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领域（精选7篇）
空间领域 篇1
一、公共领域问题的界定
在古希腊的城邦, 自由民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分明, 在广场上举行的公共活动必须遵守公共生活规则, 公与私对立但并没有约束, 在现代法律关系中,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完全对立。公共领域, 在政治哲学中主要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 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 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 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 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 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 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通常我们看到的“公域”, 并不是“公共领域”的简称, 公域 (the publics phereor public space) 与私域 (the privates phereor private space) 是西方法哲学的两个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追求的重要概念, 公域与私域的划分为法治的合理性构建提供一种界分的框架。“己域要自由, 群域要民主”, 这是大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 私权利领域实行自由, 而公权力领域实行民主, 也是私域和公域问题最简洁的界分。区分公域与私域很有必要, 如果没有公域与私域划分的理论, 将导致私人的独立性和利益得不到论证, 任何公共权力也都将失去其合法性, 本文公共领域主要指“公共舆论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是一种不受官方干预, 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场所。哈贝马斯同时认为, 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 “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 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 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 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
公众舆论和“准公众”舆论, 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区别的问题, 这两种舆论都带有公共性, 话语民主通过平等公民的公共辩论和批判决定, 在讨论公众事务中, 公民凭借公共批判, 实际上, 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这些自由建构的公共讨论框架, 所有公民认为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私人领域, 这种私人的自律的社会基础相当薄弱, 难以形成规范的道德判断, 但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公众的组成和行为相对比较稳定, 容易引导公众。公共舆论具有对抗性, 它直接对抗政府的公权力。处理私人领域里的事务, 主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可以通过民间法来调整, 但主要还是道德自律。
“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 有时候, 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认为, 很多个体间互相不认识, 而是个体受到某一共同事物的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 这个群体内没有组织性, 也不具备理性传播, 他们之间只是情绪的相互感染, 在吸引他们的临时性事物消失后, 这个被称之为“聚众”的群体就解散了。这也就是在新媒体的时代, 网络聚集的群体, 由于分化而类聚, 会产生群体认同的现象。
二、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
从一个私人领域的实践, 转化为公共领域问题, 媒体似乎扮演了一个放大镜的角色, 记者的报道往往带有一定的个人倾向, 或者说是媒体集体的意志倾向, 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往往诱导, 变为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一起事件单个的道德判断印象上升到对整个群体的印象, 在进入公众视野后继续扩大, 成为一起公众事件, 最终演变为一个“公共领域”问题。
今天,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触怒公众的每一个神经。互联网,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众人物, 我们私人生活一旦被曝光就变成公众事件, 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进入公众的视野。无论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等方面的正面报道的消息, 还是轰动性的小道消息, 都具有爆炸的能量, 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上被广泛转载。人们的猎奇心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一些不经意的小消息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 最后演变为公众对个人的诽谤。
网络空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个人的“私人领域”空间,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私人大众的共同聚集地, 他们由于有共同的偶像崇拜, 具有共同意识, 并形成共同价值取向, 在这个群落里, 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但在这个聚集地, 变成了政治理论中的“群众”中的一分子, 发言时, 聚集地的“群众”想当然地代替“群众”发言, 演变为一个网络虚拟空间的广场战士并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从网络的这个广场群落里, 围绕“大V”形成一个广场政治圈, 在广场空间里个人言论自由得到最充分尊重和表达。
网络信息稍纵即变, 越来越多的私人领域的问题演变为公共领域的道德冲突问题, 当私人领域的问题继续发酵的时候, 就会出现沃尔特·李普曼笔下的“幻象公众”。《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署名秋风的文章, 秋风认为, 网络的自由幻象, 扩展为表达自由和表达的不负责任。作者认为, 无视他人的尊严与权力, 似乎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的基本心态。这种过分膨胀的网络精神对于文化、对于社会、对于政治生态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值得深切关注。
在网络空间, 当“隐私”在私人领域失去不可见性就不再成其为“隐私”, 隐私原本具有不可见性, 但当它进入媒体后就获得了一个公共性, 或许有人质疑隐私公开化被定义为公共领域的不科学性, 但这个私人领域问题被公共化, 在侵犯私人利益的同时, 确实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从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悦悦事件到近期达州老人“讹诈”小学生案, 原本属于一个私人领域的一般的纠纷, 但它进入公共领域后, 这些事件间接性侵犯了私权利, 它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这种败德私人领域的问题, 进入公共领域, “侵犯”的是人们“善良”的道德本性。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不能得到保护, 在媒体的关注下, 发展为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实际上, 这些事件已经改变了“隐私”的性质, 以公众视觉的形式, 以“公共”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
实际上, 从这些新闻事件我们发现,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遭遇到双重危机, 这就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结果。
三、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危机
一些私人领域的事件引发公共危机, 转化为公共领域内的问题, 并对秩序、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也对公众的道德进行批判, 这时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大量的事实证明, 在社会自律组织不健全的国家, 公力救济无疑是事后维持社会公正最低的要求。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当一方以绝对的人数表达利益时, 就足以影响到政府效能, 这时候公共利益其实就进入了公共领域, 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
在互联网时代, 质疑, 已经成为社会的病态心理, 也是民众的一种惯性思维, “积极”隐瞒和消极放任, 都会形成两种力量的博弈。罗马史学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他曾出任过执政官——古罗马最高领导人, 他是一位雄辩家, 在基层做过保民官和行政长官, 在说起执政感受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 做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当私人领域的问题演变为公共领域的问题, 由此引发公众危机, 政府被动跌入“塔西佗陷阱”。
政府如何从“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中走出来, 这需要政府重树公信力, 也就是说政府需要重新取得社会公众信任, 政府部门要与社会大众建立信任关系, 因为政府公共形象的德望度和美誉度, 需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建立。政府公信力最直接影响到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科技发展到今天, 传媒将政府的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 利益的多元诉求, 这些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些不当的言论往往会损坏政府的公信力, 如何去解决以谣传谣、以讹传讹, 这需要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有效信息, 以正视听。现实中, 政府部门由于庞大的机构设置, 层层审批, 逐级汇报, 谣言不断发酵, 已超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第一级汇报的预计, 所以, 我们看到的一些地方政府出面澄清的事实, 已经远远被谣言覆盖了。对谣言的两种认识值得警惕, 一种是“谣言止于智者”, 这对大多数人构成了伤害, 还有一种是“在缺乏真相的地方才有谣言诞生的土壤”, 这同样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拷问。
在公共领域出现公共危机后, 政府应该重塑思路, 让整个事件的包装在透明的手提袋中, 这需要政府部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赋予公民足够的知情权, 疏导公民积极参与, 监督社会有影响力的事件, 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积极依靠民众, 发动民间的力量。
处理公共领域的危机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 公共领域的问题的处置主要依靠法治, 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依靠道德自律。处理私人领域里的事务, 主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可以通过民间法来调整, 但主要还是道德自律。一些私人领域的事件, 往往引发公共危机, 转化为公共领域内的问题, 并对秩序、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对公众的道德进行批判, 这个时候, 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大量的事实证明, 在社会自律组织不健全的国家, 公力救济无疑是事后维持社会公正最低的要求。
在新媒体时代, 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社会状态, 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 问责政府, 指责政府, 并要政府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时候, 开诚布公是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 诚实的政府才可能是勇于负责任的政府, 才能获得社会信任。
参考文献
[1] (德) 哈贝马斯.言论自由的边界[M].曹卫东, 等 (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2]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等 (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3]郑燕.网民的自由与边界——关于微博公共领域中的言论自由的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 2012 (1) .
[4]郭光华.论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M].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6) .
