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精选12篇）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1

摘要：在当今以创新和科技进步为根本推动力的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建设已深入到企业、部门、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上促进我国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关键词：创新体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

一、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能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1、创新理论的提出

“创新理论” (Innovation Theory) 是在20世纪上半叶, 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所提出。熊彼特在1912年以德文发表、1934年出版英文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 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从而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熊彼特认为, 国家经济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本身所发生的非连续化变化与运动, 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在熊彼特眼中,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即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率, 也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他将创新内容概括为5个方面, 即: (1) 生产新的产品; (2) 引入新的生产方式; (3) 开拓新的市场; (4) 寻求新的原材料供应源; (5) 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在熊彼特看来, 经济的变革与增长归因于创新活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基本涵盖了3个重要方面: (1) 技术创新思想; (2) 制度创新思想; (3) 观念创新思想。

当前熊彼特创新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大的扩展, 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西方更多学者的重视。学术界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 使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日益精致和专门化, 仅创新模型就先后出现了许多种, 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术推动模型、需求拉动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统整合网络模型等, 构建起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理论体系, 形成关于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国家创新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人们关于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领域, 代表人物有Davis, North, Rothwell, Robertson, Utterback, Levill, Lawrence Klein, Nathan Rosenberg, Nelson等。

2、创新体系的提出与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弗里曼 (Christopher Freeman) 在其1987年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第一次使用。他认为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 这种追赶和超越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即当一国的经济在发展、追赶和跨越中, 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 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产品, 从长远的动态的事业出发, 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 以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弗里曼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公司部门机构组成的网络, 他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国家创新体系中4个要素引人关注:政府的政策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产业结构的作用、企业研究与开发的作用, 彼此间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

我国国务院2006年初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指出》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也即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植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 其核心内容就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创新是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导向的行为, 创新的实质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必须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2)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 既要有在世界最前沿领域开拓进取, 也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与重点, 发展高技术产业、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3) 在中国, 创新的核心是要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 创新的关键是提高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实力。 (4) 创新不仅表现为知识和技术的转移, 而且表现在创新系统多元化的要素有效地使用与协同, 构成知识与技术的创造、获取、转移和应用的网络。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从提出发展至今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

1、弗里曼和纳尔逊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弗里曼特别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等四个因素的重要作用, 并且认为, 在技术剧烈变革的情况下, 将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结合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 弗里曼更重视生产系统和创新过程的相互作用, 并且应用了各种制度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

纳尔逊则侧重将技术变革的存在及其演变特点当作研究的起点, 在其著作《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分析》一书中, 纳尔逊明确指出, 现代国家创新体系相当复杂, 它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因素还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 以及政府的基金和规划之类的机构。纳尔逊认为, 国家之间在“产业组合”上的差异“强烈影响着国家的形态”。

2、伦德瓦尔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伦德瓦尔认为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就是“由在新且经济有用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创新系统, 而且这种创新体系植根于一国边界之内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创新系统是包括了国家含义上的要素和关系。狭义上讲, 这些要素和关系包括与研究和探索有关的机构和制度广义上讲, 包括影响学习和研究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一方面,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以正反馈和再生产为特征。

3、佩特尔和帕维蒂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佩特尔和帕维蒂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内技术学习的方向和速度的国家制度、激励结构和竞争力”。他们认为,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在于传统的有关技术进步的理论认为开放的贸易系统将使技术的国际性迅速传播成为可能, 从而使后发国家的追赶成为可能。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可帮助一国去确定应如何对技术进行投资, 并从这种投资的效果去理解不同国家在这种投资上的差异和不同模式。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制度是指企业, 尤其是对创新进行投资的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和培训的大学和相关机构提供一般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公共和私有部门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金融等部门。

二、国家创新能力及其研究状况

国家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各种资源依靠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主体。国家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探索未知世界、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能力;把握世界科技快速发展态势, 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 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科技知识传播和技术成果转移应用的能力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报告指出, 国家创新能力和含义远远超过对科学和技术投资强度, 它是许多成功要素的总和, 包括:

(1) 对科学和技术的大量投资;

(2) 知识与技能以及掌握和使用知识与技能的人;

(3) 支持和鼓励投资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4) 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强有力的工业投资;

(5) 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专业化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队伍;

(6) 联接研究与开发机构和用户的合作网络;

(7) 开放的贸易体制。

目前, 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有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和影响因素集成分析两种范式, 这两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创新的差异进行了解读。一种是, 以科学技术指标研究和创新调查统计为基础, 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跨国比较, 然后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测算结果比较进行相关研究, 这种范式侧重于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另一种是, 以创新能力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 建立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素的集成分析框架, 然后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分析, 这种范式侧重于影响因素集成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 Jeffrey L.Furman, Michael E.Porter和Scott Stern (三人名字简称为FP&S) 开始关注国家创新能力问题, 在创新强度跨国差异动因分析的驱动下, 他们评估了国家层面国际专利的影响因素。FP&S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框架, 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国家层面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 检验了国际专利申请 (外国在美国的专利申请) 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的工作是在Porter等人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 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2005年M&J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持续创新活动的制度潜能, 强调了创新的持续性以及制度对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性。

Joshua Gans和Scott Stern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委托下, 对澳大利亚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在FP&S (Porter and Stern, 1999;Furman, Porter and Stern, 2002) 的基础上, 建立了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2006年Joshua Gans和Richard Hayes在2003年-2005年报告的基础上作了更新, 主要改变了一些数据测算的结果和方法说明。

Lee Branstetter和Yoshiaki Nakamura运用多种分析模型考察了20世纪8 0年代以来日本的R&D绩效。Berghll考察了芬兰、荷兰外国公司和公共科学技术机构之间的联系。Jan Faber和Anneloes Barbara Hesen运用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衡量指标, 研究了欧洲国家的创新能力。

三、目前我国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研究现状及展望

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能力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是一种跟随性研究策略,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 研究工作方式和研究成果大都落后于国外学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科学技术体制的变革入手来理解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能力的, 不是将其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经济系统, 不是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实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出发的;此外研究偏重于从政策需要出发来进行的, 其重点并不是放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机制、特别是理论基础, 以及有关促进经济系统吸收科学技术成果的制度安排的研究;研究仍然局限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或者说科学技术知识从研究开发部门向实际生产部门的单向流动, 没有深入到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内部的相互作用、学习以及国别技术专业化等问题的研究。

为了改变落后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特性, 就需要寻找一条有价值的前沿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目前, 国内有学者正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进行研究, 即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出发, 研究制度与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相互影响, 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市场制度等) 的发展演化在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创新能力提高方面的影响路径和机制。这个研究方向是新兴的研究领域, 但是国内所使用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与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毕竟, 所用的理论都是国外长期积淀的研究成果, 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国外基础上的改进或者应用, 如何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式研究, 提高自己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式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只能在充分吸收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基础上, 改善、提高、直至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研究理论基础和范式, 这些都需要长期扎实的研究, 目前,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在有效吸收、合理利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提出自己的理论架构, 并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发展出自己比较前沿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直至取得领先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2]、Freeman.“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M].1987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2

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一.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是指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

作为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即R&D（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3）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4）创新产出高,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

二.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一系列政策的有力实行下，我国经济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很尖锐。（1）与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资源为主导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成熟，使我国的资源利用程度不高，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2）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致使我国贫富差距悬殊，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影响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3）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重引进而轻消化吸收和创新，造成了不断重复引进和对国外技术的持续依赖，打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

因此我国需要通过大力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才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可持续增长。

三.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四.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若干措施

（1）前提

全面实行“创造力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不完全的″智力教育″<因为它不鼓励想象和发散思维>，实质上就是″记忆力教育″，其特征是死记硬背、以单一的学习分数的高低来评价学生的优劣、学用脱节、脑手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多为高分低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差、缺泛探究精神、难以适应社会生存的″读书人″。这种″记忆力教育″模式，是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的教育模式是背道而驰的。″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教育模式的特征应该是：活学活用、以学分+技能+思维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因素评价学生的优劣、推行以用为主的学用结合、脑与手与身与五官的综合结合、鼓励发散思维及冒险精神、重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主张学生的个性张扬、强调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等等。在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下，学生大多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他们敢想敢干、思维敏锐、团结合作、社会生存能力强、能独立应付和解决许多新问题。这就是″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实用创新型人材，这种培养″创新型国家所需人材的教育模式就是″创造力教育″模式。

因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一大批符合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承担起″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任，然而我国现行的″记忆力教育″模式，是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所以，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要胡锦涛发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讲话改造我国现行的教育模式，尽快地通过建立″ 创造力教育″模式培养出大批符合″创新型国家″需要的人材来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否则，届时的″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只大海中随风漂荡的空船而已。

