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

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精选10篇）

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 篇1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动物疫情和人禽流感病例以及新近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已经为流感大流行的到来敲响了警钟。据世界银行估计,21 世纪的首次流感大流行将对现有发展计划的存亡以及全球经济的繁荣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大流行发生的第一年损失即可达到约8000 亿美元[1]。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过程面临着巨大挑战,如提供来源可信的信息、边缘化人群的可及性、最大限度地减小公众的困惑和恐慌等[2],卫生部门的能力决定着能否应对沟通过程中的这些挑战,引导大众正确的风险认知,这也是风险沟通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2008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简称FDA)在风险沟通咨询管理委员会会议上,一致同意将风险沟通列入其战略职能之一,并设为FDA的核心能力。2009年3月我国卫生部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9年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通知》,首次将“风险沟通”写入卫生部文件[3]。

1 概念界定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风险沟通定义为:“风险评估者、管理者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相关问题和决策而就风险及其相关因素相互交流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其本质是贯穿于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一个持续、互动的信息交流过程。美国国家科学院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4]。这一概念界定不仅涵盖了风险沟通结构的复杂性,也包涵了风险沟通主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动态性。总结以上两个概念,科学的大众沟通过程应该是借助专业研究成果并通过可信的传播和沟通渠道客观地把风险都普及到各个部门和普通大众之中,让各方都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时又要双方互动共同定义风险有关的信息;不仅施政于民、全面告知风险,更问政于民,真正强调民众的建言献策,公众由“被动公众”变化为“主动公众”。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任学锋从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给出了流感大流行过程中风险沟通的定义:在流感疫情发生阶段,政府和新闻媒体两家作为主要的合作方,及时向公众、社会和利益相关者以及相关部门通报、传达有关疾病的流行情况,个人感染风险、预防措施、政府的相应行动信息并回答公众有关的疑问及问题,使公众能及时认识到疾病风险,了解防治知识并采取适当行动。强调政府和媒体的合作,另外强调及时传递相关疫情、措施、策略,包括公众的个人防治措施细节,而且回答公众的疑问和问题[5]。依据此定义,主要指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通过积极利用大众媒体(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发放各种宣传材料、开通电话咨询热线、手机短信等方式承担公共卫生部门与公众间的“桥梁”角色。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过程不单单是信息的传递过程,已经由于流感大流行的特殊性提高到了社会层次的相互作用于信息、共同定义风险、相互影响、行为改变的层次上来。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大众风险沟通能力,主要指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完成适当而又有效的沟通达到社会关系改善的具体方式及必需的主观条件。此处的能力应该不仅仅包括卫生部门内部的人员知识水平、技能、动机等,也应该包括组织的资源、政策、机制等各种主观条件。

2 风险沟通能力研究现状

2.1 能力结构研究现状

人类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目前,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风险沟通范式、渠道、策略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系统的研究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大众风险沟通能力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也不多见。作者通过对中国知网、及外文数据库文献检索,以及WHO,中国、香港、美国、英国等卫生部门官网文件搜索,共搜索到流感风险沟通相关文献133篇,指南及政策(或指导手册)10部。虽然很少有专门的文献讨论能力结构,但是很多从政府领导人的能力、沟通的策略、沟通的模式侧面体现了能力的结构要素。经过这些文献和文件分析总结,发现对卫生部门风险沟通能力的研究可细分为四个角度:个体角度、组织角度、沟通过程角度、功能和效果角度。

2.1.1 个人角度。

从个人能力素质角度出发,主要是从心理学和传播学角度分析了沟通失败与成功的因素,确定建立信任的途径,制定沟通所需要的特质和技巧。如美国CDC为其员工专门制定了针对流感沟通的指导教材,并从传播学角度制定了领导者所应具有的各种技能[6];GerryKruk对建立公众信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7]。这只考虑了领导者个人能力或者新闻发言人的沟通技巧对社会动荡及个人风险信息接受度的影响。

2.1.2 组织角度。

从组织角度出发,主要分析沟通过程的影响因素,许多专家认为沟通过程不仅包涵组织专家能力的展示还包括沟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政策、机制的保障。如美国FDA 制定的风险沟通指南从人员能力、科学性、政策三个角度提高风险沟通的能力[8]。从组织角度考虑不仅包括了组织领导者及专家的个人沟通能力,也包括了组织政策、机制、技术的保障能力。

2.1.3 沟通过程角度。

从沟通过程出发,考虑到风险沟通过程是特定情景下的沟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及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科学地内化风险沟通的过程能力要素。但现阶段对沟通过程的研究角度各异,包括技术视角、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管理视角等,也就造成了各种能力结构划分不一。如美国CDC从技术视角总结了成功的信息沟通的主要要素包括准确的信息、信息发布的速度、移情、公开性,紧紧围绕这四个方面对能力的要求进行了分析[9],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Barbara Reynolds对风险沟通的建议最全面[10],几乎涵盖了风险沟通过程中的所有重要因素。虽然这些划分从沟通过程出发总结了风险沟通的核心能力要素,但对核心能力的研究只是停留在风险沟通活动内容的表面,未能全面系统的内化能力结构要素,这些能力要求也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情景。

2.1.4 功能角度。

从功能角度出发,即从沟通的目的和功能——告知、咨询、说服角度来划分能力结构。Elena Savoia检测卫生部门的风险沟通三方面能力:①信息的更新、疾病控制的需要、个人风险降低、何时何地寻求服务;②减少公众担心;③通过信任的资源保障边缘人群的信息可及[11]。完全从功能角度定义,其实就是重视沟通能力与目标的关系,以结果为导向,重视能力的有效性,但这样却忽略了沟通活动的适当性。

2.2 能力培养模式及评价工具的研究现状。

很多国家都认识到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并通过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其能力,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评价体系。美国为提高沟通能力,在各级部门开展培训,培训的内容也涉及到组织的资源、风险沟通的理论、公众心理等,较全面地概括了风险沟通的影响因素。对于评价工具国外大多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定性与定量问题相结合,如美国哈佛大学以甲型流感为案例制定的评价工具和WHO评价风险沟通能力的量表。Elena Savoia依据WHO划分的能力结构,从功能角度出发检测卫生部门人员的风险沟通三方面能力,并研究了风险沟通能力与卫生部门所在社区的规模之间关系。其评价指标的提出,可以作为卫生部门能力评价的结果指标的评价依据,但是不能作为能力纬度评价的过程指标。

我国目前对于风险沟通的培训,大多借鉴美国的培训方式,主要包括理论学习、新闻发言人培训及案例学习,但是培训内容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对于风险沟通能力的评价,我国多是从受众角度出发,如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与清华大学2009年6月27日至2009年7月7日间,通过内容分析和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等手段,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分析、公众信息需求与传播效果进行了研究评估[12]。陆剑云,李美霞等曾采用SCL-90量表和甲型H1N1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调查表测评风险沟通对甲型H1N1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心理状况的影响[13],谢晓非和徐联仓发展了一个测量风险认知的综合指标,包括风险结果影响大小、可能性和严重性三个维度[14]。但这些测量,都是以受众的满意度、认知变化或行为变化为基础,只能作为衡量风险沟通能力效果的标尺,可以用于评价卫生部门的沟通绩效,但是完全作为沟通过程的评价标准还不够完善。

3 存在的局限性

3.1 各种风险沟通能力的构成要素的界定角度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大众风险沟通不同于一般沟通,不仅包括个人层面的沟通,更主要的是组织层面的沟通,也是组织管理的过程,仅从个人特质角度定义能力结构有失偏颇;从组织角度定义能力结构,较全面的涵盖了组织的能力结构要求,但是却忽视了风险沟通过程中相互作用过程给人的能力带来的新的要求。流感大流行破坏的波浪状进程,多个发病高峰,且存在季节性、地域性、传染性等特点,决定了不能只是把风险沟通工作作为危机发生后应急,应该是危机前有提前的预案、足够的风险沟通准备、长久的信任关系,危机过程中才能标准化、规范化、公众信任的沟通。无论是从个体角度还是组织角度研究,或单单停留在沟通技能和冲突解决上的个人和组织能力研究,都未能将风险沟通视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同时,虽然过程论可以很好地总结动态沟通过程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能力需求,但是忽略了个体能力的作用及足够的风险沟通准备,如沟通动机、沟通倾向、社会关系的影响等,还未能全面地涵盖个体的心理机制和沟通准备;从功能角度定义能力结构虽然是能力结构分析一般适用的方法,作为能力效标制定的标准较为科学,但是忽视了整个沟通过程中的能力要求,作为能力全面评价及提高的结构体系还存在一定不足。

3.2 没有一套适用的风险沟通能力评价指标及工具。

目前,由于国内外很少有著作对能力结构的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导致对风险沟通能力的评价也相对较少,更没有统一的评价工具,而且这些风险沟通能力的评价指标及工具没有构成一定的体系,都未能较全面的评价能力。通过对评价工具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过程指标还是结果指标的研究都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还不能用于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沟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各指标的权重分布还没有进行定量的研究,也没有一个较科学的模型作为评价标准。

4 展 望

通过对国内外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能力的分析及大量的文献复习,我们可以有如下两方面展望:

4.1 进一步明确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能力的构成要素。

在流感大流行大众风险沟通能力研究方面做一个推进,这有利于拓展风险沟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围, 充实风险沟通理论的内容, 在不断加深对风险沟通基本规律认识、研究的基础上, 从风险沟通能力角度指导和推进流感大流行防控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组织角度和沟通过程角度共同定义能力结构。从过程角度探寻流感大流行不同阶段需要的大众风险沟通能力,不失为一种上乘之策,既可以涵盖个人能力及组织能力,也可从过程和功能角度分析能力特征,综合建构能力结构要素。这样不仅可以将功能分析结果作为沟通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也将沟通过程中信息机制、公众的心理机制所需要的能力揉合到能力结构中。将沟通过程中的能力要素与组织内在元素相揉合,能更全面地概括能力的结构。

4.2 过程指标和效能指标相结合,研制一套能够全面、准确、系统评价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特定情境下的风险沟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通用的评价模型。

目前,国内外对人员能力的培训方式多种多样,较好的提高了培训效果,但是培训的内容还有待完善。同时,建构一套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工具也迫在眉睫。美国学者在探讨风险沟通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4 个基本的理论模型(风险认知模型、心理噪音模型、负面特性主导模型、信任决定模型)[15]以及国内外已经开展的研究成果,这对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风险沟通效能指标提供了一个基础。对于风险沟通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较复杂的沟通过程流程图,不仅涵盖了沟通者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的影响、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及沟通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这对研究沟通过程评价指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指标体系的研究,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定量的分析能力结构的纬度,确定一个通用的评价模型,也是极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且亟需研究的内容。

