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任制度

选任制度（通用11篇）

选任制度 篇1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贯彻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人民群众参与法制建设的精神,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大举措。从实践效果来看, 这一制度的实施, 对于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 化解社会矛盾, 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促进人权保障等起到明显的成效。然而, 从这一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 人民监督员制度还存在一些亟待明确和规范的突出问题。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就是这些问题中的重要一项。按照最高检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现行规定, 检察机关的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自己选任, 并由检察长颁发聘书。这一做法, 不仅合理性存在疑问, 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人民监督员选任的随意性, 降低了人民监督员的威信, 不利于达成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初衷。因而, 有必要从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反思, 并在借鉴其他制度的基础, 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一、我国现行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切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腐败,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1]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时, 又有谁来监督它呢?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秉公执法, 维护公平正义, 利用人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运而生。

人民监督员制度, 是指依据民主法治的宪政原则, 由职权机关遵循一定规则推举选人的人民监督员, 按照一定的规范与程序, 对法律监督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程序性监督, 以规制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起诉权, 保障其有序、公正、廉洁运行, 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新型社会监督制度[2]。在我国,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新生事物, 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 推进检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它的实施是将我国宪法关于人民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化, 它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我国, 现行法律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并无直接的明文规定, 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主权原则, 即人民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 包括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该条进一步从公民的权利、国家机关的职责的角度, 重申了公民的监督权。由此可见,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 人民享有广泛的参政权和监督权, 人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 其中也包括检察机关的检察工作, 而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检察机关就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倾听群众意见的一种具体方式[3]。因此, 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完全符合宪法基本精神, 也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

同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第五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年满二十三岁; (4) 公道正派,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法律知识; (5) 身体健康。”该规定的第八条还规定“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经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第九条规定:“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为三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个任期。”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的产生, 虽然是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的人员中选择, 但需要本届检察长的聘任, 也就是说在决定由谁担任人民监督员的问题上, 检察长拥有决定权。这种聘任实质上是由检察机关“自己选择监督者”, 自己聘请人来监督自己的结果就会变相地成为一种内部的监督。更有甚者, 少数地方的人民检察院在相对确定了具体的人选后, 再去找有关的单位推荐, 并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后, 检察长颁发聘书。由检察机关选择人民监督员, 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难免会影响到监督者的监督力度, 也可能产生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依赖性, 无法确保人民监督员的相对独立性[4], 从而无法实现确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最终目的。

人民监督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 这是构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逻辑起点, 其理论依据根植于人民主权原则, 是公众参与司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不仅体现了检察权的人民民主性和程序正义价值的要求, 而且契合了权力制衡理论的理念, 恰当地配置权利, 形成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以使它能够起到一种限制、遏制权力滥用的作用, 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从而真正彰显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要求。

二、对国外其他相关制度的考察

民众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外在体现和内在要求, 在检察领域, 民众参与检察一方面体现司法的民主性,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权利对权力的制约[5]。纵观国外各国的情况, 民众参与检察主要有两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模式。美国的大陪审团的职责是负责重罪案件的审查起诉, 是对被怀疑犯罪的人进行调查, 决定有无足够的证据对某一刑事案件进行起诉。大陪审团成员的选拔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抽签法”, 即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候选人中间用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大陪审团的成员;第二种方法是“评选法”, 就是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从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间用评议的方式选定大陪审团的成员。在陪审团成员的选拔过程中, 一般来说, 陪审团成员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口中挑选。一般认为, 一份原始名单要达到的合理目标就是要覆盖80%的地区人口, 而事实上许多地方所使用的原始名单包括了90%的地区人口。美国陪审团成员的选拔不受地位财产的限制, 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 且无劣迹, 就可以成为陪审团的一员[6]。大陪审团审查刑事案件的程序是:第一步由法庭召集大陪审团;第二步由检察官向大陪审团提交一份公诉书草案或罪行控诉报告;第三步是大陪审团调查证据;第四步是评议并投票表决。大陪审团的过半数成员认为检察官所列举的情况同自己所调查的情况足以证明被控嫌疑人犯了某种罪行, 大陪审团就批准起诉书, 交给承办的法院, 检察官也将根据大陪审团的意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正式起诉书;如果大陪审团认为控告的证据不足, 就宣布起诉书不成立, 释放在押的嫌疑人[7]。

第二种是日本的检察审查会模式。民众参与检察的思想在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是在1948年公布的检察审查会制度。该制度是由公民对检察官不起诉处分进行审查的系统, 其决议虽然仅仅是为检察官提供参考, 但由于代表着民意, 已经成为对检察官不起诉最为重要的制约途径。根据该制度日本每年对于检察官作出不起诉的案件, 经过检察审查会审查, 其中约22%的案件被重新起诉[8]。

日本检察审查会是常设机构, 其成员为非常勤公务员。检察审查会由11人组成, 另有11名候补成员, 通过选举, 一人担任会长。日本检察审查会成员是依据《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 检察审查会设置在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所在地。所组成人员由该审查会辖区内具有众议员选举权的人中抽签产生, 任期为6个月。检察审查员的选举, 是由各个市或者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和检察审查员事务局通过抽签实施, 各个市或者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根据选举人名簿的登记数按照比例抽取检察审查员候补者预定者, 从预定者内经过资格调查后, 再抽取检察审查员候补者, 并制作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名簿, 送交检察审查员事务局。检察审查员事务局根据各市或者区送交的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名簿, 在检察审查员缺员时, 从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名簿内抽选检察审查员候补者, 对检察审查会的人员进行补充。但有下列情形的人员除外:小学未毕业者;破产后未复权者;被判过徒刑或禁锢一年以上者。

日本检察审查会的职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审查检察官不起诉是否得当和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劝告。

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和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公民参加司法决策的过程, 反映了宪法的民主精神, 特别是对于一些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的监督, 产生了稳定社会秩序, 树立司法公信力的良好效应。同时也为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我国现行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设是检察机关不断改革和完善检察制度的重大举措, 它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检察权的人民民主性、公正性等特点, 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 该制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但在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影响监督的独立性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的规定,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是由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 征得本人同意, 报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认可后, 由检察长颁发聘书。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推荐”名不副实, 多数都是由检察机关先确定哪些单位、部门产生人民监督员, 然后由该单位、部门报送个人材料, 经初步审查后由检察机关确定予以聘任。这样的选任机制存在先天的不足, 由被监督者选任监督者, 不可避免地让人们产生选任人民监督员是检察机关在“作秀”的想法, 那么, 实际监督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监督的品格贵在独立, 监督的独立性是实现监督基本职能的必要条件”[9]。要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只有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上保证独立性, 才有可能独立于检察机关而真正做到外部监督, 不与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宗旨相悖。

(二) 人民监督员选任的范围和条件影响监督的民主性

从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检察院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条件来看, 大部分侧重于人民监督员的政治素质或业务素质, 选聘了一批社会知名度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精通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民监督员, 概括地讲是“三多”, 即领导干部多、人大代表多、政协委员多。领导干部往往都是职务犯罪的主体, 大多是检察院监督的对象, 选择他们作为人民监督员, 不符合监督规律和权力制衡机制;再有,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人民监督员中的比例多大。虽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能够反映社会民意, 能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有效地监督, 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人大代表有权对案件实施个案监督, 选任人大代表做人民监督员, 容易混淆人大监督与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界限, 实质上是减少了监督的力度和渠道;同时, 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 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权也有比较固定和完善的方式, 将有限的人民监督员的名额交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自然形成了权力的重复配置, 影响了人民监督的民主性。

(三)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人数影响监督的有效性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第十二条的规定, 人民监督员的名额, 由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人民监督员的人数, 但考虑到检察机关本身的经费已经非常紧张, 还要对履行职务的人民监督员发放工作补贴的情况, 检察机关就不会选任众多的人民监督员, 一般基层检察院选任的人民监督员为3-5人。人民监督员大部分为兼职, 如果有监督员因故不能参加监督活动, 或者在办理当地敏感案件时, 常常出现众多人民监督员争相回避的情形, 监督人数就会不足规定的数额, 可能造成“监督不能”的尴尬境地。

四、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完善的出路

(一)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的立法设想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应当采用由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 征得本人同意, 由地方各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选择聘用。这样既可以避免检察机关决定聘任人民监督员带来的“花钱买监督”、“作秀”等不良影响, 也能保证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同时对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上规定应调整为一年, 这样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任期影响到人民监督员的工作和生活, 也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任期带来的负面因素的影响。由地方各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选择聘用人民监督员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人民权力禀赋的原理。

