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精选12篇）

国家治理能力 篇1

2013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说明 《决定》已经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高度上来认识[2]。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4]。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文章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这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各有各的内涵,但是不能割裂地看,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先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助力中国梦。

1.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属性和类型,而国家治理能力体现的是发挥治理体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要想使国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发挥治理能力,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在实践中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构建。总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制度模式,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说明,照抄照搬脱离实际的、其他国家的治理体系,往往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然,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针对特定问题,所以可以批评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方法[7]。 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密不可分,都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培养和发展适合本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家治理向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建设

2.1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江泽民同志曾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8]”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 “依法治国” 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突出强调了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2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全民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文明也期待法治国家的建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改革需要依法治国,改革的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0]”

2.3推动型治与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型治”在既定体制框架内的作用。

所谓 “型治”就是要在已经定型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现 “型治”要用 “法治”推进制度建设,让法治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骨髓中去。首先,要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 其次,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 最后,牢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的思想意识,坚决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法治化,离开了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就会变成一纸空谈。

国家治理能力 篇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切实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并作出《决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以制度治党治国，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制度建设。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进展。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随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一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大大加快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党的十九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部署中，对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作出了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情况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我们需要用一次中央全会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凝练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全面回答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

“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深入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进一步对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完成的正是这一历史使命，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旨在用科学有效的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在党的历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全面回答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

《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对制度建设进行总体谋划、系统安排，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制度。《决定》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列为13个方面制度之首，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这一重大论断具有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也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在制度体系中得到贯彻落实。《决定》还第一次论述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包括的6个方面制度，明确了“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摄地位，而且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的领导得到全面、深入、彻底落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是根本政治要求。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不仅有利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而且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了“四梁八柱”的制度支撑。《决定》描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由13个方面制度组成，这些制度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决定》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既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又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治理能力 篇3

关键词：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改革；发展；现代化

引言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领域先后进行了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侧重的改革，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改革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自身来解决，但是这些改革只能触及问题的局部或表面，回避体制和机制就事论事，都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这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进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以及由顶层设计与底层推进共同作用的总路线。

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是把双刃剑，社会问题和隐患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业压力增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外来文化的入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非常复杂，好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有的是认识不到位、措施不配套，有的是设计不周到、操作不规范、有的也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30年前，为了摆脱困境，重新奋起，我们毅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由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改革进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绩换来的，假使我们可以抹去改革暴露的问题，那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将回到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改革开放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前进中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唯有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不断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要求实行现代国家治理，而且要求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使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不仅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组织体系，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

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和机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前提，还必须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能力，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这正是形象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中特别关键的一步，是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否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就要看对制度的执行能力是否到位。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着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挑战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

1.现有的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稳定迫切要求国家治理转型。

2.相当数量的资源分配权和行政审批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层、企业、民间组织的自主权和自由活动空间不足，自主创新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

3.随着义务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青年人群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纳政治参与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们对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期望中，现有的国家治理体制还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针对这样的现状，必须从制度和体制上对改革的成果甲乙巩固，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沿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让人民充分享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提高人民政治参与和人情和信心。保障人民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环节。

二是加强社会法治化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最有力的保障。

三是倡导政府文明化服务。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国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顶层设计体系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被人民接受，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高要求和最终检验标准。

四是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只有做到以上四点，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才能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为人民享受。

结束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1月。

[2] 刘志广：《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具体指向、着眼点与主要任务》，《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5月。

国家治理能力 篇4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命题和任务。显然, 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有甚大的区别。传统的国家治理突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元化主导作用, 更加注重国家职能中的政治统治职能, 忽视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客观自主性。现在我们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有国家传统职能转变的色彩, 注重社会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自然发展”, 引入社会非官方组织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力量, 提倡主体多元化。

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从一方面说明了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管制转为管理再进一步转变为治理。另外, 还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摒弃传统僵化的因素,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善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1)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管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2)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前者的落脚点是国家实力, 后者的落脚点是上层建筑, 二者相辅相成。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的复杂化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评价政治体验和政治感受”。 (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严重的现状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政治情绪复杂化的表现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说明了政府与民众未形成合理的对话机制, 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的程序上缺乏有效性, 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受阻, 不仅带来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还激发民众在找不到合理合法程序而采取极端行为。强拆、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挑战。

(二)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我们理解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公共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导向, 突出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公民社会虽未形成但有了质的突破, 公民作为权力主体, 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仍较为低下,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高。我国大多数人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 不知道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是被动和盲目参与。2、参与不理性不合法。人们在利益表达受阻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重则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轻则扰乱公共秩序。3、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为个人参与未加入相应的组织, 从而导致人微言轻, 很少使自己的观点或利益表达成功实现。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 参与程度较低不仅无法满足公共性的价值导向, 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三) 第三方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社会组织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在政策实施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维定, 还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是衡量社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准。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其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先天发育不良, 后天发育“缺氧”的尴尬境地。先天发育不良是指在我国封建专制深厚的历史中缺乏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后天发育缺氧是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角色作用未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具备民众的利用价值。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一)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弥补人性的天然缺陷。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因此, 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第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升代表的专业性, 提高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 规范选举程序, 严把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和门槛;第三, 加快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构建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搞个成果,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互动。首先, 政府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进行“权力瘦身”向社会放权。积极促使政府由“运动员”向“裁判”的角色转变,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宏观系统性和全局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群策群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智慧。因此, 还应有意识地培育其他新兴治理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 广纳言谏, 各尽其力, 把社会各方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 保障公民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改革, 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 致力于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为公民行使权力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其次,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参与配套制度如听证、信访制度等, 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依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公民自身也要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公民治理主体的价值效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塑造现代公民培养公民理性, 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郑言, 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26.

