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服务设施

文化与服务设施（共8篇）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1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具体的工作中, 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 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服务效能;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坚持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 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 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1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 为首都的公共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也为今后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定下了基调。因此, 在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文化战略重点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按照北京市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的新要求, 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 以政府为主导,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 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服务的总和。3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 必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更好地体现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使人民真正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 达到北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目标。

一、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水平的重要意义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是普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 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基本国情,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需要进一步正确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加注重“五位一体”建设协调发展、 共同提高。当前, 我国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北京要率先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国家文化中心,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建设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 要在全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这就要求北京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打造品质优良、供给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 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 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升人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增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 使人民有理想信念、有精神动力、有真知灼见、有创造能力, 在 “五位一体”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是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保障城市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 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工程, 是形成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任务。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好, 才能使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 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奠定雄厚而又广泛的文化发展基础,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世界发达城市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建设, 将其作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 创造了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及有益的公共文化管理经验。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 其国际竞争主要是与世界发达城市的竞争, 要在文化领域赢得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需要虚心学习世界发达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 使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 甚至超过他们。只有这样, 才能在一个先进的平台上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 锻造中国特色公共文化并发挥其吸引力和感召力, 更好地培养人民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保障文化安全。

二、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得出北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并通过实地调研, 发现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 具体分析如下。

(一) 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

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量化测度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值。这里按照指标体系, 分别衡量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1. 公共图书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 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数 (世界3个, 北京0.1个) 、平均服务半径 (世界1.35千米, 北京14.46千米) 、人均馆藏量 (世界3.62册, 北京2.5册) 、人均新购藏书量 (世界0.21册, 北京0.06册) 、每万人拥有计算机数 (世界6台, 北京1.4台) 、人均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世界0.03平方米, 北京0.007平方米) 差距很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需要增加, 空间布局还要更加合理, 在体现均等性和便利性上尚需下大功夫。

人力资源方面, 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专业馆员 (世界5.4名, 北京1.41名) 差距很大, 而专业馆员占总员工比例 (世界为33%, 北京为34%) 差距不大。这说明北京公共图书馆专业馆员总量不够, 内部结构也需优化。

服务质量方面, 主要体现为注册读者占常住居民比例 (世界为45%, 北京为3.08%) 、年人均借阅量 (世界5.85册次, 北京0.4册次) 、年人均到馆率 (世界3.81人次, 北京0.58人次) 、居民对图书馆的满意度 (世界67.5%, 北京41.2%) 差距很大。这说明提高服务质量是北京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突出问题。

2. 文化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 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文化馆及类似设施数量 (东京为2.9个, 北京为1.7个) 存在一定差距。

人力投入方面, 主要体现为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量 (世界为2.88名, 北京为1.2名) 存在较大差距。

服务质量与效能方面, 主要体现为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 (世界为27.2%, 北京为24.7%) 、居民满意度 (世界为67.5%, 北京为40.8%) 存在一定差距。 这说明北京文化馆的服务质量还需提高。

3. 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差距

硬件设施方面, 主要体现为每10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 (世界为1.6个, 北京为0.8个) 存在较大差距。 这说明北京博物馆数量还需要不断增加。

服务质量方面, 由于数据缺失, 目前来看主要体现为参观者对博物馆/ 美术馆的“满意”和“很满意”比例 (世界为79%, 北京为29.7%) 存在较大差距。 这说明北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服务质量还需要提高。

注 :东京数据中与馆员相关的数据为 2011 年数据, 其余为 2012 年数据。 数据来源 : (1) 日本数据来源 :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 东京都立图书馆官方网站 ; (2) 北京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1、2012》,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2》, 《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软实力建设调研报告 2011》; (3) 巴黎数据来源 :巴黎市文化局《巴黎市 2011》; (4) 纽约数据为 2011 年数据, 数据来源 :纽约公共图书馆年报 2011, 布鲁克林图书馆年报 2011, 皇后图书馆年报 2011 和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 (5) 伦敦数据来源 :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注 :日本参与活动的人群比例数据来源 :《东京都统计年鉴 2010》, 其余数据为 2011 年数据。 数据来源 : (1) 日本数据来源 :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 ; (2) 北京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1、2012》,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2》。

(二)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握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实际情况, 准确找出存在的问题, 课题组到首都图书馆, 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 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垡头地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通过指标体系衡量的差距基本吻合。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

1.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首都图书馆, 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溪翁庄镇文化站均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 虽然近年来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增加, 但以实物形式的配给较多, 直接拨付资金相对少, 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不仅文献购置经费增长缓慢, 而且员工的工资待遇低。密云县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724平方米, 有60名员工 (其中35名在编) , 其设施和文化活动情况在区 (县) 级馆中属一流, 深受群众欢迎。 但是县财政每年给其拨付的经费只有130万元到140万元, 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群众文化需求, 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各场馆和设施轮流开放, 未能达到应有的利用率。

2.重设施建设轻服务管理

调研中反映, 近年来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场馆设置率不断提高, 但是场馆建成后由于缺乏后续资金的投入, 运营管理、设备维护更新、文献和藏品购置等经费不足, 导致设施使用率不高, 影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如一些场馆为了节省开支, 只在上级检查和兄弟单位参观时开放, 平时则闲置;一些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有很好的电影室和放映设备, 但缺少群众需要的影片, 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一些区 (县) 公共图书馆和街道、乡镇图书室的图书得不到更新, 即使有些地方有更新, 但是更新的图书基本为上级配送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书籍, 导致利用率不高。

注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个城市的四项指标 (每十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每万人拥有美术馆数、劳动年龄人口中每年至少参观一次博、人均参观前五大最受欢迎博物馆或美术馆的游客数量) 的数据均引自《世界城市文化报告 2012》。 数据来源 :北京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2》, 《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软实力建设调研报告 2011》。

3.设施分布不均衡

调研表明,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有以下特征: 北城相对密集, 南城相对稀疏;三环内相对密集, 三环外相对稀疏;核心城区相对密集, 远郊区县相对稀疏。以公共图书馆为例, 北京目前根据行政区划建公共图书馆, 这就导致有些人口高度密集的小区, 如天通苑、西三旗, 由于没有一级政府而没有公共图书馆 (室) ;行政级别相同的朝阳区和石景山区尽管人口规模差异很大, 但同样都只有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有的财力雄厚而较重视公共文化建设的区, 如朝阳区, 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 初步建成了200座“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网络, 实现了43个街乡的全覆盖;还建设了覆盖五乡一街的垡头地区文化中心, 该中心有剧场、图书馆、展厅、影厅、 培训学校、文化志愿者俱乐部、工业遗址图片资料库、老年活动室等设施与相关服务, 但是就全市而言, 公共文化设施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4.缺少专业人才

首都图书馆反映该馆缺少图书馆专业人才, 专业人才只占总员工的10% 左右, 低于全市的水平, 更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非专业人员通过关系调入该馆, 影响了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另外员工收入低, 不仅难以吸引专业人才, 而且导致既有专业人才流失。密云县图书馆、文化馆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溪翁庄镇文化站反映乡镇级文化站普遍缺少专职人员, 一些有专职人员的文化站其专职人员也不是专业人才。从全市看, 核心城区的专业人才状况好于远郊区县, 人才方面的城乡差距较大。

三、存在差距的原因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

由于忽视对公共文化产品样式与服务内容生动多样性研究, 造成公共文化产品数量见长但精致度不够, 文化活动数量增加但吸引力不足, 文化服务项目增多但质量不高等问题, 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与较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诉求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政府除了要最大限度的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直接运用于文化建设, 同时还要最大范围的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文化建设的领域, 使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这方面需要有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公共政策, 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使公共文化服务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和支持的最大化。

(二) 资金投入机制单一

由于一直以来对政府保障公共文化利益的职能认识不够清晰, 公共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非常薄弱。通过调研, 北京一些区县多年来只保证文化部门基本的人头经费, 而业务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投入不足, 造成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 文化需求从原先的隐性、附属的位置逐步进入主流生活层面, 成为公民的权利诉求和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通过公共财政支持,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保障各种文化权利的实现, 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责任。从公共需求和基本福利而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体现公益性原则, 即公民可以免费获得, 其所需的费用已经由公共财政实现转移支付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只有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 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空间才能逐步扩大。从发展的趋势看, 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公共财政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二是拓宽融资渠道, 让企业参与进来, 形成良性互动。

(三) 文化设施配置规律把握不准

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 但是随着北京城市化发展加快, 城乡融合过程中, 如何科学布置公共文化设施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还缺少全市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 还不能从宏观上科学把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功能缺少和浪费的矛盾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北京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 流动性较强, 公共文化设施的供求配置成了制约基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

(四) 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直接或间接提供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按行政区域或行业条块分割设立的现状, 使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公共资源因为管理权的分离而被人为浪费和闲置, 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和方针, 这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但是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 而且从资源特点来看, 政府文化资源是有限的, 但社会和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来承担社会责任, 比如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大量的文化传播公司以及实力较强的文化企业, 都拥有大量的人才资源、 创作资源和节目资源等, 应该成为政府关注和利用的重点。因此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要大胆创新服务机制,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引导、吸引和调动社会文化资源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对策建议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市情, 推进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

