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共12篇）

国家能力 篇1

一 引言

语言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学界关注。语言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语言教育对促进相互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国家语言能力的缺乏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2011)教授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处理国内外事物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外延包括五个方面: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然而,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如外语语种数量小、高水平外语人才奇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适当调整语言规划及外语规划,着力提高国家语言能力。

国际上,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的安全价值在21世纪初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西方某些国家开始把国家语言能力纳入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范畴。以美国为例,在9·11事件之前的2000年,负责国际安全等事务的参议院分委会专门针对“国家安全及联邦政府外语能力状况”举行过两次正式的听证会,第一次听证会上有从事外交、国防、情报及公共安全的联邦政府机构人员就政府语言危机的性质和程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高层决策者表示国家急需语言高层人才;第二次听证会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不足的解决办法(J.Edwards,2004)。

美国官网公布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介绍了关键语言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项计划不仅仅是外语教育计划,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王建勤,2010),目标旨在增加美国的关键语言使用人数,提高语言水平。项目指导理念是:“使用别人的语言可以增进理解、表达尊重;提高与外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的能力;让他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美国及美国人民。”体现了美国总统布什2006年1月6日的讲话精神,即“学习别人的语言是友好之举,是对别人有兴趣的表现,是伸出手来表达‘我关心你’的基本方式。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感兴趣”(1)。2001年美国《国土安全教育法案》指出,国家外语能力对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力提高中小学外语教学;强调每一个美国人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了解身边的世界,熟悉外国语言、文化和历史。

当前的语言规划研究还没有系统探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有关论述还只是停留在语言能力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观点上(Liddicoat,2008)。有人批评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立法中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语言促进国家安全的问题(Byrnes,2005)。所谓语言保障安全仅仅为语言(包括外语)教育提供了一些政策依据,有关部门还没有将其视为语言规划的一部分来研究处理,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略使语言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如果国家安全成了语言投入的重点,那么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语言需求本应超越国家安全需要;当语言成为国家安全当务之急时,往往为时已晚(Pratt,2004)。

本文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关注为切入点,从国家安全角度讨论语言安全需求、人才培养与技术开发、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等问题,介绍西方国家解决语言能力缺乏问题的措施,阐释提高国家语言(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国家安全的语言保障

(一)语言的安全需求

语言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问题,二是群体、社会或个人的语言安全感问题。国家的语言安全需求指满足国家发展、保障安全的语言能力需求。广义地讲,语言能力所涉的安全范围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范畴,囊括更多的领域,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外还有健康、环境和人口流动,尤其是社会语言安全、冲突或危机等。王建勤(2010)指出,国家必须在语言安全化的背景下,建立国家安全语言战略预警管理机制,即政府机构对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动态、预控管理,以避免语言战略危机的发生。满足语言安全需求的主要途径一般为制定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提高国家语言能力。

因语言问题长期不能有效解决而引发的社会或国家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陈章太,2009)。不同的语言往往具有不同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背景,可能产生各种性质的冲突。这些因素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冲突(Cohen,2001)。因此,掌握不同语言、熟悉不同宗教和文化有益于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在多语环境下,和谐的语言关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戴庆厦,2010)。毋庸置疑,语言规划有防止和处理冲突的功能。当语言规划用于防止冲突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或实现两个目标:掌握假想敌的情况,吸收、同化敌对集团(Liddicoat,2008)。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差异可能带来冲突,预防的重点在于语言传播和使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解决安全问题的外语能力。美国的语言安全需求早在1993年世贸大楼爆炸案就已经显现出来,2001年9·11事件充分证明了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外语能力严重不足。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认识到语言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着力加强假想敌语言的学习,资助成立新的高级二语中心。国家安全与外语水平的张力关系反映了国家安全与教育的关系。虽然美国政府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找到长远解决问题之道,即提高国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J.Edwards 2004)。

语言在外交工作中的需求及重要作用不容置疑,语言是识别敌友的工具、增进交流的渠道。外交关系通过语言来表达,外交斗争首先表现在语言斗争上。在语言规划中,语言既是挑起冲突的手段,也是预防或解决冲突的工具。语言规划勾勒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架构为冲突找到借口和理由。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国家善于利用语言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例如,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命名为邪恶轴心的做法起着区分敌我、划分阵营的作用。

外交领域的语言安全需求最终需要落实在人才上。世界上反美情绪的高涨促使美国国务院采取外交备战方略,把语言作为重要的业务培训内容,在2004年之前大幅提高外交官数量。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在加强英语推广及文化传播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外语教育,把掌握外语看作有效实施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并计划将语言培训服务扩大至更多的政府部门(V.Edwards,2004)。

以上几点足以说明国家语言(外语)能力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我国而言,国家安全需求明确了规划目标,即外语规划和发展应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语言支撑(赵蓉辉,2010)。当今世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际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高端外语人才及语言学家的培养刻不容缓。

(二)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

外语在国家安全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才和语言技术是关键。美国联邦机构在2000年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现出的语言无能被认为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联邦政府有80家机构需要近100种外语的人才才能应付贩毒和传染病问题,保证提升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V.Edwards,2004)。实际上,美国政府上世纪就已经开始关注语言与国防安全的关系。美国政府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旨在培养现代外语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言人才。考虑到语言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美国教育部于1985年颁布169种关键语言目录,高校开设非通用语种;国防部各部门也着力支持外语人才培养,在加州蒙特利成立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1988年《国防教育法》修正案明确指出,美国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取决于美国专家和民众对世界各地区、外语及国际事务的了解程度,取决于这些领域的高水准研究(V.Edwards,2004)。然而,成功的人才培养和储备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项数据看出美国在几次重大事件中表现出的外语能力和外语人才匮乏问题。沙漠风暴行动的50万美方军事人员仅有45人具备伊拉克当地语言知识背景,只有5人接受过情报工作训练。敏感材料往往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被可靠的语言工作者翻译,这种耽误有时带来灾难性后果。9·11事件发生之时全美仅有不到200名美国人精通阿拉伯语(世界第五大语言),不到10人学习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全美学校无人学习阿富汗的任何一门小语种语言。9·11事件之后,政府语言教学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有关学校加大力度开设阿拉伯语及其他中东语言课程。西方核心利益集团其他成员如澳大利亚、英国也加大语言教学力度。澳大利亚国防语言学校目前培训20种语言。英国外事服务语言中心培训84种语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中心作为英国重要的语言培训中心,每学期向1200名学员讲授52种语言(V.Edwards,2004)。

美国外语人才的匮乏与以往的语言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外语教育已经出现滑坡,有人预见外语教育的失败将孤立美国文化,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Simon,1980)。虽然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存在危机并号召提高国家外语能力(Lambert,1987;参见Al-Batal,2007),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美国的教育忽视了少数族裔学生的母语教育,独尊英语。在英语之外还有3千多万人使用300多种其他语言的美国(Wang,2000),由于主流社会制定的教育政策试图将移民同化为说英语的美国人,传统语言(移民带来的外语)资源快速流失,结果只有少数人真正成功地掌握外语。有学者指出,美国摇摆不定的语言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语言资源流失,母语不是英语的传统语言(对于美国主流英语社会而言相当于外语)使用者在学校不但没有加强母语学习,反而被学校培养成英语单语者,致使传统语言流利性下降,这实际上等于损失了大量外语资源(Cummins,2005)。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讽刺。9·11事件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在反恐中的中心地位和移民二代的关键作用。有大量证据表明,教育应该培养人们掌握两门以上的语言,无论其母语是小族语言还是主流语言(Phillipson,2003:63)。

然而,人才培养和技术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投入。外语教育部门和机构需要联合起来,提升外语教育的地位,提高民众为国家安全而学习外语的意识,做好教师培训工作(Cox,2005)。当前,美国政府正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提高国民外语教育质量。“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教师是外语教育成败的关键,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通过关键语言教师项目提高汉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教师的业务水平,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此外,语言技术开发作为弥补外语人才不足的手段在美国受到极大的重视。为了加快处理积压的翻译材料,美国于2003年成立国家虚拟翻译中心,通过语言专家网的布点和机器翻译的研发处理外国情报的翻译。这种翻译工作要求高效、准确、可靠。美国国防部设计的“跨语言情报侦查、提取及摘要系统”(TIDES)能使操英语者分析其他语言的数据,主要侦查并提取英语、汉语、阿拉伯语(三种主要核心语言)及韩语、西班牙语、日语(三种次要核心语言)的情报并撰写摘要。200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计划署启动“全球自动语言采集项目”(GALE),旨在取消人工语言分析工作,通过机器自动翻译处理海量的多语言口语及书面文本。

(三)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

国家安全还与小族语言的保护与规划有关。有的多语国家拥有国外无人通晓的小族语言,这是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语言资源。小族语言曾在二战期间发挥过异乎寻常的作用。重视并保护好小族语言有利于国家安全,一是因为外国无人知晓的自然语言可以充当秘密通讯的工具,二是因为有的传统语言(尤其是跨境语言、移民语言)对于主流社会而言就是外语。

自然语言与传统加密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传统加密方式有两大潜在问题:一是密码可能由于加密方式被破解,或反复出现的加密规律与已知语言特征的匹配方式被发现而被破译,二是加密和解密耗时费力,制约了加密信息的使用(Liddicoat,2008)。自然语言的破译无法采取一般密码系统的数学原理,只能依靠翻译方式,所以控制该语言的学习和传播、防堵语言资源的外泄尤为重要。开发利用外界尚无研究的小族语言,既能保障通讯安全,还能提高效率。美国曾有一最佳案例。二战期间,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纳瓦霍(Navajo)语言系统编制了一套密码,征召400多名纳瓦霍人入伍承担情报和通讯工作。这一基于仅有少数人掌握的自然语言编成的密码系统从未被敌方破获,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小族语言和外语一样都属于重要的语言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安全服务。小族语言教育和外语教育应为互补关系,殊途同归;应当重视传统小族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知识学习。无论是主流语言背景还是小族语言背景,外语能力都应当作为大学入学和毕业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国家外语能力才可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求(Roca,1999)。因此,大力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保护好小族语言资源并合理地开发利用,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战略。

三 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

(一)政治功能

语言的选择反映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同盟或对立关系。国族或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是语言共享,使用统一的官方语言象征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因此语言规划在国族建设和民族整合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战之前的瑞士境内有一个罗曼什语社团(2),在法西斯扩张环境下被瑞士政府看作威胁国家领土完整的潜在因素。政府担心它被法西斯利用而按照语言区分裂瑞士的领土。瑞士政府采取语言规划策略应对这一潜在的威胁,宣称罗曼什语为瑞士的官方语言(瑞士共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四种官方语言),而不是意大利的方言。确立罗曼什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强化了罗曼什语使用者的瑞士国族身份,剥离他们与意大利的身份联系。瑞士通过确立四种官方语言达到拥有一种邻国没有的官方语言,使其与三个邻国区分开来,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身份。这一事例说明,语言规划以国家安全为目标,通过确立语言完整性和独特性来保证领土完整性。

