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精选12篇）

社会改革 篇1

一.无锡市深化社会改革的背景

“十二五”时期 (2011年至2015年) , 是无锡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也是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攻坚时期。在已经过去的“十一五”期间, 无锡市改革工作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分别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等一系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阶段性成效和突破性进展, 保持了在全国、全省领先, 取得了“中国改革优秀城市”等各项荣誉。五年来的改革成果丰硕、成效显著, 为“十二五”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 主要是:部分干部群众对持续推进改革的认识还不到位, 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新要求存在差距;一些积累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到位, 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需着力提升;行业组织发育还不够健全,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社会管理体制亟待加强, 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备;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还需加大力度, 二元体制结构尚待更大突破等, 迫切需要按照建立完善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社会改革, 着力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新体制。

在面临挑战的同时, 无锡市也存在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无锡的社会改革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一些领域处于全国、全省的前列, 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 同时无锡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都为无锡加快社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 对我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在全球的定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加快社会改革已成为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 区域社会结构、城市功能、居民生活方式将出现深刻变化。受国内外及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影响, 无锡总体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动力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加快推进改善民生和保障经济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和谐社会势在必行。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 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进一步发展, 人民群众对于政府职能转换,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更为迫切, 建立保障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强烈, 改革面临着全新的环境, 已进入全面攻坚的关键时期。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主动适应环境变化, 有效化解多种矛盾,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用创新的思路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着力深化推进社会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

二.无锡市深化社会改革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 无锡市的社会改革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改革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 创新改革推进机制,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全面深化社会改革, 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更大突破, 推动改革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转变, 为推动无锡市的率先发展、建设和谐无锡提供体制保障和强大动力。

按照中央关于加快社会改革的总体要求, 无锡市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创新思路, 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改革, 力求取得阶段性成效和突破性进展。到2015年, 初步建成职责明确、运转协调、服务高效、行为规范、廉洁自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事业运行机制, 实现城乡基本接轨、产业相互融合、社会协调发展、差距明显缩小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保障科学发展、率先发展、转型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攻坚的绩效居于全省全国前列。

三.无锡市推进社会改革的抓手

(一) 深化社会改革, 首先必须按照建设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

型政府的要求,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推进依法行政,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具体内容包括:

1. 推进行政机构改革。

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优化机构设置, 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和办事机构, 进一步减少管理层次, 推进行政体制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机分开,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探索开展减少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工作, 整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行政管理资源, 缩短管理链, 推动基层社区自治。优化行政区划, 推进镇村撤并和镇改街道、村改社区工作, 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化管理。深化乡镇 (街道) 机构改革, 进一步压缩行政编制, 精简机构, 提高效率。

2.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以及管办分离等体制改革, 理顺政府职能分工, 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收费项目,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结合事业单位深化改革, 取消“养人收费”项目。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理清市与市 (县) 区政府职能分工, 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 下放市 (县) 区政府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赋予经济发达试点镇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扩大中心城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3. 推进政务公开。

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建设全市统一的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的平台, 推进跨部门信息系统的建设、优化和共享, 健全行政权力全社会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各项配套制度, 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严格管理, 严格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稳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化, 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府采购、审计整改等领域的信息。加快地方立法, 保证公共政策和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类信息的公开。推进依法行政, 深化行政绩效改革, 建立分类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和公众利用媒体与网络等多种渠道参与对政府的绩效评估和监督, 评估和监督的结果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反馈与公开。

4. 推进行业组织改革。

加强行业组织体系建设, 完善行业组织长效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社会管理功能和资源配置作用。清理和整合现有行业组织, 进一步提升行业组织的规模和质量。加快培育发展各类新兴行业组织, 建立全市统一的行业组织信息平台, 规范行业组织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市级层面的政府和部门向行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年度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 并纳入部门年度财政预算, 促进行业组织健康发展。

5. 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制定科学完善的民主程序, 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全面实施基层干部的公推直选制度,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产生办法和人员结构, 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 鼓励并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6.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领导班子配备规范化改革,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决策机制, 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力度, 推进公务员交流轮岗常态化。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干部日常管理制度, 加大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力度,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完善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 实行公务员收入和财产公开试点, 接受公众监督。积极探索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对新进人员实行聘任制试点。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 构建不同类别公务员各自独立的职业发展通道和薪酬体系, 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管理制度。畅通“上下进出”渠道, 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

(二) 推进社会改革, 必须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 推进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 着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和谐无锡。具体内容包括:

1. 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合理调整和改革现行城管模式, 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更加高效科学的城市管理新机制。理顺管理体制, 科学界定和划分市、区、街道和社区的管理职责, 强化区级属地管理责任, 合理下移城市管理重心, 在人、财、物投入上进一步向街道 (镇) 倾斜, 保障街道 (镇) 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城市管理的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 构筑资源共享的城市管理信息网络, 创建城区全覆盖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实现城市长效管理信息化、网格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行资源整合, 把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转化为政务信息平台、社会管理平台、社区服务平台等高度集成的综合系统。

2. 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管理重心向社区下移, 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强化社区基层组织在人口管理、促进就业、社会事务、维护治安、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社区组织体系, 加强城乡社区平台建设, 实现城乡社区扁平化管理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服务, 加快形成政府公共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市场提供便民利民服务相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标准化, 实现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社区 (村) 综合治理和居 (村) 民自治, 合理规划布局农村新型社区, 健全农村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机制。

3. 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人口管理体制和人口社区化、社会化服务管理体系, 进一步优化人口分布。创新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充分发挥居住证制度在调节人口增长、改善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逐步与户籍制度脱钩,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向新市民转化, 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同城待遇。

4.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和互联网服务管理

机制, 完善参与型、自治型社会治理结构, 逐步建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加强社会管理机构、体系、能力建设, 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 推动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合作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降低登记门槛, 构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5. 创新公共安全机制。

加大公共安全投入, 健全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不断提高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完善利益诉求协调机制, 整合各方面力量, 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 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提高突发事件预警、应急和保障能力, 整合应急力量和社会资源, 完善联动机制, 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相结合的应急保障体系, 建设平安无锡。

(三) 深入社会改革, 还必须适应社会转型要求, 完善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体制, 深化社会事业管理机制改革,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断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具体内容包括:

1. 深化“管办分离”改革。

按照社会事业发展需求, 科学设置社会事业管理机构, 深化社会事业“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改革, 探索建立政府出资人制度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从“政府管、机构办”逐步过渡到“政府管、单位办”。完善事业单位绩效评估体系, 创新财政供给方式, 扩大社会事业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 变“养人”为“养事”, 实现提供主体和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作用, 调动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领域, 对适合放开的领域实行社会化投资、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 多层次、多渠道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鼓励并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领域, 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实现经营市场化、投资多元化, 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

2. 深化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深化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投入机制, 解决幼儿园入学难、入学贵的问题。实施义务教育优质资源配置均等化改革, 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改革中考制度, 积极实施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 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设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兴办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完善文化市场管理体系, 改进文化生产方式, 提升文化传播能力, 做强做大文化市场竞争主体, 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充分集聚优势文化资源, 激发文化发展整体活力。全面推进体育事业和产业体制机制创新, 深化体育场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行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 提高“自我造血”和“自我完善”功能, 发挥体育产业的集群优势, 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不断提升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坚持“分类定位、分开管理、分别改革”的原则,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探索建立经营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制。创新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推广理事会制度的行业和领域, 努力构建以理事会为主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整合、收入分配等改革, 全面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 实现事业单位人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 行政任用关系向聘用关系的转变。全面推行由社会组织对事业单位进行公共服务绩效“公众满意度”调查, 实现事业单位人员管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 从行政任用关系向聘用关系的转变。