当前,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 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公共文化事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制度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行业管理更加规范,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北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也不乏现代文化元素,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向世界发达城市学习、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1.基本实现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北京市基本形成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文化演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市、区县、乡镇、社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并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其中有市、区县图书馆、文化馆45个, 街道乡镇文化中心 (站) 322个, 建有率100% ;城市社区文化室2465个, 建有率89.28% ;行政村文化室3884个, 建有率98.55%。市、区县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区县文化馆中除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文化馆是国家二级馆和通州区、昌平区文化馆在建外, 其余15个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不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达标”和“一村一品”扶持工程, 基本完成城乡“四网合一”工程建设和500个文化社区创建工作, 全市4165项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实现“村村通”, 提前4年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十一五规划目标。

2.数字化社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北京市已建成100个数字化文化社区, 拥有300万册电子图书、万余种电子报刊以及首图讲坛、 北京记忆等多种音视频、数据库资源。全部完成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和无线应用子系统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 并在数字文化社区中应用高清交互宽带有线电视网络应用软件挂接的视频资源有376部13963分钟, 图片资源总量40余个, 电子图书5000本, 电子期刊50种。首都图书馆还建立了“数字文化社区”、“市民学习空间”网站, 通过网站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获取数字文化资源的途径。

3.公共文化资源的品牌和特色效应逐步显现

具有品牌效应和北京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增多, “相约北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际艺术节之一, 也是具有全球范围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以26个奥运文化广场活动为核心的全市广场文化活动体系, 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展示城市形象、丰富文化生活的公共文化平台;“北京记忆”网站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馆藏, 为公众提供丰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料和多媒体资源, 已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端项目。

4.政府对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大

“十一五”期间, 全市各级财政对公共文化总投入45.5亿元, 年均增长12%, 公共文化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0.76%。2012年全市16个区县共获得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文化资金2.3亿元, 用于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 各馆 (站) 和各类活动的补助经费均比上年大幅增加4。

(二)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径

北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需要重点解决资金投入不足, 设施数量特别是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数量不够, 设施分布不均衡, 服务质量不高, 缺少专业人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借鉴国内外有关先进经验,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立法, 使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文化的投入机制在法律的保障下长效运行。法律体系是一个由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作为首都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 公共文化法律内部也应有自己的体系框架。我们认为, 北京公共文化立法应当在两个层次开展。第一层次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它们是发展文化事业, 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要求的具体化。主要是公共文化事业促进法, 文化事业促进法的宗旨是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义务等法制化, 确立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第二层次是公共文化专门法, 一是保障文化领域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的法律。具体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 如《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是促进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法律, 可以考虑的有《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和《公共文化捐赠法》等。

2.构建“三体联动”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

构建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企业参与的“三体联动”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 这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更应该在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就要求在依法管理公共文化事业的基础上, 允许企业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支持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公共文化的良好局面。

具体来说, 可以先由政府牵头成立“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协会”, 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管理, 以行业协会为载体, 打通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渠道;以行业协会为纽带, 通过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 调动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行业协会为平台加强管理, 使企业有序的参与北京公共文化建设;同时, 通过行业协会调配民间建设北京公共文化的资源。待行业协会发展的较成熟时, 政府撤出行业协会, 将行业协会交由企业自治管理, 政府只起宏观调控的职能。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 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等, 对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帮助, 鼓励企业加入行业协会, 形成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 最大限度弥补因政府财力有限而导致的投入不足。构建这种多元化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 是解决公共文化建设中突出问题的基础条件, 是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水平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

3.完善绩效评估与问责评估机制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必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既是反映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有效手段, 也是监督管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公共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率, 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健全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为保障。因此, 建议北京完善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机制。 设立一套科学完整、尽可能量化、且专业的评估指标体系, 以问卷、电话等调查方式面向公众开展民意调查, 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动态式管理, 了解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工作进行数据分析、量化考核、绩效评估的统计指标体系, 是规范管理的科学依据, 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发展规模指标、 政府投入指标、社会参与指标等, 监督评估结果要与相关责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业绩报酬和升迁挂钩, 通过问责和奖惩机制, 确保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不满意情况进行问责、提出质询、要求改进等权利。

4.多措并举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北京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选人聘用考试内容和方式。公共文化领域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北京公共文化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基层文化事业、专兼结合、相对稳定、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在考试内容上, 就必须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选人标准上改变以往 “不同部门一张卷, 不同岗位一张卷”的局面, 应该改为专业科目测试, 测出作为公共文化领域专业人才该具备的专业素质。在考试方式上, 可通过毕业生分配、在校生实习、举办定向群众文化艺术班、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和文化事业单位未聘人员, 以及从获得社会艺术考级相应资格的优秀年轻人员中视情录用等方式, 为基层配备业务人才。

二是要对现有人力资源优化组合、岗位培训。 要建立健全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 (街道) 文化机构的工作岗位规范, 逐步实行工作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

三是要建立健全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网络。通过采取办培训班、挂职锻炼、人才交流、远程培训、 送高等院校学习深造等多种办法, 加强现有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

四是要大力培养和发展民间文化队伍。对那些植根民间、活跃于基层的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及艺人, 要积极鼓励扶持, 使之成为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5.积极拓展志愿者参与渠道

拓展沟通渠道, 建立信息对接交流平台。广泛发布招募信息, 让社会各界人士获取文化志愿者岗位需求情况。精心设计文化志愿者报名表, 包括专业、 服务意向、服务目的等, 掌握文化志愿者的各项情况, 便于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根据情况安排相应的志愿服务岗位、时间。建立“文化志愿者交流平台”, 为文化志愿者提供休息、联络交流的场所。

加强文化志愿者管理工作, 建设高素质的文化志愿者队伍。抓好文化志愿者日常管理, 做好文化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登记、活动开展情况登记、文化志愿者人员情况登记等工作。开展文化志愿者培训工作, 组织各区文化志愿者培训班。建立文化志愿者骨干队伍, 各个公共文化单位设文化志愿者工作负责人, 负责本单位文化志愿者的招募、 管理等各项工作。同时, 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中, 选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认真负责的文化志愿者作为文化志愿者骨干, 协助开展文化活动。落实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 在示范区创建经费中安排文化志愿者工作经费。研究制定文化志愿者激励制度, 鼓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6.逐步实现社区文化中心连锁化、个性化和形象化

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的显著特点就是统一产品, 统一服务, 满足各门店群众需求。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总部可以统一创新文化产品, 统一设计特色文化服务, 然后推广于各门店;反之, 各门店可以及时反馈群众信息, 连锁管理总部综合各门店的优秀意见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改进或创新, 及时推出群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让连锁管理各个文化中心共享, 这样有利于加强和提高社区文化中心的服务效率和效果。由于连锁管理模式实现管理的规模化, 规模化就会带来若干规模效益。连锁管理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的统一、识别系统的统一、产品与服务的统一, 三方面内容统一于各门店, 覆盖不同区域, 不仅使连锁社区文化中心在视觉上冲击各区域的公共文化参与者, 在理念、产品、 服务方面也给群众以强大的冲击力, 形成一种品牌优势。另外, 把将一切工作都尽可能地细分, 表现在总部与各社区中心门店的专业分工, 也表现在各个环节、岗位、人员的专业分工上, 既有纵向专业分工, 又有横向专业分工, 实现“专业化”管理;同时要求一切工作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 使每一个部门、环节、 工作人员、门店都按统一的标准执行运作, 实现“标准化”管理。

在建立社区文化中心连锁管理时, 要做好标准化的管理。标准化经营理念的内涵是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以让群众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 另外, 所有的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社区文化中心要更好地适应社会, 与时俱进, 更新标准, 但不能随意改变, 一切都应以社会和群众的需求为准。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统, 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管理的系统化, 连锁管理跨地域和实体的多门店协调依靠信息管理标准化。

五、结语

加强北京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力争使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北京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必然要求。 当前, 北京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差距,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打造品质优良、供给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 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 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 增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 激励北京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热情, 使广大北京人民投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 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 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2

2019年来,我县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加强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一）打造公共文化设施均衡布局。

在局里的统一部署下，利用维修苏区不可移动文物场所、不同类型的礼堂（祠堂）或村委会改（扩）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完成全县274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占比达100%。同时围绕“全域旅游”特性，优先选择居民聚集、群众积极性高、特色旅游点、新农村建设点、县领导挂点村进行重点打造。坚持主体建设村组负责文化设施文广新旅局负责的原则，打造成集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文化展示等“三位一体”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019年完成XX个点改造提升。

（二）打造农耕文化展示馆（室）。

XX县是江西省十八个文明古县之一，农耕文化历史悠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得传统农耕文化正在逐渐淡化、消失。为了留住对土地的记忆维系住悠悠乡愁，依据各乡镇（村）特色，着力打造一批农耕文化展示馆（室）。目前，全县已打造XX个，XX乡XX村、XX乡XX村、XX乡XX村等农耕文化展示馆（室）已对外免费开放，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三）做好全县农家书屋更新、改造、提升工作。

