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渠道建设影响因素（精选6篇）

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1

一、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相关概念

关于分销渠道定义,美国著名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一条分销渠道是指某种货物或劳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移动时,取得这种货物和劳务的所有权或帮助转移其所有权的所有企业和个人。”

营销渠道风险指的是从渠道管理者(一般为制造商)的角度出发,企业的产品从生产出到转移至消费者手中全过程时,发生的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各种可能情况的总和。营销渠道风险多种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风险类别。根据渠道风险引发的主体可以把渠道风险分为内在型渠道风险和外在型渠道风险。根据渠道的设计、运作、管理以及渠道调整的角度出发,可以将营销渠道风险划分为营销渠道设计作业风险、营销渠道主体引发的风险、营销渠道运作过程中的风险、三大要素给营销渠道带来的风险和其他因素带来的营销渠道风险。我们一般将渠道变革风险看作是一种内在性的渠道风险,或称为渠道调整风险。

二、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影响因素

1、制度环境

新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是指被现实社会所广为接受的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与规范,这些规范是行动者可以灵活运用的、可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周围的行动者确信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规则或者程序。

新制度理论在以往的营销渠道研究中的应用为数不多,但其思想方法论对渠道业务及其治理策略化的性质与特征的诠释和解构颇具建设性。遗憾的是,渠道研究始终没有把渠道的制度环境、制度化及其运行规则产生与变化置于研究中心。但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G rew al和D harw adkar(2002)研究指出,制度环境影响了渠道结构、行为和过程。M cfarland等人(2004)则回应了G rew al和D harw adkar提出的在制度环境的主要方面进行实证的构想,他们使用新制度理论研究了供应链中的连锁反应行为,试图解答为什么渠道成员之间会相互模仿彼此的行为,从而解释了制度环境对营销渠道中的行为和过程的影响。陆芝青、王方华(2004)提出的营销渠道变革模型中也提到了制度环境(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对营销渠道变革的影响。这说明,制度环境对影响渠道的变革是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它对渠道变革风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根据G rew al和D harw adkar(2002)的研究,本文将制度环境细分为政治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2、顾客需求

1998年,ST K Luk研究了中国营销渠道变革问题,指出顾客需求是其关键因素。Louis W Stern等(1996)指出顾客需求的膨胀等因素,使得营销渠道发展为由许多直接和间接达到和服务顾客的通路所构成的网状结构。Stern等(1992)提出应该从最终消费者的角度来设计渠道方案。2000年,R T M A(R outes to M arket A ssociation)在报告中分析了导致渠道变革的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顾客行为方式的变化。范小军、陆芝青研究了顾客让渡价值对渠道变革的影响,认为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顾客让渡价值的最大化,成为营销渠道变革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并且指出从顾客让渡价值的角度来把握营销渠道的变革,能为企业建立起有竞争优势的渠道。

以上的这些研究没有涉及顾客需求与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关系研究。关于顾客需求的研究基本认同:顾客需求是影响营销渠道变革的主要因素。

3、渠道行为

西方渠道行为理论主要研究渠道成员如何建立和利用权利、如何处理渠道冲突和如何通过合作获取竞争优势。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究发现,渠道的变革往往会伴随渠道冲突的产生,且极易导致破坏性后果,所以本文将渠道行为中的渠道冲突作为渠道变革风险的影响因素之一。另外,西方学者对渠道行为,尤其是对渠道中的权利、冲突和合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这些研究除了涉及到权利、冲突和合作这三个变量之外,还涉及到其他许多相关的变量,如信任与承诺、沟通、控制等。而本文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在进行渠道变革时,如果能与外部和内部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渠道变革风险。所以,本文在这里也将沟通作为影响渠道变革风险的因素之一。

三、影响营销渠道变革风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1、研究模型及假设

本文将讨论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顾客需求、渠道冲突和沟通这五个因素对渠道变革风险的影响,并且在实际案例的研究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结合相关的文献的研究和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我们提出营销渠道变革风险与其影响因素(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顾客需求、渠道冲突、沟通)之间关系的假设。

(1)政治法律环境。如前所述,企业在渠道变革中考虑到政治法律环境的制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1:政治法律环境的制约对渠道变革风险有正相关及影响。

(2)社会文化环境。关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基本认同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在进行渠道的设计时,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企业在进行渠道变革时,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渠道的影响,否则会导致渠道变革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2: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渠道变革风险有正相关及影响。

(3)顾客需求。关于顾客需求的研究基本认同:顾客需求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消费需求的每一次历史性变化,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结构上的变动,都要求分销渠道结构或行为产生对应的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3: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对渠道变革风险有负相关及影响。

(4)渠道冲突。目前,为了追求渠道的多元化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许多企业的渠道变革导致增加了许多新兴的渠道,例如网络渠道、自建的终端渠道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4:渠道成员间的冲突水平对渠道变革风险有显著正相关及影响。

(5)沟通。如前所述,与渠道成员有效的进行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渠道变革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5:渠道成员间沟通的程度对渠道变革风险有负相关及影响。

2、研究设计

本次调查选取了武汉地区的家电行业的大型分销商和制造商。其中,武汉地区的家电行业的大型分销商是武汉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制造商是武汉美的集团。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本次问卷共发放120份(国美电器60份,美的电器60份),返回问卷113份,返回率为94.1%。其中,无效问卷7份(3份回答不全和4份回答一致的问卷),占返回问卷的6.2%;有效问卷106份,占返回问卷的93.8%。有关样本的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

3、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共计23道题,问卷填答方式采用Likert五点尺度衡量法。被调查者依其对于问卷描述的主观认识进行回答。

四、统计结果分析

依据前述的研究假设,本文将利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所收集的资料分析处理,并针对各种统计分析结果加以解释和讨论。首先采用的是信度和效度分析。其中,信度分析衡量所搜集的数据的可信度。而效度分析,则是验证测量的有效性。其次,将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渠道变革风险的相关性。

1、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本文采用C 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各相关研究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的情形,如表2所示。

综观信度分析结果表中的各分量表的C ronbach’s alpha系数值,所有因素的C ronbach’s alpha系数值均在0.6以上,这说明本研究的各变量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所以本研究量表的信度良好,可以确定本研究在信度上的可靠性。

(2)效度分析。本文采用利用因子分析的衡量问卷的结构效度。本次测量的效度分析值见表3。

2、相关性分析

根据上文对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将对影响渠道变革风险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顾客需求、渠道冲突以及沟通。具体关系如表4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政治法律环境的制约对营销渠道变革风险有正相关及影响成立;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对营销渠道变革风险有正相关及影响成立;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对营销渠道变革风险有负相关及影响成立;渠道成员间的冲突水平对营销渠道变革风险有正相关及影响成立;渠道成员间沟通的程度对营销渠道变革风险有负相关及影响成立。