(四) 城乡一体化是无锡市在十二五期间深化社会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 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综合改革, 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积极营造有利于发展新产业、壮大新组织、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具体内容有:

1. 实施城乡规划一体化。

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城乡统筹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各区域发展规划、各乡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性详规, 形成城镇总规、详规到专项规划层次分明的城乡规划体系, 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按现代化要求, 精心编制城乡一体化的各类规划, 使城乡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土地规划有机衔接, 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

2. 创新城乡土地管理体制机制。

完成农村土地和农民住宅确权登记发证, 健全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将非农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等统一纳入土地市场建设, 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农民共享的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合理分配机制。深入推进“两置换一转化”改革, 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建立符合农民意愿的承包地流转制度, 允许和鼓励农民按照自愿有偿原则, 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深化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 逐步实现农民住房商品化。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多种土地流转方式, 推进集体经营性土地的市场化流转, 给农民私有和集体所有的房产颁发房地产证, 允许上市交易和抵押。

3. 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的组织体系, 鼓励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 推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现代农业保障体系, 加快构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新型金融机构, 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服务, 探索农村住房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4. 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切实按照合作制的基本要求, 逐步规范章程, 健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管理运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加强民主管理, 规范操作行为。建立完善“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制度, 完善“二次分配”。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土地股份合作要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 合理确定承包期限, 保证农民收益稳定增长。规范内部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逐步建立完善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年度预决算、收益分配、社务公开、经营责任考核等制度。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推出有突破性和激励性的扶持措施, 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产业优势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带动农民增收显著、运行规范的专业合作示范社。

5. 创新推进城乡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并轨的体制机制。

完善覆盖城乡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规范职业中介行为, 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 统一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同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扶持政策。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促进城乡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实现应保尽保,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构建以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为主体, 各项医疗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 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合作, 不断完善养老、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和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办法。完善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 以养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城乡社区 (村) 全覆盖。完善城乡低保制度, 落实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注重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的有效衔接, 进一步完善规范高效、覆盖城乡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

6. 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把城郊被征地农民和城中村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有序转为城镇居民, 将进城就业农民统一纳入城市社会管理, 促进住房租购、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统一户籍管理制度, 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并落户后, 按照选举法、村 (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利。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 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四.结语

保证无锡市的社会改革顺利推进, 必须要围绕改革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改革推进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有序推进机制, 兼顾各方, 统筹规划, 突出攻坚, 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完成。要加强改革总体规划和项目设计, 仔细研究新时期社会改革的特点和制度变迁的规律, 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确定社会改革的优先次序和重点任务, 提升改革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不同的阶段, 要紧紧围绕大局, 科学设计切实可行的改革项目, 明确阶段性改革目标。要将改革工作列入重点工作序列, 从上而下推进改革, 加大对改革工作经费保障和金融支持力度, 保障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结合社会改革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加强对重大改革项目进行预审, 妥善考虑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科学评价改革效果。完善跟踪督查及考核评价机制, 强化动态跟踪督查, 将改革工作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进行专项督查。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 探索建立分类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政府要切实发挥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作用, 主动公开考核过程,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提升群众对改革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最后, 必须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关心、参与和支持社会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制订重大改革方案时, 认真听取、充分吸收社会各方和群众意见, 把征求意见的过程变成凝聚智慧、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要结合阶段性重点工作, 采取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经验和成效, 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营造全社会参与改革攻坚的浓厚氛围。我们相信, 在“十二五”期间, 无锡的社会改革必然有一个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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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篇2

在上述两个实例中我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分析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怎么一步步改善中国人民生活。

首先我想先来看看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 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旧体制阻碍生产力的生产力发展，造成人民贫困，国家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邓小平在《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中说到“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式不成功的”。

改革是必要的，那么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到底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问题。让我来寻找下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改革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等各种具体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大家从大锅饭的时代转变了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时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土地上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这为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发展，开辟出了从未有过的一条道路。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改革的方向慢慢的转向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1992年党的第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20世纪末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制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全面展开。

个税改革如何体现社会公平 篇3

【关键词】个税改革;起征点;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083-01

1 我国个税起征点改革之路

我国于1980年9月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把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决定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正式获得通过: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个税起征点将从现在的1600元/月上调至2000元/月。这意味着,在新的修正法草案实施后,个人每月工资、薪金所得,将以每月收入额减除2000元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个人所得税因关乎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一直备受关注。由于近年物价迅猛上涨,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在承受着严峻考验,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人群中工薪阶层又占绝对数量,因此,我国政府不得不为工薪阶层着想,逐步调整个税起征点,以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此次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是自1980年以来的第二次调整。上一次个税起征点由800元提高至1600元用了26年,这一次仅用了两年,应该说,个税起征点调整步伐的加快显示了政府更加关注民生的政策取向。

2 现行个税起征点政策之惑

对于此次个税起征点的上调,舆论界普遍认为此举有助于促进个税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此次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与民意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目前的个税征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是否合适。由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所谓的南北差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差异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将全国的平均水平作为征税的指标显然有失公平。鉴于目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状,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在贵州可能是合理的,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可能就变成了“人头税”,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在一次民意调查中显示,82.5%的公众反对个税起征点“一刀切”。而业内专家也建议,中央可否允许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做适当调整,从而形成适当多元化的个税起征体系。

其次,个税起征点是个动态概念,消费指数在变,CPI在变,起征点不可能一成不变。要靠立法手段把起征点强制固定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起征点要经常上调,但法律却不能经常“修正”。

再次,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还十分薄弱的转型国家里,家庭事实上部分分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而我们的个税制度却全然不顾家庭,只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建规立制,这势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危害。在2007年的两会上,广东省政协委员陈开枝就曾举例说:两对夫妇,总收入都是3000元,一对夫妇,妻子失业,丈夫月收入3000元,其中1400元要按比例缴个税;而另一对夫妇各收入1500元,则不需要缴税。同样收入,同样家庭,缴税数额却不相同。这合理吗?

3 如何优化我国个税改革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个税改革的力度与方向,个税起征点的合理性也对推动个税改革、体现社会公平有着重要影响。但对个税起征点标准的设定有其政策性的困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公平,是指从制度安排上要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保证避免让社会中的所谓弱势群体沦入最悲惨的境地。如何更好的体现社会公平?则需要全面的个税改革,这意味着我国个税改革还需不断优化。

目前国际上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所得税制,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个税;而另外一种即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所得税制,合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而成的个税制度。

基于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外国经验,笔者认为个税改革应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提高个税起征点虽然是好事,但也只能说是权宜之计。调整个税起征点不如尽快施行个税征收指数化,将个税起征点与收入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挂钩,按照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使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实行不同年度浮动的个税起征点制度,从而保护低收入者利益,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困难群体的负担,实现税负公平。

然而,单纯依靠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外,还需要从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制度、征税范围、税率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办法,建立多税种相互配合的收入调控体系,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征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

因此,个税改革的优化不能仅从个税起征点上下功夫,还应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突破个税改革的瓶颈,推动社会公平。另外,在任何社会,税制是一个大问题,它首先是政治和法律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这更要求从更广的视角来审视个税改革。个税改革的优化调整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只有将各方面充分予以考虑,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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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金艳.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的思考[J] .辽宁经济,2008,(11).

