和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时点作为“长久不变”的起始点都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的问题。
前已述及,在二轮承包时一些农民有意放弃了土地承包权,如果以二轮承包关系为基础的土地确权结果作为“长久不变”起点,对这些当初自愿放弃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来说是有失公允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产量折面积”的土地分配方式,也随着农业技术变化而引起农户之间享有土地权利的不公平。
把确权登记颁证的时点作为长久不变的起始点的好处是,可以调动农民参与确权的积极性,并使确权工作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很多地方的确权工作已经完成,而确权的质量偏低。实地调查发现,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是对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格局直接“认定确权”的办法,即以现有承包台账、合同、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起止年限不变。以土地确权颁证为“长久不变”的时间起点显然不能实现起点公平。
在二轮承包期结束后实行“长久不变”的新一轮承包,也无法解决起点公平问题,但这是没有更好办法的办法。通过把矛盾和问题后移,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以“大稳定、小调整”的方式重新农户人均占用土地数量的差异,从而“长久不变”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有一个较为公平的起点。
四、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建议与法律修订
1. 进一步明确“长久不变”承包关系的期限设定
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期到期之前,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将土地是否调整、如何调整等交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解决,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70年不变,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户为单位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外嫁女、入赘婿、新生儿等家庭成员变动所引起的土地余缺问题在户内自己解决。
为了促进上述方案的顺利实施,有必要适时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启动相关法律修订。
(1)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以确定“集体成员”为突破口,解决集体土地资源和经营性资产量化的成员边界问题。可以借鉴各地的条例和办法,以国务院的名义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主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经济类型,成员资格的界定、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的相关制度安排。
(2)加快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要与物权法一致,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概念具体化;明确界定农地所有者、承包经营者、经营者各自的责权利。修改现有法律中涉及农民对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收益成员权的相关条款,使得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新增成员不能通过国家法律规定来实现其经济利益诉求。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区分开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第八条第2段话“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改为“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3)建立由政府主导、面向失地少地农民的土地保障制度。完善对农村土地整理开发形成的新增土地、未发包地、预留机动地等的管理政策,将土地整理开发形成的新增土地、未发包的可利用土地、预留的机动地、交回和收回的承包地等优先安排给新增人口和失地少地的农民,建立有政府主导而不是由农民集体内部决策主导的新增人口、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保障制度。
(4)农村社会保障向失地少地农户倾斜。对于个别却因确地、少地导致生活困难的个体,将其优先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烦人覆盖范围。伴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无地农民的收益分红。
2. 赋予农民承包权更完整的权能
(1)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抵押、担保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201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但现行法律对承包地的抵押和担保有严格限制。《担保法》第34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以及《物权法》第184条都规定,只有通过家庭承包以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抵押,而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建议在总结地方实践探索尤其是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赋予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为完善土地经营权权能提高法律依据,同时对《担保法》、《物权法》中有关禁止性条款进行修改,使三部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
(2)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规定,通过非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但没有做出家庭承包经营土地也可以入股的规定。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部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当前入股形式的土地流转严格限定在承包土地的农户之间。应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权。
(3)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导致的人地分离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越来越多的农民举家进城务工,很多地方正在试点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探索,在自愿的基础上,将承包的土地、草地、林地全部或部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有偿退出。《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城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该条款要求收回承包地的规定,既有失公允,同时,在执行中也由于涉及户籍登记等问题而难以操作。建议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对于农民进城后的承包地处置,无论是全家进入小城镇还是迁入大城市,应允许、鼓励进城农户在一定期限内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出,但不再强制收回。
3. 修改国家征地补偿标准和办法
(1)按照“占谁补谁”的原则来分配征地补偿费。以往一些村组在发生土地征收、征用时,惯用的方式是政府把征收、征用的补偿费拨给村集体,集体再在内部按户进行分配。同时,村集体给这些被征占土地的农户分配相等数额的机动地;如果村集体没有预留机动地,村组内部的其他农户就从自己的承包地中调出一部分给被征占土地的农户。实行“长久不变”后,应按照“占谁补谁”的原则来分配征地补偿费。
(2)修订征地补偿费的确定办法。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村土地补偿费标准,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确定的,即最高土地补偿标准依据30年的土地承包收益而设定。实行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后,应变按30年补偿为按70年补偿。
摘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应同时包括土地家庭经营形式长久不变、合同期限内农户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更加完整三个方面的内容。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主要面临着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成员权意识、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策规定缺失、法律滞后及法律规定之间的不一致等方面的挑战。相关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以二轮承包到期后继续延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内实行以户为单位,“生不增、死不减”。与此相关的支撑性政策设计和法律法规修订包括,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主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经济类型,成员资格的界定、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员的进入和退出的相关制度安排;围绕农民承包地用益物权的性质,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其他法律的修订工作;建立由政府主导、面向失地少地农民的土地保障制度;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向失地少地农户倾斜。第二,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更完整的权能。主要包括,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权;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第三,修改国家征地补偿标准和办法。按照“占谁补谁”的原则来分配征地补偿费。实行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后,应变按30年补偿为按70年补偿。