五、对策与建议

综合上述的实证研究结果,特提出一些对我国企业具有营销管理实践价值的建议:第一,制度环境对渠道变革的影响不容忽视。以往的营销渠道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企业的任务环境(又称作技术环境),而忽略了制度环境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导致企业的渠道变革风险,而任务环境和制度环境并不是孤立的影响着企业的经验管理和决策,所以管理者在进行渠道变革时,应该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第二,顾客需求是企业进行渠道变革时应该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以技术为导向制订营销渠道战略,往往导致企业陷入管理的陷阱。顾客在购买过程中,追求让渡价值的最大化,是营销渠道变革的原动力,各种各样的管理工具不过是满足顾客这一需求的手段。因而从顾客让渡价值角度来制定渠道战略,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营销渠道的变革,从而建立起自身的渠道竞争优势。企业在渠道变革时可以运用各种策略来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以降低渠道变革风险的目的。第三,协调渠道冲突,降低渠道变革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产品差异化,为不同的渠道提供不同的产品;明确渠道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在沟通的基础上,以书面的形式明确渠道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制定合理的渠道政策,减少机会注意倾向;建立并且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动用渠道权力。第四,渠道变革前,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具体沟通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着手:制定沟通策略;搭建多条沟通渠道;高层直接参与沟通。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和总结了营销渠道变革的相关理论,并在结合国内外企业实际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影响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三个因素,即制度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顾客需求、渠道行为(渠道冲突、沟通)。然后,构建了有关营销渠道变革风险影响因素框架模型,并通过对武汉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和武汉美的集团的调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提出了企业规避营销渠道变革风险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营销渠道变革,营销渠道风险,制度环境,顾客需求,渠道行为

参考文献

[1]范小军、陆芝青:顾客让渡价值推动下的营销渠道变革[J].企业经济,2005(10).

[2]邓红辉、戴远程:乐华渠道变革引发阵痛[J].中国中小企业,2003(1).

[3]Rajdeep Grewal,Ravi Dharwadkar.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Marketing Channel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2,66(7).

[4]Quinn Jim,Murray John.The Drivers of Channel Evolution:A Wholesaling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2005,15(1).

[5]王颖、王方华:营销渠道理论研究的范式演变与最新进展[J].市场营销导刊,2006(6).

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2

关键词：渠道服务产出,影响因素

渠道服务产出理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巴克林提出来的。他具体列出了四大类服务产出，即：批量拆分、空间便利性、等待或递送时间和产品种类。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进行了界定，例如V.Kasturi Rangan等学者(1992)从消费者对于新产品渠道服务产出的需求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在新产品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服务产出需求有五大类，即产品信息、产品定制化、产品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和物流。巴克林等学者(1996)从渠道构架的角度，界定了渠道服务产出并提出了影响服务产出需求的因素，并且把渠道服务产出界定为两大类：物流服务产出和信息服务产出，其中物流服务产出包括：空间便利性、批量拆分、等待和递送时间及产品种类。

本文从总体角度与单个渠道两个方面，对影响服务产出需求的因素研究进行综述。

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Aspinwall (1962) 从渠道设计的角度，对影响服务产出需求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渠道服务产出受四种产品特性：产品替代率、产品定制化、消费时间及顾客搜寻时间所影响。在Aspinwall的基础上，Miracle (1965)认为，除了产品特性会对服务产出需求有影响外，消费者的某些消费特点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如购买频率、消耗速度等。在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巴克林(1966)认为，影响消费者服务产出需求的因素有：产品使用频率及规模、顾客距离、快速补给中所获利益以及服务成本。

Lilien (1979)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Miracle (1965)的结论，并且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消费者对服务产出的需求不同。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Anderson和Schmittlein (1984)认为由于受到成本的限制，消费者对服务产出的需求，还受产品信息传递的难易程度、消费者购买决策制定的难易程度以及技术革新速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即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不仅受服务成本的影响(Davis, Manrodt, 1991)，同时，还受产品信息传递的难易程度、消费者购买决策制定的难易程度以及技术革新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Chapman (2003)等学者认为，服务成本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会产生影响。他们认为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熟悉度，会对信息提供需求产生影响，但是并没有进行实证论证。

不同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巴克林(1996)等学者从渠道构架的角度，对影响渠道服务产出的因素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影响信息服务产出需求的因素有如下几个：产品定制化、新产品的出现及技术革新、产品对于终端消费者的重要性、顾客集聚及辅助服务。同时，他们认为，产品的定制化程度、新产品的出现及技术革新速度、产品对于终端消费者的重要性、顾客集聚度及辅助服务的重要性与信息服务产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他们对影响其他渠道服务产出的因素也进行了界定，认为：影响消费者对批量拆分需求的因素，有产品的使用频率及规模，服务成本;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种类需求的因素，有顾客距离、服务成本;影响空间便利性及等待或递送时间需求的因素，有顾客距离与服务成本。巴克林认为，如果消费者与产品供应处之间的距离较远，且交通较不发达时，消费者对空间便利性的需求就高;如果消费者为此付出的成本较大时，那么，他们对空间便利性的需求就较小。巴克林对等待或递送时间的需求进行了同样的论证。

巴克林(1996)等学者不仅提出了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而且，还确定了影响因素与渠道服务产出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简单的实证论证，但仅仅是从渠道构架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后来学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又从不同的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

Bookbinder (1997) 等学者从分销渠道顾客服务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他们首先用模型法论证了风险好恶及消费者收入(从成本角度来说也即是服务成本)与批量拆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法他们得出在相同条件下风险厌恶者(高收入者)更喜欢大包装大分量的产品。同时他们认为风险好恶及收入对其他的渠道服务产出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Lambert (2000)等学者从顾客满意、顾客价值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风险好恶、服务成本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会产生影响。并且用公式推出了服务成本与等待或递送时间需求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为：服务成本越高，消费者对等待或递送时间需求的可能性越低。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其他的影响因素及其他的渠道服务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

Ballou (2006) 等学者用实验法及公式论证了顾客距离及服务成本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会产生影响。

Agerstrom (2009)等学者用实验法论证了顾客距离(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会产生影响。他们认为距离消费者所在位置越近，消费者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强烈度越小。而且他们在论证时间距离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影响时，提到风险好恶对渠道服务产出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并没有进行实证论证。

上述学者是从整体的角度，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接下来我们对单个的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

批量拆分与售后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1. 批量拆分需求影响因素简述

Miracle (1965) 认为，消费者的某些消费特点会影响批量拆分需求，如购买频率、消耗速度等。在Miracle的研究基础上，巴克林(1966)认为影响消费者批量拆分需求的因素有：产品使用频率及规模、顾客距离(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快速补给中所获利益及服务成本。事实上巴克林界定的影响因素是对上述学者研究进行总结得出的。Lilien (1979)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Miracle (1965) 的结论。并且认为消费者对批量拆分需求，反映了消费者购买产品的能力：如果产品的单位价值较高或者产品的消耗较快，那么，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就需要作出重大的决策，因此，可能影响购买力。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Anderson和Schmittlein (1984) 认为，由于受到成本的限制，消费者对批量拆分的需求，还受消费者购买决策制定的难易程度等的影响。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巴克林(1996)等学者认为，消费者的消费特征对消费者批量拆分需求会产生影响。其中消费者的消费特征，是指产品的使用频率及规模、顾客距离、服务成本及快速补给中所获利益。虽然巴克林(1996)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批量拆分需求的因素进行了总结，但是并没有进行实证论证。

