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权利（精选12篇）
个人权利 篇1
人事档案是机关、学校和企业等单位在人事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个人客观经历及其外部评价的历史记录。虽然人事档案是关于个人的档案, 但实际上, 人事档案的建档、保管与转档等, 皆由人事管理部门经办、管理与控制。除了按要求提供材料以外, 个人对其人事档案基本上不享有什么权利。近年来,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 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与违法性, 以至批评现行人事档案制度的文章络绎不绝。这些文章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主张个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内容应当享有知情权[1];另一类认为个人对其人事档案信息还应当享有隐私权[2]。此类观点提供了“个人对其人事档案享有什么权利”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本文采用逻辑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从应然权利与法定权利两个层面加以探讨。
为了深层探讨个人对其人事档案享有什么权利, 首先有必要先分析何为“档案”?档案在不同语境中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实物意义上的档案形式, 如纸张、光盘等, 可以简称为档案实体。档案实体又有原件与复制件之别, 与原件相符合的复制件记录同样的信息。第二种含义是指前述实物形式记录的内容信息, 或称为档案信息。档案信息又可分为关于个人的客观事实信息, 以及基于前者对个人的主观评价信息两部分。第三种含义是指前两者相结合, 即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意义上的档案, 这也是通常使用最多的一种含义。
档案实体作为一种物, 个人对其档案实体享有什么权利的问题, 可以在民法上人对物享有什么权利这一框架下探讨。由于档案实体的原件与复制件记录的是同样的信息, 在信息相同这一点上, 二者没有什么区别。这意味着, 即使无档案实体的原件, 经确认的复制件同样可以起到承载个人历史信息的作用。换言之, 档案实体 (包括其真实复制件) 的有无是个人对其人事档案享有权利的前提。
在确定档案实体的有无之后, 关于个人的档案信息必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即档案实体记录的信息是否与个人经历相符合。与之不同, 作为主观评价结果的档案信息, 在法律上, 并不涉及真假之争, 但会引起评价程序是否符合规定、评价标准是否合法的问题。从逻辑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来看, 可以针对前述三类意义上的档案探讨个人对其人事档案享有的权利。
首先, 个人无权占有和处分其档案实体。根据我国现行档案立法规定, 人事档案由用人单位的有关机构制作, 并由用人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保存、占有。个人无权提出占有或保管档案的请求。这是由档案作为人事管理制度的产物, 而非个人制作的公共属性所决定的制度结果。与之相对应, 个人还无权处分其档案实体, 比如抽取并毁灭档案实体的一部分或全部材料。或者说, 个人无权删除经合法制作的档案实体。
同样根据档案立法关于档案制作的规定, 档案制作机关应当根据规定并结合现实, 依法制作档案实体。这既是档案作为历史信息记录的本质要求, 也是一种法律施加给档案制作机关的法定义务。义务与权利相对应, 个人因此对其人事档案享有知悉其档案实体的数量、种类是否被依法制作的权利。换言之, 个人享有对其档案事物的查阅权。在某种场合, 如更换工作单位、毕业离校之际, 个人有权查阅其档案实体是否为合法行为的产物。个人认为不合法的, 应当有权要求制作者给予说明, 并有权要求删减违法档案实体的权利。
其次, 档案实体的数量、种类等被依法制作, 是保障个人档案合法性、真实性、适当性的前提, 但这并不等于此类实物记录的个人信息 (档案信息) 就是真实的、合法的、适当的。或者说, 不应当归档而被归档的档案实体肯定是违法的, 但被依法归档的档案实体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加载了违法内容。个人履历材料等记录的客观信息, 如年龄、年限、学习和工作单位等, 必须是对个人情况的客观描述, 不准许人为地歪曲、篡改[3]。作为纯正的个人信息, 个人对此应当享有查阅权, 以及要求更正权。
个人行使这些权利, 可以有效地保障其档案信息的真实性, 否则, 就可能出现个人档案被载入虚假信息的情况。学界周知的汤国基案、“上海档案第一案”就是如此[4]。为了防止此类悲剧的重演, 应当废除《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31条第5款、《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17条第4款, 以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第4部分第7条。这些条款禁止个人查阅或借用本人档案, 违反档案法的立法目的, 不利于保障个人档案的真实性, 也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和根本原则, 并无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三, 档案实体记录的个人信息, 除客观事实信息之外, 有的还记录了各种社会组织、团体对个人的主观评价, 如考核、考察材料, 处分材料等。如果记录该类信息的实物, 格式、形式与件数合法, 个人也就没必要再质疑这种档案实体的真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档案信息就一定是合法的、适当的。结合我国现行人事考评制度的状况, 对于个人没有参与考评过程、没发表过个人意见的主观评价信息, 在归档时应当告知个人有权查阅。若个人不同意归档, 则应当同意个人复制档案实体、摘录档案信息, 以保障其行使后续的民主权利。
有人可能会认为, 准许个人查阅、复制及摘录主观评价类材料, 将会泄露评价人的姓名等信息, 从而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评价人也可能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其实, 这是一种无视我国现行人事考评制度的一种主观臆测。根据公务员法、教育法、劳动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对个人做出评价。并且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服的, 一般都享有申诉的权利。在此过程中评价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 对个人并无隐私可言。即使个别立法、个别规定没有确立个人对其评价的陈述意见权、言词辩论权, 这也是一种违背民主法治精神、限制个人民主权利的违法规定。其实, 国外早已有立法规定此种权利, 例如, 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5章第552条第4款第1项规定:“根据任何人提出的使用档案或档案系统中与其有关之材料的要求。允许其查阅该档案并获得以其能理解之形式制作的该档案材料的全部或部分的副本”。
参考文献
[1]张甜甜.人事档案知情权浅析[J].兰台世界, 2007 (6) .
[2]肖文建.论档案开放利用中隐私权的保护[J].档案学通讯, 2006 (6) .
[3]常杰.对人事档案知情权的考辨[J].兰台世界, 2009 (10) .
[4]郭春镇.论对本人档案的知情权[J].社会科学家, 2005 (11) .