按照省局工作计划，我县采取两年一个轮回对辖区内农家书屋补充更新。落实更新资金XX万元对全县XXX家农家书屋出版物进行更新，确保每个农家书屋补充更新资金不少于2000元，新增图书不少于120本。经过近几年的更新改造，我县的农家书屋建设已取得较大的提升，小书屋正在带来大变化。

（四）探索“农家书屋”建设。

2019年我局切实加强对“农家书屋”在建、管、用方面的提档升级，如：在实现全县“农家书屋”行政村全覆盖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农家书屋的开放时间及管理员职责；在对书屋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还根据农民的阅读需求定期对农家书屋的书籍更新配送；定期检查书屋开放情况及借阅记录等，这些举措一方面规范了农家书屋的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读书、用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农民增长智慧，丰富精神生活的有效载体。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按照“按需制单、百姓点单”的模式，大力实施农家书屋“1+X”服务，在全县打造12个服务示范点，使基层农民在农家书屋就可以上网、阅读、借书、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享受到乡镇公共文化服务。

（五）管理员队伍日益完善。

我县农家书屋自2013年实施选聘残疾人管理员，按照每年一聘的原则，2019年共选聘残疾人管理员224名，占全县农家书屋总数(258个)的86.8%。根据省局工作部署，我县采取乡镇站工作人员走村串户、局机关业务股室逐一核查的方式，对全县农家书屋聘请的残疾人管理员进行了全面核查，及时发现情况并落实整改措施，今年更换农家书屋残疾人管理员43名。同时挖掘“新乡贤”和文化热心人士的文化能量，引导文化志愿者到农家书屋教、学、帮、带，做到全县每个行政村都配备1名文化专干，负责农家书屋日常管理及其他文化宣娱乐服务工作。

（六）做好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按照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工作部署，我局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XX县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在县广电网络分公司院内地面建设65米地面自立式铁塔，使用的频道频率分别是DS—45（中1等8套节目）DS—47（中7等4套节目），发射功率为1KW。目前铁塔建设、机房相关设备安装已全部到位，年底全面实施对外播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使社会公众在闲暇之时有了休闲、娱乐、学习、聚会的场所，对丰富基层群众的业余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乡风文明有着显著的成效。但现实中也存在部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建设预期的成效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领导重视不够，基层群众文化倡导不力。

各级政府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措施，但工作效果还远远不够，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还明显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多数领导都还存在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思想，认为文化工作是一项“光用钱不找钱”的赔钱事，不上心，不重视，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就随便搭个架子，做做样子，往往出现挤占文化工作人、财、物的现象。

（二）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普遍比较落后。

根据中央和省有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到2020年农村乡镇一级要建有集文化娱乐、书报刊借阅、电子信息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科普培训、体育健身和青少年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同时，对建筑面积和相应的功能设施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目前我县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普遍都没有达到这个建设标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布局和标准功能大多都不适应现阶段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和需求。随着农村基层对文化需求新的增长，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加凸显。

（三）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还不够丰富和接地气。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开放程度的扩大，农民群众已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越来越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满足娱乐、建设、交流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看，闲暇时间农民的文化生活仍以看电视、打麻将、跳广场舞等活动为主。真正适合农民口味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偏少、质量偏低。现有文化活动对时间和地点的覆盖也远远不够，往往只局限在正街中心地段和节假日，位置偏远的村子很少开展文化活动，尽管农村都普遍开展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活动，但因内容、形式与农村群众的需求不相适应，相当部分文化惠民活动流于形式，最终变成一厢情愿。

（四）农村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力度不够大。

广大农村历史文化底蕴往往比较深厚，几千年的历史传承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保护传承机制不健全，财政投入不足，甚至完全没有财政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农村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一定程度的毁弃或流失。许多地方“重申报轻保护、重代表轻濒危和潜在”，除开发利用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民俗类项目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类型的非遗项目活化利用的水平不高，尚未形成在保护中开发利用、在活化利用中保护的机制。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非遗项目在缺乏政府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正面临着消失。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源”和“文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损害。

（五）农村基层文化人才匮乏、素质偏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广大农村“空心化”状况日益严重。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整体呈现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严重、专业水平不高、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在质量、数量和能力等方面，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许多地方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重视不够，人员配置多为兼职，同时缺乏专门培训，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农村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当前政府推广的购买公益文化岗位的措施，在广大农村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也大多集中于城区地段，基层农村文化资源服务普遍欠缺。

三、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思路

（一）健全并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活跃文化氛围。

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健全而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配套设施，例如文化站的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科技培训室、全民健身设施、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小广场、娱乐休闲场及农村文艺宣传队等，这是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很多乡镇政府部门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经费仍旧不足，一些公共文化设施虽然已建起，但成了形式上的摆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主导力量薄弱，群众文化活动难以顺利开展。因此，首先各级政府要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对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展开持续性资金投入，确保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逐步落实完善，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此外，乡镇政府不仅扮演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角色，还要主动引导、号召、监督农村各种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其次，着力改造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基层公共文化场所的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健身室、培训室、多功能厅等免费向基层群众免费开放，在发挥传播文化功能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的满足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

（二）充分发挥基层文化站的带动影响作用。

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文化站的带动、指引和带头。因此，农村基层文化站作为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中心场所，尤其要发挥好带动影响作用，吸引更多的农村基层群众参与到文化活动中，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养。

一是各个村镇要以基层文化站为活动中心，充分发挥好辐射影响作用，成为展现乡镇群众文化活动的模范窗口。

因此，农村基层文化站要紧随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各个重大节日期间举行一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彰显出时代特征，让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充满时代感。

二是加大基层文化站的宣传力度。

目前我县每个乡镇都建有文化站，可是很多人对文化站认知不足，参与文化活动热情也不高。因此，基层文化站要加强自身和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多组织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活动。

（三）不断增强活力，促进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高效运行。

要丰富基层文化活动载体，以文化活动带动文化设施利用率的提高。县级文化部门要建立健全送文化下乡的长效机制，深入开展以“三送”（送戏、送书、送电影）为载体的文化下乡活动，逐步把临时性、分散性的援助帮扶转变为有组织、有制度、有保障的运转体系，使文化下乡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形成新常态。村文化活动中心要有计划地开展广场文化、老年文化、外来人员文化等文化活动。村每年组织开展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文体活动5次以上，努力做到周围有文体活动，并确保每个村每年电影放映不少于12场，理论教育、文化艺术、科普知识等培训不少于2期，做到阅报栏定期更换，宣传窗（或黑板报）定期刊出。同时，积极推进村落图书室事业发展，广泛开展群众读书活动，大力传播先进文化，村图书室要确保每年新增图书100册以上。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3

城市文化一般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城市文化空间作为一种城市物质文化公共资源,其需求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内部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它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是城市作为一个主体的需求。

西安高新区创办于1991年3月,是一个代表西安与西部高科技产业前沿的领地、国家级高新区。如今,西安高新区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好、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就现状来看,西安高新区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空间形态比较单一,城市缺乏活力,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 对文化基础设施和人们需求之间的关系、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的考虑不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地域文化、历史文脉对区域文化品质的重要性。因此,文化与服务设施建设的缺失,也是西安高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

2.研究方法

社区资源的“可获性”是指社区资源对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区位的接近性,即是社区资源的空间机会结构或空间机会模式为人们提供社区健康与健全生活可能性;该可能性可进行客观调查与测量,并对其(社区资源)的地理区位不均等性进行空间量化。

国外社区资源可获性水平的测定方法核心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采用GIS方法测度剥夺水平,此方法得到了众多城市规划学者的广泛应用。该方法将“可获性”定义为:距离每个网区中心最大范围内的生活、服务类设施种类与数量(与质量)的量化总和。具体如下:1)首先确定测度区域(社区)的空间界限最小区域——网区,使居民具有相同的“可接近时间”;2)再用“最大距离”测度(控制)每类社区资源的变化,因为该距离表明不同类型的社区资源(设施)对不同规模空间(如邻里区、社区与社会区等)差异的重要性;3)用网区的网络分析与社区资源的构成(距离、数量、质量以及权重等指标)量化综合揭示(某一区域或社区)的网区间社区资源的可获性。本研究正是基于“可获性” 理论对西安高新区城市文化与服务设施布局的优化与调整提出相应的建议。

3.西安高新区社会阶层分异与文化与服务设施的耦合关系

3.1社会阶层划分评价体系

(1)西安高新区居住空间现状

西安高新区一二期的居住用地包括商品房、 福利房、安置房和村庄四大类。从分布图上来看,一二期内的居住用地和产业用地大体上为组团式的布局方式,可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类是位于唐延路以西呈现出居住用地和产业用地毗邻式的高度结合。第二类是在一期建设范围内,居住多以商住结合的形式出现。第三类是一二期东部片区,是构成的主要成分。另外由于地段东南方向毗邻电子城和大量企业,因此居住区多有福利房。

