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共12篇）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这个总目标既是国家的治理学说, 也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工作目标。 长期以来, 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出现的大多是“管理”二字, 《决定》则突出了 “治理”二字, 而且还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 这标志着党在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上实现了新的重大思想解放, 成为《决定》的最大亮点。 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各方面制度的相互协调, 才能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 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 而实现这一总目标则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同时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与公众参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等关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的关系日益趋向平等、双向、互动、协同。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 其自身担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使命使其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上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教育的独特性。 因此,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代表着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的变革。 从“治理”的内涵看,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如此界定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安排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认同的、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即在于治理政策的调整, 主要趋势表现为减少国家的管控, 强化大学的自主, 引进更多的市场力量, 讲求绩效责任, 并且期待大学与社会有更多的合作。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中等程度大众化阶段。 1998年, 我国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 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 到2012年, 我国高等院校已达2442所, 本专科在校生2391.32万人;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3335人, 2012年达到9675人1。 对此, 我们不能只看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还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权益的多样化和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加。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 既需要“正式”的制度安排, 也需要“非正式”的制度设计。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已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 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过去, 我国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少, 很多人不了解高等教育, 因此, 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相对较少。 而时至今日, 读大学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 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了解高等教育, 也就更容易看到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都能对高等教育品头论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要与之相适应。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的经费来源多元化, 筹资集资的数量不断增加, 有的高校总体办学经费中的国家拨款已不足1/5。 再者, 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走向社会的渠道也进一步变化, 市场在就业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同时,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 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的概念下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显然已经落伍了。 现实情况要求我国要从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 要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由办教育转向管教育, 由管理转向服务。过去, 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理的能力不足, 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目标的要求下,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部署中, 《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提出了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并提出若干具体实施办法:“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 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1]。 因此可以说, “管办评分离”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当然, 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来看, 管办评分离是一种相对的分离, 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管办评的分立、分工、互动与协同。 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以下仅从“管办评分离”的角度谈一些认识。

二、治理理念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

“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 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协调与互动的过程。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3]。 “治理”区别于传统的“统治”、“管理”, 它强调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 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 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 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在于所有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公共目标及行动方案。这就改变了原有的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管理”模式, 而要重构高等教育事务管理的权力体系。推动这一重大改革的起点和主导力量在政府, 没有政府的职能转变, 也就谈不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方面, 应主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向”:

一是在工作理念上实现从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应该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管”字当头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 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与理念, 将“为高校服务”落实到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政府对高校的服务既包括为高校提供经费支持、国内外教育信息、学生奖贷资助等直接服务形式, 还包括制定规则、维护秩序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等间接服务。政府与高校之间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控制关系, 还要有平等协商式关系。

二是在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综合运用法律、规划、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在运用政策和运用法律的关系上, 更要善于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因为教育政策不等于教育法律, 与教育法律相比, 教育政策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强等特点, 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管理高校, 具有很强的优势。但是, 教育政策有时会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而更改, 稳定性、连贯性差, 一旦政策有问题, 后果也会很严重。因此, 政府在服务高校的基础上, 要更加注意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三是调整行政行为空间, 政府简政放权, 给高校更大自主权, 激发基层活力。 首先, 中央要向地方放权, 进一步健全完善高等教育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以地方政府为主的体制。“两级管理、三级办学”的理念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就已经提出了, 现在还需继续深化, 办学还需向基层延伸。其次, 政府要向高校放权。这不仅是对中央政府的要求, 也是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笔者在多年工作中对此感受很深切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在省市这一层面更突出, 地方高校的自主权更小。 地方高校的人事、干部、经费等的决定权大都在省市的相关部门。无论是学校人才招聘, 还是教师职称晋升、处级干部任免, 都要省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审批。 一些高校虽有抱怨但又怕得罪权力部门而不愿多言。 因此, 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十分明确,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高校, 以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 放权的主要对象是高校, 而不是由另外的某些社会组织来直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 从而让它们成为“第二政府”。 同时, 政府还要下决心克服立项过多、审批过多的弊端, 真正成为责任政府、 法制政府、服务政府。

三、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高校是政府放权的主要对象, 要让高校真正享有独立事业法人组织的各项应有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 已经基本走出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管理模式, 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 一些方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还有待深化。应该说, 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提高高校内部治理能力是改革的基本方向。

高校作为国家、 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 “外接内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 《高等教育法》 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该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施民主管理。 ”[4]这三方面是一个整体, 指明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基本内容。 自主权不是自说自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确行使自主权, 正如袁贵仁部长在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 必须做好 “面向”、“依法”、“民主”三方面的文章。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其实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的社会、面向世界的社会、面向未来的社会。 高校要面向社会定学校之位、面向社会设置专业、面向社会进行教学改革, 要善于利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机制吸纳各种社会资源, 还要接受社会监督; 所谓“依法”, 就是要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学校事务;所谓“民主”, 就是要依靠师生员工, 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教代会、民主党派、学术委员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这种民主也包括学校向院系放权, 发挥基层积极性。

做好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章, 需要健全校内治理结构, 使校内各利益相关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并且相互协调。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具体实现形式, 这既是我们的经验, 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 高校缺乏自主权与自身用权不当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高校在呼吁放权的同时, 也要学会用权, 要提高学校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能力, 切实行使好办学自主权。 不仅要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高校中屡屡出现的问题, 都与高校不会用权以及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有关。 因此,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培育和提高高校自主办学能力, 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一个重点。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成长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尊重教育规律、遵循教育逻辑办学的良性生态。 政府搭台, 高校走向舞台中央“表演”。 要唱好“这台戏”, 高校自身需要从内到外进行全系统的改变, 创建起一套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适合国家需要与本校特色的治理结构。 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善于借助来自外部的压力, 更要激发高校内部自觉的动力。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应当制度化, 包括加快学校章程的制定, 应完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 在校内也要有规必依, 使依法治校成为常态。 学校的基本工作制度也不能因为校领导的变更而改变, 而应让制度决定运行, 让合教育逻辑成为主旋律。