[3]高祖林.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方向[J].决策探索, 2013.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 2013.

[5]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6) :135.

[6]陈士玉, 刘彤.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5) .

国家治理能力 篇5

一、提升党的领导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力彰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事业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发挥党的领导力，充分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统领党和国家事业的核心力量。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首要优势。提升党的领导力，根本在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统辖领域十分广阔，涉及要素十分多样，系统关系十分多样，承担职能十分繁重。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保证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提升党的领导力，主要在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从而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领导，是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首要要求。提升党的领导力，目的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的领导为完成战略任务提供战略指导和坚强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党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者。

二、党的领导力贯通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领导力支撑和落实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

党的领导力贯通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体现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中，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比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首要前提；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核心和主线。

党的领导力贯通于国家治理各种机制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机制。党的领导力是强化系统治理的枢纽。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正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力保证依法治理的方向，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力协调综合治理的运行。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必须依靠党在综合治理中的统领作用。党的领导力提供源头治理的动能，党的各级组织担负着源头治理的责任。

党的领导力贯通于国家治理效能实践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战略任务。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提升党的领导力

党的领导力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党的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中不断增进和提高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力推动前行，同时党的领导力也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新的提升。

提升党的领导力有了新的目标牵引。党的十九大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目标纳入其中。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全面现代化的制度和治理平台，确立了全面现代化的枢纽机制，贯通于全面现代化各个领域。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强大牵引和有力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将稳步推进、有序展开，党的自身能力素质也在这新的目标牵引下乘势而上、更上一层楼。

提升党的领导力有了新的有利条件。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回答好解决好这个根本性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建党、治理兴党，必须以根本性举措应对根本性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视野和总体构建出发，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百年大党新的伟大工程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统一起来，把增强党的领导力与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和治理能力统一起来，把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与完善国家制度、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进展统一起来。

国家治理能力 篇6

一、关于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

专家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党与国家具有紧密关系，加强执政党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华东师范大学齐卫平教授认为，当代中国，谈国家问题不可能不谈执政党问题，加强执政党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大框架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西方社会，政党和国家完全是两码事，比如美国社会的公众关注国家建设问题不会去关注哪个党的建设情况如何，国家与政党在政治运作中是分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执政党形成紧密的结构形态，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桑玉成教授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内含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化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水平。济南大学包心鉴教授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目标。当代中国无论是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还是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都与执政党建设密切相关。南京师范大学王跃教授认为，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重要的路径依赖。科学、民主、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大要素，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离不开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实现。

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及其审视角度

专家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的问题广泛，理论深刻，内容丰富，任务艰巨，必须把握好一些关键问题。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指出，国家现代治理中有三个结构性主题，一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进程主要是围绕这三个结构性主题展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些结构性主题中的相互关系。王跃教授指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国家治理基本制度建设、体制机制构建、治理成本和治理效力等三个维度加以认识。桑玉成教授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整体性的困局，主要表现在廉洁性问题、价值性问题、认同性问题、权威性问题和预期性问题等五个方面，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华东政法大学张明军教授指出，国家治理模式以治理手段划分，基本有政策主导的治理、法治主导的治理、民主主导的治理三种类型。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选择正在从政策主导的治理向法治主导的治理转变，但法治主导的治理必须融入发扬民主的价值诉求。

三、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作用发挥

专家们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由执政党提出，也必须在它的领导下去实现，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齐卫平教授指出，治国理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包心鉴教授认为，作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承负着双重的功能：既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提升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又要通过政党治理现代化带动和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济大学丁晓强教授认为，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具体说就是以人民主体的原则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人民共享利益的理念作为国家治理目标，以群众工作为基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陈明明教授认为，执政党的作用发挥要制度化和法治化。政党不是国家，国家一经成立后便具有公共权力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的作用发挥需要通过动员社会合法支持参与国家治理，执政党进入国家后必须合法地运作国家，其作用发挥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及国家提供的路径和程序。

四、关于国家治理能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对接

专家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党执政能力的统一，两种能力的对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证。王跃教授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的完整意思是，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党运用制度的执政能力就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齐卫平教授指出，党的执政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领导能力是党执政实践中最重要的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党的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聚焦领导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制度运用、领导国家治理资源整合和领导科学发展等四种能力上。武汉大学丁俊萍教授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着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国家治理和党的执政两种能力的现代化对接十分重要。

