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共12篇）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这个总目标既是国家的治理学说, 也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工作目标。 长期以来, 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出现的大多是“管理”二字, 《决定》则突出了 “治理”二字, 而且还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 这标志着党在执政理念与治国方略上实现了新的重大思想解放, 成为《决定》的最大亮点。 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各方面制度的相互协调, 才能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 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 而实现这一总目标则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同时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与公众参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等关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的关系日益趋向平等、双向、互动、协同。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 其自身担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使命使其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上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教育的独特性。 因此,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代表着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的变革。 从“治理”的内涵看,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如此界定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安排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认同的、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即在于治理政策的调整, 主要趋势表现为减少国家的管控, 强化大学的自主, 引进更多的市场力量, 讲求绩效责任, 并且期待大学与社会有更多的合作。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中等程度大众化阶段。 1998年, 我国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 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 到2012年, 我国高等院校已达2442所, 本专科在校生2391.32万人;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3335人, 2012年达到9675人1。 对此, 我们不能只看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还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权益的多样化和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加。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 既需要“正式”的制度安排, 也需要“非正式”的制度设计。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已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 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过去, 我国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少, 很多人不了解高等教育, 因此, 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相对较少。 而时至今日, 读大学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 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了解高等教育, 也就更容易看到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都能对高等教育品头论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要与之相适应。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的经费来源多元化, 筹资集资的数量不断增加, 有的高校总体办学经费中的国家拨款已不足1/5。 再者, 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走向社会的渠道也进一步变化, 市场在就业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同时,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 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的概念下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显然已经落伍了。 现实情况要求我国要从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 要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由办教育转向管教育, 由管理转向服务。过去, 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理的能力不足, 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目标的要求下,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部署中, 《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提出了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并提出若干具体实施办法:“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 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1]。 因此可以说, “管办评分离”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当然, 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来看, 管办评分离是一种相对的分离, 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管办评的分立、分工、互动与协同。 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以下仅从“管办评分离”的角度谈一些认识。

二、治理理念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

“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 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协调与互动的过程。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3]。 “治理”区别于传统的“统治”、“管理”, 它强调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 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 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 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在于所有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公共目标及行动方案。这就改变了原有的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管理”模式, 而要重构高等教育事务管理的权力体系。推动这一重大改革的起点和主导力量在政府, 没有政府的职能转变, 也就谈不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方面, 应主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向”:

一是在工作理念上实现从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应该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管”字当头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 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与理念, 将“为高校服务”落实到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政府对高校的服务既包括为高校提供经费支持、国内外教育信息、学生奖贷资助等直接服务形式, 还包括制定规则、维护秩序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等间接服务。政府与高校之间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控制关系, 还要有平等协商式关系。

二是在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综合运用法律、规划、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在运用政策和运用法律的关系上, 更要善于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因为教育政策不等于教育法律, 与教育法律相比, 教育政策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强等特点, 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管理高校, 具有很强的优势。但是, 教育政策有时会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而更改, 稳定性、连贯性差, 一旦政策有问题, 后果也会很严重。因此, 政府在服务高校的基础上, 要更加注意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三是调整行政行为空间, 政府简政放权, 给高校更大自主权, 激发基层活力。 首先, 中央要向地方放权, 进一步健全完善高等教育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以地方政府为主的体制。“两级管理、三级办学”的理念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就已经提出了, 现在还需继续深化, 办学还需向基层延伸。其次, 政府要向高校放权。这不仅是对中央政府的要求, 也是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笔者在多年工作中对此感受很深切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在省市这一层面更突出, 地方高校的自主权更小。 地方高校的人事、干部、经费等的决定权大都在省市的相关部门。无论是学校人才招聘, 还是教师职称晋升、处级干部任免, 都要省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审批。 一些高校虽有抱怨但又怕得罪权力部门而不愿多言。 因此, 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十分明确,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高校, 以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 放权的主要对象是高校, 而不是由另外的某些社会组织来直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 从而让它们成为“第二政府”。 同时, 政府还要下决心克服立项过多、审批过多的弊端, 真正成为责任政府、 法制政府、服务政府。

三、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高校是政府放权的主要对象, 要让高校真正享有独立事业法人组织的各项应有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 已经基本走出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管理模式, 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 一些方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还有待深化。应该说, 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提高高校内部治理能力是改革的基本方向。

高校作为国家、 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 “外接内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 《高等教育法》 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该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施民主管理。 ”[4]这三方面是一个整体, 指明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基本内容。 自主权不是自说自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确行使自主权, 正如袁贵仁部长在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 必须做好 “面向”、“依法”、“民主”三方面的文章。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其实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的社会、面向世界的社会、面向未来的社会。 高校要面向社会定学校之位、面向社会设置专业、面向社会进行教学改革, 要善于利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机制吸纳各种社会资源, 还要接受社会监督; 所谓“依法”, 就是要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学校事务;所谓“民主”, 就是要依靠师生员工, 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教代会、民主党派、学术委员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这种民主也包括学校向院系放权, 发挥基层积极性。