论王莽改制与社会改革 篇4

关键词：王莽改制,儒家,改革,社会主义

0 引言

王莽当政前, 中国正处在西汉王朝末期, 随着帝国的日趋衰落, 社会矛盾开始尖锐。以外戚为代表的权贵阶层长期把持着朝政, 并与豪强地主以及大商人相互勾结, 兼并土地, 掠夺财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 生活贫困,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两极分化严重。另一方面, 豪强地主和商人又代表着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对于以外戚为代表的权力集团的压榨和剥削十分不满, 要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整个社会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广大人民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来革除积弊, 解决社会突出矛盾, 解放生产力, 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

王莽改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顺应而生的产物, 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统治者针对社会各种突出矛盾进行的全方位变革。但是王莽改制却因种种弊端而导致失败, 其政权也被农民起义推翻。

王莽改制的失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其失败的原因, 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起到借鉴的作用。

1 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改制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就像封建时代的很多其他改革一样, 改制也以失败而告终。回顾改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过程, 其失败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 红色政权的存在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 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中国红色政权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的时期对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总结, 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就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我们对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也可以借助这一方法, 就是对王莽改制存在的独特原因进行分析, 对其存在、发展和失败的历史规律进行总结。

1.1 改制的指导思想脱离社会现实矛盾

任何变革能否成功, 其领导阶级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至关重要。这存在着两个方面, 一是领导阶级是否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二是指导思想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首先考察第一个方面。王莽改制时期正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起步的发展时期, 由于受到生产力的制约, 社会思想还处在封建文明的开始阶段, 生产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要支撑社会人口的生存与发展, 客观上要求进行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土地兼并浪潮不断发生的一个客观原因。封建地主阶级是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王莽本人是外戚, 属于封建贵族, 而支持王莽上台的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们。原本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地主阶级具有一定的利益一致性, 但王莽集团对于地主阶级的不信任以及操之过急的土地改革方案使得最终没能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

对于第二个方面, 因为王莽集团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封建士大夫, 他们缺乏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提出改制蓝图的可能, 在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自然地选择了儒家理想这一现成的但缺乏社会实践证明的指导思想。在随后的改制过程中, 王莽集团缺乏对改制艰巨性的深刻认识, 一碰到困难要么就是拘泥于教条, 要么就是想当然的随意改变, 其政策的不断反复妥协就是证明。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 王莽集团照搬儒家社会理想, 未能将其时代化, 必然无法适应社会现实, 无法提供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办法, 导致整个统治集团无所适从, 劳民伤财, 最终崩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王莽孝敬尊长, 友爱兄弟, 善待士人, 思想高远, 其改制举措具有理想主义的特性。在当时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情况下, 他能大胆地提出并推动改革, 这确实值得肯定。只可惜王莽集团的阶级局限性制约了其改制的成功, 他无法从前人那里找到一套适合的改制理论方法, 也无法通过本阶级的社会实践去寻求答案。这也是为什么两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所有的改革都无法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 唯一可能取得的成功只能是局部的矛盾缓解, 中国封建社会的前进路线是发展—破坏—再发展—再破坏, 社会的进步在两千年的时间长廊里显得极为缓慢。

1.2 生产关系变革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

单王莽对土地国有政策是认真推行的。土地是国家的, 国家依法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这与近代中国的土地改革也有相似之处, 怎么不好呢, 怎么会不成功呢?改革受到土地占有者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强烈反对, 这是可以预见的, 可惜的是, 改革的受益者农民也起来反对, 王莽政权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倒塌了。

中国近代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采取的是一种“逐渐过渡并尝试错误”的方法, 具有灵活和循序渐进的特点。王莽改制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王莽改制时,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几百年。王莽的改制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回到原始社会。自从封建土地私有制后, 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 地主拥有大量土地, 农民不再是奴隶, 而是租用地主土地。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 封建土地私有制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荒地得到开垦, 人口快速增加, 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强大的封建制国家的形成,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提高了人民对抗自然和外族侵略的能力, 在当时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王莽将土地关系改回井田制, 限制了土地的流转, 而农民受剥削的性质没有改变, 仅仅是将剥削的主人由地主到皇帝变成了直接面对皇帝。封建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结构—地主阶级遭到打压, 失去土地, 社会生产秩序和社会化生产模式遭到破坏, 荒地无法得到开垦, 土地使用效率降低, 国力衰退。

经济改革也是一样, 王莽以皇权至上为思想指导, 不顾甚至不懂经济规律强行推进币改, 在货币理论上奉行主观历史唯心主义, 按照《周礼》自搞一套, 以为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就可以无所不能, 结果弄得市场混乱、经济崩溃。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 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论是超前还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都将归于失败。王莽的改制就是脱离了社会的现实要求, 一味地拘泥古制, 想当然的制定政策, 失败后不能及时总结经验, 立场摇摆不定, 失去了各阶级的支持, 最终失败。

1.3 改制的不彻底性

王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不可避免。王莽领导集团是由官僚贵族、地主和士大夫组成的, 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系统的腐败问题, 无疑是拿起武器革自己的命。

从王莽上台开始, 就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所有的改制均是出自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对改制的不当之处, 不知道在实践中改良, 反而一意孤行, “及坐卖买田宅、奴婢, 铸钱, 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等到反对声变大, 局面无法收拾了, 又慌忙全面废除新政, 导致民众无所适从, 对改制失去信心, 改制彻底失败。

土地政策上, 王莽推行的井田制, 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危机起到了有利效果, 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 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王莽政策的推行还是得依靠官僚集团, 导致“推行改制没有清明的吏治和必要的专业人才相配合”, 在实际执行效果上大打折扣, 豪强地主多方抵制, 大量土地没有上交, 国家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始建国四年 (公元12年) , 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 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王莽出台政策禁止买卖奴婢, 但又不给奴婢改变身份, 无法获得民众支持。官僚地主们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 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 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王莽只得让步, 于是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经济政策上, 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 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 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阻遏商人对农民的盘剥, 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 平抑物价。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 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 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 价却越来越高, 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是时, 百姓便安汉五铢钱, 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 又数变改不信, 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 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 言大钱当罢者, 比非井田制, 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 食货俱废, 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2 王莽改制失败对当今社会改革的借鉴

王莽改制失败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1) 改革执行者是否能始终与改革的目标保持一致, 这是改革能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前提。 (2) 改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 这是改革能否产生好的效果的根本。 (3) 改革的结果能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这是改革能否得到拥护的保证。

2.1 改革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

王莽改制的最大失败就是复古, 他遵循上古的《周礼》, 带着美好的愿望建设心目中的理想国。王莽颁布的王田制体现了儒家均平的社会理想。但是《周礼》的一套制度在后世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 王莽直接照搬, 危险性可想而知。比如井田模式, 王莽按照《周礼》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 分配的额度也按照《周礼》来, 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结果导致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井田制来源于古代奴隶社会, 王莽按照该办法, 取消土地私有, 禁止土地买卖, 严重削弱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 结果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 包括农民的支持。

