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共12篇）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路线图, 激起了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新期待。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 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国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的完备和进步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度改造、利益调整以及效果评价等虽然都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但却无法自下而上地改革, 只能自上而下地推进, 这意味政府领导、协调、实施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改革成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智慧的政府, 来突破体制带给教育改革的困境, 而不是选择绕道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大的舞台, 教育改革所需的来自教育外部的制度支持和支撑才能成为现实。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其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 与实践需要相衔接, 国家积极提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六个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些治理能力的提升必将更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红利和效能。对教育而言, 这将从外部加快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保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本身包含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教育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子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教育改革的执行效率会获得更为充分的释放和提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综合改革在教育内部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这个构架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二是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教育组织体系, 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三是要能够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教育治理能力, 有效解决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衡量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该以此为目标。

当然, 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构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改革任务的繁重, 直面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教育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共治, 必须理清理顺政府、教育和学校的关系。注重协商、协调、协作、协同, 并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这是我们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比如政府要分权, 理顺政校关系, 把重心向战略管理方向转移;政府要放权, 抓大放小, 要舍得简政放权, 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 推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同时为了预防“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怪圈, 要监权, 善于运用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等综合政策工具进行监督、引导和问责。总之, 要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 实现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 理顺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 把着力点放在教育体制、法规的建设上, 这是教育治理体系的范畴。教育治理要现代化, 首先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面对现实问题, 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 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各项教育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 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涉及人才培养模式, 涉及教师教书育人, 涉及学生全面成长, 涉及国家怎么选拔人才。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了治理体系的效能。

三是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综合性和关联性都很强, 必须处理好教育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的关系, 教育改革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方式来推进, 这是我们的方法论。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 必须把握和运用好教育、教学和人才成长三大规律, 统筹兼顾, 推进改革;改革不是一个或几个教育领域改革, 而是涉及从学前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 并选择若干重点进行突破。此外, “孤掌难鸣”, 在着力破除制约自身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外, 教育改革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对教育现实的困境和难点, 我们不能回避, 直面现实是第一要点,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运用综合的手段统筹解决一块块硬骨头。

因此,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激励引导、强化检查监督、营造良好氛围等多个方面着手, 才能在综合改革的进程中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提高教育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科学、民主、依法地实施教育治理, 从而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乃至教育的现代化。

当然, 这一切的改革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魂。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 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唯有如此, 我们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才能更靠近理想的教育。我们相信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正给教育新的高度和宽度, 更接近教育的本质, 更接近“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教育梦。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 我们必须将《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构想, 转化为扎实、具体和可见成效的改革实践。只有如此, 中国教育才能在整个推动国家治理体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起崇高使命,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撑。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基层，人民对奇特生活的感知在基层，做好基层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意见》从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推动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个方面作出部署，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明确了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意见》明确“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做实做细基层基础工作，以“基层之治〞支撑“中国之治〞。在基层工作中，就是要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着全体基层干部坚持和进展新时代“枫桥阅历〞，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好党的良好形象，赢得群众的支持、确定和信任。

要充分发挥法治、德治的重要作用。《意见》就“推动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提出了“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等要求。基层一些矛盾冲突的发生，根本缘由是少数人道德观念的缺失和法制观念淡薄、法律学问欠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扬活动，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的能力和水平，组织法律志愿者，定期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关心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家德家风教育，持续深化教育引导，让家庭和谐、睦邻友好成为常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的关键作用。《意见》关于“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明确了多项措施，对村〔居〕民委员会建设、村〔居〕民自治机制等提出了要求、进行了规范。基层自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能够更好地发挥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自治等功能，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要发挥好基层自治的作用，准时了解把握群众诉求，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准时协调化解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问题，确保预报走在预防前、预防走在调处前、调处走在激化前，做到早觉察、早化解、不激化，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3

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建立在省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没有省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其次，《决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新气象，“治理”我认为含有现代气息、人本色彩，与以往所提的控制和管理是不一樣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针对的是计划经济的管控和人治的方式。《决定》强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暗含了我们现在的治理还不够现代化。

再次，“治理”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意识，另一个是法治意识。就是讲要坚持民主的方式、法治的精神、经济的手段进行治理，提高能力。市场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个支柱。《决定》突出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过去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提出的决定性作用，是一次超越。市场化其实就是民主化、世俗化、平等化，要破除集权化、神秘化、特权化。

法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二个支柱。目前国家治理、城市管理中很多方面，管理是有法律空白的，有些虽然有政策法规，但是并不完善，还有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也要改变靠文件管理，靠强制硬压的做法，古人就讲“齐之以法”，实现法治，全社会受益。

此外，对于北京来讲，作为首都、中央所在地、首善之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应当为全国带个头，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北京已经明确要建设世界城市，城市本身的治理要求也越来越高，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智慧加强治理，提高能力。因此，北京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可以多做努力，率先探索，要建立符合城市发展性质，符合国家总体改革方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北京处于现代化的“后过渡时期”，稳定与安全仍是第一位的，探索要稳妥。以流动人口为例，北京的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几近一比一。人多是北京城市病的总根源，交通、环境、公共服务质量因此降低，人口是自变量，其他是应变量。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4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3]。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4]。 这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其不足。

习近平同志发表的文章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这是从实践出发总结出来的社会治理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各有各的内涵,但是不能割裂地看,要辩证地统一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先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助力中国梦。

1.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层面,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密不可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5]。国家治理体系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属性和类型,而国家治理能力体现的是发挥治理体系作用的途径和方法,要想使国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发挥治理能力,而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在实践中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和构建。总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制度模式,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说明,照抄照搬脱离实际的、其他国家的治理体系,往往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 当然,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针对特定问题,所以可以批评性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方法[7]。 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密不可分,都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要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治理体系,培养和发展适合本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国家治理向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建设