空间领域 篇2
关键词：外滩；公私领域；华洋竞争
中图分类号：TU09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41-08
外滩，英名“The Bund”，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上海的标志。在英、法租界建立后，外滩的实际所指是英、法租界范围内的黄浦滩，也就是自苏州河口至城河以北的范围。公共租界、法租界以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为界，而洋泾浜以北的公共租界外滩无论是长度还是市政建设、建筑成就，都要领先于法界外滩。随着外滩区域日益成为租界“十里洋场”乃至整个上海的中枢，外滩的语义所指也就不仅限于一段江岸的名称，而涵盖了这一地区内城市空间、市政设施甚至建筑。
外滩对于上海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租界最早的道路、最早的码头、最早的外侨建筑、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均位于此，这里是租界内最早建设、最早繁华的地方。外滩也始终是上海城市史和建筑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关于外滩的建筑风格、地块变迁、轮廓线演进，已有许多学者有深入论述。本文就几个外滩形成过程中几个关键而长久未得到重视的问题加以讨论，其中包括法律文件、公私领域、华洋竞争、地价分级等方面与空间形态的关系。
一、公私领域关系与外滩空间拓展
外滩的发展始于航运贸易。上海开埠后洋船的停泊区最终确定在苏州河口到洋泾浜北首商船盘验所之间的江面上。而1846年上海道台和英国领事议定的租界范围南北边界与泊船区域基本一致。土地是以永租的方式完成使用权的让渡，《土地章程》中也明确了租用沿江土地的外侨建设码头的权利。
由于租界单面临黄浦江的特征，出租的土地中只有少部分是直接沿江的。租用这些土地的洋行在租用的土地上起造房屋，房前设置庭院，沿江设置私用码头，房后设置仓库。每一块土地内部都形成办公、居住、休憩、仓储、装卸货的多样功能。在1844年，商船盘验所以北的沿江土地基本上被最早来上海的洋行租赁完毕。这些全部来自英国的洋行迅速在所租地块内建设起了多为二层、坡顶的多用途房屋。在1856年的上海洋泾浜北首外侨居留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沿江地块尽管布局未必相同，但呈现出类似的空间关系：主要建筑在前，仓栈在后，建筑前拥有较大的院落(图1)。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开埠伊始的外滩空间秩序具有以下特征：
①洋船停泊区与租界范围的一致使租界沿江必然成为港岸。
②洋行私租土地的方式使得每块被租用的沿江土地必然发展出多重功能。
③洋行为主体的土地分配方式使得最初沿江土地的利用呈现出匀质化的倾向。
作为租界根本法的《土地章程》和《上海港船只锚地章程》决定了外滩最初的空间秩序。租用沿江地块的洋行因被允许自建码头而具有了模糊私有领域界限并向江边扩展的趋势。尽管在道台的要求下1845年《土地章程》中有以下条款：“黄浦江高潮水位线为基准，再往陆地延伸2.5海关丈作为拖拽粮船纤夫的纤道。此地需保留，不能给外国商人造房，其性质是中国的官地”但事实上浦江沿岸迅速被永久性的码头栈房占据了。因为此时作为仅有的港岸，装卸货的需求促使租地人扩张自身的私有领域；而作为公有领域的道路尚未发展起来，公私领域的边界未能确认。尽管租地人往往会在建筑之前留有较大的院落空间，但这一私有院落空间和港岸、水面之间的空间关系是模糊不清的。(图2上)
针对上海道台对码头栈房占据纤道的抗议，工部局作了有限的让步，开始修建浮码头装卸货，以同时满足码头装卸货和纤夫拖拽粮船的需要。至1866年，公共租界的码头数量已经达到了12个。这些码头伸向江内，船只的装卸货作业减缓了水流，使水流内的泥沙沉积，黄浦滩逐渐向江内扩展。1864年末，工部局拟在扩展的黄浦滩上新筑堤岸，在董事会会议上对新筑堤岸线后滨江租地人地产范围的变动进行了讨论。“1864年12月14日会议，克拉克先生按照董事会的意愿拟了拟筑黄浦江堤岸的平面图……已请克拉克先生将该图的复制件在黄浦滩占有人中间散发，筑起新的堤岸线后他们的地产将会扩大。”在此，市政机构起到了公私领域界限之确认者和调节者的作用。
19世纪60年代中，外商开始在虹口等地设置轮船码头。轮船应用了蒸汽机等新的驱动技术，比帆船拥有更强的运载力。但外滩原有的码头却由于尺度、停靠方式无法为轮船装卸货和上下客。在利益的驱动下，外滩沿江的租地人开始考虑在外滩沿线兴建轮船码头。1864年12月15日，丰裕洋行致信工部局，对外滩码头的改造提出了建议：
“按照贵董事会汉壁礼先生的意见，并与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先生协商之后，本洋行谨提出下述建议供各位考虑。
本洋行将按照克拉克先生计划的规定，把目前从洋泾浜到广东路北段的外滩前面的地段填上泥土，高度与目前的外滩取齐，并延伸至新的外滩界限。同时由我们选择使用道渣或花岗岩铺路材料或两者混用，或使用木材和木板对上述地段进行保护，并在广东路出口处以及(如果需要)在总会大厦前面为旅客修造适当的上岸场所。修筑现有码头的材料和修筑现在外滩前面的地段(在上述两处之间)的材料均由我们安排。
本洋行要拥有专有权在上述新外滩停靠驳船，有权在新外滩外侧附近或前面铺设有轨电车路线，并使有轨电车路线继续穿过外滩进入本洋行，以便将驳船上的货物运至仓库或将仓库内的货物运至驳船上；还有权将靠外滩前面的地段圈起来。众所周知，已经竣工的新外滩规定的宽度是100英尺，因此我们还有权把超过上述的部分(就在我们的仓库前面)圈入我们的院子，同时其他地产业主也有权以同样方式把他们房地产前面已经竣工的宽度为100英尺的外滩的超出部分圈入他们的院子，围圈条件则由工部局和他们商定。与此同时，他们要放弃在外滩前面停靠驳船或让轮船装卸货物的权力。由于外滩条件的改善以及他们得到了土地，因此他应充分确认工部局赋予我们的上述停靠驳船和装卸货物的权利。”
工部局在1866年董事会上讨论了这封信，董事们所持意见不一，如汉壁礼认为“丰裕洋行的建议有可能可以节约在洋泾浜上修筑新桥的费用”，“虽然外滩作为愉快散步的地点很理想，从轮船码头中租界可以得到更多的捐税利益”；董事普罗斯德认为外滩停靠轮船并不会改变外滩的外观；但总董克锡(William Keswick)提出了反对意见，“和外滩地皮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相
比，费用并不是需要考虑的什么大问题”，“轮船停靠外滩或许不会有什么损害，但外滩居民从窗口望出去，许多不愉快的景象会一目了然。此外海员的举止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总的来说他们有一些很不体面的追随者。轮船停靠外滩是不可取的”，“不会有很多轮船停靠外滩”，“使外滩提高价值的将是商用写字间和住宅等，总有一天仓库将会搬迁”。最终董事会认为应把这一争论放在租地人会议上解决，但在1866年4月召开的租地人会议上丰裕洋行的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
从这一关于外滩改建轮船码头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点：
首先，当外滩因泥沙沉积而扩大、而轮船码头大行其道时，沿江土地的租地人自然就具有扩大他们滨江土地权益的欲望。无论是丰裕洋行意图垄断外滩洋泾浜一广东路的港岸设施控制权，还是“其他沿江土地租地人”能够因此扩大他们的土地范围，均是出于这一利益的驱动。而工部局董事会则作为租界全体租地人利益的代表者，对滨江土地租地人的扩张要求进行了制约，一方面制定了游戏规则，“新外滩宽度为100英尺”，另一方面通过对土地增值的原因分析和对外滩的未来预期，从租界“长期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当外滩宽度划定，并且成为租界的公共活动空间时，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界限就逐渐走向明确(图2下)。事实上，在这种明确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元芳弄、仁记路这样的公用或私用的“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有别于工部局管辖的公共道路的情况，但也都走向了契约化、理性化的管理方式。