王莽的失败证明了一个道理, 改革要想成功, 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 这一理论必须经得起实践所检验, 同时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 并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是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其正确性已经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 我们应该更加坚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 将其作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指导。同时,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 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与活力, 始终能够正确地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向前进。

2.2 改革应坚持从实践出发

王莽改制从理论上有着先天的缺陷, 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又不能做到从实践出发,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而是抱着复古的理论不放, 一切想当然, 面对失败时没有勇气与智慧坚持改制的方向, 调整完善改制的办法, 直到最后败亡仍然执迷不悟, 发出“天生德于予, 汉兵其如予何!”的愚人感慨。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成功, 就是立足于科学实践观, 中国经历了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历史的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这条道路, 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 中国人民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是不是按照已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样发展就能成功呢?“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王莽选择《周礼》指导改制, 作为高高在上的庙堂之主, 缺乏正确的实践观, 坐在朝堂里拍脑袋制定政策, 对于社会在改制后发生的真实情况不调查不了解, 遵循了一条不合时宜的理论, 也没有创造性地调整与改变, 一切凭借主观想象, 导致最终失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最基本内容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 强调走自已的路, 不把书本当教条, 不照搬外国模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 改革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 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 改革的不彻底性是先天的顽疾, 归根到底还是改革者对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依靠力量无法正确坚持。王莽改制看起来是力图改变农民和奴婢的生产生活状况, 改善混乱的社会经济秩序, 但他没有依靠广大农民, 政策的制定上也处处维护地主官僚的利益, 依靠地主来改善农民的现状无疑于与虎谋皮。

王莽的很多政策都是因为执行不到位而夭折的, 这是改革者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王莽统治集团代表着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改制的目的也是为官僚地主阶层服务的, 在矛盾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 改制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也就不可能成功。改制的失败说明两点, 一是改革的领导核心必须与改革的目标相一致, 二是改革的目标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

这就要求我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站在公利的立场上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 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 “绝对不可文过饰非, 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 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 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从组成, 目标和宗旨, 都是以人民为根本依托, 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能够保证改革目标的正确性, 保证改革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 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改革也就能够顺利开展, 最终取得成功。

3 结论

王莽改制的失败, 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无论推动改革的政治力量有多么大, 初衷有多么好, 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 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实践观, 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改革的利益不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任何改革都不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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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篇5

题记：与发展经济相比，制度变革和文化重建同样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除了少数与公众利益对立的人，除了反人性的邪教一类的意识形态，所有人，不论出于什么阶层、什么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呼唤，呼唤具有现代合理性的健全社会。健全社会离不开健全的机制，健全的社会机制离不开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和健全的公民。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在不侵害别人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按自己的意愿和条件自由选择生活、选择事业;同时，尽到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公共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才有资格谈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有可能平衡自由与秩序(和谐、稳定)，才有可能期望文明与富裕，才有可能找回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了实现这一民族宏愿;需要国人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文化思想与启蒙教育层面、政府改造与政治提升层面，同时并进，各自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顾骏：以改革消除社会戾气 篇6

近年来，“暴戾”或“戾气”这个国人原本生疏的字眼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媒体的重要位置。论事由大小，既有欠薪不还，还雇佣黑社会残害讨薪农民工，也有公交车上长者为座位殴打中学生；论相互关系，既有亲人相残，同室投毒，也有为泄私愤，滥杀无辜；论行事风格，既有医院里打砸的，也有网络上喊杀的；论肇事者身份，既有公务员暴力执法，也有个人为“维权”而自焚，不一而足。一时之间，“温良恭俭让”不见痕迹，争强斗横却“蔚然成风”。戾气漫溢之下，不能说人人自危，至少令人心生疑惑：这股戾气从何而来？中国人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何以经济高速发展多年，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的当下，人文底线却一再被突破？中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要认识戾气事件何以多发，必先搞清楚其性质。在法学家看来，所有戾气事件都是对法律和法治的挑战，所以既是一个法律保护公民力度不足、也是一个法治强度不够的问题。在心理学家看来，个人超出正常行为边界，行事不讲道理，执意追求极端效果，是个人心理失控的表现。在经济学家看来，戾气漫溢是因为行恶能带来收益，社会存在“戾气资本化”的内在逻辑。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看来，善恶不分，道德不彰，人性之恶无所抑制才是原因。而在政治学家看来，贫富分化之后，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缺乏规制，才导致戾气四处漫溢，如此等等。各个学科都有各自对戾气事件性质和成因的看法，但在社会学看来，戾气事件的本质与成因首要的是社会与个人关系失衡，是社会失序导致了个人失控——戾气表现在个人身上，但其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

社会与个人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

第一，所有戾气事件都采取了“非制度性手段”，也就是放弃社会规定的正常手段，而力图“以个人方式解决个人问题”，不仅普通百姓随便采用打斗、凶杀、自焚甚至纵火等极端手段，就连一些本该知法守法的官员也放着法律途径不走，而雇佣不良之徒，使用黑社会手段，来实现行政目标。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最后只能导致暴力的不断升级。在任何社会中，冲突都是难免的，但一个正常的社会必有控制冲突的办法，其中制度化的公力救济能以最低成本帮助个人脱困，维护公共秩序。如今，国人舍公力救济，而取私力救济，说明个人对于制度性设置没有了信心，社会与个人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崩塌。

第二，自古以来，即便私力救济，也讲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个人内心总存在一个底线，或曰“对等待遇”原则。但在当下，许多戾气事件的当事人往往“追求无底线的杀伤效果”，不顾“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的常理，放任行为后果，为个人些许不利、不快，就可以杀人害命，甚至拿无辜者开刀。个人有报复心，本属于“人之常情”，但任何社会都有一套文化价值观，所谓“天理”即是为个人行为设置的底线，为的是使人在心智失常的当口尚能“良心发现”。但在雇人挑断要求索还欠薪的农民工脚筋的企业主、屠刀砍向幼儿的凶手、纵火公交车的肇事者那里，作为社会基本要求的文化约束已荡然无存，个人无所顾忌地宣泄最原始的报复快感。

第三，在一些如砍杀幼儿、公交车纵火等恶性程度极高的戾气事件中，当事人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其伤害范围已超出特定对象，而是不加选择地伤害无辜者，目的只是为了制造公众恐慌，扩大社会效果，施压于政府。如此行径具有鲜明的“反社会性质”，更加证明个人与社会关系失衡已经到了个人直接挑战社会的地步。

第四，除了部分完全丧失理性，被绝望所控制的施暴者外，许多戾气事件中分明存在着“理性人”，即借戾气事件牟利的个人、组织。无论在替工伤得不到赔偿的农民工追偿，还是在为患者争取最多医院补偿，或是在帮政府拦截上访者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个人或组织借“暴戾”而渔利的现象。“暴戾资本化”之后，越是手段暴戾，越是要价高昂，越是利润丰厚，而一旦戾气获得市场对价，就有了自己的“造血机制”，必定愈演愈烈。到这一步，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衡就开始进入“自我再生产”阶段，如不加以遏制，势必越走越远。

戾气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如果说戾气漫溢的原因在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失衡，那么其失衡的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厘清这一问题，还需回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迁的基本路径上来。