(2)居住空间分异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居住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是指不同职业背景、文化取向、收入状况的居民住房选择趋于同类相聚,居住空间分布趋于相对集中、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现象,实质上是居民不同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特征在空间上的体现。本文从经济特征入手,以住房价格作为划分居住空间类型的入手点。但是,考虑到住宅价格受市场的影响较多,故在以住宅价格为分异度计算的基础之上,再通过对社区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校验,从而得到相对准确的线高新区居住空间分异模型,并将其转化为相对应的社会阶层分异模型。

3.2社会阶层空间分异

按照评价体系在Arcgis10.0中对西安高新区内77个调研资料相对全面的住区进行打分和叠加,最终得到西安高新区社会阶层空间分异图1。

(1)当地居民阶层

主要是指劳动阶层与服务阶层。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卫生,根据其职业、收入的差异,又可被划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和发展型。

(2)创新阶层

主要是基于劳动阶层与服务阶层的人群。创新阶层由那些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来增加经济价值的人们组成。

(3)中产阶层

在形式上一般认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权力、 专业技术知识的白领阶层。他们以知识的应用、 行使管理权、特殊技能的发挥为主要工作方式。

(4)高收入阶层

一般为国家管理人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现代意义和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他们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资本的运作,获得利益。

3.3不同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分析

(1)当地居民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

当地居民阶层以低收入者为主,他们已对基本的生活服务设施要求为主,对文化设施而言, 一方面是对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益性设施需求较强烈,如图书馆等;另一方面是对低层次的文化娱乐设施有较高的需求,如网吧、台球厅、棋牌室、KTV等。

(2)创新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

创新阶层聚集在大城市,被吸引到具有创新性的文化产业等产业中,是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保证,目前,创新阶层的生活方式已转向对体验的要求。这些体验式的消费行为场所成为城市创新经济的有机结构。创新阶层更倾向于街区时尚文化,其文化场所沿着一定的街道聚集。从场所类型上看常常包括具有夜生活特征的咖啡厅、酒吧、艺术画廊、书店、提供电影和现场表演的中小型剧院、还有许多综合性场所。

(3)中产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

在消费日益个性化的今天,中产阶层的品味、文化业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整体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文化服务设施需求上表现为:咖啡厅、酒吧、音乐会等;二是在文化服务设施需求上表现为:SPA、保龄球、高尔夫练习场等。

(4)高收入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

高收入阶层以物质上丰富、豪华(场所)消费显示其消费观。对其类型上也可划分为中上新富阶层和中下新富阶层。就中上新富阶层而言, 在文化与服务设施需求上表现为:高尔夫或各种高端俱乐部、高级SPA等。对中下新富阶层而言,其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表现为:偏向于户外和健身类型的各类俱乐部。

3.4不同文化与服务设施最大距离

为了解释不同类型文化福利设施的空间变化模式,采用不同类型社区资源可接近性距离来测度,即按距离网区中心的距离划分,国外采用为500m、750m、1500m、2000m、3000m米和5000m等分类的距离来划分不同社区资源类型。根据我们在西安高新区发放的文化与服务设施使用满意度问卷调查分析以及参考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公共设施的分类分级标准,确定为300m、800m、1500m、2000m、和2500m等可接近资源类型(见图2)。

4.西安高新区文化与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建议

在上文对社会阶层空间分异的划分、不同阶层对文化与服务设施的需求类型及不同文化与服务设施的最大距离研究结果下,基于“可获性”对西安高新区文化与服务设施的布局进行优化,以引导未来在文化设施建设时的空间分布(见图3)。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公共文化与服务设施可以引导消费,生活消费方式又反过来要求改进公共文化与服务设施。因此,作为“软实力”代表的文化与服务设施的建设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推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便利的新引擎。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二期为例,通过基于“可获性”理论的研究方法,提炼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化与服务设施配置影响因素的产生机制,即区位条件的不同造成的社会居住空间分异,从而对西安高新区城市文化与服务设施的布局提出优化与调整的策略。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4

N以科好, 据说你很喜欢打篮球?

X是的, 其实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 我一直对篮球情有独钟。小学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就读, 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落后, 记得那时村里只有一个泥巴篮球场, 两个木板篮筐, 全校的师生和村里喜欢篮球运动的青年只能轮流在那里运动。后来到了城里念书, 篮球场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水泥场地和玻璃钢篮球架, 觉得篮球运动的设施比农村有了明显的改善。

N是的, 我也是一个喜好运动的人, 从小就喜欢踢球, 现在工作之余经常跟朋友组队去踢踢球。南宁有几个足球场馆不错, 但场费越来越贵了。我比较怀念大学以前的踢球生活, 记得我在大化县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 当时大化县城还有一个公共足球场, 旁边有环场跑道和看台, 免费开放, 一块大场地常常被人们分成几块小场地,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踢球, 每年都搞联赛。但我跟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前几年路过县城, 想故地重游, 到那个足球场去看看, 而令我惊讶的是, 那么大一块足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所谓的广场, 广场周边是高楼、商铺、KTV娱乐城。说实话, 当时心很凉。

X我觉得我们的经历跟一个地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有关, “两化”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因为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生存根基和发展要素。由此可知,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土地开发利用就需要进行价值评估了, 这样显然就不会空出几块大空地来留给人们免费去踢足球和玩耍, 因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 似乎在有限的空地上建起专业足球场、商品房、工业园区或者休闲广场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要比一块没被商业化的土地更高。生活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城镇, 当土地资源的使用受到限制后, 我们的生活需求空间也就自然跟着被“定格”了。

N我不知道, 这应该令我们感到高兴还是更值得我们去担忧。

你说的没错, 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要素。

据调查表明, 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 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和代价, 快步进入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的这盘棋上, 一切都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服务、让路。但作为发展的平衡, 在经济发展加足马力、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 我想, 应该需要为群众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 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文化生活需求。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一点。很搞笑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 一个老家那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想看电影, 让我帮她定几张南宁市任何一个影院的几张电影票, 我问她县里面影院没有票了?她说, 不是没有票了, 是电影院早没了, 原来的电影院现在变成了百货超市。

X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手段。而经济发展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平衡的、科学的发展, 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回归到我们的实际生活,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精神生活需求往往也就更加强烈, 两者呈正比例关系。你提到的电影院其实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相连, 电影院变成了百货超市, 这样的结果跟政府的服务职能, 特别是文化服务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区内, 我走过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等地方, 其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相对集中的城乡一级, 都普遍存在电影院消失、文化馆关门、博物馆空壳、图书馆冷清、文化设施紧缺等尴尬的处境, 这跟群众的自我精神生活诉求有关,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缺失, 因为目前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内容有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公共文化鉴赏、文化素质培训、群众性文体活动等, 这些跟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N城镇化建设其实遇到的问题很多, 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 文化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而包容、有内涵有底蕴的城市, 除了经济上的发展, 还需要一种文化的长期沉淀、积累。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一点点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这到底是谁之过?

X公共文化投入的不足自然有其本因, 孰是孰非, 暂且不下定论。但有个不争的事实或者共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中物质文化范畴的组成部分, 而城市文化又是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元素之一, 综观区内外的城市可以看出, 一个文化软实力较强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增长,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这里谈到了城市文化, 不得不提起有个名叫Lewis Mumford的美国教授, 他写过一本名为The Culture of Cities的著作, 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是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这是一本关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著作, 跟我们提到的公共文化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是从一名专业规划师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发展问题, 站在城市人文的立场上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 指出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是否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 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促进人 (包含本土和外来居民) 的步行交通和直接交流等实际生活需求。

事实上, 我们大都去过不少城市, 我主要涉足的区外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深圳、哈尔滨、长春、西安、香港、澳门, 区内的城市大多数都到过, 结合我以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现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经历来看, 每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人口结构和现代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在起步阶段就应该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发展脉络做好长远规划, 明确好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围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城市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着手, 并根据城市格局和人口结构来实施建设, 最终保证城市公共文化找到得以附身的载体和受益的主体。

N是的, 我觉得, 每一座城镇都有每一座城镇的“性格”, 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暂且不去说公共文化设施的缺乏, 即使建设有公共文化设施, 装修再豪华、设备再先进, 有的甚至成为城镇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但没有出于合理的建设需求而建, 没有考虑到大众需求而建, 人气低下, 利用率低下, 那么, 拥有再多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设施都只是个无用的摆设, 唯独剩下它们空而大的躯壳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比如, 政府出于土地便于规划、设施容易建设的考虑, 把一些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选建在远离人群的新城区和开发不久的地段, 交通不便, 使得人们享受不到日常的文化服务, 这有悖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属性, 这无形中会让人们对这些东西抱有一种“无用”的心理, 而对它们产生一种拒绝和排斥。这样, 既对不起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文化设施, 更对不起缺少文化服务的城乡百姓。

X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内涵谈起, 它的主导者无疑是政府, 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体系结构是由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以及运行管理系统和制度组成, 它的功能作用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也是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 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事实上, 由于主导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或者是受到地方客观要素、城市发展格局、城市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部分城市和城乡都出现了不少“被遗忘的公共厕所”“被冷落的休闲公园”“被漠视的运动场所”“被尘封的展馆剧院”等现象, 表面上看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似乎真的“无用”, 它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地方公共文化产品建设的任务指标角色, 而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功能作用。