当然，要想在中国这个具有数千年传统影响力的泱泱大国，改造让国人既痛恨而又无法不″崇拜″的″记忆力教育″，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果断决心；需要教育部门全体人员的直正自醒和积极行动；需要全国人民共同的正确理解和积极参与；需要全国上下关心和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人们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奋斗。

（2）基础

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升国民的″创新素质″是基础。

″创新型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国民的″创新素质″如何，因为创新的基根就是创造力，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国民的″创造力素质″如何。国民的″创新素质″包括：创造力意识、创造力人格特征、创造力知识、创造力思维、创造力技能、创造力体能、创造力运用实效等。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多数国民的创新素质尚处于低下状态，具体表现为创造力意识微弱-----缺泛主动意识、只能被动接受新生事物；创造力人格特征不足-----不敢冒险、不愿想象；创造力知识淡薄-----缺少学习创造力知识的机会；思维固化-----只习惯于逻辑思维和聚合思维；创造力技能单一-----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创造力运用实效不佳-----企业及个人拥有的发明专利与发达国家相差太大、创造力产业的实力不显等。这样的国民″创新素质″是无法达到″创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的。因此，要想完成″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就必须想办法提升国民的″创新素质″来满足″创新型国家″对国民″创新素质″的要求。所以说，全面提升国民的″创造力素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全面提升国民的″创新素质 ″，可以通过改造旧的教育模式、加大社会创造力培训的投入及力度、举办各类创造力活动、提高创造力者的各种待遇等途径来实现。

（3）重点

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重点。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为之作铺垫的土壤。可眼下我国的″创造力环境″实在是不敢恭维：学校的″记忆力教育″模式；社会的剽窃、走后门、认人为亲、假冒伪劣、诚信缺失等陋习；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影响——中庸之道和师道尊严；家长以我为主的独裁和溺爱；各电视媒体花样翻新而且自感良好的″智力节目″；同事间对冒尖创造者的冷嘲热讽；领导者对思维活跃者的压制；创新教育的神秘化、虚设化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创新环境″应该是这样的：在学校推广创造力教育模式；在社会倡导诚实劳动、公平竞争、大力鼓励创新、积极保护创新成果免遭非法侵害；号召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创新的东西进行″扬弃″；动员各媒体改变观念，积极宣传创新信息及刊播创新报道和节目；把创新教育通俗化、实用化。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国国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增强，人们将以创新为荣，以创新为傲。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为了保证″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成功，我们就必须按照创新环境的要求去做、去努力地做

好。不然的话，创新型国家这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就会因为缺泛合适的土壤而无法正常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4）关键

建设″创新型国家″，建立″创新保护和鼓励机制″是关键，经过国家和国民的共同努力，在完成前述三个基本任务之后，我们又将面临着如何才能多出创新成果和如何才能保证创新成果不受非法侵害的二个实际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创新人员个人或集体的创新积极性问题。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中，存在着诸多影响甚至是扼杀人们创新积极性的不良现象：学术文艺界的剽窃成风、产业界的假冒伪劣猖獗、知识产权的法律执行力度低下；创新成果的奖励制度不完善、不规范；创新成果的申报程序复杂、手续麻烦；创新成果的转让和产业化的难度相当的大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了我国创新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国创新人才缺泛、创新成果不足的严重后果。

要想保证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够顺利完成，就必须要针对我国现实当中的不足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改进和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创新成果保护和鼓励政策、制度，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促进机制。这当中应该包括：完善知识产权法律的建设；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执行力度；大幅度提高假冒伪劣案件的违法成本；建全和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创新成果奖励政策和标准；加大对创新成果交流和产业化工作的宣传、中介的投入等等。

建立″创新成果保护和鼓励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因为，没有良好的保护和鼓励机制，就没有国民的创新积极性，没有国民的创新积极性，就没有多数量、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没有多数量、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创新型国家″也就 ″实力空虚″了，也就″名存实亡″了。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篇3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之举

党中央、国务院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历来高度重视。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建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基础上作出的这一判断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ＧＤＰ已跃上１０００美元的台阶，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３０００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资本和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出现递减趋势，而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将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我国的资源，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资源、淡水资源，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这一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更加突出。我们不能继续走那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了，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走科学发展之路。

具体来讲，就是要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从资源消耗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经济转变；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增长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许多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目前我国仍有７０％的数控机床、８０％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要依赖进口。原始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相当一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已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极大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将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如果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就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也难以获得有利的贸易地位。

科技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能力又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我们只有在引进先进科技成果的同时，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

三项能力应取得突破性进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重、牵涉面广，必须把原始创新、系统集成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突出重点，着力攻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是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当前，我国在装备制造、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关系未来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中，原始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围绕学科发展、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重点基础科学研究；加快关键领域高技术研究，在信息、生物、海洋、纳米、新材料等战略领域超前部署，抢占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前沿高技术制高点，实现重大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重点跨越。

二要增强集成创新能力。进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技术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单项技术的突破需要相关配套技术的创新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集成创新能力。要采取有效措施，集中优势力量，整合科技资源，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在信息、能源、资源、环境、农业等关键领域，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突破，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三要增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克服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现象。一方面，继续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促进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传统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资源，依托重点建设项目，加强重大技术创新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加快国产化步伐，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重大装备和技术支撑。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科技发展迅猛，交叉融合，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势头日益强劲，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产业化、集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加快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加快做强、继续做大高技术产业。

一是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先导产业。要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特别要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软件、关键元器件等基础性核心产业，重点培育下一代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高性能计算机等增长性战略产业。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生物技术、民用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形成增长极和产业链。

二是加速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要从倡导、激励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开展高技术产业化入手，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推进产业化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要重点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信息、生物、农业、资源、能源、环保等战略领域，实施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培育若干千亿元规模的新兴高技术产业群体，形成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局部优势和在部分领域的主导地位。

三是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积极培育信息技术服务业，推动宽带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优化通信基础设施，构筑适应未来信息传输的通信网络。实现语音、数据和视频业务的融合，大力发展电信增值业务。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提升邮政、金融、物流、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传统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满足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大力推进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

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中央的部署和《建议》的要求，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搞好规划。要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制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同时，在编制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规划以及能源等相关产业专项规划中，研究确定提高产业、行业、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重点、实现途径和具体政策措施，强化对创新能力建设的引导。

二是提升能力。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散裂中子源、新一代天文望远镜、海洋综合科学考察船等若干重大科学工程，继续支持中科院加快推进知识创新工程，为基础性创新研究提供可靠的支撑条件。以现有９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３３２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基础，加大对生物、水资源、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着力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的发展，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围绕节能与新能源、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十大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在核电、先进船舶、高速轨道交通等方面组织实施十大重大装备研制，努力突破产业技术与装备的瓶颈制约。

三是创新机制。要积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做好科技资源共享的顶层设计，打破资源分散、封闭和垄断的状况，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要研究制定鼓励科技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创业投资机制等相关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政策和体制环境。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4

国家创新系统应由知识生产和应用两个子系统组成

综观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 人类的创新活动分为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应用两大类。其中知识生产以知识的不断扩展丰富为目标, 前沿是“没有边界”的, 因此, 具有生发特质。而知识的应用则是以知识向着某些应用目的集成为特点, 是以“人类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为导向, 具有收敛的特质。

尽管通过知识的应用活动也能够增加知识的积累, 如技术科学。而知识的生产活动也需要应用条件的支撑并可能形成新的应用, 如科学仪器。但科技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这两类创新活动, 由于其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目标, 因此, 分别属于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 并共同构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影响该系统运转的内在动力是人类的求知欲望和各类发展需求, 而外界因素则是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与资源条件和基础。

知识生产与应用两个子系统相根互动、交替发展

在人类进步发展的历程中, 知识生产和应用两个子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了整个创新活动的基本发展特点, 即新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新的应用, 而应用创新也会为知识的生产提出新的问题, 推动知识的进一步更新。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的过程是一个在外界条件约束下, 循序渐进,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也是螺旋上升, 交替在创新系统的演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过程。而外部资源的引入, 则需要与内部资源相协调匹配, 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 我国在创新的路上既没有捷径可走, 也难以跨越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 我国学习国外先进的主要作用是开阔视野, 吸取经验, 加快发展速度, 但自身发展所需经历的阶段却是无法跨越的, 是无法通过引进和照搬所代替的。知识从生产向应用的演进, 是在已有基础上,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的限制下, 结合自身需求, 通过自主思考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也应是自主创新的精神内涵所在, 同时, 增强知识的学习和扩展能力, 也是提高应用创新能力的基础与前提。

知识生产和应用系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对于创新系统的影响作用交替渐变的特点还可以看出, 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过程, 任何一种应用的形成, 都是通过对众多知识的集成、积累而产生的;而在经历了一个被广泛应用的过程后, 随着需求的提升, 现有应用又会渐渐被新一代的应用所取代, 同时也会触发新的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