四、创新高等教育评估机制

促进高等教育的“管办评”分离,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将“评”的任务主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 建立起“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三方协同的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时, 普遍重视支持社会组织机构开展教育评估检测。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大都受政府委托, 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桥梁角色, 与此同时, 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又表现出明显的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 当前, 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尚属起步阶段,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事业的发展需求极不相称。这样的现状一方面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缓慢、影响力小有关, 同时, 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长期以来由政府直接操作、社会组织难以介入而使专业评估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制约有关。

目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高校发展多样化, 社会需求多样化, 质量的标准也应多样化。 因此, 高等教育评价也应是多样化的, 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政府、家长、学生、企业及用人单位乃至中学等社会各方面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 都有评价权和话语权, 所以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就一定是多元多样的, 其中主要包括必要的政府评估、社会评估和学校自我评估。

以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为例。 首先, 必要的政府评估还是需要的。 教学质量要有底线, 合格评估就是为了保住质量的底线, 对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质量, 国家不能不管。政府用人民的钱办教育, 就要对人民负责, 要有质量交代。其次, 要强调发挥社会评估的作用, 加强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的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建设, 保证社会评估的相对独立性, 这既是质量保障的手段,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开展对高校的审核评估, 就是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自身条件首先进行自我定位, 专业评估机构着重审核学校的实际工作状况、工作结果与学校的目标定位的符合程度, 诊断问题、提出咨询, 以更好地实现学校的定位目标, 从而改变“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的弊端,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 使高等教育以多样化的人才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第三, 要分层分类开展评估。不能把评估都集中在中央, 各个省市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评估机构。当前, 全国半数左右的省市已经建立了评估机构, 伴随着《决定》的新要求, 应该普遍建立省市级专业评估机构, 并使之真正专业化。第四, 要实现开放评估, 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评估,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 可以引入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评估, 鼓励开展工程认证、国际合作评估等多种方式的评估。第五, 在进行外部评估的同时, 更要强调质量建设和质量保障的主体是学校。学校的自我评估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有的学校已经建立了“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中心”一类的机构, 开展对本校教学质量监控, 形成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闭环控制”。笔者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的教学质量不是评出来的, 而是靠学校实实在在的工作干出来的。

在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要特别强调积极、稳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改革的军令状已经下达, 集合号已经吹响。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很多, 有不少“利益相关方”还是教育系统之外的。我们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不能不作为, 但是如果没有规划好、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就盲目地去改也是不对的, 而且也是不能成功的。在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定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15/c_118164235.htm.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23.

[3]詹姆斯·Z·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5.

[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rdlf/1998/111603199802.html.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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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全理解和掌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 1 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 1 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 108 届 3 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1 总目标的提出，进 1 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但也出现了 1 些值得商议的说法、看法。直以来，1 些人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把西方的理论看做天然正确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提出后，就有 1 种声音认为，这表明我们党接受了 1 个西方的概念，乃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类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____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1 个国家制度和制度履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 1 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调和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应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 1 重要论述，科学阐释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揭露了其内涵和外延。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 1 到____同志的论述上来，正确理解、科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必须在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历史性成绩。当代中国获得巨大进步的基础是找到了 1 条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道路，构成了 1 套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1 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情，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这 1 制度框架内进行的。____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的地方，善于鉴戒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构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包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照、分析和吸收鉴戒的。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实践出真知。1 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

改革开放获得巨大历史性成绩的 1 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用，是毛病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动身，通过解决 1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渐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终究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进程本身即具有相生相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功效，而其现代化的进程不过即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框架范畴内的优化进程。对国家治理问题而言，价值、制度、能力、功效是不可或缺的 4 个基本研究尺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必定是基于价值和制度两大基本尺度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能力则侧重突出能力这 1 尺度的内涵，而功效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评判，亦即是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依照构成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将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层次、系统组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整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将其划分为 3 个层面进行理解，即价值、组织、制度 3 个层面;在现代社会，价值已作为 1 种内核性概念，即以领导权、主导性气力的情势而存在，组织、制度、行动等更加具体的国家治理内容和进程常常通过价值的引导而产生实际效果。在当代，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概念早已融入我国国家治理的进程当中，民主着眼于人民的社会权利及其主体性地位，法治则强调社会秩序与统治规范，科学则突出内容、进程、结果的公道性及其潜伏的自我革新，正是 3 大价值理念的引领和束缚才得以增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在国家治理的行动进程中，制度

作为基本原则和实质性内容而存在，是 1 切治理行动的法理基础和实行总纲，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这里的制度概念更多地强调最为基本的制度和准则，换言之，即以根本性制度、基础性制度为主，现实生活中具体而复杂的实行规范细则除外。而组织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行动的承载主体和实现气力则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划分为政治权利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经济组织系统 3 大组织体系，以分别对应国家治理进程中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经贸治理(企业主体)3 大问题。在这 3 个层次中，价值发挥引导、制度规范框架、组织承载行动，3 者是 1 个系统的整体。

以系统组成的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治理结构、体制、功能、方法、进程体系 5 部份。治理结构体系关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它包括了政党、政府、企业、社团、公民个人、新媒介等多主体，并且通过不断调试其相互关系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公道化、人性化、现代化;治理体制体系强调打破领域限制，以公道、高效的规范和提拔、鼓励、协作等制度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和功能的优化;治理功能体系则强调功效、效果的问题，亦可将其理解为狭义范畴的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法体系则着眼于具体手段，比方协商合作、行政强迫、经济引诱等;治理进程体系则强调剂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进程，最为典型的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横纵联系等。

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 1 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2310 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 1 个内容丰