(二)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资格条件的立法设想

人民监督员作为制约、监督检察权的一种力量, 是来自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体制, 其选任必须体现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因为人民监督员代表人民监督检察权, 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正义观念和价值观念, 在某种程度上, 普通民众更能够合情合理地判断案情。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选任人民监督员的品行标准、教育背景和知识水平要求太高, 有悖于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宗旨和目的。因为人民监督员是否具备法律从业经验并非最重要的条件, 道德和良知才是人民监督员最需要具有的个人品质。但强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人民性和民主性, 并不否认考虑人民监督员应具备的法律素养, 应当在“人民性”基础上体现“专业性”。毕竟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是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涉及到的法律内容是比较复杂的,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人民监督员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法律专业素养, 才能真正保证案件的监督质量。因此对于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应更多地体现公众化和专业化二者的结合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其中一个方面。

(三) 人民监督员的人数及选任范围的立法设想

针对司法实践中人民监督员人数较少以及多在每个县区选任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督的公正性,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区域要广, 最好能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调配任用人民监督员,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人数按照各县 (区) 检察院选任9-15名人民监督员较为合理。这是因为, 一方面,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区域越广, 地域性色彩越淡, 克服司法地方化 (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 倾向能力越强, 公正性也就越强;另一方面, 由于全市人民监督员的数量要比每个县区的人民监督员多得多, 因此, 在个案监督时, 虽然都是随机抽取, 显然参与监督的人员不可预测的指数更高, 公正的指数也自然更高。同时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调配任用人民监督员, 可充分利用异地的人民监督员, 既可以解决监督员因故不能参加监督活动, 或者在办理当地敏感案件时, 常常出现众多人民监督员争相回避, 监督人数不足规定数额的矛盾, 并且按照这种模式的管理, 也能达到节省资源的目的。

总之, 司法领域任何改革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司法公正,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检察官法律专业评判的基础上引进的公众的内心良知尺度, 使法律和情理更好的平衡,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 但这不失为保障公平、公正的有益尝试。

摘要：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贯彻司法改革而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充分体现了权利制约权力、主权在民、民众参与司法和司法民主的理念。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制度, 有利于对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 但在选任方式、资格条件、人数和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完善它。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选任,司法民主,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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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制度 篇2

明开国初，承元朝制。但洪武帝朱元璋觉得宰相权力过大，废掉了宰相，一个人既做主席，又做总理，大臣奏章事无巨细都一一亲自处理，堪称劳模皇帝。

但劳模皇帝几千年也没几个，后世的皇帝还是需要一位助手去承担部分责任，去协助处理一些日常政务。而分担责任其实就是分担权力，因此这个助手，必然是宰相。

但是太祖皇帝明文规定不准立宰相，而唐、宋时期已经设立“群相”制度，即有好几个人共同分担宰相权力，这样这几位大臣相互制衡，就不必担心相权威胁皇权了。

因此明成祖朱棣就设立了内阁(削弱的政治局常委会)，内阁的人数一到七人不等，其排序一般按照阁员们入阁的时间论资排辈，最高者为首辅(总理)，当然中后期也有弯道超车的情况。不过请注意，为了防止内阁做大威胁皇权，朱棣留了两个心眼：其一，内阁在明代自始至终都是正式机构，更像现在的各领导小组;其二，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只有兼任其他职务而提升职级，一般都会兼任一品、二品的虚职，而因为明代的一品其实都是虚职，没有具体分管，只有声望较高(含权量较高)的大臣才能获得，因此明代的一品官实际上就是正国级，正二品就是实际的副国级，这样才能与现行体制对的上号。

因此，六部尚书与督察院御史(中纪委书记)、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长)都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副国级干部。这八位加上通政司使(国务院秘书长兼信访总局局长)就是明代的“九卿”，但通政司使地位略低于前八位，是正三品，这个状况与现行体制也是相符的。

督察院其实更像是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正式的国家监察机构，左都御史(国监委主任)统领各路言官;而锦衣卫更像是中纪委与国安部部分职能的整合。很多人谈起明朝就会想起赫赫有名的“东厂”，这种特务机构自然不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了，因此这个机构无从类比。

为何六部尚书类比为政治局委员需要再说明一下，因为目前国务院下设26个组成部门与20余个直属机构，都是正部级建制;明代只有六部，平均每个部实际承担现代3-4个部的职能，因此类比为副总理更为合理。

“六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六部之首是吏部(中组部)，负责官吏的考核、升迁，正二品吏部尚书(中组部长)历来有“天官”之称。因为人事大权都是重中之重，所以明代除了极少数时期，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吏部尚书不得入阁”(中组部长不入常)，为的就是防止吏部尚书大权独揽，成为事实上的一人宰相。

接下来是户部(分管财政+农业+税务的副总理)，下设十三个司，分别管理全国各地的钱粮税收;礼部(分管文化、教育、外交、编制的副总理)，很多人认为礼部就是教育部加外交部，首先外交在明代的重要性远远不如如今，而且礼部管科举，科举更像是高级公务员选拔制度，通过考试的人最高可直接做到七品翰林，在这个角度上，礼部其实是在发挥中央编办的作用;兵部(国防部)，兵部尚书(防长兼军委副主席)管日常军务;刑部(政法委);工部(住建部+三峡办+黄委会的分管副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为两京制，不仅北京有六部督察院，南京也有一套同样的班子。因为明朝最初的首都为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后，就在南京保留了一套班子名义上总领长江以南政务，但实际上除了户部与兵部有实权外，其他各部都是虚职，一般都是打发养老的去处(人大政协)。

六部除了政务人员外，还有专门监察六部的六科(中纪委派驻纪检组)，六科的一把手给事中虽然官只有七品，但是对六部办事不利、贪污腐化的情况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甚至如果六科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封还”，拒绝执行。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从这点可以看出，明代的纪检组长比如今的监察力度要强，不过在十八大纪委落实“监督责任”后，各纪检组落实“三转”，监察力度有了很大的进步。

督察院(国监委)、刑部(政法委)、大理寺(最高法)统称为三法司，可类比公检法+国监委。

再简单说一下地方。

布政司使类比为省长，各巡抚最初类似中央巡视组组长，是中央的三品官员挂职临时担任的，但是这组长好任命不好免职，临时机构逐渐的成为了常设机构，各巡抚实际上成为了地方行政长官，巡抚之上设总督，一位总督可督数省(建国初期的五大局)。

我国在建国初期分设了东北、华北、华南、西南、西北五局，一局统领数省党政军大权，后毛主席一声令下，“五马进京”，地方才逐渐分散为30余个省级行政单位。

地方力量过强，有可能威胁中央权威。明嘉靖年间东南总督胡宗宪暗通内阁阁员严嵩，对外打击倭寇等黑暗势力，对内整顿吏治，深得民心，一时风光无两。而后遭到几乎其他所有势力的共同打压。严嵩本人结党营私，贪腐严重;胡宗宪作风霸道，儿子在外勾结商人全国知名(被海瑞整过)，因此最终二人双双入狱，下场令人唏嘘。

明朝官吏的选任制度

明朝官制，即明朝官吏的选任制度，是明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官制分两部分，选官制度和任官制度。明朝官制分为中枢、地方、军事官制三部分。为了加强皇权，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沿用已久的三省制，亦罢宰相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明首创的内阁则成为六部之上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地方官制，明朝共设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军事官制，明朝设锦衣卫，武官第一次掌有监察百官万民之权。明朝官制在汉、唐旧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官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朝，甚至是今天。

明朝的皇帝大多不亲理朝政，使得后人容易过低地评价明朝的各个方面。而对比一下自秦至清，会发现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超过260年，且没发生过分代(如西汉、东汉)的只有唐、明、清三朝。再比较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明朝也都名列前茅。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就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慨叹：“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明朝的官制。官制是政权机构的一个重要组织制度。它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盛衰，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安定或动荡，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而且清承明制，所以可以说明朝官制在中国延续了近五百年，支撑、维护了中国明朝和清朝的统治。

明朝除宗室外，文武官的封爵分为公、侯、伯三级，封爵上各加地名为封号，只有岁禄，并非实际的封邑。

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和报酬支付 篇3

关键词：异地指定；管理人评价；基金扶持

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施行后，破产管理人制度正式的确立，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的担当主体包括三种：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依法没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第一类主体担任破产管理人一方面是对93年《企业破产法》实施后，破产制度的一种延续和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我国目前在国有企业，国有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等单位的破产清算方面有相应的特别规定的客观情况的反映。因此，第一类主体担任破产管理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且自2006年新的《企业破产法》施行后的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破产案件是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破产管理人。因此，笔者在下文重点就选任后两种主体担任破产管理人时的一些制度构想和建议进行阐述。