2.售后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简述

现有研究是通过对ESC(售后延伸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由于售后延伸服务是由零售商提供的，因此，影响ESC的某些因素对售后服务也会有影响。

现有的有关ESC的研究文献认为，影响ESC需求的因素有：消费者风险偏好、人口统计特征及产品的使用频率。Padmanabhan和Rao (1993) 用理论分析法，证明了在存在道德风险与消费者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环境下，制造商为了迎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应该提供一组不同的售后服务保证项目(ESC属于该项目的一部分)。虽然上述学者只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通过焦点小组方法，Day和Fax (1985)提出了如下观点：当消费者对ESC的态度比较消极时，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对重大损失进行补偿或能提供常规维修服务的售后保证项目。他们认为收入水平、风险态度、产品使用率及以往的使用经验，都会影响消费者对ESC的态度。通过对汽车行业进行调查，Padmanabhan和Rao (1993) 认为，风险厌恶者、单身消费者及高收入消费者对ESC的需求较高，但是他们的数据不支持产品的使用频率对ESC需求的影响。他们还发现，购买价格较高汽车的消费者及购买制造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保证期限较短的消费者，购买ESC的可能性较大。Padmanabhan (1995)通过对汽车行业的调查，证明了产品的使用频率对ESC的需求有影响。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Tao等学者(201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影响消费者ESC需求的因素有：产品特性，零售商活动及消费者特征。

(1)在论证产品特性对ESC需求影响时，他们认为，比起使用价值较高的产品，购买享乐价值较高产品的消费者购买ESC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价格相同的条件下，购买享乐价值高的产品会使消费者产生内疚负罪感，从而导致消费者更加厌恶风险，为了降低或消除这种感觉，消费者会购买ESC产品。同时，他们认为制造商的服务保证，也会对ESC的需求进行影响。他们认为制造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保证的期限越长，消费者购买ESC的可能性越小。因为消费者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消费时，他们会尽可能多的寻找相关信息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Dodds, Monroe, Grewal, 1991)。其中制造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保证(包括期限与范畴)，就是消费者所要寻求的重要信息之一。因为制造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保证期限越长、范围越大，就意味着产品质量越高，产品未来损坏的可能性越低(Purohit, Srivastava, 2001)。

(2)对于零售商活动对ESC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也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当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是促销产品时，消费者购买ESC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如果零售商对其促销活动不进行广告宣传时，消费者购买ESC的可能性较大。

(3)对于消费者特性对ESC需求的影响进行论证时，学者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因此，女性和高收入消费者购买ESC产品的可能性较大(Byrnes, Miller, Schafer, 1999)。同时，消费者过去的购买及使用经验，对ESC的需求也具有重大影响。

未来的研究方向

1.现有研究的不足

(1)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国外学者取得的，国内学者很少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国内的市场及消费者情况，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上世纪，本世纪很少有学者对渠道服务产出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本世纪的市场环境及消费者整体素质及特征都发生了变化，因此，现有研究无法直接运用到实践中。

(3)现有研究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主要是实验法及公式推导，没有用问卷调查法对影响因素进行论证。

(4)现有研究对单个渠道服务产出的影响因素研究不足，只有少数学者对批量拆分及售后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对其他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论证。

(5)虽然学者们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主要集中于服务成本、收入及风险等几个因素的论证，很少对其他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

2. 未来的研究方向

(1)根据目前我国消费者及市场环境的实际情况，应加强对消费者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因此，我国消费者的某些特征与西方消费者的特征会有所不同，而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市场而言，我国的市场成熟度不是很高，因此，企业不能直接使用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这就需要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市场环境及消费者特征，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及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用性才会比较强。

(2)目前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对批量拆分与售后服务，未来也应该对其他的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消费者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会因产品、渠道及自身特点不同而不同，因此，不能只集中于对批量拆分与售后服务这两项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要加强对其他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可以用专家访谈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而确定消费者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影响因素的权重，以及哪几种影响因素相对比较重要。由于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要结合实践，这样的研究才能为实践所用。但是现有的有关渠道服务产出的研究，很少直接对消费者进行。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变研究方法。同时，现有的研究只是对渠道服务产出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实证分析，而没有明确哪些因素相对而言比较重要，哪些因素在哪种环境下比较重要。这也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改变。

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3

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户生产经营开始由传统农业生产转向规模种养殖业以及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多元化导致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和依赖程度相应上升,〔1〕农户家庭的信贷需求也更加强烈。资金供给不足以及金融服务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三农” 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2006年12 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指导意见,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支持引导境内外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发起设立1296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233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896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2137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43.65%。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农村地区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民间金融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深入研究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对于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关于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二元结构将借贷渠道划分为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来进行考察。而对于农户借贷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由于研究内容、调查方法以及样本选择等方面的差异,这些文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如Komicha基于在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地区所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借贷类型、规模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3〕Duong和Izumida、张庆和秦建群等的实证结果则显示借贷用途对于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5〕这些研究大多直接将借贷渠道划分为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放宽市场准入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差异,这将难以充分地揭示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同时也不利于理解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因此,有必要具体针对放宽市场准入后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进行分析和验证。另外,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借贷用途以及借贷规模等方面,缺乏对农户借贷应急性的考察,例如当农户家庭面临突发事件急需借贷资金应急时,能否及时获得资金将会显著地影响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放宽市场准入下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从农户借贷需求角度出发来探讨我国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农户在进行借贷渠道选择时面临着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共3个潜在选项,因而本文拟采用多项Logit模型(Mul-tinomialLogitModel,MNL)来分析放宽市场准入下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MNL模型主要是基于McFadden的随机效用最大化,〔6〕其效用函数的随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和极值分布,且允许农户间误差项存在可能的相关性。假设农户的每笔贷款(借款)都是独立决策,那么当农户i对借贷渠道j进行选择时,该选择的随机效用函数为:

其中,Uij为农户i选择渠道j的效用函数,Vij为间接效用函数,εij为随机误差项。当效用最大化时,农户i从集合C中选择渠道j的概率为:

假设效用函数的随机误差项εij服从独立同分布和极值分布,则农户i选择渠道j的概率可用MNL模型表示为:

其中, “j=1”所对应的一组为参照组,且各项选择概率之和为1。为了估计MNL模型,得到该模型第i个农户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其中,1 (·)为示性函数,若括号内的条件成立则函数值为1,否则为0。将所有个体的对数似然函数加总就可以得到整个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然后最大化函数值。