如果在知识的生产阶段就一味追求应用目的, 则会由于过于功利反而欲速则不达。因此, 如果没有知识应用系统的主动和努力, 仅对知识生产系统的研究成果追求产业化率, 一定是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对于以产品原型为研发目标的应用研究成果, 如果难以获得应用或产业化, 那么不是因为在立项初期对需求的分析不够, 或是核心技术还不成熟, 或是这个项目本来就不该立, 问题一定发生在项目的开端, 而不是后尾。

技术应用产品的开发, 应以明确的目标用户和成熟的技术为基础。没有明确目标用户的产品原型的应用或产业化, 难以通过研发后期的成果管理而奏效。所以, 成果管理的主要任务应是促进新知识的扩散, 提高其在知识应用系统创新活动中被选择应用的可能性, 而不仅是为成果找企业谋求产业化。真正具有产业前景的产品原型研发动意的提出与产业化, 都应是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主动性的环节, 需要外部的配合, 或许是研发过程、资金投入, 或政策条件, 而不应是其他。

一个正常有效的创新系统应该是内容协调、结构平衡的系统。两个子系统既不能偏废, 也不能相互代替, 否则, 就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转, 轻则运行不畅, 重则停滞不前。因此, 创新活动的组织, 既要注重知识的生产, 也要重视知识的应用。如果要求一切创新活动以应用为目标, 必然会限制知识的扩展;如果只求知识的新奇, 而对应用需求毫不顾及, 也会使知识的生产失去意义, 降低社会的整体创新效率。

创新系统运转的动力及各主体的作用

我国保持国家创新系统的正常运行, 是需要人的控制, 还是系统会自发地寻求稳态、趋于平衡?或者是社会、市场会做什么, 政府又该做什么?这是需要我国进一步研究和深思的问题。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以及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企业的社会角色是为人类生产、生活需求提供各类产品, 是知识应用的推动者;科研院所、高校的社会职责应是主动探求知识的增长, 为应用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 同时也通过培养人才, 作为知识的载体, 将知识扩散和应用到各类创新活动中去, 是知识生产活动的推动者。而政府的作用, 一方面在于推动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和普遍意义, 特别是符合本国自身发展逻辑和整体需求的公共技术与知识的生产, 体现战略性;另一方面则应通过适宜的政策、环境建设, 为两类创新活动的开展, 为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 创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和条件平台。

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系统, 应该可以使科研院所、高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不断加深对自然规律和国情特点认识的同时, 为应用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解决手段, 并培育出具有探求知识、运用知识能力的人才;而企业则能够在有效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 在国家整体发展条件和要求规范下, 不断提出技术应用需求, 触发知识的集成和应用创新, 升级产业技术, 开发新产品。因此, 国家创新系统具有以自组织形态演变发展的特点。而产学研结合, 则应是体现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宏观互动与结合方面, 也是具体创新项目的合作。

另外, 政府主导下的创新活动对于创新系统的运转, 同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主导的创新, 通常是通过专项或计划形式组织开展的, 有可能需要知识生产和应用两类创新资源共同参与, 以促进对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影响或应用意义的新知识、新技术、新产业形成, 促进对国家未来发展和安全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发展的国家创新行为。在这类创新活动中, 政府实际上是作为创新主体之一出现的, 而不仅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5

创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也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更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自主创新的本质就是要掌握核心技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 谋求经济的长远发展, 构建长期竞争的优势。

2005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指出, 要坚持自主创新, 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上，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一、我国自主创新的现状

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尤其是自主创新水平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一下方面：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原创能力不足，科研质量不高，高层次人才稀缺，科技投入匮乏，自主创新的体制不顺。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持续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是可持续的，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格格不入。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 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国家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主线。当代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目前,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 不仅要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还要适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并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力争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重要的核心技术, 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的能力, 就很难在激烈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 甚至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忽视自主创新, 会制约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们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然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优惠政策等手段赢得竞争优势，因次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看待和理解中央提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我国自主创新的不利条件

首先，社会的思想环境对我国自主创新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遵循的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化环境，自主创新思维就会受到影响。企业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企业文化强调员工的服从精神，企业管理经营者和企业员工求稳怕变、行为保守，对外界变化反应迟缓。这就使得很多人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动力，也使得竞争意识减弱。

其次，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还不够完善。我国现存体制还没有给自主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企业仍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我国相关法规的执法不严以及在保护自主创新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主创新的步伐。

最后，自主创新的合作和市场环境不佳。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脱节，没有形成有效的运作网络。缺少区域间的创新合作，在国际科技交流方面消极被动。再有，科技创新成果向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转化困难。使得自主创新缺乏必要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效益无法过市场运作体现出来。

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对策与措施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我们应当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全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首先，应该加强政府引导, 强势推进自主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政府主体要通过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其次，要创新体制机制，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制定健全各项配套政策，激励保障自主创新。从财政税受、知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形成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

最后，应该创造良好环境，发展创新文化，培养造就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坚持把科技人力资源当作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大力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全面贯彻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识别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6

但《报告》同时指出，我国创新基础仍比较薄弱，中国最近20年的研发经费累计投入量，不及美国最近2年的累计量，少于日本最近4年的总投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绩效也亟待提高，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仍需持续加大投入，付出长期努力。

全球创新能力十强基本稳定，中国创新能力居世界第二梯队评价结果显示，美国凭借雄厚的创新资源和优异的创新绩效，再次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日本和韩国依靠突出的企业创新表现和知识创造能力，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4位，继续领跑其他亚洲国家。瑞士由于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名稍有下降，整体排名滑落至第3位。以色列表现突出，由上年的第11位升至第5位。上一年度位列第7位的新加坡，由于企业创新表现不佳滑落至第11位。欧洲国家创新依然强劲，瑞典、芬兰、荷兰、丹麦、德国依次占据十强的后5位。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创新能力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俄罗斯、南非、巴西和印度分别位居第32位、35位、38位和39位。如果按照国家创新指数世界排名顺序每10个一组分成4个梯队，中国则正处于竞争最为激烈的第二梯队，国家创新指数综合得分为65.2分，与前一位的比利时相差3分，而与紧随其后的加拿大、卢森堡、新西兰分别仅相差0.6分、0.9分和1.3分。

中国主要指标表现突出，部分指标世界领先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研发活动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研发经费和人员作为重要创新资源，突出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力度和创新人才资源的储备状况。中国研发经费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达到10298.4亿元，稳居世界第3位，占全球份额由2000年的1.7%迅速提高到11.7%，与美国、日本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24.7万人年，居世界首位，占到全球总量的29.2%。

知识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产出作为创新活动的中间成果，是创新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科学论文（SCI）产出实现量质齐升，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高被引论文数量居世界第4位。创新活动日益活跃，技术创新水平稳步提升，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位居世界首位和第2位，占到全球总量的37.9%和22.3%。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先导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居世界首位，比本世纪初提高6.8个百分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服务业已成为产业发展价值链中的重要部分，在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知识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2.7%提高到目前的8.8%，居世界第3，逐步逼近日本发展水平。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关键指标进展良好科技进步贡献率平稳增长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从创新投入、科技活动产出，以及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等方面提出了核心科技指标及其2015年发展目标。目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排名”、“研发人员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项指标已提前完成规划目标。“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已完成规划目标的90%。“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已完成规划目标87%，预计“十二五”期末可以完成规划目标。“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国际通用的反映一国科技投入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了科技投入水平，同时也反映了结构调整、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情况。为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力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R&D/GDP）长期保持在2.0%以上。2012年中国R&D/GDP达到1.98%，超过欧盟28国平均水平1.97%，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13年达到2.09%。根据近年来研发经费和GDP增长速度可以判断，该指标将在“十二五”末期实现规划目标。

另外，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经济增长中由科技进步导致的增长所占的比重，是反映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程度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报告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近十年呈平稳增长态势，2012年达到52.2%，比2003年提高11.3个百分点，但与规划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要想如期实现该指标的规划目标，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

国家知识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创新环境日益改善

从国家创新指数一级指标来看，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知识创造能力提高和创新环境改善。知识创造分指数排名由上年的第24位跃升至第18位。这主要源于在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其中，万名研究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每亿美元经济产出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具有明显优势，分别位居第3位和第2位。

我国创新环境分指数排名由上年的第19位提升到第14位。尤其在政府创新政策的完善落实，以及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等方面进步显著。其中，政府规章对企业负担影响、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影响分别从上年的第6位和第8位提升到2012年的第3位，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排名则从上年的第12位提升到第8位。