其次，在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发生矛盾时，有了特定的机制进行调节。一是工部局使用纳税西人会议所赋予的权力制定具有类似法规效力的规定、制度，如外滩的宽度限制、捐税税率等。而工部局这一市政机关便通过这些规定来约束市民、规范社会，形成秩序，“以法制来管理社会和管理市民，是近代上海市政管理远胜于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进步”。二是在无规则可循的情况下，工部局的专业部门会在具体项目上给出指导意见，如丰裕洋行改造外滩的建议中提到工程须“按照克拉克先生计划中的规定”，“在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先生的监督下进行，并使他满意”等。三是工部局所代表的租界利益并不是空泛的，而是租界租地人(纳税外人)的利益。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由私人或工部局提出某种交换方案，私人提供某些有利于租界大众的好处，来获取工部局的一些让步。丰裕洋行试图以承担一段外滩和码头的修建，来获得工部局给予其这段外滩航运的控制权；同时以这段外滩修缮给其他滨江土地租地人带来的土地扩大的好处，换取这些租地人放弃使用该段外滩码头的权利。尽管由于外滩对于租界的极端重要性，这次利益交换并未成功，但事实上在租界新修道路、建人行道、筑堤坝的过程中，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调节机制的前提，就是公私领域界限的明确化。这种利益交换在租界创建阶段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在外滩空间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直至外滩的地价上涨到建设轮船码头无利可图，关于外滩功能的议论从未中断过。1880年前后，以怡和、太古、大英火轮为首的行业资本提出了一项动议来实现其对、外滩土地利用的要求。时任总董的李德立在租地人会议上发言竭力反对这种被他称为是损害自然美的企图，使这项议案最终未能通过。而外滩的地价也正如克锡所预料的，在短短数十年间涨了数千倍。以和平饭店北楼为例，1844年11月当这块土地被“永租”时，其租价仅每亩42两，到1869年工部局估价时，这块地每亩已达6，000两，已涨了143倍。1933年这块地基的估价达到每亩36万两，较之1844年的每亩42两，90年间涨了8571倍。0而外滩头等地产的平均价格都在25～35万两每亩，比之虹口的码头用地高出5～7倍。市场调节的租界房地产价格使得租界土地形成了许多地价等级，这一等级对于租界的经济布局具有重大的影响。外滩迅速成为了银行、保险公司、高级旅馆、高级办公楼等需展示实力之高盈利行业的荟萃之地，也就完成了这一租界的城市公共空间自航运要地向经济、金融中心的场景转换。
二、华洋竞争与外滩空间尺度
外滩尺度之变化总体来说是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是《土地章程》规定、泥沙沉积、码头建设和工部局修缮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华洋竞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包括土地章程的限定，以及清地方政府对沿江土地主权的坚持等方面。
19世纪40年代前，外滩为黄浦江滩地，沿江有纤道。开埠之后，1845年订立《土地章程》中规定：“从洋泾浜北起，沿黄浦江原有一大路……其宽度应具海关量度二丈五尺。”而早期的租地边界也是按照这一尺度确定的，也就是自涨潮线到租地边界留有约8.95米宽的道路。
伴随着60年代外滩码头的建设和运营，码头逐渐向江内的扩张，大量泥沙开始淤积，使黄浦滩逐渐变宽。租界租地人对于黄浦滩变宽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设想。1865年1月英国领事温斯达(C.A.Winchester)致信工部局董事会，提出在外滩建设一个码头体系来利用不断扩展的黄浦滩，1868年6月30目的工部局董事会讨论了这一建议，即开拓黄浦滩的涨滩，多出的宽度在建造码头体系之外，用于扩大沿江租地人的土地和建立开拓基金。董事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甚至对每个沿江租地人获得额外土地的面积都已计算清楚。
然而外滩公园的建设改变了这一出租土地外拓和建设外滩码头体系的进程。外滩公园用地也是泥沙沉积形成，和外滩扩展的土地具有同样的性质。上海道台明确要求“这块滩地为中国政府的公有土地。鉴于公共花园是非盈利性的公众游憩场所，准予发给道契并免除押租，但每年仍须交纳土地税。今后如发现在这块土地建造以盈利为目的建筑物或将土地出租给私人，中国政府将收回这块土地”。这种标准同样被施加在了外滩滩地利用上，外滩也因此保持了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属性。清光绪五年(1879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辟建了上海最早的街道绿地(图3)，当时在沿江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铺上草坪，耗用规银5000两。这一绿地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外滩作为租界公共空间的质量，并改变了外滩的空间尺度。
纵观黄浦滩宽度的变迁，滨江出租土地的边线除了个别因为道路拓宽和建设人行道而有所变动外，基本保持未动。但这一边界的性质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开埠伊始，沿江出租地块和其附属黄浦江码头之间仅有一条利用率不高的纤道；在土地面积足够使用、隔路有私人码头、沿江边界并无明确的公有领域来确认边界的情况下，租地人的建筑也多后退来形成一个庭院。租地人私有领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向江边扩展的趋势。在黄浦滩有可能拓宽时，无论是工部局还是沿江的租地人，首先想到的是将私有领域向前扩展。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末，沿江的土地
性质被明确定位为城市公共空间；沿江的码头也有半数成为租界所有租地人的公用码头，作为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边界线的沿江地块的外滩边线就趋于明确了(图4)。伴随着外滩地价的增长，充分利用土地的价值成为租地人建造房屋的首要目的。此时的建筑不仅在高度上日新月异，原先退界建造的建筑在翻新过程中也多贴红线建造。
在水面一建筑水平距离的变化历程中(图5)，沿江出租地块的边界保持了相对稳定，影响黄浦滩宽度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港岸设施引起的江滩变化、建筑与地块边界关系的变化以及道台当局、租界市政机构针对这一变化的应对措施。道台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限制，是外滩这一城市公共空间形成的关键所在。
三、地价与外滩建筑高度
开埠伊始，外滩最早建造的楼房多是两层的楼房，建筑物高度在8～10米左右。和此时建筑与水面的水平距离相比，外滩建筑高度与宽度形成的比值关系在1:2～1:5之间。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滩地价开始飞涨，原有的两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级差地租体系对土地利用的要求。土地频频转手，而建筑也多被翻造，新建筑高度也多增至三层。对土地的充分利用成为外滩新建筑的设计出发点，建筑前的庭院消失了，建筑多压红线建造。建筑高度增加、位置前移，外滩的宽度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加，因而建筑高度与宽度的比值关系总体较前一时期有所增长，但呈现出各地块间不一致的趋势。
20世纪20～30年代，海关及外商银行、公司等在路西侧按西方建筑样式建造的风格迥异的大楼先后落成。1929年建成的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外滩建筑的最高点，外滩的高宽比数值大约处于1:1～1:3之间。
在外滩形成、发展的百年间，外滩的宽度与高度总体上均有增加。但是与街道的高宽比变化给人的感受不同，外滩做为一个单面开敞的公共空间，其宽度变化对人主观感受的影响要小得多。建筑物尺度的改变成为影响外滩形象的首要因素。伴随着建筑物自低矮的“康普拉多”式翻建为高至十余层的大厦，外滩也就完成了自田园风光的江滩到繁华都市之中心的转化。
观察外滩各时期立面轮廓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早期外滩的轮廓线是平缓的，建筑物在面宽和高度上比较相似。而20世纪20、30年代之后，外滩建筑的尺度和高度差别迅速扩大，中国银行、和平饭店、江海关和汇丰银行在宽度与高度上成为外滩建筑中的佼佼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建筑尺度的变化?