2.1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江泽民同志曾说: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8]”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 《宪法》, “依法治国” 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突出强调了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2.2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强国之路,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全民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设定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的管理;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呼唤法治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文明也期待法治国家的建立,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9]”改革需要依法治国,改革的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革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10]”

2.3推动型治与法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具体来说,就是推动 “型治”在既定体制框架内的作用。

所谓 “型治”就是要在已经定型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的、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在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现 “型治”要用 “法治”推进制度建设,让法治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骨髓中去。首先,要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政法战线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 其次,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 最后,牢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触碰的思想意识,坚决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道路、理论、制度、政策、方法的综合，它主要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民间治理等不同层次，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环境治理等不同领域的治理关系。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我认识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要把人民群众能否在公共利益维护、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权力监督上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我们一方面要强化执政党领导地位，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和保证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使各级党政工作人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政府成为人民满意的政府。

国家治理能力，则主要表现为治国理政的措施、方针、方法的科学性和高效率。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落脚点是全面提升政府管理的现代化，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一方面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政府改革；另一方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其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具体到县一级，则主要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施书记在今年全县干部培训会上提出“中国要改革，浦江要改变”，也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北旧城区改造、小黄坛卫生填埋场投入使用、水环境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等一批重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或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然而，在一些工程、项目的审批上，在老百姓日常办事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县的行政审批环境还有待完善，审批制度急需进一步改革，这不仅是我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为人民服务水平、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考核依据，也是考验政府现代治理能力，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重视，做好以下几点：

要继续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挤出水分”。在以往一些地方的改革过程中，一些部门为了应付上级，将一些审批项目进行合并或调整为审核、事前备案等，表面上虽然减少了审批项目，但审批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要继续精简行政审批项目，通过认真清理、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把政府不该管的事项都转移出去，交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来管。

要继续精简行政审批流程，“增速提效”。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相对集中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政务中心或政务大厅，实行“一窗式”、“一站式”服务、工作人员首问责任制、行政审批流程跟踪单等等，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办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一些行政

审批事项的环节仍然过多，不仅审批程序繁琐，而且审批过长，审批效率低下，甚至相互推诿。同时，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现象仍然存在。要继续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通过发展电子政务，优化行政流程，创新行政审批方式，实行网上申报、网上审批，不断提高审批效率和行政效能。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0-0045-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大量的社会成员脱离传统的“单位”而走入社区，转变为“社会人”和“社区人”[1]，城市社区成为基层社会的基本治理单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度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社会治理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治理的绩效，而社区治理取得良好绩效的关键在于社区治理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是否具有充分的胜任能力。因此，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选配好社区治理的领导班子[2]，优化社区治理的专业队伍，是达到“善治”的重要途径。[3]实践证明，城市社区治理的成败离不开一个“以党群工作作为自己事业来做”的“班长”，而一个“班长”能量的发挥离不开一个“能力强、素质高”的集体。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也着重强调村居党组织带头人建设。

在上海城市社区发展的实践中，社区治理的组织者与实施者的角色由社区党群工作者所扮演。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出现了断层情况加剧、人才流失严重、工作压力巨大等问题。[4]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涉及社区党群工作编制少、待遇低，党群工作者专业化程度不高，培训机制不健全等方面。[5]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能力因素也是当下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根本性问题。[6]

二、胜任力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

党群工作者能力的构成假设

胜任力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里兰于1973年提出的，他把能够影响个人工作绩效，进而能够提高组织效率和促进个人事业成功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称为胜任力。根据胜任力理论，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应具备的能力是指这一特定主体能够胜任这一岗位所需的综合性本领。胜任社区党群工作这一岗位应具备的能力既与先天的因素有关，也与后天的学习相关;既与内在特质相关，也受外部环境影响;既包括基础性的知识掌握、技能运用，也包括核心化的价值取向、个性动机。本文依据胜任力理论把社区党群工作者应具备的能力构成分为技巧性能力、基本能力与核心能力三个层面。第一，技巧性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政策解读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等内容。第二，基本能力，包括资源动员能力、组织沟通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矛盾化解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服务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受内在动机、特质与外在

知识、技能共同影响决定的。第三，核心能力，包括政治鉴别能力、统领全局能力、知人善任能力、变化预判能力等，这些能力是由内在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所决定的。

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能力构成假设的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实施具体有效的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的能力。社区党群工作者所需的技巧性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相对比较容易培养与提升的;基本能力的培养提升，一方面依赖于技巧性能力所提供的基础支持，另一方面也与后天的学习培养密切相关，其中个人的动机、内部特质是影响基本能力发挥程度及其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核心能力不仅受基本能力的内化状况、个人动机、内部特征等的影响，而且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引导相关联。

三、上海市静安区社区党群工作者

能力状况的实证分析

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社区形态较为成熟，社区成员构成多样，历来十分重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在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建设的问题上，静安区委组织部在实证调研中发现，党群工作者自身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不高是队伍建设的根本性问题，遂提出能力与岗位的匹配性是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依据胜任力理论和方法，对静安区236名党群工作者（包括71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46名社区党群工作者、119名其他类党群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专题访谈。

（一）社区党总支书记队伍能力状况分析。在被调查的全部71名社区党总支书记中，认为自身现有的知识能力能够完全满足工作需求的仅占到9%，72%的书记认为其能力结构仅仅是基本满足工作需求，另有17%的书记认为现有的知识能力已不能满足目前的工作需求。从年龄结构来看，静安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年龄结构偏大，50岁以上的党总支书记48人，占总数的68%，40岁以下只有9人，占总数的12%。在年龄较大的党总支书记中，有相当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因转岗而分流到社区工作的，他们中许多人曾是国有企业的业务骨干和管理能手，表现出适应能力较强、工作思路清晰、对党忠诚敬业的显著特点，但也由于年龄结构偏大，其信息获取、计算机应用、公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相对欠缺。年龄相对较小的党总支书记一方面缺乏历练经历，另一方面担任党总支书记的时间不长，在统领全局、变化预判、资源动员、矛盾化解等方面显得能力不足，但这些年龄较小的党总支书记具有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强的特点，在一些基本能力与技巧性能力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因此，静安区社区党总支书记队伍的年龄断层造成了能力结构的短板不一，年龄小的总支书书记核心能力以及部分基本能力有待提升，年龄偏大的总支书书记则更应适应新时期居民的新需求，更好的掌握计算机应用等技巧性能力。