五、关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专家们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强调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丁俊萍教授指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崭新命题，新在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挂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党的制度建设，其内涵有着特殊规定性。首先，在内容上，党的制度建设侧重于自身建设方面的制度，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定位上，党的制度建设是党建“五位一体”布局的一部分，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的一部分。再者，在指向上，党的制度建设是从制度上保障党组织健康运行，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是保证党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靖北教授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党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治理国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桑玉成教授认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认同性和增强权威性。在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主要任务不是制度创设，而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就如法制与法治的关系一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加强制度创设，更要注重提高切实以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张明军教授认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连接点，就是实现法治化。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它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对国家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力，但是国家治理过程将纳入法治化的过程，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将是执政党形成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选择，党的建设制度必须以此为改革的取向。

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

专家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体系建构和能力提高是两个不同指向的任务，但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它们统一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构成互相促进的联动关系。齐卫平教授指出，国家治理包括很多方面，党中央聚焦于“体系”和“能力”两个方面，突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建设的支撑，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运作的本领。治理体系保障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治理能力维系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二者的有机结合。王跃教授指出，“体系”和“能力”是有着内在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体系需要相应的能力去执行，能力又是在特定的体系下实现。因此，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必须结合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郝宇青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相辅相成，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是规范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前提，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是显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要求，两者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证。

七、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专家们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治理的现代理念不等于西方的治理理念。西方价值层面的国家治理理念值得借鉴吸取，但中国必须探索与中国道路相契合的国家现代化治理。王跃教授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词，世界现代潮流的发展使追寻现代治理成为各个国家努力的目标。然而，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受到社会性质、国家制度以及历史、文化、风俗等国情的制约，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化的现代治理模式。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的前列，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治理的现代理念也不等于西方的治理理念。事实上，西方国家也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党领导人民建构并发展成熟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唐连英教授指出，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揭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向。国家治理从世界范围看具有普遍性，因此，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是照搬，把国家治理现代化错误地理解为复制外国现代化道路是非常有害的。国家治理模式必定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当代中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基础上。

八、关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专家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虽然是国家建设层面的命题，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中，党领导国家建设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决定了它的任务担当。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指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任务是全方位的，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主体性成长，处理好国家治理中心与多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赖治理多元主体共同的健康成长。因此，多元主体的主体性成长包括能力培育，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唐兴军指出，在国家治理中执政党应发挥整合社会的功能，因为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运作要素，从政党的功能来说它本来就具有利益表达与整合、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等功能。这样的整合功能可具体概括为：通过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发挥实现社会的价值整合、通过协商民主机制来实现社会的利益整合、通过坚持公正公平原则来实现社会的秩序整合。浙江省衢州市委党校教授姜裕富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决定，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再出发，党的重要任务是将深化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结合，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奋斗之中。在谈到党今后的任务时，许多专家都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孙力教授指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治理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各个参与主体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达到社会共识，一定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的每一个参与治理的主体，不管其自身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什么样的群体价值偏好，都不应该违背基本的价值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国家的治理契合起来，实现中国道路的现代化治理目标。包心鉴教授指出，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世界多元文明的相互碰撞，价值取向多元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的文明如何相互交融上升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是党正在致力做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件事。从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可以看到，繁荣文化建设的重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在急剧转型期的中国，面对各种价值观并存以及选择自主性加强的现实，如果没有核心价值理念的引领，国家的发展是很危险和很可怕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因此，如何顺应文化开放和文明交融的大趋势，提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促进和引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文明，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新任务。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相联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国家治理能力 篇7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 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 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 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获得竞争优势, 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 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 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 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 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 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 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 志愿者协同能力等, 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 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 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 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 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 奉献聪明才智, 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 筹集一定社会资金, 实施社会救助,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公平, 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 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 帮助农民增产致富,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 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 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 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 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 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 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 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 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 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 相当部分社会组织, 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 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 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 由于资金缺乏, 待遇不优, 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 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 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 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 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 资金匮乏

目前, 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 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 “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 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 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 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 自律机制不健全, 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且有不当营利行为, 社会形象差, 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 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 完善的管理制度, 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 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 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 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 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 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 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 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 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 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 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 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 建立PMO (以项目管理为核心) 组织, 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 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 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 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 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 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 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 身份不明确, 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 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 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 加快立法步伐, 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 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 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 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 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 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 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 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 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 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庆钰, 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4-1.

[2]张华林, 关于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 2008 (08) .