目前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主要采取的是管理人名册的制度，即各地法院将具备履行破产清算事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管理人名录，待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从名录中予以指定，破产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后对破产债务人进行破产管理，管理人的报酬属于破产费用由破产财产优先支付，报酬多少最终是由法院决定。

在选定破产管理人时，有两个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第一个是破产管理人资格的获取；第二个是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支付。

针对第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第三条中明确表示“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均可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这表明，目前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及清算组织和中介机构中具备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个人除具有法定的消极条件外都有权申请作为破产管理人。然而，由于一方面破产案件往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交织，案件利益相关人的数量众多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人内部等利益冲突明显，导致破产案件往往十分复杂；另一方面，管理人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就需要选定，破产管理人从对破产债务人一无所知到全面了解以及根据了解的情况作出行为的时间都相对短暂；简而言之，破产管理人的工作复杂而时间紧迫，故要想一个破产案件最终取得相对圆满的结果，对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素质、管理能力、执行效率等必然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破产管理人设定准入标准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怎样设置标准和设置什么样的标准的问题随之而来。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导致各地的破产中介机构在数量分布、实操经验、人员素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据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4235件企业破产案件中，最多的省份为山东，共受理589件，超过200件的省份有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而同期，海南、西藏却不足10件；2006年，全国12400家律师事务所和6425家会计师事务所中，广东省占律师事务所1132家，其律师13684人，北京市的律师事务所950家，律师11994人，而宁夏只有律师事务所61家，律师588人，西藏有律师事务所14家，律师52人；以上数据反映了破产中介资源分布极度不均匀的客观情况，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破产管理人准入标准，而应当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地方标准并编制管理人名册。不过，笔者认为，为了提高破产案件的办案质量，使得破产制度能够更好的得到社会的认可，应当鼓励实务经验丰富，经办案件效果较好的优秀管理人异地办理破产案件。笔者的设想是：首先，建立一个信息库，将各地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信息汇聚分析，参照一定的因素，比如：破产案件中破产财产的多少、破产债务人的性质、是否涉及破产财产在海外等一些相对具体的因素，将破产管理人进行分级；然后，各地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后，同样依据以上的因素来考察破产债务人的情况，进而确定需要指定哪一个级别的破产管理人，如果本区域没有符合的破产管理人，应当允许法院指定其他区域具备相应资质的破产管理人；最后，对破产管理人进行评价，这个评价会影响到破产管理人级别的认定。

笔者以上的构想有一个前提，就是异地的破产管理人愿意接受指定，要实现这一点，除了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允许法院指定异地破产管理人之外，通过经济因素对破产管理人异地参与破产管理事务进行激励和引导也十分必要，这就涉及到了指定破产管理人的第二个问题：破产管理人报酬支付。目前的破产管理报酬支付程序是：由破产财产进行支付，债权人会议可以对管理人报酬方案进行审议和异议，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最终决定管理人报酬。现行的支付制度以最终偿还的债务额度为尺度，分档计算管理人报酬，并且允许法院在考虑一定因素情况下作出调整，笔者认为这个支付制度能够在激发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和控制破产费用两个方面实现平衡，对于法院因为案件需要更高层级的破产管理人而进行异地指定的管理人而言，这个支付制度同样可以适用，但是毕竟异地办案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更高且一般都是因为案件复杂，被指定的管理人层级较高，此时就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笔者的设想是，国家建立一个破产制度扶持基金，对于这种高层级的破产管理人被指定到异地办理破产案件的情况进行奖励，而具体奖励基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这里为了进一步优化奖励的激励机制和规范对管理人的评价，笔者设想了一个打分制度，具体如下：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务人不打分，无担保债权人，债务人，有担保但不能完全覆盖的债权人，均打分。打的分数要进行加权，打分的加权系数是无担保债权占整个无担保债权的比例，所有分数分别计算出来后相加除以打分人的人数就是最终的分数；重整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均可打分，计算规则同上。

法院保存所有管理人被打分的记录，假设满分10分，6分为及格线，无论是否达到6分，只要管理人没有因执行破产程序，被破产程序权益相关人起诉或申请仲裁而法院判决追究民事、刑事、行政责任的，一律可以取得奖励，但低于6分的管理人，在下次破产管理指定时将被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录中列后考虑，连续3次被打6分以下的，就要降级。如果要承担法律责任，则暂停管理人破产程序执业资格2年，由破产程序管理委员会类似的机构评定是否吊销其执业资格。5年内达到两次以上的，必须吊销执业资格。（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探讨 篇4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完善

一、现行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选任模式是人民监督员“内选”模式与人民监督员“外任”模式, 这两种选任模式共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检察机关起主导作用。

人民监督员“内选”模式产生的人民监督员, 无论在民主推荐还是考察确认, 每个环节人民检察院均起到了主导作用,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监督员“外任”模式产生的人民监督员, 人民检察院在某些环节也起到了主导作用。首先, 人民监督员名额确定由检察机关主导。“外任”模式规定人民监督员名额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办理案件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名额要求, 拟定本院人民监督员的名额, 由检察长提请人大常委会确定。实践中, 一般人大常委会均按照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数额确定。其次, 人民监督员资格审查由检察机关主导。人民监督员“外任”模式规定进行资格审查时由人大内司委、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等部门组成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个人申请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人选进行审查。由于人大内室委不负责具体事务性的工作, 而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是设在人民检察院内部的, 因而, 资格审查工作仍然由人民检察院主导。在考察确认过程中, 一般也是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将候选人报送当地纪委、组织部等部门进行考察。因此, 无论是人民监督员“内选”模式还是人民监督员“外任”模式都存在人民检察院起主导作用的问题。[1]

2. 人民监督员任期太长。

根据《规定》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为三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个任期。那么, 人民监督员的任期就是二年或者六年, 任期时间太长。第一, 任期时间太长, 会影响到人民监督员自身的工作和生活, 进而影响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积极性。第二, 人民监督员任期时间太长, 会磨损人民监督员的激情。作为一项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 人民监督员在履行过程中激情是有限的, 易导致人民监督员产生厌倦心理, 导致对监督工作的不负责任。第三, 人民监督员任期时间太长, 会产生新的腐败。我国的国情非常讲究人情, 人民监督员在长期与检察机关接触过程中, 足够让人民监督员和办案人员因工作关系结成好朋友, 进而形成“互助”关系, 影响监督效果, 甚至产生新的司法腐败。

3.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人民监督员“内选”模式和人民监督员“外任”模式依据的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通过, 2004年修改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而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对“检察院监督别人, 谁来监督检察院。”的社会质疑, 以及理论界取消检察院侦查权的呼声而制定的, 存在许多不规范和不完善的问题。

二、完善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的几点建议

第一, 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只有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 才能真正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只有法制化, 监督程序的启用、监督结果的执行, 才能有法可依, 才会使监督合法、有约束力和公信度, 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有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机制、监督机制、管理机制才能完善。通过立法, 才能与有关法律紧密衔接、协调一致。因此, 立法是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和完善的直接、有力、具体的法律依据。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应当坚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应当坚持外部监督的原则。所谓外部监督原则, 就是在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时, 将人民监督员制度定位在外部监督的性质上。通过实践, 人民监督员制度若定位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上, 会使人民监督员制度陷入“检察院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怪圈, 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没有权威性和公正性。其次,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应当坚持保障司法民主原则。所谓司法民主, 就是顺应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潮流, 这也是世界司法理念的大趋势。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时, 应当坚持人民监督员必需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反映被害人的要求等人权原则。坚持司法民主也是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第三,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应当坚持司法公正原则。所谓司法公正, 是指要求人民监督员必须客观公正, 维护公平、公正、正义的原则。第四,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应当坚持保障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力, 否则, 就是违反了基本法, 将导致立法无效。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到今天需要立法加以推动, 并比照人民陪审员制度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之中。比如在《刑事诉讼法》中第十三条规定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的同时规定人民监督员制度, 以及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倾听群众意见, 接受群众监督中, 写进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 这样的规定比较原则。如果同时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出台《人民监督员法》, 或者比照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决定》或者《条例》, 会更明确具体。