做好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章, 需要健全校内治理结构, 使校内各利益相关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并且相互协调。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具体实现形式, 这既是我们的经验, 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 高校缺乏自主权与自身用权不当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高校在呼吁放权的同时, 也要学会用权, 要提高学校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能力, 切实行使好办学自主权。 不仅要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高校中屡屡出现的问题, 都与高校不会用权以及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有关。 因此,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培育和提高高校自主办学能力, 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一个重点。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成长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尊重教育规律、遵循教育逻辑办学的良性生态。 政府搭台, 高校走向舞台中央“表演”。 要唱好“这台戏”, 高校自身需要从内到外进行全系统的改变, 创建起一套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适合国家需要与本校特色的治理结构。 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善于借助来自外部的压力, 更要激发高校内部自觉的动力。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应当制度化, 包括加快学校章程的制定, 应完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 在校内也要有规必依, 使依法治校成为常态。 学校的基本工作制度也不能因为校领导的变更而改变, 而应让制度决定运行, 让合教育逻辑成为主旋律。

四、创新高等教育评估机制

促进高等教育的“管办评”分离,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将“评”的任务主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 建立起“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三方协同的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时, 普遍重视支持社会组织机构开展教育评估检测。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大都受政府委托, 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桥梁角色, 与此同时, 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又表现出明显的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 当前, 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尚属起步阶段,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事业的发展需求极不相称。这样的现状一方面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缓慢、影响力小有关, 同时, 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长期以来由政府直接操作、社会组织难以介入而使专业评估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制约有关。

目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高校发展多样化, 社会需求多样化, 质量的标准也应多样化。 因此, 高等教育评价也应是多样化的, 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政府、家长、学生、企业及用人单位乃至中学等社会各方面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 都有评价权和话语权, 所以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就一定是多元多样的, 其中主要包括必要的政府评估、社会评估和学校自我评估。

以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为例。 首先, 必要的政府评估还是需要的。 教学质量要有底线, 合格评估就是为了保住质量的底线, 对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质量, 国家不能不管。政府用人民的钱办教育, 就要对人民负责, 要有质量交代。其次, 要强调发挥社会评估的作用, 加强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的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建设, 保证社会评估的相对独立性, 这既是质量保障的手段,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开展对高校的审核评估, 就是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自身条件首先进行自我定位, 专业评估机构着重审核学校的实际工作状况、工作结果与学校的目标定位的符合程度, 诊断问题、提出咨询, 以更好地实现学校的定位目标, 从而改变“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的弊端,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 使高等教育以多样化的人才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第三, 要分层分类开展评估。不能把评估都集中在中央, 各个省市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评估机构。当前, 全国半数左右的省市已经建立了评估机构, 伴随着《决定》的新要求, 应该普遍建立省市级专业评估机构, 并使之真正专业化。第四, 要实现开放评估, 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评估,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 可以引入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评估, 鼓励开展工程认证、国际合作评估等多种方式的评估。第五, 在进行外部评估的同时, 更要强调质量建设和质量保障的主体是学校。学校的自我评估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有的学校已经建立了“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中心”一类的机构, 开展对本校教学质量监控, 形成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闭环控制”。笔者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的教学质量不是评出来的, 而是靠学校实实在在的工作干出来的。

在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要特别强调积极、稳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改革的军令状已经下达, 集合号已经吹响。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很多, 有不少“利益相关方”还是教育系统之外的。我们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不能不作为, 但是如果没有规划好、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就盲目地去改也是不对的, 而且也是不能成功的。在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定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15/c_118164235.htm.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23.

[3]詹姆斯·Z·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5.

[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EB/OL].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rdlf/1998/111603199802.html.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2

《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学校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思想铸魂、价值导向、党建引领，激励全校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健全和完善“三全育人”机制。学校依托文明校园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好每周升旗仪式，实施全校师生齐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赋等活动；

用好校本教材，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

用好“道德讲堂”，加强学生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的教育。

二、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夯实技术基础

《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范。

学校要提高教师队伍的信息技术素养，提高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教师要不断提高围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课件设计，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有效突破教学的难点，优化课堂教学。学校要努力实现各学科和信息技术的整合，要在互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中实施课程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信息化处理，使之成为学生的学习资源，提供给全体学生共享。学校要利用互联网所进行的学习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的特点，使学生的学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交互学习”、“发现学习”，主动探寻并发现自己所需的知识和信息。

三、拓展家校合作渠道，夯实社会基础

《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学校要积极强化家庭学校社区对孩子成长的共同责任，切实做到相提并论、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家庭教育主要侧重“修身、立德”；

学校教育主要侧重“求知、明智”；

社会教育主要侧重“合作、体验”，做到既有分工、更有合作，良性互动。学校要积极完善活动，如不断完善家校共育中心的机制，以率性增定力，以理性求活力，以良性添效力。学校要积极争取社会参与，如与属地派出所、街办、社区合作，搭好平台，汇聚资源，服务育人，提高质量。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3

［关键词］治理理论 民办高等教育 和谐构建

［作者简介］卢鑫（1982- ），女，山东德州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理论。（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G64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0-0023-03

民办高等教育是国家办学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实现高等教育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人们对教育产品及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整个教育体系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重视。