国家治理能力 篇8

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红线观念

生态保护红线, 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 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 它是保障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地和物种数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无法复制性, 很难实现占补平衡, 一旦失去就难以拯救。各地要根据主体功能区、资源特征、环境容量、已开发程度及可开发潜力等来划定生态红线。要精心研究和论证, 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 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入手, 建立严格遵行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 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不被突破和逾越。对已突破生态底线的, 要加紧研究制定节能和减排指标, 通过确定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每年下降指标等刚性约束, 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进一步优化发展方式, 倒逼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结构调整。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 也是城市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否可持续, 取决于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 能否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即实现生态经济化。我们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要素, 更加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 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 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 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满足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 下决心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 推进水源地环境整治, 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要防治大气污染, 要建立区域流域环保联防联控机制, 让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要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和监督, 确保食品药品质量, 让群众吃上放心的食物。要加强生态林业建设, 打造宜居城市、绿色家园。要加大生态风险隐患排查和评估力度, 把生态环境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建设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一旦发生生态事件就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让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生态文明建设从本质上看, 是要调整过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 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 切实把资源能源保障好, 把环境污染治理好, 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 必须积极探索一条生态文明建设新路。要发挥生态比较优势,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 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再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 努力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生态修复与治理, 着力构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良好生态环境。要加快发展生态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生态发展经济化,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要着力建设生态型城镇, 全力打造“城在山中、山在林中、林在城中、城在景中”的山水园林小城镇。要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将生态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 努力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努力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篇9

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是国家审计部门在依据国家《宪法》和《审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对国家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独立地开展鉴证业务,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达到批判性和建设性效果的能力。自从刘家义(2008)提出,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理论,以及“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家义,2011),使得学术界对国家审计本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免役系统论”是从国家审计活动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与整个国家治理系统间的关系角度揭示国家审计本质(赵永红,2013)。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上延伸出“国家审计治理理论”,田利军(2010)认为对于“审计治理”不仅应视为一种审计治理结构、审计制度安排的管理方式,而且应将其视为一种管理活动,即审计治理行为。此外,国内有部分专家尝试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评价和量化国家审计治理功能。陈太辉(2008)从国家审计职能的演化过程提取国家审计体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府职能、政治民主程度、法律制度、审计技术、审计人员能力七个影响国家审计职能实现的因素,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应用SPSS软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七个因素的相关性以及对国家审计职能发挥影响程度,并采用实证方法结果证明提取七个因素在理论上的合理性。郑石桥等(2014)以国家治理“免疫系统”论为基础,借鉴成熟的指数构建方法,构建国家审计治理指数,用量化的方法反映一定地区的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作用。随着人们对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定性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现状。本文拟通过建立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指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对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进行量化,探索出评价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新方向。

二、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依据当前学术界对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研究相关文献,构建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指标。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综合指标下设两个一级指标: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指标和国家审计内在治理能力指标。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指标又包含国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监督意识、国家民主程度、国家法制状况、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五个二级指标。其中,国家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国家审计中所发挥的作用。我国国家审计体制采用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部门隶属于本级政府部门,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同时还需要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业务领导。政府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配合国家审计部门审计,发挥其在国家审计中应有职能,则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大小还与社会公众对国家审计参与监督意识的强弱有重大关联。社会公众如能积极参与国家审计监督,那么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会得到提升。而一国的民主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审计的制度和政治环境,国家越民主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越强。国家法制状况则反映国家审计法律法规健全状况,反映国家审计面临的法律环境。国家法制越健全,国家审计越有法可依,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越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是国家审计面临的经济环境,国家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国家审计发挥其治理职能。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国家审计发挥其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国家审计内在治理能力指标又包含国家审计文化建设、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技术、国家审计信息披露和国家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五个二级指标。国家审计文化建设能够给国家审计营造一种良好的审计环境,涉及到国家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以及在执业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和价值观念。而我国国家审计体制采用的是行政型的国家审计审计体制,国家审计部门属于行政序列,接受本级政府部门和上级审计部门的双重领导。在既定的审计体制下国家审计技术以及国家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国家审计信息的质量,以及国家审计的效率和效果。此外,国家审计信息披露透明度是反映国家审计信息公开状况,能否给国家审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国家审计信息透明度越高越能发挥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满足社会各界对于国家审计信息的需求。具体见表1。

三、模糊综合评价法下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

其一,模糊综合评价分析与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使用与数据获取较难,或者很难直接量化的对象,但是又需要采用量化的思想对目标对象进行评价。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一般与层次分析法结合使用。层次分析法是指通过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结合起来对目标体系分层次进行有效的分析,并对问题进行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首先将问题分解为总目标层、子目标层、准则层,以及具体方案层,然后通过计算矩阵特征向量的方法,得到每一层次元素对上一层次元素的权重,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每个方案对总目标的权重,最优方案是递阶归并得到最大权重的方案。这样就可以进行问题的模糊综合评价。

其二,建立评语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强弱会受到来自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人员综合素质等内在因素和国家政府职能、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基于模糊评价分析法下对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进行全面评价,建立模糊评价等级评语集,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分成五个模糊评判等级,构造评语集E= {E1(非常强),E2(强),E3(中),E4(弱),E5(非常弱)}。其中五个模糊评判等级包含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的所有可能。设计得分:[0.8,1]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处于非常强状态,[0.6,0.8) 为强状态,[0.4,0.6) 为中等水平状态,[0.2,0.4) 为弱水平状态,[0,0.2)为非常弱的状态。这些状态涵盖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的所有情况,能够有效的评价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强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三,确定指标权重。为合理取得对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各指标的重要性,以及对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的原始数据,向100名专家学者(涵盖高校审计学、管理学和审计机关专家学者)发出100份关于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调查问卷,要求每一位专家学者按照1~9标度法,确定指标两两之间的重要性评价矩阵,以及对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影响因素进行评价。依据收回的9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80份。本文采用1~9标度表法(见表2)建立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指标评价矩阵A(见表3)和国家审计内在治理能力指标评价矩阵B(见表4)。为使国家审计治理能力个影响因素指标的权重赋予比较合理,采用计算评价矩阵A中的每一行各标度数据的几何平均数,记作Wi。以此得到各因素的权重 , 这样所得 到的权重 比较合理 、可靠。 则有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因此,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 力指标权 重集为A= [0.055 0.126 0.359 0.380.08]。