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 1 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惟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 1 个核心范畴，是 1 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 4 个统 1：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 1，法治与德治的统 1，管理和服务的统 1，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 1。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逾越，虽只有 1 字之差，却是 1 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利配置和行动方式的 1 种深入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定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逾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1 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依照党和政府领导、培养、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 1 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3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斌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2013年我省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阐述了我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四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拓宽学生成才发展通道；五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王斌伟强调，教育局办公室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综合中枢机构，起着连接上下、协调四方的作用，各地要紧密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工作，要在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当好排头兵：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部署和论述，当好理论先行的排头兵；二要加强调研，出谋划策，将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反馈到决策中枢，当好参谋辅助的排头兵；三要抓住重点、使督查督办制度化、规范化，当好贯彻落实的排头兵；四要创新管理，提升效能，当好转变职能的排头兵；五要加强宣传，主动引导，当好营造良好社会和舆论环境的排头兵，各教育部门办公室要加强教育宣传阵地建设，积极主动策划组织教育新闻宣传活动，不断提高教育新闻的公信力、感召力、影响力，充分运用各种主流媒体，进一步营造社会各方面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姚侃在会上代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王创作了发言。姚侃首先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办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采取有效措施，把学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他强调，办公室是教育局综合中枢机构，既是政策落实的前哨，又是服务保障的后院，位置特殊、责任重大，各地教育局办公室要立足本职岗位，将提升工作水平落到实处。一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的作用，发挥统筹各方、综合协调的职能作用，增强主动服务、超前服务意识；二要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出谋划策；三要发挥好建章立制的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循有章、守有矩、为有依；四要发挥好督促检查的作用，真正做到敢督敢查、善督会查、真督实查；五要发挥好信息报送的作用，认真分析研判、综合整理、提炼观点，切实提高信息的“含金量”；六要发挥好新闻宣传的作用，抓住新推出的“广东教育”微信公众号这一契机，加强舆论引导，抢占新媒体阵地，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希望各地继续配合与支持广东教育杂志社的教育宣传工作；七要发挥好规范管理的作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八要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配合省语委办大力推动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积极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三下乡”活动。

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对过去一段时期广东教育宣传工作作了总结与汇报：一是广东教育杂志社积极配合省教育厅的中心工作，创新形式，积极扩大教育宣传和信息覆盖面，增强教育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努力使教育新闻宣传和信息工作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各市县教育局办公室充分利用省教育厅主管主办的《广东教育》等教育主流刊物，开展宣传工作，为广东教育改革与发展鼓与呼。二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师非常支持“创强市，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打造南方教育高地”专项工作，创强热情高涨。同时他对2014年教育宣传工作的重点进行了阐述，继续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发挥好教育新闻宣传主流媒体的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和典型引路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并指出教育宣传工作要心系基层、心系人民、改进作风文风，要创新传播宣传方式，拓展传播途径，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反映好。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教育期刊，要充分发挥教育舆论引导与宣传喉舌的权威作用，要成为我省大、中、小学广大师生的优秀精神食粮。他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组织广大师生向《广东教育》《高教探索》《师道》《广东第二课堂》等教育期刊投稿，合力办好教育，创品牌，出精品，共同为我省“创强争先建高地”摇旗呐喊，为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多作贡献。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 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国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的完备和进步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度改造、利益调整以及效果评价等虽然都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但却无法自下而上地改革, 只能自上而下地推进, 这意味政府领导、协调、实施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改革成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智慧的政府, 来突破体制带给教育改革的困境, 而不是选择绕道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大的舞台, 教育改革所需的来自教育外部的制度支持和支撑才能成为现实。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其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 与实践需要相衔接, 国家积极提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六个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些治理能力的提升必将更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红利和效能。对教育而言, 这将从外部加快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保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本身包含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教育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子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教育改革的执行效率会获得更为充分的释放和提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综合改革在教育内部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这个构架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二是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教育组织体系, 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三是要能够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教育治理能力, 有效解决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衡量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该以此为目标。

当然, 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构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改革任务的繁重, 直面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教育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共治, 必须理清理顺政府、教育和学校的关系。注重协商、协调、协作、协同, 并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这是我们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比如政府要分权, 理顺政校关系, 把重心向战略管理方向转移;政府要放权, 抓大放小, 要舍得简政放权, 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 推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同时为了预防“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怪圈, 要监权, 善于运用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等综合政策工具进行监督、引导和问责。总之, 要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 实现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 理顺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 把着力点放在教育体制、法规的建设上, 这是教育治理体系的范畴。教育治理要现代化, 首先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面对现实问题, 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 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各项教育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 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涉及人才培养模式, 涉及教师教书育人, 涉及学生全面成长, 涉及国家怎么选拔人才。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了治理体系的效能。

三是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综合性和关联性都很强, 必须处理好教育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的关系, 教育改革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方式来推进, 这是我们的方法论。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 必须把握和运用好教育、教学和人才成长三大规律, 统筹兼顾, 推进改革;改革不是一个或几个教育领域改革, 而是涉及从学前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 并选择若干重点进行突破。此外, “孤掌难鸣”, 在着力破除制约自身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外, 教育改革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对教育现实的困境和难点, 我们不能回避, 直面现实是第一要点,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运用综合的手段统筹解决一块块硬骨头。

因此,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激励引导、强化检查监督、营造良好氛围等多个方面着手, 才能在综合改革的进程中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提高教育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科学、民主、依法地实施教育治理, 从而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乃至教育的现代化。

当然, 这一切的改革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魂。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 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5

——以浙江省苍南县创新县域综合治理的实践为例

近年来，浙江省苍南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新完善县域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县域综合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转型加快、质量提升、持续向好的态势，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

缘

起

苍南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个县，素有浙江南大门之称。全县陆域面积1291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783平方公里，辖17个镇、2个民族乡，总户籍人口135万，少数民族人口3.1万，少数民族族群37个，是浙江第一人口大县。作为“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苍南群众思想活跃，创新意识特别强，创造了“胆大包天”“农民造城”“浮动利率”等10多个全国改革第一。由于地处浙闽交界，苍南历来是人口迁徙的重要中转站，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及北方文化在此交汇，本土与外来宗教交织，呈现出风俗各异、方言多样、信仰庞杂的社会特征，一定程度干扰基层组织正常运行，基层基础比较薄弱。同时，苍南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县。一方面，产业体系完备，民营经济发达，有市场主体15.7万家，但产业低、散、弱问题比较突出，安全生产形势比较严峻；另一方面，人口总量较大，山区乡镇与发达乡镇相比有较大差距，是浙江省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基于独特的县情特征和人文历史，相比其他地方，苍南的县域治理工作更具复杂性、严峻性和挑战性。