语言及国族建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还可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政治变迁窥见一斑。19世纪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简称塞克语)在构建统一的斯拉夫身份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塞克语标志哈普斯堡皇室(日耳曼及匈牙利统治者)与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统治者)的差异,以图寻求民族独立。塞克语一语两文,界定了哈普斯堡帝国内斯拉夫人和对立派之间的区别。语言与宗教、历史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增强了民族身份感,区分出了不同的群体。在政治动荡、版图分裂、以语言(当时还有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为基础建立独立国家的年代,塞克语的统一为南部斯拉夫人确立了政治上的统一(Liddicoat,2008)。然而,塞克语的规划采用了一语两文政策,隐藏了潜在的分裂因素。20世纪后期语言民族主义在前南斯拉夫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语言、宗教和历史的合力作用下,前南斯拉夫随着塞克语统一性的破坏而被肢解(戴曼纯、朱宁雁,2011)。事实表明,语言规划既可预防冲突,也可激发矛盾(Liddicoat,2008:144-145)。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语言规划堪称双刃剑。

(二)军事价值

尽管9·11显示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还存在严重缺陷,但是其军事语言规划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美、英等国有能力在监听外语媒体方面提供高水准的服务,1939年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如今覆盖欧洲、中东和非洲,1947年与其联手的美国中情局对外广播情报处负责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地区。他们收集140个国家70个语种的情报,为政府、军事、学术、商务和新闻部门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收集方式从监听短波电台到卫星电视和网络新闻。然而,政府针对这类服务是否有用的态度摇摆不定,1997年提出大幅裁减对外广播情报处预算的提议在遇到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反对后才被叫停(V.Edwards,2004)。

语言教育有着广泛的军事用途,除掌握国外现代军事知识外还有助于了解其军事思想和运作方式、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等。语言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稳定、协调军事通讯方面同样意义重大。以英国和法国历史上的军事语言规划为例,语言规划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一种是向少数人传授多数人的语言,另一种是向下级教授统治者的语言。英法两国分别采取了不同方式。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法国外籍军团士兵必须学习法语,将法语作为军队通用语,而英国在殖民扩张时期则鼓励指挥殖民地军队的军官学习当地语言,如在印度服役的军官学习印度斯坦语,指挥廓尔喀族(尼泊尔主要民族)士兵者必须学习廓尔喀语。

当代军事语言规划也同样关注通用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放在多国部队或多语部队通用语的开发上。军事语言规划首先需要确定通用语。以北约为例,“和平伙伴计划”选择最强大国家的语言作为通用语,北约前秘书长罗伯逊(Robertson,2000)曾在关于危机管理的发言中指出,英语教学(向成员国部队军官教授英语)是提高合作效率的手段之一。涉及两国的军事合作也往往选择强势国家的语言,例如乌克兰与法国的合作将法语作为军事院校的必修课程,德国在与外国合作中也提供德语培训。当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派驻为美、英等国创造了实施军事语言规划、推广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极佳机会。例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负责的“维和英语项目”仅2005~2006年度就培训了5.1万名外国军人(Crossey,2008)。通过军事语言规划,英语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通用语。

(三)社会安全价值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分配永远是造成语言不安感和语言压迫感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大国认为自己语言自足,其中不少国家通过语言规划推行单语制,致使单语制成为大国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国家和社会对语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社会语言问题处理不当、语言关系协调不好、语言权利保障缺失、语言地位确定不妥、语言政策缺乏力度、语言规划不周等均可能引发语言安全问题(陈章太,2009)。

语言规划影响人们日常语言生活,语言政策既可能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也可能损害其主导地位,带来不安全感。以北高加索地区为例,作为官方语言的俄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国家通用语言又是民族间的沟通工具。大部分人使用俄语,但只有半数人的母语是俄语。一些俄罗斯化反对者认为俄语在北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不但带来语言和交流上的不平等,还造成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不安全感,因此应当推行语言文化的多元化政策(Lazarev&Pravikova,2005)。精英阶层采取的政策维护其精英地位,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则可能采取语言保护或语言推广措施,以显示其反支配的态度。社会群体的忠诚度表现在语言态度上,不当的语言政策或规划有可能影响社会群体的忠诚度。保护国族身份和民族身份是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理据(Ager,1996),任何语言政策和规划应以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统一为前提。

日常语言生活产生的不安全感一般来自人们日常语言生活的切身体会。在多语环境下,标准语(体)往往隐含更高的社会地位,非标准语使用者易于产生语言不安和焦虑。例如,纽约的多米尼加人把自己使用的语言称为乡下人的语言,而其他方言在其眼中只是不同的方言而已(Bullock&Toribio,2008)。又如,西班牙巴塞罗纳的学校传授加泰罗尼亚标准语,媒体也大量使用该标准语,但是使用者因为没有掌握好标准语而感到语言上的不安。同样,没有掌握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母语者也有语言不安全感;而双语达到本族语水平者没有这种感觉(Boix-Fuster&Sanz,2008)。这似乎标明,从小开始双语教学、培养本族语水平的双语者有利于减少语言带来的不安全感。

语言是民族或国族身份的象征。一方面,掌握标准语有利于构建民族或国族身份,消除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掌握传统母语为国家保留了有用的语言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西欧国家也许从欧洲的小语种国家得到启示,意识到儿童习得至少两门语言的重要性;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欧洲安全,学校教育必须教授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语言,对外推广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和文化(Phillipson,2003),《地区与小族语言欧洲宪章》及《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应运而生,以图保护小族语言、鼓励双语教学等。

四 结语

9·11事件为美国的外语能力敲响了警钟,西方世界终于认识到自己语言一家独大带来的致命弱点。虽然有人批评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界之间存在一些制约外语教育成功的因素,如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马后炮,各阶段的外语教育出现断裂现象,外语教育界只是政策的应声虫而没有起到引领作用(Maxwell,2003),但是西方国家为弥补外语能力不足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中国是一个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国家能够开设的语种约50~60种,经常使用的只有10余种,外语运用能力还很有限,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很不相称(李宇明,2010)。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认真反思和研究现行语言规划及语言教育(包括外语教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既要确定关键外语的数量和语种,又要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传统外语教学理念谬种流传,教学方法耗时低效,教材编写理念陈旧,很难将学习者提高到目标语的本族人水平,造成高端外语人才奇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对语言学习规律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并据此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外语教学质量;2)从理论和教学角度充分研究跨境语言,利用家庭语言环境为边境少数民族习得小语种创造良好的条件,开发利用语言(尤其是跨境语言)小族的语言技能;3)加大留学支持力度,培养和储备高端人才;4)保护好尚无语言学研究的小族语言资源。

国家能力 篇2

人事部关于印发《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的通知

（2003年11月18日 国人部发［2003］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求，进一步开发公务员人才资源，促进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现将《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印发给你们。各地、各部门在公务员培训、录用、竞争上岗、考核等工作中，要以标准框架为参考依据，体现通用能力的要求，并根据不同职务公务员的特点制定细化的标准。各地、各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在试行中有何意见或建议，请与我部公务员管理司联系。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一、政治鉴别能力

——有相应的政治理论功底，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具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正确把握时代发展要求，科学判断形势；——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依法行政能力

——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法制观念；

——忠实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

——准确运用与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依法办事，准确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以权代法；

——敢于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维护宪法、法律尊严。

三、公共服务能力

——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和服务意识，诚实为民，守信立政；

——责任心强，对工作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有较强的行政成本意识，善于运用现代公共行政方法和技能，注重提高工作效益；

——乐于接受群众监督，积极采纳群众正确建议，勇于接受群众批评。

四、调查研究能力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讲真话、写实情；

——坚持群众路线，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历史、现状和产生的影响；——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预测发展的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善于总结经验，发现典型，指导、推动工作。

五、学习能力

——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有良好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学习目标明确，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工作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积累知识与经验；

——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及时更新和掌握与工作需要相适应的知识、技能；——拓宽学习途径，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他人学。

六、沟通协调能力

——有全局观念、民主作风和协作意识；

——语言文字表达条理清晰，用语流畅，重点突出；

——尊重他人，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

——能够建立和运用工作联系网络，有效运用各种沟通方式。

七、创新能力

——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勇；

——掌握创新方法、技能，培养创新思维方式；

——对新事物敏感，善于发现、扶植新生事物，总结新鲜经验；

——善于分析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八、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有效掌握工作相关信息，及时捕捉带有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制定可行预案，并争取把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

——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

——面对突发事件，头脑清醒，科学分析，敏锐把握事件潜在影响，密切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准确判断，果断行动，整合资源，调动各种力量，有序应对突发事件。

九、心理调适能力

——事业心强，有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爱岗敬业的热情；

从“有限政府”到“国家能力” 篇3

哈佛开学的第二天，哈佛大学与MIT联合举办的经济发展系列讲座在哈佛礼堂举行。主讲者是MIT经济系教授达隆·阿瑟莫格鲁（Daron Acemoglu）。达隆因为他那本全美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扬名全美和国际。

达隆演讲的题目是《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网络方法》，旨在通过哥伦比亚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来检验国家能力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测度地方政府“国家能力”提高对减贫和繁荣的贡献。论文由他与另外两个合作者完成，其中一位是他的老搭檔——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

文章引证的哥伦比亚案例在中国可谓俯拾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国家能力”的概念。对于像我这样一名在体制内工作了26年的研究者来讲，一看到“国家能力”，马上就能与“国家权力”、“国家力量”、“强政府”、“有为政府”等耳熟能详的词汇画上等号。

在中国，与“国家能力”直接相关的讨论与交锋曾有三轮。一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并一直争议至今的 “小政府、大社会”构想；第二轮是1994年前后针对放权让利后中央财力下降，引发关于“国家能力”的激烈争论，直接的政策影响就是分税制的引入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大幅上升；第三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国家能力定义辨析、中央和地方权责、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等等的讨论与制度设计全面展开。

由此可见，进一步厘清“国家能力”概念对于中国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何谓“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那一直是个核心概念。

比如，著名政治史学家查尔斯· 梯利（Charles Tilly）就认为，国家能力的历史演进是对战争危急情况的回应。历史学家也将现代所得税制的引入与发展跟战争的风险联系起来。例如，英国首次于1798年引入所得税，当时就面临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公共财政压力；美国首次于1861年引入所得税，正处于内战期间。这两个国家在“一战”和“二战”均将所得税制进一步扩展。瑞典上溯到13世纪一直实行统一的永久土地税和临时性财产税，但于1861年首次引入一般所得税，并于1903年实行累进所得税，这两次改制都与政府增加军事开支的动力有关。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理论一直视制度为给定，即，既存制度不仅能保证国家征税，还能维持市场秩序。

直到道格拉斯·诺斯提出著名的悖论后，经济学界才开始对国家能力重新审视。在他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通过对西方经济史变迁的考察发现，“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制度之间存在持久的紧张关系”。

现代社会需要国家这种对合意性暴力具有垄断权力的组织，通过它来实施合约与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统治者作为自利性的个人（团体）往往努力通过征税和征收来增加他们自己（集团）的收益份额。

因此，诺斯得出结论：“由政治决定的产权结构不一定使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化，它反而使统治者或政治强势集团的报酬最大化。”基于这一观点的经验解释是：那些提供了有效产权保护的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而那些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国家往往对产权的保护和合约的实施不佳，经济增长亦陷入停滞。