第二, 明确人民监督员任职条件。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应当合理设定。作为外部的社会监督力量, 监督主体是平民化还是精英化, 一直是人民监督员制度争议较多的问题。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和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成员, 均实行大众化和平民化。美国的大陪审团成员只要年龄不超过70岁, 身体健康, 没有重罪前科的选民均可以担任;在日本担任检察审查员, 只排除了小学未毕业、破产后未复权、被判过徒刑或者禁锢一年以上的人员。[2]根据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的条件明确设定为以下情况为宜。即是年满二十三岁, 身体健康, 有选举权的公民均可以担任人民监督员;其中应有二分之一的法律专科学历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受过刑事处罚、刑事追究的, 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这样设计一方面, 明确具体易于操作;另一方面, 人民监督员兼备了平民化和精英化的特色, 利于监督;在监督中精英化人民监督员带动平民化人民监督员, 利于法律知识普及, 利于国民法律素质的提高。

第三, 合理设置人民监督员的任期。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后《规定》, 人民监督员的任期是三年, 连任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理论界普遍认为, 人民监督员任期时间太长。任期时间太长, 人民监督员容易失去监督的热情;任期时间太长, 人民监督员容易职业化失去监督的民主性。因此, 人民监督员的任期时间不宜太长。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规定的任期最一长为一年;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规定的任期最长为六个月。而我国, 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的任期是三年或六年。借鉴国外经验, 根据我国国情, 设定人民监督员任期一年为宜。一年的任期, 可以使更多的公民参与监督, 增加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度;而司法公开透明度的增强, 又会加强对司法的监督,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同时, 更多的民众参与人民监督, 对法律的普及、对司法改革的促进都起到重大的作用。另外, 一年的期限便于工作总结, 符合我国国情。因此, 将人民监督员的任期设计为一年比较合理。

第四, 明确人民监督员选任的程序。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应当独立于人民检察院之外。笔者认为, 人民监督员选任应坚持人大选任, 并坚持谁选任由谁颁发证书的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使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具有权威性。人大机关应当制定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的步骤。人民监督员选任程序步骤应当设定为:一是发布选任公告。利用选任人民监督员机关当地的报纸、电视、信息以及网络和张贴公告等方式, 公告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任期、名额等。二是民主推荐和自愿报名。民主推荐、自愿报名填写报名表报送选任机关。三是综合考察。无论是民主推荐还是自愿报名, 依据人民监督员任职条件进行全面、严格考察。四是人大确认。人大对将综合考察后符合任职条件的候选人进行确认。五是社会公示。由人大将拟任人民监督员名单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示, 听取民众对其能否担任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民众监督, 以体现人民监督员的代表性、权威性。六是颁发任命书。由人大主任颁发人民监督员任命书, 以增强人民监督员选任的权威性。七是人大备案。人民监督员任命后, 应当在人大备案。

参考文献

[1]周永年.人民监督员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改革之我见 篇5

【内容摘要】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是人民陪审制度行使的重要环节,是人民陪审员行使刑事审判权的基础，该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到陪审员能否真正地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它关系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民陪审制度，使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上没有形成有力高效的选任机制，导致选出来的陪审员良莠不齐，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为此，有些地区想过一些办法，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任何法律制度都是通过不断地修改不断地讨论而趋于完善的。当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司法的民主自由和公正透明的重要性时，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也会受到重视。人们陪审制度必然会有所发展，我们也会在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更近一步。

【关键词】 人民陪审员民主选任制度

一、中、美陪审员选任制度的异同

近现代陪审制度传入我国至今,陪审员的参审在多数情况下是“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价值,陪审制度也形同虚设。然而,在理论上,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司法程序的正当化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是人民陪审制度行使的重要环节,是人民陪审员行使刑事审判权的基础，该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到陪审员能否真正地代表人民行使权利，它关系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美国的陪审制度历史悠久，体系完备，其陪审员选任制度也在借鉴英国选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独具特色。

（一）美国的陪审员选任制度

在陪审员的资格方面，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都有规定，一般要求包括国籍、年龄、居所、交流的能力和没有重罪前科等。成员的构成要求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不能因为性别、种族、肤色、职业、信仰不同而歧视。①具有美国国籍时首要前提，大部分的州对陪审员最低年龄做出了规定，并且禁止有重罪前科的人参加陪审团。

在陪审员的选任程序方面，首先需要从法院所在地的地区居民中随机抽选出大批候补陪审员，组成候选陪审员团。如果被选入候补陪审员团的个人有相应事由（如职业、宗教信仰等），就可以拒绝接受陪审员的任命。被抽选入候选陪审员团的人选，通常会接受双方代理人或法官的询问。在询问无异议后，成立正式的陪审团。其中包括一些作为“替补”出场的预备陪审员。

（二）中美陪审员选任制度的比较

美国的陪审员选任制度作为陪审制度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的价值。较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审判员选任制度存在一些缺陷，高昂的运作成本，慢长的挑选时间是处于发展的中国所难以接受的，但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学习和参考的优点：

1、陪审员资格具有普遍性，让大多数的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

2、美国宪法对选任制度的法律保障使得陪审员选任严格执行且受到重视，为陪审制度的有序运行打下了基础。

3、预备陪审员的设置，避免了部分陪审员无法参加审判而导致审判的终止。

4、在美国，陪审员的选任可以概括为随机挑选、一案一选。这项规定有助于防止弄虚舞弊的发生，同时可以倾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声音。

二、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起步较晚，只能通过学习他国陪审制度再结合本国国情一小步一小步的摸索前行。发展比较缓慢，举步维艰。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民陪审制度，使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上没有形成有力高效的选任机制，导致选出来的陪审员良莠不齐，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为此，有些地区想过一些办法，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机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应① 李昌道、董茂云：《陪审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01期。

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由有关单位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选举产生。然而这些年来，陪审员的选举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②此外，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却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选任中对候选人缺乏广泛深入的考察，为以后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发挥人民陪审员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埋下隐患。

（二）不少地区为保证陪审员的质量，直接对专业人才和高学历人才采用聘用制。聘用制不仅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其合法性与效力都值得怀疑。而且与陪审制度的民主精神相违背。设立陪审制度的目的是让普通公众能够参与审判权，让审判融入大众的价值观，这是民主司法的核心。③

（三）人民陪审员责任感不强，在审判中缺乏积极性。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往往由于业务水平的限制，无法对案件形成独到的法律见解，庭审活动还是由法官具体安排，难以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的积极性，最终出现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

（四）在对人民陪审员的监督约束方面还缺乏一些具体措施。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享有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会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审判结果和公平公正，同时也意味着人民陪审员应当履行相应义务，按时参加审判、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等，但目前还没有对上述情况规范化，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大大影响审判的效率和正确性。

三、关于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的几个建议

要想选出合格的人民陪审员，不仅需要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有完善的选任机制，更需要全民参与，更加重视和了解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

（一）从宪法上确立陪审制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立法与完善根源。陪审制度不是一项普通的司法制度，而是民主国家司法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现在实行陪审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立法层次不高。恢复人民陪审制度在宪法上的地位，有助于在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进行充分的修缮。④人民陪审员选②

③ 蒋惠岭：《论陪审制度改革》，载于《人民司法》1995年06期，第31页。宋世杰：《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④ 蒋安：《论我国的陪审制度与司法改革》，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06期，第28页。

任制度作为人民陪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直接受益，提高自身的重要性，改变目前这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二)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在人民陪审员选任过程中，应不断加强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群众自我推荐、选任竞争等方面，通过对人民陪审员候选队伍全方位的衡量，最终确定合格的人民陪审员。

(三)在扩大人民陪审员选举的范围的同时，严把人民陪审员任用关。不应对

⑤陪审员的学历有所限制，易除司法精英主义，使普通民众有机会担任陪审员。让

大众百姓真正投身其中，真正贯彻司法民主。当然，需要考察人民陪审员的综合素质，提升人民陪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的积极作用。

(四)加强对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培训。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庭审过程中必然要运用到一些必须的法律知识，因此法院有必要对人民陪审员进行不间断的培训和指导。如每年向人民陪审员发放一定的司法信息和办案手册，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对某些新型案例的研讨等。由法官引导人民陪审员熟悉相关法律条文，领会有关法律精神，在审判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五)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考核约束机制。人民法院应当同人大协商制定专门制度考核约束人民陪审员的工作，对无故推脱不参加庭审的人民陪审员及其妨碍陪审工作的陪审员，采取严格的处理措施。还应当对每个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质与量进行综合测评，作为下次推荐人民陪审员候选人时的参考。

(六)加大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宣传力度，充分调动人民陪审员积极性。让普通百姓了解人民陪审员制度，增强人民陪审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参加审判、讨论案件时给于人民陪审员充分的尊重，切实落实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调动其参与执行陪审职务的积极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结语