实招实效

在实施县域治理创新中，苍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文化、责任、法制、科技、投入”五大要素，探索构建社会化、法治化、网格化、智能化、立体化的县域综合治理体系。

以“十招破十难”行动为抓手，强化党建引领。坚持把基层党建贯穿县域综合治理全过程，2017年以来，针对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三会一课”坚持难等“十大难题”，持续开展“十招破十难”行动，实施基层党支部集中夜学、党员预审等系列长效机制，有效破解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坚持每月15日全县3184个基层支部同步开展“主题党日·集中夜学”，全面落实“宣誓、学习、通报、议事”的“四部曲”，县四套班子成员带头到村随机暗访并讲党课，现已开展27次，党员平均参与率达到91%。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激发县域活力。着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率先实施“一站导引”“一网通办”“一库共享”“一端服务”的“四个一”工程，精简审批流程45.8%，精简审批时限18.3%，实现所有民生事项和企业事项“一次办结”，并不断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乡镇、村居延伸。同时，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比如按照“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要求，平稳有序推进龙港镇撤镇设市改革，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特大镇新型设市模式；构建完善抗台风防台风“海、山、城、游、所、点”的“六防”体系，连续11年实现人员“零死亡”，等等，形成了一系列县域治理创新实践。

以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为支点，推动多元共治。社会组织是县域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苍南县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实现“三社”联动参与社会治理，在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平安建设、推动民生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列为浙江省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创新示范观察点。目前全县共有注册社会组织1169家、志愿者26万人，平均每5名苍南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涌现出了“壹加壹”“绿眼睛”等一批知名公益社会组织。

以“四个平台”建设为依托，延伸网格触角。全面推进“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对乡镇和部门派驻机构进行职能模块归并、工作流程再造和工作机制完善，实行“网格式管理、捆绑式责任”的工作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信息共通、人员共用、风险共治，有效构建“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无缝覆盖”的县域综合治理“一张网”。

以文化铸魂为主题，树立社会新风。实现县域有效治理，离不开文化文明的教化，苍南全面发力营造文明有序、彬彬有礼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持续开展“书香苍南”建设。通过“政府搭台”和“民间众筹”模式，持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继建成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重点文化项目，并孕育出城市文化客厅、抢红文化驿站等一批文化新地标。另一方面，全面推进文明苍南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垃圾革命、礼让斑马线、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处理、资源利用，礼让率上升至72%，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和点赞。

以村社规模优化调整为契机，促进均衡发展。苍南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关键短板在于薄弱村大量存在。原来苍南有行政村775个，村均人口仅1452人。今年3月以来，借助温州市村社规模优化调整的东风，苍南全力打好村社规模优化调整攻坚仗，推动村社规模布局、资源配置、组织结构、治理体系全面优化，全县行政村数减少349个，撤并率达到45%。当前，苍南正谋划做好新村新社融合发展的“后半篇文章”，实施组织运行提效、便民服务提质等系列行动，确保新村新社快速转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苍南县委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要求，把党的建设作为“磨刀工程”来抓，聚精会神抓党建，强力推进基层政治生态优化。县委常委会坚持以上率下，深入实施县领导“1+6”和乡镇部门“1+5”责任捆绑工作机制，四套班子齐上一线，县、镇、村三级联动，形成了县域综合治理的大合唱。全县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显著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大大提高。

社会环境更加安宁。自2016年来，苍南连续3年开展“除隐患·补短板”专项督查活动，形成常抓严管创安态势，在浙江省平安考核中以每年10个位次的速度持续进等升位，实现“平安县”三连创，夺得“平安银鼎”。特别是去年以来全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净化了社会环境，稳定了社会秩序。

保障发展更加有力。2017年以来，苍南连续3年开展“百亿”“双百亿”“三百亿”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持续兴起了“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顺利开工项目91个、竣工项目82个，总投资达751亿元。2018年，苍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0.6亿元，财政总收入62.1亿元，连续2年入选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2019年又新入选中国创新百强县。

城乡环境更加美丽。苍南县在县域综合治理中，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积极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一带十线百村”建设，深入开展“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厕所革命”，积极创建“污水零直排区”。2018年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98.2%，绿色发展指数列温州市第一。

启

示

党委坚强领导是根本保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县乡两级党委要把推进县域综合治理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切实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县乡两级党委作为“当家人”，要坚持以上率下，始终站在党员干部前列，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才能形成县域综合治理的大合唱，才能层层压实责任、级级挂图作战，最大限度催生干部的担当力、执行力、爆发力。

以人民为中心是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苍南县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县域治理各个方面，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文明创建、社会稳定等领域，大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志愿者的参与热情，走出一条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社会治理道路。

坚持法治思维是底线要求。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苍南在推进县域综合治理中，以法治建设考核强导向，以持续深化学习强理念，着力增强各级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综合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以文化文明系列行动培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群众争当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营造了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公民守法的良好治理环境。

基层探索创新是活力所在。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在推进县域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基层探索创新，支持基层先行先试，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县域综合治理的生机和活力。苍南县面对县域综合治理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坚持和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苍南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探索出了基层党建“十招破十难”、抗台风防台风“六防”体系、全科医生“县管乡用”培养模式等一系列的县域治理创新实践，为县域综合治理注入了强大活力。

（调研组成员：欧亚平

谢

峰李向平

鲁甸地震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篇6

鲁甸地震是近两年来我国遭遇的最严重自然灾害，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考试。

2008年以来，中国相继经历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芦山地震等灾害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抗灾救援和危机管理经验。舆论注意到，这次鲁甸地震，抗灾救援行动更专业，运作更有序。