按照诺斯理论，只要保持“有限政府”以及对国家权力施加有效制约，就能刺激增长。但是，这一研究路径遇到了经验上的挑战。一是“东亚奇迹”就是在强国家统治下创造的。二是“有限政府”的简化表述，与富裕国家政府收入份额高、贫穷国家政府收入份额低的现实不一致。三是正如国际发展问题专家米格达尔（Joel Migal）所指出的：“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无力对他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掌控局面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关于非洲政治的文献也提出，这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的强弱，而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缺乏。

近年来，经济学领域也有一些研究国家能力的论文和著作发表，作者们认为，国家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尽管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部分发展学者注意到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研究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仅仅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获取资源的能力来衡量；二是对国家能力的比较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强”与“弱”的对比上；三是强调了国家提高收入能力的重要性及国家在公共品提供和规制经济中的作用。

显然，这些研究仍然无法回答诺斯悖论的另一面：为何在某些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某些时期，统治者没有提供使市场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只是通过再分配性努力使权力集团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忽略了权力掌控者的自利动机对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伤害。

国家能力的平衡

值得庆幸的是，前述理论缺陷因两篇论文的发表而得到了部分弥补。

一篇是达隆于2005年发表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国家能力强弱的政治经济学”。达隆点明现有文献不足：精英统治者因为自利而扩大税收权力会造成扭曲，但国家能力过弱无力提供公共品也会造成无效，既有研究没有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达隆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国家能力过弱或过强都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而都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国家能力强则倾向于高征税，因而可能挫伤公民和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国家能力弱则会导致对公共品，如基础设施、道路、合约实施、法律规则等等的投入不足。为了系统发展这一思想，他假定，从纯经济意义上，统治者（或社会精英）控制着国家机器且能对公民强制征税，公民从事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受统治者公共品提供的影响。如果预期税收高，私人投资就会减少。然而，如果税收被限制在非常低的水平，统治者进行公共品投资的激励就会很低，因为他将不能从这些投资形成的未来收益中得到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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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隆建议，一个社会保持税收的中间水平有利于实现好的经济结果，因为这样既能鼓励公民投资也能为统治者留下足够的剩余，以激励他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因此，一个平衡的权力结构——处于弱国家能力和强国家能力之间的中间水平——更能激励所有团体承担投资，这种平衡对于国家和公民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是必要的。

達隆进一步论述，一旦政治上的国家能力过强时，政府将倾向于选择征过高的税收，从而挫伤公民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当统治者很容易被取代时，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国家能力就弱。由于自利的统治者（或政治精英）只有预期能得到私人回报时才会承担公共品的投资，当国家能力弱时，他们所创造的环境当然也不利于公民投资和从事生产性努力。这表明，要使国家能力在经济上平衡，非常必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在政治权力上寻求平衡。

最终来看，国家能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衡共同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

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贝斯利与佩尔森（Besley and Persson）2009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国家能力的起源：产权、税制与政治”。

贝斯利等认为，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国别数据，确实无法支持“小政府是富裕的发达国家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他们也不认同仅将增加政府收入等同于国家能力。他们认为，要回答的真问题是：为什么富裕国家既是高税收国家，同时也是合约执行和产权保护好的国家。为什么难以证明高税收与增长的负相关，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增长绩效不佳的国家往往也是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为此，他们提出，富裕国家收税和实施合约两方面的能力是发展的关键，对于当今贫穷国家的遭遇来看，国家能力更不能视为给定。

为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贝斯利等将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征税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前一个指标表明国家的汲取能力，后一个指标表明产权保护程度。

国别数据显示，征税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从所得税中提取的收入份额占GDP的份额越高，平均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也越高。这两个指标也与人均收入正相关。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规制市场的措施与税率是两个内生的政策选择，国家的法治和财政能力被作为不确定性下的事前投资来处理，即国家在市场规制和税收获取中的“政策选择”受过去在法律和财政能力上的投资制约。

最终，他们通过分析得出中心结论：法治和财政能力的投资常常是互补性的。也就是说，法治能力的提高，同时也能提升财政能力，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他们的框架有助于分析国家能力的投资决定因素，在其他情况相同时，共同利益的公共品，如对抗外部战争、政治稳定性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有助于国家能力的构建。

总的来看，迄今为止对国家能力的经济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它不仅使我们关注国家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提醒我们避免将国家能力简单等同于中央政府攫取资源的能力。只有在法治能力和财政能力上进行互补性投资，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寻求国家能力的平衡，才能实现一个社会的良好经济绩效。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

国家能力 篇4

一、数字能力概念和公民数字扫盲运动

“数字能力”是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媒体研究者和社会热议最热闹的核心词汇。从概念诞生以来, 经过了一系列研究和社会理解过程, 这一概念丰富和发展了起来, 目前关注焦点形成并达成了社会共识。

戴维·布肯汉姆在《数字媒体能力:英特网时代的媒体教育》探讨了过去20多年中的新媒体应用。早在1986年, 玛格丽特·梅克·斯班塞率先在英国研究开拓这个领域, 介绍描述了幼儿的媒体发挥能力。随后, 巴泽尔格特在1998年提出了“新”和“多重” (mu ltiple) 能力的概念。之后贝肯汉姆和泰勒, 柯柏和卡兰茨也分别在1993、1998和2000年进行了延展, 在电视能力、电影能力和信息能力等方面扩展讨论。所谓的新媒体能力的研究, 已经发展成为多维能力研究的概念。一方面指能力的社会多样性的当代形式, 同时又指新的传播媒体要求有新的文化形式和交际能力新形式的事实 (柯柏和卡兰茨, 2000) 。这种能力的“扩散”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公众热门讨论“知识经济”、“情感素养”甚至“精神素养”, 有时其甚至成为技术的代名词。而在法语和德语中, 媒体能力直接地被翻译成了能力和技能。

文字的识字能力以前曾是文化的唯一通道, 但现在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影电视和新媒体的出现,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状态, 大家都认识到了视觉和视听媒体的重要性。但是人是否除了文字之外还需要另一个“识字”能力, 视觉媒体是否需要一个类似于书面语言学习的这样一个文化学习过程呢? (马萨瑞斯, 1994年) 这却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应该继续限制在文字的界域里 (巴顿, 1994年;克雷斯, 1997年) , 另一些则认为需要视觉和视听觉媒体如电影和电视的学习。我们都有普通的鉴赏水平, 但当我们更紧密和特别地分析时却经常失败, 如在电影序列和句子间, 广义和狭义之间分析, 却很难进行 (布肯汉姆, 1989) 。所以, 数字能力概念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仅仅是谈论人们如何学习使用数字技术或方法, 还是真正需要一次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力?这个问题被西方学者反复论证。

发展到詹姆斯·波特 (W.JamesPotter) 《媒体能力》中认为, 绝大多数人都会自以为已拥有相当的媒体能力, 如我们知道大量的电视节目的名字、杂志书籍歌曲和网页的名字, 我们知道如何阅读和写文章, 我们能很容易地跟上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要点, 理解动画的意思, 甚至在电脑上玩游戏, 下载歌曲或上载视频到网页上, 知道怎样探索自己, 吸收信息和娱乐自己。在中国, 我们的大学老师一当提起新媒体的使用, 就会说:我们用了PPT……

这就是我们的数字媒体能力吗?波特承认这确实也是, 但这个概念更大的意义则是, 这些只是低层次的新媒体能力。更高层次的新媒体能力, 是不但把媒体作为娱乐, 更能让新媒体建构自己的生活, 进入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中, 去发展我们的生活。他的定义是:“媒体能力就是我们创造性地利用大众媒体、对所遇到的媒体进行解释的观点的总集。”

至此, 教育者和公众对新媒体能力的理解, 已经日渐成熟, 而且发展出社会所需的“媒体能力”的概念, 且向更高层次的创造性媒体能力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媒体能力正在形成一种文化能力和社会生产力。“信息素养 (信息文化) ”这个名词其实也早在1974年已经出现。当时, 美国图书馆学会 (ALA) 举办了“A LAPresidential Co m m it t ee o n Info rm at io n Lit eracy”的第一次会议。主席朱可维斯基 (Zu rkow ski) 在会议中第一次提出这个名词。到了21世纪, 信息素养 (信息文化) 这个名词在教育界渐渐取代旧有的“信息能力” (Information Competency) 或“信息技能” (Information Skills) , 原因是“信息素养 (信息文化) ”讲求较高层次方面的知识、技能与态度, 而不单单指能力或认知上的评估。所谓“素养”, 源自英语的“Literacy”, 即对于文字的读写能力。

美国阿芙德赫德 (Au fderheide) 1997年对“媒体能力”的较早定义是, 能否访问并在各种情景下理解和创造交流、访问和定位媒体内容, 利用现有技术和相关所需技能、用法包括调节能力 (或自我调节) 对内容进行访问。例如, 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和使用监管机制和制导系统, 了解或进行媒体解码或解释, 例如, 通过意识、能力和通用公约、设计特点和修辞手法, 涉及知识生产流程和模式的所有权和体制控制, 并拥有批判媒体的能力。例如, 无论是为了自我表达的目的或为了影响或与其他人交流, 利用媒体创造发明的能力, 生产和沟通自己的信息的能力。

把这个概念对应到信息科技, 就是指人们对信息的解读及制作能力。信息的样式林林总总, 包括一切印刷以外的文字及非文字的媒体, 例如视觉媒体、听觉媒体、电子媒体、流动媒体、网上媒体等。因此, 信息素养 (信息文化) 可以说是把日常教学上的文字修养推广至跨媒体的层次上。正由于互联网的出现, 使出版变得更容易, 市民大众要表达自己的声音更方便, 使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得到的信息突然大幅增长。面对这高速及大量的信息, 应该如何处理, 确实是学习信息素养 (信息文化) 的重点。

21世纪的教育应该推动人类使用新工具的技能并理解“数字能力”这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生存能力。推动新媒体的数字素养和沟通技术的普及;教师在教室和社区的引导, 帮助数码时代的公民完成作为未来数字化公民的任务, 融入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教育也推动公民学习数字世界中的生存技术:进行身份确定, 学习与日常生活必须的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了解并使用社交网络, 形成未来虚拟社区社会关系, 获得通过虚拟社区进行社会交互活动的能力, 以网络工具使用来认识世界和环境。当代教育应形成人们对信息的解读及制作能力;培养指导生活的信息能力和现实增强型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学习在知识时代如何进行信息收集与分析, 并形成关于世界的观念。

二、数字能力在人自我发展延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电子媒体曾在儿童教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如美国优质电视教育大型节目《芝麻街》, 在20世纪70年代, 研究者就对其教育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该教育节目还由中国引进后播出。2011年10月有报纸报道, 该节目还推出了新的数学和科学的低幼节目。著名的知沟理论, 就是美国大学研究者在对改节目有关的效果进行研究之后, 提出的著名理论, 这一理论影响至今。观看节目的儿童在以后的学习中普遍更为容易和优秀, 说明了对媒体效果研究的意义。

今天, 教育引导新媒体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性发展, 研究者同样提出了:新媒体不但用于信息分析和收集, 形成观念并当成工具使用, 它在人的发展延伸上, 还具有更深刻的创造性的意义———

首先, 教育引导人们使用新媒体探索和发现自我和环境, 扩展观点;

其次, 人们使用新媒体表达自我意见和公民思想, 参与社会公民责任的构建。学习利用新媒体以形成虚拟公共空间的政治参与能力, 以奥巴马选举的网民参与为例, 2008年网民参与总统大选活动, 皮尤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46%的美国人使用网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获得选举信息、分享观点和动员他人。其中35%的美国人观看网络政治视频, 这一数量是2004年大选的3倍。通过观看竞选主页、竞选博客、网络视频、邮件系统、搜索引擎, 并向自己支持的奥巴马从网上发送竞选支持经费, 最后将自己支持的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奥巴马90%的竞选经费都是网友100元以下的政治捐款, 可见网友的巨大支持所起的作用。奥巴马也积极参与网络互动活动, 在My Space网站上有41.5万个朋友, 在Facebook网站上吸引了100万网民。网民通过新媒体可以和他沟通并表达意见, 所以他被称为互联网总统。可以看出, 公民通过新媒体参与政治活动, 并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发表意见的重要性。

再者, 教育指导新媒体建构新经济及其参与能力, 如电子商务和交易活动能力.