摘要：流感大流行大众沟通过程中,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决定着能否应对沟通过程中的挑战,掌握舆论方向,引导大众正确的风险认知,这也是风险沟通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文研究分析了现阶段流感大流行大众风险沟通能力结构和评价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研究展望。

关键词：卫生部门,流感大流行,风险沟通,能力

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 篇2

风险投资项目筛选和价值评估研究综述

为了推进我国风险投资微观层面的`研究,文章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从而为进一步研究风险投资自身运作机制中的投资决策机制,即筛选机制和评估机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 者：姚丽琼 Yao Liqiong 作者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03刊 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POLYTECHNIC年，卷(期)：5(2)分类号：F830.59关键词：风险投资 项目筛选 项目价值评估

信用风险量化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信用风险量化;统计模型;结构模型;简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35-03

广义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或交易对手违约导致损失的可能性,以及由于借款人信用评级的变动和履约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债务的市场价值变动而引起损失的可能性;狭义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或交易对手违约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即违约风险。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信用风险量化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也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国外信用风险计量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以前,信用风险评估主要借助于财务报表提供的静态财务数据, 并结合定性分析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信用风险计量方法开始出现并被应用。西方金融界常用的信用风险量化模型有三类:基于企业财务信息的多元统计模型、基于期权理论的结构模型,以及基于外生违约过程的简化模型。

(一)多元统计模型

多元统计模型通过对样本数据分析寻找违约公司的若干特征指标(通常是财务指标),并建立这些特征指标与违约之间的数量关系。Altman(1968)建立了包含5个财务指标的Z值模型。1977年,Altman与其合作者拓展了Z值模型, 得到了包含7个财务指标的ZETA模型。Z值模型适用于中型企业。Edmister(1972)专门针对小企业建立了模型,并且采用了现金流量指标作为预测变量。Aziz等(1989)比较了Z值模型、ZETA模型、现金流量模型预测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准确率,发现现金流量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Kim等(2007) 以美国1996~2001年间的破产公司为样本,考察Z值模型在不同预测期限、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预测能力,发现随着预测期限的增加,预测准确率下降很快,并且5个财务指标并非一直都显著。模型对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的企业破产都有显著的预测能力。Ohlson(1980)以1970~1976年间105家破产企业及2058家非破产企业为样本,选择9个解释变量构建了企业违约率的Logistic模型,模型判别准确率达92%以上。

多元统计模型的优点在于技术简单,操作性强;缺点在于变量选择缺少理论依据,依赖于数据特征,不能对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仅仅是表征推断,而非因果分析。

(二)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公司资产未来价值的不确定性是违约风险的内在驱动因素。当公司资产的未来价值下降到一定水平之下时,就会引发违约。该类模型以Merton(1974)为代表,包括后续的改进模型。

Merton假定公司具有简单的债务结构,只有一笔负债,存续期间不支付利息,违约只能在债务到期日发生,并且假定无风险利率是常数。Ingersoll(1987)研究了公司存在偿还等级不同的债务的情形, 用复合期权解释了不同优先级的债务,每一级别负债的末端支付等同于一个牛市差价买入期权,因此可用构造该差价期权的两个买入期权价值之差来给该级别的债务定价。Geske(1977)研究了付息债券的情形。Black和Cox(1976)研究了安全条款对违约时间的影响。所谓安全条款是指一种在合约中赋予债权人迫使公司进行清算或重组的权利的安排,其主要形式是:一旦公司价值在债务的有效期限内低于预先指定的水平,那么债权人将有权迫使公司破产。因此,对于具有安全条款的债务,违约时间是不确定的,是资产价值第一次到达某个水平值的时间,即首达时,违约概率不是由某个时点上资产价值的分布决定,而是在一段时间区间上的首达时的累积概率。Longstaff和Schwartz(1995) 研究了随机的无风险利率服从Vasicek模型的情形。Leland和Toft(1996)讨论了破产边界的内生确定机制,以及税收和清算成本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Eom(2003)对上述几个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以1986~1997年间的182只公司债券为样本, 检验结果发现,Merton模型倾向于低估违约风险;Leland和Toft模型经常高估违约风险; 其他几个模型则高估杠杆率高的公司的违约风险, 而低估相对安全的公司的违约风险。1997年,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KMV公司推出了基于改进后的结构模型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 即KMV模型。Jorge(2000)对包括KMV模型在内的6个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KMV模型的判别能力最强。

结构模型的优点是对风险驱动机制做了清晰的描述,经济直观,缺点是由于资产价值不能直接观测,需要通过公开发行的证券,比如股票的价格数据推算资产价值,其有效性受到股票市场信息有效性的制约。

(三)简化模型

简化模型认为违约是不可预测的,是由外生的随机强度过程决定的。Jarrow和Turnbull(1995)首先将强度概念引入信用风险定价方法中,他们假设违约时间是由违约强度确定的泊松过程,在很短的时间段上,公司发生违约的概率则是强度参数和时间长度乘积的函数。Lando(1998)发展了违约强度的概念,进一步将强度看做随机变量,违约计数过程可用带有强度的非齐次泊松过程描述。Duffie和Singleton(1998)提出了另一类简化模型,该模型将无风险利率替换为带有违约强度过程调整的短期利率, 可以按无风险债券的特点,对有信用风险的债券进行定价分析。简化模型的优点是可以描述现实中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违约,而且对信用利差的估计也比结构模型更接近实际,但缺点和多元统计模型一样,不能说明信用风险产生的经济根源。

二、国内信用风险计量研究成果概述

国内对多元统计模型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张玲(2000)以深、 沪两市交易所的1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多元线性判别模型进行研究, 发现该模型对公司发生财务困境前1~5年的预测准确率分别为100%、87%、70%、60%、22%。 韩东平(2006) 以2003~2006年被ST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造了基于现金流量指标的多元判别模型,发现财务危机发生前两年的判别准确率为83.7%, 前一年的判别准确率为93.3%。在基于Logistic模型进行的研究中,马九杰等(2004)对我国县域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资产周转状况、股权状况对企业违约有显著影响,企业家个人特征对企业信用风险有较大影响。石晓军等(2005)研究了样本配比和分界点的选取对Logistic模型判别准确率的影响, 发现1:3的样本配比和0.674的临界点最适合我国的情况。管七海(2004)以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短期贷款数据为样本,对东部中、小型企业,中部、西部小型企业分别用线性判别模型和Logistic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对于东部中小型企业,多元线性判别模型优于Logistic模型;对于中部小型企业,两种方法的预测准确率都不高;对于西部小型企业,Logistic模型比多元线性判别模型的预测准确率稍好。

国内对结构模型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张智梅(2006)用Merton模型测算了ST公司与对照公司的违约概率, 发现ST公司的违约距离明显小于对照公司的违约距离。周昭雄(2006)选择了30家国内的上市公司作为实证分析对象,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优良业绩、中等业绩和较差业绩,其中每类公司各10家。通过对三类上市公司违约距离与理论违约概率的计算分析,发现违约距离对三类公司有较好的区分能力,但理论违约概率低于实际的违约概率。马若薇(2006)选择了2004年底以前在沪深两市挂牌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总体考察对象,计算样本公司在2002年末的违约距离,发现违约距离越小的组,ST公司出现的频率越高,与KMV模型的理论基础相符。对模型的判别能力进行检验发现:当被排除公司占公司总体的百分数为10%时,KMV的被排除ST数目占总ST公司数目比例为37%,Logistic为25%,线性判别为24%。就判别能力而言,KMV模型在大部分情况下, 都优于其他两个模型。翟东升(2007) 选取2005年沪深两市被ST的15家上市公司及与之配对的15家非ST公司共3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计算基准日为2002至2005年每年的6月30号。 研究发现, 在被ST的前三年,目标公司和对照公司的违约距离差异不显著;而在被ST前两年,目标公司的违约距离均值显著低于对照公司的违约距离均值,无论用折算法计算非流通股价格,还是让非流通股价格等于每股净资产,该结果不变。

受国内的信用数据难以获得的限制,对简化模型的实证研究较少。王琼(2006)基于违约强度模型,用蒙特卡罗模拟研究了5个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券的价格。谢赤(2006)基于Duffie-Singleton模型研究了3只样本企业债券的定价问题。

三、国内信用风险计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 多元统计模型研究中的不足。 就多元统计模型而言,无论是线性判别模型还是Logistic模型,都有把财务指标和违约率之间的关系过度简单化的倾向。事实上,Moody公司的研究表明,有些财务指标与违约率的关系是非线性、非单调的。因此,把若干财务指标简单地进行线性加总来判断信用风险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对国内的实证研究而言,还缺少对模型及模型中变量的跨行业、跨时期有效性的验证。

2. 对结构模型的研究存在的问题。(1) 缺少基于多个结构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的现状是缺少对扩展的结构模型的实证检验,除王小华(2005)对Leland-Toft模型做了实证研究之外,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Merton模型进行的。从经济背景看,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信息披露不充分, 与企业破产有关的法规不健全,而Merton模型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前面所述的扩展模型可以成为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基准, 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验证,但至今鲜见这方面的研究。(2)未估计资产价值增长率。公司资产价值的增长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国内的研究采用解联立方程组的方法估计结构模型,而该方法估计不了资产价值的增长率,因此只好假定公司资产价值的增长率为0,这与实际不相符合。(3)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一是研究的信用事件是公司被“ST”或“PT”,虽然与结构模型中定义的违约事件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二是目前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上市公司, 而商业银行的大部分借款企业是非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有必要把研究的对象扩大到广大的非上市公司。

四、改进建议

对于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属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需要靠信用市场和信用体系的发展来解决。有的属于方法和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克服。

对于多元统计模型, 在处理非线性关系上, 可借鉴Riskcalc模型的方法进行变量转化。Eric(2000)的研究发现:销售增长率和财务杠杆增长率与违约率存在U型关系,因此这两个变量进入模型的方式不应该是线性的。Eric(2000)还报告了用于建模的其他财务指标与违约率的关系曲线。RiskCalc在所选择的解释变量用于最终模型之前, 基于各个变量自身与违约的关系,将这些变量进行转化,并将转化后的变量用于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进行这种转化,一方面可以处理很多变量与违约的非线性关系,充分利用单个变量对违约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数据不够平滑会扭曲参数估计的结论。