从第一时间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到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无缝衔接，呈现出较之以前更为成熟的救援流程与更加高效的协同模式，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进步、提升的体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及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效能，包括应对自然灾害的效能。

应急救援组织指挥，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甸震后，在党中央、国务院指挥下，各级政府部门和军队以及社会力量第一时间紧急投入救援，与死神赛跑、抢救生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应急救援的高效、有序，表明中国处置重大灾害事故已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强的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课题，也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以此视角审视鲁甸救灾，我们会发现，无论解放军应急救援队官兵第一时间携带生命探测仪、照明和挖掘等应急救援装备驰援灾区，还是武警部队首次运用四旋翼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救灾；无论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实行道路管制，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保障专业救援队伍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灾区，还是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力量在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无论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捐助钱款迅速有序地向灾区聚拢，还是政府更加注重信息及时发布，新闻媒体有效引导舆论，“谣言少了，正能量多了”，都得益于灾难应急响应的未雨绸缪，更深层次上则得益于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的课题。正因如此，通过鲁甸抗震救灾的考验，发现短板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比如，建筑物，尤其是农房的抗震能力问题，提升基层特别是地震多发区自救能力问题，专业救援队伍和设备储备问题，灾后迅速抢通道路、通讯、自来水问题，都表明国家必须加快发展步伐。尤其是西部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软肋，不仅房屋抗震抗灾能力差，而且就近、专业的救援队伍缺乏，救援物资储备不足，都应有针对性地补上短板。

另一方面，这次鲁甸地震与汶川地震以来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几次重大自然灾害一样，也暴露了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失衡问题。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7

袁贵仁指出,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适应教育形势变化、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都必须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深刻认识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 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 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 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 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更好地激发学校的活力, 更好地发挥社会的作用。

袁贵仁强调, 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把握七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把方向,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抓好“三爱”教育和“三节”活动, 突出诚信教育,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要切实改进体育、美育工作, 养成学生一辈子锻炼身体的习惯, 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要部署推进课程改革, 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 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 体现到课标、教材以及考试评价中。二是促公平,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要兜底线, 研究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发展规划”, 注重农民工子女教育, 支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启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保障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要保基本,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 办好必要的教学点, 使每一所学校都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抓好乡村学校和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要上水平, 优化学校布局, 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比例, 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 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 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三是调结构,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 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四是抓改革, 积极稳妥破解考试招生制度难题。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开展改革试点, 优化考试内容, 确保公平公正, 加强宣传引导。五是转职能, 改进教育管理方式。要简政放权, 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 统筹整合专项资金, 减少各种检查活动, 特别是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要加快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标准体系。要加快教育立法步伐。要进一步完善督学、督政、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 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 省级督查、国家认定, 完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 开展全国义务教育质量检测。六是发挥学校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公办普通高校加快推进高校章程制定和核准工作。民办学校、中小学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等建设。要强化依法办学, 提高学校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要坚持面向社会,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继续实施“2011计划”, 推进产学研结合。七是发挥社会评价作用, 动员社会参与支持监督教育。要发挥行业企业作用。把行业企业的评价特别是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要强化专业组织评价功能, 全面启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和“教育满意度测评”两项监测评估工作。要重视社会公众监督, 主动加强政务、校务信息公开, 特别是加大高校招生和财务信息公开力度。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8

上世纪50 年代初, 为了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 我国进行了以“院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 并将此方式延续至今。这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政府严格掌握和控制高等教育政策及方针的制定, 并由政府统一领导全国高校治理工作, 在高等学校的治理上始终延续着两种“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 即一部分由中央政府各部委直接领导, 一部分由当地政府直接管理。而无论哪一种治理方式, 政府与高校在行政体制上都属于上下级关系, 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指令是高等学校办学的重要依据, 高等学校缺乏独立办学的权力, 而且政府具有对公立高校校长的任免权。

到了90 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制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开始走上转型之路。在高教治理方面, 政府职能从微观转向宏观, 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为只做裁判员。毫无疑问, 在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要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遵循教育规律, 立足基本国情, 从原来的由政府统一治理逐渐转变为政府、高校及社会三者联动式的教育体制改革。

2015 年, 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 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政府职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转变, 建立一个“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协同机制。“管”是指政府负责依照法律法规制定政策和进行宏观管理;“办”的主体是大学, 提升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评”是指第三方评估机构, 由中介组织客观公正地评价大学的办学水平, 其评价结果能为教育部门政策制定和提升教育水平提供参考。

2 “管办评分离”的含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管办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促进三个主体的作用方面需要考虑到各自的权责分配, 在互动中考量协同机制的发挥。首先,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 制定相关政策, 引领我国教育事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学校应当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办好学的事情上来, 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主要任务, 让高校去行政化, 让教师们安心从事教育;评估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主体, 主要任务是客观、公正地评估测评大学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评的目的在于提升教学质量, 为教育行政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由此可以看出, 管办评三者之间管是基础、办是核心、评是导向。

在以往由政府分饰“管”和“评”两种角色的情况下,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评估不仅仅是教学水平的测评, 其评价结果也影响着教育资源的分配, 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评估的方式将对高校的控制之手伸向各个角落, 影响高校办学的自主性。甚至有些高校为了迎接评估工作专门投入大量的人力, 重新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评估需要“完善”教学文件、学生试卷造假等等。这些做法都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评估的客观性的原则, 在评估中取胜的心态也无法使高校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教育改革创新上。因此, 要实现“管办评分离”, 最终目的是实现“评”和“办”的分离, 让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自主权。“管”和“评”的分离是实现“管”、“办”分离的基础, 只有让“评”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管”的手段, 保持价值中立, 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政府对高校办学的干预。

3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状分析

首先,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能力有待提高。近年来, 虽然黑龙江在高教管理方面紧随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 但是鲜有针对地方特点的政策出台, 国家的政策是面向全国高等教育管理而制定的, 缺乏针对性。同时, 黑龙江高等教育管理在治理理念方面的滞后, 管理模式的陈旧等问题都是制约其治理能力的限制因素。在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建设方面, 黑龙江省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只有针对本省的高等教育现状特点, 制定适合本省特色的改革之路才是缩小差距的唯一途径。