报告结果显示，我国创新资源分指数排在第30位，保持三年不变。其二级指标中，信息化发展水平排名比较靠前，研发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排名上升趋势明显，研发人力投入强度与科技人力资源培养水平排名相对落后。报告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专利等方面对企业创新进行评价，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在第15位，与上年持平。创新绩效分指数位居第14位。其二级指标中，劳动生产率和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产出两项指标排名相对靠后，仅排在世界第39位和36位。

企业为国内“社会研发投入”提供四分之三经费报告显示，企业逐渐成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活动的执行主体。2012年，在全社会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中，由企业提供的经费占74%，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占21.6%。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中，企业研发经费支出额占比从2000年的50%迅速上升至2012年的76.1%。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7

《规划》指出, 要推进能源产业和综合交通运输创新能力, 电力建设重点包括特高压输电、高效清洁燃煤电站、核电站安全。其中, 在绿色发展方面, 要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电网资源优化技术等开发与推广能力, 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技术保障能力方面, 要重点围绕煤矿、电站、油气田生产安全和电网、油气管网运行安全等, 完善一批研发和工程化设施, 提升安全防控技术支撑能力。在技术支撑方面, 要集聚整合行业优势创新资源, 加强关键技术、装备和工艺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保障国家煤炭基地、大型水 (核) 电站、智能电网等重大工程顺利建设。

【摘自《国家电网报》】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8

关键词：助学贷款,人力资本,技术创新

1 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完善的助学贷款支持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家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 国家创新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高等教育、FDI、进口、金融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着国家创新能力。这些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早已被发现, 多个测度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中就包含高校在校学生数这一因素, 一国培养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 他们踏入工作岗位, 成为研发人才、制造人才、金融人才、管理人才和法律人才, 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高等教育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高校开始收取并不断提高学费, 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就读大学遇到了困难, 影响着人力资本的顺利形成和积累, 而市场经济下, 需要助学贷款来资助贫困学生, 因为这是和高等教育这种“半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相一致的。本文研究一个良好的助学贷款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顺利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 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过程, 并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 发现探索现存的助学贷款制度还存在哪些不足, 应如何进行制度改进, 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自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以来[1], 学生及其家庭承担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发达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资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 高等教育是一种半公共产品,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 自己从中获益, 而整个社会也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得更有效率、更加和谐, 因此, 高等教育需要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成本, 助学贷款这种资助方式可以成功地实现政府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 成为资助贫困学生最主要和最合理的举措。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实行助学贷款政策, 以顺利完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下基础。世界上已有超过70个国家实行助学贷款[2]。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都实行了助学贷款, 其中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的助学贷款政策已有六七十年之久, 1957年, 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引起美国政府的警醒, 美国的第一个助学贷款法案———《国防贷款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以资助科技人才的培养, 应对前苏联的挑战[3]。而日本则是在1944年就成立了“大日本育英会”, 开始向全国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4]。英国则是从1988年出台了一部《学生生活费差额贷款》法律, 正式开始其助学贷款运行[5]。作为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表, 德国长期不对大学教育收取学费, 因此其助学贷款发展较晚, 但自1990年以来, 低息贷款占了对高校学生的资助的一半[6]。澳大利亚则是从1989年《高等教育学费分摊计划》实行后开始其助学贷款[7]。发展中国家也都推出了自己的助学贷款政策。主要的发达国家中, 美日都早早推出了自己的助学贷款政策, 欧洲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大学教育免费或少收学费政策, 助学贷款发展较晚, 但近年来, 由于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缘故, 欧洲国家大学学费政策正在调整, 与之相适应的, 助学贷款也都开始实行。发展中国家中, 助学贷款的推行则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 亚洲国家普遍实行了助学贷款, 南美洲和非洲国家则助学贷款推行较少, 时间也比较晚。

根据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博斯咨询公司和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每年都联合公布的《年度全球创新能力排名报告》, 2011年世界上前20个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分别是:瑞士、瑞典、新加坡、香港、芬兰、丹麦、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冰岛、德国、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韩国、卢森堡、挪威、奥地利和日本。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和印度等也显示出了较高的创新能力, 中国、巴西和印度分别排名第29、第47和第62位[8]。创新能力最强的前20名经济体中12个是欧洲国家, 2个是北美洲国家, 5个是亚洲国家和地区, 1个是大洋洲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实行了助学贷款, 亚洲国家和地区能在前20名中占据1/4, 其中4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 , 和这些国家 (地区) 长期重视高等教育和助学贷款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前20名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南美洲和非洲国家, 也和他们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的落后有一定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是近些年来才开始推行助学贷款, 这也为他们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对收费体制进行变革, 这对于弥补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不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会严重影响着人力资本的顺利形成,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保证其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十分必要。助学贷款政策是政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速人才培养, 特别是使经济较困难的优秀青年得以继续深造的重大决策, 是利用金融手段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是市场经济下主要的学生资助举措。同时, 助学贷款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品种, 对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范围、获取更大的收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以经济、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情况为例, 多年以来, 其个人消费贷款的前四位分别是房屋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 助学贷款一直排在个人消费贷款的第三位, 具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2年, 助学贷款份额超过汽车贷款份额, 跃居到个人消费贷款的第二位[9],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下助学贷款的发展前景, 只要助学贷款制度设计合理, 配套措施完善, 商业银行是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的, 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2 助学贷款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2.1 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机理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通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 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将直接导致劳动者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可以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 更好地掌握已有的工艺, 增强劳动者的操作技能, 提高工作精度, 进而善于技术攻关, 在现有工艺和技术的基础上产生一些新思路, 想出一些新方法, 进行技术创新。在其技术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 受限于理论知识的不足, 这时接受一些再培训, 弥补理论知识的不足, 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 其技术创新的能力越高, 假定影响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投入量及其效率保持不变, 技术创新只由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决定, 图1揭示了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

图1中, Q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曲线, 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 L代表人力资本投入量, 当物质资本投入量保持在K1不变时, 人力资本投入量从L0提高到L1, 这时技术创新产出从Q0增加到Q1。除此之外, 在物质资本投入量减少的情况下, 由于人力资本投入量的提高, 会起到一定替代作用, 仍然能够保持技术创新产出水平的不变, 当物质资本投入量由K1减少到K0时, 若人力资本投入量从L0提高到L1, 就可以保证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不变, 仍保持在Q0的水平上。

其次, 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还会拉动技术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随着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 其技术操作水平会加以改善, 如设备使用更加熟练, 产品精度更高, 可以拉动技术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使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搭配更加协调, 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

第三, 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会提高技术创新的管理水平,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一方面, 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会增强其文化素质, 进而增强其职业责任感, 提高其职业自律性;另一方面, 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 培养了一批技术创新的管理者, 他们会促进管理的科学化, 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 保证技术创新的高效率, 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10]。

2.2 助学贷款促进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机理

2.2.1 创新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助学贷款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创新人力资本含量提高的主要途径是正规学校教育、入职后的再培训、以及“干中学”、“加工中学”[1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 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高等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都要收取一定的学费, 这是和它们这种半公共产品的属性相适应的, 但另一方面, 学费水平和培训费用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尤其是培训费用, 如MBA、EMBA等费用, 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也导致一部分在职人员无法顺利进行再培训, 近年来, 贫困生无法顺利就读大学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严重, 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贫困生父母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 这不但影响着经济发展, 影响着社会稳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就需要一个助学贷款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以资助人力资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顺利接受高等教育入职后的再培训, 促成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创新。

2.2.2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助学贷款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分析

之所以采用助学贷款的形式, 来资助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而不是采取免费入学、直接发放补助等其他资助形式, 是因为高等教育和大部分入职后的再培训在经济学上属于一种“半公共物品”。人类社会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三类, 区分他们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排他性和非排他性, 二是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排他性是指个人可以被排除在消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利益之外, 非排他性是指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的利益不能排除其他一些人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将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 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 即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就是公共物品, 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就是私人物品,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种物品, 即兼备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特征的物品, 有的具有非竞争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 有的只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这种物品就是准公共物品。

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和再培训, 我们就可以发现,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具有非排他性,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再培训, 可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 获得一定的个人利益, 但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效应, 他人也会由于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而从中受益, 包括可以享受到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的环境更加和谐、社会更加安定等等好处。这种消费高等教育和再培训的外部效应就无法把别人排除在外, 因此,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同时,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又具有竞争性, 消费高等教育和再培训的人数的增加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的。所以,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兼具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 可以把其界定为准公共物品。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既然是一种“半公共物品”, 因此应采用混合提供的方式, 即政府和个人都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由市场方式提供, 但政府提供一部分补助, 助学贷款就是这样一种最适合的形式, 通过市场方式来提供, 可以提高助学贷款提供的效率, 因为市场提供一般比政府提供效率更高一些, 这里的市场提供主要是指由商业银行来提供助学贷款。但同时政府应提供一部分补助, 这些补助体现在助学贷款的利率优惠、还款期限优惠、贷款的减免等方面。