（二）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能力状况分析。从年龄结构来看，静安区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年龄优势较为明显，年龄段在23-29岁的有33人，占总数的72%，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大学校园直接走进社区。在与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交流过程中，许多人提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碰到“不知如何说起”、“没有共同话题”等问题，造成了很难贴近社区居民开展工作、提供服务的尴尬局面。也有一些人感慨，“老书记经验丰富，在处理突发事件、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得心应手，社区居民也往往很买老书记的面子，自己处理类似的事情则缺乏魄力，偶尔有失稳妥”。由此可见，目前静安区的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工作经验相对缺乏并造成能力不足。从能力运用情况来看，技巧性能力有余，基本能力有待提升。对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的调查问卷显示，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业务处理能力、政策把握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都处在十分关键且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当问及目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时，有26.7%的党群工作者直接提出自身的能力素质有待提升;有38.8%的党群工作者认为群众不理解自己的工作，也就是在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存在问题;有58.2%的党群工作者认为自己的资源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存在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通过访谈发现，在年龄结构相对较轻的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中，由于其学历层次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其信息获取、公文写作、语言表达等一般的技巧性能力都相对较突出。因此，静安区一般社区党群工作者能力结构的特点为信息获取、公文写作等技巧性能力有余，沟通交流、资源动员、政策把握等基本能力有待提升。

（三）社区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者能力的评价与需求。居民是社区党群工作者的工作对象，在对静安区71个社区的居民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中，有近90%的社区居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或矛盾，会向社区党总支书记或党群工作者求助，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者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居民对其能力的评价也是社区党群工作者现实能力状况的真实反映。从居民参与度来看，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者组织的活动或提供的服务有着良好的参与度，多次参与的占69.2%。从满意度来看，居民对活动或服务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多次参与的居民满意度达到99.3%。由此可见，居民对静安区社区党群工作者的总体评价相对较高，对其能力相对较为认可。从居民要求来看，居民对社区党群工作者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的能力、听取居民意见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反映居民诉求的能力。这四个能力都是最贴近居民的能力，这就要求社区党群工作者要切实提升沟通交流、团结协作、矛盾化解、危机应对等基本能力。

四、提升城市社区党群工作者能力的主要对策

（一）拓宽选拔，建立后备梯队。针对城市社区党总支书记年龄结构老化、后备人才不足的现状，按照“内育苗子、外引人才”的思路，不断畅通选拔渠道。一是探索“广蓄、优育、严选”的科学化发展路径，大力培育本社区（地区）的后备人才。从党群工作者、党员社工、就业年龄段的党员居委会成员中遴选、储备一批工作能力强、热爱社区工作，同时具备一定领导才能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后备队伍。二是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党总支书记助理的方式，定向培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对于德才兼备、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广泛认可的优秀助理，通过届中任命或公推直选转为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或书记。

（二）保障激励，留住人才资源。全面落实社区党群工作者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表彰奖励等政策，为社区党群工作者内在价值观和职业精神的塑造提供资源保障。在薪酬福利职业发展方面，明确薪酬福利与职业发展的等级制度，凡是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考核通过的社区党群工作者均可有序的晋升到上一级，为社区党群工作者提供了可视化的晋升空间。在表彰奖励方面，挖掘、宣传社区党群工作者中的优秀典型，及时提炼特色工作方法、工作成效，对实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先进社区党群工作者进行表彰。

（三）以老带新，互补能力短板。实行以老带新制度，充分发挥老社区党群工作者经验丰富与年轻社区党群工作者技巧性能力突出的双向优势。年轻的党群工作者跟随老书记深入居民区组织活动、化解矛盾，学习老书记的方法，积累经验;老党群工作者则学习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学习运用微博、微信等新的信息获取与信息交流工具，并以新媒体为载体开展社区工作。

（四）培训教育，学习中提高能力。以健全教育培训机制为手段，不断提升社区党群工作者的职业胜任力。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明确培训内容，不断优化培训方式。从职业道德教育为切入点，从观念上帮助社区党群工作者把社区工作转化为自身的事业，形成自我的内在激励。在培训内容上，系统设计培训课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定期开展各类课程，包括政策理论、岗位知识、专业技能、人文素养等方面。在培训方式上，坚持问题导向、实践为重的培训理念，在理论讲授、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实地考察等基础上，重点围绕基层社区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实践思考为核心，通过专家理论解读、先进典型交流心得、分析研讨、归纳总结，在社区党群工作中形成对于破解难题机制和方法的共识。

（五）共建活动，实践中积累经验。共建活动包括支部结对共建与领导（指导）共建两部分。其中，支部结对共建主要指社区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两新组织的党组织的共建活动;领导（指导）共建是指在党群工作者与区级层面的对口政府部门领导直接面对面，共同探讨解决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支部结对共建活动有效地将社会组织、两新组织的资源、经验等引入到社区中。领导（指导）共建使党群工作者与对口政府部门领导直接进行交流，对组织沟通、政策把握等能力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效果，对社区治理中疑难问题的妥善解决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德荣，邱素琴. 社区党群工作者的专业化、职业化与社会化[J]. 党政论坛， 2007（2）：30

[2]申利侠，章再彬.上海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9）：51-53

[3]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 中国乡村治理的“杠杆”效应——江苏如皋机关驻村“第一书记”的创新探索[J].人民论坛，2012（21）：64