首先，改革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必定要求破除原有的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在不断摸索中寻找一条新路，“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中国30多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方略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摸着石头过河”是以创新探索的当下有效性为标准，只要行得通的就是合理的，其结果是旧体制打满了“补丁”，却没有自动转化为新体制，最后难免造成制度层面的“碎片化”效应。而且，“河里摸石头”久了，习惯成自然，容易让人忘了过河最好的办法还是架桥或建隧道。原有的制度性设置被废除或无疾而终，新的制度架构及其运作机制或迟迟建不起来，或因不完善建成之后难以运作，如此等等，是当下种种社会问题的共同原因。从“历史遗留问题”越积越多，上访制度漏洞百出却既难以健全、也无法废止，到官商不勾结难以成事、而勾结之后又坏事居多，再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改革以来民众总结的这些“普遍规律”，无不在提醒人们只有不顾及制度规定才能“获得成功”的现实。制度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自然激发各人竞相“以个人方式解决问题”，也鼓励了通过“暴戾化”来发财和“维权”的积极性，戾气事件也因此而高发。

其次，中国改革既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又采取了政府驱动的模式，两相结合造就了政府的“效率第一”偏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权力机构以维护公平为首要职责的原则。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但未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端平一碗水”，还为了提高GDP增速而直接介入市场，裁判员成为运动员，导致市场原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特性被过度强化。从不给合理补偿就让国有企业职工强制下岗、居民物业被强制拆迁，到农民工被欠薪得不到行政和司法机关出面维权，再到医保投入不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工薪阶层血汗收入被高房价榨取殆尽……政府相信“以目的证明手段的合理”，全力推动经济发展，造成全社会公权力缺位和公平正义缺失的状态，个人得不到公力救济，只能选择私力救济，无所约束的戾气因此漫溢开来。

再次，在行政主导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对政府和官员的约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以来，为了刺激地方政府和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放权让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释放了民间资本的空间，而是给了官员更大的“自由运作”空间。自上而下的约束放松了，自下而上的约束却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为设置的行政审批和自行其是的收费项目，让各级政府和不同部门迅速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公共利益部门化”之后，与民争利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在强大的公权力和肆意扩权的行政官员面前，不在同一条利益线上的个人大批沦为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在违规但不受制约的官员手中，公权力成为个人的直接对立面，个人在无力对抗公权力、更无法通过公力救济来维护自身权利的困境中铤而走险，做出极端行为，甚至直接挑战政府。于是，反社会的自焚、纵火、滥杀无辜便成为一部分失去理性者的终极手段。

与此同时，因为公共秩序的失范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始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试图以强力规范秩序。不考虑社会效应地发展经济和不加区分地强调稳定，二者结合后便催生出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各级政府什么手段都敢用，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确保经济发展大局不被破坏，什么条件都敢答应。GDP增速和稳定状态成为各级政府考核的两大核心目标，官员所有关心点都聚焦于“发展与稳定”之上，“花钱买太平”成为重要的维稳策略。然而，官员所重视的，恰恰就是民众的博弈筹码，“维稳”既然成了官员的软肋，必定也成为个别胆大妄为者的杀手锏，各种以制造不稳定为要挟的手段应运而生，从群访、医闹到纵火、滥杀无辜，目的或者是借官员平息事端的迫切心情，而肆意勒索“赎金”，或者借把事情搞大，掀起舆论波澜，向当事官员乃至中央政府施压或报复，戾气事件因此变得多发、复杂而且性质更趋严重。

最后，作为“隐形的公权力”，传统的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失去了效力和功能，甚至时常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对巨变后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及时加以合法化，从而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个人心生不满，并泄愤于他人或社会。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释放了民众改变自身处境的强大动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只有面向奋斗者和成功者、而没有针对失败者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是国企的主人”与改革开放后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牺牲三千万国企职工”之间没有任何衔接和过渡，从下岗失业、经营者持股、管理层收购到国企内部“三六九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差悬殊等等，这些都没有也无法得到现有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没有辩护就得不到认同，今日中国普遍的“仇富”、“仇官”由此而起，因为弱势者并不认可自己的弱势地位源自于自己的无能，相反持有强烈的被排斥、被欺骗、被剥夺之感，“社会不公不义”成为他们对自身失败的最好解释。由于失败者得不到社会怜悯，甚至得不到自己的原谅，寻找比自己更为失败的人作为心理上“自我救赎”的对象，让弱势者举起屠刀刺向更弱的弱者。从强势者到弱势者到更弱势者，再通过反社会行为折返到强势者，一条自我强化并循环往复的戾气之链便由此生成并持续生长，暴戾事件因此层出不穷。

以新一轮改革走出戾气漫溢，构建社会和谐

戾气事件频发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完全避免的成本，但这不等于说，如此成本尤其是成本如此之高就是可以无视的。如果说某些成本已是既成事实，历史无法从头来过，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望戾气进一步积累，暴戾事件不至于更频繁、更严重、更恶化，唯一的出路只有加快改革，尤其是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尽快将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发展本身转为服务于民生改善；将政府职责从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效率改为致力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平衡，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将政府部门和官员从自利自肥的既得利益集团，改为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公共机构，加强法治建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缓解官民冲突；将无限度、无止境地抬高资本、权力、名声等社会稀有资源的过多拥有者，扩大社会不平等，改为均衡关注不同阶层和人群，努力实现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功能，“给奋斗者以激励，给成功者以升华，给失败者以安慰，给绝望者以希望”；将政府包揽公益事业但又不到位，甚至因为过度行政化而导致公益机构失去公信力和“第三次分配”的功能，改为民间力量为主，在法律规范下，便利富裕阶层资源流向贫寒阶层和困难群体的制度化、透明化渠道，促进阶层间、群体间的和谐。戾气事件只是社会紧张的产物和指示器，所以，只有缓解社会紧张才能有效释放消极乃至绝望的情绪和心理，从源头上消解各种戾气事件，重建风清气正、和睦融洽、心态平和的社会生态。

据《人民论坛》

社会改革 篇7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我国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只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懈最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改革

1978年的岁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

我们要适应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质量呼唤:发展

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能够解决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跻身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依靠发展。科学发展观所指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科学的全面的发展,是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经济的全面有序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与转变人民思想观念是为了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1)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2)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3)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基于这三个重要判断我们自觉、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波动之后,在全球率先实现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2009年的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外交、形象等方面在改革中全面发展,频频引发世界各国媒体的喝彩和热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成为了世界头号新闻。中国社会在见证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和谐。

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稳定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生机勃勃,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一不与安定团结密切相关。

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保持稳定才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才能化解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才能妥善解决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对稳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维护稳定工作,既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解决各种问题,又要充分考虑到重大国际问题、国际事件和外交问题,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站在高点把握改革发展的大趋势,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稳定工作,不断增强做好稳定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提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提高分析判断复杂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疏导群众情绪的能力。

4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保证我国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三者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改革是发展和稳定的推动力。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在中国,不改革,不打破传统体制,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优化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要发展就必须改革,社会要稳定也必须改革。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发展是改革和稳定的目的。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社会和人的综合发展。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或经济总量的增加与结构的优化;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化;人的发展则表现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是关键、是前提、是基础,经济发展落后,国内就难以稳定,在国际关系上就会出问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的速度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速度慢就意味着落后甚至倒退。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发展关系到人民利益,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幸福了,社会才能和谐,我们的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改革。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是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社会稳定就是社会运行的有序和社会环境的优化,政治稳定就是政局的平稳有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发展难以为继。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攻坚阶段,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总之,改革、发展、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一不可的三大基石,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构建起牢固的和谐社会大厦。