本文将农户借贷渠道分为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三大类。其中,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指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传统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而民间借贷则主要是亲戚朋友等。影响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因素很多,已有文献通常从农户个体特征、经济能力以及借贷特征等方面来进行考察,但除此以外,资金借贷用途以及是否应急借贷等因素也有可能会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影响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因素划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借贷用途及其特征以及地区特征共四大类(详见表1)。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数据来源于2014年1月课题组对江苏沐阳和甘肃庆阳所进行的实地调查。这两个地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时间早、发展迅速,目前已在整个县域金融市场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采用该调查数据来分析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其结果更准确、合理。本次调查共发放了800 份问卷,实际获得762份有效问卷。

本次调查主要考察2013年农户家庭借贷行为方面的基本信息,重点包括农户借贷需求、借贷渠道选择、借贷规模、借贷用途、借贷特征以及个体家庭特征等。其中,只要在2013年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或向亲戚朋友等提出过借款要求的农户,无论是否获得资金,本文都将其视为具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基于以上信息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所有样本中只有279个农户样本具有借贷需求,其中江苏166个,甘肃113个。在这279个有借贷需求的农户样本中,共发生借贷笔数341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分别为182笔、57笔和102笔。其中,仅从正规渠道(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样本数为177个,占63.44%;仅从民间借贷渠道借款的农户样本数为40 个,占14.43%;同时从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贷款(借款)的农户样本数为62个,占22.22% (详见表2)。

另外,表3中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在家庭特征上,劳动力人数较多、家庭年收入和土地面积较高的农户仍然偏向于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而有儿童的农户家庭则更偏向于选择民间借贷渠道。在借贷用途上,农户的非农生产性贷款主要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而农户消费性借款则主要依赖民间借贷。在是否应急借贷上,民间借贷渠道的均值最高,其他两者差别不大。在借贷规模上,规模相对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详见表3)。

四、实证分析

1.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作为参照组。样本中实际发生借贷共341笔,将农户的每笔借贷都作为独立决策(单独交易的合同),进行不相关选择独立性假设(IIA)检验,结果表明MNL模型能够满足IIA假设。通过MNL模型实证分析显示, 模型检验的对数似然值为-230.8276,卡方检验及其P值分别为217.03和0,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详见表4。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中的数据显示,相对于民间借贷渠道,影响农户选择正规渠道(包括传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因素主要有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是否有儿童、借贷资金是否用于消费支出、是否应急借贷以及借贷规模。其中,劳动力人数更多、家庭年收入更高且借贷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愿意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融资,而家有儿童、借贷资金打算用于消费支出或突发事件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民间借贷渠道。可能的原因是,在进行借贷渠道选择时,农户通常会根据其需求情况,结合对各渠道的认知信息来做出最优决策。这些农户可能会认为正规渠道门槛高、手续复杂、审批期限长且倾向于发放生产性贷款,而民间借贷渠道则灵活、简单、快速且门槛低。基于此,选择正规渠道的大多是家庭收入高、劳动力人数多且借贷规模大的农户,而选择民间借贷渠道的则多是有儿童且借贷资金用于消费支出或突发事件的农户。此外,户主个体特征、土地面积、借贷资金是否用于非农生产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另外,为了进一步比较,本研究还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基准选项来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年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劳动力人数相对较少且家庭年收入略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可能是由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年收入高、劳动力人数多的农户家庭通常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且具有可持续获得收入的能力,这类农户家庭更容易获得认可并成为其目标客户群体,同时这类农户在选择渠道时也可能会基于以往的借贷习惯优先选择更早进入县域金融市场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而还款能力次之的农户家庭为了提高成功获得正规贷款的几率,则有可能会被动选择市场份额相对较少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次,在户主个体特征、借贷用途以及是否应急借贷等方面,新型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没有显著差别。

2.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检验模型对正确预测农户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的概率分别为76.38%、15.86% 和7.76%。在影响农户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因素中,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是否应急借款和借款规模均较为显著,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借款规模每增加1%,农户家庭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概率将分别增加6.43%、5.95%或1.58%;而如果借贷资金打算用于突发事件,那么农户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概率将减少18.37%。在影响农户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因素只有家庭年收入, 农户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其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概率将下降3.01%。对于民间借贷渠道,有儿童或借贷资金打算用于突发事件的农户家庭,其选择民间借贷渠道的概率分别将增加13.53%与15.10%;而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与借贷规模则起负向作用。与上文的分析一致,劳动力人数多、家庭年收入高且借贷规模大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家庭经济实力次之的农户会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劳动力人数较少、家庭收入较低、家有儿童、属于应急借贷且借贷规模偏小的农户家庭则更多地选择民间借贷渠道。

注:带#变量的dy/dx值表示虚拟变量从0到1的离散变化,*、* *、* * * 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另外,从表5中还可以发现,显著影响农户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渠道的因素几乎一致,但两者影响因素的符号却恰好相反,这与已有研究一致,〔7〕其中正向影响农户选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因素恰好负向影响其选择民间借贷渠道,即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渠道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相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接近农村中低收入农户,但在借贷用途及特征等方面的偏好上并没有显著区别,因而两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竞争(相互替代)关系。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MNL模型实证分析放宽市场准入下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相比民间借贷,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与借贷规模对农户选择正规渠道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是否有儿童、是否用于消费支出以及是否应急借贷则起着显著负向作用;相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劳动力人数和家庭年收入对农户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显著负向影响;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具有替代性,与民间借贷渠道之间为互补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当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普遍信贷产品单一、手续复杂、偏好发放生产性贷款,与农户的实际信贷需求不相匹配,这将会进一步加剧农村正规金融供求不平衡的现象,因此,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都应当立足于农户差异性的融资需求来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以及信贷模式,重视农户消费性支出以及应急性支出,进而提高当地正规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其次,应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相应政策,加快形成分工协作、相互竞争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另外,民间借贷渠道在满足农户融资需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发展民间金融和农村金融中介组织,鼓励有效率的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市场供给,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

摘要：研究农户借贷渠道选择行为对于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t模型来分析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下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相比民间借贷渠道,劳动力人数、家庭年收入、借贷规模对农户选择正规渠道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是否有儿童、是否用于消费支出、是否应急借贷则起着负向作用;第二,相比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劳动力人数和家庭年收入对农户选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替代性,而与民间借贷渠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关键词：放宽市场准入,农户借贷,渠道选择,多项Logit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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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cFadden D.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Choice Behavior[R].Working Paper Institute of Urban&Regional,1972.