个人权利 篇2
本次党课学院请来给我们上课，资料是关于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授课脉络分明，条理清晰，令人印象深刻。
权利和义务的本质都是按照务必原则所指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团体主流需要和主导势力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功能在于规范人民行为，维系社会稳定。因此，共产党员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享有自己的权利，这是党组织发挥功能，持续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实现最终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既然权利与义务如此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熟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首先，根据党章第一章第三条，党员要履行的八大义务如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的学习义务);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干义务)。我们作为大学生，就要尽可能多学习，能把自己担当的学生工作和社会工作做好;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奉献义务)。中国载人航天首飞航天员杨利伟，在他受命的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已经是党和国家的了，所以要认清自身的价值取向;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组织义务，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因此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守纪义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持续党的先进性和纯净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治党义务);密切联系群众(宗旨义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道德义务)。
党员的八大权利，包括商讨党的政策问题，对党的工作提出推荐，有根据地批评党组织和党员，揭发、检举党内违法乱纪的事实，对党纪处分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和控告，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的权利，行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以，充分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的义务，胸怀远大理想，坚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本领，钻研业务，立足本职工作，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大学生的本职是以自身成才为目标，以学习为中心，全面提高自身的身心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自觉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不良风气和危害人民的行为作斗争。永久持续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誉观。
党校第七次课由我们学院卓雄辉书记讲授深入学习xx届四中全会精神，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的一系列问题。
xx大报告中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年，执政六十年，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证明，务必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务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发展自己的优势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针对党员干部、党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出现的组织不力、公信度不高、腐败问题，务必加强党内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层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防腐倡廉建设，全党务必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是持续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先进性的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要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根据中国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坚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营造学习的浓厚氛围，从党的各级组织抓起，个性是抓好党员的学习，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组织各种形式的主题学习和教育活动。
个人权利 篇3
本报综合讯 国务院法制办7月22日就《征信管理条例》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是继2009年10月该条例首次征求意见之后第二次征求民意。条例明确规定，该条例的规范、监管对象为信息服务行业中征信业活动，即征信机构（征信企业）对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整理，形成信用报告等征信产品向用户提供的活动。与《条例》第一稿相比,第二稿有了明显的进步。比如个人权利备受重视，具体规范了个人信息采集行为；建立了污点消除制度, “不良记录”的保存期限为5年等。据悉，此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8月22日。
最大亮点：征信需经本人同意
条例中规定，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开的信息外，未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采集的个人信息，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他人也不得向征信机构提供。
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
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和纳税数额的信息以及个人所有的有价证券、不动产的信息。
另外，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机构查询自身信息，个人有权每年免费获取一次本人的信用报告；信息主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称信息使用者）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授权并约定用途，但法律规定可以不经授权查询的除外；信息使用者应当按照与信息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个人信息，不得用作约定以外的用途，不得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向第三方提供。
最大调整：不良信息拟存5年
同两年前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相比，不良信息保存5年显然是本次条例做出的最大调整，同时又是对民意的一个积极回应。
2009年，《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面世，其中首度提及“负面记录保留期”问题，并规定不良信息保存期不得超过7年。这里的“7年之期”符合国际惯例，但对于那些并非主观意愿导致的失信行为又显得过于严厉。
缘于此，本次条例做出了相应调整。条例中具体规定，包括在贷款、使用信用卡、赊销、担保等活动中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的信息；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义务及执行的信息等在内的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5年，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计算；超过5年的，征信机构应予删除。
最高罚金：泄露信息50万
在违法惩罚方面，条例明确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信息、采集本条例禁止采集的个人信息、非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严重过失泄露信息等行为，由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个人权利 篇4
关键词：个人,档案,权利
个人档案是个人从事社会活动而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类历史记录。其外延既包括国家、集体制作和保存的关于个人的档案, 也包括私人所有和保存的关于本人的档案、关于他人的档案。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了关于个人数不胜数的各种权利, 基于一般规定的普适性, 其中不少权利性规定也适用于档案领域。因此, 有必要采取“个人对其档案”的视角, 检查、梳理与总结现行法制内个人对其档案享有的权利。
一、档案的语用学分类
从我国档案立法及档案学文献中可知, 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了三种意义上的档案:一是实物意义上的档案形式, 如纸张、光盘等。诸如“损毁的档案”、“保存档案的库房”之类的用法, 指的就是实物意义上的档案, 可以简称为“档案实物”。二是前述实物形式记录的内容信息, 或称为档案信息。档案信息又可分为关于个人的客观事实信息, 以及基于前者对个人的主观评价信息两类。“通过电台播放档案”之类的语句中表达无疑是档案信息意义上的档案。三是指档案实物与档案信息相结合, 即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意义上的档案。这也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档案。《档案法》、“档案的移交”等大量提及“档案”的语句中, 使用的既是这种综合意义上的档案。
通说认为, 语用学是探索说话人的话语表示的意义及其话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的学科。前文对“档案”的分类, 借鉴了语用学的观点, 可称之为“档案的语用学分类”。在现行法制范围内, 前列三种意义上的档案分属不同的法律或同一法律不同规定的调整对象。相应地, 个人对不同意义上的档案享有不同的权利。
二、个人对其档案实物享有的权利
个人对其档案实物享有什么权利的问题, 可参考民法上人对物享有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 个人对其所有的档案实物享有所有权、依法转让权、获得赔偿权等民事权利。不过, 这些规定并非都适用于档案领域。《档案法》作为特别法即承认个人对其档案实物享有的某些民事权利, 但又对其施加了限制。根据现行档案立法, 记录个人信息的档案实物可以分类如下:一是按照所有者的不同, 可以分成个人所有的关于本人的档案实物、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关于个人的档案实物;二是按照对国家和社会的保存价值, 可以分成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实物、无保存价值的档案实物。
首先, 根据现行《档案法》第17条对其施加了限制, 即个人向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转让或者赠送, 须经有关机关批准, 而且不得向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出卖或者赠送。根据该条的立法目的, 个人也不得行使处分权毁损、消灭这类档案实物。另外, 根据现行民法, 个人在其档案实物受到侵害时, 享有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权利。另外, 根据私法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 个人对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无保存价值的“档案”实物, 则享有全部民事权利。