[4]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组织部.对加强社区党群工作者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4）：44

[5]朱雯，史文锐，贺明. 社会管理转型期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6）：46

[6]石旭. 对提升党支部书记能力素质的思考[J]. 理论学习与探索， 2010（4）.13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7

关键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指在新的形势下, 以党领导的, 管理我国每个领域和各类事务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管理国家事务的相关制度系统, 并且各制度之间组成能够相互衔接的整体,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党的建设的各种制度和机制, 也包含各类法律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根据时代和时局的变化, 在现有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 以达到各个制度日趋完善的目的。

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我们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增强治理国家的能力, 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

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 有很多的优秀文化及治理经验传承下来, 近些年来国际环境风云巨变, 中国共产党既要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文明, 又要不断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提高国家执政能力。

(1)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和全面改革时期,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一个巨大创新, 表明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的全新探索, 将实现多方面的全新转变, 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由人治转向法治, 在治理进程中采取积极措施, 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2) 有助于管理腐败问题, 倡导为证廉洁。腐败就像是一颗寄生的毒瘤, 像钢铁被腐蚀的过程那样, 在腐蚀着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因此, 治理腐败问题刻不容缓,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为实现国家政治发展廉洁化起到积极作用。

(3) 有利于顺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某些重要制度体系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涵盖了国家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层次上事务的治理方面的内容, 为我国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内在需求。

(4) 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协调发展。自中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后, 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 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 国内外各种力量相互交错, 对我党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和挑战, 因此我国要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才能使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持续稳定, 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4.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问题

(1) 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科学执政本领, 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党为领导, 人民为国家主人之间的关系, 在符合客观规律, 符合科学性的基础上, 巩固国家在治理方面的治理成果, 总结国家治理成果, 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2) 制定相关体制, 保证制度体系权威性, 提升运用效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准则, 权威的体现, 治理国家的规范, 应努力完善相关制度, 提高运用管理体系的能力, 坚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3) 注重改革过程中的协调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 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着前进, 不断积累并总结经验, 从经验中确定下一步的目标, 这就要求改革过程中, 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协调, 才能真正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要完成党的最终宗旨——为人民服务, 就要遵照时代的变化和满足群众的殷切期盼, 大力推进党的全面建设和能力培养。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胡洪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回眸与前瞻[J].学习与实践, 2014 (06) .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8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 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 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 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获得竞争优势, 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 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 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 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 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 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 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 志愿者协同能力等, 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 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 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 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 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 奉献聪明才智, 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 筹集一定社会资金, 实施社会救助,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公平, 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 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 帮助农民增产致富,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 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 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 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 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 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 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 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 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 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 相当部分社会组织, 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 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 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 由于资金缺乏, 待遇不优, 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 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 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 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 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 资金匮乏

目前, 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 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 “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 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 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 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 自律机制不健全, 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且有不当营利行为, 社会形象差, 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 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 完善的管理制度, 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 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 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 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 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 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 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 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 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 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 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 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 建立PMO (以项目管理为核心) 组织, 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 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 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 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 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 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 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 身份不明确, 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 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 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 加快立法步伐, 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 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 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 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 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 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 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 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 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 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庆钰, 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4-1.

[2]张华林, 关于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 2008 (08) .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9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方面, 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一) 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

这里所说的治理体系, 是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社会制度。

这里所说的治理能力, 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 相辅相成, 有了科学的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 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 正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特定含义

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有效管理, 同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化;二是强调提高治理水平,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正确理解和把握“治理”与“管理”的内涵区别

从“管理”到“治理”, 折射出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 治理的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第二, 治理的方式由“单向”向“互动”转变;第三, 治理的本质由“集权”向“分权”转变;第四, 治理的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二、河南省推进社会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探索和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河南省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 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河南省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了重大成绩, 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 河南省推进社会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河南省, 在治理社会方面有着一些独特经验和智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 河南省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步伐相应加快, 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明显。特别是“十五”时期以来, 河南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机遇, 加快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谋求发展的方针,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全省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事业开放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取得可喜的成绩。

(二) 河南省推进社会事业开放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根据省情, 河南省党和政府建立和发展了适应省情的社会管理制度, 取得了重大成绩, 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之后, 河南省党和政府依托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探索和总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 使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 展现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为“三个广泛性”:一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广泛性;二是社会治理内容的广泛性;三是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的广泛性。

三、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对策

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对策, 既要体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 又要体现我省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和对我省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一) 《决定》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是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纲领性文件。我们必须以《决定》为指导, 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实际, 制定有效对策, 积极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 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

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 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敏感性, 解放思想尤其重要。然而, 在中国, 破除传统之蒙、激扬科学理性是比清末民初的救亡变法更为艰巨的时代课题。要确立人的现代化的主体地位, 升华人的境界与理想人格。这是人的现代化的永远的追求, 不能排除在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可能性。因此, 对那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陈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必须设法革除, 要有讲求效率、勇于开放、面向未来的进取意识。

(三) 坚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治理的自信自觉

今天, 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 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 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 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 河南省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 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相比人民的期待, 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河南全省上下都要坚定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 提高自觉, 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 加强顶层设计, 从战略上谋划河南省社会事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是河南省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 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 从上层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克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 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等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弱点, 应当加强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 分阶段制定河南省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 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 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 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 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 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也不能草率从事, 应当广泛讨论, 从长计议, 避免短期行为。

(五) 结合河南省的具体省情, 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推进河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 以到达人的现代化的丰富与完善。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除了自身的发展因素外, 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质素。在当今“开放、对话、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文化多元的融合及其魅力, 使我们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因固有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 作为现代的人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和自救意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 不论中外, 都存在继承与发扬、选择与借鉴的关系。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创新与守旧的矛盾冲突中, 对优秀的文化要消化吸收, 对腐朽的文化要抵制摒弃, 这样, 才能达到人的现代化的丰富与完善。

(六) 深化体制机制改, 完善我省社会事业开放体制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着治理水平和效益, 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 两者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 制度更具有根本性, 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 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 河南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 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 “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 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

(七) 健全互联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平台来辅助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 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等。这些举措也表明了信息化系统和平台将在现代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河南省要初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 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我们坚信, 只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积极推进改革, 在省委的领导下, 全省人民共同努力,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2011年2月19日,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EB/OL]//www.peaple.com.cn.2011-02-19.