2.2.3 助学贷款促进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

Melissa A.Schilling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发明家、产品的用户、企业、大学、私人非营利组织等主体[12]。这些创新主体都是人力资本, 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培训, 以及“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影响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的研究所证明。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转型之后, 大学开始收取学费, 而且在一定时期这个学费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不能顺利就读大学, 不能顺利完成学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培养, 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和管理科学生的培养, 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形成, 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的开展。因此, 应该在高校收取学费的同时, 建立相应的学生资助体系, 保证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也能顺利就读大学, 顺利完成学业。而在我国的“奖、贷、勤、补、减”学生资助体系中, 即综合包括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困难补助、减免学费五个部分的学生资助体系中, 助学贷款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也是最符合高等教育这种半公共物品属性的学生资助方式。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校学生资助也主要采用助学贷款这种形式。因此, 助学贷款体制运行良好, 就能够切实起到支持人力资本顺利形成的作用, 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开展。图2揭示了助学贷款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传导路径。

3 国家创新能力的助学贷款支持系统的构建

中国当前的助学贷款主要包括两种:商业性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商业性助学贷款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是个人消费贷款的一种;而国家助学贷款则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而以资助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完成学业为目的。其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助学贷款的主体, 商业性助学贷款无论在发放范围、金额方面都很少, 无法和国家助学贷款相比。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主要的内容是:国家助学贷款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和台湾地区) 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实行由政府按隶属关系委托全国和各省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根据学生申请, 具体确定每笔贷款的期限, 一般规定毕业后六年内还清。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财政部门对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给予利息补贴, 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毕业后全部自付的办法。[13]

作为助学贷款的主体, 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还不尽如人意,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 更是缺乏专门针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助学贷款支持体系, 因此, 构建专门支持技术创新的助学贷款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专门针对技术创新的助学贷款支持系统应这样构建。

3.1 增加技术创新人才培训的商业性助学贷款在整个助学贷款体系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助学贷款的主体是国家补贴的国家助学贷款, 商业性助学贷款无论从覆盖范围还是数额上都很少, 这是我国助学贷款体系的一个缺陷, 因为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是用来解决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本科教育的, 而且贷款额度有限, 基本上是每年6 000元, 可以将其归结为是满足高等教育“必需品”的, 而一些高端的高等教育产品, 尤其是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一些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的培训, 如MBA、MPA、EMBA以及一些高级IT技术培训等项目, 其学费较为昂贵, 既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范围内, 也不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额度所能够满足的, 但这些再培训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就需要商业性助学贷款来满足这部分高等教育“奢侈品”的需要,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解决本科就学问题, 只能保证人力资本的形成, 而这些高端的培训则解决的是人力资本含量的进一步提高, 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此, 两个贷款应该是互补的, 满足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产品的需要, 形成一个完备的助学贷款体系 (见表1) , 保证技术创新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训顺利完成, 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

当前的情况是:这部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商业性助学贷款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但供给方面却并不能满足,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 而政府只注意到了资助困难学生完成本科学业的国家助学贷款领域, 对这部分需求有所忽视。今后商业银行应加强这部分贷款产品的开发。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渣打银行、宁波银行都有类似贷款产品推出;从政府角度来说, 也应从政策上加以引导, 并采取一些优惠措施, 因为这些贷款也是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的, 也同样对人力资本积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3.2 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重构

针对技术创新的需要, 应对那些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和专业就读的困难学生实行更加优惠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以资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在现有国家助学贷款的基础上,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以更好的适应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需要, 具体措施见表2。

在贷款种类方面, 应把现在的一种国家助学贷款划分为两种, 即区分为“生活贷款”和“学费贷款”。这样更有针对性, 能够从种类上和额度上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在贷款利率方面, “学费贷款”可以实行零利率, “生活贷款”实行市场利率, 仍然采取浮动利率。

在担保方面, 国家助学贷款应采取担保的形式。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完全采取信用贷款的形式, 这是其还款违约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 担保贷款比信用贷款有以下优势:一是贷款学生由于工作流动性较大无法寻找到时可以通过其担保人即其父母进行寻找;二是若实在寻找不到可以向其父母或监护人进行追缴, 对拒不归还贷款的学生也是一个威慑。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可考虑采取此种以父母或监护人为保证人的担保方式, 以增加还款的可能性, 保证国家助学贷款的顺利归还。

在还款期限方面, 对那些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和专业就读的困难学生, 还款期限可再适当延长。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在毕业后可在1到2年后开始归还, 最长6年内还清, 从贷款学生还款负担率来看, 有学者做过研究, 如果从最高负担率的角度来观察,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负担率约在29%~42%之间, 大大超过了世界上10%的平均水平, 还款负担是比较重的[14]。这不利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此, 可以适当延长一些, 贷款年限不同, 规定相同的还款期限是不合理的, 应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做一些调整, 贷款年限越长, 还款期限也适当延长。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9

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张勤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定义为:国家通过加快建设和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能力, 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加快造就庞大的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一种总体谋划。它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 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保护智力成果, 激发社会主体的创新热情。智力成果具有无形性、共享性和可复制性, 一旦被公开, 他人可以很轻易的对其进行模仿与复制, 而光凭权利人个人很难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如果权利人的智力成果被他人复制, 他的期待利益和投入的成本将难以实现, 创新的主动性也将受到遏制。知识产权作为公权力对知识产品的确权行为, 是国家对个体的智力成果的认可和保护, 国家确认其对自己的智力成果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垄断性权利, 使其对自己的智力投资享有持续的利益回报, 这种“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行为, 必然使社会的创新热情得到极大地激发。现在, 国家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将增强对智力成果保护的科学性, 更有力的促进了社会创新氛围的形成。

其次, 确立知识产权制度, 引导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是从结构上看, 我国的经济只是对外国落后产业的承接, 整体经济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下游, 表现出一种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整体的经济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 确立知识产权制度, 保障了智力创新的利益回报, 使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由调节, 向高技术、高潜力、高效益、高回报的高新技术行业流动, 实现知识产权产业化, 促进文化产业、软件产业、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等智力产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和产业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创新驱动型产业, 他们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形成创新带动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推动创新的良性经济循环。

最后, 适应国际规则, 营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良好环境。我国加入WTO以后, 面临着以TRIPS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挑战,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问题日益暴露, 与欧美、日本等科技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 使他们对我国的技术出口变得越来越谨慎。我国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 外来技术的“断粮”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对在国内注册的外国专利产品进行保护、运用和管理, 是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适应, 也是我国对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承担, 使国内能建成一个良好的技术引进环境, 有利于吸引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材, 将他们为我所用, 实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同时有利于扩大同外国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使我国的科技发展与创新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二、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 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体系性不强, 缺少社会参与

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 知识产权法律比较分散, 有《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等, 同时, 单行法之间还存在某些不协调的地方。同时, 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立法过程中企业与公众参与度不高, 征求意见的范围不够广泛, 不能充分反映产业界和消费者的意见。立法部门往往从法律和专业角度考虑多一些, 对产业竞争和发展考虑少一些;从供应方考虑多一些, 替消费者考虑少一些;有些规则和保护标准与实际脱离, 影响了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 社会整体的知识产权观念淡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时间太短, 政府在宣传上力度较弱, 导致社会整体的知识产权观念比较淡薄, 模仿、复制他人智力成果的现象比较严重, 企业或者个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不强, 权利人对智力成果往往不去主动申请注册或者在被侵权时不能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 国家的知识产权职能机构分散, 地位比较弱势

我国虽然已经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但是, 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主要是一个协调统筹管理即知识产权局和几个具体机关, 即版权局、工商局及其商标局、技术监督局和海关各司其职, 共同管理。在行政级别上知识产权局在中央只是副部级单位, 在地方也只是副厅级甚至是处级单位, 并且缺少强制执行的权力;在对自我角色的认识上仍然将知识产权部门当做注册机构或者纠纷申诉机构, 而没有将其定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国家战略的执行者。4、对传统文化和特有资源等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强度不够。

智力创新从来不是“无本之木, 无根之源”, 它植根于对原有文化成果的继承之中。传统文化为智力创新提供材料和灵感, 是创新的源泉, 发掘和保护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资源对我国在外国知识产权占优势的困局下实现突围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我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上偏重于新技术和新智力成果, 忽视了对传统的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 造成现在许多传统文化形式被外国抢注, 出现文化源地利用自身文化反而侵权的怪现象, 使自己在本来拥有优势的领域也渐渐陷入劣势。