其次, 对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关于个人的档案实物, 个人对其不能主张私法权利。但根据现行法制的规定, 个人对于此类档案实物享有《档案法》等规定的公法权利。由于不易发现这类权利, 在此仅举一例, 即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关于档案复制的规定, 个人有权请求国家或集体的档案机关、机构为其提供档案实物复制件, 或者有权自行复制档案实物。除了可以从法律正面规定查找此类权利外, 还可以根据档案事物的本质, 以及美国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的权利———义务相关理论, 从档案机关的义务中推出某些权利。比如, 根据档案立法关于档案制作的规定, 档案制作机关应当根据规定并结合现实, 依法制作档案实物。这是一种法定的义务。据此, 个人不但享有知悉其档案实物的数量、种类是否被依法制作的权利, 而且还享有请求保护档案完整性的权利。
最后, 为了防止个人档案被非法“加料”, 避免汤国基案、“上海档案第一案”之类案件的重演[1], 应当废除《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31条第5款、《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17条第4款, 以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第4部分第7条。这些条款禁止个人查阅或借用本人档案, 直接侵犯个人对其档案实物享有的知悉权、个人请求保护其档案实物完整的权利, 因而既违反档案立法的目的, 也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和原则。
三、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享有的权利
档案实物是档案信息的载体, 没有档案实物就不能记录档案信息。但在档案实物存在的前提下, 档案信息与档案实物具有可分性。基于这一性质, 在现行法制内,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也享有某些权利, 包括查阅权、摘录权、公布权、隐私权、收益权等。只要个人不违法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既可全面行使上述权利。
首先,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享有优先知情权。个人对他方保管的本人档案信息享有权利的基础首先是要知道档案信息。这决定了个人对其档案信息首先应当享有知情权。《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2条把档案利用限定为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实际上,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仅是利用档案的前提, 即知道档案的内容, 即档案信息。该条款规定的其实是个人对其档案信息的知情权。这种权利不同于个人对他人档案信息的知情权。《档案法》在原则上禁止个人知悉他人未被公开的档案信息, 其目的主要在于保护档案信息上的隐私权[2]。由于个人对其档案信息无隐私权可言, 所以, 无论是对已公开的档案信息, 还是对未公开的档案信息,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都享有知情权, 即阅览、复制与摘录的权利[3]。另外, 根据《档案法》第21条的规定, 个人相对他人优先行使对其档案信息的知情权, 并且有权限制他人知悉档案信息的某些部分。
其次,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享有请求公布权及隐私保护权。根据《档案法》第22条、第19条的规定, 档案由其所有者公布, 其中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 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公布档案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充分利用档案, 而规定保密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在这一立法目的指导之下, 只要个人请求国家或集体的档案机关提前公布其个人档案信息, 并且不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 被申请人没有实质理由拒绝这一请求。所以, 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 可以得出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享有请求公布权。同时, 对于未满不公开年限的个人档案信息, 即使他人以科研等理由申请利用, 个人也享有隐私保护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 一般情况下,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这一原则同样应当适用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信息的公开。也就是说, 除非不公开个人档案信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否则未经个人同意公开, 档案机关不得公开个人档案信息中的隐私部分。档案机关有保护档案信息中个人隐私的义务,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中的隐私享有要求保护权。
第三, 基于《著作权法》的规定, 个人对其档案信息可能享有著作权。对于个人所有后来转让给国家或集体保管的档案, 根据《著作权法》关于所有权与著作权相分离的规定, 以及《合同法》第137条关于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特殊标物的规定, 个人在失去档案实物所有权的同时, 对于作品类档案, 仍然有权保留著作权。这些权利视具体情况可能是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 以及复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其中前四项是专属于著作权人的人身权, 这些权利与前文所述的《档案法》等关于个人对其档案信息的公布权、保护档案实物完整权、复制权等具有相同及相通之处;其余的权利, 是著作财产权, 个人可以行使这些权利、利用档案信息获得收益[4]。对于国家或集体的档案机关制作个人档案信息, 如果是作品的, 则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单位作品, 其著作权由单位享有。
四、个人对其档案权利享有的救济权
相对于前述的各类实体法权利, 个人对其综合意义上的档案享有的权利, 主要是广义的程序法权利, 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的档案开放申请权、档案利用申请权, 以及《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规定的档案转移许可申请权等。不过, 这只是程序法上的狭义程序法权利, 还有一类在实体法权利和狭义程序法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受到侵害时, 据以对其进行救济的广义程序法权利, 即个人对其档案权利享有的救济权。在现行法制内, 除民事诉讼权利外, 这类权利包括:第一, 《宪法》第41条与《信访条例》规定的,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二,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对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档案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提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第三, 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第四, 个人若因国家档案机关的行为受到损害, 还有权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郭春镇, 赵耀彤.论对本人档案的知情权[J].社会科学家, 2005 (11) .
[2]张世林.论档案利用中的法律关系主体及其权利义务[J].山西档案, 2009 (3) .
[3]常杰, 任胜云.对人事档案知情权的考辨[J].兰台世界, 2009 (10) .
个人权利 篇5
一辩稿
谢谢主席，大家好。开宗明义，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由于道德，宗教等价值的多元和不确定性，所以今天我方认为由法律来界定个人权利是一个较为客观的评判。同时，我们需明确的一点是，法律的权利是正向赋予的：法律权利不等于法律不禁止做的事。正如法律不禁止同性恋结婚并不等于同性恋婚姻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并且拥有已婚者享有的权利。
因此，我方的标准为：自由处置身体能不能被法律承认为一项权利。而我们坚定认为自由处置身体不是一项个人权利，原因如下：
首先，将自由处置身体纳入法律权利，会与法律倡导生命健康至高无上的人权原则相冲突。总所周知，法律规定的权利是具体而行之有效的，例如选举权，选举过程必须是一方选举另一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活动，并且选举的过程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而自由处置身体不能成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原因便是，自由处置身体的界限不明显。何为处置，什么程度算处置？我们很难界定。正如整容，一部分人认为是危及生命的身体改造，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不关紧要的小美容。这样社会大众难统一的，主观性过强的行为很难被纳入法律，受到国家强制力的认可和保障。退一步说，即使其纳入法律，也会与实际层面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条文产生冲突，极大的影响法律的自洽性和兼容性。一个人首先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但他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那么当他自杀自残的时候，他本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用自己的权利侵犯另一项权利，这显然是很可笑的。因为在法律上既难以追究责任，又难以给予保障，这明显与法律体系冲突。从实然层面上，它不可能是一项个人权利。
其次，将自由处置身体纳入法律权利，会造成社会风序的漠然。正如所有法律中所规定的，人法律意义上的的自由，统统都是相对的。正如言论自由，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前提是我得不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自由，才能受到法律保障，才能是权利。而自由处置身体，其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造成自由不受到限制，这样的绝对自由，怎么能称之为权利。换句话说，假使法律将自由处置身体认为个人权利，那么，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我前去劝阻，便是侵犯了他的权利，我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当一个人进行器官甚至是血液捐献的时候，任何机构和个人也不应该进行任何形式的劝说和检查，否则便是侵犯了你的权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由于我不知道他人定性的自由处置是什么程度，那么我让他人别剪指甲可能都会被告侵权，那我又怎么可能去做任何，哪怕是正确的建议和劝说呢？这样的后果，必然是社会风气的漠然和社交行为的危机，这是严重不符社会惯性的。从应然层面上看，他也不可能成为一项个人权利。
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 篇6
2010年7月，甘肃摄影记者任世琛的作品“旱区的孩子”被人冒名参加全国“人与水”国际摄影比赛并获特等奖。事情发生后，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立即着手办理有关维权事宜，但在维权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法院认为：由于作品的署名权系人身性权利，不得转让，所以，必须以作者本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在这一案件当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可以做为原告，主张侵犯著作权财产性权利的经济赔偿，同时还要由任世琛作为原告，就该幅侵权作品署名权的争议提起有关诉讼。这样一来，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专家分析』