最后, 创造性使用新媒体工具, 让公民能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 如在娱乐与亚文化中参与文化构建的能力, 青年网络文化群落就是最好的例证, 表现了已经掌握数字媒体的青少年, 在架构自己青少年文化上的强大创造力。

三、发达国家数字媒体教育培养工程

新媒体为专业研究方向的学科在大学在发达国家不断出现:如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设立了数字媒体方向的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设计学院设有传媒艺术与科学系;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设立了数字媒体中心;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设立了数字媒体中心;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数字媒体专业是比较前卫的数字艺术学科;英国伍斯特大学和胡弗汉顿大学, 在21世纪初就建立了先进的数字媒体教学中心, 吸引了3M、BBC等多家媒体公司和大学进行合作。纽卡斯尔大学、伦敦都会大学、朴茨茅斯大学等众多英国大学也开设了数字媒体的讲授式或研究类硕士课程, 如纽卡斯大学有国际多媒体新闻学, 萨克萨斯大学有数字纪录片文科硕士学位, 伦敦大学有媒体与通讯文学硕士, 朴次茅斯大学设数字媒体市场营销、数字传媒方向和多媒体应用等硕士, 并融入移动传媒、互动系统等媒体新方向和趋势。

加拿大则有数字媒体中心培养数字媒体硕士, 由UBC、SFU、埃米莉·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大学联合组建的新媒体中心, 招收数字媒体硕士, 为北美的新媒体大型产业提供创意高端人才。西蒙弗雷泽大学在传播学院和艺术与媒体系开设了新媒体介绍、新媒体方法和理论、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应用、数字媒体和青年参与文化、数字媒体传播技术等本科和硕士课程……也有新媒体应用于学习的有关研究项目———如传播学院为学习的游戏环境的有利性评估, 是一个英法双语的4年期的研究, 探索新技术、新媒体、认知知识和学习过程中能支持学习的潜在游戏、仿真和仿真游戏……

百视通大学创立, 开启新媒体行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志愿者在永联电脑“扫盲”班教村民上网

发达国家以IT技术和CG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极大地推动了创意产业的发展。美国代表性的大学数字媒体教育分为几类形态:以计算机图形图像为基点的数字技术院系, 以创意艺术为目的的数字艺术院系, 以及以实用工具为需求的数字应用院系。

北美发达国家以新媒体为培养训练目标的项目, 不仅在大学中进行, 更多的是在数字社区和青少年社区中进行。如加拿大温哥华瑞奇蒙区的“梦想项目”, 就是以青少年的新媒体能力培养和培训为目标的。其艺术中心专设媒体部门, 包括照片画廊, 每月电影系列活动, 如在5月举行温哥华新亚洲电影节, “梦想项目”在社区艺术中心的青年电影展览计划, 设有青年电影制作和媒体实验室, 有成人可加入的电影制作实验室, 有跨学科对国际媒体艺术家进行协助和提供咨询的部门。

梦想项目 (DreamProject) 是由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资助的活动,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经验中培训和发掘未来的专业电影人、动画和媒体艺术家的萌芽项目。影片由学生在2010年电影制作车间中启动, 在该区的公共场所展出。不同年龄的学生制作了不少精彩的影片, 在公共场所和You Tu be上展播, 非常丰富有趣多样化。笔者所看到的十来岁孩子制作的影片, 展现的创造力和特殊视角, 充满狂放不羁的野性和无拘无束。一般为时两周的集约工作坊, 都能帮助孩子们完成自己的梦想项目影片。从2008年起的项目进展和内容, 都有详细的档案和展示, 帮助青少年拥有未来表达和生存发展的最新工具。

在美国, 已经有多个更为复杂的数字化智能社区正在和大学新媒体研究实验室、公共图书馆一起, 共同营建。公共图书馆与各种网络的共建也是多种多样。

如芝加哥图书馆就为芝加哥地区的高中学生, 设计了一个免费的青少年空间, 以帮助他们扩展更多的学习机会。项目分享“数字能力”的共识, 与不同的动机和四个主要目标相关联。首先确保青少年在新媒体的景观中各种不同的沟通模式, 二是认识到在新媒体的人工创境中, 学生可以在多任务中最大能量地使用沟通的不同模式, 三是在消费和使用中对新媒体信息的意义有批判性的思考。人们相信, 青少年的新媒体能力, 应该在他们生命的早期, 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当中就发展起来, 并环绕在社区, 学校和家庭周围。一些网络加入这个计划与项目, 如青年数字网络 (DigitalYou th Net w o rk) , 他们从新的传播模式、新媒体的方法、新媒体信息、核心价值观 (包括创造力, 协作, 适应性, 责任, 身份等) 开设网上课程, 设置新媒体导师 (熟练的媒体操作人和对流行文化了解深厚的媒体艺术家) , 设置新媒体的学习环境 (大量的在线工具和资源) 等, 通过作品, 学生有效参与。还分为校外的, 校内的和在线的不同项目, 靠研究和作品来确定新媒体能力的重点和核心。

该项目开始由麦克阿瑟基金会开设于芝加哥大学城市学院, 以研究新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和主动学习的, 后得到德保大学等支持发展, 并向中小学延伸, 从2010年起延伸到芝加哥图书馆, 在u bu rn-Gres ham, Chicag o Law n, Eng lew o o d, Pils en, and H u m bo ldt Park建立五个智能社区, 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随时随地”学习的机会, 为青少年培养了作为21世纪公民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 教育行业培养出来的新媒体人才, 汇聚在一些城市, 使该区域出现知识经济和创意工业相当繁盛的景象, 并引领新经济的发展壮大。如游戏工业, 影视动画工业等新的创意生产点:以多伦多、温哥华数字媒体中心为例, 50年前多伦多是一个极不显眼、经济落后的小城市, 但它迅速利用其大学教育、科研机构的实力和高效工作, 开始转型之路, 发展金融业、服务业、新媒体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成为加拿大的技术心脏。现在, 多伦多的信息服务企业的密集度居加拿大之首, 是北美第三大信息服务业集群所在地, 为全球业务的开发商和制造商提供软件、硬件、新媒体、通信设备、半导体等多元服务。温哥华没有任何制造业, 却发展成当代信息和旅游大都市, 也与它众多的新媒体公司和新媒体教育实力有关。纽约则被称为“世界数字之都”, 具备了以“硅港”为代表的文化创意、软件开发和风险资金共栖的良好生态;以影视和文艺表演带出利润丰厚的衍生产品和旅游发展, 而数字内容产业对网络平台 (宽带) 、技术 (流媒体) 和相关硬件 (机顶盒、信息家电) 的拉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数字媒体教育和专业人才的培养, 不但诞生了巨型信息城市, 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型城市的发展和生死, 直接形成了新兴的数字产业和知识经济, 发展起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新兴数字产业和知识经济。在中国, 近5年来, 新媒体产业高速发展, 网络新媒体、数字新媒体、移动新媒体、户外新媒体、娱乐新媒体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国家“十二五计划”, 我国政府也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新媒体涉及到出版发行、版权贸易、影视制作、动漫游戏、文化传媒、广告会展等文化产业各个环节,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新媒体为新兴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开始形成。新媒体教育和人们的数字能力, 将促进新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

摘要：本文介绍了发达国家“数字能力”的概念, 回溯了其概念内涵的不同层次, 用第一手数据说明了数字能力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的成果, 说明了数字能力在公民自我延伸及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在目前信息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论述了数字能力培养在加快新媒体技术发展速度、扩展新媒体内容疆界、推动新媒体社会公共服务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数字能力,数字教育,公民素质

参考文献

[1]W.James Potter.Media Literacy[M], edition 5, SAGE Publication, Inc.2011

[2]Buckingham, D.The media literacy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J/OL].London:OFCOM, 2005

[3]David Buckingham.Digital Media Literacies:rethinking media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C].United Kingdom,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ume 2, Number 1, 2007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 篇5

组 长：贾敬敦

副 组 长：赵红光 王振林 杨经学 主要研究人员：

杨经学 张 亮 王 强 霍 明 李俊清 张 超 王云诚 宋长青 马 伟

编者按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集成转化的前沿阵地，农业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的摇篮，引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创业的培育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就业的重要渠道，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力引擎。其创新能力评价既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活动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2015》是2015国家创新调查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系列报告的延续，是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尺度形成的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指数以及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报告包含园区创新支撑、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三个一级指标和十八个二级指标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年10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填报数据，采用赋权加总、差异分析、效率测算、聚类分析以及纵向对比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总体创新能力发展以及各分项创新能力指标的状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从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中仍然存在园区之间、地域之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创新水平略显不足等问题，但较2013年相比，园区多方发展已经有所改善，整体发展呈现上升态势。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将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为加速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总体评价篇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总体发展情况

从10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来看，2014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差异仍然较大，变异系数为26.49%，但相对于2013年的园区创新能力变异系数为38.53%有所下降，这说明园区之间创新能力指数的差异有所缩小。同时，武汉、济宁、淮安、泉州、公主岭、西宁等园区在创新能力水平方面优势明显，成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的领跑者。