对公司价值增长率的估计, 可通过极大似然法来实现,Duna(1994)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将结构模型扩展到非上市公司,可借鉴KMV公司于1997年开发出的PFM模型(用结构模型估计私人企业违约风险)。其核心思想是:对于同行业、同地区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其资产价值和资产价值波动率具有可比性,因为它们面临相同的市场、客户和政策。KMV公司研究发现: 和公司资产价值最相关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公司资产价值呈正向关系;和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最相关的是公司规模,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高于小公司,因此波动率与公司规模呈反向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以上两个财务指标套算出非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和波动率,进而可以计算违约距离和预期违约频率。

五、结论和展望

随着金融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信用风险量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的一些成果已成为国际先进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核心技术的构成部分。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动下,信用风险量化也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工业化程度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等不同, 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信用分析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必然也有所不同。在学习国外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应当注意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仔细考察我国信用风险的特征和规律;另一方面,现代信用风险模型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参数估计,如违约频率、违约损失率等等,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足够大规模的信用数据库作为支撑。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模型是成熟完美的,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尚须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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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团队沟通理论研究综述 篇4

世界经济多元化模式的发展, 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 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正趋向扁平化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团队”一词是企业为适应组织结构本质变化, 在灵活利用员工的才智和有效激励协调员工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人作为行为主体, 基于行为、信息、思想等层次的沟通在团队面对纷繁复杂经济环境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有关“团队沟通”的研究成为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学界的炙热话题。在纷繁多变的经济环境中, 团队应如何利用自身特色资源应对各种因沟通不善引起的危机和挑战, 消除团队中各种不良影响因素, 形成团队有效沟通等问题, 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对团队沟通关注度的增加。近几年, 团队沟通更多的被运用到扁平化组织结构中, 影响团队成员有效沟通的因素及解决方案研究。同时,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员工创新行为、自我效能感、知识活动元素、团队弹性、虚拟团队、MTS等研究, 既是研究的发展, 又是团队沟通在实践中的验证。

2 研究由来

1981年, 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 (William Ouchi) 出版的《Z理论》一书中, 通过大量的研究, 指出团队精神特别是团队中人际沟通技能对日本企业成功的贡献, 是有团队管理最早的研究资料和对团队对企业贡献的初体验。由于国内各个学者研究领域、思想层次、研究视角等不同, 所以对“团队沟通”一词的定义各持己观。赵金肖等认为团队沟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雇员按照一定的目的组成的团队中发生的所有形式的沟通, 一个团队的绩效与其沟通力密切相关。高伟凯、武博等认为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信息和传达思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激励和影响行为的意图, 认为沟通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的理解。陈亮、林西等认为沟通是对信息的控制度和团队中的成员对工作的满意度的决定, 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有效沟通对解决冲突的作用。马志新、吉昭等认为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包括, 信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信息、通道、障碍、背景及反馈等七大要素组成, 过程模式见图。

康青等认为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重视柔性管理, 如果组织中的领导能采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 会使团队沟通更加有效。万可、李守军等对虚拟团队的沟通模型进行了分析, 指出虚拟团队是指成员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区及来自不同的组织, 成员之间运用电子手段进行的同步或者异步进行互动的沟通方式。从关系维度和任务维度出发, 对组织中虚拟团队的有效沟通进行了研究。

研究者对团队沟通的研究尽管各有不同, 但都对团队沟通的关键点做了一定的研究。杨付、张丽华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以国内十三家大型企业集团75个工作团队共334名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 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技术, 探讨了团队沟通、工作不安全氛围对团队成员创新行为的影响, 以及创造力效能感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团队沟通、工作不安全氛围对团队成员创新行为有倒U型的影响;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调节团队沟通、工作不安全氛围与团队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越高, 团队沟通、工作不安全氛围对团队成员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越小。金杨华、王重鸣、等通过对62个虚拟团队的调研, 检验了虚拟团队认同式共享心理模型与分布式共享心理模型构思, 并运用多层线性建模技术, 对团队特征变量、共享心理模型与虚拟团队效能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得出了以下结论:认同式共享心理模型与分布式共享心理模型与团队效能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综上有关团队、沟通、团队沟通等相关知识, 团队沟通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1) 团队成员的角色分担:按照团队成员扮演的角色是否对团队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分为积极角色 (领导者、创始者、协调者、追随者) 、消极角色 (绊脚石、支配者、逃避者) ; (2) 团队中成文或默认的规范、惯例:规范是以明文形式存在的团队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容易被遵守。惯例往往被新成员忽略、触犯; (3) 团队领导者的个人风格:领导者角色在团队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领导者个人的性格特征、管理风格同团队沟通是否有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 在团队沟通中, 领导者应避免是放任型或者放任自流型, 造成团队沟通的低效或者无效, 应采用民主型的领导风格, 保证团队沟通的畅达有效。

3 国内团队沟通理论研究热点及评价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 可以发现国内对团队沟通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四个方向:一是以王志华为代表的从心理学角度从宏观方面分析了团队沟通以及肖余春等从弹性视角出发对团队沟通的细致研究, 指出了团队沟通的注意、磋商共通和决策三个心理环节的主要特征, 并分析了三个环节阻碍有效沟通的障碍;二是以吴隆增为代表的辱虐管理和以王永丽为代表的授权型领导等不同的领导风格对团队沟通以及团队绩效的影响;三是万可、李守军等从虚拟团队的角度出发, 将虚拟团队分为A、B、C、D四种不同类型, 分析了影响团队有效沟通的两个维度:关系维度和任务维度, 两个维度对四种不同的虚拟团队类型的不同体现形式;四是杨付、张丽华从团队沟通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出发, 由于员工知识面或者文化差异以及环境交互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对团队沟通中员工的影响。

3.1 心理学角度下的团队沟通

王志华从团队中员工在沟通中所经历的注意、磋商共通和决策三个心里环节入手, 分别指出注意、磋商共通、决策等团队成员的三个心理过程。在第一阶段注意过程中, 从心理学上对注意的两大品质:广度和稳定性。广度是指每个团队成员在同一时间内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有范围的, 并且直接影响了成员接受信息的能力;稳定性是指注意在时间上的特征, 人们的注意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欺负的现象。第二阶段磋商共通中, 注意克服沟通背景的障碍, 因为文化差异、性别差异和沟通风格差异的存在, 会造成沟通背景上的障碍。第三阶段决策过程中, 指出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团队中各个成员之间能否在智力和提出的方法中达到共识。肖玉春、李珊丹等从弹性的视角出发, 指出了团队的发展是一个复杂、适应、动态的过程, 弹性是个体在经历危险处境后能恢复到原来状态, 甚至可以发展出新的应对能力。在团队沟通的过程中, 因为各个成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者说反应能力的层次不同, 在沟通的过程中应对于不同的情况对成员的不同反应作出不同的能力分派, 是团队沟通在复杂系统影响的视角下达到最有状态。

3.2 不同领导风格下的团队沟通

吴隆增和王永丽等人分别从领导风格的相反管理方式出发, 对于团队沟通与领导风格以及团队绩效的关系及影响作出了不同的阐述。吴隆增等人以我国10家制造型企业中的95个团队为实证研究对象, 从领导风格的负向领导行为———辱虐管理出发, 以Cohen和Bailey的团队效应启示模型为基础, 得出了无论团队的垂直沟通还是水平沟通都受到辱虐管理的负向影响;王永丽等人对授权型领导行为通过团队沟通对团队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做出了阐述, 选取一批大学生做了虚拟实验, 从而得出了无论是关注垂直式还是共享式的领导行为, 当团队沟通程度比较低时, 参与目标设定与团队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当团队沟通程度比较高时, 参与目标设定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不大等结果。

3.3 虚拟团队的沟通

万可、李守军等人认为虚拟团队成员是通过电子手段进行协作, 要通过快速适应的沟通方式与其他成员进行联系, 以免造成孤立的状态。认为在虚拟团队中, 成员的沟通是由关系维度和任务维度来鉴别, 并组成了一个2×2的矩阵模型对二者进行详细描述, 得出B、C、D类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向A转, 从而形成关系维度和任务维度都高的高效虚拟团队。刘振华等人通过对87名学生组成的11个实验小组进行观察, 并通过问卷调查法, 对虚拟团队中知识小组中的社会惰性进行了研究, 得出虚拟团队中小组成员的社会惰性对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有反作用。王重鸣、邓靖松采用资源两难的情景模型, 对拥有不同学历、不同系别的120名学生进行假设实验, 在层级式、网络式、序列式等不同沟通模式下, 对团队的团队的信任和绩效都有影响, 并指出信任的策略行为不同, 与不同的沟通模式交互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丰富度, 而媒体丰富度的不同对虚拟团队的沟通方式、行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虚拟团队应在合适的环境, 选择合适的技术和工具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

3.4 团队环境层面的沟通

员工气质类型的不同, 团队内部“硬环境”和“软环境”的交互影响, 员工对环境的接受程度的不同等因素对团队的沟通都有不同的影响。国外学者帕克 (Parker) 在其2001年的研究中指出团队成员的心理和工作行为受团队沟通质量高低和工作环境的情景影响, 团队沟通质量高、工作环境安全会平抚员工心理, 为成员营造良好的氛围, 促使员工更加努力为团队工作。国内学者杨付、张丽华在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团队沟通水平较高和较低时, 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都比较低, 在沟通水平处于中等状态时, 对员工的行为和心理影响程度达到最高。以国内13家大型企业集团75工作团队中的334名成员为研究对象, 得出了团队沟通、工作环境对团队成员的影响成U型。同时, 制定合理的工作规定和评估机制的制度方面进行入手改善团队沟通环境, 多渠道为成员创造良好的沟通机会 (邓丽芳、郑日昌, 2008) 。另外, 组织能力与团队环境的相互影响, 也会对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产生作用, 团队合作的过程就是各个成员间知识的交融, 成员通过贡献知识和整合知识, 只有组织能力、团队环境之间搭配良好才会使成员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 从而促进团队知识进行良好的整合 (张可军等, 2008) 。马富萍、郭晓川 (2010) 以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为调节变量, 团队成员异质性对团队沟通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4 结论与展望

国内相关研究学者对沟通特别是团队沟通的研究不仅为现代的企业组织模型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而且为处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人员提供了良好的交流机会, 从虚拟到现实, 从工作到生活, 从分散到聚合等拉近了成员的距离, 提高团队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和冗杂工作, 并对在复杂环境系统中, 成员积极沟通起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 对于团队沟通的研究, 国内学者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都取得了进展。具体来说, 一是对其具体的概念及涉及面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和具体化, 作为团队取得成果的重要因素, 学者们更加注重对沟通的研究。二是对沟通维度和测量方法的研究, 多种维度和测量方法一一被开发, 加大了对团队的研究力度和研究范围, 并且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对其作出了最具权威的验证。

总之, 沟通作为一种手段, 团队管理者应随环境的不断变化、成员心理接受程度、成员气质类型等为依托, 营造出和谐的沟通环境, 与成员之间加强互动, 为整个团队创造更大的成绩。团队成员应学会应环境的变化, 与他人加强语言上、非语言上的沟通, 主动与他人交流, 互换知识与经验, 增加自身知识、扩展见识层。“沟”才能“通”, 融合多元的知识, 使团队工作的前景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赵金肖.论团队沟通[J].经济师, 2009, (4) .