说简单点, 如果公共厕所被收费、被关门, 休闲公园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半径, 公共运动设施建在人流稀少的区域, 各类展馆和影剧院保持高高在上的“富人姿态”, 这些都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征, 即便群众有精神文化需求, 也只可远观而不可共享, 甚至产生一种“他者之物非己所用”的心理误区。这一结果跟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规划、实施、管理等有关, 至于做得是否到位, 我觉得考核标准应该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公共文化产品 (包含设施和服务) 的使用效率。

N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却遇到了问题。

我们不能把建设只当成表面工程。在城市发展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 误认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建设施, 在他们这些人心目中, 只要设施建设起来了, 相关活动自然便都有了, 工作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就一切都OK了, 就算他们完成所谓的“政绩”目标了。至于建成后的文化设施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和社会效应, 他们往往不会再去持续关注和跟踪追问, 作为管理单位自然也无需再向社会作出使用说明和业绩交代。这些设施往往施建而少用, 阵地活动时有时无, 除开头一阵或重大节假日外, 整个场地设施一年到头用不上几次;有的建而他用, 一些管理单位和个人俨然以公共设施所有者自居, 他们出于利益的驱使, 以各种理由和借口, 任意把公共文化设施出借或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牟利活动;还有的建而不用, 只把公共文化设施当摆设, 名义上是文化设施, 而实际上并没有行文化之实, 徒有其名, 形同虚设。所以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管理和维护迫在眉睫。

X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设计与制定等, 这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阶段性特征,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了既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标任务, 也就实现了绩效考评的目标要求,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去守护、如何去发展才是关键。公共文化设施的后期管理应该是长期性的、常态化的、公开化的, 因为公共文化设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这种管理应该也应该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 即基于实现公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利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和感召力的规章制度体系,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做好职能分工, 充分整合各自的权力资源, 不搞“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断层服务行为, 更不搞公共文化场所的“圈地运动”, 这些都有悖于我们的社会公德和服务宗旨。一方面要维护公共文化设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和文化价值, 让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中得以满足。

这样说吧, 公共文化产品的产生好比一个孩子的出生, 孩子出生后, 我们还得继续为他提供衣食住行, 提供社会保障, 提供教育机会, 提供成长环境, 提供服务平台, 只有将每个环节都串联在一起, 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效益的最大化。说简单些, 如果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却弃之荒野了, 后果可想而知。

N你“养孩子”的说法挺有意思, 也就是说不可急功近利。巩固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打“持久战”,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最近看一个资料, 西方的一些大城市, 他们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一块的确是在用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的, 比如巴黎, 现在是世界上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 它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最开始都是王室私人所有, 法国大革命之后, 随着教育的普及, 逐渐向公众开放服务, 二战爆发前, 在如今的城市中心地带已经有相当规模。二战后, 巴黎文化设施的建设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现在, 这座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多达364个, 其中博物馆134所, 剧院141个, 市属公共图书馆64座。市民出门15分钟即可步入图书馆, 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被看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它能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 它以一种渐进的过程, 经过日积月累, 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建设要有长期和短期两种时间跨度的考虑。它的成长经历了开发、翻新、再开发、再翻新和扩张等过程, 这是一种长期的建设;而对于阶段性的新区集中建设项目, 则采用短期的建设方式, 嵌入新的公共文化设施。并且, 它在交通的便捷性上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文化设施周边公共交通、地铁等交通方式多样, 可达性极强, 与城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客观规律对我们的公共设施集中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养孩子”不容易, 养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内涵的孩子更不容易, 它需要全方位的整体考虑。

X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学的时候有个广西的老乡因作家梦而中途弃学北漂, 孤身在北京一边摆地摊卖书挣生活费一边坚持文学创作。有一天,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说他在北京被假书贩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 他说只想找个地方猛踢一场足球, 然后找个人迹罕至鸟语花香的地方大哭一场, 以此泄愤。我问他住的地方方便实现这两个心愿吗?他沉默了片刻, 说自己住在北京六环以外郊区的农村平房, 附近没有看到他想找的地方, 偶尔看到个足球场也是按时收费的, 享用不起。我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 叫他去北大未名湖, 因为他一没钱, 二没北京户口, 好歹未名湖是免费公开观赏的。后来他几经周折才到达北大未名湖, 心愿有没有实现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我想说的是, 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是存在一定的盲区, 或许六环以内各个区域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分布点相对比较广泛和均匀, 这个圆圈内的市民的公共文化权利自然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实现。而六环以外的郊区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延伸的方向也就相对较少和缓慢,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广西区内一线二线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近些年也已经在逐日改善, 人们的生产生活半径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点也进一步地科学合理, 尤其在城镇和乡村一级, 随着返乡人口的增多和外来人口的涌入, 居民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自然也愈加强烈, 地方政府要聚集人气来刺激经济发展, 就必须要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外, 精神文化生活的供给也必不可少, 甚至成为一个公民去留的决定因素。因此, 政府方面在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力支持外, 又实施了“千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等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举措,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量和质都有所提升, 这就涉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贫困人,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每一个公民都有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权, 每一个地区也都享有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遇, 只有从横向的空间概念和纵向的时间概念同步推进, 如同血脉一样遍布一个充满生命和活力的机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才能绑定一个地方的根基, 才能融入人们的生活。

N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及有效使用, 必将会有效地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 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 同时也会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力增强, 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正逐步凸显。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物质的需求, 更多转向于对精神食粮需求的演变。在空闲之时, 人们更倾向于进行文化活动、旅游、文艺表演、健身运动、看电影等。而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拉动内需、拉动地方经济建设, 还可以满足国民对此方面的需求, 而好的文化活动、文艺表演、旅游项目、健身运动、电影不仅局限于对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 同时也是对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外, 据我所知, 广西区内基本上每个市县都办有自己的“文化节”, 这些“文化节”名目繁多, 比如中国名猪 (陆川) 文化节、广西大化奇石文化节、中国都安密洛陀文化节、河池市铜鼓山歌艺术节、百色 (田东) 芒果文化节、贺州市首届客家文化节、桂林山水文化节、天下来宾·红水河文化艺术节、来宾盘古壮文化节、宾阳炮龙节、广西隆安“那”文化节、中国 (横县) 国际茉莉花文化节、北流陶瓷文化节、武鸣“三月三”文化节、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文化节、东兰板栗文化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恭城桃花节暨恭城油茶文化节……这些文化节, 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率极高, 比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广场等,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客商, 对当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对文化旅游、特色文化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当然, 文化节会与其他节会不同, 不能“闹腾”了一阵子完事, 也不仅仅体现为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更重要的, 是对整个社会、一座城市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文化张力和经济张力。

X不可否认,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刺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这个地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固有的文化资源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载体和资本。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在一般的城镇和乡村, 我们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进而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以人为本的理想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完成公共文化设施原本应有的功能作用外, 还附带着正能量推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发展, 激活了当地的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和服务市场, 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也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证明人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公共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发展, 相互促进。

举办文化节已成为一个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文化节是否成功, 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是否产生社会影响, 这些都跟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事实证明, 一个公共文化设施越完善越发达的地区, 其举办的文化节活动也就能产生更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为它为地域文化的保护挖掘与市场包装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发展渠道。现在有个问题是, 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聪明, 连“文化”这么抽象、这么客观的东西也可以随手创造, 轻而易举地标杆成为自己的文化符号, 然后明码标价地抛向市场, 这样的方式却往往适得其反, 人们不但没有享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福祉, 而且还会被这“自以为是”的游戏所误导, 对自身的精神世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他们设计加工出了“文化”这个漂亮的外衣, 但忽视了公共文化设施这个必要的“模特”, 导致文化建设投入的功能丧失和市场疲软。

在区内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文化节是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曾获得中国节庆大奖的“中国侗族多耶节”, 目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 秘诀就在于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不断创新。这个县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大侗寨”, 除了建有一般的公共文化设施外, 他们还注重侗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外移, 把城镇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者绑定在一起同步实施, 5平方公里不足的县城内就建有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度最长的三江风雨桥、单体木构建筑物规模最大的侗乡鸟巢、世界第一高度的三江鼓楼、中国侗族地区最大的中国侗族博物馆以及民俗风情月亮街和多耶广场等, 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平时除了为人们提供文化生活便利外, 更为“中国侗族多耶节”的举办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今年第十届“中国侗族多耶节”活动期间, 共接待游客2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3.3%, 旅游社会总收入达8500万元, 同比增长15.2%, 这样一组数据足以折服那些藐视公共文化设施投入的地方。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5

关键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

自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以来，《城乡规划法》对规划确定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保护，明确提出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这就要求政府树立“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全、完善、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经营理念的影响下，城市中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经常让位于其他经营性或赢利性项目的建设。再加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的滞后与城市迅猛发展的不协调等等。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进行科学、系统、强有力的指导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本文从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入手，试图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的法定地位，编制内容及深度，并结合临汾市市区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编制实践，提出一些编制这种类型规划的工作方法、思路等。