一、我国传统民办高等教育管理主体的单一性

我国的民办教育自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形成规模至今，已经走过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由于历史环境的约束和人们对民办教育认识的局限，民办教育的发展一直处于探索中。在这期间，民办教育的兴办主体明显表现出过于依靠单方力量组织办学的特征，要么是在古代起步阶段单纯依靠个人力量办学，如先秦时代的孔子、墨子兴办私学；要么是集中的政府决定式教育管理体制，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参与，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计划性教育管理体制，民办学校缺乏必要的自主权。

二、治理理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视角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各组织之间联系的日益增强，民办教育越来越不能依靠单一主体力量来保证其高质量的实施。从政府到市场，从社会用人单位到社会中介组织，民办教育体系日益形成一种多元构建与治理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运行应坚持一种政府、市场、高校和社会中介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质量观。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治理理论，正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和谐构建提供了一种改革的视角，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形成一股新的推动力。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哲学的提出，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它随后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框架理念与价值追求。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俞可平先生认为，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最权威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理论是政府对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一次反思，其所强调的参与、共享等核心价值不仅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主要的行政实践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所接受、认同。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治理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基本理论是相同的：强调权力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都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强调界限责任的模糊性——国家把越来越多的原先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和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依赖；强调社会公众的参与性——提倡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基于信任与互利基础的自组织网络，加强组织性与自主性；强调技术的创新性和适应性——除原来采用的完成政府职能的手段和方法外，还积极提倡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更高的效率来引导和控制公共事务。

三、多元治理：民办高等教育对治理理论的实践与应用

“多元”和“参与”是治理理论最核心、最突出的体现。以“多元”为核心的治理理论，通过政府、市场及公民社会共同合作与治理的途径，能够实现利益博弈中的利益共享与多赢。对于民办学校亦是如此。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坚持“多元”治理结构，积极鼓励政府之外的市场、社会中介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到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事业中来，各尽其责，各就其位，既是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治理理论的最好诠释与应用。

（一）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

对政府来说，创建一种清晰、稳定、均衡的民办高等教育制度环境，是其首要的职能与责任，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条件。在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阶段，政府应积极做宏观指挥的“掌舵者”，不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投资，而是在尊重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致力于为民办教育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制定激励性的优惠政策，实现从“刚性指令性”到“弹性指导性”模式的转变。

1.树立平等意识，优化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尽管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两者在办学政策、管理体制、人才流动以及师生待遇等方面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公共政策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它要求政府在政策支持和法律地位上，为民办高校提供一个与公办高校进行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有必要尽快摆脱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树立公办与民办学校平等的意识，积极制定与执行和民办学校有关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确保民办学校在征地、税收减免、教师和学生待遇等方面享有与公办高校的同等政策待遇，在公平竞争下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2.构建完备的民办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是对我国现阶段民办教育事业经验的总结，但还是存在以下两点问题：一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只是针对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遍性的原则作出了规定，操作实施难度大。因此，有必要在遵循《民办教育促进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制定一些更加细化和更富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二是在政府资助、银行信贷等问题上未能解决《民办教育促进法》与其他部门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各法律体系之间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办高校自身所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对与民办教育发展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清理，保证各配套法律体系间的协调性、衔接性和上下位法的不抵触性，是非常必要的。

3.加强公共财政投入。目前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系统，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即学校主要以学费为办学经费来源。政府不为民办高校承担相应的教育成本，不仅容易影响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也使得部分民办高校的办学行为更加市场化，办学活动的公益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政府应积极酝酿各项配套政策，加强对民办高校的资金投入。

（二）引入市场机制，坚持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并重

民办教育与基础教育等其他办学层次相比，其外部性逐渐减弱，而个人产品的属性越来越强，即随着教育层次越来越高，教育产品带给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日益增大。因此，从理论上讲，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偏重于个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

1.师资队伍建设市场化。目前，由于缺乏社会性的教师培养制度，导致以师资为主的专业人才市场基本不存在。因此，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往往以退休教师以及刚毕业的本科生和少量研究生为主，老龄化、兼职多以及流动性强成为民校教师队伍的主要问题。而在教师的聘用上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师资市场，既可以使教师劳动力的供求双方能够平等协商、互相选择，为有能力、有资格的教师提供求职、就业的专门场所和机会，同时也能够为社会师资培训机构提供办学信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2.课程设置市场化。课程设置是学生学习知识和增长技能的载体。伴随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原有的职业结构和劳动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不断走向多样化。因此，民办高校应从社会的需要出发，确立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使培养的学生在技术业务素质上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

3.融资渠道市场化。虽然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都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政府应对民办教育进行资助，但在政府财政力量有限以及缺乏配套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应树立强烈的市场观念，广泛拓展筹资渠道，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除举办者出资外，还可以考虑进入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同时强化自身资产的“商业化”运作，通过房屋出租、科学教研服务、科学技术转化和校办企业经营等多种形式获得资金。民办高校作为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是必然的，但这种规律是与遵循教育规律并重的。市场化的成功运作是以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基础的，而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规律的运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三）加强高校自身建设，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制度

与一般的公办学校相比，民办高校享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如何组织和利用好这种权利，以实现民办高校的自我发展和超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高校的自身建设，首先体现在高校的自我生存与发展。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较少来自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某些保护性政策的支持，这使得民办高校在与公办学校竞争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民办学校在争取政府支持、坚持市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坚持走出自己的特色办学道路，这种特色应体现在办学、管理、人才的培养以及校风班风建设、教职工风貌等各个方面。