[2]高伟凯, 武博.企业组织人力资源流动中沟通管理研究[J].学海, 2007, (01) .

[3]陈亮, 林西.管理沟通理论发展阶段略述[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12 (6) .

[4]马志新, 吉昭.企业内部沟通要素分析[J].经济与管理, 2014, (6) .

[5]万可, 李守军.虚拟团队的沟通分析模型[J].预测, 2002, (6) .

[6]金杨华, 王重鸣, 杨正宇.虚拟团队共享心理模型与团队效能的关系[J].心理学报, 2006, 38 (2) :288-296.

[7]王志华.团队沟通的心理学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2000.

[8]肖玉春, 李珊丹.国外弹性理论新进展:团队弹性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07) .

[9]杨付, 张丽华.团队沟通、工作不安全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创造力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J].心理学报, 2012.

[10]吴隆增, 刘军等.辱虐管理与团队绩效:团队沟通与集体效能的中介作用[J].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2009, (9) .

[11]王永丽, 邓静怡.授权型领导、团队沟通对团队绩效的影响[J].管理世界, 2009, (4) .

国债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5

关键词：国债；信用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国债最优规模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45-02

国债是政府按照一定的时间表向法定的债权持有者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的一种法律义务（布坎南，1958）。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国债风险和税收等政府其他筹集资金方式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国债风险就是宏观经济风险。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国债规模逐年扩大，人们认识到国债兼有融资和金融的双重特性，财政无力还本付息的国债信用风险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幅下降，赤字高悬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甚至由A+降为C,债务信用风险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国债风险既包括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又包括国债的信用风险。

一、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综述

早期人们对于国债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么只承认有风险，要么只承认有宏观经济效益，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发行国债的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争论的焦点转向是风险大于收益还是收益大于风险。

1、古典经济学对国债的批判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表达出对国债的系统批判：第一，国家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不会积攒积蓄以备不测造成的，偿还时会使人民蒙受损失。第二，政府举债是把国家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这样会削弱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第三，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使未来还本付息负担加重，损害人民储蓄能力，影响生产。

2、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背景下诞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社会有效需求。而赤字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和货币，但发行货币往往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综合观点认为：第一，实现充分就业则必须依靠政府支出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第二，国债支出用途是增加投资和消费，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可以更大幅度的创造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人数。

3、理性预期学派的国债思想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为当时的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因而在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反凯恩斯主义倾向。以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对于既定规模的政府支出，政府采用征税方式与采用发行国债的融资方式是等价的，国债在短期内无效，长期内无害。并试图通过拉姆齐(1928)的无限期界模型以及巴罗对该模型的修正来证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该模型假定消费者有为子女留遗产的利他动机，人们不但能从自身消费获得效用，还能够从子女消费中获得满足。在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国债对资源配置都没有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无效。

4、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延续了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的假定，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并为其提供微观基础。该学派将代际交叠模型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债的长期经济效应，对理性预期学派予以回应。布兰查德和费希尔将死亡概率的假设运用到代际交叠模型中，建立起连续时间的代际交叠模型。他认为拉姆齐模型不过是随机死亡概率为0时的一个特例，有限期界是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的最主要原因。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经济系统存在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动态无效，国债政策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

根据西方国债有关理论，国内众多学者对于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展开研究，如谢建国、陈漓高(2002)则认为在乘数效应作用下，通过举债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显示短期内举债增支可以起到增加总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期则会完全挤占居民的消费支出。郭宏宇、吕风勇(2006)通过实证分析我国1985-2002年间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将国债视为财富，因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若将其视为未来的税收，则会出现金融挤出效应，且居民对国债的态度与国债存量相关。曾康霖(2001)认为在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不得不向国有企业及政府投资倾斜，这会挫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会产生挤出效应。

发行国债是否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综合各学派的观点不难发现，发行国债对宏观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发行国债规模过大则会造成私人资本挤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影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国债发行规模如果过于保守，发行规模过小则在短期不能实现扩大需求、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在长期不能够集中社会闲置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国债的发行存在着一个最优国债规模。这个最优规模与人们对待国债的态度相关，与现行的财政制度相关，这可以视为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需求。

二、国债信用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国债是一种债务，就可能产生偿债风险，即国债的违约风险。如Barro（1976）认为，如果政府发行国债的规模，即国债余额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那么就会出现持续的赤字，就会引发通胀，进而使得政府未来的课税能力变得越来越糟。Jha (2001)延续Barro提出的约束条件，在明确政府名义预算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讨论了国债实际利率与GDP增长率出现不同速度时候国债的具体政策。

国内有关国债信用风险的研究则偏重于判断当前我国国债规模下信用风险是否可控，如刘立峰(1999)研究发现，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从经济总量或金融总规模的角度来看，其规模并不算大；但若从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则相当巨大，从而得出我国政府发行国债的特点是应债能力强，偿债能力弱的特点。魏陆(2001)利用我国国债的动态变化方程，分析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变化，并预测了我国国债规模的长远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过快，国债规模发展不可持续。而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2003)根据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利用协整方法，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动态可持续性，得出我国财政赤字政策可持续的结论。

三、评述与总结

从国债风险文献梳理的结果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所对应的国债规模，不一定是政府有能力承受的，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较差的时期，往往在最需要发债的经济危机时期，政府的税收收入也较少，加之，偿还旧债的压力使得政府的承债能力可能会小，即国债的供给能力可能会低于宏观经济对国债的需求。迫于压力或錯误的作出决策超规模发行国债，就会产生违约风险出现主权信用危机。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债的发行规模尚未达到宏观经济效益视角下的最优规模，这也就是说我们有增大国债发行规模的需求。但从国债的供给能力来看，当前我国国债的信用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以实现在保持信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行国债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Buchanan,J.M. Public Principle of Debt,Homewood, 1958.Ⅲ.;Richard D. Irwin.

[2] Blanchard O.Fisher S.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J]. MIT Press, Cambridge,1989.

[3]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我国财政赤字过大吗?[J].财贸研究,2003,(08)：37-41.

[4]魏陆.我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及其风险分析[J].财经研究，2001,(09):52-56.

[5]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讲座会综述[J].宏观经济研究,2001,(05)：49-50.

[6]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06).

[7]曾康霖. 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及效应评价[J].财贸经济,2001,(07).

国外风险沟通研究概述 篇6

现今仍有很多人对风险消极对抗, 对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并把风险看作是社会发展中的一股阴暗的势力。其实, 风险并不是现代性的发明。早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 风险就已经普遍存在, 但当时那只是个人的风险, 并不能构成社会的、全球的, 乃至是全人类的风险。而在现代, “风险”意味着对整个人类而言的全球性的威胁。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 这个“风险”不直接等同于人类社会的利益损失, “风险”更像是一个研究现代社会细微变动的放大镜。风险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充斥着风险的人类社会, 它更多的意味着社会公众对风险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凸显社会中潜在的风险因素, 人们才能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认知, 才能制定应对风险的决策。

一、风险沟通的研究范畴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风险沟通的关键词之——“风险”。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社会公众, 对“风险” (risk) 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但纵观种种关于风险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无论如何风险都是介于真实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如果可以被事先确定或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活动, “风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和可能性之间的区别, 人们就会发现“风险”常常和一些不受欢迎的现实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雷恩 (Renn) 认为“风险”是一种可能性, 它由人类的行为或事实导致的结果引发, 并且直接影响人类的切身利益。 (2) 这个定义意味着人类能够找到行为或者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 并且结果会因为最初的行为或事件的改变而不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标准化地衡量, 标准化是因为存在科学的、严谨的因果关系的量化分析;“风险”又具有描述性概念的模糊性, 描述性是因为“风险”承载着人们减轻负面影响的暗示信息。在不同的风险进程中, 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它需要对风险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精确的统计计算;风险管理则牵涉到社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如何控制、监管风险以便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 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 所以“风险”既是一种社会现象, 又是对潜在的“现实”的回应。总的看来, 所有对“风险”的定义基本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概括:1、什么是不受人们欢迎的结果, 由谁来决定什么才是不受人们欢迎的?2、人们怎么样限定、量化那些不受人们欢迎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3、人们怎样在一个通用的概念中集合起所有的那些不受人们欢迎的结果, 并且在比较中为它们排列出优先次序。 (3) 当风险的所有特点无一例外地反映到了风险沟通中, 就形成了风险沟通不同于其他沟通的特性。风险沟通起源于风险分析研究, 而不是传播学研究。风险沟通的主要目的是知情、说服和咨询。风险评估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各方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及相关问题和决策而就风险及其相关因素相互交流信息和意见, 这就是风险沟通的过程。风险沟通存在于整个风险进程中,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风险沟通的研究范畴有:风险认知研究, 主要研究专家与受众之间的认知差异、沟通中公众的认知变化;传播者研究, 除专家外, 传媒、公众、其他组织都有可能充当风险信息的传播者;沟通过程研究, 研究各方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公共空间中的民主对话。

二、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

在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中, 乌尔里希·贝克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 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 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众 (大众传媒) 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4) 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能否完整地呈现风险议题、有效地促进风险沟通以及深入地阐述公共政策议题, 是风险沟通研究关注的焦点。