任何法律制度都是通过不断地修改不断地讨论而趋于完善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也不例外。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展开，民众的法制观念也有所进步。当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司法的民主自由和公正透明的重要性时，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也会受到重视。人们陪审制度必然会有所发展，我们也会⑤ 王冬冬：《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应走向平民化》，载于《法制与社会》2009年05期。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更近一步。这条道路必然漫长而艰辛，需要更多的人投身其中，但终究会成功。希望作为学习法律的一份子能够献出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百度百科。

2、宋世杰：《刑事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3、赵健健：《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改革探讨》，西南政法大学2007年04月。

4、万毅：《超越当事人/职权主义—底限正义下的审判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版

大学生党支部书记选任机制探索 篇6

【关键词】大学生 党支部书记 选拔机制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C-0019-02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大学生党支部是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学生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是学生党建工作的关键部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专门增加了学生党支部的职责：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推动学生班级进步；带动广大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完成学习任务；支持、指导和帮助团支部、班委会及学生社团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按照标准和程序发展学生党员，不断扩大学生党员队伍。这对学生党支部来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对学生党支部工作指导到位的前提下，学生党支部能否成为战斗堡垒，关键还要看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一、当前大学生党支部书记选拔培养的局限性

中央从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考虑，科学设置党支部，将党支部建在高年级的班上，以利于开展工作。党支部书记一般由基层党的委员会选任，有基本条件和任职要求，没有统一的程序规范。

（一）学生党支部书记人选来源较窄。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学生中正式党员达到3人以上的班级应当及时成立学生党支部，而学生要成为正式党员一般要到三年级，成立学生党支部肯定要到大学三年级。除极少数学生在高中时已经入党外，根据党的章程，大学生入学后提交入党申请书，一年后条件成熟的发展成为预备党员，一年预备期满后符合条件的转正成为正式党员。如果上大学以后入党，能当上学生党支部书记的应该是三、四或五年级的学生。设立党支部、选拔支部书记是可以在大学三年级同步进行，只是此时的正式党员人数仍然不多，选择的余地不大。

（二）党支部书记人选前期培养不足。为了保证党员发展质量，高校一般是由辅导员担任低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挑选学生当中素质相对较高者任副书记或支委，协助开展党建工作。院系党组织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和预备党员教育，很少有针对支委或支部书记的培训班；而三、四年级学生此时正面临实习、考研攻坚、就业准备的紧张时期，精力上主动投入会少一点。学生副书记或支委熟悉其经手的某项工作，但对全局的工作，如发展党员的整个程序及工作要求就不一定掌握，离开老师成为支部的负责人、支委的带头人、学生引领者，独立完成各项工作特别是发展党员和做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上有难度，作为同龄人要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更需要高超的艺术。

（三）党支部书记选任程序科学性不强。高校对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选任，一般是由辅导员老师推荐候选人，经院系党组织谈话了解和审查后，在党员大会上等额选举产生。因为有选举权的党员人数少，有的是由批准成立党支部的上级党组织指定或委派党支部书记。这些程序有不够科学的地方，学生党员及普通同学的知情权、参与权不大，更没有决定权。德才兼备一直是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必须坚持的原则。老师了解该党员工作、学习方面较多，但对生活中的细节表现知道的较少；党员在同学中的威望仅从活动中知道，无法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检测其党性修养和思想品德。

二、加强大学生党支部书记选拔的意义

（一）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为建设能够培养高质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为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平台。党支部是党在各级各类单位中的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书记作为学校党委、院系级党组织与学生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引领青年学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中国梦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理想指引人生方向，这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增强党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加强学生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可以起到牵头抓总和引领示范作用。要提高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扩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学生党员是关键，学生党支部书记是关键中的关键。广泛宣传党支部的职责，发挥党员作用，加强选拔前培养，严格选拔程序，完善选拔后继续教育。把组织建设的过程与吸引学生参与党建同步推进。宣传优秀学生党员的职业成效、社会和经济效益，号召青年学生脚踏实地，练就过硬的本领。树立德才兼备党员的典范，用身边榜样激励青年学生奋发向上，自愿向党组织靠拢。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学生党支部书记，特别需要优秀的在青年学生中有影响力的支部书记。

三、大学生党支部书记选拔机制构建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加强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选拔，是党的基层组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找准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专业人才的重要抓手。

（一）科学公开选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创新选拔学生党支部书记可以作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突破口，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明确选拔条件，选党性修养好的党员。学习是学生的首要任务，基层党委考虑学生党建工作时，一般也优先考虑用成绩优秀、为人诚实的同学。辅导员老师推荐，主要的因素是入党时间较长、当过学生干部、能较好完成交办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公布岗位说明书的方式，明确条件和要求，让大家知道支部书记的职责和义务，方便推荐和选举。条件中要着重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把党性修养从“考查”科目变成必修的“考试”科目，确保能够选拔、培养出真正讲奉献、守信念、重品行的优秀党组织带头人。

2.扩大党员参与权、团员知情权，选群众基础好的党员。大学生社团、团委、学生会和班团干竞争上岗已是普遍的做法。党支部书记选拔除了组织物色考察外，可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借鉴团员推优的做法，让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面对党员、团员和同学，展示做好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思路、服务好同学的具体措施，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开展党支部活动的准备。这样可以更好地落实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经过组织和群众双重考验的党员，应该是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党性原则较强、业务能力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同志，可以胜任岗位工作，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

（二）严格考核。一是履行职责情况考核。参照岗位说明书，对支部思想、组织、队伍建设工作情况进行定性定量的考核。基层党委要对学生党支部“三会一课”、学生党员发展情况有个汇总，对所在支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展党员的质量进行评价，并以此结果评定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绩效，作为年度考核依据和申报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的事实。二是党建工作影响力考核。党员都宣誓“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工作”、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是一个基本指标。党支部书记更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支部书记当得好不好，往往体现在其所在班级的学风和集体表现上。党的基层组织有责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也有义务集纳群众的意见建议。所在班级的党员比例及获得的集体荣誉、奖学金人数比例、优秀学生干部数、三好学生数等是直观的体现。

（三）试用评价。党的群众路线强调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选拔也可以走群众路线。把党委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选，放到实践中锻炼，设定一个试用期，让群众和党员对其是否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和素质进行评价。给试用者压力，让竞争者有机会，请旁观者来监督，由当事者来选择。对于优秀党支部书记，应该像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奖学金的同学一样给予宣传和表彰，作为大学生“四个能力建设”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以点带面。《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大学生也适用，也是评价党支部书记的一个准则。

高校是塑造青年、培育青年价值观的主阵地。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发展优质的新党员，学生党员比例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两课”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目标的实现，从而进一步促进党员巩固理想信念，深化党员服务大局的意识，成为自觉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青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和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党建研究课题（10DJC06）学校辅导员专项研究课题研究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蓝开宝，广西中医药大学讲师。

论我国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 篇7

一、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主体

由于对破产法理念和破产管理人地位的认识不同, 各国破产法对破产管理人选任主体规定分歧较大。目前存在三种立法模式。一是债权人会议选任型, 此种模式认为破产清算是为债权人共同利益进行的, 破产管理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选任, 方能保障债权人共同利益, 这种立法模式彻底贯彻了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自治精神, 赋予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管理人选任问题上绝对的权威。英、美和加拿大等国的破产法就实行这种模式。二是法院选任型,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在该立法模式下, 法院一般处于主导地位, 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涉自主决定破产管理人的人选, 即使有的国家立法允许债权人会议在法院选任破产管理人外, 另提出人选提请法院任命, 但是否任命的最终决定权仍然由法院享有。其法理基础在于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 破产程序并非全体债权人的代理人, 也不是破产债务人的代理人, 所以破产管理人不宜由债权人会议选任 (1) 。三是由债权人会议和法定权力机关指定的“双轨制”, 主张此种模式的学者认为, 破产管理人可由债权人会议选任, 也可由破产法规定的权力机关 (法院或者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 指定, 但债权人会议选任由权力机关指定, 双轨制赋予了债权人很大的权限, 充分体现了债权人自治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采取此种方式。

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与一国的国情、文化、破产法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法院选任性还是债权人选任型或是采取双轨制, 在理论和实践中各有利弊, 立法者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最为适合也最易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并根据这种理论设计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框架。我国《企业破产法》在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方面奉行法定信托说, 以追求破产事务效率为优先价值取向, 且基于我国破产法发展的阶段和公众的接受程度, 选择了法院选任型。《企业破产法》第22条规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指定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法院对于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享有完全的决定权, 债权人会议对于破产管理人不满意时仅可以申请更换, 这是典型的法院选任型。