这种情况在摄著协过去的维权过程中经常碰到，一些作品使用单位往往以此为由，要求在和解协议中一定要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否则无法完全解决作品的署名权问题。这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维权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也给摄影作品的权利人、使用者以及司法机关增加了工作负担。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人身权与主体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也不可转让。但著作权毕竟是基于作品而产生，其中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如何实现作品的经济利益，如果把著作权中的精神性权利和公民的人身权完全等同起来而禁止转让，则未免有些教条。此外，在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规定了委托创作，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则委托人可以依据约定享有著作权，这其实是变相认可了著作精神性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并管理著作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是可行的。
『相关链接』
人身权
這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事权利，其中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这类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一般认为不能抛弃也不能转让。而著作权当中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性权利被认为具有和公民人身权相同的属性，是否同样不能转让呢？这值得探讨。
『相关链接』
各国对版权中的精神性权利的规定
法国：版权中的精神性权利在作者死后可以作为遗产转移给他的继承人，也可以依其遗嘱将精神权利的行使权转移给并非继承人的第三方。
奥地利：音乐及戏剧作者的稿酬收取、作品署名权、修改权等都由“版税收集协会”办理，这就等于作者在与该协会签署委托合同时，把著作财产性权利及精神性权利都以独占许可形式交给了该协会，甚至可以认为是转让给了该协会。
个人权利 篇7
(一) 关于刑事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 被逮捕或拘留的一切个人, 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 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
在美国, 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几乎不受什么限制, 辩护人只要遵守职业行为准则, 就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任何辩护活动。犯罪嫌疑人与律师可以随时联络、交谈, 并且他们之间的谈话是保密的。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律师的会见权利也没有规定限制, 律师可以方便地与犯罪嫌疑人会见, 提供法律帮助, 且不被监听。
在我国,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 且“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 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但法律未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上述权利。从中可以得出, 我国侦查机关不承担确保被追诉人“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与律师联系和会见的义务。其二是会见的保密性问题。《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指出, “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一切个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 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会见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具备它应有的意义, 而执法人员“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予以监督, 以防犯罪嫌疑人越狱逃跑和发生其他事故, 这并不与会见的保密性冲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立法的模糊规定, 导致在实践中变成了“侦查机关应当派员在场”。因此, 现行立法规定及其执行状况大大削弱了会见权对律师辩护职能发挥所起的作用。
(二) 律师的阅卷权
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中日两国辩护人所拥有的权利大致相同, 如都有查阅案卷权、同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权、申请回避权、质证权、进行辩论权等等。但两国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查阅案卷权限却存在较大区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 我国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人的查阅对象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而对案件的证据等材料却无权查阅。而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 其辩护人有权“阅览”检察官手中的证据文件和物证。
关于阅卷权,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从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看, 辩护人的阅卷范围是“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 即全部案件材料。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在审判阶段查阅全部案卷;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人查阅的范围界定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因为“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辩护起不到多大的实质作用, “所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的多少受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材料的限制, 致使实际上辩护人可查阅范围反而缩小了。
(三)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受到限制不完整的。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须经他们同意。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不仅要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 还要经检察院、法院的许可。辩护律师自己不能取证时, 法律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根据六机关《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 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由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无法得到, 它必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关于调查取证权, 在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 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等国家, 都没有限制性规定。例如, 在美国依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被告方可以掌握、保管或控制证据, 这实际上赋予了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上更为灵活和广泛的行为余地。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实际上是部分取消了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调查取证权限制的规定。
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律师职权无法得到充分有效保障之因由
(一) 律师在行使职权遭受阻碍时, 目前无救济措施等立法规定
律师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刑事律师执业的各项权利, 但是并没有规定律师权利保障的救济措施。立法缺陷的存在导致部分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不履行律师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律师的执业权利的规定, 对其而言并没有什么相应制裁措施或不良后果。
(二) 律师调查取证权一方面受阻于刑法关于妨害作证罪的规定, 另一方面受制于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一方面, 现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为律师量身定做的妨害作证罪的规定, 由于条文规定的过于含糊, 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 律师向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 很多时候都是吃“闭门羹”。有的单位做出内部规定, 档案材料可以提供给公检法等司法机关, 但不能提供给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有的虽然同意查阅, 但限制律师摘抄、复制并拒绝出具相关证明。
(三) 司法理念受封建权力本位思想影响
我国在上世纪初引进了律师辩护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所追求的个人独立、平等、权利和自由, 同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南辕北辙。时至今日, 权力本位的观念仍然在相当多检察人员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 致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轻视甚至无视律师执业的合法权利, 置律师的正当诉求于不顾的现象时常发生, 影响了律师执业权利的有效落实, 这也是阻碍律师在检察环节行使其合法权利的重要原因。
三、检察环节加强律师权利保障的工作机制
(一) 加强检察队伍对先进的、科学的司法理念学习, 使检察队伍从思想上尊重和重视法律赋予的律师各项职权
人的行为决定于人的思想或者是理念,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或理念, 就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行为表现, 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司法实践中种种忽视或者是妨碍律师职权的现象, 应该首先从思想上对司法人员进行彻底的改变。故此, 有必要在检察机关开展日常的司法理念培训课程, 加强检察队伍对先进的、科学的司法理念学习。
(二) 设立专门的律师投诉监督渠道, 保障律师的诉讼监督权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检察院专门设立律师投诉监督的渠道, 包括设立律师投诉电话专线, 以及网上投诉专栏, 对律师的投诉立案调查, 及时处理。该项工作可交由案管科负责, 案管科作为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一体化管理办案的专门业务管理机构, 具有个案督查权和案件质量考评权, 对于律师投诉本院侦查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的检察官不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行为, 可以开展个案督查, 确保检察权的依法行使, 从而为律师职权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构, 在其内部专门设立律师投诉渠道, 接受刑事辩护律师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遇到的律师职权被妨碍的情况的投诉, 具有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法律意义, 首先在于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构, 在监督其他司法机构执法的同时, 能够接受社会律师对其自身工作的监督, 以身作则, 为其他司法机关树立榜样;其次在于检察院对律师投诉设立专门渠道, 弥补了法律对律师职权救济制度的缺陷。其现实意义在于, 能够督促相关检察人员依法办事, 及时处理律师与检察院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三) 以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 扩展和加强律师权利保障机制