2.加强高校自我约束与自我警醒的能力。享有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民办高校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展。民办高校在充分享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因一味追求市场效果而忽视办学质量。民办高校应加强办学效益的自我约束、自我检查、自我监督和自我警醒，不偏离培育人才的主题。

3.加强学校的自我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目前我国民办高校除了部分法人机构举办外，大多采取了公民个人出资举办的“家族化”运营模式。这种模式在变动频繁初创时期，能够有效减少争执、抓住发展机遇，但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层次的增多，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执行相应的职能。民办学校只有树立现代管理理念，依法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施规范管理，提高办学者的素质和决策水平，才能促成民办高校自身走上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四）强化社会参与意识，培育中介力量

世界各国的民办教育发展历史表明，在政府主管部门之外，各国普遍建有各种社会性组织网络，如私立学校协会等。这些社会性组织网络在各民办学校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之间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因此，让社会参与管理，实行社会参与、督导和评估，能够使民办教育更好地惠及民众、服务社会。

1.决策与管理参与的社会性。民办学校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实体，它与社会各组织、各方面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民办学校来说，学校的重大事情，不可能是校长或学校创办人一人说了算，它必须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学校规划、招生、收费等一系列重大和敏感问题上，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将会有利于保证学校决策与管理的正确性和针对性。

2.教育评估的社会性。政府的教育评估多是从宏观的高度，带有检查、监督和考核的性质。而社会组织进行的评估，是为政府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且由于教育专家等倾向于从专业角度出发并且对民办高校的情况较为熟悉，因此所做出的评估意见更权威、更有针对性。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三者共同进行的评估活动，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保证学校教育服务产品的质量。

3.积极培育社会中介力量。目前，民办学校与政府之间以及民办学校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因此，有必要积极培育高等教育基金会、民办高等教育联合会及社会专家咨询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利用其来承担咨询、协调、评估、监督及沟通等职能。这样既可以维护政府和学校双方的合法利益，也可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职权和学校的违规操作，从而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

四、治理理论促成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和谐构建

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针对“公用地两难”的困境，曾经提出让参与者自己在博弈过程中，通过建立一种商榷、对话机制，达成共识，以合作的方式来适当规避过度竞争带来的利益损失。而《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也认为，公正是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是通过博弈形成一种均衡，其所提倡的参与、协调、共识与多赢，也正是治理理论的题中之意。治理理论改变了传统理念指导下的民办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从政府作为唯一合法管理主体到政府、市场、高校自身和社会中介组织共同参与治理；从政府实行单向、强制、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干预到多向交流、沟通与互动，从单目标追求学校办学效益到致力于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共享。在民办高校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高校自身和社会中介等各个组织是一个相互依赖、互动发展、协调配合的整体。在民办高等教育对治理理论的应用和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是政府、高校自身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的共享与多赢：政府通过做好协调和监管工作，能够成功地展示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果，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力和公信力；学校利用政府给予的优越、宽松的环境，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用活办学自主权，提升办学效益；而社会公众则通过参与过程，明确表达自己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满意度，并充分行使监督权，使民办高等教育的服务越来越优质地惠及每位公众。民办高等教育体系在对治理理论的应用过程中，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保证了自身体系的和谐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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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藤，阎光才.民办教育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 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国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的完备和进步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度改造、利益调整以及效果评价等虽然都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但却无法自下而上地改革, 只能自上而下地推进, 这意味政府领导、协调、实施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改革成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智慧的政府, 来突破体制带给教育改革的困境, 而不是选择绕道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大的舞台, 教育改革所需的来自教育外部的制度支持和支撑才能成为现实。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其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 与实践需要相衔接, 国家积极提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六个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些治理能力的提升必将更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红利和效能。对教育而言, 这将从外部加快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保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本身包含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教育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子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教育改革的执行效率会获得更为充分的释放和提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综合改革在教育内部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这个构架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二是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教育组织体系, 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三是要能够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教育治理能力, 有效解决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衡量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该以此为目标。

当然, 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构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改革任务的繁重, 直面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教育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共治, 必须理清理顺政府、教育和学校的关系。注重协商、协调、协作、协同, 并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这是我们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比如政府要分权, 理顺政校关系, 把重心向战略管理方向转移;政府要放权, 抓大放小, 要舍得简政放权, 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 推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同时为了预防“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怪圈, 要监权, 善于运用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等综合政策工具进行监督、引导和问责。总之, 要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 实现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 理顺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 把着力点放在教育体制、法规的建设上, 这是教育治理体系的范畴。教育治理要现代化, 首先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面对现实问题, 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 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各项教育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 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涉及人才培养模式, 涉及教师教书育人, 涉及学生全面成长, 涉及国家怎么选拔人才。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了治理体系的效能。

三是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综合性和关联性都很强, 必须处理好教育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的关系, 教育改革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方式来推进, 这是我们的方法论。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 必须把握和运用好教育、教学和人才成长三大规律, 统筹兼顾, 推进改革;改革不是一个或几个教育领域改革, 而是涉及从学前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 并选择若干重点进行突破。此外, “孤掌难鸣”, 在着力破除制约自身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外, 教育改革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对教育现实的困境和难点, 我们不能回避, 直面现实是第一要点,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运用综合的手段统筹解决一块块硬骨头。