与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指标权重计算同理,可以得出国家审计内在治理能力指标评价矩阵B中各指标的权重W1=0.24,W2=3.50,W3=1.02;W4=0.57,W5=2.02,W'1=0.033。W'2=0.476,W'3=0.139,W'4=0.078,W'5=0.274。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指标权重集B=[0.033 0.476 0.139 0.078 0.274]。

其四,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实施。确定了各指标因素的权重后,需要得出个单因素的模糊评价矩阵。通过采用专家评分法,向100名专家学者(涵盖高校审计学、管理学和审计机关专家学者) 发出100份关于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调查问卷并设计以下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分量表,其中收回90份,有效问卷为80份。依据专家学者打分,建立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见表5。依据收回的80份专家问卷中,专家对国家审计内在和外在治理能力指标的评价,得出关于国家审计外在治理能力模糊评价矩阵R1,并根据1~9标度确定的权重可以得出单因素综合评价矩阵S1。

同理,依据收回的80份专家问卷的评价得分,得出关于国家审计内在治理能力模糊评价矩阵R2, 并根据1~9标度确定的权重可以得出单因素综合评价矩阵S2。

依以上述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矩阵,可以得到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综合得分S=H1×S1+H2×S2,可得S=0.5×[0.180.53 0.19 0.03 0]+0.5×[0.19 0.43 0.38 0 0]=[0.185 0.480.285 0.015 0]由此,根据最大值隶属原则可以得出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处于0.48的水平,也即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水平为中等水准。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处在中等水平,与国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监督意识、国家民主程度、国家法制状况、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审计文化建设、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技术、国家审计信息披露和国家审计人员综合素质等存在很大的关联。根据专家评价分析,可以得知影响国家审计治理能力强弱尤为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审计体制、国家法制状况、国家民主程度和国家审计人员综合素质。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预防、揭示、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选取国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监督意识、国家民主程度、国家法制状况、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审计文化建设、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技术、国家审计信息披露、国家审计人员综合素质这10个影响因素指标,评价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大小。由于文中各指标权重和得分的获取采用的是专家评分法,因此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会由于各个专家经验、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评价角度不同而使得评价的结果可靠性下降。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较多,与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对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对其量化和实证研究,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精确,提升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预防、揭示、抵御功能。本文通过构建国家审计内在和外在治理能力指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评价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大小,对我国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能力 篇10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取向

1.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治理” (governance) 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 原意是指控制、引导和操纵。对“治理”的探索始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综合协调、分工合作、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和实现目标的一种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公民和社会的有序参与能力等。关于现代化, 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 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笔者认为,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运用国家治理体系管理一切社会事务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进步, 治理能力逐渐适应社会发展并促进社会发展的进程。

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取向

(1) 主体多元化。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强调政党、政府等公共权力机构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各要素不断进步, 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复杂多样化。在应对社会问题时, 单纯依靠政党和政府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现代国家治理遵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理念和价值, 倡导多主体、多中心治理, 国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2) 制度化。一定程度上, 现代国家治理是依托制度的治理。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制度, 不仅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程、质态与发展方向, 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源泉和持久推动力。制度化要求国家治理以制度为依托, 完善各项制度, 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树立法治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用法律固定制度, 使权力在制度下运行, 才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

(3) 民主化。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 更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 要做到决策民主、参与民主, 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具体到国家治理过程中, 要遵循民主参与, 拓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途径, 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

(4) 协同化。传统国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部门化、分块化、碎片化管理严重, 中央和地方以及各部门间步调不统一, 难以形成合力。现代国家治理则强调多主体、多角度、多要素参与, 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同进化。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层面, 治理现代化要求各领域协调发展。因此, 要求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注重治理的协同性。

(5) 高效化。高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的绩效与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组织力、执行力密切相关, 也与治理结构与治理体制有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激励竞争,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综合国际的激励角逐, 效率已成为当下提及频率最高的名词。国家治理高效化的实现依赖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 要求在国家治理中按规范办事、依程序执行、重视制度保障。