按照1845年订立的《土地章程》规定，租界出租土地的地块是有大小限制的，“每家租地不过十亩”。尽管事实上这一约定并未被遵守，但早期出租地块的面积大小相差不大，如英商麦都思租地13.031亩，美商旗昌行租地10.979亩，英商公易行租地10.071亩等。从《1855年上海洋泾浜以北外侨居留地分图》中可以验证这一点，这一时期外滩土地出租具有匀质的特征。此时外滩建筑的首要目的是满足洋行经营、储存货物和居住等单纯的使用功能，建筑风格和尺度非常相似。
外滩地块和租界不临江地块相比，有着天然的航运和景观的优越性。随着航运贸易的发展，洋行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不同的洋行对码头、仓库和办公空间的需求也渐异，有原外滩租地人因经营不善转让土地离开外滩的，也有实力提高的公司新租用外滩土地的。1845年至1925年间“除了少数机构如上海总会、海关、怡和洋行和英领馆从设立之初就一直在原址之外，其余土地使用者均有变化”。在土地的转手中，沿江土地逐渐都被较有实力公司占有，如汇丰银行在买下的原华记洋行花园的地基上起造行屋、新沙逊洋行买下了琼记洋行的地产。伴随着这些实力雄厚洋行的发展，原有的小地块不能满足大尺度建筑的需求，沿江土地的兼并就开始出现了，如1920年汇丰银行买下了相邻的义源洋行和别发洋行的土地建造了新大楼。土地转手和兼并的结果是实力雄厚的洋行拥有地段较好的、较大的地块。原有的滨江土地的匀质性被打破，经济实力成为左右土地所有权与尺度的重要因素。
公共租界外滩早期的地价较为均衡，尽管早期道契并无价格，这一点可在工部局扩建道路向租地人买地的价格中得以确认。至1933年，外滩一线地价已经有了巨大的落差，最高的新沙逊洋行和汇中饭店地价达到了36万两每亩，而最低的扬子保险公司用地价格只有11.5万两，上下相差3倍有余。地价差异的出现和公共租界中区部分道路的发展密不可分。地价较高的几个地块分别位于南京路口、福州路口。南京路和福州路是英租界内通达黄浦滩的东西干道，外滩地段和跑马场的双双繁荣推动着这两条道路的发展，成为租界的闹市中心。在1929年的上海地价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上海地价最高的区域是由外滩和南京路组成的“T”字型，处于租界中区主要东西向干道与外滩交叉口的地块价格较之外滩其它地块更高。较高的地价和须缴纳与地价成比例的地税提升了土地利用的成本，提高建筑容积率成为降低成本、保障盈利的必然途径。而提高容积率的方式则表现为尽可能占满土地以提高建筑密度和尽可能增加建筑高度以增加建筑面积。城市发展带来的地价分级直接导致了建筑尺度的变化(图6)。
随着外滩由航运中心转化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外滩建筑在其本身的使用功能之外，其形式、尺度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最初的外滩建筑多为两层，造型单一，建造简单，“对实用的需求远大于对装饰的追求”。然而伴随着租界经济的发展和外侨人数的增加，以及专业建筑师的出现，外滩的建筑越来越趋向于西方传统的建筑形式，“上海的建筑设计、建造技术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也逐渐与欧洲靠近，加上上海本地的气候因素和直接来自欧洲的各种建筑风格的介入，殖民地外廊式在演变和走向成熟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特征，又融汇于欧洲本土建筑风格之中”，建筑的尺度也“力求有贵族气派”。这种对形式和尺度的追求有商业与社会竞争的因素在内。一方面外滩已经成为上海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滩的恢宏楼群，则是上海社会稳定的准衡”，另一方面外滩建筑的尺度本身也成为洋行间经济竞争甚至华洋政治竞争的标志物。如中国政府建造的海关大楼采用了西式风格，在尺度较大的同时其大钟成为宣示政府主权的一种象征；而中国银行与沙逊大厦的高度之争也象征着中资金融机构意图通过物化的建筑来与外商展开竞争的决心。
总之，外滩建筑的尺度与高度是租界土地兼并、地价增长、经济发展、华洋竞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上海最具标志性的轮廓线，承载着各种社会力量在这百年间发展与竞争的历史。
空间领域 篇3
改革开放后, 我国信托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简称“中信”) 成立, 到1980年代初地方政府和专业银行蜂拥而上, 开办多达2000家信托投资公司, 再到信托业内“事故”频发、全行业在先后遭受5次大整顿后仅有50多家公司幸存。“一哄而上”和“一哄而散”, 成了自1979年至上世纪末那段我国信托业历史的真实写照。起初允许成立信托公司, 初衷并非要在我国引入、培育信托制度, 发展信托业, 而是为对外融资开办的。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缺乏资金, 并且国家需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金融体制之外试点金融改革。当时, 信托机构为了融资, 从银行的信贷业务起步, 并以此作为主营业务, 为后来信托与银行争业务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此外, 由于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监管和制度约束不规范、不健全, 各公司的自律约束机制也不足。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下, 当时的信托业出现了各种违规行为, 刚刚起步, 便被一次又一次整顿。
不过, 客观分析, 初创时期的我国信托业也做出了较大的历史贡献。尽管当时, 把信托这个“代客理财”的行业并到了当时银行单一利差功能的行业中, 可信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 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资都是借信托进入我国的。在信托作为融资工具被引进的时期, 国家只有几百亿的外汇, 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 需要大量外资。当时全国10个融资窗口, 至少7个是信托公司。早期的电厂、电视机厂等大都是信托公司引进外资建成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还都认为信托公司贡献很大。信托不仅是中国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平台, 也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先驱和探索者。有人曾说:“如果没有中信, 当时中国就无法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信托投资机构更是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切入点和第一块试验田——在冲破传统金融制度束缚、弥补传统银行信用不足, 拓宽金融服务涵盖面, 支持地方经济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等方面, 信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 通过客观全面地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在初创阶段, 由于体制、机制和法规的不完善, 信托业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出过一些问题, 但是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信托业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探索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
2 我国信托, 在自强不息中成长
经历过初创期的阵痛, 我国信托业在上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内, 实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信托总资产早在1998年便已有几千亿元, 当时证券交易所里一半的席位都是信托公司的。此前, 直接融资比重小一直是我国投融资机制中的一大痼疾, 而许多信托投资公司正是利用自身连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优势, 为弥补这一缺陷作出了初具规模但意义深远的尝试。资本市场最困难的时候信托也曾一显身手。200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指数连创新低, 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但信托投资公司群体承受住了政策和市场的考验, 银监会首批指定信息披露的30家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实现净利润70327万元。这与此时已连续3年全行业亏损的证券公司、苦苦支撑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和年度亏损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个别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鲜明对照。2006年, 信托资产规模达到3000多亿;2007年底, 这一规模突破9000亿, 2009年已达到两万多亿。从2005年至2009年, 我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年均增加70%左右。同时, 我国的信托公司正逐步向主动管理机构转型, 作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 广泛涉足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 为信托资产保值增值而贡献专业力量。
3 我国信托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07年3月1日, 中国信托“新两规” (即《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出台, 针对行业内存在的经营偏离信托本业、风险管理能力不强、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 明确了一系列规范, 促进了信托业的改革创新和规范发展。因信托贷款等限制条款使信托从“种了别人的地, 荒了自己的田”的不正常经营模式开始向主业回归。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入主信托公司, 也使信托公司体制、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开始完善。2008年底, 来自国务院和银监会的利好政策, 从政策层面上大力扶持信托业, 大大拓宽了信托业的发展和创新空间。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信托业既面临一系列挑战, 有面临一系列机遇。
3.1 信托业面临五大挑战
一是政策性约束。监管机构对我国信托产品定位于高端私募, 为了防范风险, 对投资者资质、投资金额、营销渠道及异地发行资格等进行了限制。这些对信托投资规模的增长无疑产生了不小的约束。二是国际国内双重竞争。中国已经加入了“WTO”, 根据“金融与贸易服务协议”, 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 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市场。外资机构虽然在中国实行分业经营, 但是它们的母公司都势力雄厚, 大多是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 具有混业经营优势。它们在产品研发设计和网络资源方面的能力是中国信托公司难以比拟的。它们利用所占优势,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理财产品, 自然抢占了我国信托业不少高端市场份额。在国内各个领域中, 信托公司也面临着躲不开的竞争。例如委托理财有基金和证券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有租赁公司;担保业务有担保公司等。因此, 信托公司需要勇敢面对竞争, 认真分析市场环境和自身优劣势, 发挥比较优势, 制定应对措施。三是业务范围的迅速扩大对信托公司产品设计和运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和金融创新的推进, 信托业可以涉及的金融服务业务也在扩展, 但是, 长期以来信托公司以贷款和证券投资业务为主, 对企业年金、资产证券化等各种业务缺乏深入认识与研究。同时, 各金融业务又分别被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定为重点发展领域, 与它们相比, 信托公司在组织机构、人员能力及市场熟悉程度上并不具备优势。同时, 信托公司正面临市场同质化的问题, 创新能力不足。这都不适用产业发展新要求。四是盈利模式的考验。当前信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并不高, 反映了它的附加值、专业技术含量与创新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盈利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五, 资产规模与赔偿准备金比例悬殊带来风险控制困难。信托规模快速扩增长, 风险准备金缺口继续扩大, 造成难控的风险。