因此,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激励引导、强化检查监督、营造良好氛围等多个方面着手, 才能在综合改革的进程中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提高教育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科学、民主、依法地实施教育治理, 从而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乃至教育的现代化。

当然, 这一切的改革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魂。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 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治理体系现代化 篇5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属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执政者、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强不强，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对治理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毫无疑问是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拿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属于“刺激—反应”式改革，就是揭露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也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碎片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60个领域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解决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法制和制度来“硬约束”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解放思想。要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入手，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从而广泛凝聚共识，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

治理“豪华办学”要反思评价体系 篇6

这次教育部出台节约办教育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转变作风、厉行节约禁令的具体举措，也是破除教育领域奢侈浪费现象的利器。

学校建“豪华校门”等奢侈浪费现象广受社会诟病。去年，网上曝光了许多豪华大学校门的造价，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与高校普遍叫喊的科研经费紧张短缺比起来，说建这些豪华校门是在搞“面子工程”一点儿也不为过。所以说，教育部治理教育奢侈浪费，可谓是打蛇打到了七寸，其中传递出一种正面导向——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于教育事业发展上。

一些学校不顾当地经济实力和自身办学实际，大兴土木搞建设，甚至华而不实地建起豪华大门，固然有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的观念在作祟，但如果仅仅这样认识问题难免失之偏颇，更需要从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上进行反思。

长期以来，学校的各种评比验收有一种畸形标准和观念，就是人为地确定一些不切实际的考核验收指标，其中绕不过去的就是各种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

这些建设费用，往往都超过了学校的实际承受能力，一些学校的高楼和豪华校门也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有媒体报道，去年，福建某中学为争创二级达标校，新建橡胶跑道、多功能实验楼、教学楼、宿舍楼等硬件设施，欠款多达1000万元，学校的正常发展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把教育部治理奢侈浪费的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仅仅停留在制度规定层面还远远不够，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才是关键。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投入的监管，严格追究责任，使奢侈浪费行为“不敢为”、“不能为”。将教育事业项目的论证、立项、招投标等全过程向社会公开，使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加强监督检查，切实堵塞漏洞，确保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另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学校达标、升级、奖励等的评定办法，使奢侈浪费行为“不想为”、“不要为”。建立起科学的评价体系，重软件、实硬件，多看师生队伍素质，多听社会整体评价，多鼓励学校对现有设施改造利用，少提形式主义、不切实际、过度超前的硬件指标，如此，各种奢侈浪费现象在学校也就没了市场。

（来源：《工人日报》 ）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7

袁贵仁指出,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适应教育形势变化、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都必须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深刻认识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 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 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 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 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更好地激发学校的活力, 更好地发挥社会的作用。

袁贵仁强调, 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把握七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把方向,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抓好“三爱”教育和“三节”活动, 突出诚信教育,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要切实改进体育、美育工作, 养成学生一辈子锻炼身体的习惯, 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要部署推进课程改革, 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 转化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 体现到课标、教材以及考试评价中。二是促公平, 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要兜底线, 研究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发展规划”, 注重农民工子女教育, 支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启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保障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要保基本,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 办好必要的教学点, 使每一所学校都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抓好乡村学校和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要上水平, 优化学校布局, 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比例, 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 充分利用教育信息化, 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三是调结构,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 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推动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四是抓改革, 积极稳妥破解考试招生制度难题。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开展改革试点, 优化考试内容, 确保公平公正, 加强宣传引导。五是转职能, 改进教育管理方式。要简政放权, 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 统筹整合专项资金, 减少各种检查活动, 特别是要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要加快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标准体系。要加快教育立法步伐。要进一步完善督学、督政、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 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市、区) 省级督查、国家认定, 完善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 开展全国义务教育质量检测。六是发挥学校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公办普通高校加快推进高校章程制定和核准工作。民办学校、中小学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等建设。要强化依法办学, 提高学校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要坚持面向社会, 引导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继续实施“2011计划”, 推进产学研结合。七是发挥社会评价作用, 动员社会参与支持监督教育。要发挥行业企业作用。把行业企业的评价特别是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要强化专业组织评价功能, 全面启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和“教育满意度测评”两项监测评估工作。要重视社会公众监督, 主动加强政务、校务信息公开, 特别是加大高校招生和财务信息公开力度。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8