[2]杨海蛟.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管理的优势[J].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3) .

[3]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N].河北日报2011-03-02.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10

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优先选项

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新概念,是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得到应用的,开始的时候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运用,表示高等教育是一种涉及多种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的事业,不能由政府或高校领导管理部门垄断举办和管理,应当发挥各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在办学和管学方面的作用。就治理的本意而言,既有公共治理又有公司(组织)治理,也就是说,治理的涵义既涉及宏观层面又涉及微观层面;既包括了参与举办和办理相关事业,又包括了拥有相关事业的话语权、表决权和监督权。其内涵主要有四:一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举办;二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 三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监督;四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分享。也就是说,治理一方面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保证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唯其如此,利益相关者才可能共同分享成果,从而达到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治理的目的。因此, 治理所尊崇的价值主要是平等、协商、责任和共享[1]。

传统上,我国对高等教育实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权,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办学施加直接而有效的领导与管理[2]。我国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封闭, 除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内部党政组织机构和相关党务、行政人员外,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基本被排除在办学和管学之外,在举办、决策、监督和利益分享等各方面都没有参与的权利。治理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 充分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参与,改变只有少数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办学和管学的状况。因此,高等教育治理的内涵主要有四:一是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投资办学体制, 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群体与个人共同办学的格局,丰富高等教育资源筹措渠道,促进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二是建立和完善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机制,保证高等教育政策反映利益相关各方的诉求; 三是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教授治学和学生参与的机制,使高校内部利益相关各方的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四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高等教育的监督,放松管制,以形成社会化的高等教育问责体系。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治理的任务是复杂而多样的,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既包括办学也包括管学,涉及高等教育全方位各层面的改革。

毫无疑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功能看,高等教育治理包括参与投资举办、咨询决策、监督问责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从构成要素看,高等教育治理包括思想、组织、制度和能力等方面。高等教育治理的功能是通过其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构成要素是高等教育治理功能实现的基础。在构成要素中,高等教育治理思想发挥着引导作用, 高等教育治理的组织建立、制度建设和能力要求与培养都以高等教育治理思想为指导,都要体现治理思想所包含的价值期望,并保证其得到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包括遵循治理思想所建立的各种审议、咨询、决策、审核、监督、仲裁和评估机构及其组成人员;若以高校为界,又可分为外部或宏观治理组织和内部或微观治理组织,外部和内部都可能建立不同层次的治理功能组织,它们共同构成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高等教育治理制度是根据治理思想的要求所制定的各种法规、政策和规章,它既是高等教育治理思想的反映,又是治理组织开展治理活动的准绳。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即治理组织和相关人员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由于组织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其组成人员实现的, 因此,治理人员的能力是关键。如此看来,在高等教育治理的四要素中,在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治理组织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治理思想和制度需要通过治理组织和能力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当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的优先选项。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首先表现为实践,即建立治理组织,执行相关治理政策规定,以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最初并没有成熟的治理思想或理论,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探索。“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延续并强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办学的举办和管理体制, 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具有全能性,既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还是高等教育成果的调配者;另一方面,中央、地方、部门各自为阵、缺乏协调和统筹,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对所属高校发挥影响力, 政策效力难以达到其他政府机关所属的高校。1986年,中央政府改组原教育部,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以发挥政府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尽管后来原国家教委又改组为教育部,而且原国家教委的设立还只涉及到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的协调与保障,但不可否认,成立国家教委本身代表了高等教育治理及其意义开始为我国政府所接受,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理改革开了先例。

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治理研究为高等教育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治理研究相向而行的是, 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教育部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等组织得到成立,在相关教育政策研究和咨询方面发挥影响;在微观层面,高校学术委员会改组,教授会成立,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等组织设立提上议程,都表明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发展开始走向多样化,且渐成体系,治理思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举办和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过,应当承认,高等教育治理仍然是新生之物,其思想还不成熟,组织和制度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治理能力也还有待改善和加强。不仅如此,高等教育治理的内外环境仍有待改善和优化,因此,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任重而道远。

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治理体系建设是在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的课题,改革办学和管理体制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 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办学体制,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的转变, 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需要。封闭办学不可能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高等教育需要, 单一投资主体不可能支持高等教育大规模办学,不可能提供大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办学能力。所以,构建开放、多元的办学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现代化,就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管理体制,在宏观层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的体系;在微观层面,建立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专业权力和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体系,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办学的透明度、监督的多元化,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保障利益相关者各方能够共享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所具有的达成治理目的的能力。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既有办学和管学的传统主体,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高等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任职人员,又有非传统主体,即因治理的需要参与进来的社会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传统主体和非传统主体都有治理能力建设问题。在高等教育治理由动议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治理能力便开始发挥作用。治理能力强,则高等教育治理的推进可能比较顺利;治理能力弱,则高等教育治理的发展可能比较缓慢,障碍重重。所以,加强治理能力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高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的要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一般的社会现代化要求并不完全相同,而有其特定的意蕴。在具体阐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之前,先明确它与另一个常见的表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系。从语义的角度讲,二者有着大致相同的内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指向正是现代化,所以,在本研究中,二者被看作是同义语。一般而言,现代化往往要经历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但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新概念,在实践中则是正在探索的新领域,客观上并不存在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即便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一些治理组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治理能力,仍属于新事物,也不存在需要现代化的问题。所以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与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特征有着相同的意蕴。尽管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19世纪后期, 但今天所探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20世纪后期提出来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一脉相承,没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就无需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外部环境要求推进高等教育治理[3]。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以构建政府、高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高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4]。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体系来代替现行的办学和管学组织及其体系,而是改善,是一种功能补救。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和完善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办学的高等教育投资举办组织及其体系,形成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和混合型高校并存的局面,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公民个人投资举办高等教育的权利。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办学主体、社会团体和公民代表参与的高等教育咨询、审议和决策委员会组织及其体系,发挥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保证民主办学和民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三是建构和完善社会问责和评估监督组织及其体系,发挥社会组织、公民团体和个人的监督保证作用,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效的发展。四是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中层、基层和师生员工充分参与的治校和治学组织及其体系,尤其是教授治学的组织及其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群策群力、责任共担的高校办学格局。