内涵建议 篇5
(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概念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被提到, 所谓的“新型”, 是相对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 是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具有相对较大的经营规模、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力, 劳动生产, 资源利用和土地产出率较高, 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标的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
专业大户是指专门从事农业中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生产, 主要包括家庭副业自营户和承包经营户, 其经营领域较为集中、生产规模较大。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单位, 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的目标, 从事适度规模、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并销售品牌农业产品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互助经营为特征、社会化服务为内容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其发展经历了由技术协会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转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指企业通过订单合同等方式将农户与市场想联系起来, 实行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是指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环节为农业生产提供市场化, 专业化服务的经济组织。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 已经成为解决农户分散经营困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
主要特征包括:一是适度的规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高于传统的农业家庭经营规模, 无论是专业大户还是家庭农场, 其经营规模都高于一般的农户, 并且能够实现对自身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取得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二是集约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相比, 具有优良的物质装备, 比较高的生产技术, 具有现代的管理意识, 对资源要素进行集约利用, 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的利用率都很高;三是专业化生产, 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能够实现对自身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投入要素的使用率;四是市场化程度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按照市场的需求安排农业生产活动, 能够实现和市场有效地衔接, 商品率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的农户。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及问题
(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
随着外出务工数量的增加, 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以及政策上的调整和支持, 使得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持续上升, 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和农业产业化的经营。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兴未艾, 农村出现了大批的专业大户。由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大量的养殖散户退出,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快速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 土地股份合作、联合社、资金互助合作、加工等多种合作社形式, 成为组织农户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对接龙头企业、开展市场营销的有效方式。
龙头企业不断壮大, 实力不断增强, 国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流通、建基地、强产业、培育合作经济组织、坚持把培育龙头企业群体作为促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
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产前农资生产、购销企业和产后农产品运销企业开始大举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领域, 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 一大批的农户提供农资和产品购销等服务的组织迅速地发展起来。
(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当前中国的农业正处在转型的阶段, 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产品市场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加快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持续向外转移, 农业生产出现“兼业化、粗放化、副业化”趋势,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上看, 一是规模化程度不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小, 实力不强, 大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也小, 有70%的专业大户的种植规模不足6.7公顷;农业龙头企业年销量收入小于1亿元的比例超过90%。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数量、产品种类也存在着规模偏小的问题。农业效益偏低, 导致农业经营粗放、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很难获得必要的利润激励。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专业合作社的运行不规范, 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大多数专业合作社没有落实民主管理制度, 产权不明晰, 财会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监管。相当比例的龙头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还不紧密, 与基地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享, 风险公担”的合作机制。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近几年,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 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虽然服务体系的数量较多, 但是服务能力弱, 服务市场发育不足, 没有形成合理的服务布局。农业服务机构管理机体制混乱, 机构职能不清, 机构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 双重职能交叉混乱。同时, 农业服务形不成合力, 各个服务组织间各自为政, 难以发挥整体效能。四是经营人才缺乏和思想认识不到位。目前农村的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仅仅为1.6%, 而受过中等及上的农村职业教育比例不足4%, 生产经营的人才严重的匮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年龄结构普遍“高龄化”, 这就使得对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的接受能力差, 而那些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年纪轻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 基层服务的技术人员数量也不高。加之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工作条件环境艰苦、待遇低, 很难留住高素质人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还没有明显的作用, 导致政府部门没有将其摆在应有的位置, 宣传、指导、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不够, 而基层干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识还有偏差, 没有形成完善的相关部门的配合机制。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的几点建议
伴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推进, 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 保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
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 并非要取缔家庭经营的根本地位。农户既是土地转出的主体, 也是土地转入的主体, 应当始终保持农户家庭生产的经营的基本地位。虽然农户在家庭经营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在推进家庭经营规模化的过程中, 应该与城镇化、工业化同步, 要考虑到城市和工业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达到家庭规模经营的最佳规模。