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4

目前,无喉道量水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矩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2]和U形渠道抛物线形无喉道量水槽[3,4],针对弧底梯形渠道还缺乏相应的量水设施研究。弧底梯形渠道不仅基本具备水力最佳断面,水流条件好,断面曲线平滑,更适应北方寒冷地区因渠底土体高含水量所产生的冻胀变形及冻害破坏,在北方灌区和输水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5]。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计算方法的优化改进,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对物理模型进行数值模拟被越来越多的采用[6]。朱亚磊等[7]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对平坦V形量水堰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不同条件下相应的流场,结果表明数值模拟方法能够准确模拟明渠三维水流特性。吉庆丰,袁晓渊等[8]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及VOF方法处理自由水面,数值模拟了梯形渠道圆柱形量水槽三维水流运动,通过对多个流量情况的计算,获得了驻点水深、水面位置、三维水流流态等量水槽水力特性。现有的研究成果均表明数值方法可以准确模拟量水槽内部流场及各项水力特性,但对其水力性能的影响因素还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针对弧底梯形渠道提出了一种新的无喉道量水槽,并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和VOF方法相耦合,对弧底梯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进行三维数值模拟,并从渠道比降和喉口收缩比等方面对量水槽的水力性能进行分析,以确定其水力性能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量水槽的进一步研究及其优化推广提供了新思路。

1 无喉道量水槽物理模型与方案设计

1.1 量水槽物理模型

弧底梯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由进口收缩段,出口扩散段以及喉口三部分组成,通过调整喉口断面弧底半径R,使量水槽形成侧收缩,收缩比为ε=A0/A,即喉口断面面积A0与渠道断面面积A之比。当水流通过量水槽收缩段时,过流断面缩窄,只要喉口宽度合理,便可以产生平稳的水面跌落,使下游水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不会影响上游水流,从而形成单一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以达到测流的目的。弧底梯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结构如图1所示。

图1中:W为量水槽喉口宽度,L为量水槽长度,B为渠顶宽度,H为渠道高度,h为上游水深,θ为渠道底弧圆心角,R为渠道底弧半径,m为渠道边坡系数。

1.2 数值试验方案与设计

试验选取4种不同收缩比的量水槽在不同底坡范围内进行综合数值试验模拟研究,以期验证数值模拟的可行性,确定量水槽的水力性能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渠道参数及数值试验方案如表1所示。

2 数学模型

2.1 数值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封闭雷诺时均应力方程,VOF方法追踪自由液面,其基本控制方程[6]如下所述。

2.1.1 连续性方程和N-S方程

一般来讲,对于不可压缩黏性流体运动,根据基本物理守恒定律,过槽水流为牛顿流体,则量水槽测流可用连续性方程和Navier-Stokes方程[9]描述。

连续性方程:

Navier-Stokes方程:

式中:ρ为流体密度;ui、uj分别为沿i和j(i、j为笛卡儿坐标中的x、y或z)方向的速度分量;xi、xj分别为沿i和j方向的坐标分量;p为压力;μ为流体动力黏滞系数;为各脉动流速分量;Si为单位体积上体积力。

2.1.2 RNGk-ε模型

RNGk-ε湍流模型通过修正湍动黏度,可以更好的处理高应变率及流线弯曲程度较大的流动,湍动能方程k及湍动耗散率方程ε 为:

式中:μt为湍动黏度,可由k、ε求出:

Gk是由于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k的产生项,由下式计算:

在ε方程中增加了一项,从而反映了主流的时均应变率Eij:

其中Cu=0.084 5,αk=αε=1.39,C1ε=1.42,C2ε=1.68,η0=4.377,β=0.012。

2.1.3 VOF模型

VOF(The Volume of Fluid)模型是通过求解单独的动量方程和处理穿过区域的每一流体的容积比来模拟两种或三种不能混合的流体。在水气二相流中,假设函数aw和aa分别代表计算域中每一控制单元内水和气的体积分数,则aw=0,0<aw<1,aw=1分别表示控制单元内完全充满气体,存在水气交界面和完全充满水。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为:

其体积分数可根据如下连续性方程实现:

式中:ui和xi分别为速度分量和坐标分量。

2.2 几何模型与网格划分

本数值模拟试验选取渠道长30m左右,以量水槽为原点,上下游各取渠长15m进行研究。坐标原点取在渠道进口断面圆弧中心点处,取渠道顺水流方向为x轴正方向,沿宽度方向向左为y轴正方向,沿高度方向向上为z轴正方向。本文通过matlab选型,初步选取0.61,0.65,0.69和0.75四种收缩比进行数值试验,利用AUTOCAD建立三维几何模型,将所建模型导入到Gambit中进行网格划分。为使渠道内水流模拟逼真,对整个模型采用计算精度较高的六面体非结构网格进行划分,并对量水槽段采用局部加密网格处理,由于渠道左右对称,故对计算域取一半进行研究,网格总数约为3.0×105个。与四面体混合网格相比,六面体非结构网格产生的数值耗散更小,能够有效降低数值模拟的误差。

2.3 计算方法与边界条件

2.3.1 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隐式VOF方法追踪自由液面,RNGk-ε湍流模型封闭雷诺时均N-S方程,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离散格式采用稳定性较高的一阶迎风(First-Order-Upwind)格式,压力速度耦合采用瞬态PISO算法。设置进出口质量流量(Mass Flow Rate)监测器,求解变量的收敛判据均为0.000 1,当监测曲线的值基本保持不变时认为计算收敛。

2.3.2 边界条件

渠道进口边界分为上部的空气入口和下部的水入口,分别给定边界条件为压力入口(PRESSURE INLET)和速度入口(VELOCITY INLET),出口边界条件给定压力出口(PRES-SURE OUTLET),在边界条件中设置各项的湍流参数,可根据如下公式求得。

湍动能k的计算式:

式中:u′和ū分别为湍流脉动速度和平均速度;为按水力直径DH计算得到的雷诺数,按等效水力直径确定。

湍动能耗散率ε的计算式:

式中:Cμ取0.09;l为湍流长度尺度;L为关联尺寸,可取水力直径,l=0.07L。

渠道整个底部及边壁选择固壁边界条件(WALL),并设置无滑移选项,近壁面采用标准壁函数法处理。以ε=0.69为例,在底坡i=1/1 000和1/1 800范围内湍流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验证

为了检验数值模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根据选定的设计水深(h=0.4、0.5、0.6、0.7、0.8、0.9、1.0、1.1、1.2m),运用理论流量公式计算出相应渠道流量。读取控制断面的水位和流速数据,并依此计算相应模拟流量,将模拟流量与渠道流量进行对比分析。量水槽流量与渠道流量对比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当ε=0.61和0.65时,小水位测流误差较大,其余模拟结果与计算结果误差均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平均误差为2.72%,满足灌区要求的测流精度(<5%)。从而说明数值模拟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3.2 不同收缩比下的水位流量关系

以i=1/1 000和i=1/1 400为例,不同喉口收缩比时水位与流量关系见图2(a)、(b)。从图2可以看出,各收缩比下的水位流量呈现良好的指数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可达0.999。同一渠道比降下,不同收缩比对量水槽自由出流流量影响较大,随收缩比的增加,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下移。