1 地位与作用

1.1 专项规划的概念

广义的专项规划，可泛指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细化，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手段，也是指导该领域的发展以及审批核准该领域重大项目和安排重大投资的重要依据，如道路交通规划、色彩规划等，均可纳入专项规划的范畴。狭义的专项规划，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界定，一般指城市总体规划附属的基础设施规划，主要包括道路交通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等。

1.2 法定地位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6)颁布以来，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在编制总体规划中已明确其法律地位。但实际操作中，由于总体规划的宏观性比较强，而控制性详细规划又分片分区进行控制，往往缺乏整体性，不能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统筹考虑。而编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可以从各种专项设施的专业特点与服务特性出发，可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合理协调、整合与配置，有效地指导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1.3 编制作用

1)继续深化总体规划内容，合理配置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阶段，一般只确定市、区两级公共设施中心，及各项公共设施分布及其用地范围，而无法对具体的总体建设规模、空间布局，建设控制指标等进行确定。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是根据不同服务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并从专业角度依据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地块进行科学合理布局与统筹安排，如建设规模、空间布局、建设控制指标等。

2)为详细规划的编制提供科学依据，有效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城市规划编制人员要针对不同服务行业的服务体系和服务特点，进行认真研究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知识，进行总结与分析，从而进行系统的定性、定量与定位。在具体的规划编制中，若仅仅依据总体规划而没有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作为依据来指导，详细规划的编制就很难从全局出发确定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求。

3)引导城市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健康发展，真正实现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指出，“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因此，城市规划属于公共政策范畴，而且其内容涵盖了城市发展的所有方面，理应成为城市其他各项政策的起点和最终归结，西方国家的规划实践也验证了城市规划必须也必然向城市公共政策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并且体现在公共服务上，比如市民的教育、医疗、公共交通、住房等问题。要真正实现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更要从城市规划作为重要公共政策的角度，从方法上和内容上对城市规划进行系统的反思。城市规划应根据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整合可利用的社会各项资源和政府资源，积极融入到市场运作和政府运作过程之中，成为市场运行和政府职能发挥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城市规划既要提供宏观的发展指引，同时也要能够为城市中各要素的运行提供指导，并与市场运行和政府运行的机制相匹配。在具体内容和手段上，既要认识城市发展运行的规律，也要综合各要素和城市整体的发展要求，要将规划的内容与不同层次的宏观调控的内容相结合，与政府操作的手段相适应，从而正确引导城市各项社会公共事业积极、健康的发展。

2 主要内容及深度

2.1 现状调查

认真深入调查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情况，进行信息搜集，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分析其规划布局、项目建设与服务等存在的问题、公共服务设施的特点与其行业发展趋势。现状调查这个阶段很重要，除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分布情况、规模、容量、建设状况、服务质量及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调查外，尤其要重点调查该行业现状服务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与目标。

2.2 科学预测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建设规模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发展规模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发展目标来科学预测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发展规模，因为只有合理确定了总体发展规模才能做好更全面、更系统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局，避免其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或过于超前而造成资源浪费。

2.3 分级分类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性质、位置、规模、服务范围、服务人口等

规划首先根据行业服务的要求和特点，确定该项公共服务的不同等级、不同类型设施的布点、选址原则，其次要按照这些原则在综合平衡全市该项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建设规模的基础上，确定各级各类设施的性质、位置、规模、服务范围、服务人口等。

3 实践体会

为了深化临汾市城市总体规划，近两年临汾市规划局与临汾市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一起组织编制了许多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专项规划，如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临汾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临汾市商业网点规划等。下面笔者结合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编制工作，简要谈几点实践体会，探讨编制这类专项规划的具体方法、思路。

1)城市规划部门与公共服务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充分协调与沟通、有效合作。笔者有幸参与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编制，整个编制过程，从现状设施的调查统计，教育规模的预测到布点方案的确定，重要建设项目的布局如新建、扩建、合并和撤销等都离不开临汾市教育局的密切配合和专业支持。

2)规划者要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分析研究预测服务人口，预测学龄人口及未来中小学教育规模及发展趋势。以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为例，首先只有调查分析临汾市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规模，结合临汾市的现状教育发展水平，才能确定远期至2020年，临汾市区小学教育规模预测达到6.84万人，临汾市区初中教育规模3.42万人，临汾市区普通高中教育规模预测达到2.5万人。继而确定临汾市区中小学教育设施的总体规模，这样既保证了规划的前瞻性，又没有盲目地超前攀比，其次只有充分研究了教育设施布局的特殊性，确定其合理的服务半径，才能确定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规模以及位置等。

3)充分保证公共服务设施的公益性与公正性，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例如在临汾市中小学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中，按照服务半径与服务人口来配置中小学教育设施，确保其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城市，此外还特别关注了外来人口的教育服务。同时，规划中还考虑到临汾民营经济的力量，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中小学教育设施，尤其在专职、高职教育培训的建设方面。

城市文化规划与公共体育设施发展 篇6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的城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融入在城市中的文化逐渐被重视,城市在规划发展中也越来越多的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英国文化研究大师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涉及到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论是物质的、知识的还是精神上的。城市文化不仅是共享的认知和体验,也是各种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汇集着长期积累起来的人文生活、空间特征,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发展资源,在缓解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紧缺压力的同时,还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城市文化需求。因此,城市文化规划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市软实力的体现。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每年约有1800万人从农村迁往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60%,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了城市的整合能力下降,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造成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才能保证城市的正常发展。

2 公共体育设施释义

公共体育设施指向公众开放、供广大群众进行体育锻炼或观赏运动竞技以及业余运动员训练的体育设施。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保证人们的基本体育需求,是城市文化规划所必须具备和完善的重要功能。但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中,城市公共用地紧张,重新整合城市进行大规模建设不太现实。在以城市规划的研究视角下,我国学者以城市文化发展的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毕红星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通过将城市内交通线为主的基础设施(发展轴)与城市各级体育中心(点)有机结合,形成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空间结构模型;闫永涛、许智东,黎子铭以广州为例,指出体育公共设施规划过于注重竞技体育和大型体育赛事,应以群众体育为主,进行公共资源均等化,提出全市与各区相结合、用地整合与优化布局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控制欲规划相结合,强调规划与控制性衔接的深度。如何进行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实现资源优化,确保城市文化的深度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公共体育设施发展

3.1 加强已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的保养和维护

公共体育设施由于自身的使用特性,有一定的消耗和磨损,只有做好公共体育设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才能保证广大城市居民能够正常顺利的进行体育活动,满足居民的体育需求,因此,必须要保证现有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做好安全宣传,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体系。

3.2 注重群众体育体育设施的规划,引导竞技体育大众化

竞技体育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追求,我国竞技运动员在国际上得表现向社会传递了一种精神文化物品,带动体育项目的普及和提高。我国目前是体育大国,要想体现我国体育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实现体育强国,提升整个国家的国民体质和体育运动水平,必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及必须实现体育发展方式的优化和转变,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实现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建立符合城市特色、覆盖整个城市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体育设施规划体系。

3.3 以社区体育为单位,注重公共体育设施资源优化

当前我国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不足,新建设的社区注重了体育设施规划,都配备了相应的体育公共基础设施,而以前的老社区由于建立年代久远,没有配备相应的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在这些老社区中,老年人和儿童占社区人口的主要比例,他们是体育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参与者和使用者,忽略了这些主要人群,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的均等化就失去了平衡,因此,要注重城市城市弱势群体和主要的体育人口参与者,实现公共体育设施的资源优化。

3.4 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的质和量

随着国家对公共体育设施的重视和投入,公共体育设施的配置有了明显的改善,数量明显增加,结合社区都规划了相应的公共体育设施,但当前的规划设施只是简单的健身路径、乒乓球台或篮球场这些基本设施数量上的增加,最多的就是健身路径的增加,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居民对体育设施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些简单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能满足城市居民的各种体育需求,所以,我们不仅要注重公共体育设施简单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根据广大城市居民的需求,针对性的实施服务,注重公共体育设施投入的“质”和“量”。

参考文献

[1]寇冠.济南中心城区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调查及优化研究[D].山东大学,13-14.