其次, 行政权力过度干预治学环境。这也是我国高等院校管理中的共性问题, 高等学校不同于其他单位, 高等学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在高校内部治理方面, 应当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属于不同部口或个人, 行政工作的原则应当是服务于学术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行政管理部门往往过度干预学术权力, 利用直接干预或政策制定的方法影响学术权力, 强行将学术部门和个人控制在行政管理之下。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错位或颠倒。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 往往导致学术权力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在高校治理中, 主要由行政权力部门掌握着学校主要领导的任免权, 并且由行政部门规定和布置教师应当完成的教学及科研任务。这就导致了学术权力依附于行政权力、学者听从官员的现象, 即导致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上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长此以往必然会阻碍行政的服务宗旨和学术发展、科研进步, 使高校教师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或科研上面。对高校教师的考评, 一方面要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同时为了职称评定等还要完成一定论文发表的数量、主持相应级别的课题, 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催生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随着高等院校改革、升级大潮如火如荼地开展, 黑龙江省在2010 年前后也有一大批高校从专科升为本科或从“学院”更名为“大学”, 随着招生的扩大也导致了学校行政机构设置的增加和管理人员的扩充。院校升级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高等教育的进步与提升, 但是行政机构的膨胀与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使得本该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机构相比于教学规则更倾向于政治规则, 使高校主体的师生享受不到行政机构的服务, 这严重地限制了高校学术的发展, 本该是“净土”的校园也充满了“官气”。

4 “管办评分离”对提高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启示

要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促进高校管理理念和体制、大学办学模式和教育评价三个方面协调发展, 并发挥高校管理理念和体制的主导作用, 使其转变为一种管理能力的提高, 进而促进公众社会评价办学的能力。结合当下黑龙江省高教治理能力的现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管办评分离”的含义, 并将其运用到提升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工作中来。

首先, 开创高等教育新格局, 重构大学新型关系。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先应该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职能权限, 构建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治理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的新格局, 即政府应主动向其他两个主体放权。同时,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形成行业评价评判标准, 逐步建立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 建立开放、多元、立体的高质量评价机构与监督体系。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能够不断提高其对高校监测的科学性、专业性和社会公信力, 完善治理监督机制。此外, 以政府为引导, 充分调动学校和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 社会有效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教育新体制, 各司其职, 最终形成多方嵌入, 合作育人的新型办学模式。

其次, 建立中介组织体系, 缓冲政府与大学关系。在黑龙江省,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在社会参与机制和中介组织建设方面有所推进, 但要改变当地政府与大学之间过于直接的关系, 中介组织体系建设还需推进, 需要加大政府对中介组织体系建设的扶持, 很多规章制度尚待建立。中介组织的存在不仅缓冲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作用, 还为大学诉求的表达和大学自治提供一定的空间, 在政府与大学之间构建了充足的缓冲地带。除此之外, 加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合作, 也有助于提升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掌握能力, 并增强社会组织能力, 这将有助于未来黑龙江省高等教育长远发展和实力的提升。

第三,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大学章程的制定标志着大学内部治理正规化的开端, 但还不能说从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权重的确立, 或学术权力已经在两者博弈之前已经占有主导地位。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要帮助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提升学术水平在大学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大学的发展。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 减少大学行政化的色彩, 增进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和互利,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实力水平和内部治理能力, 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第四, 多种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相结合, 垂直治理和水平治理相结合。与其他地区相比, 黑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垂直治理水平较高, 垂直治理的分权已经较为细化。在水平治理方面, 虽然条块治理解决了一部分垂直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对多中心治理方式的重视还不够, 社会、学校或个人的发生得不到重视, 政策研究机构提出的建议未予采纳, 导致其在指导大学如何更好运转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毫无疑问, 未来黑龙江省在提高高校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多种治理方式, 并使用更多的治理工具运用到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的工作中来。

第五, 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理念的实现需要科学技术的做保障, 比如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大规模多元化的管理、大学对内部资源的分配、复杂的财政制度、审计制度、研究评估制度等等, 这些都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流通。在黑龙江省, 虽然应用于高等教育中的技术不断发展, 信息公开制度初露苗头, 但还无法满足对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治理的需要, 推动信息技术发展、建设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将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

综上所述, 只有完善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 加大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力度, 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改革的行进过程中, 需要调动校内外各相关利益和行为主体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鼓励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发掘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潜在作用, 并使之相互协调。与此同时, 不断完善机制, 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 进而将高等教育改革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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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艳丽.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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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柏雪梅.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M].东北林业大学.2015.04

[5]张丹, 周奔波, 赵光华.浅析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4) .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9

清华大学综合改革主要涉及七大领域,包括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学科发展机制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推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 由此可见,综改之“综”,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但绝不是各个专项工作的简单加总,它既不能只做增量改革,也不能单一地推进改革,更不能以创新冒充改革,综合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

人才培养是综合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何能更全面深入地反思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来适应清华新百年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其核心是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培养什么人?第二是怎样培养人?教改方案中并没有针对教育教学中一个具体的领域进行探讨,而是对人才培养做了一次非常全面或者说本质性的探讨,并聚焦为四个最重要的目标和难点,即:变理念、换焦点、转方式、多样化。在教改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与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学科布局改革等方面都Interwind(交织)在一起。因此,深化教改之“深”,既不只是做得更努力更深入,也不只是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在于理念的改变,更强调全息重构。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10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命题和任务。显然, 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有甚大的区别。传统的国家治理突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元化主导作用, 更加注重国家职能中的政治统治职能, 忽视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客观自主性。现在我们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有国家传统职能转变的色彩, 注重社会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自然发展”, 引入社会非官方组织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力量, 提倡主体多元化。