1.园区之间创新能力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武汉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得分蝉联首位。2.园区创新支撑不断加强，创新绩效表现出色，创新水平是制约园区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1）2014年各园区更加注重创新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强创新投入，创新支撑指数明显提高，成为创新能力增长的新动力。（2）2014年各园区创新水平指数相对较低，成为园区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3）2014年各园区创新绩效保持了较高水平，创新能力的提高仍然以创新绩效作为主要导向。（4）创新支撑、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三个分项指标的园区差异性较大，并且差异主要源于东中西各区域内的园区差异。3.各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在结构上差异明显，创新支撑对创新能力提升贡献较大。4.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和分项指标均有增长，创新绩效增加幅度最大。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聚类分析 1.第Ⅰ类园区（创新引领区13个）该类园区包括武汉、济宁、淮安、泉州、公主岭、西宁、泰安、白马、浦东、儋州、杨凌、即墨、湄潭13个园区，代表了10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最高。2014年创新引领区的创新能力指数平均得分为151.89分，其中创新支撑最高，为59.92分。2.第Ⅱ类园区（创新示范区32个）该类园区包括许昌、和林格尔、辉山、南昌、邯郸、南阳、望城、忠县、广州、常熟、宿州、鹤壁、濮阳、红河、定西、仙桃、潜江、漳州、岳阳、武威、芜湖、石河子、永州、渭南、天水、寿光、滨州、东营、阿拉尔、昌平、铁岭、嘉兴32个园区，代表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较高水平。其创新能力指数平均得分为116.51分，其中创新绩效最高，为52.68分，园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别不大。

3.第Ⅲ类园区（创新稳健区23个）该类园区包括烟台、滨海、衡阳、金华、湖州、璧山、井冈山、建三江、五家渠、海东、晋中、唐山、三亚、雅安、百色、铜陵、乐山、湛江、松原、贵阳、榆林、顺义、荆州23个园区，占21.69%，其中9个属于东部地区，7个属于中部地区，7个属于西部地区。该类园区创新水平仍处于发展阶段，同时创新绩效较示范区也有一定差距。

4.第Ⅳ类园区（创新起步区38个）该类园区包括楚雄、通化、乌鲁木齐、宁德、大庆、安庆、石嘴山、蚌埠、上饶、运城、盐城、旅顺、固原、金州、新余、三河、延边、赤峰、湘潭、合肥、吕梁、广安、吴忠、石林、哈尔滨、黑河、毕节、北海、拉萨、日喀则、慈溪、阜新、黔西南、银川、桂林、津南、和田、伊犁38个园区，平均得分为78.12，其中16个中部地区，12个西部地区，10个东部地区。该类园区创新能力一般，创新绩效、创新支撑方面无太多建设亮点。5.四类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结构差异较大，创新引领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领先其他园区。

6.创新引领区和创新示范区的数量明显增加，园区的创新能力建设趋于平衡。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1.东部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略高于中部园区，创新能力从创新绩效带动发展成为创新支撑和创新绩效双轮驱动模式。2.一类园区的区域分布差异明显，东部园区在一类园区的数量上优势明显，中部地区拥有的二类园区最多。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体创新效率分析

东部、中部和西部均有具备创新技术效率的园区，且园区数量相差不大，这也说明区域环境因素并不是影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同时，这些具备创新技术效率的园区在创新投入资源的配臵和管理上是最有效的，充分利用其投入资源实现了创新产出的最大化。而对于创新技术效率不足的园区，需要完善园区的法人治理机构、减少创新的冗余投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臵、依托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积极搭建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合作平台和集成创新平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扩散。分项评价：创新支撑评价篇

创新支撑即创新条件，是反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创新资源的汇集和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其指标的高低显示了园区在创新过程中的基础及引领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各园区在人才、融资、渠道、政策方面的积累水平，特别是在当今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支撑的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园区的创新产出甚至是园区的发展，因此其评价的指标也至关重要。为了合理的进行评价以及指导农业园区的发展，在指标设计上既要考虑全面合理又要做到利于执行，因此创新支撑主要从科技人员、研发经费、投融资强度、仪器设备、研发中心、信息化和扶持政策七个方面进行衡量。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人才队伍建设分析

科技的创新主要是技术的创新，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才的创新。因此各园区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积极引进和汇聚科技人才，2014年各园区在保持2013年的原有的庞大的科技特派员数量基础上积极引进法人科技特派员以及科技特派团，特别是法人科技特派员的数量增长明显充分显示出各园区在创新方面更加的务实。同时，科技特派团的数量略有下降，体现出园区更加注重人员的质量与结构。

1.科技特派员数量继续保持较高数量，注重法人科技特派员建设，园区人才引进更加务实。（1）2014年个人科技特派员数量与2013年基本持平略有下降，其中东部数量突出。（2）2014年法人科技特派员数量增长明显，西部数量突出，东部增幅明显。（3）2014年科技特派团数量降幅明显，东部和中部维持了较高水平。2.研发人员数量高速增长，园区更加注重引入和吸纳高职称人才。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平台建设

科研开发平台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园区注重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建设，已逐渐建成以企业为主体，国家、省、地市共建的研发创新平台体系，科技创新条件和创业服务能力大大提升。

1.园区各类研发平台建设情况良好，省部级研发中心数量大幅增加，比重有所上升。2.园区大型仪器设备的投入有所放缓，东部园区大型仪器设备原值总额最高。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金融服务分析

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过程中，大多数园区为园区企业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大幅度吸引了社会资金和“三资”，从而增加了园区的资金来源，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各界投资参与园区建设和技术引进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为园区建设与发展注入了金融元素，用新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园区的模式逐渐形成，大大加快了园区建设的步伐。

1.园区土地投融资强度大幅提升，但区域间差异较大。2.园区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投资规模稳步提升。3.园区研发投入强度提升明显，但各区域差距较为显著。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信息化基础条件分析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信息资源建设成效显现，信息技术初步应用，园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园区创新能力建设提供了信息化支撑条件。

1.园区重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人均计算机拥有量较高。2.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应用手段不断更新，园区电子商务发展迅速。3.信息资源建设成效初显，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建立，信息来源和渠道不断丰富。

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政策环境分析

2014年各园区在原有的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在融资渠道、企业投资税收奖励、特色园区建设、土地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关于印发宿州市现代农业四区联建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对于加快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智慧农业示范区统筹协调、协力推进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而更多的园区则是在土地划拨、企业投资、税收奖励方面给予了支持。比如《怀远县工业企业投资税收奖励（暂行）办法》中就针对不同的投资列出了详细的奖励机制。由此可见，2014年支持园区发展的政策趋于更加多样，政策环境更加宽松，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

分项评价：创新水平评价篇

创新水平反映的是各园区开展的创新活动以及取得的技术成果，其由园区投入的创新资源和经费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而形成，并且通过市场经营、推广和转化形成园区的创新绩效，是反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质量的重要指标。评价报告涉及的创新水平指标主要包括：开展研发项目取得的专利成果、引进示范及取得的成果（引进和推广的新品种、新品系、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等）。在评价中分为三个指标，分别是授权发明专利数、科技引进、科技推广。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成果分析

本评价采用授权发明专利数作为衡量园区的创新成果的主要指标，同时，园区科研人员人均申请专利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性指标。

1.园区授权发明专利数略有增加，西部园区的授权发明专利数最多。2.每百名研发人员授权发明专利数有所增长，园区申请发明专利数与国家整体水平相当。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集成创新分析

对园区集成创新能力的评价采用科技引进类指标，含引进植物新品种、引进畜禽水产新品系以及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三个分项指标。总体来看，园区科技引进品种逐步多元化，东部园区科技引进水平高于中西部园区。1.园区引进的植物新品种有所增加，东部园区引进植物新品种数较多。2.园区引进的畜禽水产新品增加显著，但相对引进的植物新品种数量仍然较少。3.引进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的数量基本持平，东部园区引进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的数量较多。4.园区集成创新能力整体有所提高，东部园区表现最为出色，集成创新能力大幅上升。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果辐射分析

对园区成果辐射能力的评价采用集成推广类指标，含推广植物新品种、推广畜禽水产新品系以及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三个分项指标。总体上，东部园区的科技推广水平优于中、西部地区。

1.推广的植物新品种略有增加，东部园区推广的植物新品种较多。2.推广的禽畜水产新品系数量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推广的植物新品种仍然偏少，东部园区推广的植物新品种较多且大幅提升。3.推广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数量有所增加，东部园区推广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的数量最多且增长明显。4.成果辐射能力整体提升，东部园区成果辐射作用领先中部和西部园区。分项评价：创新绩效评价篇

创新绩效反映的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创新活动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体现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根本。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创新绩效，系统总结创新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对推动区域创新、拉动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章从经济收益、产业结构、企业培育、品牌建设、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对园区的创新绩效进行衡量。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性收入分析

本报告采用园区企业技术性收入与生产资料类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总产值比例测度园区的产业带动能力。并结合园区新吸纳就业人口数、带动当地农户人数两项数据，分析东中西部园区的产业带动效果。

1.技术性收入与生产资料类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总体偏低，园区产业带动能力有待提高。2.中部园区在新安臵就业人数和带动当地农户人数方面总体表现最好，产业带动效果强于东部和西部园区。3.园区产业带动能力有待提高，园区产业带动效果与产业带动能力不成正比。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产业结构分析

本报告采用二三产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测度园区的产业结构及水平。参与本次评价的106个园区（东部38个、中部36个和西部32个）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74.81%，剔除较2013年二三产产值占比突变的14个园区（杨凌、伊犁、常熟、晋中、宁德、广州、顺义、乐山、慈溪、贵阳、漳州、即墨、天水、湄潭）后，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80.26%。

2013年和2014年的修正数据对比显示，2014年全国106个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80.26%，相对于2013年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78.37%略有提升。区域对比方面，2014年中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80.15%，高于西部园区的67.07%，但是略低于东部园区的83.40%。同时，2014年中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相对于2013年的72.04%有明显提升，2014年东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与2013年的83.66%基本持平，2014年西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相对于2013年的78.56%明显下降。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企业培育情况分析

在企业孵化方面，本次评价采用在孵企业数、毕业企业数和新增孵化企业数三个指标进行评价。企业培育总体发展较快，在孵企业数和新增孵化企业较2013年数明显增加，毕业企业数略有降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园区企业培育规模和质量要求有所增强。参与本次评价的106个园区（东部38个、中部36个和西部32个）平均在孵企业数为10.90个，平均毕业企业数为4.67个，平均新增孵化企业数为3.24个。1.园区在孵企业总体发展良好，在孵企业数增幅明显，西部园区在孵企业数最多。2.园区毕业企业数总体略有下降，中部园区毕业的企业数量最多。3.园区新增孵化企业数保持稳步增长，东部园区的增幅最大。4.园区企业培育情况总体表现良好，园区应更加重视企业培育和成长机制。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品牌建设分析

在品牌建设方面，报告以园区拥有的品牌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同时，将园区拥有地理性标识产品作为辅助参考指标，品牌建设状况反映了园区将创新成果通过品牌运作转化市场价值的情况。1.园区拥有的品牌数略有增加，东部园区数量最多。2.地理标识产品有所增长，逐步成为园区的象征性名片。

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分析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现代服务业引领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代农业作为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是其最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1.土地产出率基本持平，东部园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2.园区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东部和中部地区增长幅度较大。特别说明：

挪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经验 篇6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挪威虽属于工业发达国家，但在北欧，挪威却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也缺少像瑞典“爱立信”和芬兰“诺基亚”那样高科技、高增长、高收益的超级企业。在缺乏超级企业自主提供科研创新投资的情况下，挪威如何保证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科研创新能力在挪威是如何得到培育和发展，以提升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在挪威，有哪些值得探索和借鉴的经验？