治理体系与已经存在的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组织及其体系之间既相互交叉,又具有独立性。交叉主要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内部党政组织作为传统的办学和管学主体,往往也是治理组织及其体系的构成主体,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治理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独立性主要表现为治理组织及其体系构成主体多元化,尽管有政府和高校党政组织代表参与, 但却不是依靠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发挥影响,而是通过利益相关各方民主协商、多元互动形成决议发挥作用。治理组织及其体系从属于政府和高校,比如,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可以附着于政府和高校,比如,政府成立的具有治理功能的咨询或审议委员会、高校建立的有社会企事业单位参加的联合办学组织等;也可以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之外,自主地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比如,社会组织和个人自主设立的高等教育评估组织、研究组织等。整体上,治理体系是对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治理组织的统称,它具有松散性,构成治理体系的治理组织之间可以有所属关系,比如,高校学术委员会与其所成立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之间就存在隶属关系,但多数治理组织之间往往不具有严密的隶属关系。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在于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建设,包括理清和明确各种治理组织的职能、人员代表的构成、运行方式以及与相关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组织的关系等,创设治理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以保证治理组织能够发挥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效发展的作用。至于具体的高等教育治理组织的体系化,虽然只是个别治理组织建设的任务,但也不可轻视,尤其是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体系化, 直接关系到学术委员会能否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应当加强建设。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暂行规程》,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最高学术组织,具有学术咨询、决策、评议和审核等功能,除了其自身能够自主地发挥治理功能外,其所属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争议评议或仲裁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各种专门委员会所构成的学术委员会体系,可以在多方面发挥治学作用。因此,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当建立高校学术治理体系, 包括加强学术委员会体系建设,以及新建或调整学术委员会与大学党委、校长及其办公会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5]。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提出的要求。概而言之,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治理组织,另一类是治理组织的构成人员。两类主体都有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对治理组织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 根据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明确并落实各种治理组织的职责权限、运行规范、活动准则以及与相关政府部门和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等;对治理人员而言,因其构成来源差异很大, 包括来自校外党政部门的代表、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的代表、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公民团体或群体的代表等,不同人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对治理组织中的党政部门代表和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代表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实现角色转换,加强沟通、协商和协调能力,调动其他治理人员参与办学、管学和治学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人员的作用,保证高等教育治理目的的实现;对其他治理人员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提高其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能力、意愿表达能力、沟通协商能力、监督和评判能力以及责任分担能力,以保证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治理组织还是治理人员,能力现代化不仅事关治理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且事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

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必要条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基础地位不仅是由其自身的属性决定的,而且是由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决定的。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体制是高等教育的组织外壳,只有现代化的体制才能承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功能。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它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的、封闭的、办学和管学主体单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招生就业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投资拨款体制、宏观管理体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等都进行了改革,不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且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些改革既有对原有办学和管学体系的完善,也有在原有体制之中嵌入新的治理机制的改革,也就是说,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既包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的维新,又包括治理体系的新建。之所以要新建治理体系,是因为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难以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即便对传统体制进行维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对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弊端的补救。治理体系的嵌入将广泛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个人纳入进来,使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有助于改善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优化传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和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从而使高等教育体制的现代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治理体系现代化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是技术先进、设备优良的,是条件充裕、环境优越的,是高水平和高质量的。这也就意味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离不开充分的物质基础, 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只可能是镜中月、水中花。一般来讲,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物质保障需要通过两条腿走路来实现:一条是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另一条是民间资本投资。在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政府独揽高等教育的举办权,政府财政拨款成为高等教育唯一的物质保障渠道,由此形成了传统的办学体系。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突破传统的高等教育举办体制,打通民间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渠道,建立多元投资主体举办高等教育的体系,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筹集更充分的办学资源。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办学的格局已经初见雏形,但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健全民间资本投资办学的组织体系,更开放地吸引更广泛的民间资本投资举办高等教育,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仍是高等教育现代化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嵌入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体制现代化;二是开拓高等教育投资办学渠道,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障碍,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引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而且支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为高等教育扩容、发展大众或普及高等教育奠定组织和资源基础,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及其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治理主体的能力所决定的。治理主体由传统的办学与管学主体和新兴的参与办学与治学的主体所构成,两类主体所代表的高等教育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正是其差异之处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治理能力的状况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密不可分,治理能力水平高,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越明确、进程越顺利;治理能力水平低,高等教育现代化就会方向模糊不清,进程缓慢拖沓。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治理体系建设历史短,治理组织健全程度不高,治理人员构成复杂且治理经验不足是客观事实。加强各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意义不但事关治理水平的高低,更是关系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实质上,高等教育治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高等教育治理必须优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间既是包含关系,又存在因果条件关系。一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此,优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提高各级各类办学、管学和治学主体的能力,不仅能够增强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提高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而且能够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

摘要：高等教育治理是解决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参与办学和管学问题的举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两个主要构成要素,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但二者高度相关、相辅相成。治理体系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参与办学、参与管学和参与治学的所有组织及其结构关系,治理能力是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又能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引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支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11