一、现代、教育、治理及体系: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概念探析

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 我们认为首先要对“现代”“教育”“治理”和“体系”这四个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在空间和时间上为何指?一般来说, 在空间和时间上, “现代”在西方一般指的是思想启蒙及工业革命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 在中国一般是指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这个时代。而我们这里所指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现代”, 既不是以西方所出现的“现代”作为标准, 也不是以中国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作为标准, 而是以“当下”中国的这个现代作为标准。也就是说, 我们所指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是以当下中国的现代作为我们所说的教育治理体系的时间点。之所以对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现代”做出这样的界定, 是因为西方和中国对“现代”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西方所说的现代比中国所说的现代在时间上要长。更为重要的是, 两者在价值观和内容上也是有差别的, 如西方所讲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我们中国所说的现代社会制度在性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因此, 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含义时, 不能笼统说是以西方所理解的标准, 抑或说是以西方和中国合在一起所理解的标准。我们这里将中国“当下”作为现代的标准, 与西方所理解的现代及中国所理解的现代在时间上是重合的, 因为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现代都包含有“当下”这个时间点, 这样就避开了西方所理解的现代和中国所理解的现代时间长短不一这一矛盾。而最为重要的是, 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下的这个现代, 是专指有中国当下情景特点的现代, 这同样也就避开了西方和中国现代内容中所指不同的矛盾。由此,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研究的任务, 就是要研究在中国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背景下, 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治理体系才能既适应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又能适应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教育”, 既指各级各类教育, 也指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观念。从教育类型来看, 有从教育内容上划分的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特殊教育, 有从机构性质或举办者的角度划分的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从教育层次看, 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级各类中的教育活动是指教育活动的主客体、教育活动内容 (课程、教材) 、教育活动方法、过程、环境等;教育体制就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结合体, 教育机构是指教育实施机构和教育管理机构, 教育制度是建立并保证教育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所形成的各级各类教育体制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和各级各类管理体制;教育机制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基本的教育机制有层次教育机制 (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 , 形式教育机制 (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指导服务式的机制和监督服务式的机制) , 功能教育机制 (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 。教育观念是对教育这种活动的理性认识, 主要包括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

我们之所以这样理解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教育”, 是因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的实践活动第一性的原则研究各级各类教育现象时, 人们首先发现的是这些教育现象的活动范畴, 包括活动的主客体、活动的内容、活动的方法、活动的过程等要素, 以及反映这些要素之间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的活动的机制范畴;而使活动有序而高效, 就要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制度, 于是就形成了与教育活动有关同时又上位于教育活动的教育体制范畴。在教育体制形成过程中, 机构与制度之间、各种机构之间以及各种制度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联系及产生一定的运行方式, 于是就产生了教育体制的运行机制。当教育体制形成后, 教育体制与教育活动之间也要形成一定的关系并产生一定运行方式, 于是就产生了教育体制与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机制。我们知道, 教育活动的开展, 教育体制的建构, 教育机制的运行, 都要产生并受制于一定的观念。于是就产生了教育观念这个范畴。当教育观念形成后, 各种教育观念之间及教育观念与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

由于活动之间都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并形成一定的联系方式, 于是就产生了教育观念的运行机制及整个教育现象运行机制这两个范畴。可见, 教育现象四大基本范畴中, 教育活动是第一层次, 教育体制是第二层次, 而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是第三层次。我们之所以把教育活动作为第一层次的范畴, 是因为教育活动与其它三个范畴相比,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将教育体制作为第二层次的范畴, 是因为教育体制这个范畴是建立的教育活动这个范畴之上的;将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作为第三层次的范畴, 是因为这两个范畴是融于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这四个范畴之中而存在的范畴。如在教育活动中有教育活动的机制与教育活动的观念, 在教育体制中有教育体制的机制和教育体制的观念, 在教育机制中有教育机制的运行机制和教育机制的观念, 在教育观念中有教育观念的机制和教育观念的观念, 以及反映整个教育活动、体制、机制、观念的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由此可见, 教育现象四个范畴的形成和认识的应然逻辑, 首先是教育活动, 然后是教育体制, 最后才是教育机制或教育观念。然而, 现实中的教育现象的形成与认识并非全然遵循这一应然逻辑, 往往偏离应然的逻辑路径, 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特征。比如先是形成和认识教育体制、教育机制, 然后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下展开具体的教育活动, 随后再认识和形成关于教育的观点等。

我们这里所说的“治理”, 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范畴。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斯瑙认为, 治理是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和安排, 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则出现重叠、冲突时, 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 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 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进来, 它发挥作用, 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互动”, 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的定义表述为, 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或者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机构和规章制度, 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 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而授予其权力。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经支配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 机电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根据上述对治理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治理的定义表述为, 治理是指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这种调解不是外部强加, 而参与调解的各方之间的互动而完成的。治理与管制不同。一方面, 管制的权威主要来自政府, 而治理是权威并不为政府所垄断, 治理的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的合作,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只起到制度的供给、政策激励和外部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 管制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过程, 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与治理活动有关的各方, 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处理公共事务。由上我们对治理的理解我们可以说, 教育治理是通过一定规则和程序对教育中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利益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这种调解不以参与调解的任何一方为权威, 而是参与调解的各方平等、合作、互动地处理教育的公共事务。

二、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要素及结构探析

我们认为, 现代教育治理这一现象是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这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的逻辑结构。谁治理这一要素是指参与治理的各方。一般来说, 参与现代教育治理有政府、学校与社会三方即三个子要素。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 学校是教育的实施者, 而社会是教育的支持者和制约者, 这三方理应成为现代教育治理的参与者。这里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 还包括市场的成分。因为实际上, 市场在调节政府、学校和社会关系, 以及调节各种教育的关系上正在发挥其作用, 而且将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 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 社会 (市场) , 当然也包括学校在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 不仅指社会和学校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 而且还指学校和社会能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施加的影响。