(四) 知识产权人才缺乏, 中介服务滞后

知识产权的应用、管理与保护需要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对专利、品牌、版权等知识产权进行代理、咨询、评估、以及法律服务等等去实现。同时由于知识产权服务具有专业性极强的特点, 要求相关的服务机构和从业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知识水平。我国现有的服务机构大多脱胎于专利代理机构, 缺少能够就知识产权大类进行综合服务的中介组织。虽然律师事务所也服务于知识产权诉讼, 但大多欠缺专门的知识, 使得诉讼旷日持久, 耗费巨大。虽有业系统商会等, 但知识产权管理不是其工作的主对象。更为严峻的是, 由于知识产权评估中介机构少, 评估科学性也不强, 使得知识产权的价值往往不清楚。

三、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问题的对策

(一) 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提高知识产权立法的科学性

国家在知识产权立法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引入社会参与机制, 广泛听取企业、个人和学界等社会主体的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 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可以将分散的单行法律和条例整合起来, 制定一部统一的知识产权法, 打破法律之间的条块限制, 提高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威性, 健全与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二) 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和执法力度, 提高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与教育, 培育和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唤起全民的知识产权保护荣辱观, 把尊重知识、保护创新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使社会个体积极能够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权益, 激励自己的创新热情。同时, 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 赋予知识产权机构一定的执法权力, 可以尝试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信用记录制度, 提高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 加强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监督和管控。

(三) 明确定位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地位, 建立高级别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机构

政府应当明确知识产权战略的国家战略地位, 将知识产权从部门主管的事务上升至国家性事务, 打破地方和部门间的利益格局, 破解现在的知识产权管理的分散局面, 整合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资源, 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级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行和执行机构, 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领域的事务集中起来, 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 形成统一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四) 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巩固我国的知识产权占优势的领域

国家应当对优秀的民间文艺作品、手工业制造工艺、医术秘方、地缘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 以及丰富的动植物基因资源进行注册和保护, 防止外国的侵权行为的发生, 鼓励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再创造, 巩固我国在自主知识产权强项领域的优势, 打击外国知识产权的知识霸权和权利滥用, 保护我国成长中的各类企业。

(五) 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机构

国家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 可以通过在高校开设选修课, 在社会开办各类培训班等方式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批懂专业、会管理、熟悉法律和国际规则的知识产权人才, 在加强对领导千部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培训的同时, 重视对科技人员知识产权知识的培训;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 构筑知识产权事业的社会支撑力量。

四、结束语

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有力支撑, 建构一个尊重知识、保护知识成果的社会环境可以营造一个积极的社会创新氛围, 推助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我国政府应当真正地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战略地位, 认真应对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将知识产权战略落到实处, 保障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 保障创新型国家的早日建成。

摘要：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 对于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 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具体为法律制度体系性不强、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战略推动机构的作用不明显、对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服务配套不健全等, 这些都制约了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我国政府应当针对以上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知识产权战略的顺利实施, 进而推助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与最终实现。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作用,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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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中国经济发展[J].科学学研究, 2009 (5) :641-652.

[3]宋伟, 王智源.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问题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 2008 (1) :63-66.

国家知识创新能力 篇10

1 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的演进

国家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在长时间内产生创新性技术并使之商业化的能力, 它依赖于一组相互关联的支持创新技术产生的投资、政策以及资源投人[1]。Furman等人在2002年提出了有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综合框架, 该框架指出国家创新能力是由公共研发投入、知识产权、高等教育、开放资源配置、集群创新环境以及联结上述要素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风险投资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协同效应中展示出的综合能力, 它可以通过GDP、专利数据、无形资产、劳动力水平、市场占有率及期刊引用率等作为产出指标进行衡量[2]。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 (USPTO) 公布的专利数据。近几年, 东亚后发国家和地区在USPTO申请和许可的专利数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在1968年至2001年的35年时间里, 韩国在USPTO申请的年平均专利数量由267件增长到3 113件, 新加坡由16件增长到174件, 中国由19件增长到108件;专利审批成功率方面, 韩国为56.1%, 新加坡为33.3%, 中国为32.8%;从1997年至2001年, 韩国以人均每年申请6.6项专利被列为世界第八名, 新加坡的年人均申请专利数也迅速上升, 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东亚国家在USPTO的年平均专利申请增长率都超过了20% (根据美国USPTO网站提供的有关国家2003年专利数据分类整理得出) 。这些数据表明这些东亚国家已经开始迅速地从模仿向创新转移, 显示着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的成长和发展。

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后发国家和OECD组织中的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创新战略的差异而存在不完全一样的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模式。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通常更加关注对产品、工序或抽象知识 (如人类基因组) 方面的技术领先;而对于那些主要战略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 创新则意味着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强创新管理[3]。在对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创新能力研究中, Furman等人通过USPTO的专利数据对影响OECD国家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指出年度技术革新、国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源的公共研发投入、积累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分配和政策选择、创新环境、创新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创新成果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人口、全职科技工作者、总的研发费用、人均GDP和总的专利储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2];相反, 东亚后发国家仅在研发投入和专利储备两方面具有高相关性, 这两个因素对国家创新产出提供了比较适中的影响[4]。在对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发现, 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与OECD发达国家创新能力特点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研发投入和公共研发支出、产业专业化、累积知识能力 (专利储备) 和创新基础设施。

2 东亚后发国家和OECD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

2.1 研发投入和公共研发支出

东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创新体系和培育创新能力过程中的一个显著不同点是公共研发支出的强度及作用。基于与经合组织的对比, 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 经合组织国家专利发明和研发支出数量上的比例、专利发明和从事科学和工程数量上的比例就已经在下降[5], 公共研发投入比率逐步下降;但在东亚后发国家, 研发支出中公共研发支出起了很大的作用, 并成为东亚后发国家产业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 公共研发支出在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早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本身既可以作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来源, 也可作为对有限资源利用的引导;随着产业发展积累到一定技术层面, 实现了从创新基础到连接普通创新和产业群作用的转变之后, 这几年公共研发支出的比率有所下降, 但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使国家创新环境更便利的作用。例如韩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加强首先得益于过去30年中韩国政府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 并把优秀中心的培育和公共研究机构的改革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 通过政府对研发经费的管理与监督, 逐步提高研发投资的总效率。

2.2 产业专业化

东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创新体系和培育创新能力过程中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产业专业化。东亚后发国家的企业已经把在USPTO申请的专利作为国际创新表现的主要驱动。分析USPTO在1997至2001年五年中韩国和新加坡申请专利的企业情况, 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和组织将他们的创新影响主要集中于电子、半导体、信息技术和通信上, 如此密集的产业专业化与东亚后发国家的公共研发支出的导向和研发资源的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数据显示, 东亚后发国家以某种专业化为目标, 具有先产出后革新的创新特点, 通过产品平台扩大创新优势, 因此专业化对后起发展国家的影响远比OECD国家要重要得多。此外, 相关研究显示, 人均标准化对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对OECD国家的影响只增加29.4%, 表明标准化对后发国家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加敏感和突出[4]。

2.3 累积知识能力 (专利储备)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前的知识投资, 可以使用人均GDP和专利储备两个指标来衡量, 其中GDP代表获得潜在知识的能力, 专利储备代表累积知识能力。东亚后发国家大多趋向于用专利储备衡量创新的程度。有学者研究发现, 东亚后发国家的专利随着GDP和R&D人力的增加而增大, GDP每增长10%将伴随37.8%的国际专利的增加, 而且, R&D人力每增加10%, 国际专利也增加13.3%;相反, OECD国家的GDP每增加10%, 其国际专利只近似增加10%[3]。这就意味着增长模式看上去似乎是更适用于后发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其实是合乎道理的, 东亚后发国家为了赶超, 许多学术研究是以应用为导向, 在知识的储存上更多依赖于他们的发展成果, 因此专利储备是东亚后发国家衡量累积知识能力的重要指标。此外, 东亚后发国家在过去缺少知识库, 公开发行的科学杂志是他们汲取知识的免费通道, 因此期刊杂志成为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又一驱动力。

2.4 创新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包括人口、科学家和工程师、教育、资源约束、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合作和国家化研发及相关政策选择等。东亚后发国家在关注科技人力资源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合作和国际研发、驱动中小企业创新政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中增强吸收能力和开展技术学习是这些国家能够最终实现在“创新的大池塘钓鱼”的关键举措。由于东亚后发国家主要集中在“追赶”战略和发展产业方面,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研发费用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来衡量, 这种贡献主要集中在物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工业工程、技术管理、应用外语等一些需求性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东亚后发国家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兴起, 但在推动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保护作用。此外, 财政机构和管理企业的方式也影响着科技活动, 近几年, 投资基金也成为推动东亚产业化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韩国政府还大力推进从中小企业创新, 在股票市场上开设创业板科斯达克 (KOSDAQ) , 以便利高科技企业、知识经济背景新创业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为目的。