3.3 不同底坡下的水位流量关系

研究底坡在1/800~1/3 500范围内水位流量的变化规律,可知量水槽在一定底坡范围内可形成单值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如图3(a~d)所示,ε>0.75时,1/800~1/1 400坡降范围内难以形成统一的Q~h关系;ε=0.75时,1/800~1/1400坡降范围内,量水槽具有统一的Q~h关系;ε=0.69时,1/1 000~1/1 800坡降范围内,量水槽具有统一的Q~h关系;ε=0.65时,坡降范围可扩大至1/1 000~1/2 000;ε=0.61时,最缓坡降可达1/3 500。可见随收缩比的减小,量水槽逐渐在较大底坡范围内形成统一的Q~h关系且最大收缩比不宜超过0.75。

3.4 不同收缩比及底坡下弗劳德数变化规律

为了保证测流精度,量水槽上游渠道的流速水头不应太大,避免水流在接近量水槽处形成驻波,而无法精确的读出上游水深,因此明渠测流规范要求上游渠道弗劳德数Fr要小于0.5[10]。本文研究了i=1/1 400时不同收缩比情况下Q~Fr关系和ε=0.61时不同底坡情况下的Q~Fr关系。研究结果见图4和图5。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收缩比增大,弗劳德数逐渐增大,同一收缩比下,弗劳德数随流量呈缓慢增加的趋势,但最大值不超过0.5。从图5可以看出,在流量一定时,弗劳德数随底坡增大变化不大,且小流量时弗劳德数变化较大。因此,上游断面弗劳德数与量水槽收缩比有关,应选择相对较小的收缩比,从而不影响测流精度。

3.5 不同收缩比及底坡下壅水高度变化规律

由于渠道过流断面的减小,与原有渠道相比,在渠道内设置量水槽后势必造成一定的上游壅水。实践表明渠道壅水高度应有一个合理的范围,过大的上游壅水可能造成流速降低进而促使渠道产生淤积,同时需要加高渠堤,还会增大水面蒸发面积。过小的上游壅水可能影响临界流的发生[11]。表4为不同收缩比及底坡下壅水高度的变化规律。

由表4可知,收缩比和底坡一定时,随着流量增大,量水槽上游壅水高度也逐渐增大,且小流量时壅水高度变化较大,大流量时基本不变。同一收缩比流量不变时,量水槽上游壅水高度随底坡的变缓而逐渐减小。在渠道底坡i=1/1 200,收缩比ε=0.75时,上游壅水高度变化范围为0.72~1.81cm,壅水高度较小,过小的上下游水位差会导致喉口附近不易形成临界流。小底坡下收缩比越小,量水槽的上游壅水高度越大,在渠道底坡i=1/1 000,收缩比ε=0.65时,上游壅水高度最高可达16.91cm,壅水较大,易导致水头损失的增加从而影响量水槽的测流精度。综上所述,量水槽合理收缩比的选择应视渠道底坡而定,底坡较小的渠道应选取较大的收缩比,底坡较大的渠道应选取较小的收缩比,同时为保证测流精度,底坡较大时可适当缩小测流范围,本文研究的大渠道量水槽具有较宽的自由出流范围,其适宜测流范围为0.27~5.63m3/s。

3.6 不同收缩比下水头损失变化规律

水流在通过弧底梯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时,由于侧收缩的存在,速度沿水流方向增加,由于水流的混掺碰撞产生了局部水头损失,由渠槽边壁摩擦产生的沿程水头损失远小于局部水头损失,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将上游观测断面至量水槽入口段、量水槽收缩段和出口扩散段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量水槽的局部水头损失,根据数值试验结果,提取上游水深和下游水深,上游断面平均流速和下游断面平均流速来研究量水槽收缩比对上下游水头损失的影响。图6反映了底坡i=1/1 400时不同喉口收缩比下量水槽的水头损失占上游总水头的比例(相对水头损失),结果显示,当喉口收缩比为0.61~0.75时,不同流量下的相对水头损失无明显变化规律,但平均相对水头损失随收缩比的减小而变大,这是因为收缩比越小,使得侧收缩越大,边界条件急剧变化,水流混掺作用更加强烈,局部水头损失增大。同一收缩比时,除个别观测点外,量水槽的相对水头损失随流量的增大而变小,且这种趋势在大收缩比时比较明显,这是因为量水槽侧收缩变小,槽身阻水能力减小,从而局部水头损失变小。无喉道量水槽相对水头损失最小值为0.43%,最大值为8.61%,水头损失平均占上游总水头的4.13%,小于长喉道量水槽的13%。

4 结语

本文采用RNGk-ε湍流模型和VOF方法相耦合,对弧底梯形渠道无喉道量水槽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分析了渠道比降和喉口收缩比与量水槽水力性能的关系。将模拟流量与渠道流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测流平均误差为2.72%,表明该数值模拟方法有效可行;喉口收缩比与渠道比降对形成单值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有较大的影响,随着收缩比的减小,量水槽逐渐在较大的底坡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水位流量关系;上游断面弗劳德数随渠道流量的增加缓慢增加,但最大值不超过0.5,满足灌区测流要求;适宜喉口收缩比的选择应视渠道底坡大小而定,底坡较小的渠道应选取较大的收缩比,底坡较大的渠道应选取较小的收缩比;量水槽平均相对水头损失为4.13%,水头损失较小。针对弧底梯形渠道提出的弧度梯形无喉道量水槽结构简单,适用性强,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测流要求,为量水槽的进一步研究及其优化、推广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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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5

研发融资是在研发活动从创意产生、技术开发和项目立项开始, 直到成果产业化或商业化的过程中, 企业根据研发活动本身的特点, 从多种资金渠道筹措所需资金的活动过程, 具有高投入性、高风险性、高回报性以及融资需求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等特征。企业资本可分为内源性资本和外源性资本, 与此相对应的资本来源渠道有内源性融资渠道和外源性融资渠道。内源性融资渠道包括企业自筹资金、利润再投资、天使基金等;外源性融资渠道包括风险投资、政府扶植基金、银行信贷、外部股权融资等。长期以来, 内源融资被认为是企业研发融资的主要来源。然而在欧盟的产业发展中, 大部分制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存在问题, 这表明欧盟高技术产业需要大力引进外部资金, 特别是风险资本的投入。美国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 风险投资是中小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的重要来源。同时, 通过民间借贷资本扩大资金来源也是企业研发融资的重要途径。

不同的研发融资渠道对产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政府投入、金融贷款、企业自筹和风险投资四种渠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其中政府投入的影响最为深远。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不确定且容易变化, 与银行贷款或债券这类债务融资方式所要求的稳定的资产回报率并不相符, 企业想以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是非常困难的。从企业规模角度看, 现阶段中小科技企业由于企业内部因素 (如经营管理不规范、生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信息不对称、资金需求不稳定) 和外部融资环境 (如利率制度不灵活、证券市场不健全、民间资本受限制) 等原因, 存在融资约束。

本文在总结梳理国内外关于研发融资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扶持中小企业成长的要求与实践, 分析不同产业特性和企业规模对研发融资渠道选择的影响, 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产业类型对研发融资渠道的影响