摘要：改革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质量所呼唤的;稳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并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作为全新改革理念的社会治理 篇8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权利社会”与“社会本位”,要求“政府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要求政府与社会共治。建设“权利社会”是指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使公民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达到社群合作和社会互助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主要表现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群众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维护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切实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促进公共参与的发展,真正体现和维护公民参与国家各项管理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独立发展。建设权利型社会遵循“社会本位”的逻辑,要求政府与社会共治。

“社会本位”相对于“政府本位”而言,是政府与社会关系定位和重构的未来方向。“社会本位”源于民间社会理念,民间社会理念要求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和转变。民间社会理念是在应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兴起和产生的,面对政府失灵,即使是一个完善的政府管理体系,也难以充分满足社会特殊需求和个性化需求,而面对市场失灵,即使是一个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完善的市场体制,也难以解决一些外部性强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何况政府体制并不总是完善和有效的,市场体制也并不都是成熟的,这时,民间社会成为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种解决方式。因此,政府必须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使自己成为有限政府,该交给市场的就必须交给市场,而该交给社会的必须交给社会,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那些政府自己无法管理或管理不好的空间,应让渡给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或者与民间社会进行共同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治理理念是与民间社会理念相伴而生的,政府与民间社会作用边界的划分,要求政府与民间社会对整体社会的共同治理和合作互动,民间社会也就成为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另一方公共治理主体。

在社会治理改革中,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原来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治理。总之,以“社会本位”为原则,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树立政府为社会服务、政府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理念,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才是现代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根本理念。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自治与服务,要求政府的恰当退出,要求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立。社会治理首先应该强调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因为从根本上说,最广泛起作用的、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必定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社会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依靠国家和政府发出指令实施控制,那么,国家和政府将不堪重负,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难于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国家和政府首先应致力于促进民间社会的成长和发育,致力于提高民间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国家和政府培育强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民间社会,正是社会治理改革的首要任务。

另外,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政府需要划定自己的作用边界,从管不好和不该管的领域中退出,建设有限政府;另一方面,还应该将首要的职能定位在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只有为社会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本着服务于社会,定位好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建立起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达成现代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平等与合作,要求民间社会的成长,要求政府与民间社会的理性参与。政府与民间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两大主体,他们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才谈得上社会治理;二者之间达成合作的最佳状态,才称得上社会善治。只有政府一方主体的强大,民间社会一方主体弱小,很难建立起二者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就谈不上社会治理;或者政府与民间社会处在冲突与对抗的状态,相互之间没有合作,也谈不上社会治理,就更谈不上社会善治。

在我国,面对民间社会弱小和发育不足,如何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使民间社会成长起来,将成为完善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对于我国社会走向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改革中的作用。无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都应该重视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将部分相关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和市场,使得社会组织、市场和公民成为合作共治的多元主体。对此,政府必须坚持积极扶持原则,通过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不仅要发挥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的主体作用,而且要发挥它们在相关决策和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民间社会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真正成长起来,体现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原则。

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与协商,要求恰当的参与渠道和机会,要求有效的参与途径与方式。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治理需要强大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有公共精神、参与精神的公民作为基础,因此,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向共同治理的转变,决定了培养公民参与和志愿精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促进民间社会的自主自治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向和落脚点。只有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力量,使民间社会成为社会治理的真正参与者和监督者,不断完善公民权利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才能在调动公民和民间社会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下保证和增加社会治理的透明度;才能促进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切实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证公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及时反映群众意愿,引导全体社会以理性合理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等。

有了公民参与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仍然需要合理的参与方式和途径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协商作为一种民主治理的方式,强调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公共利益的指向下通过对话、讨论、协商而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约束各方参与主体的公共决策,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从参与到协商,社会治理不仅实现了各方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也实现了各方主体最终的有效参与。

供给侧改革与武术社会推广 篇9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健身需求日益增长,这与体育资源供给的不足形成较为突出的矛盾。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改革是加强体育资源供给,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精神过度紧张,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或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病,这唤醒了人们的养生意识,给健康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尤其是近几年徘徊了一段时期的体育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武术作为具有民族情节的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习练武术既能强身健体,还能陶冶情操。因此,武术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蕴藏着巨大的产业价值。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武术的社会推广也应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改革与发展。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在选择武术锻炼内容时也会出现多样化的需求。初学者大多希望学习简单易学,一学就能上手的技术内容;而长期习练者则喜欢探究拳理,体验武术文化。年少者多选择长拳、少林拳等外动型的武术拳种;而年长者则倾向于太极拳、八卦掌等内练型的武术拳种。面对不同层次的武术爱好者,如果仅传授一套74式的陈式太极拳老架一路或98式的孙式太极拳传统套路,显然不能满足不同习练者的不同需求。基于此,可根据习练者的不同基础传授不同难度的技术内容。与此同时,对传统武术技术内容的简化改革会受到固守传统者的抨击,被指责为背弃传统。从历史的视野来考察,武术在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得到发展。孙禄堂52岁时始向郝为真学习武式太极拳,习练6年之后他便将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融为一体,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孙式太极拳。在当下,太极拳堪称是全球习练人数最多的第一大运动。太极拳在如今社会的普及程度与1956年24式简化太极拳的颁布与推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根据习练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武术技术内容是武术社会推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这一现象在武术的社会推广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城乡居民健身热情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高水平武术健身指导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这种需求尚不能得到有效的供给。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15年,省共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73343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武术项目。尽管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在武术大省里人数可观,但仍难以满足广大武术健身者的指导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很多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不经常开展指导工作;二是一些武术社会指导员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由此可见,增加武术健身指导的有效供给,是促进武术社会推广的重要方面。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武术优质服务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新的路径。优秀拳师或武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讲授,可以通过网络直播使全球更多的受众获益,可对学习者的具体问题进行线上答疑,也可通过网约进行面对面的线下指导。授课视频的录播,可使优质授课资源重复利用。利用互联网打破了传统授课时空的局限性,优化了武术资源的配置,增加了优质武术资源的有效供给。

对于武术而言,互联网提供了便捷的传播途径。“太极拳好”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事实上,武术还有很多拳种具有突出的健身价值,由于缺乏宣传而未被世人所了解。利用互联网可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武术拳种在最短时间内的最大范围传播。对于练习者而言,可根据个人身体活动的规律,选择适合的武术拳种内容和授课教师,形成个性化的武术健身活动方案。互联网技术为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善于利用互联网者,必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超越今天的成功者,而成为武术未来发展的领跑者。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探讨 篇10