3 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形成和发展趋势评述

通过对东亚后发国家与OECD中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比较,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东亚后发国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公共研发支出在创新能力培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并影响着产业专业化的形成。因此, 政府在创新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职能、加强政府在公共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后发国家推进创新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2) 衡量东亚后发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专利数据, 因此东亚后发国家大多趋向于用专利储备衡量创新的程度。这就要求东亚后发国家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健全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和管理体系建设, 促进知识产权战略和标准化战略的融合, 推进由模仿向创新的转变。

(3) 东亚后发国家在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加关注增强吸收能力和开展技术学习的相关举措, 因此大力推进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国机研发的驱动都是政府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时东亚后发国家的也更加关注中小企业的创新政策驱动, 通过积极引入风险投资和构建有效的金融市场, 为创新能力的建设搭建优质的创新平台。

虽然上述这些特点的确推动了东亚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演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维基经济形态的出现, 涌现出的一些新经济活动对于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演进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第一, 开放式创新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以期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 增强竞争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也必须适应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特点, 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研发国际化、加强企业吸收能力培育和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第二, 需要意识到随着风险投资的兴起, 私人研发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 政府如何利用私人研发来推动企业创新的自主性、相关经济杠杆的制度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建设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

第三, 不能忽视知识产权的“双刃剑”的作用。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既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式, 例如通过技术许可、开放源代码来促进技术扩散;同时也可能是技术贸易中的蓝色壁垒, 阻碍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发展, 例如通过专利池、专利丛林、专利拦截等手段引发专利侵权或阻碍技术创新。因此, 后发国家需要克服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消极影响, 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来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带来的市场挑战。

4 对中国创新政策的启示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 为了迎接全球经济竞争日益加剧和研发国际化带来的挑战, 我国政府发出了“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号召, 并提出用15年时间, 在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因此, 逐步提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并且建立一个全面推进、高效运行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驱动。东亚后发国家与OECD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 对于完善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有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1) 积极调整政府的角色。政府的创新政策应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创造有益于创新社会环境上, 应包括完善旨在同时支持公共部门和商业的R&D及创新的特定政策;加强政府在以市场和系统失灵为特征的领域中的作用, 科技部以及政府其他相关权威部门应该特别关注改进那些处理地区差异以及有关科学和创新等公共物品传播的政策措施, 包括有关社会和生态的观点;鼓励政府部门改变工作态度和方法, 让位于市场力量、竞争和私人部门, 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去采用市场化或关注需求定位的态度和行为。

(2) 确保对公共研发的支持, 加强产学研合作。政府制定的公共研究政策应该在任务导向的研究和市场需求驱动的研究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 可采取竞争性资助和制度性资助相结合的模式, 这种资助应该以严格的绩效评估为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公共研发投资的使用效率和适当回报。同时可以通过构建能力中心, 将商业性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在研究开发和创新之间的长期合作加以制度化, 为中国研究开发网络的创新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

(3)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 培育资本市场。政府需要重新权衡研究开发的公共支持系统以鼓励在更加广泛领域的深度研发, 避免高技术近视, 加强对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等没有被划为高技术的产业的研发驱动;加强协作和创新行为从热点地区的溢出, 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集合和网络, 同时需要建立有效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 例如创新能力评价等;培育开放和高效的资本市场, 改进创新型产品和服务。

(4)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有效利用技术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对保持中国对知识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以及加强国内企业创新的倾向都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通过促进竞争, 尽快制定现代化和有效的反垄断法, 这将有助于促进竞争和鼓励更多的企业将创新置于其战略的中心;以注重实效的方式利用技术标准, 促进技术标准战略、知识产权战略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 其中市场导向、标准先行、利益平衡是三者协同发展的关键。

(5) 完善创新基础平台的建设。政府应确保科技人力资源的稳定增长, 考虑措施扭转, 诸如科学和工程学位比例在第三种教育系统及科学在大学学位中数量下降的趋势, 提高科研人员的质量和效率, 为投资培训提供激励机制;继续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对企业投资于R&D和创新的激励;谨慎执行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 这项新政策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加速创新型产品及服务的扩散, 但在实施过程中应协调专门技术以及相关的政府代理机构之间关系, 避免对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制造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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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经验 篇11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挪威虽属于工业发达国家，但在北欧，挪威却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也缺少像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那样高科技、高增长、高收益的超级企业。在缺乏超级企业自主提供科研创新投资的情况下，挪威如何保证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科研创新能力在挪威是如何得到培育和发展，以提升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在挪威，有哪些值得探索和借鉴的经验？

国家干预科研资金分配与创新体系建设

在北欧国家中，挪威的研发创新强度比较低，落后于瑞典、芬兰和丹麦。金融危机以后，挪威研发投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徘徊在1.65%～1.76%之间，而其他北欧邻国基本上处于3%～3.5%之间。挪威政府提供了46%的研发资金，企业只提供了43%，而其他北欧国家政府研发投资大多低于30%，企业研发投资比例则普遍接近或超过60%。这种情况同挪威经济中缺乏瑞典和芬兰那样的超级企业有关，因为超级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研发投资偏好和投资能力。譬如，2013年，芬兰“诺基亚”一家企业提供的研发投资就占到当年芬兰全部企业研发投资的50%，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挪威研发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因素较强。

二战后，挪威形成了多元化的科研和创新体系，特别是在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实施层面，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独立研究机构和企业研究机构参与其中。不过，在战略决策和资金分配层面，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突出，主要通过挪威研究理事会（RCN）和挪威创新署两个机构来进行宏观协调。

此外，挪威工贸部下面还有一个叫“挪威工业发展集团”（SIVA）的机构，实际上也有政府背景。SIVA的资金来自政府各个部门，但在操作层面上商业色彩更浓一些，譬如，它可以向挪威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部分风险资本。此外，SIVA直接管理挪威境内10个科学研究区、15个知识园区、24个孵化器和14个工业孵化器以及12个贷款和风险基金。

挪威研究理事会、国家创新署、工业发展集团均属于中央政府部门下属的二级机构，虽然隶属政府各个部门，但它们在科研和创新战略规划以及资金分配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特别是研究理事会和创新署，政府各部门一般都会认真听取或采纳它们的建议。挪威政府所有科研创新资金都必须经过挪威议会的审批。

“三位一体”的科研创新格局

在科研和创新的实施层面，挪威形成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格局，即高等教育机构、独立研究机构、工业研究部门三部门共同推动科学研究。

挪威境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指大学和学院，它们重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也从事少量应用科学研究，2011年高等教育机构96%的经费来自政府，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很大，但在研究方面，它们是完全自由的。独立研究机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也进行少量基础科学研究，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2011年获得了110亿克朗（约合17.6亿美元）的资助，独立研究机构曾经是挪威境内最重要的科研和创新机构，但近年来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主要是政府资金更多地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业部门倾斜。目前，教育和科研部、工贸部、环境部、农业部、渔业部通过远程网RCN向境内的49个独立研究机构提供资助，获得资助的领域涵盖环境、资源、工业技术、社会和人文等。工业部门主要由企业研究机构组成，重点从事产品开发研究，同时也兼顾少量的应用科学研究，挪威政府通过RCN和创新署向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科研和创新体系的主要特点

挪威境内的科研活动比较集中，而创新活动比较分散，这与挪威的科研资源分布和企业活动有很大的关系。挪威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独立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奥斯陆、卑尔根、特隆姆瑟等少数城市，譬如，奥斯陆地区集中了挪威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教育研究机构。2013年，奥斯陆-阿克什胡斯地区集中了挪威50%的科研资金，其中奥斯陆地区就吸纳了208亿克朗（约33.3亿美元）的科研资金，占全部资金的46%，该地区每千人中拥有43位科研人员，在奥斯陆和其他大学所在地周围形成了强大的科研集群。创新活动的分散特征则主要是由于挪威境内95%的企业都是不到100人的小型企业，其中还有80%是不到5人的微型企业，这类企业分布在挪威全国各地。

挪威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科研和创新人才储备量很大。挪威政府历来重视教育投资，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这使它拥有全球教育素质最高的人口。30年来，挪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11年达到38%，在北欧国家中仅次于芬兰，远远高于欧盟29%的平均水平。在奥斯陆、卑尔根、特隆姆瑟等城市，有挪威最好的大学和受过最良好教育的科研人员。

挪威政府还为科研和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战后，挪威虽然没有全盘接受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治理模式，但在劳工市场和雇员培训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即所谓的“有弹性的社会保障”模式，也就是说，挪威劳动力不仅能像美国和英国劳动力那样自由地流动，也能像西德劳动力那样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因此挪威企业增减员工的成本很低，被解雇员工的福利和培训费用，特别是转岗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培训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挪威科研创新还具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从1994年欧盟第4个框架计划开始，挪威已经连续参加了4个欧盟框架计划内的科研活动。在第7个框架计划内，挪威从欧盟获得了7.96亿欧元的资助，有6400人参加了框架计划内的1600个科研项目，特别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环境研究项目上，挪威的兴趣非常浓厚。挪威还积极参加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又称欧盟第8个框架计划，2014-2020年），准备为该计划提供180亿克朗（约合29亿美元）资金。此外，挪威在2013年还与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包括中国科技部），挪威国家创新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办事处（如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城市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研究创新优势，挪威国家创新署的任务就是深入了解世界最新科技创新方向，帮助挪威企业寻找国际创新合作伙伴。