治理什么是治理的内容。治理的内容包括四个子要素, 第一个子要素是要协调好学校、政府与社会之间三方之间的关系。总的要求就是要政府对学校实行管、办、评分离, 使学校能面向社会依法独立自主办学。为此, 在政府这方面要协调好各级政府之间, 及政府内部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责权限的划分, 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责权限的划分等, 政府内教育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等部门的关系均属此列。在学校这方面要协调好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 以及学校内部各种关系, 如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上, 在各类学校中, 对学校外部来说, 要协调好普通教育学校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之间, 以及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关系, 在各级学校中, 要协调好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在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中, 这些关系的协调, 主要是要摆正这些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 在学校内部, 还要协调好教学、科研等业务部门与人事总务、财务等行政部门和党委、团委、工会等党群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业务部门, 各行政部门, 各党群部门之间的关系, 协调好学校内部教学、科研、德育、管理等工作之间的关系, 协调好学校内部教师、学生、管理者等各种人员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这方面, 要协调好各有关社会民众, 社会团体和社会媒体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虽然也知道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传媒对学校和政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但人们比较看重的或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市场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 而较少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媒体及市场对学校和政府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 市场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总是和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媒体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的。从综合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 有利于从整体上处理好这些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子要素是协调好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及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 协调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级教育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协调, 主要是指国家在发展这些教育时, 如何摆正这些教育之间的关系。摆正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与上面提到的摆正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谈到各级各类教育, 一般都要谈到这些教育中的学校。然而, 各级各类教育与各级各类学校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当我们谈到各级各类教育时, 除了学校以外, 还有与学校有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即管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 当我们说要协调好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时, 是把学校与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第三个子要素是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四个范畴之间存在着应然和实然两种逻辑关系。由此, 我们所说的要协商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要么按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应然逻辑来协调, 要么按这四个范畴的实然逻辑来协调。但无论按这四个范畴的哪种逻辑来协调, 都必须注意这四个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而不能顾此失彼。如我们在改革教育时, 不能只改革四个范畴中一两个范畴而不顾其它范畴, 否则即使改革这一两个范畴, 随着改革的深入, 必须要跟进其它范畴的改革。如我国开始于教育体制的改革, 后来教育活动的改革 (教育活动的内容即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育机制的改革及教育观念的改革也随之开展起来而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效果, 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个子要素是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四个基本要素中各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教育活动中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及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之间的关系, 教育活动方法中的讲解、讲授、实验、问答等方法之间的关系, 教育活动过程中的各个活动环节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等;教育体制中的机构与制度之间、各种机构之间、各种制度之间, 由各种机构与各种制度所形成的学校教育体制与教育管理体制之间、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之间、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教育行政体制与学校管理体制等;教育机制中的层次机制与形式机制和功能机制之间的关系, 层次机制中的宏观、中观、微观机制之间的关系, 形式机制中的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指导服务式的机制和监督服务式的机制的关系, 功能机制中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之间的关系;教育观念中的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种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治理内容中, 学校、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是整个治理内容的主轴, 也就是说, 各级各类教育关系, 以及某一类或某一级教育中的各种关系;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观念, 以及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各个子要素关系的协调, 都是依赖于学校、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协调, 它们这些关系的协调, 都是在政府、学校和社会关系协调, 以及这三方面中某一方面各种关系的协调过程中实现的。在余下的三个方面的治理内容中, 各级各类教育关系的协调属于宏观的教育治理, 而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的关系的协调属于中观的教育治理, 而教育活动、体制、机制和观念中各子要素关系的协调则是微观的教育治理。虽然这三种治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一般来说, 这三种治理是相互作用的相互影响的。

如何治理这个要素, 包括治理的依据、治理的原则、治理的程序、治理的过程及治理结果的处理等五个子要素。教育治理首先要有一个依据, 有了依据就要有治理的原则即要求。根据一定的依据和要求进行治理, 就要关注治理过程, 尔后还要关注治理的结果是否按一定的依据和要求来进行治理。

治理的依据是指现代教育治理要依据法律和法规来治理。除了依据一般的法律法规外, 特别要依据教育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当前我国已出台的教育的法律和法规还不太健全, 有些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在当前教育改革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下还需要修定, 所以为保证依法治理, 就要加快教育立法和有些教育法修正的速度。另外, 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 由于学校章程是依法制定的学校的宪法, 所以在学校治理中, 我们要注意依据学校章程来治理。做到以法治教、以章治

校。我国当下在学校章程的建制过程中, 只有小部分大学和中小学制定了章程。因此要满足以法治教, 以章治校的需要, 不仅要加快教育立法和修定教育法的速度, 还要加快制定学校章程的速度。

治理的原则是说教育治理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求。这种原则就是平等、公正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参与治理的各方是平等的, 协商的标准是公正的, 对各方的诉求是一视同仁的。提出这样的治理原则, 是因为在教育治理的学校、政府的社会三者的关系中, 政府行使着行政权利, 学校往往代表着学术方面的权力, 而社会一般体现着民主权力。在这三个权力中, 政府的行政权力一般处于强势地位, 不仅如此, 在各级和类教育的治理中, 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上, 在学校内部的党政管理部门与一般业务部门的关系上, 在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的关系上,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 一般前者都处于强势地位。在这种状况下, 教育治理的各方如果不遵循不平等、公正的原则, 那就不是现代教育治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了。