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数的风险,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直接的个人经验, 与外界的信息引导关系不大。但是对其它间接风险的认识, 基本来自专家和风险管理者、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政治团体或者是家庭成员、同事朋友的陈述。如果把有效启发认作风险认知的重要环节, 就应该注意各种不同的风险社会表达, 比如说在媒体中的风险信息传播, 而不是统计学中关于意外事件的比率。对风险信息获得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是可能预期的, 怎样加工处理风险信息、以何种方式传递都是可以控制调节的。媒体对风险的预期也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 如风险是否能得到公众的承认、公众可以承受多大的风险等。媒体需要处理复杂的风险信息, 但一些时候风险可能在媒体的表达中被“放大”, 也有可能被“缩小”。这就是“客观”的风险和“感知”到的风险的根本区别。风险本身是一个语义的集合体, 它附带着与风险相关的很多其它的信息, 仅仅依靠各种途径的信息传播是不可能做到对风险事实的完全感知的。要解决“放大”或“缩小”的难题, 人们经验性的主观判断必须参照专家的意见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因为公众一般倾向于接受确切的信息, “发生”或是“不发生”, 确切的信息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做出判断, 而风险沟通中传递的不确定信息只会让人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面对具体的风险时, 公众的知识依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科学家往往主导着风险沟通进程和风险沟通中传递的信息内容。 (5)

法国奥立威·布拉斯 (Olivier Borraz) 等研究者对风险议题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转化、构建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考察, 他提出了两个研究取向: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风险怎么转变为社会公共问题, 我们的周围存在很多风险, 为什么有些能够成为社会的主要议题, 受到广大公众的关注, 而有些却被我们忽视;另一种研究路径是已经形成的社会公共问题中的风险因素是怎么被凸现出来的, 一般性的公共问题怎么转变为风险议题的。奥立威认为, 在风险议题的形成过程中和在社会公共问题的议程设置中, 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仔细研究。 (6)

风险议题同时也有赖于媒体的呈现, 媒体承担着将无形的、不确定的风险具象化的主要任务。另外,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如何使用大众媒介。人们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系统阅读新闻报道, 普通的读者只是粗略地浏览新闻标题, 跳读某些文章, 仔细研读个别报道, 其它信息则可能完全被忽视。报纸上的图片、广告、电视在传递风险信息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它们的可视化和生动、鲜活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新闻媒体对信息的传播不因个体而隔绝。人们常常会与同事、家人、朋友讨论从媒体接收到的风险信息, 信息在社会环境中的流动就是这样产生的, 人们对风险认知启发式的印象和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社会结构。

三、风险沟通过程中的传受互动

传播 (Communication) 的理想过程是:传播者 (通过编码器发出信息) , 经由数个传播载体的传递 (媒体、社会群体、个体) , 最终到达受传者 (经由解码器接收信息) 。信息沟通成功的关键条件是信息传播者的编码器和受传者的解码器对信息的解读是相同的, 同时传播载体传递过程中的“噪音”不会使信息扭曲失真。风险沟通的过程与一般的传播过程一样, 风险信息的失真一方面来自于风险的传播者 (某方面的专家学者、政策的制定者) 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编/解码不同,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风险信息传递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带来的“噪音”干扰。

哈贝马斯的《交往互动论》为风险沟通提供了社会沟通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认为, 参与沟通的各方之间在对话的过程中互动, 他们的意见和立场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处于开放的状态, 各方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 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相互理解 (understanding) 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在对话的过程中, 各种意见按照支持度排列出优先次序用以影响风险决策, 而争议大多来自于风险和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时, 参与风险沟通的各方之间的信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是风险沟通与一般的大众传播不同的地方, 信任的建立与否和牢固程度直接决定着风险沟通的成败, 决定着能否制定出有效的风险决策, 对风险管理和风险预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有关风险沟通策略、沟通过程和不同利益团体在风险决策中的社会参与的学术研究中, 学者们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技术论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 有关技术的风险议题应该交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来处理, 社会公众则被认为不具备对这类风险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风险沟通此时被简单地看作知识普及和公众受教育的过程, 由政府部门或是专业机构将风险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社会公众。另一种是民主论观点, 这类观点涉及公平、正义, 认为公民应该拥有决定他们生存状况的共同决定权。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普通社会公众之间进行的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就是风险沟通, 风险决策则是这样一次民主对话过程的最终结果。威廉姆·莱伊斯 (William Leiss) 认为可以从最基本的三点对风险沟通进行改进:传播中对“科学术语”的转换;指明风险的不确定因素;传播介于科学和社会之间。他希望通过对传播内容中细节的最小程度的改变达到对整个沟通效果的影响。这三点从学术的角度上很好理解, 但是要真正付诸于风险沟通实践很难。风险沟通过程中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要面对其它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提问, 社会公众的在场使得整个风险沟通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单独的散漫无组织的风险沟通行为被整合, 风险议程的各个社会参与者被迫在大讨论中接纳其它的意见不合者, 最终的公众讨论不可避免的会形成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同的风险决策。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就会发现, 风险沟通本质就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因为处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中, 这种学习的过程也不可能是一个线性的、阶梯状渐进的过程, 各种曲折、甚至倒退都有可能存在, 毕竟很少有人能预见到风险事件发生的真实情景。

总之, 风险沟通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风险沟通伴随着20世纪风险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同时它又是21世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风险沟通是一个多层次的传播过程, 包括了所有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过程。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风险沟通进程, 概述了风险沟通的研究范畴和风险沟通研究中的两个研究重点, 即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研究和风险沟通中传受互动研究。风险沟通是一个多层次的传播过程, 包括了所有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过程。

关键词：风险沟通,风险社会,民主对话

注释

1 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 Ortwin Renn (1998) :Three decades of risk research:accomplishments and new challenges, Journal of R isk R esearch 1 (1) , P.49~71

3 Leiss, W. (1996) Three phases in the evolu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5 (May) , P.85~94

4 乌尔里希·贝克著, 吴英姿、孙淑敏译:《世界风险社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 Fischhoff, B. (1995)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plugged:Twenty years of process, R isk Analysis 15 (2) , P.137~45

风险偏好实验研究综述 篇7

风险偏好问题的相关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预期效用模型(Expected Utility Model)。该模型是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在对圣彼得堡悖论解答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公理化阐述而形成。预期效用模型建立了VN-M预期效用函数，该函数的内涵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人的效用水平是通过对预期效用函数可能出现的损益结果期望加权得到的[1]。预期效用理论的优越性在于把效用函数引入到偏好模型中，证明了效用函数在最终损益空间上的存在性和期望值的大小与排序的一致性。此后，Savage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用主观概率代替预期效用函数中的客观概率，该模型更能体现出决策者的个体差异。

预期效用模型是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础，在风险偏好领域影响巨大，几乎扩展到经济理论的每个分支。然而，由于该模型的假设过于严格且脱离实际，在此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中，预期效用模型及其内含的个体偏好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具体可分为对公理性假设和对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2 经典理论中公理性假设的质疑及理论修正

2.1 同结果效应

实验经济学在风险偏好领域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广泛采取的是彩票选择实验，这方面最早的实验是由Allais提出的。该实验创造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由于阿莱斯悖论所反映的是相同结果的不一致偏好情形，因此也被称为“同结果效应”(Common Consequence Effect)，它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所谓的独立性公理，首次对预期效用理论形成了挑战。阿莱斯悖论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第一对选择中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并没有忽视共同的结果[2]，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完全是依据概率行事，因此也就无法遵从期望效用理论关于偏好独立性、替代性等一系列公理性假定。

2.2 同比率效应

作为行为金融学(风险决策领域)的奠基人，Kahneman和Tversky在Allais彩票选择实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试验条件，通过对大学学生和大学教师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发现如果对一组彩票中受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被试者也会产生不一致的选择，也就是“确定效应”，这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替代性公理，该现象被称为“同比率效应”(Common Ratio Effect)。在其实验中，假设决策者面临以下两对选择。

第一对为：

第二对为：

实验结果表明：第一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X1，在第二对选择中被试者偏好Y2。这表明决策者的决策并没有服从预期理论的替代性公理，违背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是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

与同结果效应不同，同比率效应并不总那样显著。Mac Crimmon和Larsson发现在不同的参数下，同结果效应非常稳健，在极端的支付和概率条件下尤其如此，而同比率效应相比之下没有那么稳健。

2.3 贝叶斯规则悖论

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的提出主要是针对VN-M预期效用模型，而针对Savage的主观预期效用，实验学家们也通过实验等方式也提出了异议。

在此方面的一系列悖论主要是针对主观预期效用函数中贝叶斯规则而提出的。贝叶斯规则是预期效用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假定了个体理性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特征，即强调持续调整与学习过程。但贝叶斯统计学是建立在行为规范的理论之上，因此行为表现是否一致对贝叶斯规则在预期效用中使用的合理性有着重要意义。

事实上，人们的表现行为是很难有一致性的。Ellsberg通过以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为对象的实验发现，人们往往偏好具体清晰的事件而对模糊事件不关心，因此常常出现概率之和小于1的现象，由此提出著名的“埃尔斯伯格悖论”，和主观预期效用中的确凿性原则相悖，对贝叶斯规则中概率可加性假设提出了挑战。

2.4 理论修正

由于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合理的解释以上现象，人们需要对风险条件下的偏好形式寻找更为准确的描述方式。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排序的预期效用理论、加权效用函数、前景期望效用模型等的相继出现，为预期效用理论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论修正和补充。

预期效用模型的修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保留了“最大化”的内核，发展了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也被称为传统改进模式;另一类则是完全摒弃了预期效用的理论框架，从实证的角度，通过实验解释人的行为，发展了非期望效用理论。

在一般化的预期效用理论中，主要是放松了预期效用函数的线性特征，或对独立性、无差异性公理进行重新表述，其中最为出色的2个模型是Quiggin的期待效用理论和Machina的扩展效用理论。Quiggin在期待效用中提出了等级依赖预期效用函数，通过用反“S”形概率权重函数代替客观概率，从而把结果的排序加到决策权重中，该模型在实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样，Machina也对预期效用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Machina三角形，将原先用概率三角形表示、体现预期效用函数线性特征的无差异曲线，扩展成体现局部线性近似的扇形，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3]。

在非期望效用理论中，主要分为主观权重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观权重效用模型的概念最早是由Karmark提出的，该模型用决策权重替代线性概率，解释了同结果效应和同比率效应。与此对应的非可加性效用模型主要针对“埃尔斯伯格悖论”，如Yarri的模糊规避理论中提出的双重模型[4]和Schmeidler基于事项及其结果好坏排序而提出的CEU模型[5]。

3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质疑

3.1 偏好反转

除了以上公理性假设的悖论，实验经济学家还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了否定存在稳定偏好的现象，偏好反转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现象之一。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现象是由心理学家Lichtenstein and Slovic最先发现的一种风险决策中奇怪而普遍的现象：在期望值大体相等的一对博弈中，人们往往选择概率高而损益值小的博弈，却对概率低而损益值大的博弈定高价，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与定价中表现出偏好的不一致现象[6]。