把握后经济危机时代科技创新的新方向

经济危机后，考虑到挪威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比较单一，一旦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出口能力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挪威政府选择了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制药、生命科学、纳米材料作为摆脱产业瓶颈制约的突破口。2011年，政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供了100亿克朗（约合16亿美元）的资金，为生物技术提供了38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的资金。概言之，挪威政府正在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加快实现“有创造力的社会、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源、有创造力的企业”的战略目标。

企业员工知识学习创新能力 篇12

知识渊博, 可以刺激人们作出突出的贡献, 同时, 也可能抑制人们造创性的发挥。

知识具有连续性。每一种理论, 每一项发明都不会脱离以往的知识凭空产生。新知识总是同旧知识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多或少地能在旧知识中找到它的雏形。知识丰富, 固然可以给人多方面的启发。但也会使人受到束缚, 囿于已有知识的圈子, 看什么都不新鲜, 都是古已有之。因而在许多能够诱发出思想的火花、作出重大理论突破的事实和观点面前, 熟视无睹, 停滞不前。一旦人们养成了这种思维习惯, 那么知识愈是广博, 愈是丰富, 对人们创造性发挥的逆作用就会愈大。

拘于形式的完美, 不讲实效, 也是影响人们创造性发挥的重要原因。一般地说, 一个人的知识愈丰富, 他所创造的期望值也愈高。但期望值过高会使人对所创造的事物求全责备, 拘于形式的完美。往往因为某一点不满足, 就不愿朝纵深发展, 进行实质性的突破, 以至延缓时机, 使所从事的研究探索最终天折。这类现象可以从文学创作上略见一斑。许多科班出身的人, 对各种创作技巧, 创作理论。

当然, 我们并不是贬低知识的作用, 提倡不求甚解, 投机取巧, 而是认为, 知识与成才的正比关系, 除了知识量的大小外, 还取决于人们对知讽的驾驭能力和思方法。

当前, 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新知识、新学科正在不断涌现, 人们获取新信息的渠道也日趋多样化。那种只靠个人闭门苦读、孤军奋战, 认为广泛接触社会会影响自己从书本上汲取信息的书呆子, 是不适应时代潮流的。

特殊人才的知识变量与落差, 先对特殊人才这个概念作个简略的解释。特殊人才, 即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而创造发明异常突出的令型 (菱形) 人才, 特殊人才的知识结构具体表现为, 横向知识大于纵向知识。换句话说, 知识既杂且博, 横向联系广, 但纵深向的专业知识不一定很深。“人才”的独到之处在于, 他善于利用横向知识的不断调整与补充以进行纵向研究, 取得非凡的成绩。见下图:

由上图可以明显看到:“人才”的基础知识就其实质来说并不差;“人才”进行纵向研究的选择性大, 即具有灵活的战略上攻坚的机动性。

下面分两个方面论述特殊人才知识值的变量和结构上的落差。

1 知识值的变量

从人才学的观点看, 一个人的知识是为创造发明而储备的, 知识作为手段是为创新目的服务的。那么, 在创造发明这个总目标下, 知识的获得与运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使之都指向总目标。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 因而面临着一个知识不断老化、不断更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能及时调整并补充已有的知识, 以适应完成总目标的需要。

这样, 便涉及到知识值的变量问题。

仍以上图的坐标为例。x轴 (横向知识) 上点的变化是以y轴 (纵向研究) 上的点为基础的, 反过来, y轴又将各种信息反馈给x轴, 以调整其横向知识的坐标值。这样不断反复调整, 使坐标曲线处于最佳位置, 纵向研究的攻坚也更具有威力。

由此可以看出, 知识值的变量问题已不光是知识的更新问题, 而是包含着研究过程中的方法问题。而这一点对于“人才”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以博对专, 牵涉到不同知识的转换, 这便是方法问题。

2 结构上的落差

水位的落差形成瀑布, 造成巨大能量。同样, 知识结构上的落差, 也会带来创造性上的能量。

知识值的变量造成一个人思想方法的变化, 加上获得迥然不同的知识信息, 必然带来知识结构上的差异, 可叫做“落差”。落差使自身的悬想观念充满丁矛盾, 使自身的知识信患交又流动, 各种新思想、创造性火花就在这带着巨大能量的落差中形成、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 落差越大能量越大。近代科学的发展, 边缘学科的创立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不同;学科的落差造成新学科, 自身知识韵落差形成新思想。

善于发明创造的特殊人才, 一般都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信息和知识, 善于制造、自身知识结构的落差。

关于特殊人才知识值的变量和结构上的落差是一个问题相辅相戒的不同方面, 它们是相互渗透、有机联系的。

当代青年已经开始不能容忍那种安于现状的平席生活了。他们的创作欲望, 使得旧有的“成熟”观念越来越成为青年人追求个性、勇于创新和冒险的桎梏。在社会普遍心理中, 不成熟好象与年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般人看来, 办事轻率、浮躁被认为不成熟, 可喜欢行动、办事热心也被认为不成熟, 高谈阔论, 一意孤行被看作不成熟, 但积极实现自己的理想、千事冒尖者也时时被人认为不成熟, 头脑过于简单、把复杂的生活看作一首和平的牧歌, 天经地义地是幼稚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 敢于抵抗歪风邪气, 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者也被一些人置于不成熟之列。成熟, 就是这样被不同的人作着不同的解释。

进而, 有人认为慎重、考虑问题周到为成熟, 有人则把办事稳妥、被信得过当作成熟的标志, 还有人认为能够钻营社会、明哲保身为成熟, 甚至把世故、圆通、八面玲珑当作成熟的重要因素。凡此种种, 都把“成熟”这样一个标志着个人成长高峰期的美誉, 放在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之外了。这样一来, 成熟在脱去幼稚, 天真的气味的同时, 把年轻人可贵的敢想、敢说、敢干的棱角也磨平了。

我们观察一个人成熟与否, 总是从他和社会的关系来着眼的,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确立成熟的本质的出发点。在日常生活中, 幼稚、不成熟的人往往与社会处于不和谐的境地, 而年轻人则往往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上表现出不成熟, 他们希望自己“成熟一点”。那么, 什么是成熟呢?我以为可以把“成熟”定义为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能力。

成熟以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为标志, 但它不应磨灭个性和创新精神, 而应在矛盾运动中求得二者的统一。成熟不等于老谋深算、顾虑重重, 而是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气象。成熟的后面不是衰老, 而是青春万岁。

我们说成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是因为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请注意“矛盾”一词的哲学含义) 是永远存在的, 个人寻求与社会的和谐的努力也是没有终止的。任何人的成熟只是相对的。因此, 成熟是一种需要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能力。成熟又是以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为基础的, 不认识社会, 个人的东西就难以转化为社会的东西, 而且个人理想的价值也不能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只认识了社会而不尊重自己的理想、个性、才能, 那就会在社会实践生活中把自己这一方变成一个无个性的实体——“零”, 这样的实体只能导致社会的普遍老化, 因为社会本身也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的。

成熟不标志热情消退、理想褪色、个性磨灭, 成熟会使它们更加深厚, 更富于现实基础。

3 人力资源数量规划

人力资源数量规划是指企业对当前及将来一段时期对各类各层次符合胜任力要求的人才数量方面的需求计划。人力资源数量首先是符合公司胜任力水平的数量,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数量。在制订人力资源数量规划时应该首先对组织当前不同胜任力水平的员工数量进行摸底, 并根据人力资源规划整体目标确定不同岗位不同胜任力水平人力资源数量需求。

人力资源质量规划是指组织对人员胜任力发展水平的期望, 在分析胜任力差距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胜任力提升计划。组织通过分析当前员工胜任力水平, 对照胜任力模型的要求, 找出差距, 确定需要提升的胜任力类别及其胜任力开发目标, 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 比如招聘、岗位轮换和培训等, 最终达到胜任力提升的目标。

人力资源结构规划是企业依据企业战略和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要求, 对企业人力资源按照胜任力的要求进行分层分类, 理顺各职类各职种人员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确定各类各层次胜任力水平人才的配置比例。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高素质人才的供不应求, 提高组织能力和绩效已成为大型企业特别是集团性企业的重要议题。尤其是智力密集型的企业, 由于其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人力资源的素质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