3.2 我国信托业的大好机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面对不断出台的新行业政策和客户群体, 信托业面临较为乐观的发展前景, 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 我国信托业面临大好发展机遇。
从市场规模来看, 目前, 我国信托业活跃于资本市场、产业市场、货币市场, 已成为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 信托市场初具规模, 信托制度为越来越的的人所了解, 未来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据麦肯锡公司分析, 目前我国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大概1.2万亿元, 未来10年复合增长率为25%, 到2020年受托资产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从具体领域和方式来看, 信托的机遇无处不在:参与本地区收购、兼并和重组;用信托的形式或信托公司合作的形式开展期限较短、金额较大的融资, 探讨采用信托发起基金的方式搭桥融资使其成为信托产品组合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大型城市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和有比较好的现金流的项目, 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试点;拓展有现金流的并且有牢固的第二还款来源的保障项目, 比如城市饮用水供应、污水处理、城铁交通、公共交通等项目;积极参与担保融资业务等。
4 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创新空间
在英美法系国家, 信托已成为财产管理的主流方式并被广泛利用。而且, 信托运用的领域尤其是信托的商事运用十分广泛。从传统的家庭财产、各种闲散资金和公益基金, 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集合投资与投资基金, 都需要利用信托的原理。国外信托业经过一百多年的纵深发展, 已在财产管理、资金融通、投资理财和社会公益等多方面具备了突出的优势与功能,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 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个人或机构法人将财产或金融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管理, 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乃至金融时尚。
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国民财富与消费能力都在不断增加, 在此背景下, 如何使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加财产性收入, 以及如何扩大内需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如何应对日益临近的老年化社会所必将面临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益问题等, 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而在这些方面, 信托制度和信托产业大有可为。作为我国现阶段唯一可以投资于货币、资本、实业市场的金融机构, 信托公司的价值将进一步被投资者认知, 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财产品和信托服务, 委托信托机构管理和处分财产将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当然, 信托业有效抓住这些机遇的前提是, 必须实现产品设计能力、投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的有效提升, 要在规范创新上下大功夫。信托业的规范创新,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我国自身情况开拓新的信托领域;二是把世界上先进的信托经验借鉴过来, 把好的信托产品借鉴过来, 为我所用。比较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信托主要模式和信托品种类型, 我们不难发现, 我国信托产品的创新空间很大。当然我们不必完全照搬国外模式, 应结合我国国情和国人理财习惯来寻找切入点, 在不断增强投资者对信托投资意识的情况下, 在我国法制、法规不断完善的情况下, 创新具有我国特色的信托产品类型。依笔者看来, 目前国内信托创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4.1 房地产信托计划
房地产信托计划的用途主要是贷给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或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入股, 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以贷款方式运用的, 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由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机构提供贷款担保, 有少数信托计划利用政府财政支持或商业银行担保。以股权投资方式运用的, 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到期回购的方式。
4.2 基础设施类
投资用于交通 (公路、隧道、磁悬浮、公交) 、电力、环保、天然气等。这些基础设施类信托计划的用途主要是贷给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司或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入股, 并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贷款方式运用的, 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机构提供贷款担保, 有一些信托计划利用政府财政支持或商业银行担保, 一些信托计划所涉及的项目通过保险公司来保险。以股权投资方式运用的, 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到期回购、财政补贴、保险公司保险的方式。
4.3 有价证券类
证券类信托计划中, 信托资金用于证券市场各个品种如债券、股票、基金投资。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组合投资的方式, 对所投资的股票和债券有一定的比例限制, 一般都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另外, 有些证券类信托计划中把投资者分为稳健型委托人、进取型委托人或优先受益权、一般受益权, 有些还设有开放期。
4.4 其他类信托创新
除了以上的分类外, 都归入其他类信托计划。风险控制手段主要是通过质 (抵) 押、担保、回购、保险或分为优先和次级受益权等手段。在其他类信托计划中又可做以下的划分:用于企业贷款的、用于投资受益权的、用于收购兼并的、用于租赁的。其它主要用来投资于企业股权、汽车消费贷款、组合贷款、非指定用途等。
为适应未来金融混业经营及超大型化的趋向, 增强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信托投资公司应适时进入关联产业, 为构造金融控股公司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奠定基础。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以金融为主导行业并通过控股兼营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控股公司, 它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高级形态和高效形式。根据国际惯例, 大多数金融集团都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存在。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是符合时势需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运用投资银行手段, 实施战略并购与重组。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法规政策下, 信托业可按照“集团综合、法人分业”的模式构建金融控股集团, 提升信托业的竞争优势, 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现效益的最大与最优。
5 结语
空间领域 篇4
关键词：慈善事业；专业社会工作者；空间介入；社会稳定
构建一个稳定安宁，并且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公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管理工作的基础，而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公民对于公益事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投入，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重要标志。而在我国，由于受到改革开放以及自身发展理念的影响，导致我国出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其不仅已经影响到了我国困难群体的生活和生存，也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的稳定，所以，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方面问题，国家和相关部门就需要做出努力。而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就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对策之一，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期，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中央政府，也将慈善事业看作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事业，更有学者将“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而接下来，本文就将对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空间介入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通过对世界各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慈善与社会工作已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融合效果。社会工作，本身就属于一种具有专业化、社会化和职业化性质的的助人方式。而公益慈善事业本身，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因此，要想更好的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实现组织化建设，就需要让慈善事业拥有第三方的监督，并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公信力。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就能够很好的满足该方面的要求，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方面问题，使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的介入到慈善事业领域，就需要加强其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情况与研究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情况
社会工作最早出现在西方，其本身属于西方慈善事业的延续。在上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各国出现较为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全和稳定，家庭问题和各种犯罪问题纷纷出现。在该情况下，仅仅依靠个人或者是宗教团体的慈善行为，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公益慈善的需求，也根本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1]。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政府及各种组织团体的力量开始介入，开始出现有组织的、体系化的慈善服务活动。这就是最早的社会工作者介入公益慈善的雏形。