[2]亢瑾,尹辉.体育场馆对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J].运动,2014,09.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7

目前,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养老服务设施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急需提高。《通知》的发布, 表明各部委已经准备联合解决这一难题。业内人士认为, 为了让《通知》落实到位, 还应推出一些后续政策, 如拿地及税收方面的优惠, 帮助养老产业发展壮大。

(一)

养老问题需要协同解决

截至目前,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超过了2个亿, 占总人口的14.9%。但是我国拥有养老床位数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加上家庭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因素, 未来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以河北省为例, 河北省目前全省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数为18.5万张, 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数为4.78万张,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只有23张。

河北某市民政局人士还透露, 部分现有养老设施不符合设计规范, 如乡镇建设较早的敬老院, 因历史原因设计要求不高, 设施配套不够完善;民办养老机构大多是旧房或租房改建, 硬件配套设施达不到要求。他说,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小, 且多数社区缺乏生活、保健、娱乐等服务功能。”

去年9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下称《意见》) 。在这个《意见》中, 对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 包括在投融资、用地、津补贴、税收减免等各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 由于养老设施建设是一个大概念, 涉及民政、财政、住建和国土等多个部门, 这些部门如果不协商解决问题, 就会出现真空地带。所以, 《意见》之后, 各有关部门肯定还得采取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二)

政府养老思路调整

于是, 作为对《意见》的深化要求和具体部署, 《通知》应时出台了。

《通知》提出,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要求, 结合老年人口规模、养老服务需求, 明确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 并将有关内容纳入城市、镇总体规划, 加强区域养老服务设施统筹协调, 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一体化。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看来, 《通知》的表述, 说明面对养老服务紧缺问题, 官方部门认识到应举全社会之力提供养老服务, 仅仅靠政府去提供养老服务是远远不够的, 对政府直接兴办养老设施的思路已经作出了调整。

按规划落实布局

目前, 一些养老服务设施虽然地处城区, 但由于用地限制, 缺乏扩建或改造的余地, 导致出现床位少、空间少、入驻需排队的现象, 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规划保障, 许多养老服务设施不得不建在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郊区, 不同程度地存在入住率低、效益低等问题。

对此, 《通知》要求, 在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时, 要按照城市、镇总体规划要求落实养老服务设施布局、配套建设要求, 因地制宜地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和规模;编制养老设施规划应与城市人口布局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居住区或社区规划、医疗卫生规划等相关配套设施规划进行协调和衔接, 积极推进相关设施的集中布局、功能互补和集约建设。

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查过程中,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严格贯彻落实《意见》所提出的人均用地不低于0.1平方米的标准, 并依据规划要求, 确定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和建设标准, 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培训从业人员

与养老床位相比, 专业护理人员和社工的短缺也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据专家介绍, 有些社区也引进社工, 开展了志愿者为老服务, 但志愿者大都是学生、党员或者在职职工, 他们服务的时间和内容非常有限。目前我国对社工组织培育不足, 其人员流动性大, 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养老护工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低, 护理技能差, 而这个行业低廉的收入和较低的社会地位, 也难吸引具有一定素质的人从事此行业。

为严格执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 《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宣贯培训, 从2014年起, 将有关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培训纳入执业注册师继续教育培训要求, 使从业人员全面掌握、正确执行标准规定, 提高从业人员技术能力。

加强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是落实要求的重要抓手。《通知》强调,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监督检查,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检查。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新建城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新建居住 (小) 区养老服务设施实际配套情况、工程建设标准执行情况等。监督检查报告于当年11月底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住建部将会同国土资源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门, 对各地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适时进行专项督察。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会同国土资源、民政和老龄办等部门,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建立协作机制, 制订年度计划, 明确工作任务, 落实责任单位, 共同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 使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张~40张。

住建部总经济师冯俊强调, 这个文件刚发不久, 要马上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当然需要一些时间。现在不仅中央政府认识到了, 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 接下来就该按照中央有关要求, 把这项工作继续推进。

(三)

探索“公建民营”

近年来, 养老设施用地是个“头疼的问题”, 此前关于养老设施用地的政策和文件出台不少, 最大的障碍是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

而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兴建养老设施, 是因为许多非营利养老设施需无偿划拨建设用地, 这会直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甚至政府还要额外增加财政投入, 投资和运营这些养老服务设施。

而这次《通知》作出了硬性要求, 地方政府的压力自然变大了, 不得不行动起来。在陈国强看来, 尽管《通知》并没有就养老设施的建设主体是民办还是公办, 以及土地和税收政策予以详细明确, 但已经暗含养老服务设施应当作为一种特殊的建设项目, 并配备相关的政策。

陈国强认为, 养老服务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其既具有营利性, 又具有福利性, 在庞大的养老人群中, 存在数量不菲而经济实力欠佳的群体, 如何让这部分人也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是各级政府部门绕不开的责任。对于中低收入老年人来说, 养老问题应主要由政府和社区来解决, 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需要通过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 为低收入或经济实力不济的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 让他们也能够老有所养。

有专家指出, 在目前现有的全国4万多家社会养老机构中, 公办养老机构约有3.15万家, 约占养老机构总数的75%。然而, 不少公办养老机构效率较低, 管理不善, 亟待改革。既然政府已经明确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原则, 接下来就应该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制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积极稳妥地把专门面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为企业,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床位应逐步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管理运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委托管理等方式, 运营公有产权的养老服务设施。

化解民资阻力

不过, 尽管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我国养老事业成功的关键已形成共识, 但目前民营资本对养老行业“望而生畏”, 大多不敢涉足, 进入的也运营维艰。

在2011年底成立的北京寸草春晖养老护理院为民营背景, 设立在北京人口密度较大的老社区, 共投资1000万元。院长王小龙透露, 房租、人工两项占了养老院成本的90%, 一年150万房租, 外加300万的转让费, 相当于用写字楼的价格办了养老院。“政府重视, 但力度远远不够。开业一年多共有10来万元政府补贴, 和投资1000万比是杯水车薪。我们租房做养老却没有建设补贴, 还要交所得税。”为此, 他呼吁, 政府应出台鼓励政策, 用一个支点政策把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解决中国养老难题。

济南万泰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是以老年人护理为主业的养老服务公司, 经过4年的运营, 目前已经收回投资, 开始盈利。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虽然公司已经营4年, 但是整个养老服务业还处于探索过程中, 因为受到地域、人员、运营等多个条件的局限, 公司的商业和产业模式等尚不成熟, 且整个投入和产出还不太对称。

此外,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 民间资本本身具有逐利性, 但由于社区养老以公益性为主, 盈利微弱, 加上医疗纠纷等风险, 民间资本多数不愿涉足。

记者了解到, 制约民间资本投资养老行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投资大战线长、成本回收慢、短期难盈利;风险大又没有保障, 而老年人病多、易发生意外, 这些将给养老院带来很多责任和麻烦, 有时一个医疗纠纷拖垮一个养老院;政府鼓励措施少, 配套政策又不到位, 如社保医疗卡等还不能同养老院内的医疗机构联网等。

因此, 既然扶持社会力量介入社区养老是大势所趋, 政府部门就应进一步制定好优惠政策, 在税收、融资、土地、城建、金融、水电管理和交通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强调, 一定要把养老服务市场清晰地划分为两个市场, 即基本养老服务市场和高端盈利性养老服务市场, “政府的归政府, 市场的归市场”。惟有此, 中国的养老产业才能真正迎来商机。

解决拿地难题

《通知》称, 编制养老设施规划应与城市人口布局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居住区或社区规划、医疗卫生规划等相关配套设施规划进行协调和衔接, 积极推进相关设施的集中布局、功能互补和集约建设, 充分发挥土地综合利用效益, 并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规模。

对于北京这类一线大城市而言, 养老服务设施启动后如何收回成本显然成为难题。

陈国强说, 目前国内有些房企开始在某些项目中配套养老服务设施, 由于养老地产维护成本高, 现在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并没有十分成熟的模式。

“就机构养老的拿地问题, 应当采取混合方式, 不能单视为住宅或商服用地简单走招拍挂程序。”陈国强说, 如果单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和公办养老机构去解决社会养老显然很难, 民营机构和社会资本如何介入需要找到平衡点。

北京已经出台政策明确: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今后将由政府部门划拨土地, 不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营利性养老机构, 应在限定地价、规定配套建设和提出管理要求的基础上, 采用招拍挂等方式供地。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廖永林也表示, 目前一些公办养老院能享受的政策支持, 民营养老院享受不到, 还有改进的地方。他透露, 只要是符合城市规划且确实是从事养老事业的民办养老机构, 未来在用地方面也可能享受到政策扶持。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徐元明等人建议, 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改扩建等形式, 对废旧厂房、闲置校舍和空余办公用房等资源进行改造, 使之成为养老服务设施, 以缓解土地供应不足的压力。

文化与服务设施 篇8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承载城市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 它的数量、规模、分布、服务区域等, 是衡量一个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程度和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 在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上, 大多数城市都存在着很多与社会发展、公民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政府错位、缺位、越位等现象还普遍存在, 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分配等还存在着责任不清、管理不科学、不够公平等诸多问题。要真正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现有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程度以及社会公平水平进行规范化的分析, 以期从中找出问题, 为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本文以建设面向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为视角, 运用GIS方法理性分析沈阳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层级、建设规模、空间分布特征, 与服务人群、规范标准、使用效率等进行挂钩, 综合评价现有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公平程度, 同时在控制体系、建设规模、服务范畴、布局模式、建设管理等方面对沈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给予规划建议。

1 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与分布特征

1.1 数量特征

公共文化设施主是要是由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 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公益性文化场所, 沈阳作为辽宁省的省会, 东北地区中心城市, 沈阳市提出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 随着全运会的建设在浑南新城新建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 不仅成为地区的形象标志, 也提高了沈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水平。在2013年沈阳市总体文化设施数量达到2300处, 层级配建体系清晰, 涵盖从省级、市级、区级、街道级、社区级、社会建设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建设) 的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力量办文化设施成为沈阳公共文化设施重要组成部分, 约占总数的1/4。