国家干预科研资金分配与创新体系建设

在北欧国家中，挪威的研发创新强度比较低，落后于瑞典、芬兰和丹麦。金融危机以后，挪威研发投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徘徊在1.65%～1.76%之间，而其他北欧邻国基本上处于3%～3.5%之间。挪威政府提供了46%的研发资金，企业只提供了43%，而其他北欧国家政府研发投资大多低于30%，企业研发投资比例则普遍接近或超过60%。这种情况同挪威经济中缺乏瑞典和芬兰那样的超级企业有关，因为超级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研发投资偏好和投资能力。譬如，2013年，芬兰“诺基亚”一家企业提供的研发投资就占到当年芬兰全部企业研发投资的50%，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挪威研发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因素较强。

二战后，挪威形成了多元化的科研和创新体系，特别是在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实施层面，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独立研究机构和企业研究机构参与其中。不过，在战略决策和资金分配层面，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突出，主要通过挪威研究理事会（RCN）和挪威创新署两个机构来进行宏观协调。

此外，挪威工贸部下面还有一个叫“挪威工业发展集团”（SIVA）的机构，实际上也有政府背景。SIVA的资金来自政府各个部门，但在操作层面上商业色彩更浓一些，譬如，它可以向挪威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部分风险资本。此外，SIVA直接管理挪威境内10个科学研究区、15个知识园区、24个孵化器和14个工业孵化器以及12个贷款和风险基金。

挪威研究理事会、国家创新署、工业发展集团均属于中央政府部门下属的二级机构，虽然隶属政府各个部门，但它们在科研和创新战略规划以及资金分配上具有较大的话语权，特别是研究理事会和创新署，政府各部门一般都会认真听取或采纳它们的建议。挪威政府所有科研创新资金都必须经过挪威议会的审批。

“三位一体”的科研创新格局

在科研和创新的实施层面，挪威形成了所谓“三位一体”的格局，即高等教育机构、独立研究机构、工业研究部门三部门共同推动科学研究。

挪威境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指大学和学院，它们重点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也从事少量应用科学研究，2011年高等教育机构96%的经费来自政府，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很大，但在研究方面，它们是完全自由的。独立研究机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也进行少量基础科学研究，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2011年获得了110亿克朗（约合17.6亿美元）的资助，独立研究机构曾经是挪威境内最重要的科研和创新机构，但近年来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主要是政府资金更多地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工业部门倾斜。目前，教育和科研部、工贸部、环境部、农业部、渔业部通过远程网RCN向境内的49个独立研究机构提供资助，获得资助的领域涵盖环境、资源、工业技术、社会和人文等。工业部门主要由企业研究机构组成，重点从事产品开发研究，同时也兼顾少量的应用科学研究，挪威政府通过RCN和创新署向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

科研和创新体系的主要特点

挪威境内的科研活动比较集中，而创新活动比较分散，这与挪威的科研资源分布和企业活动有很大的关系。挪威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独立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奥斯陆、卑尔根、特隆姆瑟等少数城市，譬如，奥斯陆地区集中了挪威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教育研究机构。2013年，奥斯陆-阿克什胡斯地区集中了挪威50%的科研资金，其中奥斯陆地区就吸纳了208亿克朗（约33.3亿美元）的科研资金，占全部资金的46%，该地区每千人中拥有43位科研人员，在奥斯陆和其他大学所在地周围形成了强大的科研集群。创新活动的分散特征则主要是由于挪威境内95%的企业都是不到100人的小型企业，其中还有80%是不到5人的微型企业，这类企业分布在挪威全国各地。

挪威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科研和创新人才储备量很大。挪威政府历来重视教育投资，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这使它拥有全球教育素质最高的人口。30年来，挪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11年达到38%，在北欧国家中仅次于芬兰，远远高于欧盟29%的平均水平。在奥斯陆、卑尔根、特隆姆瑟等城市，有挪威最好的大学和受过最良好教育的科研人员。

挪威政府还为科研和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战后，挪威虽然没有全盘接受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治理模式，但在劳工市场和雇员培训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即所谓的“有弹性的社会保障”模式，也就是说，挪威劳动力不仅能像美国和英国劳动力那样自由地流动，也能像西德劳动力那样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因此挪威企业增减员工的成本很低，被解雇员工的福利和培训费用，特别是转岗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培训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挪威科研创新还具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从1994年欧盟第4个框架计划开始，挪威已经连续参加了4个欧盟框架计划内的科研活动。在第7个框架计划内，挪威从欧盟获得了7.96亿欧元的资助，有6400人参加了框架计划内的1600个科研项目，特别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和环境研究项目上，挪威的兴趣非常浓厚。挪威还积极参加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又称欧盟第8个框架计划，2014-2020年），准备为该计划提供180亿克朗（约合29亿美元）资金。此外，挪威在2013年还与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包括中国科技部），挪威国家创新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办事处（如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城市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研究创新优势，挪威国家创新署的任务就是深入了解世界最新科技创新方向，帮助挪威企业寻找国际创新合作伙伴。

把握后经济危机时代科技创新的新方向

经济危机后，考虑到挪威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比较单一，一旦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出口能力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挪威政府选择了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制药、生命科学、纳米材料作为摆脱产业瓶颈制约的突破口。2011年，政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供了100亿克朗（约合16亿美元）的资金，为生物技术提供了38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的资金。概言之，挪威政府正在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加快实现“有创造力的社会、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源、有创造力的企业”的战略目标。

科学外语规划,增强国家外语能力 篇7

国家外语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外语应对各种外语事件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掌握外语的绝对人数, 也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外语教育的普及程度, 衡量它的根本标准是一个国家能够使用的外语资源的种类与质量 (文秋芳, 2011) 。国家要有相应的外语人才储备, 可供国家所用, 外语储备人才掌握的外语种类要足够多, 语言技能娴熟, 专业水准高, 精通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与国情。语言的地位要跟国家的发展、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成正比, 语言能力的不足将严重影响国家的经贸、发展、稳定与安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表示,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工作, 参与世界各地的救灾、维和、调解、选举观察等任务逐渐增多。在这些国际事务中, 不仅积极参与其游戏, 更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使中国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使人类能够更多地从中国理念中受益。这就要求参与国际事务的人员不仅要懂得国际事务, 而且要有高超的外语水平。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 如何能够得到和给予合适的语言救援, 也应成为我们国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外语学习大国, 但却是外语资源穷国, 现有的国家外语能力不容乐观。首先, 外语资源种类有限,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成为我国外语学习的主要语种, 外语教育等同于英语教育。目前我国大约有3亿人在学习英语, 而学习其他语种的人数不到英语学习者的1%。在这不到1%的外语学习者中, 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日语、俄语、德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与阿拉伯语等比较常见的语种。我们国家能够掌握的外语种类目前尚无准确数据, 但估计不会超过100种, 能开设的外语课程大约超不过50种, 连欧盟的官方语言都不能开设, 甚至连周边国家的语言能讲的人都不多, 我们用到的外语仅十余种, 除英语外, 其他语种都是奇缺语种。国家语言能力不足, 便无法满足国家对多语种的现实需求。

其次, 外语资源的质量不高, 高专人才匮乏。从广度来看, 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中缺乏既会外语又具备专业知识与跨文化意识的高端专业人才。由于外语专业教学长期以来与语言学和文学联系在一起, 文化意识及专业知识缺失, 其后果是懂专业的人不懂外语, 外语精通的人, 不懂专业。精通外语的富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极其匮乏的问题将亟待解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 (2010-2020) 》明确提出“扩大教育改革”和“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外语教育要培养什么人才?毫无疑问, 我们需要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外语高端人才 (张绍杰, 2011) 。厚基础:作为国家外语储备人才, 外语技能的培养是根基。无论是通用语言还是非通用语言, 娴熟掌握听说读写等技能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外语教学的基础阶段就是技能训练;强能力:外语教育过多的注重识记和理解, 这只是思维能力的低级阶段。目前各高校忽视对高级思维能力的培养, 分析、创新和实践能力欠缺;高素质:外语教育过多的强调语言的工具性, 而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 技能过重, 人文缺失, 专业知识更是缺少。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 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 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 掌握与后期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 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创新的能力,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外语教育怎样培养人才?培养什么人是外语教育发展的方向;怎样培养人是外语教育实践, 涉及外语教育的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国内学者提出外语教育应满足的三种需要:外语作为认知的工具、外语作为交际的工具、外语作为生存的工具 (张绍杰, 2011) 。为外语人才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外语教育要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尤其是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创新能力, 不断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目前高校的课程设置与现代社会生活脱节, 教学方法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也不能满足“走出去”对人才的需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走出去’战略下外贸人才需求预测与供给对策研究》报告, 仅2008年, 中国企业在海外企业并购过程中, 由于外语人才缺乏而造成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这表明, 小语种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短板, 拖了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后腿。因此, 应不断充实国际化的教学内容, 强化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和国际文化知识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培养学生参与国际交往、国际竞争的能力。

国家能力 篇8

关键词：创新体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

一、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能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1、创新理论的提出

“创新理论” (Innovation Theory) 是在20世纪上半叶, 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所提出。熊彼特在1912年以德文发表、1934年出版英文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 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从而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领域。熊彼特认为, 国家经济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本身所发生的非连续化变化与运动, 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在熊彼特眼中,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即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率, 也就是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他将创新内容概括为5个方面, 即: (1) 生产新的产品; (2) 引入新的生产方式; (3) 开拓新的市场; (4) 寻求新的原材料供应源; (5) 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在熊彼特看来, 经济的变革与增长归因于创新活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基本涵盖了3个重要方面: (1) 技术创新思想; (2) 制度创新思想; (3) 观念创新思想。

当前熊彼特创新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大的扩展, 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西方更多学者的重视。学术界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 使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日益精致和专门化, 仅创新模型就先后出现了许多种, 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术推动模型、需求拉动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统整合网络模型等, 构建起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理论体系, 形成关于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国家创新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人们关于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领域, 代表人物有Davis, North, Rothwell, Robertson, Utterback, Levill, Lawrence Klein, Nathan Rosenberg, Nelson等。

2、创新体系的提出与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是由英国学者弗里曼 (Christopher Freeman) 在其1987年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第一次使用。他认为历史上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 这种追赶和超越是一种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即当一国的经济在发展、追赶和跨越中, 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 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产品, 从长远的动态的事业出发, 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 以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弗里曼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公司部门机构组成的网络, 他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国家创新体系中4个要素引人关注:政府的政策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产业结构的作用、企业研究与开发的作用, 彼此间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

我国国务院2006年初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指出》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也即国家创新体系就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植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 其核心内容就是科技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循环流转和应用的良性机制。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创新是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导向的行为, 创新的实质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必须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2)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出发, 既要有在世界最前沿领域开拓进取, 也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与重点, 发展高技术产业、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3) 在中国, 创新的核心是要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 创新的关键是提高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实力。 (4) 创新不仅表现为知识和技术的转移, 而且表现在创新系统多元化的要素有效地使用与协同, 构成知识与技术的创造、获取、转移和应用的网络。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从提出发展至今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

1、弗里曼和纳尔逊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弗里曼特别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等四个因素的重要作用, 并且认为, 在技术剧烈变革的情况下, 将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结合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 弗里曼更重视生产系统和创新过程的相互作用, 并且应用了各种制度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