而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慈善事业作为一种事业，其积聚人力资本的能力与其所受到的社会重视程度成正比，但在中国还未能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作为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因此，要特别注重在慈善事业领域引进一批高度事业心，又有爱心、诚心、善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使慈善事业运作科学化、专门化以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这也是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主要意义
对于我国而言，加强对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空间介入研究，能够有效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更好的解决当前我国所存在的贫富差距较大问题，对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有效借鉴，进而能够使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到慈善事业领域中，更好的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2]。
三、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空间介入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当前，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专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无法满足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的要求，进而导致公益慈善事业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过程中较为严重问题的出现。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中，不仅管理方式较为落后，没有实现高效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中，相关部门和专业管理人员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重要性，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即使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能够提高慈善事业的发展效率，更好的解决我国贫富差距太大所造成的问题，我国公益慈善事业进行了一定改革，但是在实际发展工作中中，相关部门和管理工作人员依旧设法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辅助管理，也没有意识到加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对提升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进而导致公益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的介入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不到位
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过程中，为了确保公益慈善事业的顺利发展，应该对相关管理部门中的人员结构体系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并不断提升管理人员对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重要性的认识，以此来确保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的有效落实[3]。但是在实际发展管理工作中，公益慈善管理人员往往不重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的管理，在工作中敷衍了事，不仅不对自身的慈善管理工作进行有效落实，确保我国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甚至为了更好的保全自身的利益，避免权力和利益被分化，还刻意干扰专业社会管理工作者的介入工作。而作为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介入工作引起足够重视，始终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无法对介入工作进行有效落实。
（三）缺乏完善的公益慈善管理制度
由于受到我国相关部门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够重视以及部门内部工作人员能力有限和意识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相关部门在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管理的工作中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无法为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也就无法保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的高效性。比如，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中，没有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制度，进而导致专业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慈善事业领域中的过程中频频受阻，其介入工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
（四）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低下
由于一直以来我国相关部门都没有对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引起足够重视，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方面投入的资源也不是很多，所以其发展和管理工作效率一直较低，根本无法满足当下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需求。而专业社会工作者专业素质低下，也是影响其介入的主要原因之一[4]。当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工作者，既不具备专业的管理能力，专业素质比较低下，技术水平也达不到要求，无法胜任公益慈善事业中的相关管理工作。因此，在公益慈善事业领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工作中，很难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进而造成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效率低下，不仅影响了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公益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效率，无法为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四、加强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有效对策
（一）做好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
在对公益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进行管理的工作中，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做好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准备工作[5]。首先，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工作中应该不断提升相关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使其充分意识到加强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对提升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提高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工作效率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使其在工作中重视起对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管理。其次，应该将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也纳入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管理工作中，确保公益慈善整体管理工作的合理性，既要满足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也要使专业社会工作者成功介入到慈善事业领域中。最后，作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其自身也需要对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引起足够重视，并通过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工作水平和加强对工作特点了解等，不断提升自身工作效率，进而确保工作的有效介入。
（二）对公益慈善进行全面完善的管理
公益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管理工作，如果想要做好其管理工作，就需要对公益慈善进行全面管理。第一，在管理工作中应该加强对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的管理，使专业社会管理者能够成功介入到慈善事业领域中，并充分发挥其自身作用。第二，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在当前的慈善事业管理工作中，对资源的管理工作效率低下，尤其是资金管理低下是其中主要问题，尤其是红十字会出现管理问题之后，更是严重暴露出了在资金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就应该加强对慈善资源的管理，确保所有资源都能够用到改用的地方上。第三，赋予专业社会工作者一定的权限，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管，如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和纠正，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进而推动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做出应有贡献[6]。
（三）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承担完善慈善组织的作用
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慈善组织只是慈善活动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是慈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但是由于慈善组织多是松散且没有完善、严格的制度管理和约束，所以很难保证慈善活动的顺利进行，最终不仅影响慈善事业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人们对慈善组织的看法。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专业社会工作者就应该承担起完善慈善组织的作用。无论慈善组织的管理效率如何，制度是否完善，而其最终的发展效率和所能够达到的成都，很大程度取决于慈善组织能否吸引和留下优秀的人才。社会工作项目管理的经验将使慈善组织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和白律机制得以建立；明确其社会运行标准、管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慈善捐助途径和形式，完善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和运作程序以及慈善组织的行为准则[7]。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呼吁政府就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方面制定法律法规，让慈善事业更能体现其社会价值，更为尊重捐赠人的意愿。鼓励国家大力发展公益类民间组织参与慈善救助活动，更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源，积聚社会资本促使更多的企业家敢于并勇于投身于慈善事业，并视其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部分。