1.2 空间分布特征

1.2.1 旧城面状分布、新城簇团集聚

沈阳空间发展呈现明显的圈层特征, 公共文化设施整体的分布状况也如圈层建设一样, 总体上呈现出了以旧城区集中、新城中心分散分布的特征。沈阳市中心城区64.3%公共文化设施集中在三环内主城区, 二环内老城区中心地区上, 设施的分布呈现面状分布。另有23.2%的公共文化设施分布在新城中心建设区, 呈较为均衡的分布状况。新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受到政府开发的行政干预, 文化设施在数量和建设水平整体高于老城区, 如浑南区随着全运会召开和建设, 浑南区的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和规模得以快速发展。

1.2.2 不同种类公共文化设施分布差异较大

按照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状况密切相关, 人口越是密集的地区, 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越多, 公共文化设施的集中程度越高。常规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每个区均能至少配建一处, 而博物馆、音乐厅、剧场、展览馆、纪念堂等设施的建设并没有受此限制, 其分布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另外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建设的文化宫、剧场等依然是铁西、大东、皇姑等老城区公共文化设施体系重要的补充。城市新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主体多集中在城市新区。基层文化设施则按照各自行政区域均衡的分布在区域内部。

1.2.3 使用效率受交通出行因素影响

由于公共文化设施并不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服务, 出行时间、距离障碍会导致部分居民选择不去或少去, 交通特别是公共交通的便捷就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有直接的联系, 其建设程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设施的分布。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表现出对交通便捷程度的高度认同。将沈阳市的主干道做500m的缓冲区进行分析, 将此图层与文化设施分布图层相叠加, 可以发现有60%公共文化设施位于主干道、干道的500 m缓冲区范围内。新建市级公共文化设施集中于浑南新城, 由于公共交通还未完善, 造成居民到文化中心出行距离和时间加长, 大大降低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

2 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评价

2.1 研究方法

根据国家地方规范配建的要求, 对沈阳市现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和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规模水平和覆盖区域程度进行评判。规划按照现有各城区和街道内的常驻人口规模, 推算符合国标要求的各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规模, 同时运用GIS对覆盖服务半径进行分析, 论证其分布的合理性。

2.2 研究结论

2.2.1 区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低, 覆盖区域范围有限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在单体规模上, 新建项目总体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除了少部分的省、市级文化设施具有标志性外, 面向群众基础的市级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规模普遍偏小。特别是还存在这部分区级文化设施如少年宫、老年活动中心等严重配置缺乏。笔者对各区已经常规配建的公共文化设施, 按照“人口规模*人均建筑 (用地) 规模=应配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建筑 (用地) 规模”的模式, 核算现有区级图书馆、文化馆、少年宫等设施的达标情况, 沈阳市中心城区有62%的公共文化设施建筑规模达不到国家规范的要求。

由于建筑规模小, 服务人口数量受限制, 由于建设不规范, 笔者取国家标准服务半径的上限对其辐射区域进行缓冲分析, 得出区级的公共文化设施满足不了本区域的需求的事实。从全市区来看, 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难以覆盖到三环以外的地区, 公共图书馆在二环以外就存在着覆盖的盲区。同时建设模式上多数文化活动设施存在综合等级偏低, 性差、集约利用程度低, 使得设施在使用上可选择度小、难以激发与提升公众的文化活动需求。

2.2.2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差距

沈阳中心城区内共建有街道综合文化站120处, 覆盖率达到的86.3%。主城区的街道文化站建设规模要普遍高于外围的郊区, 近郊区的社区活动室建设标准要高过老城区。由于文化局管辖下的街道文化站不含青少年活动和老年活动场所等功能, 文化站在规模设置标准上比居住区设定规模标准偏小, 国家出台没有正式的文件明确街道文化设施的规模标准。笔者评价沈阳市现有文化站标准参照《北京市基层文化设施标准》和《文化馆建设用地标准》, 沈阳街道文化站和社区活动室达标的仅占17%和5%。

由于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缺少详细配建指标, 使得建筑面积普遍不足, 内部配置相应功能缺乏的现象突出。同时, 多数街道公共文化中心存在与其它设施合建合用, 没有独立的馆舍, 缺乏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区建设基层文化设施普遍没有跟上, 特别是浑南新区、蒲河新城缺乏街道和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硬件设施配置不足, 服务水平有限, 群众对设施的信任度不高, 从而使得利用率较低现象突出, 这一表现在社区级尤为明显。

3 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的建议

3.1 明确各层次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人口和区域

3.1.1 服务人口范畴

改变传统以行政体制来划分公共文化设施等级, 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应结合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按照市、区级街道 (镇) 、社区 (村) 四个级别, 分别明确服务人口规模来确定规模。市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心城的居民, 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为市域范围服务的职能, 应集聚建设综合性的一级文化中心, 服务人口为全市。区县级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主要为各区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服务, 有条件地区建设二级文化中心。街道 (镇) 、社区 (村) 文化设施作为基层设施单位, 主要为周边居民的一般性日常文化活动提供服务。建议街道服务人口5-8万, 乡镇服务人口3-5万, 社区服务分口0.5-1万, 村屯0.3万。

3.1.2 服务区域范畴

按照各级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半径, 应满足距离内市民可以较为方便地、到达和使用场馆。建议区级公共文化设施中心应服务于全区, 服务半径≤6km;街道综合文化中心≤2km (参照文化馆小型馆的服务半径要求) ;社区文化活动室≤500m。为避免资源配置的重复和浪费,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区级文化设施2公里半径内不设置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800m半径内不设置社区文化活动室。

3.2 分级控制分类引导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将区级以下公共文化设施定位为面向公众的基础文化设施, 包括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街道综合文化重视、社区文化活动室, 作为重点规范和控制的内容。建议应综合国标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规划按照分级控制、分类引导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规划体系, 全面指导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建议具体形成“两类、四级、六控、六引”的规划控制体系。控制型的公共文化设施重点明确用地、建筑容量、人均指标、服务半径等规定性要求, 引导性的公共文化设施重点规模、配建、规划建设等引导性建议。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加强用地和用房控制, 对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加强用房控制。

3.3 规范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设置标准

作为面向社会公平的最为基础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建议应按照行政级别每一处街道最少一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每个社区设置结合社区服务中心配建社区文化活动室。按照《文化馆建设标准》中的规定,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应至少达到小型馆的建设规模。按照沈阳目前街道规模基本为5-8万人,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规模控制在用地面积0.5-0.8公顷, 超过10万人的街道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立分中心。社区文化活动室, 按照社区0.5-1万人控制, 文化活动室设置功能涵盖图书阅览、文化传播与科普教育、青少年文化活动、老年文化活动、管理与辅助用房等功能, 每一处为文化活动室建筑规模不少于500平方米。

3.4 鼓励多种模式开发,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按照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的结构体系, 科学布局各级公共文化设施, 实现均衡布局, 保障市民对就近高效的使用。建议大中型设施宜选址在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城市公共交通方便达到区域, 小型设施优先布局于市民“生活的中心”, 环境相对安静, 确保安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为中心, 形成网络化布局格局, 全面覆盖的社区的文化活动室, 保障基层文化设施的便民化。

建设上以分区分类来控制集约用地的基本方法, 来解决土地稀缺程度不一的地区街道和社区文化设施落地问题。基于现状已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基础上, 有条件的区域尽量充分考虑土地的集约利用, 布局以竖向集中为主, 功能相近的上一层级文化设施兼容下一层级文化设施, 鼓励同一级别、功能和服务方式类似的公共设施的集中布局鼓励采用组合体和综合楼形式进行空间布局。基层的文化设施以住宅裙房的形态进行建设, 建议在结合住宅项目建设, 在规划审批中划定一定规模的裙房集中设置公共文化站设施, 建筑面积应符合设置标准, 容积率可适当提高给予奖励。

3.5 加强建设引导, 优先配置公共文化设施

老城区应结合城市的更新改造, 对有条件地区应结合实施搬迁的公共服务设施, 应优先考虑作为下一级综合文化中心或是社区文化活动室, 或是改建为其他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合理控制存量土地的开发建设, 并按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确定的规划指标, 优先建设区公共文化设施, 鼓励结合建设项目, 配套建造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对经营性建设项目中增加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 经政府认定, 可向建设方返还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而增加部分的土地出让金。

4 结语

本文以面向社会公平的视角对沈阳市中心城区的各级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分布的均衡特点、建设标准的比较进行分析, 同时针对沈阳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提出了建议, 这必将有助于缩小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 改善沈阳市“旧城面状分布、新城簇团集聚”、“区级的公共文化设施无法满足本区域的需求”的现状。在未来发展时期, 区级以下公共文化设施和基层文化设施将成为沈阳下一步重点建设的内容。此外, 系统研究其配建指标和空间格局, 对合理构建沈阳市公共文化设施, 加强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抛砖引玉, 对沈阳市公共文化设配建和布局引起业界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建设面向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为视角, 运用GIS方法理性分析沈阳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层级、建设规模、空间分布特征, 与服务人群、规范标准、使用效率等进行挂钩, 综合评价现有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公平程度, 并在控制体系、建设规模、服务范畴、布局模式、建设管理等方面对沈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给予规划建议。

关键词：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布局,GI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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