(二)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加强土地流转服务
为了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一是要明晰农民土地权益。明确承包的财产权, 鼓励农民转出土地, 避免农业经营过度兼业化和副业化。二是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明确土地流转的政策, 依据土地管理制度, 遏制耕地流转的“非农化”。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稳定土地流转关系, 鼓励转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转出的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 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 积极稳妥的发展规模经营
专业大户、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较快的发展, 使得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部分的农村地区土地撂荒情况突出, 土地流转意识强烈, 客观上提供发展规模经营的条件和可能。推进规模经营, 重点要把握的一是规模经营的方式, 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要立足与中国的特色规模经营道路。当前的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有农户承包的“互换并地”、社会化服务体系下的农户横向联合、农户间承包地的流转、土地股份合作等;二是规模经营的推进应是逐步的、稳妥的、是要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基础上的, 没有产业对就业的支撑和城市对人口的容纳, 快速推进规模经营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三是规模经营还存在“度”的问题, 规模经营要适度地扩大。
(四)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发挥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服务功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壮大, 要有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直接影响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一是要培育多种类型的服务主体, 把农机服务队、农技服务公司、资金互合作社等组织纳入政策支持的范围。二是拓宽服务领域, 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块, 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等服务。三是要强化服务意识。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加强人才建设
发展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需要有知识、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通过创业培训、市场引导、金融支持和其他措施, 努力培养农业生产的带头人;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 提高农业人才补贴标准。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大学生, 尤其是农业专业人才到基层建设中来。
摘要：农业经营主体的状况决定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承包农户的基础上, 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 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重大而紧迫任务。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要保证家庭经营的基本地位,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加强土地流转服务, 发展规模经营以及发挥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服务功效。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问题,障碍
参考文献
[1]宋宏远, 赵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进经营体制创新[J].团结, 2013, (1) .
[2]建颖颖, 顾宝根.关于金山区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建议[J].上海农业科技, 2013, (3) .
[3]王兆林.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N].广西日报, 2013-04-16.
内涵建议 篇6
一、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内涵
笔者认为,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是指以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为目的, 通过政府政策规划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 形成的由农业科技投入、创新农业企业培育、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产业园区载体建设和农业科技人才培育等子系统组成的有机系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涵义:
第一,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一个高效的、开放的科技支撑体系必须是创新主体功能定位准确, 相互关系协调, 运行机制完善, 从而促进知识、技术、人员、资金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系统。
第二,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目标。农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 并将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因此,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最根本目的是要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创新, 突破关键技术, 才能突破环境与资源的制约,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 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主体。农业科技支撑体系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 相应地每个子系统的主体有所区别。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是共生技术和关键性技术的主体;农业企业是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农业科技中介机构是技术服务的主体;政府是农业科技环境创造和农业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
二、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相关理论
1.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系统地分析了科技在物质生产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关系中的重大作用, 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我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温家宝总理指出,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 根本是靠科技。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构建科技支撑体系对一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以及农业科技支撑体系中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2.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概念包括开发新产品或改良原产品、引进新技术或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采用新原料或控制原材料的一种新供应来源、采用新的产业组织五个方面。
熊彼特不仅注意到技术创新, 还注意到了制度创新。在他看来, 某种资源或技术方法的存在固然重要, 但采取一定的制度形式或组织行为来实现新的组合更为重要, 这主要取决于某种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 它通常是非连续性的变化过程。所以在熊彼特那里, 制度创新不仅非常重要, 而且技术创新也往往通过制度创新 (形成新企业组织) 来实现。
熊彼特还强调了创新主体——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股东或技术发明者, 他们是能有效运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把要素组合起来实行创新的特殊人才。而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精髓。在后来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 熊彼特则转向研究大企业在创新中的巨大作用, 大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有力的发动机, 尤其是已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张最有力的发动机”。有了创新主体, 但创新并不一定就产生, 还需要满足一些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于确立农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企业家精神、完善农业创新环境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而这些都是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重点。