二、协调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1日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 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 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全面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即以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为时代背景, 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为基本内容, 以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目标, 以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为目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是我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追求的一种状态。“协调”一词通常被解释为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 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协调作为名词, 可以是一种状态, 表明和谐一致、配合得当;也可以作为动词, 是一种方法、手段, 是一个动态协调过程。协调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过程中, 既强调一种状态, 也是实现这一状态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协调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暗含的高效、民主、制度等, 正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取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治理方法与治理效果的协调, 体制机制间的协调, 治理主体间的协调等。要实现这种协调状态, 就必须借助协调这一手段来实现。因此,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 协调既是一种方法, 又是一种追求的状态, 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 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努力的方向。只有各方协调统一、各主体团结协作, 才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民主化、高效化。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生产关系的调整, 中国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不断变迁, 社会生活空间不断扩大, 人们的自主选择性逐渐加强。在激发社会主体发展活力、释放更多社会能量的同时, 也为复杂社会矛盾的产生提供了多种可能。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纷繁复杂, 交错多样, 国家治理更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发挥作用。然而,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难免会因职能重叠产生摩擦。通过协调能把握问题, 找到问题症结, 寻找到最佳治理主体, 快速处理问题, 实现国家治理高效, 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同时, 在回应民众的社会需求上, 多元主体的多元性协作更能提高治理效率和水平, 达到人民的期待, 实现国家治理民主化;最后, 协调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黏合剂, 是实现“柔性”治理、构建文明国家、提升我国整体国际地位的关键。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协调的四个方面

治理是一个多向互动、协商参与的过程, 主要通过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协商、协议关系, 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协调是国家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只有充分协调, 才能实现政通人和、权责统一、协同高效, 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朝着现代化要求推进。

1.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政治结构间的协调

现代国家治理实践表明, 政党、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多向互动, 是实现良治、善治的必由之路。党委能否处理好同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关系是我国治理主体是否协作, 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前进的关键。

党作为宏观调控者, 把控宏观动向, 掌握全局动态;人大作为立法机关, 通过立法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强调“法治”理念, 进而实现国家依法治理;政府是执行机关, 执行党的政策, 执行人大的法律, 同时也接受党的领导监督;政协是参政议政机关。在国家治理中建言献策, 实现“民主”“团结”两大任务。党、人大、政府和政协都是国家治理主体, 在国家治理中承担不同角色, 发挥不同作用。但其关系错综复杂, 职责交叉重叠, 只有协调好它们的关系才能发挥国家治理主体能力, 各主体才能形成一股合力, 实现四大班子协同化, 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实现。

2. 中央与地方权力与责任的协调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 是国家治理中关乎效率与成效的重要一环。中央与地方不是纯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它们共同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中央管控全国事务, 处理事关国家利益的事项, 地方则主要负责地方性事务工作。它们之间在许多事务上存在重合和交叉。中央的政策需要地方执行, 只有准确无误地传递和因地制宜地落实, 才能确保地方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才能贯彻好中央的宏观决策, 才能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全面统一。因此, 要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避免两者间因权力和责任产生的问题, 最终达到协调治理的目标。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明确分析, 指出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第二, 理顺中央和地方在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共同事权方面的关系, 使得央地之间能够彼此协调和相互支持。第三, 明确由中央转移至地方政府的事权。第四, 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保持稳定。简言之, 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 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3. 政府横向部门间的协调

政府是国家结构形式中的执行机关, 现实生活中,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都离不开政府。现代行政管理每处理一项重大问题, 往往会涉及政府多个部门, 如若各部门间不能协调应对, 不仅会影响效率, 对事件处理、危机化解、问题解决都十分不利。因此, 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中, 需要强调协调在各职能部门运行中的作用, 以此提升部门整体行政效率和能力。

在组织管理实践中, 管理部门的设置一般依据分工和专业化原理, 按职能相似性、任务活动相似性或关系紧密性等原则, 把组织职责分类集合在一个部门内, 从而形成一个个并行的、职能不一的管理部门。横向结构的设置有利于管理和监管的全面化、科学化、专业化和高效化。但同时也可能因各管理部门职责交叉不清或沟通、协同机制失调, 出现管理混乱、监管真空、互相扯皮和推诿责任等不良状况。故理清各班子横向部门的职能和职责, 进行职能协调十分必要。只有各部门职责明确、协同配合, 才能更好发挥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防止利益部门化、政出多门, 对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协同化、高效化。

4. 政府当局和公民的协调

在我国, 几乎全部与公民的生活有关的事项都与政府行政有关, 故协调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意义便体现在此——满足民众的需求。正如怀特在《美国行政动向论》中所提及的美国行政动向最主要原因:民众处于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 而对政府行政方式和行政效率提出的种种要求。目前, 中国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问题的不断激增, 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 政府的社会事务处理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公民的质疑, 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也一次次面临挑战。所以协调政府当局和民众的关系势必是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协调的意义体现在:一方面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有序化, 为政府更好地处理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提供群众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社会组织的力量, 有效制约政府的某些不当权力。

四、结语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行为方式在内的整体, 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合理化、方式与手段的科学化共同构成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主体多元化、制度化、民主化、协同化、高效化。国家治理主体间的协调能够促进各主体相互协作、互相配合, 在国家治理中协同发挥治理作用;同时, 通过有效协调, 也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向着制度化、民主化、协同化、高效化迈进。总之, 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协调, 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宏观统筹各领域治理, 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事务, 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过程多向互动、结构稳定平衡等特点。协调好政党与政府、人大、政协、公民关系, 决策与执行关系, 各组织部门横向分工, 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协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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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松年.加快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中国法学, 2014-12-09 (06) .