1、产业类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发现由不同产业的产业特性导致的研发活动差别对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差异。尽管企业研发投入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但是不同行业间在显著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应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绩效时通常需要考虑行业特征这一变量的影响。国外研究表明, 不同的产业需求和技术机会差别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更加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国内学者陈德智利用全球12个产业132家研发企业1996-2005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健康医疗和生物制药产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 而航空与国防、汽车制造、个人消费品生产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负效应。且不同产业间技术效率的差异有明显继续扩大的趋势。

2、不同产业类型的研发融资渠道选择

目前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应该选择何种研发融资模式还存在争议。Brown和Petersen对1970-2004年间美国制造业中拥有高新技术产业部分比例较大的上市公司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他们认为外部股权融资这一方式对于此类企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国内研究方面, 陈海声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高风险、结果不确定、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 不熟悉行业动态及投资特点的投资者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前止步;特别是当公司的主要资产是技术、商业机密等无形资产时, 外部融资方式会更为困难。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该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它需要的前期资本投入非常大, 除了企业自身的盈利积累和来自政府的资助外, 资本的融通问题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研发融资渠道单一, 主要依赖企业自身利润的再投资, 但投入比例低于相关标准, 股权性研发融资比较罕见, 研发融资中银行贷款的比例不确定, 有部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筹集研发资金, 政府资助的研发资金占资金总需求的比例不大, 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较少, 而且发展缓慢。

三、企业规模对研发融资渠道的影响

1、研发融资渠道的差异

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研发融资模式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中小企业倾向选择权益融资模式。Carpenter和Petersen对在美国上市的约24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大部分小型高新技术公司面临融资约束, 只有极少数的公司上市后使用外部融资作为融资方式。经济学家还利用6000家德国中小企业资料来分析权益融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性, 证明研发企业更依赖权益融资。此外, 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 对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而言, 内部融资是其技术研发的融资首选。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研发融资模式上存在差异, 中小企业对资金问题更为敏感。研究表明, 约58.6%的中小企业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而大型企业的比例为46.9%, 而76%的企业将内部资金积累列为其主要资金来源, 42.1%的企业将银行等商业机构贷款列为其主要资金来源, 14.2%的企业将国家扶持基金或政策性贷款列为其主要资金来源。从不同类型企业来看, 国有大企业所获得的国家专项资金比其他企业明显要高, 有27.2%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 新兴产业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 主要表现为企业较难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 比例极低, 仅占全部中小企业的10%左右。且2008年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额仅占其贷款总额的0.8%。

2、造成研发融资渠道差异的原因

中小企业在研发融资上相对于大企业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 并且存在较大差异。在获取政府资金方面, 中小企业本身是弱质的和不稳定的, 在与大企业激烈的研发竞争中多处于劣势地位, 特别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事实上大企业或风险较小的应用性研发项目获得的政府资金更多, 而更需要政府扶持的中小企业或风险较大的基础研发项目获得的政府资金较少。当新产品研发存在障碍时, 大部分企业在寻求政府科技部门的沟通与支持是比较困难的。这说明尽管政府有许多支持企业研发的政策, 但作为企业研发创新的融资渠道, 却存在许多障碍。

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 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和资本优势, 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这一融资渠道上会受到较大的融资约束。大企业由于自身信用等级较高, 容易获得长期外部债务融资支持;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偏低, 常面临信贷歧视, 因而在债务融资方面尤其是长期债务融资方面受到较大约束。

四、结论

不同产业的产业特性和企业自身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研发融资渠道选择的不同。为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成长, 培育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步, 政府、企业、银行等相关机构需要针对产业类型和企业规模两大影响企业研发融资渠道选择的因素, 结合市场规律和发展要求, 制定并采取相关的对策措施完善企业的研发融资渠道, 以促进技术研发活动的开展, 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从企业角度来说, 应当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 结合高科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现金流运行特点, 优化现金使用效率, 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同时, 积极进行创新研发活动,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自身实力, 扩大企业规模, 为突破融资瓶颈, 拓宽融资渠道铺平道路。

在宏观制度政策方面, 政府构建以政策为导向, 以市场为基础的高科技企业融资机制, 为高技术企业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杠杆这一政策工具间接调节企业资金分配, 有利于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内部自有资金对于研发活动的投资, 同时加强银行科技信贷支持, 继续推进小额贷款金融公司的发展, 引入民营资本服务于高新技术中小型企业,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风险投资有利于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在这一方面, 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并积极探索以创业版股票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渠道退出机制, 实现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 鼓励企业创新, 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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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建设影响因素 篇6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 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 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实践证明, 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并不仅限于如何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总量, 更重要的是要从农村经济主体的切实需要出发, 深入了解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行为特征。农户是农村金融市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主体,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它也是农村金融市场中最难以获得外源融资的需求主体。

近年来国内关于农户融资问题的理论研究, 大多以分析农户的融资需求及融资行为为主。如何广文 (2003, 2004) 、农村金融课题组 (2005) 、陈斐、康松 (2007) 等通过对农户金融行为的考察, 认为现阶段农户融资的目的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 融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综合特征;何军、宁满秀、史清华 (2005) 从民间融资的角度出发, 认为由于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以及民间金融的日渐活跃, 农户的融资行为更多地体现在对于民间融资的选择上;马晓青、朱喜、史清华 (2010) 通过对陕西、宁夏、河南、江苏以及云南等五省180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结论指出农户的融资行为更加偏好于非正规融资渠道。尽管这些研究结论较为丰富, 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 缺乏对农户融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因此,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考察并分析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市场将极为有利。

二、样本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及其特征分析

(一) 样本分布及选取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对江苏省淮安市的抽样调查, 重点围绕该市下辖的金湖、盱眙、洪泽以及涟水四个县的农村地区展开。根据课题组所具备的人力、物力等基本条件, 本次调研采取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 对所要进行的调研样本按县、乡 (镇) 、村、农户的层次依次选取, 在遵循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化的假设前提下, 将每个层次的调研对象划分为经济水平上、中、下三个等级, 并按照这一划分各选取一个样本作为下一层次样本选取的范围, 最后对所选取的三个经济水平不同的行政村进行农户的随机抽样。在此方法下, 此次调研发放《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情况》问卷共计300余份, 其中有效问卷共255份。

(二) 样本农户融资资金来源的调查与统计

根据对有效回收问卷的分类整理, 2010年, 被调查的样本农户中共有166户表示自有资金难以维持日常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资金需求缺口, 这部分农户约占样本总数的65%, 而仅有剩余的89户农户表示该期间不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农村地区尚且如此, 不难窥见目前我国其他大多数农村地区, 农民家庭存在入不敷出的现象仍较普遍, 因此必然使得其中大量的农户要借助外部资金的支持。然而据统计, 本次被调查对象中仅有51户农户表示所需资金完全得到了满足, 约占资金需求缺口农户总数的31%。与此相反, 在无法获得足额资金供给的农户中, 甚至有农户表示即使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融资, 也没能完全填补资金需求缺口。这说明, 农户融资困难在当下仍是一个不争的严峻事实。