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从一方面说明了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管制转为管理再进一步转变为治理。另外, 还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摒弃传统僵化的因素,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善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1)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管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2)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前者的落脚点是国家实力, 后者的落脚点是上层建筑, 二者相辅相成。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的复杂化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评价政治体验和政治感受”。 (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严重的现状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政治情绪复杂化的表现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说明了政府与民众未形成合理的对话机制, 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的程序上缺乏有效性, 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受阻, 不仅带来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还激发民众在找不到合理合法程序而采取极端行为。强拆、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挑战。

(二)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我们理解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公共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导向, 突出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公民社会虽未形成但有了质的突破, 公民作为权力主体, 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仍较为低下,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高。我国大多数人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 不知道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是被动和盲目参与。2、参与不理性不合法。人们在利益表达受阻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重则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轻则扰乱公共秩序。3、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为个人参与未加入相应的组织, 从而导致人微言轻, 很少使自己的观点或利益表达成功实现。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 参与程度较低不仅无法满足公共性的价值导向, 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三) 第三方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社会组织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在政策实施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维定, 还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是衡量社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准。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其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先天发育不良, 后天发育“缺氧”的尴尬境地。先天发育不良是指在我国封建专制深厚的历史中缺乏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后天发育缺氧是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角色作用未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具备民众的利用价值。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一)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弥补人性的天然缺陷。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因此, 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第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升代表的专业性, 提高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 规范选举程序, 严把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和门槛;第三, 加快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构建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搞个成果,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互动。首先, 政府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进行“权力瘦身”向社会放权。积极促使政府由“运动员”向“裁判”的角色转变,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宏观系统性和全局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群策群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智慧。因此, 还应有意识地培育其他新兴治理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 广纳言谏, 各尽其力, 把社会各方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 保障公民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改革, 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 致力于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为公民行使权力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其次,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参与配套制度如听证、信访制度等, 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依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公民自身也要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公民治理主体的价值效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塑造现代公民培养公民理性, 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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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 2013.

[5]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6) :135.

[6]陈士玉, 刘彤.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5) .

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篇11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識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發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发布，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本文通过分析智慧治理能力构成要素，从而说明政府

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篇12

一、深刻认识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的重大意义

随着全民医保制度的初步建立, 就要不失时机地完善医保治理体系, 提高医保治理能力, 以医保的良好治理作为载体, 确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为此, 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的角度认识、考量新时期全民医保制度的健全完善, 切实增强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命题。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全新命题。由“管理”到“治理”, 看似只有一字之易, 所蕴含的却是理念的变化, 管理内涵和层次的提升, 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2. 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纵观世界国家的发展史, 一般都经过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发展过程, 一步比一步文明、理性、科学。统治便是集权、专制、垄断;管理较之统治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重视规范、民主与科学, 但它毕竟是单向的、垂直的“上管下”式管控约束;治理则不同, 它是多元的、开放的、综合的、科学的、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也可以称作是管理的高级阶段、高级形态, 所以是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3. 国际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 (ISSA) 在今年的年会上明确提出, 要实现社会保障的良好治理, 并强调“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和载体”。许多国家都把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目标。

4.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内在要求。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板块的全民医保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是其首要功能和核心任务。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 首先要有新的理念、新的全局观、医保观, 一以贯之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切实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作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现代医保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开放系统

尽管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认识到医保管理的重要性, 并响亮地提出医保建设“出路在改革、根本在制度、关键在管理”, 并形象地喻为“三分政策、七分管理”。着手制定了“三二一”一类的管理规范、技术标准和业务流程, 使医保管理逐步走上相对规范、科学、精细的轨道, 使全民医保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和有序运行, 让参保民众的权益得到了较好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的医保管理是好的, 是有效率的, 也是适应了医保制度建设和参保者现实需要的, 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但是也要看到, 无论是管理理念、管理方式, 还是管理手段、管理效率等都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还不能适应全民医保良好治理的需要。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 纵观国际社会保障现代治理做法和发展趋势, 审视分析传统管理, 其管理主体的单一性、管理方式的垂直性、平面性和封闭性, 限制了管理活力与效能充分发挥, 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 使之成为一个综合开放科学高效的现代医保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大体包括这样十个子体系:

1. 保障制度体系。

根本在制度, 制度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可靠性, 靠制度保障才是靠得住的。公平, 首先指的是制度公平, 可持续也要求制度安排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安排。医保的良好治理必须有完善、成熟、定型的医保制度作为基础和保证。

2. 医保决策体系。

政策是制度建设的魂和根, 决策则是决定性的环节。只有当决策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个人行为、首长意志, 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理智性、科学性, 也才不会由于决策者情绪变化和注意力转移而使政策走样, 使制度变形。

3. 决策咨询体系。

正确的决策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现代智库的作用。通过充分论证, 特别是通过“证误、证伪”研究, 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

4. 医保政策体系。

全民医保的改革与发展, 一靠体制, 二靠政策。一定意义上说, 改革就是政策的调整, 机制就是政策效用的释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民医保制度的过程, 就是政策体系不断臻于配套完善、成熟稳定的过程, 这也是良好治理的重要标志。

5. 政策执行体系。

有了好的政策, 还要有得力的执行体系, 否则政策要么落不到实处, 要么就会把“经”念歪。

6. 医保经办体系。

这是制度运行的平台, 实施保障的载体。这个体系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富有效率的, 而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僵化的, 更不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

7. 医保绩效评价体系。

这是正确研判医疗服务、保障绩效的科学体系和客观标准。需要引入卫生经济学、药物经济学、临床医学等专业知识, 对医疗行为、医疗效果等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样才能减少和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莫衷一是局面。

8. 医保治理标准体系。

标准就是规范、规矩。需要形成一整套技术标准和行为规范, 作为合理有效治疗服务的依归, 走出“医无定则”、“一个道士一个法”的误区。

9. 医保运行监管体系。

以风险防范为导向的监管体系是全民医保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卫士, 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标准、信息等集成的立体监控体系, 实行全程、全方位实时监控, 切实改变靠人工抽查、事后监督等“挂一漏万”或“事后补救”被动状态。

1 0. 医保法律法规体系。

医保良好治理, 本质上就是依法治理。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把医保的一切举措和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 切实做到依法参保、依法施保、依法维护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治医保”, 这是全民医保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