社区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 篇1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且要求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社区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在当今中国治理体系中，社区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我国城乡社区建设操作领域所界定的“社区”，大都是指居民委员会辖区和村民委员会辖区共同体，它们属于基层法定社区范畴，是现实社区的重要表现形式。正是这些现实社区的有机集合构成了当代中国这一生机勃勃的社会有机体，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上，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肩负着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的历史使命。正式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与此相一致，“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成为普遍现象，乃至出现了居民利益社区化趋势。例如，救助工作的社区化管理，使贫困阶层的利益诉求转向了社区；人口老龄化尤其是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的社会化，使广大老年人的利益诉求转向了社区；住房商品化使广大业主的一部分利益诉求转向了房屋座落的住宅小区及其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机构；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也需要依托社区来组织实施。

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

社区治理自身具有一系列特征。归纳和把握这些特征对构建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属于地域性基层社会治理范畴。这首先表现为社区治理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块块管理”，也就是对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行为实施综合治理，而与专门治理某一类事务的“条条管理”具有显著区别。其次表现为社区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属于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居民群众，具有零距离了解社情民意和群众需求的天然优势，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提供服务、解决问题。

社区治理是行政管理服务和群众性自治的有机结合，具有明显的“共治”属性。尽管我国现阶段社区治理的操作单元主要被界定为居（村）民委员会辖区共同体，但对于这类社会共同体的服务管理，既属于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责范围，又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的作用空间，其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其“共治”属性是明显的。不过，与西方国家的社区共治结构不同，我国城乡的社区共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突出表现为在日臻成熟的社区共治新格局中，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发挥主导作用，社区群众性自治发挥主体作用，社区成员广泛有序参与发挥基础性作用。

社区治理客体（对象）主要是社区内的公共行为和公共事务。例如，某一居民家庭在楼道内堆放杂物影响楼道公共卫生和其他住户出行，某些居民深夜大声喧哗影响其他居民正常休息，某些工厂企业排放废气影响社区环境，以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治安秩序等等，都属于社区治理对象中的公共行为或公共事务。

社区治理主要依托社区服务来推进实施。尽管社区治理的手段方式具有多样性、综合性，但其基本手段和方式是社区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努力方向之一。

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突出任务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组织不仅应该发挥而且必须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正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实现社区党组织全覆盖，推动形成区域化党建新格局。同时需要按照党的领导和居民群众当家做主与依法治理社区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探索党组织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社区决策和行动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和社区居（村）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鼓励社区居民（村民）中的共产党员通过法定程序当选居（村）民代表和居（村）民小组长，以及探索在职居民党员参与单位和社区双重组织生活，探索广大党员在社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措施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强化和改进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功能。基层政府组织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是这些组织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面向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基层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行政管理服务方式，指导和帮助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开展工作。为此，需要加快街道办事处法制建设步伐，规范街道设置，优化街道管辖规模，整合街道内设机构，增强街道对基层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监督职能，解决街道责权失衡问题，探索构建以街道为主导的属地化社区治理体系。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镇政权建设工作，增强乡镇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赋予那些吸纳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镇更多的管理权，以适应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全面推进社区群众性自治。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应该称之为社区群众性自治。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它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以居（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居（村）民自治，二是以业主大会、业主代表会、业主委员会为组织载体的社区业主自治，三是以基层社会团体为组织载体的社区社团自治。这三种群众性自治不能相互替代，但可以功能互补。这就首先需要建立健全居（村）民委员会组织体系，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居（村）民自治活动。其次需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引导他们着力开展社区成员所需、民间组织所能、党和政府希望解决而又力所不及的服务项目，推进社区社团自治，把社区群众性自治空间从单一的地缘群体拓展到多元群体。再次需要建立健全社区业主组织，推进社区业主自治，完善社区党组织、居（村）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协调共管机制。所谓社区成员，既包括社区居民（村民）又包括驻社区单位，他们既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又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动员组织社区成员广泛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的突出任务之一。要注重用共同需求、共同利益来调动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坚持互利互惠、成果共享原则，在共治中共享，在共享中共治。

如前所述，依托社区服务实施社区管理是新型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基层政府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着力保障民生，增加公共服务项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要大力发展群众性互助和社区志愿服务，增强社会服务功能，解决社区成员的多元化需求。三是要大力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产业，方便群众生活，构建社区服务体系。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