3.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罗默、卢卡斯等立足于舒尔茨等人创立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将人力资本因素系统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的观点为:技术进步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增长的结果, 它能通过外部效应使物质资本及其他因素发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卢卡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引进人力资本, 促进国家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 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是, 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只是过渡性措施, 一个国家或区域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 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来提升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因此, 要提升一国的农业竞争力,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实现。
4.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弗里曼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 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 强调了网络特性和相互影响。同时, 他认为“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 为此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以此来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 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就农业发展而言, 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农业科技创新政策和创造宽松的环境, 激励创新主体进行创新。
三、建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
1.建立农业科技投入体系
农业科技投入体系是农业科技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基础。作为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保障, 农业科研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科研水平的高低。
在投入方式上, 除对农业采用直接拨款外, 政府部门还应将贷款贴息、财政补贴、创业投资基金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方式灵活运用, 有效发挥政府投入的放大效应。同时, 根据研究开发项目的特点, 来确定不同的财政资助方式, 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在投入领域方面, 农业科技资金应重点投入应用研究中的共性技术研究、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创新环境建设、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公共性特点的科技领域, 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此外, 政府应加强农业科技资金监管, 使资金发挥更大效益。具体而言, 应建立和完善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预算管理, 提高对科技经费投入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公正性;大力发展和完善有关农业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方法和规范的公共选择程序;完善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强化科技投入成果的资源共享。
2.建立农业创新企业培育体系
高校、科研院所应联合企业开展技术研究、技术标准制定、市场信息调研以及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并积极提供科技中介服务。同时, 可通过组建联合实验室或开展合作研究计划的方式与农业企业建立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政府应积极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 鼓励产学研之间人员与信息的相互流动;在科技投入方面, 鼓励由有实力的农业企业牵头, 联合科研机构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对联合组建的重点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等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从而降低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3.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1) 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①继续加大对各种政策性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力度, 搭建技术孵化、转移、交易平台, 促进农业科技资源的整合, 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使得各类中介服务机构都有明确的职责和定位, 形成较好的发展环境。③鼓励创办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 支持引进国内外著名的科技服务机构, 重点培育一批技术转移、科技成果交易、技术评估、风险投资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2) 注重开展高校、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的合作研究。
为了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能够更好地适应农业企业发展的需要, 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 政府应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加强合作。一方面, 加大对产学研共同参与联合研究与开发计划的科技投入, 对一些重大的科技项目, 规定必须产学研合作才能申请基金资助;另一方面, 通过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 明确产学研联盟的目标, 指导产学研联盟的建立。
(3) 加快发展风险投资市场。
据统计, 美国有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过风险投资的帮助, 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规模约600亿美元, 每年为1万项以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2]美国硅谷的成功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领先的风险投资市场。
4.建设农业产业园区
(1) 发展高科技产业园区, 促进农业产业园区产业升级。
①严格要求入园企业是创新型企业, 入园的项目属于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同时, 加强产业内的关联度, 加大产业间的协作力度, 以关联项目形成产业链, 以产业链优化提升产业园区, 以产业园区构建产业集群。②结合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情况, 科学规划, 使得不同层级的农业产业园区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转移, 有利于各地区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③引进知名企业, 带动更多企业入驻园区。围绕龙头企业, 形成优势农业产业集群。
(2) 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各地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科技资源方面存在差异, 发展农业的重点领域也有所不同。因此, 各地应该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形成园区的主导产业。另外, 在相同的农业产业领域, 各产业园区要根据自有优势, 有重点地发展产业链。
(3) 优化园区环境, 营造创新氛围。
①健全园区发展激励机制, 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 提高政务办事效率, 重点解决企业用地、融资、信息等难点问题。政府机关、宣传和执法等部门, 都要以发展为己任, 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为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②建立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 推进孵化体系建设, 为孵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③加强科技信息共享、科技决策咨询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加强园区生活配套设施建设, 营造共享、宜居的园区环境。
5.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体系
(1)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科技人才倾向于在经济发展较好地区流动, 要吸引高层次人才, 一方面要创新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综合运用分配杠杆、社会荣誉等方式留住人才, 切实解决科技人才在社会保险、住房、户口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要建设一批科研条件好的研究院所、重点实验室等, 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的参与。
(2) 消除人才流动障碍, 完善人才流动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实施农业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工程, 推动专业人才向重点领域和产业集聚。鼓励农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搭建产学研人才交流平台, 促进人才流动。
参考文献
(1) 庞辉.美国公共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 2012,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