三、推进医保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实现医保的良好治理, 不但要构建科学严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治理体系, 而且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 医保治理体系健全完善以后, 治理能力能否适应需要, 则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是否稳健、保障是否有力、服务是否便捷的决定因素。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现代化则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培养和锻炼, 甚至要作为新时期全民医保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来抓。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医保治理能力得到全面系统的提升, 实现医保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是本源的、第一能力, 其他各种能力都是由学习能力衍生出来的。提升全民医保的治理能力, 首先要提高治理者的学习能力。治理好全民医保这样宏大浩繁的事业, 不认真学习、时时学习、终身学习,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学习得不深不透, 学习能力不强, 也是难当此任的。

2. 执行能力。

国家治理考验执政能力, 其实执政能力也是执行能力。现在许多领域、许多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往往不是因缺乏制度安排、政策举措, 而是执行能力不足、执行不到位造成的。执行能力, 一定意义上就是抓落实的能力, 落实不力、不到位,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办不好。

3. 组织能力。

全民医保是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事业, 组织工作至关重要。无论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启动与推进, 还是医保的城乡统筹与整合, 都离不开群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 都需要有很强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实践也一再证明, 凡是组织能力强, 组织工作做得好的地方, 进展就快, 效果就好, 反之就打不开局面, 成效就差。

4. 协调能力。

医疗保险涉及多个利益主体, 任何改革举措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 因此, 都有一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协调得好, 决策就顺利, 工作推进也顺利。如果协调到八分, 决策和工作就止于八分;如果协调不下来, 再好的想法和举措都会被“搁浅”。要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 要实现“三医联动”, 既要有统筹谋划, 更要加强协调。

5. 调研能力。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也是决策之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就要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调查好比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好比一朝分娩”, 陈云也曾说过“要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用不到百分之五的时间研究制定政策”。要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6. 综合分析能力。

对于从事脑力劳动, 或者管理工作的人来讲, 所谓能力强弱大小, 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对事物、形势、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综合与分析, 是大脑、思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和运作方式, 通过科学、缜密的综合分析,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加工处理, 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定、决策、举措、方案来。

7. 经办能力。

也可叫做办事能力、操作能力。就医保而言, 无论是制度安排、政策举措, 还是保障服务, 最终都要通过经办来体现。经办直接关涉亿万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办来评判制度、政策好坏优劣的。如果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 而经办、服务很稀松, 则只会被认为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使全民医保的公信力、可靠度受损。

8. 谈判能力。

医疗保险本质上是由经办者代表广大参保者购买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要达到用有限的基金获得性价比较高的基本医疗服务, 就要引入市场机制, 就要进行协商、谈判、博弈, 而高超的谈判技巧、谈判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灵活的方式方法, 还需有人格的魅力等非权力因素构成的一种综合能力。

9. 监管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 医疗保险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由利益催生的社会风险尤其是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欺诈与反欺诈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既要靠法律、制度、技术 (信息手段) 等构成的监管体系的现代化, 又要靠经办队伍的监管能力的不断提升。这样, 才能确保医保在阳光下持续健康地运行。

1 0. 调控能力。

全民医保制度要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 对运行中的相关参数 (大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正确判定, 对相关政策、指标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和掌控, 但又不能“朝令夕改”, 过于频繁、幅度过大, 使老百姓产生不良心理预期而不适当地释放医保需求, 对制度的基本面造成冲击和危害。

总之, 治理能力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而外延又较为宽泛的概念, 也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提高治理能力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虽然列举了如上十个方面, 也只是根据目前的认知程度而言。随着医保实践的深化、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认识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会增加新的内容, 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的。

四、在深化改革中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高医保治理能力

实现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是深化医保领域改革的总目标, 而深化改革恰恰是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医保治理体系的完善, 还是医保治理能力的提高, 都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实现。

1. 要深化全民医保领域关键环节的各项改革。

要通过深化改革整合制度、理顺体制、健全机制, 补齐“短板”, 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全民医保制度逐步臻于完善、成熟和定型, 为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机制支撑。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改革的阻力还特别大, 也特别顽强, 正如中央领导指出的, 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譬如, 有的人为了固守既得利益格局或为一己之私, 不断“写信”、四处“游说”, 既干扰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又阻挠地方的实践探索。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居然还出现这般咄咄怪事, 是极不正常的。实践再次证明, 深化改革是何其艰难、何其不易, 其复杂性、艰巨性真的不亚于医保改革之初、制度草创之时。但是,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罢了。

2. 要真正贯彻实施“三医联动、三改并举”的方略。

如果说改革之初靠医保“孤军深入”还能取得明显成效, 屏蔽另外“两医”改革迟滞之“丑”的话, 新时期深水区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这必然要求增强三医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才能发挥改革的集成效应, 为实现全民医保的良好治理创造适宜的体制环境, 否则医保的治理绩效也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要转变管理理念, 创新管理方式。

要从传统管理转变为现代治理, 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 这是实现现代治理的先导和原动力。只有解开思想的扣, 才能迈开改革的步。只有从传统管理理念转变为现代治理理念, 才能从传统管理方式转变为现代治理方式;从垂直式管理转变为矩阵式治理;从单一的管理主体的“管制”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共治”;从主要依靠“人管”和“管人”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 (机制) 、法律 (法制) 、科技 (信息) 等现代化治理手段既“管事”又“管人”, 使每个社会成员 (公民) 既是“治理者”又是“被治理者”, 形成一个由体制、法制、机制和科技信息等现代化治理工具和手段集成的“强大气场”和内在约束力, 达到“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治理效果。

4. 要深化医保经办机构改革。

这是实现医保良好治理的重要环节。要抓住事业单位改革的有利时机, 加快医保经办机构法人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步伐。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人事、薪酬制度, 明确专业职称, 实行经办经费与业务量挂钩, 等等,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增强医保经办机构的内生动力和治理活力, 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效率和竞争实力。

5. 要形成公平竞争、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