【关键词】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件

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提高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以下七大要件：

1.合法化

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考察治理资格是否合法。其次是考察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是否合法。

历史上我们经历了“神授”、“天授”、“民授”等几种说法。“神授”说认为治理权是“神”给的。你如果不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就是违背神的旨意，“神”就会治你、处罚你。我们讲的治理现代化，就是在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主权在民的治理理念基础上建立的新型治理体制。任何现代治理，必须是大多数民众支持、拥护的治理。历史上我们党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获得治理权的，人民也是支持、拥护的，也是合法的。小平讲过，我们以后也要实行普选，就是一人一票选举政府、国家的治理者。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必须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

2.制度化

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党政合一的体制下，执政党的政策对国家各项工作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甚至执政党本身制定的党规党法也与国家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存在着“法治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首先必须要“制度化”。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保证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因领导人的个人意见而改变；相反，而以广大人民的需求而改变、完善。所以，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3.素质化

一方面必须提高干部素质。二是必须提高群众的素质。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人，特别是靠党的干部。因此，干部的素质是决定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要提高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就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需要各位干部各尽其职，恪守其位。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使各部门能有效运转。同时干部需要修身养性，历练风度，提高自身修养。党员干部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能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党员干部要能够及时准确地把单位的决策，让群众知道和明白，理解和接受，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人心齐；能够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普及下去，变成面上的成果，带动全局发展等等，能够把工作落实到每个部位、每个环节，务求实效。

4.系统性

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国家治理的范围上看，应该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市场治理体系等方面；从国家治理的内容上看，应该包括常态治理体系、特殊治理体系—譬如国家间关系的治理体系，以及危机治理体系等。

建设和完善我国治理体系，必须做到三个匹配：一是必须和我国国家制度相匹配。我国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建设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前提。二是必须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匹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要将市场和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遵循市場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多元共治体系。三是必须和人民群众需求相匹配。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中，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一套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模式，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创新性

现代国家治理是依托制度的治理。制度作为软实力，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一些原有的体制机制无法满足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需求，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很多治理问题就是因为体制机制不配套、不衔接、不合理造成的。创新治理体制、强化制度建设，为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变化提供确当的规范，是改善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要善于在继承中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许多符合国情和适应发展要求的治理机制。推进治理体制创新，绝不是否定和放弃这些行之有效、具有独特优势的既有成果，而是要推陈出新，在不断地完善和变革中保持治理机制的效力与活力。要善于在借鉴中创新。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做法和制度，要加强对古今中外国家治理制度和经验的研究借鉴，扬弃结合，取舍有度，推进治理机制创新。要善于在实践中创新。创新治理机制，既要注重顶层设计，站在全局高度科学谋划各个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也要注重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探索实践，尊重群众首创，并及时将其上升为国家治理机制。

6.执行力

党的十八报告要求，学习和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重要和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之外，通过增强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来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通过有效的“道德”、“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性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价值冲突也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学会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包括法治手段在内的各种治理手段来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并基于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治理能力来构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代化事业，应当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齐心协力，为全面推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现代化做好各项扎扎实实地理论准备工作，努力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7.大众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 篇1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的关系日益趋向平等、双向、互动、协同。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 其自身担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使命使其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上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教育的独特性。 因此,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为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提出, 代表着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的变革。 从“治理”的内涵看,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如此界定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安排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认同的、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即在于治理政策的调整, 主要趋势表现为减少国家的管控, 强化大学的自主, 引进更多的市场力量, 讲求绩效责任, 并且期待大学与社会有更多的合作。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中等程度大众化阶段。 1998年, 我国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 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 到2012年, 我国高等院校已达2442所, 本专科在校生2391.32万人;1998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3335人, 2012年达到9675人1。 对此, 我们不能只看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还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权益的多样化和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加。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 既需要“正式”的制度安排, 也需要“非正式”的制度设计。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已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 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过去, 我国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少, 很多人不了解高等教育, 因此, 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相对较少。 而时至今日, 读大学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利益相关方显著增加, 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了解高等教育, 也就更容易看到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都能对高等教育品头论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要与之相适应。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的经费来源多元化, 筹资集资的数量不断增加, 有的高校总体办学经费中的国家拨款已不足1/5。 再者, 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学生走向社会的渠道也进一步变化, 市场在就业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同时,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 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的概念下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显然已经落伍了。 现实情况要求我国要从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 要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由办教育转向管教育, 由管理转向服务。过去, 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理的能力不足, 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目标的要求下,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部署中, 《决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提出了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并提出若干具体实施办法:“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 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1]。 因此可以说, “管办评分离”是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当然, 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来看, 管办评分离是一种相对的分离, 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管办评的分立、分工、互动与协同。 建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以下仅从“管办评分离”的角度谈一些认识。

二、治理理念下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

“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 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协调与互动的过程。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3]。 “治理”区别于传统的“统治”、“管理”, 它强调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 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 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 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在于所有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公共目标及行动方案。这就改变了原有的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管理”模式, 而要重构高等教育事务管理的权力体系。推动这一重大改革的起点和主导力量在政府, 没有政府的职能转变, 也就谈不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方面, 应主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向”:

一是在工作理念上实现从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首先应该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管”字当头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 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与理念, 将“为高校服务”落实到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政府对高校的服务既包括为高校提供经费支持、国内外教育信息、学生奖贷资助等直接服务形式, 还包括制定规则、维护秩序以及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等间接服务。政府与高校之间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控制关系, 还要有平等协商式关系。

二是在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综合运用法律、规划、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在运用政策和运用法律的关系上, 更要善于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因为教育政策不等于教育法律, 与教育法律相比, 教育政策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强等特点, 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管理高校, 具有很强的优势。但是, 教育政策有时会根据领导者的意志而更改, 稳定性、连贯性差, 一旦政策有问题, 后果也会很严重。因此, 政府在服务高校的基础上, 要更加注意运用法律进行“管理”。