表1显示, 正规融资、非正规融资、既有正规融资又有民间融资的农户分别占有资金需求农户总数的23.89%、47.59%、29.52%。显然, 民间融资渠道是解决大多数农户亟需资金问题的最主要来源。那么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农户偏好向民间组织或个人进行融资呢?笔者认为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必然存在一种优次顺序, 至于这种优次顺序具体怎样、具备怎样的特征, 下文将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及其基本特征

在系统地分析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之前, 笔者认为有必要假定所有的被调查农户都是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学说的, 即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优次选择行为都是受利己意识的驱使。

图1根据调查问卷中数据绘制而成, 主要反映了当农户有融资需求时各种渠道优先被选择时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顺序由强到弱依次为:向亲朋好友融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普通关系的私人融资→村镇银行→民间高利贷。若将上述七种融资渠道归为正规融资和民间融资两类, 则会得到民间融资稍偏好于向正规金融渠道融资, 这与由表1所推测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性的。但据大多数农户表示, 之所以最偏好于向亲戚朋友融资, 主要是因为很难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 实属无奈之举。笔者认为, 除了隐性成本“人情债”的存在, “面子”问题也是农户不愿向亲戚朋友融资的主要原因。因此当被问及“假设从各种渠道中获取融资资金的难易程度相当, 您愿意从哪种渠道进行资金融资”时, 统计结果显示, 向农村信用社融资的农户数量是向亲朋好友融资的农户数量的三倍多, 为样本农户总数的53.61%, 这是大多数农户最倾向于优先选择融资的融资渠道。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没有农户愿意优先选择民间高利贷, 这是由于在各融资渠道融资难易程度相当的情况下, 选择民间高利贷将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我们将两种情形下的融资渠道农户数量综合比较, 绘制成图 (如图2) 。

从图2中可以看出, 在假定条件下, 农户意愿融资渠道偏好由强至弱的顺序为:农村信用社→向亲朋好友融资→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普通关系的私人融资→村镇银行→民间高利贷, 这与农户实际融资渠道的偏好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偏离。通过进一步分析, 农户实际融资渠道偏好体现出两点基本特征:

特征一, 非正规融资渠道中的农户选择偏好呈现“圈层结构”特征。根据费孝通先生关于农村社会关系呈现“差序格局”的观点, 农户向亲朋友好友融资资金, 无论从便利性或者“人情成本”等角度来考虑, 都不会舍近而求远, 因此在所有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中, 农户融资渠道的偏好程度基本上是按照彼此关系的近远而由强至弱, 呈现“圈层结构”的特征。

特征二, 农户实际融资渠道偏好是一种被动选择。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现实中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优先选择是在综合考虑主客观条件下所做出的理性的、最易获得资金需求满足的选择, 是一种受各种条件制约下的选择。

三、定量分析影响农户实际融资渠道偏好的因素

(一) 二元选择模型的构建

前已述及, 在现实中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偏好严重背离了初始意愿下的融资渠道偏好路径, 即农户实际融资渠道偏好于向亲朋好友融资, 显然这是一个对融资渠道偏好的二元选择问题。为此, 我们将通过二元选择模型 (Binary Choice Model) 对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令二元选择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 Y*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农户偏好民间融资的总效用;Y表示农户的借贷渠道偏好。当Y*>0时, 表示农户偏好正规融资, Y被赋值为1;当Y*≤0时, 表示农户偏好民间融资, Y被赋值为0。X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表示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潜在因素。另外, ε是与X相互独立的非系统性随机干扰项。

(二) 变量的选取

据调查, 在实际融资过程中是选择正规融资还是选择民间融资, 首要关注融资成本和融资的难易程度, 而这两项因素决定于资金供给方的放贷要求和农户自身所具备的相关条件, 进一步对其分解后得出模型所需的解释变量 (见表2) 。

(三) 模型估计结果

在利用E-views (5.0) 统计软件中的BINARY-Binary choice probit方法对该模型做线性回归估计之后, 通过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并查询标准正态分布函数值表, 进而就可以得到各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影响因子。计量估算结果详见表3、表4。

四、实证结论及其分析

由上表的估算结果发现, 除了户主年龄没有显著影响之外, 其他解释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户融资渠道的偏好起到了显著性影响作用, 这基本上符合了前文经统计性分析所得出的理论预期。

第一, 无论是正规融资还是民间融资都与融资利率水平、融资的抵押担保问题密切相关, 这两者对农户融资渠道的偏好起到了负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当融资利率不断上升或者需要抵押担保条件时, 农户就越来越偏好民间融资, 并且偏好的程度可以由表4中的影响因子大小所反映。显然, 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 利率水平和抵押担保条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融资利率水平是衡量农户融资成本高低的主要指标, 但并不是唯一指标, 因为严格地来说, 农户的融资成本应包括筹资费用和农户融资资金的使用成本。

第二, 与王玉峰、蒋远胜 (2011) 所得出的结论类似, 融资资金的用途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有显著性影响。资金用途决定了资金需求, 进而由资金需求缺口间接决定了农户对融资渠道的选择, 因此可以认为农户对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引致需求, 决定于融资资金的用途。回归系数易知, 随着资金用途的紧急性增强, 农户就越偏好民间融资方式。

注:表中**、***分别表示99%、95%的置信度。

第三, 农户文化程度的高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户自身所具备的客观条件, 实证结果表明, 这两者对农户融资渠道的偏好有显著影响。但由表4显示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到农户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户偏好正规融资的影响因子超过了50%, 也就是说, 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 农户越加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若农户的文化程度或者家庭收入水平没有达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要求, 必然将被排斥在正规融资渠道之外, 从而只能惟一地选择民间融资方式。

第四, 户主年龄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了户主的年龄对于是偏好民间融资还是偏好正规融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农村社会关系中, 年龄大的农户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较之年龄小的农户要多, 仅就这点而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户很有可能逐渐地偏好于民间借贷。但对于正规借贷而言, 目前至少没有论据能够充分证明农户年龄的大小影响到他的偿债能力。

因此综上研究指出, 融资利率水平、抵押担保条件、融资资金的用途、农户的文化程度及其收入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偏好。进一步分析认为, 之所以这些因素对农户的融资偏好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根本成因在于金融支农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 使得许多农户要么承担不起融资高利率成本, 要么就达不到正规融资的“苛刻”抵押担保条件, 从而导致农户只能求助于民间融资。也就是说, 目前我国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大多是一种受压抑的、被动的行为偏好。

摘要：本文基于对江苏省淮安市255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构建二元选择模型并利用E-views软件中的Binary probit方法进行估计, 结果表明:融资利率水平、抵押担保要求、融资资金用途、农户文化程度以及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变量对于农户融资渠道的偏好产生显著性影响, 进一步分析其成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支农制度的不健全与不完善。

关键词：融资渠道偏好,正规融资,民间融资,二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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