二、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

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就是如何选任破产管理人, 它在破产管理人制度框架内属于纯技术性、可操作性的制度, 在国外并无相关资料可供比较研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法院指定管理人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法院直接指定, 主要适用于指定清算组成员;二是随机方式, 是指在破产管理人名册中采取轮候、抽签和摇号的方式公开指定管理人, 一般适用于各类普通的破产案件;三是竞争方式, 这种方式通常是由法院成立评审委员会, 初步指定三家以上的在册社会中介机构, 由各家在册机构根据提出管理人方案和报酬提取方案, 评审委员会结合案件特点, 综合考虑参与竞争的机构的专业水平、经验和初步报价等各种因素, 从中择优指定破产管理人。该方式适用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者在全国范围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债务人财产分散的破产案件。上述三种方式的形成受我国破产管理人资格认定和选任主体等制度的影响, 构成与之匹配的一整套选任模式。

三、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时间

根据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时间, 可以将目前世界上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分为两种:一是破产宣告主义, 另一种是破产受理主义。破产宣告主义是指在宣告债务人破产时选任管理人, 而破产受理主义是在破产案件受理时就选任管理人。前者以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为代表, 我国台湾地区也采取了破产宣告主义, 英美法系国家均取破产受理主义。采取破产受理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设立了临时管理人制度, 而采取破产宣告的国家一般没有设立临时管理人制度。我国新《破产法》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 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采取的是破产受理主义, 但没有建立临时破产管理人制度, 使得破产案件受理后至破产宣告前债务人财产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 实为立法之疏漏。

四、我国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缺陷

我国《企业破产法》已经实施了四年, 从实践中法官、中介机构等多方的反映看, 我国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全采取由人民法院随机指定管理人, 导致个案处理对管理人能力的特殊需要难以实现, 出现管理人无法胜任该破产案件工作的问题。在人民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中, 由于债务人的企业性质、破产原因等因素决定, 导致其在破产工作中涉及的主要事务不同, 有些案件需要处理大量的法律事务, 尤其是应对大量的诉讼;有些案件对于管理人的财会、资产运作的业务能力要求较高, 而在《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执业主体中, 律师事务所偏重于法律事务;会计师事务所偏重于会计业务, 所涉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均不全面, 无法完全符合破产管理人工作的综合性需求。尤其是在重整案件中, 随机选定的管理人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二是部分法院在审理中受旧法和旧的破产操作模式的影响, 基于种种考虑仍然偏重用政府人员为主导的清算组织担任管理人, 轻视社会中介机构, 不愿单独指定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 扩大了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的范围。这一倾向对于《企业破产法》的实施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不仅导致法律规定的其他破产程序和制度无法有效推行, 也影响了破产管理人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更是引起了债权人、债务人对于破产程序合法性的怀疑。三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 由法院编制管理人名册并指定管理人的模式, 使得法院在管理人的选任中权利过于集中, 难免发生权力寻租问题, 不仅导致管理人选任不当, 而且在选任后的破产事务中也很可能出现法官恶意操控破产事务, 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议

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 我国破产管理人选任模式中, 采取法院作为选任主体并无明显瑕疵, 只要在破产管理人资格准入和考核方面予以制衡, 便可对法院的选任工作形成有效监督。但采取机械单一的随机指定方式选定管理人的方式, 却在实践中倍受责难, 因为通过轮后、抽签和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 虽然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立法价值目标, 但却常常导致选任的管理人不符合个案破产审理工作的需要。因此笔者建议在当前制度的总体框架内, 以“适任”为标准, 建立多元化的管理人指定规则。

(一) 优先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债权人财产分散的企业破产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邀请全国入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竞争, 通过竞争的方式产生破产管理人。笔者认为, 竞争方式是选任管理人的最优方式, 因为在竞争过程中, 法院不仅可以对其人员知识结构和从业经验进行比较, 而且可以结合个案工作的需要, 要求其提供工作预案, 从而对参与竞争的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和从业能力进行实体审查, 择优选出专业水平高、经验丰富, 并且适合本案工作的管理人, 因此应当扩大竞争方式的适用范围, 并优先采取此种方式选任管理人。

(二) 尊重破产案件利害关系人的意愿, 根据其推荐选任管理人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 获得债权人、债务人、职工等利害关系人认可的破产管理人, 往往能够更为有效化解破产中的突出矛盾, 迅速的推进破产工作。因此, 人民法院可根据个案的情况, 征询与破产审理最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意见, 如果其对于指定管理人提出确有理由的可行性方案, 并且符合该案破产审理需要的, 可以接受其推荐指定管理人。

1. 最大限度地尊重债权人的意愿

我国《企业破产法》在立法过程中放弃了由债权人会议作为破产管理人选任主体的立法选择, 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目标, 债权人是整个破产程序中的重要当事人, 因此应当尊重其在破产程序中的意思表示, 也包括在选任管理人方面的意愿。但如何在由法院选任, 并突出债权人自治意志, 使得两种价值目标在管理人指定中得到结合与体现, 一直是我国破产实务中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措施入手。一是在破产审理前召开主要债权人会议, 听取其对候选的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 如果主要债权人在选取管理人的意见中形成一致意见, 可以根据其推荐选任管理人;二是依法保障债权人要求更换管理人的申请权。虽然《企业破产法》立法中赋予了债权人会议申请更换破产管理人的权利, 但在实践中往往没有可操作性。笔者建议立法中明确债权人会议要求更换管理人的具体条件, 如对行使权利的债权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和管理人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 以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2. 广泛征求意见, 营造良好的破产整顿环境

在一些特殊的破产案件和企业重整、和解程序中, 法院就管理人的选任应当听取政府相关部门和破产企业的的意见, 对于职工矛盾突出、职工债权或所欠税款数额巨大的破产案件, 尊重政府相关部门的意见, 有利于为破产案件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践中效果很好。在企业重整、和解的破产程序, 由于债务人本身对于企业的资产、债务和经营状况更为了解, 给予其在选任管理人方面的话语权, 更能选择“适任”的破产管理人。

摘要：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引入破产管理人制度, 替代了旧法中的清算组制度, 成为立法中推陈出新的一大亮点, 也是与国际通行的破产制度接轨的一个良好开端。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关系到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的利益, 也是破产程序能否公正高效推进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行研究。本文从实践出发, 对我国的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行了评析, 并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破产管理人,选任主体,选任方式,选任时间

参考文献

选任制度 篇8

一、适应形势, 积极探索干部选拔任用新途径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校党委领导班子就统一了思想认识, 坚定了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并充分认识到, 改革是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调整,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更是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 不能一蹴而就, 而要以积极的态度, 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和干部的思想实际, 分步实施, 稳妥推进。

首先, 加强教育引导, 采取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新形势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引导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积极营造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浓厚氛围。其次, 更新思想观念, 组织部分中层干部到外省高校考察, 学习先进高校的改革经验, 进一步强化广大干部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 破除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的旧思想、旧观念。再次, 选好改革试点, 结合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于2001年上半年在全校范围内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方式选聘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最后, 建立完善制度,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出台《信阳师范学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成立由校党委书记挂帅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深入调研,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反复论证, 并借鉴兄弟院校的先进做法, 研究制定了《信阳师范学院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实施意见》等, 对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竞岗的条件和范围, 竞岗的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2001年9月新学期开学伊始, 校党委就召开全校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 公布改革方案, 进行思想发动, 为期一个月的处级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面展开。以此为标志, 信阳师范学院干部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二、完善措施, 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新机制

为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长效机制, 每次换届聘任工作结束, 校党委都及时对换届聘任工作进行认真总结, 把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并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对相关制度进行充实调整、修改完善, 积极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 逐步建立完善了富有生机和活力、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新机制。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提高干部选任工作的透明度

一是方案公开。每次换届聘任之前, 校党委都精心设计方案, 制定印发换届聘任工作实施意见, 采取召开全校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各单位教职工大会等形式, 广泛宣传发动。二是过程公开。公开选拔聘任工作由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答辩、民主推荐、资历评价、成绩确定、组织考察、党委研究确定拟用人选和公示等10个环节组成。每个环节的进展情况都在校园网上发布, 认真落实干部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三是结果公开。及时公布笔试、面试答辩成绩和民主推荐结果, 对拟任用人选通过公告和校园网等形式进行公示, 进一步听取师生意见, 接受干部职工监督。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制定印发《关于严肃工作纪律、保证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通知》, 纪委全程参与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的工作, 并通过设立意见箱、开通热线电话等途径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收集举报信息, 认真调查核实。