治理的程序是说治理要有一定的步骤, 按序进行, 协调要有一个轻重缓急, 要按教育现象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进行, 不能急于求成, 否则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总的来说, 要先做好教育外部的治理, 即处理好学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还要协调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果教育外部的关系, 如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都没能厘清, 学校还是政府的附属品, 要厘清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在教育内部的治理中, 先要注意协调各级各类教育关系, 然后才可能关注这些教育中的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协调好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才有可能进一步协调好这四个范畴中各子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治理是依法和依章治理, 因而现代教育治理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开放和自由的过程, 而应是一个开放与约束的对立与统一的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自由与控制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就要求现代教育治理要注意处理好开放与约束, 自由与控制的关系, 既要强调开放, 也要注意约束;既要强调自由, 也要注意控制;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现代教育治理只有注意处理好了这些关系, 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治理效果。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9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4]。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文章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这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各有各的内涵,但是不能割裂地看,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先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助力中国梦。

1.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属性和类型,而国家治理能力体现的是发挥治理体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要想使国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发挥治理能力,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在实践中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构建。总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制度模式,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说明,照抄照搬脱离实际的、其他国家的治理体系,往往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然,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针对特定问题,所以可以批评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方法[7]。 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密不可分,都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培养和发展适合本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家治理向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建设

2.1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江泽民同志曾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8]”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 “依法治国” 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突出强调了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2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全民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文明也期待法治国家的建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改革需要依法治国,改革的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0]”

2.3推动型治与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型治”在既定体制框架内的作用。

所谓 “型治”就是要在已经定型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现 “型治”要用 “法治”推进制度建设,让法治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骨髓中去。首先,要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 其次,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 最后,牢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的思想意识,坚决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10

清华大学综合改革主要涉及七大领域,包括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学科发展机制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推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以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 由此可见,综改之“综”,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但绝不是各个专项工作的简单加总,它既不能只做增量改革,也不能单一地推进改革,更不能以创新冒充改革,综合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

人才培养是综合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何能更全面深入地反思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来适应清华新百年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其核心是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培养什么人?第二是怎样培养人?教改方案中并没有针对教育教学中一个具体的领域进行探讨,而是对人才培养做了一次非常全面或者说本质性的探讨,并聚焦为四个最重要的目标和难点,即:变理念、换焦点、转方式、多样化。在教改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与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学科布局改革等方面都Interwind(交织)在一起。因此,深化教改之“深”,既不只是做得更努力更深入,也不只是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在于理念的改变,更强调全息重构。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11

俞可平：我认为，《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呢？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但是，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呢？

俞可平：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和单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第二，要认识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其历史渊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第三，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或者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终要保障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性。三是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里，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两层含义，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第一层含义更重要，那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四是高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子系统，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而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决定》中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上，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性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也势必要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原先“四个现代化”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这第五个政治现代化是前面这“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结果。

记者：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呢？

俞可平：学习和领会《决定》精神，我在这里想强调以下几个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深化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分别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篇12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命题和任务。显然, 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有甚大的区别。传统的国家治理突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元化主导作用, 更加注重国家职能中的政治统治职能, 忽视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客观自主性。现在我们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有国家传统职能转变的色彩, 注重社会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自然发展”, 引入社会非官方组织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力量, 提倡主体多元化。

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从一方面说明了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管制转为管理再进一步转变为治理。另外, 还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摒弃传统僵化的因素,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善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1)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管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2)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前者的落脚点是国家实力, 后者的落脚点是上层建筑, 二者相辅相成。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的复杂化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评价政治体验和政治感受”。 (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严重的现状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政治情绪复杂化的表现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说明了政府与民众未形成合理的对话机制, 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的程序上缺乏有效性, 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受阻, 不仅带来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还激发民众在找不到合理合法程序而采取极端行为。强拆、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挑战。

(二)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我们理解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公共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导向, 突出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公民社会虽未形成但有了质的突破, 公民作为权力主体, 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仍较为低下,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高。我国大多数人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 不知道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是被动和盲目参与。2、参与不理性不合法。人们在利益表达受阻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重则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轻则扰乱公共秩序。3、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为个人参与未加入相应的组织, 从而导致人微言轻, 很少使自己的观点或利益表达成功实现。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 参与程度较低不仅无法满足公共性的价值导向, 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三) 第三方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社会组织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在政策实施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维定, 还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是衡量社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准。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其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先天发育不良, 后天发育“缺氧”的尴尬境地。先天发育不良是指在我国封建专制深厚的历史中缺乏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后天发育缺氧是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角色作用未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具备民众的利用价值。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一)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弥补人性的天然缺陷。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因此, 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第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升代表的专业性, 提高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 规范选举程序, 严把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和门槛;第三, 加快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构建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搞个成果,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互动。首先, 政府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进行“权力瘦身”向社会放权。积极促使政府由“运动员”向“裁判”的角色转变,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宏观系统性和全局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群策群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智慧。因此, 还应有意识地培育其他新兴治理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 广纳言谏, 各尽其力, 把社会各方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 保障公民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改革, 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 致力于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为公民行使权力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其次,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参与配套制度如听证、信访制度等, 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依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公民自身也要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公民治理主体的价值效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塑造现代公民培养公民理性, 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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