设立以刑事案件网上告知系统为主、电话查询为辅的信息公开制度。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工作中, 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也要充分依托信息化网络技术手段, 创造出一些功能实用又符合检察工作实际的刑事案件网上告知系统, 使检察机关能通过网络管理软件的运行, 为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刑事案件网上告知系统可分为案件查询、会见或阅卷申请、功能设置等板块。律师只需凭其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执业证号等资料, 就可以通过系统详细查询到自己代理案件的实时状态。同时开通电话查询案件信息, 设立查询案件的电话专线, 由专人负责接听。为有需要的律师及时提供信息, 充分全面保障律师知情权。
总而言之,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 要不断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创新保障律师职权的工作机制, 确保律师依法履行执业权利, 达到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良好局面, 均衡控辩双方的权责, 和谐控辩双方关系,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落实。
摘要：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 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审判效果, 在这个阶段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 对整个诉讼程序公平公正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 笔者拟结合律师法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就检察环节下如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行分析和研究,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个人权利 篇8
一、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作为一种所有权, 其权属证书是企业的股票或出资证明或合伙协议书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既然所有者权益是一种所有权, 那它就与一般的所有权一样, 是与相应的所有权凭证紧密融合的, 有相应的所有权凭证就有相应的所有者权益, 反之亦然 (马洪, 2005) 。因此, 取得所有者权益所有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至于取得该所有权凭证的具体方式, 则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 前者是通过向企业投入一定的资源 (既可以是有形的资源, 也可以是无形的资源;既可以是物质资源, 也可以是人力资源) 并从企业换取作为所投入资源对价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 从而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后者是通过向那些原始取得该所有权凭证者买入、受赠或继承其股票等所有权凭证从而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这就是说,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持有者, 即股东或业主。
近年在学术界流传着一种观点, 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除了股东或业主, 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 毫无疑问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 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一样。但是,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 并不是其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 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 也不是其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一样。
事实上, 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 并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其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还是企业的债权人, 取决于其与企业协商谈判的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借据或债券等债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业的债权人。比如, 现金所有者将其现金投入企业, 既可能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如果他换取的是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话) , 也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如果他换取的是债券等债权凭证的话) 。同样,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 也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有可能是企业的债权人。其是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还是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也取决于其与企业协商谈判的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 而企业与其签订固定薪酬合约,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即企业“应付职工薪酬”的受益者。
正如杨瑞龙、周业安 (1997) 所言,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拥有者都有可能获得对企业的所有权, 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 则要通过企业参与人之间显性或隐性的谈判并得到承诺。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也是这样, 即便是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 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因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为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另外一部分人力资源所有者则从企业领取固定的薪酬, 即是企业的员工。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力资源拥有者既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 又从企业领取现金等形式的薪酬, 这样, 他就有了双重身份, 即既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又是企业的债权人。
可见, 将人力资源所有者笼统地视为与股东或业主并列的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 都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后, 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二、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 (企业)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 所有者权益属于一种所有权,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就是所有者权益这种所有权所指向的对象。目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的资产, 如:“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所有者对资产的要求权, 通常表现为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差额”;“所有者权益在性质上体现为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权益”;“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 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只表示对于所投入的资产持有的主权, 包括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所有者权益仅仅代表所有者对企业资产享有主权的抽象概念”。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资产的学者实际上混淆了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权利。下面将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所有者权益和公司制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来阐明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 并指出这种观点的不当之处。
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就是股东权益。我国《公司法》规定, 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 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这些权利就是会计学中的股东权益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 会计中的股东权益就是通过处理交易或事项对于在法律上确认了的股东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进行反映) 。《公司法》的这一规定, 似乎说明股东权益的客体是公司的资产。但正如葛云松 (2006) 等学者所质疑的:“出资人能够占有公司财产吗?能够使用这些财产吗?可以处分公司财产吗?能够要求将公司房屋登记为自己所有吗?有人侵占了公司财产, 股东能够以所有者的身份请求返还吗?没有一条能够适用。”
事实上, 股东权益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其权利客体是公司, 而不是公司的资产, 尽管公司是由资产资源组成的, 且公司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是某些股东投入的, 但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并不同于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 因为股东投入的资产已经股份化了, 再不属于任何具体股东。股东对公司的权利是一种“共有”, 其客体是作为整体的公司, 而不是公司中的具体资产, 即公司所有股东对同一客体———公司按股份共享所有权。《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所针对的其实都是作为整体的公司。比如其中的收益权, 就是股东对公司的整体净利润按股份享有, 而不是股东对公司中某项具体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享, 股东并不对具体的资产拥有权利。
应当说, 对公司具体资产行使权利的是公司 (治理结构) , 而不是公司的股东。公司, 作为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独立实体———凭本身权利拥有财产的实体。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就是法人所有权, 即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权之名的折中性权利, 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妥协产物, 具有过渡性, 它必然为法人所有权概念所取代 (孔祥俊, 1996) 。而所谓法人所有权, 就是企业法人依照法律和章程, 对其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能。