2. 坚持公选成绩量化, 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信力

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采取成绩量化的形式进行, 主要包括笔试、面试答辩、民主推荐、任期考核和资历评价等5项内容。公选成绩实行百分制, 按照笔试占20%、面试答辩占20%、民主推荐占30%、任期考核占20%、资历评价占10%的比例, 计算出每个人的最终成绩。实行差额考察, 根据成绩排队, 按照1∶1.2的比例确定考察人选, 充分体现民主、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3. 积极推进轮岗交流, 多岗位培养锻炼干部

学校坚持把竞聘上岗与轮岗交流相结合, 明确规定党政管理部门 (含群团组织) 在同一岗位工作满两届的正、副处级干部, 不得竞聘原岗位, 必须进行轮岗交流, 并进一步加大人、财、物等重点部门干部轮岗交流力度, 坚持多岗位培养锻炼干部, 积极推进党政管理部门与服务部门、教学单位、教辅单位之间, 党群部门与行政部门、服务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同时,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年轻干部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一线, 砥砺品质, 锤炼作风, 丰富阅历, 增长才干。

4. 注重工作实绩, 充分发挥换届聘任的正确导向作用

坚持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及时了解干部平时的德才表现;以年度考核、换届考核为重点, 全面掌握干部任期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同时, 注重干部考核材料和各项数据等实证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综合干部理论学习、参加党校培训和奖惩等情况, 建立完善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考核档案, 并将其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基础性材料。把干部年度工作实绩考核折算成分数, 纳入换届聘任量化指标体系, 并将四年任期实绩考核分数的平均值作为换届聘任的直接依据, 使任期工作实绩与干部换届聘任直接挂钩。切实做好任前考察, 对已经确定的考察对象, 学校还要组成专门的考察组, 深入相关单位、部门, 对其政治品质、工作实绩、廉洁自律等作进一步考察。对于新提拔的干部, 严格实行试用期制, 试用期一年, 试用期满后, 做出实绩的正式任命, 实绩平平者解除试用职务, 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立足岗位、敬业奉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成效显著, 干部队伍建设呈现新气象

经过1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信阳师范学院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日臻完善。广大干部职工理解改革、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 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干部选任方式深入人心, 成为全校上下之共识。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 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党性原则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改革创新意识、廉洁奉公、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被选拔到处级、科级领导岗位上, 学校干部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1.拓宽了干部工作的民主渠道

坚持走群众路线, 完善民主测评和民主推荐制度, 充分发扬民主, 保障干部群众的话语权;坚持对入围人选作进一步全面考察, 多渠道、多侧面、多方式掌握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 提高了考察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严格执行任前公示制, 拓宽了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渠道, 彻底改变了“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的做法, 开创了干部工作的新局面。

2. 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

经历数次公开选拔、竞争上岗, 全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显著提高, 处级干部队伍中具有高职称、高学历的比例上升了6.5个百分点, 平均年龄下降了3.2岁, 女干部、民主党派干部和无党派干部数量稳步增加, 进一步改善了处级、科级干部队伍的年龄、学历、职称、性别等结构, 有力地推动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此外, 对每一个岗位干部的任用, 校党委都反复讨论, 力争做到优化组合、合理配备, 使每一个干部的潜能和优势都得到充分发挥。

3. 促进了干部能上能下

突出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建立了竞争激励机制, 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为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同时, 学校对年龄不足一个聘 (任) 期的干部任用作了硬性规定, 并通过调整届期年限、适当设置虚职岗位等, 把部分处级、科级干部从领导岗位安排到非领导岗位, 从而构建了科学的干部退出机制。

4. 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让群众评价、选择干部, 增加了干部的压力和动力, 改变了“干好干坏一个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看实绩、凭能力使用干部, 强化了干部的危机意识和服务意识, 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发有为, 努力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师生检验和历史检验的一流业绩。

5. 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工作

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选拔出来的处级、科级干部, 政策理论水平普遍较高, 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和开拓创新意识, 年富力强, 工作热情高, 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他们被安排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第一线, 为打开基层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选任制度 篇9

就公众的猜测与质疑, 当地有关部门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予以详细回答, 这种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 部分新提拔干部回应质疑时的言辞, 显示出对于群众监督的不理解乃至轻视。如新提拔干部之一的刘婷婷说:“网上的猜测对我来讲是莫大的委屈”;当记者提出有网民说23岁的王然是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儿媳妇时, 王然抱之以“可笑”的回答。部分新提拔干部的如此言辞, 显然是不能正确对待社会与公众监督的体现。

行, 广大群众几乎被排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之外;另外, 虽然干部任职前都要经过公示, 但是公示时机的选择、公示的内容却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一般都只是简单地公示拟任职人员的个人情况, 群众对其家庭背景、工作业绩等情况缺乏了解;有的公示选择在节假日进行, 难免会引发公众质疑。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能够更大程度上引入公众与社会监督, 一些环节的进行能够更加透明, 那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受到的质疑就会大为减少。

近些年来, 各地时有类似新泰市选拔任用80后副局长引发公众质疑的现象出现, 这些猜测与质疑的出现无一不是由于有关部门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够透明所致。因此, 各地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应当进一步加大透明度, 大力引进群众监督, 从根本上减少公众的猜测与质疑。而更为重要的是, 唯有不断强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 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正性, 防范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启动于上世纪末的大

学扩招随之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大学生的满脚踢, 硕士、博士不稀奇;水涨而船高, 当前“本科生洗菜工”“本科生搓澡工”“本科生保姆”“本科生淘粪工”“硕士生城管”等的出现在此背景下考量也就无谓奇怪。

但因此而如重庆市人社局那样宣称:“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所以自身引才的要求必须苛刻, 这样才能保证各学科水平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却是让人不以为然。因为如此宣称的一个前提预设是高学历即等于高水平, 但事实上并非这么回事儿。

浅论合适成年人选任制度 篇10

一、合适成年人制度释义

所谓的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如果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愿到庭,且在任何途径均无法找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有关组织代表时,经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同意,可以聘请符合条件的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到庭,代行其法定代理人的部分职责,参与刑事诉讼,以维护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即是强制性制度又是权利性制度。强制性在于公安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参与,否则将以程序违法为使取得的证据被归为非法证据而无效。权利性是指该项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法益。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如果公安司法机关没有尽到告知合适成年人参与的通知义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此要求通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是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人权的珍视。其意义在于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二、合适成年人所应担负的职责探析

1、旁听监督职责

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较之成年人相比不够健全,对于讯问人员在讯问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因此可能产生受到侵害而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基于这种情形,合适成年人的在场参与能有效的约束讯问人员的举止,避免不当的作为方式。

2、有效沟通职责

由于多数未成年人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认知不足,同时因处于被讯问的状态导致精神高度紧张致使未成年人产生表达障碍,因此,借助合适成年人的有效沟通,搭建讯问人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未成年人对专业性的刑事法律术语有准确认知,也使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未成年人能够将真实的意愿加以表达。此外,合适成年人的沟通,也能有效推动讯问的进行,因为在面对讯问人员的专业讯问过程中,未成年人极易产生防御心理,这种心理使讯问过程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此种情形下,借助合适成年人的居中沟通,能使未成年人消除戒备心理,使其配合讯问,最终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3、心理安抚职责

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之前,已经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境地。这种境地将会使未成年人产生焦虑与恐惧心理,如未能及时加以安慰,甚或会造成未成年人的心理疾病,使其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合适成年人要担负起安抚职责,帮助未成年人消解紧张情绪,克服焦虑,控制恐惧心理。

4、法制教育职责

在询问过程中,合适成年人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正面价值引导,使未成年人建立起正确的人身观和世界观。

三、合适成年人的遴选

1、遴选原则

对于合适成年人的遴选而言,首要原则是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即对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完全是以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为中心和出发点,并以此原则为导向,有针对性的对合适成年人进行遴选;其次合适成年人的选任过程中,还要遵循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严格精准的合适成年人选任程序方能最大程度的保障未成年人相关诉讼权利的实现。

2、遴选标准

笔者认为,对于合适成年人的遴选应注重下述要素的把握:

(1)年龄要素。当前各地对合适成年人的适格年龄标准并不统一,不同地域的合适成年人年龄跨度较大。根据我国公民的就业年龄整体状况,笔者认为,三十岁至五十五周岁年龄段的公民为相对合适人选。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已经进入职业的确立期和稳定期,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同时,其成熟的心智也使其不会为情感所左右而失去价值中立的判断标准。