国家治理能力 篇12

近百年来中国各阶层力量接连登场, 努力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实现路径。历史证明:只有一个具有凝聚力、创造力的组织统一领导整个国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二十世纪初期在埋葬了封建帝制之后, 孙中山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事实上, 中华民国很快就陷入了以军阀统治为特征的割据状态,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袁世凯, 以期实现结束军阀割据的分裂局势。但当时, 毫无民主修养的袁世凯不可能走民主共和之路, 他还迷恋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必然会被历史淘汰。直到1925年孙先生离世也没能挽救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中国。在这之后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各派政党力量、军阀以及入侵的国外力量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角逐与博弈。这一时期虽然有国民党中央政府, 但社会秩序混乱, 民众被剥夺土地却无政府给予帮助, 主要原因是还没有消灭军阀和外敌, 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国家力量, 实现统一领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恐惧还没有褪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号角又一次吹响。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战争的白日化。中国共产党面对外患于第二天就通电全国, 指出“只有实行全面抗战, 才是中国的出路,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本的侵略。”1随后, 经过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士的多方周旋, 国民党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必要”的讲话, 这标志着抗日统一领导力量的形成。这个统一领导力量承担着指导中国人民驱赶日本侵华力量的责任和使命, 它的形成大大鼓舞了城乡各个社会基层的抗日分子, 也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为国尽力的心。抗日的统一领导力量在“平型关大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百团大战”等等重大抗日斗争中所发挥的合作能量有效地消灭了日本快速占领中国的幻想, 也为中国人民争取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 这个抗日统一领导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全胜。

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救亡图强, 苏联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军队想要恢复部分殖民权益、中国对新疆的控制还是微乎其微、西藏还是受到英国的控制、蒙古逐渐走向半自治状态并被苏联染指。所以只有一支权威的力量才能具有强硬的、独立的话语权, 才能救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当时中国两股执政力量, 一个致力于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 一个志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即使华盛顿曾试图敦促双方组成联合政府, 但两者价值观以及所代表阶级的利益的差异使得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之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任何反对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并统一领导了“三大战役”, 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 中华大地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它赢得了政权并组建了政府, 成为统一领导中国的唯一合法力量, 它清除了入侵中华的各种残余势力, 它开始为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谋福利建设新中国。

二、统一领导是治理国家的动力源泉

如何解决好治理国家的问题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现实。面对治理困境, 中国共产党发挥其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实现了新中国的国家构建, 是助推国家治理的动力源。

1949年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 如何有效的实现国家治理, 快速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新课题, 没有“教科书”, 只能在学习苏联经验中创造有利条件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超强凝聚力的党派发挥统一领导全国力量的优势并于1952年部署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设计。这一过程从初步设想、反复酝酿、学习宣传到计划编制、组织实施仅用了四年的时间, 1956年全国范围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反映到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 1956年同1952年相比, 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 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 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 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 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0。”2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共产党人不仅要忙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应对各种棘手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如抗美援朝, 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这一课题。总之, 党的统一领导保障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过人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一场改革开放的“新长征”, 这场改革运动之前他特意在题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党内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要不断取得胜利必须具备“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践也证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改革开放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可以反映在数据上, 从1978年到2007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 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从1978年到2007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 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 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这些改革开放30年的对比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据。总之, 党的统一领导确保了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

三、统一领导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早稻田大学国际问题研究者王韦所说:“在今天这个快速变迁的不确定时代, 各种‘模式’互相角逐, 不同观念与知识的碰撞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选择, 而至于一个国家究竟能不能做出最佳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 政治精英将扮演关键的角色。”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体系的总设计师在国家治理这台大戏中扮演着的统一领导的核心角色。同时, 必须发挥统一领导在如下三个层面的核心作用:

1. 统一领导各项制度的再设计

勿庸置疑, “制度至上”。法律制度对于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法律制度的健全与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当然, 改革可以说是利益的再分配, 也可以说是对法律制度的变更与完善, 这必然会带来受损方和受益方, 两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平衡制度再设计带来的失衡是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做好的功课。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就强调“改革最好由能够压制社会诉求的专制主义政权来推动, 或者由一个多少能摆脱或缓冲政治压力的技术官僚精英来领导”4建立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明显的特征, 这项工程共产党人探索了近65个春秋, 还在不断努力,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势必会加速这一进程。

2. 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内容, 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砝码。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共产党人持续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发挥党的统一领导作用, 集中优势力量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取更准确地把握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内容, 更有效地让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认可与践行。换言之, 就是党发挥集中各方资源的优势组织相关研究与实践团队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 把握正确方向并进行总体部署与顶层设计。统一领导还需将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纳入国家能力建设的大体系之中, 让其更加符合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需求, 从而营造一个可靠的国家安全发展系统。

3. 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 国际秩序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 但是“9·11”恐怖袭击之后国际安全局势成为各国备加关注的问题。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舞台开始承担着维护国际安全的重任, 所以安全问题在国家治理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与紧迫。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国家战略中的新定位, 这种安全观是全面的、系统的, 同时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抓总部门作为支撑。这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新突破, 也显示出共产党人战略思维能力的提升。贯彻落实新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委组织、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以及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因为国家安全事宜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样, 就需要党发挥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效力, 需要党总体部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习、领会与践行, 就是在对国家安全体制再设计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融合在国家核心价值观中进行推进, 形成合力, 实现良性循环从而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推进力。

总之, 党的统一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只有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之路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接续提升。历史与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 发挥总体设计与顶层设计的优势才能将这项系统工程完成的更加出彩。

注释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下册) [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第2版) :421.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上册) [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第1版) :359-360.

33 王韦.新加坡政治模式的“迷思”动摇[N].中国经营报, 2011-5-23- (A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