正如吴宣恭教授 (1995) 所言, “诚然, 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 公司是股东投资建成的经济组织。但是, 公司一旦建立起来, 便成为财产实体和法人并同它的投资者在财产上完全分离, 成为互相分开、彼此独立的不同所有者, 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这种实体, 美国公司理论权威Adolf A.Berls说过, 公司作为法律上的实体, 在公司法律上它体现了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在这种财产关系下, 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以公司的名义自行决定, 自己承担风险。
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是通过其与公司之间的资本性交易确立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交易的本质就是权利的交易与转让, 即一方出让一定权利, 以此为代价, 它又会从对方取得一定的权利, 双方在交易后各自都会形成一种新的权利。比如, 在甲以其现金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资本性交易中, 甲的现金一旦投资于公司, 即丧失了对该现金的权利,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即甲通过出让其对现金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又比如, 乙以其小轿车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交易中, 小轿车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由此, 乙就失去了对该小轿车的权利,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即乙通过出让其对小轿车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再比如, 在丙以其人力资源换取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交易中, 丙会失去对其相应人力资源的权利 (通过该项交易, 人力资源所有者的相应时间, 只能用于为公司服务, 而不能作其他用途) ,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权利, 即丙通过出让其对人力资源 (上班时间) 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和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 即可清楚地看到,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并非企业的资产, 而是企业本身。
摘要：本文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企业一般的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并不一定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他们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 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后, 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 (企业) , 而不是企业的资产。
关键词：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权利客体
参考文献
[1].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中外法学, 2006;1
[2].孔祥俊.企业法人财产权研究——从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到法人所有权的必然走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6;3
[3].马洪.经济法概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颜延.物权法定的会计含义——物权法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影响.会计研究, 2007;4
个人权利 篇9
为了进一步落实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 尤其是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 房屋登记信息查询尤其是个人住房信息查询已成为我国房屋登记机构一项重要的日常业务。但是随着个人住房信息泄漏事件频频发生, 在提供房屋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的同时, 如何实现个人隐私有效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的法律依据
2007年1月1日, 建设部颁布实施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 对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的内容、权限、程序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使房屋登记信息查询有了全国统一适用的规范。房屋权属登记信息, 包括原始登记凭证和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办法》第11条规定, 查询房屋权属登记信息, 应填写《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申请表》, 明确房屋坐落 (室号、部位) 或权属证书编号, 以及需要查询的事项, 并出具查询人的身份证明或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查询房屋原始登记凭证的, 房屋权利人应提交其权利凭证;继承人、受赠人和受遗赠人应当提交发生继承、赠与和受遗赠事实的证明材料;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应当提交本单位出具的查询证明以及执行查询任务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证件;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应当提交本单位出具的查询证明、当事人申请公证或仲裁的证明, 以及执行查询任务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证件。
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房屋登记信息的查询主体和查询范围。其第18条规定,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
2008年5月6日颁布施行的《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进一步对房屋登记簿信息查询做了详细规定。其第14条规定, 个人和单位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可以查询登记簿中房屋的基本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权利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利害关系人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和证明其属于利害关系人的材料等, 可以查询、复制该房屋登记簿上的相关信息。
据此, 我国可以向社会公开查询的房屋登记信息仅限于房屋登记簿中房屋的基本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 而房屋登记原始资料和其他权利信息则需由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部门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方能查询, 并对不同查询主体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做了详细规定。
2012年6月1日施行的《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第6.1.4条还明确规定, 登记资料不得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 即以行业标准的方式明令禁止“以人查房”。
二、官员财产公示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
对于近期社会上出现的“房叔”、“房姐”等个人住房信息泄漏的事件, 各方反应不一, 又由于近期部分城市出台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的相关规定, 导致舆论焦点纷纷集中指向了房管部门、房屋信息查询的制度和官员财产。有人认为严控“以人查房”会成为某些利益群体的“保护伞”, 不利于“反腐”;更有人把“房多多”事件归功于房屋登记信息的公开查询;有人呼吁房屋登记信息的公开是加大反腐力度, 实现官员财产公示的有效途径;也有人提出, 严格的房屋信息查询规定是出于对官员的保护, 等等, 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 规范公民房屋信息查询与官员财产公示是两个概念。信息查询更不能混同于财产公示。反腐无疑是维护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折射出民间希望加大反腐力度的心愿, 更透露出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缺失的不满, 但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实践都必须以依法并尊重个人隐私为前提, 由于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尚未建立和实行, 所以目前官员财产仍然与普通公民一样受《物权法》等法律保护。
《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房屋登记机构是房屋权属登记和管理的专门机构, 作为房屋权利人, 无论其身份是官员还是普通公民, 房屋登记信息均应依法得到同样的保护;其次,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房管部门、房屋登记机构无从也无权对房屋来源及权利人身份进行筛选和认定, 只对物权进行依法登记和管理, 只具有依法保护好房屋权利人物权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的义务。
房屋的基本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作为权属交易和登记管理中的基本信息, 应向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 而权利人的房屋权利状况、个人信息 (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等) 并不属于房屋登记机构的管理对象, 登记机构必须依法给予充分保护。
如果权利人的隐私得不到合法保护而被他人随意泄露, 势必造成对个人的伤害;如果权力的滥用得不到及时制约, 也会造成行政秩序的紊乱和社会的动荡。毫无疑问, 这一系列事件也是推动规范公民房屋信息制度完善的动力。
三、规范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的措施
当前, 我国公民财产和隐私的保护尚待加强。在国家、住建部出台一系列规范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后, 部分城市没有重视和加强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的管理, 没有建立规范、完善、制度化的管理措施和手段, 从而使“房叔”、“房姐”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成为必然, 这也不同程度反映出房屋登记机构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 以及在提供信息查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更有甚者存在以钱财换取隐私信息的情况, 这些均是导致相关信息泄露的根本原因。
房屋登记机构要以加强信息安全意识、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大监控力度为重点, 不断提升信息安全保护水平。以常州为例, 常州市房产登记中心在行业内较早建立行政管理区域内唯一的、以活页形式表达的电子登记簿。依据《房屋登记簿管理试行办法》中“个人和单位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可以查询登记簿中的房屋基本状况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状况”的规定, 采用分层设计, 实现针对不同的对象开放相应查阅范围的登记簿查阅和社会化利用需求。