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概述

(一)内涵。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不一样,对社会组织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第三部门”或者“独立部门”、“免税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等。我国在很长时间里,对社会组织称为民间组织,并且有相对应的民间组织管理局,来管理民间组织的事务。我国后来正式使用社会组织的名称,目的是提高社会的管理和建设,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并十分重视社会组织的管理监督、培育发展问题。党的十七大曾经提出,要重视民生的改善问题,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党的十八大再次强化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设问题。社会组织的类型有很多,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宗教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的团体组织。从规范角度来说,有人民团体、没有登记的或者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团体组织,介于两者之间的是NGO组织。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在现代社会的视域下,制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架构,并进行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对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方面是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就是现代的、社会的组织体制;另一方面主要强调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认识,是现代的、社会组织的体制。现代是一个视域标准,要求在现代建设中,进行体制构架。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营利体系、公共权力体系相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医疗、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利益需求,建立合理的制度,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不能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限制,需要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既合作又分开的关系,重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改革发展,促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构建。

(二)核心要素

1、政社分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础和前提是政社分开。政社分开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分开,政是广义的概念,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党,即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党委机构、政府机构等。政社分开的关键,是要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做好准确的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鼓励、监督管理的功能,同时激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和社会组织是不同的两种组织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在运行上、功能上、结构上、属性上等等。政社分开,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展。

2、权责明确。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关键要素是权责明确。权与责不是单独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权不仅是公共部门的权力,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权利。责也不是单纯的政府责任,社会组织和政府需要分别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明确权力和责任时,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的职责空间和边界,才能保证社会组织能够公平、公正合理有序地运行,积极发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3、依法自治。社会组织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自治,法不仅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是社会组织内部的规则、规范。社会组织需要遵循国家制定的,关于社会组织的部门规章、行政法律法规等,以及内部的治理规章制度。前提是社会组织能够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比如人员的布局、财务的管理、内部的决策、项目的运作等等。社会组织需要加强自律,依法自治,重视自我管理和监督。通过依法自治,合理引导社会组织,加强管理,同时保持其独立性,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承担社会使命。

二、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问题

(一)双重管理体制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其产物便是双重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双重管理体制通过双重的限制,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加强了对入口的管理,但是造成了许多社会组织,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登记注册的情况。我国目前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是我国社会组织中的大部分,不利于政府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甚至可能产生敌对的态度,将未登记的社会组织当作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双重管理体制下,社会组织登记比较难,难以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不能及时表达民众的利益需求。并且有些组织缺乏活力,很少有正常的组织活动。

(二)资源短缺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促使民间的社会资源不断增加,社会组织产生并发展起来。但是部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独立性和灵活性比较差,自身能力不能有效提高,反而退化。初期的环保社会组织,很少政府资助,主要的资金资助依靠国外的一些基金会,以及一定的社会捐助。国家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加大,也更加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的购买,竞争越来越激烈,迅速提高了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部分社会组织开始缺乏社会募捐的能力和动力,灵活性下降。

(三)自治性较弱的问题。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后,一般都会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不少社会组织并没有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治理,导致社会组织内部出现管理问题,内部运行不畅,管理不到位,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力下降,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自身能力严重不足。部分社会组织缺乏人才,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不利于吸引志愿者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我国的社会组织,体制内部的较多,因此有优势,得到国家财政的长期支持,享有正式的事业单位的编制,对行政化的需求比较高。官僚化和行政化的趋势明显,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地区,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现行的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主要是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位阶低丰、限制多、保障少,并不符合社会组织的实际地位。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比如对民办教育的规定,有些法规中规定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的回报,但是有些法规中明确禁止分配,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关于社会组织的财政资助、社会保险、税收问题、职称问题和编制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法规体系。社会组织方面没有统一的基本立法,对社会组织的基本立法缺乏,而国外普遍都有基本立法,是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加快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策略

(一)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不符合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中,应该注重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组织要统一登记,加强协调和配合,各司其职,并实行分级负责的管理,对社会组织依法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目前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统一的直接登记,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对城乡社区的社会组织,可以先备案,等到发展成熟时,进行登记注册。城乡社区是民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需要重视社区组织的管理。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管理,相关机构还不完善,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是民政机构队伍建设十分滞后,尤其是基层地区。我国许多市级的登记管理机关严重缺乏,很多县级的地区根本没有,需要加强基层民政机构的设置,增加相关人员。

(二)建立社会组织和党政部门的合作机制。政府要加快职能的转变,注重职能转变的力度和范围。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和速度,与社会组织的产生机制和构成特质相关,并且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产生影响。政府需要重视审批制度的改革,开放更多的公共领域以及资源给社会组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划分好政事、政社的职能,保持社会性、市场性和开放性。在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中,要完善购买服务制度,在采购中,要增加公共服务的采购,并加强公共服务的预算,完善相关的流程,并注重发展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针对社会组织发展中缺少资金的问题,可以设立专项的扶持基金。社会组织专项基金能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在广东地区已经率先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强化社会组织的自律。社会组织内部要完善管理机制,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使内部组织架构更加完善,促进社会组织的有序运行。监督权、执行权和决策权要相互制衡,同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换届选举、机构管理等。政府需要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自身,需要积极吸引人才,重视人才管理。通过发挥人才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培养专业人才和有能力的管理人才。对社会组织的信息,要建立完善的公开制度,加强工作的透明度,社会组织可以主动公开自己的年度工作报告、财务状况以及资助的情况,使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得到提升,有利于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和志愿者,促进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社会组织可以建立规范的评估体系,探究各种社会评价机制,对失信的惩戒力度加强,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四)加快立法进程。我国的社会组织规模不断壮大,各个地区的改革创新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行的法规制度。政府要加快立法的进程,尽快颁布关于基金会管理、社会组织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条例,完善与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财政、税收、社保、人事等法规。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基本立法,对社会组织的相关内容做出原则性的规定,比如社会组织的职能、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等。在制定时,要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民主,也要科学。既要征求各种社会组织的意见,也要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在立法中,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完善两者沟通协调的机制。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可以进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的推荐范围,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总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现代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重视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明确权利和义务,加快立法的进程,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

摘要：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主要是在新的背景下对社会组织制度重新架构,进行新的管理安排以及政策设计。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核心要求是依法自治、权责分明、政社分开,做好法治与自治、权利与使命、权力和责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关系。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有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关键词：现代社会,社会组织,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孔德福.积极把握和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新常态[J].中国民政,2016.4.

[2]王名.我国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前提和趋势[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4.Z1.

[3]唐军,刘金伟.北京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前线,2015.9.

浅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篇11

关键词：社会保障 改革

一、中国社会保障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计划经济讣制的崩溃而被打破，过去那种由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全面保障、层次单一，板块结构、封闭运行、缺乏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被责任共扒、社会化，基本保障、多层次的开放型衬会保障制度所取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件调整，为保持人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最终定型发展，迄今为止这一领域在应对人世的挑战方面准备仍不充分。

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在7．5亿多就业劳动者中，只有1．2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在1．4亿老年人中，只有4100多万人享有退休养老金；在5．4亿多城镇人口中，只有1．2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参加上伤保险的劳动者还不到7000万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仍然很窄。这不仅不利于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调节劳动关系，而且还可能加剧劳资矛盾。此外，城乡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与国家教育福利、卫生福利及其他社会保障资源长期向城镇居民倾斜直接相关，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与老年人、残疾人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等的发展滞后直接相关。

这种状况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难以充当新形势下的“安全网”或“减震器”，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改下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牛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厂巨人成就-然而，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右一些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偏大、劳动关系大街、流动人门(土要是农民下)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以及城乡差距与地区发展差距扯大，不同社会群体存在一定利益矛盾等。这些问题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小健全，不完备直接相。