（四）提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
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人才匮乏、专业素质低下、管理水平有限等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现有社会工作者胜任不了对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的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工作。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工作效率，使慈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慈善组织越来越严谨，就要先提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8]。为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方面做出相应努力，首先，应该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筛选，选取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较高的社会工作者介入到慈善事业中。其次，在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中，相关部门还应该派遣专业人员对其工作进行辅助，从根本上提升其工作效率。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作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其责任重大，因此其自身也需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进而使自己能够成功介入到慈善事业领域中，为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综合以上，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很大一部分穷苦人的生活都得不到有效保障，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展造成影响和潜在威胁，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我国就需要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管理，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缓解贫富差距过大所带来的问题。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就是有效方式之一，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对其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慈善事业领域中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进而使其能够为推动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更好的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性和和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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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领域 篇5
近年来, 与空间信息有关的数据受到了计算机应用领域的高度重视, 这些应用包括地理信息系统 (GIS, geo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computer-aided design) , 以及诸多多媒体信息系统 (MMIS, mult-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 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 地理观测系统等潜在的应用, 正是已有的应用的需求推动了空间数据库的研究。
1 不确定性的含义
空间关系可以从现实世界、认知世界、GIS (数字) 世界三个方面来认识。在现实世界中, 空间关系是现象或过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 既有量的变化, 又有质的变化;空间关系的种类是繁多的, 约束关系很复杂。现实世界中现象间的空间关系给GIS提供了空间关系研究原型。
在GIS世界中, 空间关系受现实世界空间关系实例和认知世界中空间关系概念的双重因素影响, GIS中的模型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反映, 要尽可能的与现实世界接近。然而, GIS又要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对用户友好的语言和借口来与用户交流, 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模拟人的思维和认知过程。
由于空间关系在现实世界、认知世界和GIS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抽象描述方式, 三个世界的空间关系在概念和形式上总存在差异, 因而也就产生了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的种类
不确定性对于一般人而言就是误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不确定性有新的认识, 对不确定性的本质有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不同的性质, 对不确定性进行分类。
随机不确定性。随机不确定性是指事物本身有着明确的含义, 只是由于发生的条件不充分, 使得在条件与事件之间不能出现确定的因果关系, 从而事件的出现与否表现不确定性。
模糊不确定性。模糊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的概念本身是模糊的, 即一个对象是否符合这个概念难以确定, 而不知其全部信息或确切的信息量。
灰色不确定性。灰色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噪声干扰, 人们只能把握部分信息或信息的大致范围, 而不知其全部信息或确切的信息量。
未确知不确定性。未知不确定性是指纯主观上的、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3 不确定性的来源
空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数据的不确定性、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空间关系分析处理的不确定性等引起的。
3.1 数据不确定性引起的空间关系不确定性。
GIS中, 图形位置的不确定性主要指由数据获取、表示、分析等引起的空间实体位置坐标与现实世界中相应实体的位置不一致。由于位置不确定性和属性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使得面对象的边界不再是几何意义上的线, 而是具有一定宽度的区域, 从而使得空间关系在边界地区发生变化, 但是现有的空间关系的表达方法却很少能处理这种由位置不确定性而引起的空间关系不确定性。
3.2 认知不确定性引起的空间关系不确定性。
由认知引起的空间关系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空间关系概念的模糊性。由于GIS不但是对现实世界的建模, 同时又是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服务的, 因而它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人们的查询和处理意图, 又要能够将结果以人们能够理解的形式反映给用户。
人们认知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谓语前增加修饰语, 如“大概”、“基本上”、“差不多”、“完全”等, 又如像“对象A完全在对象B的内部”、“对象A与对象B基本相交”等语句。它们是通过概念的模糊性来体现的。
3.3 空间关系分析处理中的不确定性。
空间关系分析处理中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分析处理的模糊性, 如在GIS中处理数据时, 有些操作往往不是精确的, 而是模糊的, 因为精确的操作可能得不到所需的结果或者运算本身就是模糊的, 而且有时也没必要进行精确的操作。模糊操作在GIS中有着广泛应用, 通常空间关系在GIS中的应用包括数据检索、数据匹配、关系推理、相似性及完整性判断等, 这些运算都可能涉及到模糊性。基于空间关系的数据处理一般可以归结为空间关系相似性问题, 并有精确相似与模糊相似之分, 其中, 空间关系精确相似只有相似与不相似两种状态, 而没有相似的程度, 这是不合逻辑的, 而模糊相似性却可以给出两个空间关系的相似性程度。
4 不确定方向关系
空间实体的位置以及形状的模糊性和人们认知的不确定性, 使得空间方向关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例如:山地和平原, 城市与乡村, 大海与大洋, 区域是有范围的, 但是边界的不确定或者不可能定义, 使得不能明确它们之间的方向。
4.1 不确定实体的表示。
空间方向关系的模糊性可以定义为一种含糊性, 这种含糊性表现为目标对象以一定的隶书度属于某个方向概念, 而不是完全属于或完全不属于某个方向概念, 是一种多值逻辑。空间方向关系模糊性受四个方向的约束和影响, 一是空间对象位置不确定性;二是空间对象的模糊性, 三是宽边界对象的边界宽度;四是人类在方向概念上的认知思维具有模糊性。
4.2 不确定方向关系模型。
目前有关不确定区域的方向关系模型尚不多见, 已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a.精确模型。对确定性空间对象的方向关系模型进行扩展, 使之能处理具有不确定边界的空间对象;b.模糊模型。基于模糊集或粗糙集理论, 主要建模空间对象模糊性及方向关系的模糊性。
5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目前, 大多数不确定性区域的拓扑分析模型都基于内、外边界来描述, 此假设过于简单, 不能刻画所有边界模糊的情形, 实际区域的内、外边界的确定也很困难, 而且此假设不符合人们对模糊的直观理解, 今后应考虑高阶模糊的情形。模糊模型的困难主要在于不确定边界的隶属度函数难以确定, 所以应该设计更好的关系系统以更自然的方式来表达和处理区域间的空间关系。另外, 还应考虑多实体间复杂空间关系的表达和分析方法。
在空间推理领域中的拓扑关系分析方法的研究将主要侧重于三个方向:a.理论模型的完善, 要求对空间实体间关系的刻画更准确、更全面;b.增强模型的实用性, 与GIS充分结合, 较好地解决实际应用问题;c.充分结合人类的认知模式, 使模型的描述方式更符合人们对常识的表达和认知方式, 尽量缩小认知和模型描述之间的差异。
6 结论
空间领域 篇6
在老城区,由于沿街建筑店面可用空间紧张,销售行为往往不会再局限于店内空间。商家会通过多种手段将使用空间从室内向公共空间拓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街道空间,为街道带来了活力,但同时这种“占领”影响着交通和市容市貌,是城市的痼疾。
本文以武汉老城区后花楼街为例,尝试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商贩对街道沿街空间领域主张方式和建成空间环境形式的关系。提出在城市设计中以微观的方式介入,通过优化建成空间环境,在满足商贩使用需求的同时解决公共空间的利用和形象的问题。
一、花楼街概况
花楼街形成于清朝末年,时汉口开埠,在武汉关、苗家码头一带的沿江边开始逐渐出现商贩。繁华的街市吸引了大量的商贾云集于此,他们建造的房屋大多雕梁画栋,故名“花楼街”。到民国时期,花楼街已是远近闻名的商业街市,在武汉的近代史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如今,由于大型商圈和居住区的不断吞噬,现老街机理保存较为完好的仅有北抵民生路,南至广益天下小区一段,位于旧城保护的核心圈内。全长270余米,共有102家店面,现入驻有99家商铺。现在的花楼街依然沿袭了曾经商业发达的状态,丰富的业态服务着花楼街老城片区的居民。
二、街道现状分析
1. 街道空间的私有领域主张