房屋登记簿中“房屋基本状况”部分可以全部向社会开放查询, 任何个人或单位只要出具其有效身份证明和提供需查询房屋的坐落, 便可以查询该房屋的基本状况, 例如:房屋坐落、建筑面积、总层数、所在层、房屋结构、规划用途及建造年代等相关内容以及房屋权利限制状况等;房屋权利状况, 例如:权利人、共有人、所有权情况、他项权情况和房屋权利的其他限制状况等, 以及登记机关记载的其他必要信息, 则需要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提供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才可以按照姓名、身份信息、房屋坐落及产权号等多条件查询, 即便是国家公、检、法等部门也需要提交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及相关证明材料才可以查询房屋登记权利信息。常州市房产登记中心依托自主研发的《常州市房地产地理信息管理系统———档案管理子系统》, 建立严格的受理、审核、出具查询结果和归档的流程化查询服务制度, 实现业务办理和交叉监督并举, 采用无纸化业务操作管理系统, 在提供高效、准确的对外利用服务基础上, 有效地保护了权利人的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个人权利 篇10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2]”。空间不仅只是简单地为情节发展提供背景, 它本身就作为一种生命参与到权利的划分和固定中。权利原因形成空间划分的方式, 空间划分又是权利维持的明证。正如福柯在《权利的空间化》一文中指出:“在这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内, 一个分层的可见的和功能性的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商人和工匠住在小的、外围街道上的住宅里, 而主轴旁最堂皇的住宅, 则分配给有名望的大人物”[3]。以空间来划分人的阶级和权利的情况在《最蓝的眼睛》中同样适用。在文中, 黑人们居住的空间全都破败不堪、黑暗寒冷。克劳狄亚一家“住的房子又旧又冷, 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 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4]P5。佩科拉家的环境更糟, 他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库房。大库房用胶合板隔成两间屋子, 一间是客厅, 另一间是卧室, 全家人都睡到这里”[4]P22。相反洛兰镇的白人住在“湖边长满鲜花的大白房子”, 这里有“真丝窗帘、一摞摞的绣花枕头、带蓝色矢车菊图案的床单、水龙头里不断地流出热腾腾的清水”[4]P81。白人的居住空间处处给人一种整洁、温馨、幸福的感觉, 而黑人的居住空间则隐喻他们在维护私人权利方面的无奈。居住空间的划分不仅将黑人和白人的经济权利加以区分, 而且对其他权利也强行固定。在黑人的世界里, 寒冷和不公正是司空见惯的。克劳狄亚家住一个钢铁企业附近, 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 他们消耗了大量的热量, 而那些遗弃在外的黑人却不得不去捡那些没有烧完的煤渣来温暖自己寒冷的屋子。佩科拉家的新沙发刚运到家时靠背的布料就裂了一条大口子, 商店对此却不负责任, 使得他们没有拥有财产的快乐感, 相反厌恶的情绪传染到整个家庭。甚至在自然资源的划分上面, 白人和黑人也有明显的不同, 白人可以享用美丽的伊利湖, 而黑人却只能在脏兮兮的黑河中活动。此外, 在黑人的空间里, 允许不同领域交混。克劳狄娅的父母把空房租给白人亨利, 并对他以礼相待。但是, 白人的空间却坚决拒斥交混。克劳迪娅姐妹和佩科拉来到布里德洛夫太太受雇的那家白人厨房时, 那个白人小女孩露出恐惧的神色, 布里德洛夫太太因此厉声责备自己的女儿, 极力维持白人不受侵扰的权利。当佩科拉去杂货店买糖果时, 店主“没有看见她,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白人店主怎么可能看见一个黑人小女孩?”[4]P31-32混血女人杰萝丹一看见佩科拉站在她屋里, 顿时勃然大怒:“滚出去, 你这讨厌的小黑丫头, 从我屋里滚出去!”[4]P60她同样冷酷地否定佩科拉的存在。可以看出, 黑人和白人居住的空间代表他们的地位和权利, 富裕的白人住在温暖舒适的大房子中,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而温情的。贫穷的弱者住在黑暗、寒冷的小屋中, 相互之间的亲情都变得“又稠又暗”, 毁灭了人性和下一代。
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被强制划分生存空间和权利, 而这种强制划分是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学校中, 面对衣着光鲜的莫里恩·皮尔 (一个混血儿) , “老师总是满脸微笑以示鼓励;黑人男孩在走廊里也不使坏将她绊倒;白人男孩也不用石子扔她。”相反, 面对佩科拉时, 糖果店的白人店主以厌恶的眼神针对她;在黑人世界里, 他们“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儿都喜爱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4]P12, 布里德洛夫太太会以为白人服务为荣, 认为帮佣生活比起自己真实的生活更加明亮和珍贵;正是由于对自身肤色的鄙视, 黑人男孩们会围成一团欺辱佩科拉, 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欲望全发泄到了佩科拉身上。这样的规训权利对黑人的度量结果是:黑皮肤在公众眼里是丑陋的代名词, 唯有白人的体貌特征才能唤起人们爱的赐予, 这样的意识深深扎根于黑人的灵魂里, 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沦为沉寂无声的哀者。
那么, 这种规训权利对黑人思想的束缚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呢?答案是大众目光和媒体的强大力量。作为既穷又是黑人的弱者, 他们相信自己非常丑陋。他们的丑陋不但源自于自己的信念, 同时, 所有的广告牌、银幕以及众人的眼光都证实这样的真理。当波莉和乔利来到不同种族人杂居的俄亥俄州的洛兰镇时, 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最孤单的日子。首先, 这里的白人很可恨, 他们将黑人等同于畜生;其次, 这里的有色人也很差劲, 他们鄙视黑人, 认为黑人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的飞行和散落。最后, 这里的黑人妇女也对波莉的装扮、发型、口音投以蔑视的目光。所有的这些激起了波莉内心深深的自卑感, 她开始升腾起买衣服打扮自己的欲望, 希望迎合众人的目光。此外, 媒体也是产生“真理”的一个重要途径。波莉通过看电影无形中认同了由白人男性指定的美的代表。为赢得其他妇人对她做法的赞许的一瞥, 她在服装、化妆品上大把花钱, 甚至连发型都模仿电影明星的样子。但作为贫困的下层黑人的一员, 她要得到白人价值观的首肯是多么的困难。她在渴望的同时受着挫折, 最终以家庭的代价成就了她自以为是的“高尚”。她不再对亲生骨肉爱护有加, 他们又丑又黑, 不值得她付出感情;对曾为她所爱的丈夫乔利, 她充分发掘他丑陋的一面;在家中, 生活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她总在怨恨和暴力的刀光剑影中过活。波莉过着一种情感上孤独隔绝的生活。显然, 电影媒体虽带有娱乐和艺术的标签, 但实际上却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 可以说对黑人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
总之, 在白人经济、政治、文化不断的挤压中, 处于弱势的黑人不断迷失自我, 他们的权利被白人种族主义文化价值观念所规训, 然而正是这样的悲哀, 才导致黑人种族找不到自己的未来。莫里森正是像鲁迅一样揭开病痛, 引起疗救的注意, 希望以此启发在历史的阴霾下挣扎的黑人,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真正的种族之根, 认识到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J].外国文学, 1994 (2) .
[2]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3]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个人权利 篇11
建筑业目前仍然处于“产值利润率低、劳动生产率低、产业集中度低、市场交易成本高”的“三低一高”阶段。而近年来，中国已进入“人口红利”拐点，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作用，人工成本上升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而同时由于协作队伍中农民工流动性大、趋利性强以及建筑市场本身的“脏”“苦”“累”等因素，给建筑企业的人员队伍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劳动力流动过于频繁，势必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持续推进，加重企业的负担，长期以往对行业发展极为不利。如何进好人、留住人让协作队伍农民工有一种归属感，也成为近年来建筑企业一直探讨的话题。
近几年来，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建筑企业，都给予了协作队伍农民工群体以很大的关注，而企业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权利的缺失，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构建平台，促成权利的良性回归，让协作队伍农民工有一种主人翁意识，这才是留人、用人的關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一、工会联合会内化于心，搭建维护协作队伍农民工政治权利平台。
协作队伍农民工是国家公民，应该依法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即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
组建工会联合会应该紧贴职工，增强维权实效。工会联合会的组建要切实适合协作队伍农民工特点，善于剖开现象看本质，抓住非正规化就业协作队伍农民工入会的关键环节，拓宽了入会渠道，破解了因这一群体分散流动就业、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单位和作业场所而难以纳入传统工会组织体系的难题。和当地政府和企业联动，将组织协作队伍农民工、维护协作队伍农民工合法权益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切实贯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扩大联合会工作覆盖面，增强联合会组织凝聚力，实现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
组建工会联合会要善于主动工作，强化服务。工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体现在对协作队伍农民工维权的各个方面，一是强化宣传，加强对协作队伍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培养，特别是加强对协作队伍农民工生命健康权意识以及劳动保障意识方面的培养，以保证在各自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积极主动的进行维权；二是重在执行，对协作队伍农民工的合理诉求，工会联合会可以充分发挥服务职工这一职能，进行组织、引导、服务、维权作用；三是整合资源，营造氛围，积极的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搭建社会化工作平台，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下，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和主动性，完善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构建起政府与社会互联、通过搭建权利平台。
二、协作队伍农民工夜校外化于行，搭建维护协作队伍农民工发展权利平台
近几年“农民工夜校”发展如火如荼，作为一种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是新时期、新形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夜校的开办实际上对其发展权利的尊重。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的意识入手，提高对协作队伍农民工夜校的认知度，把协作队伍农民工的学习教育纳入到职工教育体系中，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强化对专业师资力量的配备，再者协作队伍农民工夜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会联合会在这里可以充当主角，在组织和宣传上给予关心和支持，要形成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在各个方面给予关注。
农民工夜校是现阶段建筑生产的必然要求。建筑发展到当今社会体现了时代的变革，而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对从事建筑的农民工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好的团队对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施工成本，降低施工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把在施工生产中最实际上的东西搬到课堂上，指导工人们的劳动实践，提高广大农民工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从只是简单的操作发展成为对施工技术的指导，把各种工艺烂熟于胸，养成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强了整个队伍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农民工夜校是稳定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组建农民工夜校为协作队伍农民工“提素”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把这项工作 “可抓可不抓”的工作变成“必须抓”，给广大农民工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在课堂学习中重人文培养、重技能学习、重安全教育、重权利塑造、重前景规划，这些都给协作队伍农民工一个融入建筑企业本身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从而更多的学习时间让他们的生活感到充实而有效，提高他们认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发展环境的营造也是企业留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安康杯活动有序开展，搭建维护协作队伍农民工生命健康权利平台