此后众多学者的实验也证实了偏好反转的存在。Mowen以新产品开发为背景考察偏好反转，并比较了个体团体决策，实验观察到了很强的偏好反转现象，而且团体比个体决策更倾向于偏好反转[7];Reilly的实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包括分小组实验、被试者可以随时发问、现金奖金等摆在被试桌前等，以保证被试理解实验任务，尽管如此，实验结果仍然表明偏好反转是一种普遍的行为现象[8]。

偏好反转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它几乎违背了经济学中关于偏好的所有原则。目前对于偏好反转现象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直接选择与估价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过程，因此不能用单一的偏好排序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如果偏好存在的话，那么偏好的传递性假设是错误的，而该假设却是理性偏好的一个根本性质。两种解释都说明，偏好反转现象对稳定偏好的存在提出了挑战。

3.2 框架效应

在偏好反转发现后，学者们着手研究影响风险偏好变化的因素，他们在实验中发现，个体会因情景或信息的不同表征而对同一组选项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序列，从而做出不同的选择。Kahneman和Tversky将这种由于受信息表征的影响而产生的决策偏见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最著名的例子是Kahneman and Tversky提出的“亚洲瘟疫”问题。假定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预计会引起600人死亡。对付这种疾病有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A和B。

X：(采用A,200人得救;采用B,1/3概率所有人得救，2/3概率所有人都不得救)

Y：(采用A,400人死亡;采用B,1/3概率没有人死亡，2/3概率没有人得救)

实验结果显示在X中72%的人偏好A，但在Y中仅有22%偏好A[9]。这表明面对同样预期效用的确定性收益与非确定性收益时，如果行为方案强调的是收益的保证性，行为人会选择确定性收益，如果方案倾向于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人会选择非确定性损失，呈现一种风险追求。

证实框架效应存在的例子有很多，王重鸣在风险决策动态框架效应的研究中发现，框架效应的动态特性受任务性质、任务内容和所处情景的共同影响。庄锦英通过探讨情绪、边框对决策认知过程的影响发现，框架与情绪对认知决策的影响是独立的，这与Kahneman和Tversky的说法并不一致。总之，框架效应对人们是否具有一个定义完好且不依赖问题陈述方式的偏好，是一个有力的质疑。

4 经典理论中偏好存在假设的理论替代与修正

4.1 前景理论

为了解释偏好反转等以上现象，许多学者另辟蹊径，希望脱离预期效用理论的约束，寻找新的合适的风险偏好理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彩票选择以及偏好反转试验中出现的大量异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Kahneman and Tversky认为，人们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人们的偏好只是决策过程的反映，随着问题的改变而改变，由更高的价值所构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偏好关系。

前景理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个体风险决策模型，

即。在该模型中，期望的价值V是由价值函数V(X)与权重函数W(P)共同决定。

此外，从价值函数的创立来看，人们关心的财富是相对于中性参照点值的变化而取得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期末的财富，而且函数的“S”型图形表明人们对于损失比收益更敏感。从权重函数的创立来看，权重函数的次确定性、次可加性等特征这说明当事人在不确定结果和确定结果之间更偏好后者。

4.2 后悔理论

对于框架效应中情景变化使得风险偏好改变的问题，众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是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后悔理论是由Loomes和Sudgen首先提出的，他们把情感和动机的因素合并到期望效用的结构中，认为人们在注重可能的结果以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还要考虑情感因素。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选择风险并且失败而产生的失望是选择确定收益同时失去成功机会而产生失望的两倍多[10]。因此后悔理论认为人们将选择确定收益而不会轻易去冒险，因为后者遗憾的可能性会更大，也就是说人们是后悔厌恶(Regret Aversion)的。

在后悔理论下，一个行动的效用受到另外一个行动的影响，这和传统方式下为每一个行动确定一个独立数字的方法有着本质不同，因为这时人们的无差异曲线可能会相交，导致违反传递性假设，证明独立的偏好不存在。

4.3 决策规则选择理论

Payne,Bettman和Johnson认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决策规则，例如期望效用最大化、满意规则和字典式选择规则等。人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先来决策采用哪个规则，这个选择是在决策结果的合意性和进行决策所需要的认识上的代价间做一个平衡，它不仅涉及到对信息理解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还涉及到与感情、信仰、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11]。这和Conlisk认为的“有限理性是对经济学理性的延伸而不是偏离”是一致的。而考虑到这种心智成本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理性行为，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偏好难以存在

4.4 成长偏好假说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在保留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解释偏好逆转等现象。Plott的成长偏好假说通过考虑个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将人们的理性选择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的反馈和学习，人们最终能意识到他人的选择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根据成长偏好假说，现有的关于个体选择的悖论可以用学习效应来解释，并通过多次实验来克服。

成长偏好假说实际上是在偏好存在假设的基础上加入了人们感受到的信息这一约束条件，它是偏好存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实验方面，成长偏好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在验证在市场条件下是否会产生偏好反转现象的实验中，发现在所有的环境下最初都存在偏好反转，但随着重复和刺激因素的作用偏好反转现象逐渐消失[12]。

虽然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已经日益成熟，本文认为在以下3个方面仍有着研究空间。(1)实验结论的客观条件和适用范围。由于条件限制，目前大多数实验研究的被试背景单一，虽有些实验采用MBA学员或学生与工作人员对比，而这远不及真实环境中决策主体特征的复杂程度。探讨不同个体间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域文化等差异对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将有助于开展对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判断哪些是主要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如何，对研究人们为何会出现诸多决策偏差，以及如何更好地避免这些偏差等有着重要意义。(2)多目标条件下风险偏好及群体风险偏好。以往实验多集中于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并且对风险的描述局限于实验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真实环境中普遍存在着群体决策行为，人们的决策目标也是多元化的。这方面实验的拓展将提供大量的研究机会。(3)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目前风险偏好领域的实验多集中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关于实验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如何目前还没有相关论述，对统计学方法的融合与应用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实验方法在风险偏好领域成果丰硕,并给传统理论带来强烈冲击,因此梳理风险偏好实验研究对把握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风险偏好实验方法从经典理论的公理性假设与偏好存在假设两个角度出发,分别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理论替代与理论修正,实验方法在该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风险偏好,实验经济学,公理性假设,偏好存在假设

参考文献

[1]VON NEUMANN J,MORGENSTERN O.The theory of gamesand economic behavior[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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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CHINA M J.Expected utilit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alysiswithout the sure-thing principle or probabilitistic sophistication[J].Economic Theory,2005(6):1-62.

[4]YARRI M.The dual theory of choice on the risk[J].Economedtrica,1987,55:95-115.

[5]SCHMEIDLER D.Subjective probability and expected utilitywithout additivity[J].Economedtrica,1989(5):571-587.

[6]LICHTENCTEIN S,SLVIOC P.Reversals of preferencebetween bids and choice in gambling decisions[J].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71(7):46-55.

[7]MOWEN J C,GENTRY J W.Investigation of the preference-reversal phenomenon in a new product introductory task[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0(12):715-722.

[8]REILLY R J.Preference reversal:further evidence and somesuggested modifications in experimental design[J].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6):576-584.

[9]TVERSKY A,KAHNEMAN D.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psychology of choices[J].Science,1981(1):455-458.

[10]LOOMES G,SUGDEM R.Regret theory:an alternative theory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J].Economic Journal,1982(12):805-824.

[11]PAYNE J W,BETTMAN J R,JONHNSON E J.The adaptivedecision mak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综述 篇8

1990年美国国家环保局提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概念, 美国关于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处于国际前沿。1993年Suter[1]提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框架, 对于生态风险评价的发展起到了导向和奠基作用。1996年EPA公布了ERA指南草案, 对生态风险评价的定义及其基本原理进行了阐述, 在随后的数年间EPA又连续公布了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评价实例和相关技术规范, 1998年EPA正式颁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2], 对进一步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国EPA提出生态风险评价的概念框架包括三部分:问题提出、资料分析和风险表征。生态风险评价按评价时段分为预测性风险评价和回顾性风险评价, 按照评价范围分为点位生态风险评价和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1993年欧盟就颁布了对化学品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的规定和技术指导文件, 欧洲各国进行了系统的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价和广泛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生态风险评价, 在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价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并探索了不同领域中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和步骤。如D.Rossi[3]研究了受到严重污染的湖中沉积物对水生生物的生态风险, 发现沉积物对无脊椎动物、植物种子发芽和根伸长有重要影响;Cheryl[4]对农药在农业中的生态风险进行了研究;Keith[5]采用事故树分析方法对生态入侵的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分析, 并对人类航海活动造成的海洋生物入侵风险进行了评价;目前生态风险评价的定义、概念、研究内容已经比较明确, 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危害识别; (2) 浓度-效应; (3) 暴露评价; (4) 风险表征。

2 国外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现状

针对研究区域中同时存在多种环境风险问题的实际情况, 美国EPA提出了比较风险评价方法。目的是对环境中的各种风险问题比较大小, 然后进行排序, 以便筛选出环境中重要的风险问题, 进行集中、重点的治理。当前区域评价方法要鉴别不同地点的源与生境, 在每个地点排序它们的重要性, 结合这个信息来预测风险的相对水平。相对风险评价是用来比较区域中人为压力造成的风险, 同时地考虑多于一个的受体和压力。W.G.Landis等研究willamette区域尺度上多压力的风险评价, 采用相对风险模型进行风险评价, 表征鱼群的数量密度和结构, 测量单个鱼的健康状况, 鉴别出风险压力以及它们对评价终点的潜在影响, 如水流速率、温度和河道形状等, 当微生境种类减少, 生物多样性将跟着减少。还有一类物理压力直接影响水生有机体的健康, 比如洪水、大坝放水、水力水电涡轮的损害。比较性风险评价已成为美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措施。

David研究了废物燃烧过程中致癌物对人类的风险评价, 指出当前对人体直接吸入有害物已经有详细指导方针, 但是对间接吸入有害物的风险评价研究很少;Norman采用筛选-分级法分析了杀虫剂的喷雾迁移模型;Donald分析了筛选-分级生态风险评价中HQ方法的不确定性因素, 但是由于人们对不确定性方法的概念、类型和量级有不同理解, 使得其应用受到限制;Bradley采用筛选-分级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对有害废弃物场地进行了具体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结果表明, 煤灰含高浓度的、生物可利用性的潜在毒性元素砷、汞和硒, 煤灰的不当堆积处置能对陆生生物造成重大风险。