社会保障满足着人的生活保障与发展需要，维系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的起点公平，维护着发展中的过程公平，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化解入世后外来冲击风险的根本大计。因此，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系统。

2．1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社会保障实质上届于社会冉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来制定规则，才能保让其畅通实施。

法制不健全给社会保障制度改苹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是基金收缴没有法律做后盾，拖欠基金现象日益严重，基金收缴困难。企业不为职工缴纳保险金，职上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二是从补会保障基金的运用上看，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结余基金的使用存在挪用浪费现象，不仅降低厂使用效益，而且危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充分吸收国外社会保障法规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我国同情，抓紧制定，颁布既完备、又简明、公正的社会保障法，明确社会保障的基本日标和管理办法。

配合社会保障守法过程，大张旗鼓地进行宦传动员，对公民普遍进行社会保障知识教育，调动所有公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从而为施行新的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改革的阻力。

2．2加忆社会保险信息网络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

建守全国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服务的社会化，为我国社会保障在业务管理上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网络化提供基础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以及查询服务，都要纳人计算机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

2．3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无沦从社会发展日标还是从政府责任上讲，我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最集中的反映，就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起覆盖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应当是在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城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把建守农村社会保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而下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却为建立覆盖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提供厂充分的必要性、山于农村经济发喂水平和衬会发育程度更低，农村家庭结构和保障功能更完整，各地农村的差异更明显，因此，在农村推动建守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更多地注币保障方式的多样性、保障项目的多层次性，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的灵活性，更多地突出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突出家匠和村衬的作用。其初始的互济陆起点应当更低—些，保障统筹的范围应当巫小一些，只有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具备朝更高水平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建守起包括覆盖农村的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真正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小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2．4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基础养老金实行国家统筹，逐步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职业年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牛活保障制度纳入失此保险，发挥失业保险保障基本牛活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同少推进医疗保险，逐步将摹本医疗保险覆盖到全体城镇居民，建守补允医疗保险、大病医疗补助和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推进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2．5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闱。

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同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会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余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倾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口前社会保障贤余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对，必须把社保预算与一吸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余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仓，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阵结余资会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建守健全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政对社会保障财务会计工作的领导和陈督。财政部门担负着社会保障财务会计上作领导和监督检查职能。财政会计管理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基础了作，是管好用好衬会保障资金实现其保值增值的前提。

从顺德改革看社会管理 篇12

这一时期, 顺德更需要制度, 需要和谐, 需要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才能从“中等发达”向富裕再进一步, 达到共同繁荣。目前,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任, 已经落在了顺德这个改革先行者的肩上。

笔者认为, 顺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核心要从三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方面, 顺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顺德发展在先, 所以也首先遇到问题, 而且顺德碰到的问题也是今后其他地区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会碰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在体制机制上谋求出路。2011年10月, 广东省正式将顺德作为全省社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这是顺德改革、发展再上台阶的新机遇。

目前, 顺德遇到阻碍发展的三个主要矛盾, 首当其冲的是城市化发展滞后。为此, 顺德区委区政府明确提出, 今后一段时期顺德的奋斗目标是:“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 共建共享幸福顺德”。

比如中产阶级的人士, 需要公正、良好的社会环境。而部分困难群众, 关心的则是社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解决这些矛盾, 当然与城市的升级转型紧密相关。

顺德转型发展遇到的第二个矛盾, 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应由社会或中介组织做的事, 政府还在用行政的手段在做。

由于政府未跳出“大包大揽”的格局。1992年, 顺德第一次大部制改革的时候, GDP是75.9亿元。到了2011年, 顺德的GDP已经突破2000亿元, 上升了25倍。在这一过程中, 当时政府无须提供的几乎覆盖全体民众的医疗服务、社会教育服务, 现在要全面提供, 工作量的上升, 是以往的若干倍。

另一个是在人数上。20年前的顺德“大部制”改革。机关公务员在1000人左右。20年后, 顺德的新“大部制改革”, 机关公务员仍然在1000人左右, 而管理的经济总量, 社会工作总量, 却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改革滞后, 政府部门管理的事务就越来越多。

顺德遇到的第三个矛盾, 是社会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滞后。在农村, 社会组织培育、政府购买服务等, 在不少地方还是盲点, 人们因此对“幸福指数”的感受, 还处于初级阶段。

由于以上三个因素, 顺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显得更为必要、更为紧迫。只有顺德全区上下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到位, 区委区政府的措施、政策才可能到位, 因此, 认清改革的必要性成为首要工作。

第二个方面, 顺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行性

顺德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有很好的基础, 其区域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内容为: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是龙头, 是核心;农村综合改革是基础, 是根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关键, 是政府如何定位。

在社会体制综合改革中, 政府层面的定位, 主要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从制度上保障部分权力机构的执法公开透明, 服务到位。

笔者了解到, 顺德的行政服务中心, 在出境签证、户口迁移、驾驶证更换等事项上, 半天或一天办结的事, 在内地一些地方, 要三五天甚至一周以上。顺德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明显要快若干倍。但在审批事项方面, 顺德却有令人不快的诸多细节, 需要制度上的改革设计加以弥补。

在政府与社区、社会的互动方面, 协同共治是关键。前几年北滘镇政府购买公益岗位, 为困难群众就业创造条件的做法, 目前已在全国的多个省份、市县广泛实行。

社会管理的第三个层面, 是政府通过改革, 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部分权力下放后, 让社会更大程度地发挥自治作用, 在自治中, 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实现幸福和谐社会的建立。

以上三个方面, 顺德在过去的改革中,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改革的可行条件不是问题, 观念与执行, “握权”与放权才是关键。特别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放权的自我解放, 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第三方面, 顺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瞻性

顺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是立足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立足于以民为本的改革。

笔者从《顺德社会建设行动计划 (2011-2015) 》的纲领性文件中了解到, 其所列的十个大项目, 全部是以民为本, 涉及到顺德长远发展的项目。

根据官方公布的便民放权措施, 原来要开车或坐车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办证的顺德部分市民, 已经可以在镇街的行政服务中心领到港澳通行证。

在顺德, 随着全民医保的实施, 市民就医的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适龄儿童、包括外来务工者子女就读中小学, 基本享受本地户口学生同等待遇;外来工开始创办自己的杂志、艺术团;社会和谐, 市民的幸福指数得以逐年提高。

在顺德,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正在向政府与社会互动, 市民与社区互动迈进。杏坛镇的社会服务综合体, 就是政府投入部分资源, 引导社会资源推进社会服务的典型。在这个综合服务体里, 脑瘫儿童康复、低保老人的平安钟服务、老人大学等都得到实现。政府能够将资源投入为困难群体服务, 既是改革成果与民分享的生动体现, 又是社会管理向综合、全方位迈进的有益探索, 具有风向标的导向作用。

让一个城市的困难群体得到底线保障, 平等共享公共资源, 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

顺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已经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的实施。试点先行, 稳步推进, 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改革、主动改革, 正在形成一种风尚。

人们有理由相信, “改革是顺德的根和魂;改革也是顺德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顺德今后的发展, 依赖于改革, 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与之配套的行政体制改革, 农村体制改革。这三大改革的协调推进, 必然产生新的动力和源泉, 助推顺德的新一轮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