安康杯竞赛在开展过程中把协作队伍农民工纳入到竞赛之中，把安全文化的营造放到施工一线，也是安康杯竞赛活动开展的必然要求。
安康杯活动有序开展需要自觉融入工程建设。安康杯竞赛活动的主题是贴近生产建设，关注安全健康，把安康杯竞赛成为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的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安康杯竞赛活动过程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目标逐级分解，责任到人，做到有方案、有措施、有落实、有检查、有监督、有整改，加强宣传和执行力度。对特殊岗位严格要求，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为“安康杯”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安康杯竞赛活动有序开展体现的是对农民工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安康杯活动在开展过程中运用活动载体，加强协作队伍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与职工一起普及安全生产知识，鼓励其钻研业务技术，深入浅出、潜移默化地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的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生产实际。同时通过“安康杯”竞赛活动与工会联会会劳动保护工作相结合，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与经济技术创新工程相结合，以竞赛促进企业管理者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协作队伍农民工安全生产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
四、文化活动推陈出新，搭建维护协作队伍农民工文化生活平台
有人用“文化荒漠”来形容协作队伍农民工现阶段的文化状态，“荒漠”的状况不仅不利于协作队伍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其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文化权利的回归需要管理者给予足够的重视。管理者首先要从思想上走出认识误区，坚决摒弃把协作队伍农民工当简单地、临时劳动力的错误，以平等、尊重和人性关怀关注协作队伍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权益。深入协作队伍农民工群众，了解协作队伍农民工生活现状和精神文化需求，制定保障协作队伍农民工文化权益，丰富协作队伍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相关政策，把协作队伍农民工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纳入和职工同等范畴，制定利于他们走出荒漠的具体措施。
文化权利的回归需要构建贴近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载体。要针对协作队伍农民工及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特点，推陈出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搭建各种不同的平台，针对他们的特殊需求、特殊的消费能力，让协作队伍农民工工作之余能在职工图书馆等场所免费享受“文化大餐”，开办文化培训教育，对青年协作队伍农民工进行科技、舞蹈、围棋、健身、体育等专题培训；设立文化知识讲座点，为协作队伍农民工进行文化知识讲座；兴起“文化进工地”活动。以各种方式把演出、图书、电影、讲座等文化资源送到建设工地。
文化权利回归要特别加强“自下而上种文化”的灌输。充分的搭建平台，重点挖掘，给协作队伍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服务，真正从协作队伍农民工自身的实际需求出发。利用节假日、或者施工淡季化整为零，长流水、不间断，经常性组织策划与农民工文化有关的活动，提高农民工的参与度，培养他们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性。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两项活动。而是积极组织、引导、多想方法多提供条件，稳健地推动“农民工文化”的发掘、丰富和发展，农民工的文化才会丰富多彩，才会有大发展的基础与实力，通过文化权利的回归，来提高整个队伍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个人权利 篇12
一、权利位阶论的理论依据
相比以学者刘作祥为代表的权利平等保护理论, 笔者比较认同苏力先生的权利位阶理论。苏力先生文章[1] 中介绍了科斯用以解决权利冲突的“权利相互性”理论。文章中写到:“在贾案和邱案中所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表面看来, 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满足原告的请求, 就侵犯了或要求限制被告的权利。”因此, 无论法院的最终决定如何, 它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 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 权利的相互性决定了权利之间是有位阶的。社会中权利的总体配置也源于此, 当合法的两个权利有冲突时, 两个合法权利的同时满足是很难做到的, 只有牺牲一个权利或是双方各丧失一部分权利, 因而权利之间只有存在位阶, 冲突才可能得到解决。
二、对权利边界论实际可操作的分析
学者王克金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 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地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 而引起的它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所以解决权利冲突实际上是重新界定发生冲突的权利之间的关系, 重新厘定发生冲突的权利的边界和范围。[2] 这种构想在理论上对权利冲突的解决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在现实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厘定相互冲突的两种权利边界的可操作性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1.相互冲突的权利种类是多种多样的, 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相冲突的权利进行边界界定。无论是权利位阶论还是权利边界论, 在探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时都往往借助于个案分析的方法, 通过个案来发现一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带有典型性的或者非典型性的现象, 再将这些现象上升为一种理论问题和理论命题, 然后用之研究问题,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但是个案具有偶然性, 把具体案例变为抽象理论, 并使之具有一般适用性,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种类如此繁多的权利, 用数学的排列组合方法那样把一种权利和其他各种的权利的边界都一一界定清楚, 是十分繁琐也很难做到的。
2.假设各种相冲突权利的边界可以界定清楚, 那么如何界定其边界又是一个难题。每一种权利即代表一种利益, 每一权利主体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可能的追逐自己的利益。对一种权利边界的重新界定, 相较之在没有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 这种权利的范围受到缩小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利益总量是一定的, 一方权利范围的扩大都是以对方权利范围缩小为代价的。但是, 无论权利范围的缩小或扩大, 在没有合理依据的情况下都是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
3.作者文章中提到“法律未对它们 (指相互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 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地界定导致了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笔者认为把权利冲突的所有原因归于法律的局限性, 这是不科学。法律的局限性是权利冲突产生的一个原因, 但绝不是唯一原因。法律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 而且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法律能穷尽其所能的列出相互冲突的权利之间的边界, 为所有具体案件中权利冲突提供明确的解决办法, 那么法律也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而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
4.权利位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 权利位阶论和权利边界论不是完全矛盾的。文中, 作者王克金在权利边界论中说:“权利存在位阶意味着一个上位权利的存在完全取消了与上位权利冲突的下位权利的存在和效力。”这个观点笔者不认同, 笔者认为权利位阶理论是指在具体案例中同时合理的一个权利对另一个权利的让步, 而不是将之扩大化, 即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作为下位的权利因有上位权利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另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 权利位阶是一种对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还是上述的案例, 苏力用权利位阶理论来阐释此案中言论自由权优先于肖像权, 法学界各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研讨, 言论自由优先于肖像权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接受, 那么相似的案例中, 多数人会认同言论自由权是优于肖像权的上位权, 言论自由和肖像权的边界进一步得到界定。所以说, 权利位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权利边界的重新划定过程, 权利位阶和权利边界理论不是完全矛盾的。
三、权利冲突的解决必须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
一个权利优先于另一个权利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言论自由权和人格权哪个优先权的问题上, 不同的案例可能存在不同的优先关系。根据苏力的分析, 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 言论自由优先于肖像权等其他的人格权似乎更加合理。而在学者张卓明文章[3] 中的德国1973年“刑满出狱报导案”, 法院采取了就本案的具体案情而进行比较衡量的方法, 最终为了保护本案中囚犯的人格权而限制公共电视台的言论自由。现实中, 例如上述的例子很多, 我们不好笼统地说, 哪种权利优于哪种权利。因为在具体的事件和案件中, 权利都是具体的权利, 而不是抽象的权利, 理念的权利。无论是权利位阶论也好, 权利边界论也好, 这些理论对权利冲突的解决都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单凭任何一种也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有时需要相互共同加以应用。总之, 权利冲突的解决离不开对具体案件中利用和价值的衡量。
参考文献
[1]苏力.<秋菊打官司>案、丘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J].法学研究, 1996, (3) .
[2]王克金.权利位阶、权利平等抑或权利边界——以权利冲突的解决为视角[J].长白学刊, 201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