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在日本也得到了重视, 从80年代末期开始把环境管理体制从传统的按照环境标准来确定立法转向立法和预防对策相结合。日本学者从各方面对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研究和应用, 如Francisco研究了农药在农业中的生态风险;Nobuhiro Kaneko研究了土壤中复合有害物质 (Cd, Cu, Zn等) 对土壤动物的生态风险;Satoshi Imai研究了生产家庭日用品的工厂排放化学药品对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可能的暴露和危害, 风险水平与确定的安全剂量有关, 化学品浓度与其相比较得出风险水平。化学物质在风险评价工作中安全性管理十分重要, 对化学物质安全性评价主要通过其毒性和负效应来判断, 对一种毒性很大的化学物质, 如果人们对其正确处理, 避免其在环境中暴露, 那么这种化学物质也不会对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危害。该风险评价与管理体系已成为日本各化学物品公司实施风险评价的标准体系。

2 国内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现状

我国开展生态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虽然生态风险评价在我国还没有成为环境决策的基础, 但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并运用生态风险评价, 如钱迎倩介绍了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评价;李国旗等人对生态风险评价概念及评价方法、内容进行了综述;殷浩文提出了水环境生态风险评价程序, 详细地介绍了国外生态风险的理论和实践, 引入了欧美先进的生态风险评价理论, 并结合我国生态风险评价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评价的方法学结合实际经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国内开展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有重要的应用参考价值, 并对于我国生态风险研究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付在毅介绍了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步骤, 概括为研究区的界定与分析、受体分析、风险识别与风险源分析、暴露与危害分析以及风险综合评价等几部分;张学林提出了区域农业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初步构想, 设计了区域农业生态风险评价框架与方法, 评价框架包括问题提出、暴露评价、影响评价和风险表征四部分, 采用的方法步骤与付在毅的提议相似, 包括确定评价区域的地理区域、风险识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风险表征几部分。

我国学者还运用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了重金属、自然灾害、突发性污染事故和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风险问题。对于河流等水体中重金属类的研究较早较多, 如何云峰, 方明, 佘加平, 铁梅等对运河 (杭州段) 沉积物中重金属、刘文新等对乐安江沉积物重金属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Hak覿nson生态风险指数法对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

在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研究方面, 许学工和付在毅对辽河、黄河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洪涝、干旱、风暴潮、油田污染、黄河断流等风险的分布及风险, 对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李辉霞研究了太湖流域主要城市洪涝灾害生态风险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在我国已有较系统的介绍, 并有部分的探索性实践, 但与国外生态风险评价的发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 我国学者对风险评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化学品突发事故方面、健康风险以及自然灾害风险的分析与评价, 而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和理论大多是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直接的引入, 还没有规范化的程序和方法, 生态风险评价在我国尚未成为环境决策的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4.1 我国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还处于对国外理论介绍和引入时期, 多数生态风险研究是单一地采用国外公式或方法进行评价, 定性描述多于定量评价。

4.2 多数生态风险评价为单一风险源、单一暴露途径和单一受体的评价, 对于在区域尺度上多种风险源、多种胁迫因子对大尺度生态受体 (群落、生态系统及景观) 产生的生态效应很少有风险研究。

4.3 有毒有害物质对人类健康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较多, 而对于生态系统产生的风险仍没有定量地、深入地分析研究。

4.4 多数区域性生态风险评价是基于简单指数的计算, 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没有规范化的程序和方法。

4.5 对于矿区环境问题多侧重于生态退化现象和过程的研究, 对其生态受损的机制尤其是煤矿区生态退化机理、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演变规律研究较少。

摘要：介绍了国内外生态风险的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 总结了目前生态风险评价的基本内容、方法, 并对生态风险在国内外的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综合国内外研究, 提出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1]Suter, Glenn W.II.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Boca Raton, FL Lewis Publishers, 1993.

[2]U.S.EPA.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 USA, 1998.

[3]D.Rossi, M.Beltrami.Sedimen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in situ and laboratory toxicity testing of lake Orta sediments.Chemosphere, 1998, 37 (14-15) :2885-2894.

[4]Cheryl B Cleveland, Monte A Mayes.A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or spinosad use on cotton.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02, 58 (1) :70-84.

电子商务风险研究综述 篇9

1 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1.1 传统理论中的风险概念及特征

自从Willett在1901年提出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不确定的客观体现[1]后, 风险的概念就不断发展演变, 各学派提出了各自的定义。风险研究之父特纳曾指出, “没有一个单一的风险观点可以宣称是权威的或完全可接受的。[2]”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标准, 但是这些定义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一般认为风险就是事件未来可能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3], 如C.A.Williams (1985) 、A.H.Mowbray (1995) 。而J.S.Rosenbloom (1972) 则认为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4], F.G.Crane (1984) 进一步指出风险意味着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5]。回到国内, 我国学者段开龄将风险引申为预期损失的不利偏差, 另外, 朱淑珍 (2002) 在各种风险描述的基础上, 把风险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 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 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当然, 风险的概念还有很多, 风险从不同视角、研究方式、内容引申出的众多的定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不同学者对传统风险的不同理解, 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点风险的特性:

(1) 客观性。风险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 不确定性。总体上看风险是必然发生的, 但何时发生确实不确定的。

(3) 偶然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风险未来发生与否难以预测。

(4) 相对性。风险的性质会因为时空变化而有所变化。

(5) 社会性。风险的后果与社会相关, 一般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1.2 电子商务中的风险概念及特征

对于电子商务风险的探究, 经过我们对文献的整理, 发现学者主要从技术角度和传统风险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1) 技术角度。Greenstein.M (2001) 认为电子商务风险是秘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 或导致在物理上、运行机理上或财政上对另一方造成危害的数据或程序的毁坏、建立或使用, 以及对硬件造成损坏的可能性[6]。刘福生也认为从电子商务角度看, 风险是由于数据或程序的被破坏、生成和使用, 伤害到他人利益的可能性, 包括硬件被破坏的可能性[7]。

(2) 传统风险角度。曾小春等 (2007) 认为电子商务风险主要是指人们在运用各种终端设备, 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以交易为目的的活动过程中, 所可能对自己造成的损失[8]。赵春燕认为电子商务风险是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化和特殊性, 交易双方无需见面而完成交易, 虚拟环境下的交易主体的信用信息不能为对方了解所引发的[9]。

虽然从上面定义来看, 电子商务风险跟传统风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电子商务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性:

(1) 广泛性。传统风险可能仅仅局限在公司内部, 但是电子商务风险可能来自公司内部, 也可能其他任何地方。

(2) 传染性。电子商务风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和影响力。

(3) 复杂性。在电子商务中, 风险不是单一的, 而是综合的, 从而使得其很难防范。

2 电子商务风险的分类

对于电子商务的类型, 学者都从自己的理解及目的引申出众多的划分方法, 最具代表性的有:

(1) 依据电子商务所涉及的领域将电子商务风险分为经济风险 (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产业风险) 、管理风险、制度风险等 (罗娅丽, 2008) [10]。这是一种普遍的分类方法, 这里的信息风险指信息虚假、信息滞后等有可能带来的损失。而李秀敏等认为上述分类中应去掉信息风险。

(2) 根据电子商务技术特性将电子商务风险分为客户信息泄密风险、破坏系统风险、篡改和假冒风险 (姚敏, 2010) [11]。客户泄密风险指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 黑客或外来者通过技术手段截获和窃取销售商内容以获取商业机密。

(3) 从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参与方进行分类, 分为因特网服务供应商 (ISP) 和销售代理商面临的风险、虚假、恶意网站所带来的风险, 销售运营商所面临的风险等 (刘福生, 2006) [7]。而销售运营商所面临风险又细分为虚假消费者、网站被黑客攻击、域名被抢注。

(4) 基于电子商务交易流程进行分类, 电子商务风险分为质量控制与服务风险、网上支付风险、法律风险等 (赵春燕, 2010) [9]。其中网上支付风险又划分为第三方支付存在资金安全隐患问题、电子货币规范空白、资金非法转移及套现、盗用用户信息等风险。

(5) 从电子商务特点出发将电子商务风险划分为企业内容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 (刘伟江王勇, 2005) [12]。企业内部风险又分为技术风险、战略风险、管理风险, 企业外部风险则划分为系统风险、信息风险、金融风险等。

当然, 还有一些学者如L.Labuschagne (2000) 等依据风险来源分为技术风险和商业风险[13]。曾小春则进一步指出技术风向中技术分为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8]。

3 电子商务风险的评价模型

在我们识别出电子商务风险之后, 我们需要评价电子商务风险的大小, 而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总结出如下几种模型。

3.1 德尔菲评价模型[14]

德尔菲法又称专家调查法, 是一种非见面形式的专家意见收集方法, 也是一种高效的、通过群体交流与沟通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三个特点:参加者相互之间匿名;对各种反映进行统计处理;带有反馈地反复地进行意见测试。具体流程见图1。

3.2 风险树评价模型[14]

此种方法是对风险进行逐步分解、细化, 形成树状结构, 即风险树。对风险树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 例如可以用来确定风险的概率, 这是需要找出所有可能性及其相互联系, 标出各种风险的概率, 然后对其进行计算, 形成风险概率树。

3.3 风险矩阵[15]

这个方法是最直接、有效的, 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资产的损失分别为矩阵的横行和竖行, 它们都有五个等级, 分别是极高、高、中等、低、极低, 从0~10依次提高, 所以五个等级就分别是0、2、4、6、8, 矩阵交叉的地方表示风险水平。矩阵表如下。

3.4 风险度评价模型[8]

风险度是用来衡量客观风险的一种方法, 胡宣达描述:“风险度是在特定的客观情况下, 特定的期间内, 实际损失与预测损失之间的均方误差与预测损失的数学期望之比”。其数学定义为:, 其中, X (t) 为时刻t的风险损失;X (t) 为X (t) 的均方最小线性估计。

3.5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模型[16]

该评价模型是结合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用于多准则评估, 可以根据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计算每一个指标的综合重要度, 但是一般采用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系数抗干扰性差, 缺乏对模糊信息的处理能力;而对于模糊数学评价方法, 则能够较好地处理不精确、模糊的信息。所以本模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将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对风险进行评价。该模型的步骤如图2。

3.6 基于免疫的评价模型[17]

因为电子商务风险问题与生物免疫系统所遇到的问题具有相似性, 故刘韬等把各种风险因素看作是抗原, 提出基于抗体浓度的电子商务风险评估定量计算模型 (简称ARN) 。模型中首先设定风险的强度系数为r (或R) , r (或R) 值越大, 表明当前电子商务面临的风险越高。其次根据风险因素存在所刺激产生的抗体数目来推算电子商务的风险, 那么可以将r和R解析定义如下:

设ni为系统检测到的i类风险所产生的抗体数量, 为i类风险因素威胁或攻击的危险程度, ci为正常网络状态下系统检测到的抗体数量。

(1) 系统遭受i类风险威胁的风险强度系数:

(2) 整个系统的风险强度系数:

而具体步骤是:第一, 确定电子商务风险评价指标集。第二, 给出电子商务风险评价的等级集V。第三,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第四, 确定交易发生时的风险指标量值。

4 电子商务风险对策

对电子商务的风险评估完后, 我们要对所有的风险进行对比、分析, 筛选出为数不多的重要的电子商务风险, 从而使电子商务项目实施人员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即采取一定的控制手段, 降低风险到一定的水平。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总结出以下几类控制方式。

4.1 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即指计算机安全技术、软硬件技术等等, 控制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技术环节。John holloway (2004) 认为首先选择交易的计算机就应该确保运行没有问题;其次应选择正确的操作系统, 如windows 98或me就不能作为操作系统[18]。刘伟江等 (2005) 则认为技术手段包括数据加密技术、完善的身份认证技术等, 即用多种工具和方法来清查网络的各种弱点[12]。赵春燕 (2010) 则认为技术手段应从电子商务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交易安全两个角度入手制定, 确保电子商务网络安全就应该: (1) 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采用如防火墙、滤波和加密等新的安全技术; (2) 发展数据库及数据仓库技术, 建立大型电子支付数据仓库或决策支持系统; (3) 采用防范非法入侵的技术措施[9]。

4.2 管理手段

管理手段相对于技术手段复杂的地方在于其更多地是对人而不是对物, 但是仍然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关方案。刘伟江等 (2005) 从战略风险的角度提出战略评估方法, 即SWOT分析法[12]。尹全喜 (2010) 则认为应从制度出发规避风险,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首先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其次加强全过程的投资风险管理, 建立财务信息系统, 努力化解风险[20]。当然, 高晨光等 (2011)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 提出了要尽量缩短电子商务项目周期, 这是降低电子商务风险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一般来说, 建议项目周期不多于90天[21]。

4.3 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可以说是更为直接的手段, 可以有效地治理电子商务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早在2005年, 刘伟江等就指出建立并完善法律、法规, 堵塞漏洞, 用法律手段规范、保证电子商务的正常运作[12]。而罗娅丽 (2008) 指出因电子商务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特点, 所以应对风险就应该综合治理, 全面预防[10]。李秀敏 (2011) 也进一步指出全面的控制手段, 须建立如下三种体系: (1) 电子商务企业内风险防范体系; (2) 电子商务外风险防范体系; (3) 电子商务企业内外协同防范体系[22]。

5 结语

关于电子商务风险的研究, 是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也是当今研究风险问题的重要方向之一, 以上讨论总结了目前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了目前研究的特点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叙述如下:

(1) 电子商务风险的概念和特征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套用传统风险概念, 基于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阐述, 或完全抛开传统风险概念从电子商务特性角度进行叙述。今后应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和抽象思维, 提出更全面、系统的电子商务风险概念。

(2) 电子商务风险的分类研究比较成熟, 已有的研究引入了很多种分类方式和标准。今后可以研究从其他学科 (不仅仅是电子商务) , 尤其是交叉学科中寻找理论基石, 对风险重新划分;也可以根据电子商务风险分类提出更好的评价模型, 将其应用于具体行业。

(3) 电子商务风险对策研究也是比较成熟, 有很多类不同的应对措施, 总结出了比较全面的对策方案。尽管如此, 今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探讨出其他的应对措施, 如发展新的、成本更低的网络技术, 开发更安全的操作系统等等。

产业集群的风险研究综述 篇10

关键词：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

0 引言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作为当前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领域一大热点,引起经济学家、政府部门广泛关注。世界各地有很多产业集群成功的案例,如美国硅谷、中国中关村等,都是带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范例。鉴于产业集群表现出的竞争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工业政策开始注意把“集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然而通过对产业集群深入研究发现其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曾经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城”,未能经受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如今已衰落成所谓的“老工业区”;澳大利亚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曾于20世纪50、60年代一度繁荣,到70年代开始衰退以至80年代彻底没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这些风险很可能带来集群衰落,引致集群企业转移或消亡,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甚至成为“问题区域”。如何使集群可持续发展,防范风险问题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多,而对产业集群风险研究很少。一般学者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两大类:(1)内生性风险。内因是事物发展决定性因素,是集群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中衍生的,是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型风险、生态性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2)外生性风险。外因对事物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是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1 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他认为规模经济存在外部性,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在于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产品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而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限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会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群本生也会开始衰落。当越来越多的厂商产生“搭便车”的想法,集群内成员就会产生惰性思想,这样就削弱了集群的创新能力,使得集群在低水平的生产中徘徊不前。德国学者格拉伯赫(Grabher,1993)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产业集群研究后发现,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整体上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能力弱化,即产生所谓的锁定(lock-in)效应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

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G在弗农“产品生命周期”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regiona product cycle)[3]。他认为,企业集群存在的生命周期中可分为四个阶段:诞生阶段(the formative phase)、成长阶段(the growth phase)、成熟阶段(the maturity phase)、衰退期(the petrify phase),这一阶段也称“shakeout phase”。他据此论述所谓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如同产品存在生命周期,集群也具有一个从生产、发展、成熟、衰亡的过程,当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亡的时期,企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old industrial area)。

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2002)在波特的基础上,以北欧的无线电通信工具集群为例,提出了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当集群不能跟随技术改进生产时,集群就会面临崩溃(disruption)的风险[4]。

Markusen在研究集群的成功与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集群会因为成功因素——不断提高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closed sysem)。其观点的隐含意思就是,构成集群优势的自身性质,实际上同时也是集群风险的产生根源[5]。

利用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理论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范式,其代表是瑞典的哈堪森(Hakansson)和斯涅何塔(Snehota),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元素——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彼此依存,行为主体间的活动就是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行为,而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同时,网络组织中个别企业不能逃脱自己过去创造的网络约束,因而网络的形成又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特征。哈堪森认为正是这种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

Harrison(1994)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区合作形态的危机。他认为,由富有活力的同为合作性竞争对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地方根植性的网络,可以基于信任关系和信息共享来管理。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信任关系只是短暂的。信任可能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瑞士手表产业的危机原由便是如此。他还指出,网络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在网络中快速扩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私人性专有信息如同专用资产,而可能是其网页中的存货,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一旦暴露,它的命运就悬在其中[6]。

Scott(1989)认为,地理集群中的企业或部门常常以相互依赖的网络形式展现,这个网络有本地竞争者、研究机构、供应商、贸易协会等构成,这些最初是合理的,以确保获得聚集经济[7]。Abrahamson(1994)认为,相互依赖的网络最初阶段是力量的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僵化、市区惰性的根源[8]。

我国学者仇保兴等(1997)在基于大量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对小企业集群进行了研究,在《小企业集群研究》中,他对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用信息经济学中“柠檬市场”模型给予解释,将小企业集群发展的陷阱归结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而造成过度竞争;但是许多类似的集群也存在激烈竞争,而且竞争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非完全竞争就是最有效的,而是存在一个有效的竞争强度[9]。秦婉顺、顾佳峰从组织生态学角度讨论对集群的影响。组织生态学关于组织死亡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灭亡率与族群的密度正相关,与族群的嵌入(Niche)重合度相关。他们从企业群层面上分析一个企业群体内部调整,对于企业灭亡各会产生多大影响;并分析了不同规模企业组成的企业群中,企业灭亡对群体内部的调整度的敏感性,企业群内部调整会使企业灭亡率上升[10]。

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风是指植物的籽花结实性,产业集群的“自稔性”风险是指集群鉴于产生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他们把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四个: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互相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11]。朱瑞博(2004)在吴晓波等的研究基础上引入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用模块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12]。

蔡宁、吴结兵从集群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风险问题。他们认为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网络将变得僵化,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衰败;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大的集群网络对其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集群网络结构才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13]。

王发明等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1)组织结构的惰性是组织无法跟上环境的变化,造成组织衰退;(2)天性的自然限制使集群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3)集群形成时的内外部环境决定这个集群的未来发展轨迹,以及它是否会被变化的环境淘汰或繁荣[14]。

2 产业集群外生性风险研究

Fritz等(1998)在Tichy·G研究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cyclica risk)。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对产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集群走向衰落;而周期风险是一种突发的、不可能人为控制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等原因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出现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何一段时期,将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他们把产业集群看做区域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则区域经济由一个或极少数几个主导集群所支配,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周期变化产生的风险;而区域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基于区域福利功能的,区域收入或就业最大化同时使收入和就业水平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区域集群则处于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风险被动接受的地位。化解周期性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借助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多元化区域集群的业务而分散风险[15]。

段鸣(2005)将地区产业集群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从外部的网络联系这一视角分析集群形成机制。他从集群在价值链延伸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框架下,分析了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和风险的不同表现后指出,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16]。

3 产业集群风险综合研究

波特(Poter)早期在《族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他认为,产业集群的风险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内部原因起源于内部创新体制的僵化,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形成,导致生产力改善的步伐减缓;企业过度合并形成垄断则阻碍了企业间的竞争,而且集群内部的学校、产业协会和科研机构也会受到体制僵化的影响,产业集群成员的集体思考模式也得变得僵硬。他还认为,客户需求的变化和成本的上升,则是形成集群风险的外部因素[17]。

在国外学者提出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蔡宁等对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以及周期性风险进行了讨论。他们把网络性风险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不同的网络的结构的风险不同;二是网络中存在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对创新的抑制;三是网络主体活动及相互影响的风险。这三种风险构成的网络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规模迅速扩张,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死亡[18]。

王雷(2004)指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面临的潜在风险包括网络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组织性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资源依赖性风险等,造成集群风险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家族企业文化的局限性、我国中小企业技术相对落后、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素质不高、产业集群开放性不足、产权制度不明晰,产权结构不合理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防范集群风险关键在于加强我国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增强企业集群持续创新能力、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措施、改善家族企业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以及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结构[19]。

朱永华给出了传统中小企业集群风险的定义,并从国家、集群和企业三个层面对风险进行分类研究,建立了模型,包括集群路径依赖系统建模、过度竞争建模、集群内企业资源依赖的系统建模。作者分析了国家层面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国际贸易壁垒风险,集群层面的网络性风险、组织性风险、集群品牌风险、过渡竞争风险,企业层面的核心刚性风险、融资风险、资产专用性风险等风险的表现、成因和规避[20]。

4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