对街道的“占领”是店主拓展店铺室内空间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丰富了街道和商铺的边缘空间关系,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商铺的可进入方式甚至是使用方式。笔者对不同空间拓展的方式归类统计,基于店铺“占领”街道使用的器物种类归类,概括出6种不同的领域主张方式,包括:挑台、柜体、货架、招牌、桌椅、器具,同时还有部分店铺没有对街道空间有占用,归类为“无”。
2. 建成空间的形式与功能
建成环境,即已建成的建筑的室内空间和室外环境的总称。使用建筑的人所发生的行为活动某种程度上都和建成环境有关系,这里,笔者尝试发现老城区商业街巷建成环境和这个空间环境中所发生的领域主张这样一种行为之间的某种关系。
笔者提取建筑和建筑边缘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到商业街道,选择剖面入店方式作为描述空间形式的统计要素,而建筑的使用功能可以统一用业态来概括。空间形式方面,对建筑的剖面入店方式进行基于类型学的分类,下沉式,平入式和抬高式,即三种不同的高差变化。根据花楼街的现有的业态分布归纳为8类,分别为:熟食、生鲜、服务、杂货、餐饮、医疗、日用品、服饰。
3. 关联性分析
(1)数据整合方式
将已分为八类的领域主张方式通过表格分别于业态和剖面入店方式的各自类别进行整合,用比例概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反应到数据上是一个小数值。
(2)数据分析与理解
业态与领域主张方式的关联。通过关联数量可以发现,除了服务和医疗外,其他所有的业态都会有采用货架占领公共空间,除了医疗和服饰,其它所有的业态都有采用柜体占领公共空间。从雷达图可以发现,桌椅和餐饮的关联性最强。由于店面的室内空间较狭小,餐饮店大多将大部分店内空间作为食材制备的空间,而用餐的桌椅则不得不摆在室外,因为是快餐店,这样一种方式也被大多数用餐的人所接受。同时由于老城市井之中熟人居多,用餐者选择沿街而坐会更便于与来往的路人交流。服务业更多会选择器具和招牌,例如洗衣店、修鞋店等会将自家的洗衣机或修鞋的设备移至店外,而相应的操作也会在店外进行,是对自家的技艺展示的一种方式,起到了宣传和广告的作用。而杂货店与货架的关联性明显,货架本身可作为货物的展台。
剖面入店形式和领域主张方式的关联。根据雷达图分析关联性,桌椅和平入式的店面关联性最强,由于大多数店家讲室内的桌椅拓展至室外,平入式无高差的剖面形式更容易布置。另一方面,货架的摆放可以利用室内抬高的地坪,从室内至室外形成跌落布置,更适合于商品的展示,而招牌则可以借地坪的高度,支撑或悬挂于更高的地方。
4. 对于城市设计的意义
传统而丰富的销售方式与交易行为是历史商业街核心价值。以历史街区保护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设计,我们有可能通过微观的方式介入,在充分尊重店家自发而成的行为的同时,解决交通问题和脏乱带来的不好的视觉感受。
例如在本次的研究中发现,店家摆放桌椅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了大部分餐饮业中,并且难以适应室内外有高差的店面。那么对于存在高差的餐饮店,可以通过将室内标高延伸至室外,通过铺地和半围合限定空间,不干扰主交通同时又不阻碍用餐者和驻足路人的交流。例如抬高地坪的店面较大多选择使用货架,那对于这类店面可以将高差变化设计为较缓的阶梯,适应货架的放置和商品的展示,同时又限定了货架的摆放区域,避免了堆置的混乱状态。
空间领域 篇7
关键词：雕塑本体 商业空间氛围 媒介载体语言 嫁接消费效应
一 雕塑本体在当代商业空间中，作为新媒介载体和主题语言的建构形式
随着当代商业经济文化时代发展的互融性，人们的文化生活行为方式和三维视觉公共空间艺术造型传达与接受产生的互动性，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在雕塑领域，越来越多的雕塑走进了我们平常商业生活的空间里，这是前所无有的。所以，各类商业空间公共场所为了提升自身的商业价值和体现商业文化品味，都积极的培育三维静态特征的艺术空间环境，因此，呈现出了更多成功地商业空间雕塑作品，丰富了雕塑本体的表现形式语言形式，让更多的人们欣赏或融入到公共商业环境雕塑艺术的文化氛围之中去，真正让雕塑本体作为文化形态在商业环境空间中，起到媒介嫁接互动的载体作用。雕塑作为商业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以雕塑本体作为媒介和艺术家用雕塑作为商业媒介，也为雕塑家带来无限的创作空间，对丰富现代雕塑语言与形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贯穿了整个雕塑创作的审美创造。审美接受的三大环节。以雕塑作为空间媒介特性的改变，必须带来一系列技术、方法、规则等形式的改变。以雕塑本体造型结构或精神特质把握对象，使雕塑通过材料的表现，成为文化与精神的载体，以雕塑通过各种不同材质表现形式来表现媒介审美活动的主体、也为雕塑家、受传者、商业空间之间架起了互相沟通的桥梁。艺术化的形象是附带了商业文化元素媒介化的形象，艺术家选择商业主题进行雕塑创作时，就决定了雕塑作为媒介的创作审美感知度，媒介的特征已渗透到雕塑创造者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创作方式里，完成的雕塑作品一定烙印了商业媒介的特征，当代商业环境的雕塑本体语言媒介的建构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美感的形态的生存，这种媒介语言的建构包含多方面的角度和因素，诸如民族文化精神、艺术的理想、个人的审美偏好等等，更重要的是商业文化内涵和特征，这就是雕塑商业文化媒介传播的本身，立足于商业媒介语言造型特征的本质建构形式，是雕塑本体在商业环境中能够起到嫁接消费的关键所在。
二 当代雕塑本体作为媒介化的表现形式。为经济发展做好服务的必然趋势
在当代公共商业空间环境中，消费活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式，从公共商业空间环境中设置雕塑，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人”为本，合理应用，使雕塑本体自然地融入到公共商业环境之中去，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以整体渲染公共商业环境氛围需要和商家的意愿为目的，也为雕塑本体作为静态的载体与人们建立在亲近、参与、创造和多样性的互动过程及关系中。在人们紧张的物质生活状态下有一个精神审美的对象，营造一块更为“诗意”和“人性化”的空间，使人与环境产生某种和谐的相互关系。让人们可以起到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代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经济，大量的物质，精神财富以商品化的形式被开发利用，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在商业空间环境中，静态传播的媒介领域，显现出不同类型及其丰富的媒介种类来为当代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在艺术种类中，雕塑已作为人们引领文化时尚和营造氛围的首选，以雕塑为载体来体现商业文化的人文特征，建立商业媒介的传播平台，从艺术的表现形式转化为商业媒介的表现形式，两者之间建立起的一种整合为一的关系。是其它艺术品种无法所无法比拟的。雕塑一旦成为三维静态的媒介特征属性，它的传播性、开放性、和受传者之间的广泛性以及环境氛围效应，代表了雕塑本体语言特有的特质。雕塑一旦成为传媒属性需要有环境氛围适合，商家接受性及其受传者之间的广泛性所需求，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媒介传播效应。雕塑本体语言传播的重要方式，更代表了雕塑艺术文化的重要特征。雕塑作为构建商业媒介的传播平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极大地丰富了雕塑的表现语言、形式和内容，同时也丰富了商业媒介种类，可以渲染商业环境和树立商业品牌形象选择有效的品种，是雕塑艺术为大众、社会服务的真实写照。
三 雕塑本体特征语言。承担着商业空间媒介领域中文化嫁接消费的效应
在商业空间环境中雕塑本体造型语言有它的特征、精神、功能、作用和形式美，是艺术家用静态三维造型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精心表达商业语言的手段，它是以不同的造型物质材料，用三维造型载体语言，通过商业媒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这些物质造型语言的展现一定以媒介为基础的。时代在进步，社会意识形态在转变，市场经济促使了艺术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转变和到来，大众的文化消费观也越来越被社会尊重和认同。在商业空间环境中的雕塑，必须首先考虑到大众的审美水平和情趣，让置于商业空间环境中的雕塑与社会大众文化消费群体产生的共鸣。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应让雕塑更多的走进公共商业空间，使之服务于大众文化消费群体，实现雕塑与大众、雕塑与建筑、雕塑与科技、雕塑与材料、雕塑与公共商业空间等多方面的嫁接。目的是让雕塑更多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使之成为一种普及艺术文化的生活方式。提升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为目的。由于文化、科技和美学观念的拓展，商业经济的跃进必然对雕塑本体的观念、形式的变革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当代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甚至新科学的运用，赋予当代雕塑新的革命，使雕塑表现形式呈现了更多样化，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使雕塑语言和内涵具备了更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是雕塑在后现代文化与消费文化情境中产生的必然趋势。再次，普及教育的提高与拓展，人们热衷于把公共商业空间环境当作“第二课堂”来进行文化学习和文化消费，这样也就需要更多具有优秀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雕塑的在商业空间中的再现，这是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在多渠道获取文化知识的今天，当代人具有了更多样化的文化消费意识与品味，在商业空间环境中雕塑的出场，必然成为“第二课堂”的主要视觉教材和亮点，它让整个教育消费过程变得更直观、活泼和生动，真正使雕塑本体语言成为商业媒介的主流载体，起到传播与消费的嫁接效应。
四 雕塑本体成为商业空间文化附加值和文化消费大众化的双赢标记
在商业公共环境中设置优秀公共雕塑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大众化文化审美的需要。也是社会、商界、大众、艺术家等多方面的社会责任。为培育、普及、展示城市精神文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全面提升了商业空间的主题文化价值，优化商业空间，带动了人气，提供给大众更多与艺术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是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有了与大众更多交流和互动的平台。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每一类公共商业空间的雕塑作品都各有特点，与众不同是雕塑作品作为公共商业空间的精神与艺术文化媒介载体，是一门公共艺术，是代表着公共商业空间中的文化创造与艺术价值的反映，更是公共商业空间的主题名片。它们是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文化互动，满足人们对商业空间环境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而建。商业公共环境中雕塑的适合性，它能给人们在空间里以美妙的视觉艺术享受，油然产生的精神情感愉悦，达到陶情冶性，愉悦身心为目的，即达到了物性与精神相结合的高度，也是一种人文资源彰显个性的形态灵动，把形象化的情感和区域商业风情的意象、情感、心里、格调以及对环境的贴切性和互融性的高度组合，重要的是增添了公共商业环境的氛围与创意语境，提升了商业空间的文化价值，更能体现商业空间消费的文化附加值，而且它是人文进化的一种标记。当今人们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品质的同时，开始注重生活的品味追求，产生了对商业消费空间环境的人性化，诗意化，品味化的需求。消费空间不仅构成了消费对象和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视觉、心里、行为、文化的消费，增加了商业空间消费的文化附加值，其结果是双赢的。由于在公共商业空间环境中的特定性，商业空间文化雕塑即能唤起人们视觉注目的同时，又有独特的商业视觉符号和空间设计感，更突出商业市场品牌的定位和导向作用。同时也能创造出特有的艺术空间意象造型形态，使人们在欣赏品味上，获取情感的愉悦与美的享受，又把艺术的魅力来填补了精神的空缺，把环境空间形成有效的美感同时，也和人们形成交流互动的平台关系，展示出了浓郁的文化特色与鲜明的商业空间的个性风格，它是自然形成商业文化消费大众化媒介载体的必然趋势，真正让雕塑本体作为文化媒介形态在商业环境空间中，起到为大众化服务中新媒介领域产生的新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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