纳尔逊则侧重将技术变革的存在及其演变特点当作研究的起点, 在其著作《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分析》一书中, 纳尔逊明确指出, 现代国家创新体系相当复杂, 它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以及技术因素还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 以及政府的基金和规划之类的机构。纳尔逊认为, 国家之间在“产业组合”上的差异“强烈影响着国家的形态”。

2、伦德瓦尔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伦德瓦尔认为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就是“由在新且经济有用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创新系统, 而且这种创新体系植根于一国边界之内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创新系统是包括了国家含义上的要素和关系。狭义上讲, 这些要素和关系包括与研究和探索有关的机构和制度广义上讲, 包括影响学习和研究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一方面,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社会系统。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以正反馈和再生产为特征。

3、佩特尔和帕维蒂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佩特尔和帕维蒂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内技术学习的方向和速度的国家制度、激励结构和竞争力”。他们认为,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在于传统的有关技术进步的理论认为开放的贸易系统将使技术的国际性迅速传播成为可能, 从而使后发国家的追赶成为可能。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可帮助一国去确定应如何对技术进行投资, 并从这种投资的效果去理解不同国家在这种投资上的差异和不同模式。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制度是指企业, 尤其是对创新进行投资的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和培训的大学和相关机构提供一般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公共和私有部门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金融等部门。

二、国家创新能力及其研究状况

国家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各种资源依靠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主体。国家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探索未知世界、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能力;把握世界科技快速发展态势, 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 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科技知识传播和技术成果转移应用的能力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报告指出, 国家创新能力和含义远远超过对科学和技术投资强度, 它是许多成功要素的总和, 包括:

(1) 对科学和技术的大量投资;

(2) 知识与技能以及掌握和使用知识与技能的人;

(3) 支持和鼓励投资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4) 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强有力的工业投资;

(5) 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专业化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队伍;

(6) 联接研究与开发机构和用户的合作网络;

(7) 开放的贸易体制。

目前, 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有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和影响因素集成分析两种范式, 这两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创新的差异进行了解读。一种是, 以科学技术指标研究和创新调查统计为基础, 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跨国比较, 然后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测算结果比较进行相关研究, 这种范式侧重于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另一种是, 以创新能力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 建立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素的集成分析框架, 然后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分析, 这种范式侧重于影响因素集成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 Jeffrey L.Furman, Michael E.Porter和Scott Stern (三人名字简称为FP&S) 开始关注国家创新能力问题, 在创新强度跨国差异动因分析的驱动下, 他们评估了国家层面国际专利的影响因素。FP&S基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框架, 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国家层面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 检验了国际专利申请 (外国在美国的专利申请) 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Mei-Chih Hu和John A.Mathews的工作是在Porter等人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 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2005年M&J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持续创新活动的制度潜能, 强调了创新的持续性以及制度对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性。

Joshua Gans和Scott Stern在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委托下, 对澳大利亚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在FP&S (Porter and Stern, 1999;Furman, Porter and Stern, 2002) 的基础上, 建立了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2006年Joshua Gans和Richard Hayes在2003年-2005年报告的基础上作了更新, 主要改变了一些数据测算的结果和方法说明。

Lee Branstetter和Yoshiaki Nakamura运用多种分析模型考察了20世纪8 0年代以来日本的R&D绩效。Berghll考察了芬兰、荷兰外国公司和公共科学技术机构之间的联系。Jan Faber和Anneloes Barbara Hesen运用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衡量指标, 研究了欧洲国家的创新能力。

三、目前我国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研究现状及展望

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能力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是一种跟随性研究策略,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 研究工作方式和研究成果大都落后于国外学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科学技术体制的变革入手来理解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能力的, 不是将其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经济系统, 不是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实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出发的;此外研究偏重于从政策需要出发来进行的, 其重点并不是放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机制、特别是理论基础, 以及有关促进经济系统吸收科学技术成果的制度安排的研究;研究仍然局限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或者说科学技术知识从研究开发部门向实际生产部门的单向流动, 没有深入到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内部的相互作用、学习以及国别技术专业化等问题的研究。

为了改变落后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特性, 就需要寻找一条有价值的前沿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目前, 国内有学者正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进行研究, 即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出发, 研究制度与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相互影响, 制度 (包括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市场制度等) 的发展演化在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创新能力提高方面的影响路径和机制。这个研究方向是新兴的研究领域, 但是国内所使用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与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毕竟, 所用的理论都是国外长期积淀的研究成果, 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只是在国外基础上的改进或者应用, 如何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式研究, 提高自己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式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只能在充分吸收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基础上, 改善、提高、直至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研究理论基础和范式, 这些都需要长期扎实的研究, 目前,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在有效吸收、合理利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提出自己的理论架构, 并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发展出自己比较前沿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直至取得领先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国家能力 篇9

《规划》指出, 要推进能源产业和综合交通运输创新能力, 电力建设重点包括特高压输电、高效清洁燃煤电站、核电站安全。其中, 在绿色发展方面, 要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技术、电网资源优化技术等开发与推广能力, 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在技术保障能力方面, 要重点围绕煤矿、电站、油气田生产安全和电网、油气管网运行安全等, 完善一批研发和工程化设施, 提升安全防控技术支撑能力。在技术支撑方面, 要集聚整合行业优势创新资源, 加强关键技术、装备和工艺创新能力建设, 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保障国家煤炭基地、大型水 (核) 电站、智能电网等重大工程顺利建设。

【摘自《国家电网报》】

国家能力 篇10

关键词：助学贷款,人力资本,技术创新

1 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完善的助学贷款支持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家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 国家创新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高等教育、FDI、进口、金融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着国家创新能力。这些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早已被发现, 多个测度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中就包含高校在校学生数这一因素, 一国培养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 他们踏入工作岗位, 成为研发人才、制造人才、金融人才、管理人才和法律人才, 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高等教育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高校开始收取并不断提高学费, 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学生就读大学遇到了困难, 影响着人力资本的顺利形成和积累, 而市场经济下, 需要助学贷款来资助贫困学生, 因为这是和高等教育这种“半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相一致的。本文研究一个良好的助学贷款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顺利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 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过程, 并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 发现探索现存的助学贷款制度还存在哪些不足, 应如何进行制度改进, 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自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以来[1], 学生及其家庭承担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发达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资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 由于在市场经济下, 高等教育是一种半公共产品,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 自己从中获益, 而整个社会也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得更有效率、更加和谐, 因此, 高等教育需要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成本, 助学贷款这种资助方式可以成功地实现政府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 成为资助贫困学生最主要和最合理的举措。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实行助学贷款政策, 以顺利完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下基础。世界上已有超过70个国家实行助学贷款[2]。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都实行了助学贷款, 其中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的助学贷款政策已有六七十年之久, 1957年, 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引起美国政府的警醒, 美国的第一个助学贷款法案———《国防贷款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以资助科技人才的培养, 应对前苏联的挑战[3]。而日本则是在1944年就成立了“大日本育英会”, 开始向全国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4]。英国则是从1988年出台了一部《学生生活费差额贷款》法律, 正式开始其助学贷款运行[5]。作为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表, 德国长期不对大学教育收取学费, 因此其助学贷款发展较晚, 但自1990年以来, 低息贷款占了对高校学生的资助的一半[6]。澳大利亚则是从1989年《高等教育学费分摊计划》实行后开始其助学贷款[7]。发展中国家也都推出了自己的助学贷款政策。主要的发达国家中, 美日都早早推出了自己的助学贷款政策, 欧洲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大学教育免费或少收学费政策, 助学贷款发展较晚, 但近年来, 由于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缘故, 欧洲国家大学学费政策正在调整, 与之相适应的, 助学贷款也都开始实行。发展中国家中, 助学贷款的推行则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 亚洲国家普遍实行了助学贷款, 南美洲和非洲国家则助学贷款推行较少, 时间也比较晚。

根据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博斯咨询公司和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每年都联合公布的《年度全球创新能力排名报告》, 2011年世界上前20个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分别是:瑞士、瑞典、新加坡、香港、芬兰、丹麦、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冰岛、德国、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韩国、卢森堡、挪威、奥地利和日本。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和印度等也显示出了较高的创新能力, 中国、巴西和印度分别排名第29、第47和第62位[8]。创新能力最强的前20名经济体中12个是欧洲国家, 2个是北美洲国家, 5个是亚洲国家和地区, 1个是大洋洲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实行了助学贷款, 亚洲国家和地区能在前20名中占据1/4, 其中4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 , 和这些国家 (地区) 长期重视高等教育和助学贷款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前20名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南美洲和非洲国家, 也和他们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的落后有一定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是近些年来才开始推行助学贷款, 这也为他们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对收费体制进行变革, 这对于弥补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不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会严重影响着人力资本的顺利形成,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保证其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十分必要。助学贷款政策是政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速人才培养, 特别是使经济较困难的优秀青年得以继续深造的重大决策, 是利用金融手段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是市场经济下主要的学生资助举措。同时, 助学贷款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品种, 对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范围、获取更大的收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以经济、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情况为例, 多年以来, 其个人消费贷款的前四位分别是房屋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 助学贷款一直排在个人消费贷款的第三位, 具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2年, 助学贷款份额超过汽车贷款份额, 跃居到个人消费贷款的第二位[9],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市场经济下助学贷款的发展前景, 只要助学贷款制度设计合理, 配套措施完善, 商业银行是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的, 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2 助学贷款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2.1 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机理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通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 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将直接导致劳动者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可以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 更好地掌握已有的工艺, 增强劳动者的操作技能, 提高工作精度, 进而善于技术攻关, 在现有工艺和技术的基础上产生一些新思路, 想出一些新方法, 进行技术创新。在其技术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 受限于理论知识的不足, 这时接受一些再培训, 弥补理论知识的不足, 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 其技术创新的能力越高, 假定影响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投入量及其效率保持不变, 技术创新只由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决定, 图1揭示了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

图1中, Q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曲线, 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 L代表人力资本投入量, 当物质资本投入量保持在K1不变时, 人力资本投入量从L0提高到L1, 这时技术创新产出从Q0增加到Q1。除此之外, 在物质资本投入量减少的情况下, 由于人力资本投入量的提高, 会起到一定替代作用, 仍然能够保持技术创新产出水平的不变, 当物质资本投入量由K1减少到K0时, 若人力资本投入量从L0提高到L1, 就可以保证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不变, 仍保持在Q0的水平上。

其次, 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还会拉动技术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随着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 其技术操作水平会加以改善, 如设备使用更加熟练, 产品精度更高, 可以拉动技术创新的物质资本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使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搭配更加协调, 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打下基础。

第三, 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会提高技术创新的管理水平, 进而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一方面, 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会增强其文化素质, 进而增强其职业责任感, 提高其职业自律性;另一方面, 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 培养了一批技术创新的管理者, 他们会促进管理的科学化, 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 保证技术创新的高效率, 提高技术创新的产出水平[10]。