三是调整行政行为空间, 政府简政放权, 给高校更大自主权, 激发基层活力。 首先, 中央要向地方放权, 进一步健全完善高等教育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以地方政府为主的体制。“两级管理、三级办学”的理念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就已经提出了, 现在还需继续深化, 办学还需向基层延伸。其次, 政府要向高校放权。这不仅是对中央政府的要求, 也是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笔者在多年工作中对此感受很深切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在省市这一层面更突出, 地方高校的自主权更小。 地方高校的人事、干部、经费等的决定权大都在省市的相关部门。无论是学校人才招聘, 还是教师职称晋升、处级干部任免, 都要省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审批。 一些高校虽有抱怨但又怕得罪权力部门而不愿多言。 因此, 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十分明确,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高校, 以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 放权的主要对象是高校, 而不是由另外的某些社会组织来直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 从而让它们成为“第二政府”。 同时, 政府还要下决心克服立项过多、审批过多的弊端, 真正成为责任政府、 法制政府、服务政府。

三、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高校治理能力

高校是政府放权的主要对象, 要让高校真正享有独立事业法人组织的各项应有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 已经基本走出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管理模式, 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 一些方面已经进行的改革也还有待深化。应该说, 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提高高校内部治理能力是改革的基本方向。

高校作为国家、 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 “外接内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 《高等教育法》 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该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施民主管理。 ”[4]这三方面是一个整体, 指明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基本内容。 自主权不是自说自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确行使自主权, 正如袁贵仁部长在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 必须做好 “面向”、“依法”、“民主”三方面的文章。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其实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的社会、面向世界的社会、面向未来的社会。 高校要面向社会定学校之位、面向社会设置专业、面向社会进行教学改革, 要善于利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机制吸纳各种社会资源, 还要接受社会监督; 所谓“依法”, 就是要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学校事务;所谓“民主”, 就是要依靠师生员工, 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教代会、民主党派、学术委员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 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这种民主也包括学校向院系放权, 发挥基层积极性。

做好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章, 需要健全校内治理结构, 使校内各利益相关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并且相互协调。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具体实现形式, 这既是我们的经验, 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中, 高校缺乏自主权与自身用权不当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高校在呼吁放权的同时, 也要学会用权, 要提高学校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能力, 切实行使好办学自主权。 不仅要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高校中屡屡出现的问题, 都与高校不会用权以及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有关。 因此,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培育和提高高校自主办学能力, 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一个重点。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成长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尊重教育规律、遵循教育逻辑办学的良性生态。 政府搭台, 高校走向舞台中央“表演”。 要唱好“这台戏”, 高校自身需要从内到外进行全系统的改变, 创建起一套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适合国家需要与本校特色的治理结构。 这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善于借助来自外部的压力, 更要激发高校内部自觉的动力。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应当制度化, 包括加快学校章程的制定, 应完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 在校内也要有规必依, 使依法治校成为常态。 学校的基本工作制度也不能因为校领导的变更而改变, 而应让制度决定运行, 让合教育逻辑成为主旋律。

四、创新高等教育评估机制

促进高等教育的“管办评”分离, 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将“评”的任务主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 建立起“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的三方协同的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时, 普遍重视支持社会组织机构开展教育评估检测。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大都受政府委托, 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政府、高校、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桥梁角色, 与此同时, 这些社会组织机构又表现出明显的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 当前, 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尚属起步阶段,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事业的发展需求极不相称。这样的现状一方面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缓慢、影响力小有关, 同时, 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长期以来由政府直接操作、社会组织难以介入而使专业评估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制约有关。

目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高校发展多样化, 社会需求多样化, 质量的标准也应多样化。 因此, 高等教育评价也应是多样化的, 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 政府、家长、学生、企业及用人单位乃至中学等社会各方面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 都有评价权和话语权, 所以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就一定是多元多样的, 其中主要包括必要的政府评估、社会评估和学校自我评估。

以我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为例。 首先, 必要的政府评估还是需要的。 教学质量要有底线, 合格评估就是为了保住质量的底线, 对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质量, 国家不能不管。政府用人民的钱办教育, 就要对人民负责, 要有质量交代。其次, 要强调发挥社会评估的作用, 加强中立性、专业性和非营利性的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建设, 保证社会评估的相对独立性, 这既是质量保障的手段,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开展对高校的审核评估, 就是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自身条件首先进行自我定位, 专业评估机构着重审核学校的实际工作状况、工作结果与学校的目标定位的符合程度, 诊断问题、提出咨询, 以更好地实现学校的定位目标, 从而改变“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的弊端, 鼓励高校办出特色, 使高等教育以多样化的人才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第三, 要分层分类开展评估。不能把评估都集中在中央, 各个省市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评估机构。当前, 全国半数左右的省市已经建立了评估机构, 伴随着《决定》的新要求, 应该普遍建立省市级专业评估机构, 并使之真正专业化。第四, 要实现开放评估, 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评估,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 可以引入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评估, 鼓励开展工程认证、国际合作评估等多种方式的评估。第五, 在进行外部评估的同时, 更要强调质量建设和质量保障的主体是学校。学校的自我评估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有的学校已经建立了“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中心”一类的机构, 开展对本校教学质量监控, 形成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闭环控制”。笔者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的教学质量不是评出来的, 而是靠学校实实在在的工作干出来的。

在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要特别强调积极、稳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改革的军令状已经下达, 集合号已经吹响。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很多, 有不少“利益相关方”还是教育系统之外的。我们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不能不作为, 但是如果没有规划好、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就盲目地去改也是不对的, 而且也是不能成功的。在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定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15/c_118164235.htm.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23.

[3]詹姆斯·Z·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