(2)道德要素。合适成年人应拥护党的领导和政策;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廉洁自律。

(3)知识构成要素。为了使合适成年人更好的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因此合适成年人有必要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免因对法言法语的陌生而以“应景式”的态度怠于履行职责,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未能获得有效保护;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的参与过程中还担负着教育职责,因此合适成年人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以便把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态,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致成为空洞乏味的说教,通过善意的引导化解其心中的症结所在,对其不安的情绪也能加以抚慰。

(4)沟通技巧要素。合适成年人在办案人员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间起着桥梁作用。因此,合适成年人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并凭借卓越成效的沟通方式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快速建立起信任关系,进而使其“准法定代理人”的诉讼角色得以实现。

四、合适成年人遴选过程中应引起注意的相关问题

从人权保障的方面来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刑事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保障方式,因此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借助有效的监督,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诉讼参与的身份应被归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守护者”。尽管在实际的讯问过程中,基于教育和引导的需要,合适成年人也会在讯问过程中担负起部分的“教化者”和“推动者”角色,但这些角色不能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护者”的角色发生定位错位;合适成年人更不能基于对案情的个人义愤、无视其所拥有的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转而充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二次讯问者”,否则将背离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因此,在合适成年人的遴选时,通过对其权利和义务的明确界定,帮助其建立理性的法律参与意识。

摘要：基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需要,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纳入其中。本文以合适成年人制度释义为切入点,借助对合适成年人所应担负的职责探析,探讨了合适成年人的遴选以及遴选过程中需要给予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

参考文献

[1]刘宗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完善[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6).

[2]姚建龙,储国樑,张卫东,田相夏.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人民检察,2014(21).

浅谈高校研究生导师的选任与考核 篇11

关键词：研究生导师,选任与考核,培养质量,指导能力

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教育部在2013年下发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文件明确提出对导师队伍建设的三点要求:一是要改革导师评定制度,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同时完善研究生与导师互选机制;二是要强化导师责任,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三是要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重视发挥导师团队作用。因此,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自身素质和水平,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目前研究生导师选任与考核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导师选任与考核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建设一支专业水平高的导师队伍,提升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1 目前研究生导师选任与考核存在的问题

我国研究生导师选任的基本原则曾经指出,研究生导师既不是固定的职称或者职务,也不是一个荣誉称号,而是指导和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工作岗位;导师的选任应该有利于导师队伍建设,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有利于发展学科研究方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但是研究生导师的选任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的问题。

首先,导师遴选标准单一,过分强调职称和科研能力。目前的研究生导师遴选标准一般只是对职称、学历、科研能力(包括项目和论文)给出了具体要求,没有考虑指导老师的道德品质、指导水平、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有的导师科研能力很强,承担了大量的科研项目,发表了很多高水平论文,但是教学经验和指导学生的能力有限,这都不利于高水平导师队伍的建设,也不利于导师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其次,对导师资格与岗位的认识不清晰,容易形成导师终身制。过去的导师遴选中,一旦被评定为导师,就成了一个身份,尤其是博导身份,而且是只能上,不能下,形成导师终身制。由于研究生的指标有限,一些年轻的后备力量不能进入到导师队伍,不利于导师队伍的长远发展。最后,导师考核与评价机制不完善。目前很多高校没有建立完善的导师考核与评价制度,对于导师的岗位职责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做到对导师进行定期考核,导致一些导师对研究生培养不重视不尽力,不能够尽到指导研究生的责任与义务。即使有的高校有导师考评办法,也只是侧重于导师的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而忽略了导师的师德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 研究生导师选任的几点思考

2.1 基本原则

第一,要改革导师选任条件。改变重职称、重学历、重科研、轻师德、轻教学、轻质量的任职条件,不仅仅重视导师的学术水平,还应重视导师的教书育人能力;不仅重视导师的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还要重视导师的教学工作及成果。根据每年的招生需要,综合考虑导师所在学科特点、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和培养质量,确定招生导师及其指导研究生的指标。第二,要强化导师的岗位意识。改革原有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标准和方式,建立研究生导师上岗选任和考核制度。要淡化导师身份和待遇,进一步转变观念,明确研究生导师只是培养研究生的一个重要岗位,而不是一个身份,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并实行按需设岗、竞争上岗、定期考核、导师能上能下的动态管理方式。第三,要强化导师的责任意识。以培养质量为中心,从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和培养质量等各方面对导师进行全面评价和考核,发挥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而且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

2.2 导师选任的几个出发点

2.2.1 导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标出发,实现研究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要求导师也要具备很高的基本素养。

首先,导师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导师坚持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以优秀的品质感染学生,其言行举止就会潜移默化地促进研究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所以导师要用自己的良好品质与高尚精神去感化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的独立人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次,导师应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方面导师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尤其在学术成果方面,导师更要做到求真务实,不抢占学生的学术成果,不参与学术造假,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导师要用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只有严格要求才能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虽然暂时不能被研究生理解和接受,但是将来会被学生所理解并受到他们的爱戴和尊重。最后,导师应有精湛的业务素质。导师是研究生做科研的引路人,一方面导师要具有本学科前沿的科学素养,在宏观上为研究生指明研究目标方向,另一方面要能够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科研探索,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学生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学业。

2.2.2 导师应具备的学术资格

进行研究生的指导时,导师应在研究方向、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来满足研究生培养的需要。

首先,导师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导师的研究方向要能反映该学科的前沿性,并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者实际应用价值,能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其次,导师要有足够的科研项目。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模式,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研究生同本科生的区别在于“研究”二字,既然研究那就离不开科研项目,并且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是培养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生通过科研项目的训练来增长知识,完成学术能力的培养。导师通过科研项目与研究生进行交流,可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意识,达到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目标。然后,导师要有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学术论文是衡量导师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导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导师通过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走在学术前沿,并具有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兴趣,才能引导研究生致力于创造性的研究。最后,导师还要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能够承担一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并且这门课程能够反映该学科当前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前沿领域。

2.2.3 导师应具备的指导能力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扮演着指导和培养的重要角色。研究生首先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然后进行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论文选题、开展课题研究、中期考核、发表学术论文,最后完成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

导师指导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在选任研究生导师时,要明确导师应具备的指导能力。

首先,导师要能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根据研究生的期望和兴趣进行分类指导,指导其制定合理的个人培养计划,包括学习课程、研究方向等等,为今后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奠定理论知识基础。其次,导师要能指导研究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让研究生熟悉其研究领域的研究技术、研究路线和策略,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然后,导师要能够向研究生传授专业知识。虽然有的导师没有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但是导师都是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应能够为学生答疑解惑,传授并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使其专业知识达到更高的水平。最后,导师要能指导研究所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反映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理解和掌握程度的重要一环,也是对研究生举办独立科学研究能力的认定。学位论文应该是学术和导师共同完成的成果,导师对学位论文的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 研究生导师考评制度

导师考核评价机制需要公正的评价组织系统和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考评目的是提高和改善导师的指导水平,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找到改进途径。考评机制首先明确导师的岗位职责,制定既能保证质量又能量化的考核指标。

完善研究生导师队伍的评价体系,加强对导师队伍建设的评估,制定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办法,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结合指导研究生工作的实际情况,考核导师的师德、师风和所指导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情况。如果导师培养的研究生发生学术道德问题,应该取消导师的指导资格。其次,应该把导师的教学能力作为考核的一个内容,研究生导师需要能够高质量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所讲授的课程在学生中的评价较好。然后,要考核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研究生学习情况、培养环节完成情况、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情况、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情况和抽查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等等内容考核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质量。最后,建立导师奖惩激励制度,通过学生评价、专家考核以及导师互评等措施,对认真履行导师职责和成绩显著的导师,在招生指标、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加深导师对考评的认识和支持,激励导师将指导研究生作为重要的岗位职责。

4 结束语

高校研究生导师的选任与考核对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除了要加强研究生导师的选任和考评机制,还要加强研究生导师特别是年轻导师业务上的进修与提高,加强导师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对每年新增的导师要进行岗前培训,同时要建立导师团队,让年轻的还没有导师资格的教师参与到研究生的指导和培养中,并定期开展导师学术交流和教学经验交流活动,全方面提高导师的指导水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2013-03-29.

[2]李海生.我国研究生院高校导师队伍现状及思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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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明柱.如何做好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学刊,2014(9).

[5]周兰芳.浅析导师的指导能力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系.科教导刊(上旬刊),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