2.2 助学贷款促进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机理

2.2.1 创新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助学贷款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创新人力资本含量提高的主要途径是正规学校教育、入职后的再培训、以及“干中学”、“加工中学”[1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 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高等教育和入职后的再培训都要收取一定的学费, 这是和它们这种半公共产品的属性相适应的, 但另一方面, 学费水平和培训费用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尤其是培训费用, 如MBA、EMBA等费用, 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也导致一部分在职人员无法顺利进行再培训, 近年来, 贫困生无法顺利就读大学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严重, 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贫困生父母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 这不但影响着经济发展, 影响着社会稳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就需要一个助学贷款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以资助人力资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顺利接受高等教育入职后的再培训, 促成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创新。

2.2.2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助学贷款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分析

之所以采用助学贷款的形式, 来资助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而不是采取免费入学、直接发放补助等其他资助形式, 是因为高等教育和大部分入职后的再培训在经济学上属于一种“半公共物品”。人类社会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三类, 区分他们的标准有两个, 一是排他性和非排他性, 二是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排他性是指个人可以被排除在消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利益之外, 非排他性是指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的利益不能排除其他一些人同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将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 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 即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就是公共物品, 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就是私人物品,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种物品, 即兼备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特征的物品, 有的具有非竞争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 有的只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这种物品就是准公共物品。

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和再培训, 我们就可以发现,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具有非排他性, 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再培训, 可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 获得一定的个人利益, 但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效应, 他人也会由于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而从中受益, 包括可以享受到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的环境更加和谐、社会更加安定等等好处。这种消费高等教育和再培训的外部效应就无法把别人排除在外, 因此,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同时,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又具有竞争性, 消费高等教育和再培训的人数的增加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的。所以,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兼具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征, 可以把其界定为准公共物品。

高等教育和再培训既然是一种“半公共物品”, 因此应采用混合提供的方式, 即政府和个人都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由市场方式提供, 但政府提供一部分补助, 助学贷款就是这样一种最适合的形式, 通过市场方式来提供, 可以提高助学贷款提供的效率, 因为市场提供一般比政府提供效率更高一些, 这里的市场提供主要是指由商业银行来提供助学贷款。但同时政府应提供一部分补助, 这些补助体现在助学贷款的利率优惠、还款期限优惠、贷款的减免等方面。

2.2.3 助学贷款促进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

Melissa A.Schilling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发明家、产品的用户、企业、大学、私人非营利组织等主体[12]。这些创新主体都是人力资本, 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培训, 以及“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影响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的研究所证明。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转型之后, 大学开始收取学费, 而且在一定时期这个学费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不能顺利就读大学, 不能顺利完成学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培养, 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和管理科学生的培养, 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形成, 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的开展。因此, 应该在高校收取学费的同时, 建立相应的学生资助体系, 保证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也能顺利就读大学, 顺利完成学业。而在我国的“奖、贷、勤、补、减”学生资助体系中, 即综合包括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困难补助、减免学费五个部分的学生资助体系中, 助学贷款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也是最符合高等教育这种半公共物品属性的学生资助方式。从国外的情况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校学生资助也主要采用助学贷款这种形式。因此, 助学贷款体制运行良好, 就能够切实起到支持人力资本顺利形成的作用, 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开展。图2揭示了助学贷款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传导路径。

3 国家创新能力的助学贷款支持系统的构建

中国当前的助学贷款主要包括两种:商业性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商业性助学贷款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是个人消费贷款的一种;而国家助学贷款则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而以资助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完成学业为目的。其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助学贷款的主体, 商业性助学贷款无论在发放范围、金额方面都很少, 无法和国家助学贷款相比。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主要的内容是:国家助学贷款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和台湾地区) 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实行由政府按隶属关系委托全国和各省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根据学生申请, 具体确定每笔贷款的期限, 一般规定毕业后六年内还清。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财政部门对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给予利息补贴, 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毕业后全部自付的办法。[13]

作为助学贷款的主体, 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还不尽如人意,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 更是缺乏专门针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助学贷款支持体系, 因此, 构建专门支持技术创新的助学贷款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专门针对技术创新的助学贷款支持系统应这样构建。

3.1 增加技术创新人才培训的商业性助学贷款在整个助学贷款体系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助学贷款的主体是国家补贴的国家助学贷款, 商业性助学贷款无论从覆盖范围还是数额上都很少, 这是我国助学贷款体系的一个缺陷, 因为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是用来解决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本科教育的, 而且贷款额度有限, 基本上是每年6 000元, 可以将其归结为是满足高等教育“必需品”的, 而一些高端的高等教育产品, 尤其是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一些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的培训, 如MBA、MPA、EMBA以及一些高级IT技术培训等项目, 其学费较为昂贵, 既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范围内, 也不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额度所能够满足的, 但这些再培训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就需要商业性助学贷款来满足这部分高等教育“奢侈品”的需要,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解决本科就学问题, 只能保证人力资本的形成, 而这些高端的培训则解决的是人力资本含量的进一步提高, 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此, 两个贷款应该是互补的, 满足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产品的需要, 形成一个完备的助学贷款体系 (见表1) , 保证技术创新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训顺利完成, 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

当前的情况是:这部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商业性助学贷款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但供给方面却并不能满足,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 而政府只注意到了资助困难学生完成本科学业的国家助学贷款领域, 对这部分需求有所忽视。今后商业银行应加强这部分贷款产品的开发。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 如渣打银行、宁波银行都有类似贷款产品推出;从政府角度来说, 也应从政策上加以引导, 并采取一些优惠措施, 因为这些贷款也是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的, 也同样对人力资本积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3.2 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制度重构

针对技术创新的需要, 应对那些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和专业就读的困难学生实行更加优惠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以资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在现有国家助学贷款的基础上,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以更好的适应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需要, 具体措施见表2。

在贷款种类方面, 应把现在的一种国家助学贷款划分为两种, 即区分为“生活贷款”和“学费贷款”。这样更有针对性, 能够从种类上和额度上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在贷款利率方面, “学费贷款”可以实行零利率, “生活贷款”实行市场利率, 仍然采取浮动利率。

在担保方面, 国家助学贷款应采取担保的形式。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完全采取信用贷款的形式, 这是其还款违约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 担保贷款比信用贷款有以下优势:一是贷款学生由于工作流动性较大无法寻找到时可以通过其担保人即其父母进行寻找;二是若实在寻找不到可以向其父母或监护人进行追缴, 对拒不归还贷款的学生也是一个威慑。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可考虑采取此种以父母或监护人为保证人的担保方式, 以增加还款的可能性, 保证国家助学贷款的顺利归还。

在还款期限方面, 对那些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和专业就读的困难学生, 还款期限可再适当延长。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在毕业后可在1到2年后开始归还, 最长6年内还清, 从贷款学生还款负担率来看, 有学者做过研究, 如果从最高负担率的角度来观察,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负担率约在29%~42%之间, 大大超过了世界上10%的平均水平, 还款负担是比较重的[14]。这不利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此, 可以适当延长一些, 贷款年限不同, 规定相同的还款期限是不合理的, 应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做一些调整, 贷款年限越长, 还款期限也适当延长。

国家能力 篇11

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和创新能力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了良好的带动、示范效应。

一是有力地引导和支撑了我国移动通信、软件、微电子、生物制药、卫星应用、新材料等一批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壮大。

二是有力促进了TD-SCDMA、WAPI、基因药物、光伏技术、抗虫棉、大型复杂工业控制技术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培育了数百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高技术企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为做强高技术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四是有效地引导了我国大中型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投入，统计表明，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数量仅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1.34%左右，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发明专利申请、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指标均占到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50％以上，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正在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

五是有效地推进了高技术产业特色化集聚发展，形成了北京、广州等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深圳、大连等五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石家庄、长春、深圳等1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同时，武汉与长春光电子产业、上海微电子产业、西安阎良航空产业、上海航天产业基地也得到快速发展。

六是有效地推动了产学研的结合。统计表明，实施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70%以上的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关系，合作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共建了一批大学科技园、企业技术中心和联合实验室等，有力地促进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实践证明，高技术产业化和创新能力建设是加强自主创新、提升高技术产业自主发展能力的核心环节，对突破产业关键技术瓶颈，保障和促进全社会创新活动、培养和凝聚高层次人才，培育新兴产业群体，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达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7.97%；高技术产业规模和出口总额均位居世界第二位，分别达到5.3万亿元和2815亿美元，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到80%以上。预计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和出口总额分别达到6.3亿元和3500亿美元，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全球高技术产业面临新一轮高速增长期，科技创新呈加速趋势，技术升级周期不断缩短，新产品、新应用层出不穷，不断催生新兴产业，全球高技术产业正进入更加依靠创新的发展时期，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合作的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同时，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来自技术标准、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也不断增加；我国为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努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机遇和挑战，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要决策，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开展高技术产业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按照国务院批准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包括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促进高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制定和完善生物、集成电路、软件、数字电视等产业政策，为高技术产业化和技术创新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把高技术产业化和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代表的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予以部署。

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将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辐射作用的自主创新成果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对重大专项的支持力度，一是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为重点，继续组织实施20个左右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支持1000项以上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围绕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循环经济、海洋等高技术产业化的九大领域，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适时发布《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引导社会资源投向，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三是以发展特色高技术产业为切入点，以促进具有区域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化为重点，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链和高技术产业化基地发展，择优实施一批对区域特色高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按照“着眼长远发展、优化整体布局、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创新能力”的总体原则，一是集中必要资源、瞄准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战略性高技术领域以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前沿科学领域，启动建设12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支撑多学科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组建30个左右设施先进、规模效益明显、创新能力强、开放程度高的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在学科交叉广泛和创新日趋活跃的研究领域，建设和完善300个左右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是加强产业基础技术研发设施的建设，新建10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产业前瞻性技术、核心技术、重大装备设计试验、重要技术标准等方面，扭转产业发展对国外技术严重依赖的局面，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以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缓解资源匮乏、能源紧缺、环境污染制约，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为重点，新建50个左右国家工程中心，完善提高50个已有国家工程中心的能力，引导和促进有条件的地区，围绕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加强专业性、区域性工程中心的建设。四是重点支持300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围绕国家重点工程、重大新产品研发和产业技术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配套的研发设计支撑体系，提高关键技术与装备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高技术产业化和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是贯彻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各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我国高技术产业化和创新能力建设一定能够得到更快发展，一定能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国家能力 篇12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4]。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文章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这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各有各的内涵,但是不能割裂地看,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先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助力中国梦。

1.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属性和类型,而国家治理能力体现的是发挥治理体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要想使国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发挥治理能力,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在实践中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构建。总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制度模式,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说明,照抄照搬脱离实际的、其他国家的治理体系,往往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然,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针对特定问题,所以可以批评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方法[7]。 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密不可分,都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培养和发展适合本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家治理向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建设

2.1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江泽民同志曾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8]”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 “依法治国” 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突出强调了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2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全民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文明也期待法治国家的建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改革需要依法治国,改革的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0]”

2.3推动型治与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型治”在既定体制框架内的作用。

所谓 “型治”就是要在已经定型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现 “型治”要用 “法治”推进制度建设,让法治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骨髓中去。首先,要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 其次,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 最后,牢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的思想意识,坚决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