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标准（共10篇）

政策评估标准 篇1

政策评估标准是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衡量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尺度, 也是政策评估的基本依据。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是衡量和判断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尺度, 只有参照一定的标准才能对保障性住房政策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估。因此, 分析和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是实施政策评估的关键环节。

一、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和确定

(一)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选取的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既是一个事实和技术判断的过程, 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通过对政策演变和评估背景的分析, 遵循“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价值理念, 以推进社会公平和实现保障性住房资源优化配置为宗旨, 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和确定原则。

1. 合理性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本质在于价值判断, 因此科学合理的评估标准是评估活动的正确导向, 这就要求在制定评估标准时应体现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的合理性。

2. 合法性原则

政策的合法性是指政策具有的某种特性, 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规范, 更主要的是来自依据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所判定的、得到相关群体支持和认可的政策规范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以及如何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二是政策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以及来源。由于政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 在对其评估的标准设定中引入“合法性”的概念也是恰当的。

3. 现实性原则

政策现实性是针对政策的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而言的, 其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每种政策都要与它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二是每种政策都应该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可运作性;三是每种政策都必须关注其制定、运行及实施成本。对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也要在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 重视其体现的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 提高评估标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标准的选取与阐释

在对政策评估标准的历史演进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 按照“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评估标准价值导向, 结合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特点, 可以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划分为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两个层面。根据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阶段, 其评估标准的确定包括政策方案、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三个方面。

1. 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评估标准

政策方案评估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首要环节, 从范畴上属于执行前的预评估, 从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定分析对象的政策活动。由于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有必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其作出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在政策方案评估标准的构建中, 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点:是否有利于“元政策”的精神;是否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否有利于成本的降低;是否有利于负影响的消除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有关政策目标的评估标准;二是有关政策方案可行性的评估标准。

(1) 目标标准

确定政策目标是规划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基础和前提, 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提供了直接的标准和依据。政策目标的设定与政策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评估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要明确目标是否具体、明确和恰当等, 另外还要分析政策对非目标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概括起来, 评估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标准设定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三点:

①政策目标的可行性

政策目标首先要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即在现有的背景和条件下, 通过多方面努力可以实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资源条件, 如人员、资金和技术等;二是间接制约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实现的诸多环境因素, 如政治环境、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

②政策目标的具体性

政策目标还要体现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即政策目标必须具体化、明确化。考察和评估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具体性应该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政策目标的描述和界定要清晰;二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三是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具体的约束性条件。

③政策目标的针对性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了解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因此每一项相关政策在确立政策目标时都应该针对实际问题, 切中要害。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针对性的评估要看其政策目标的范围是否正确, 指向是否明确。

(2) 可行性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评估是政策执行前的预评估, 主要用于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进行考察, 并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预测等, 其标准的设定主要应该包括:政治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两个方面。政治可行性, 主要考虑政策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政治资源的支持及其支持程度。经济可行性, 主要考虑政策方案能否拥有足够经济资源的支持及其支持程度。

2.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评估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评估主要指的是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评估和分析, 其标准选取和制定也是针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环节, 主要考虑政策执行者的态度、政策执行是否按预期计划、政策的宣传力度以及相关信息反馈等方面。

3. 保障性住房政策结果评估标准

政策结果的评估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 也可以说是整个政策评估过程的核心部分, 政策目标的评估和政策过程的评估等都是围绕政策结果评估为中心开展的。

(1) 事实标准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事实是在政策运行后形成的, 因此其事实标准 (技术标准) 是一种“回溯性”标准, 是针对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后的资源利用和产出等情况设立的评估标准。

①经济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经济标准, 即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考虑的政策成本和政策收益的比较标准。其设立源于住房资源的稀缺性, 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政策资源投入的使用及分配问题;政策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是否正确。

②效率

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效率标准就是为了考评产生一定绩效的某项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状况、资源投入和产出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 或者说测算某项政策取得一定效果时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效率标准的设立包括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③效果

在目前我国的住房市场上, 对住房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存在巨大矛盾, 这就需要大量的保障性住房资源的供给,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制约, 使得政策难以充分地解决相关问题, 不能满足相关人群对保障性住房资源的需求。因此, 必须构建效果标准来衡量政策目标实现后对特定问题解决和消除的程度。

④回应性

回应性标准是与社会理性和行政管理理性相联系的, 是政策实施结果满足特定社会群体需要的程度。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回应性标准属于指向性标准, 主要用以考察某项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其特定受益目标群体 (如低收入人群) 需求的满足情况。

(2) 价值标准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进行事实判断后, 还需要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价值、执行程度、因政策实施而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化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分析。因此, 需要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价值标准 (社会政治标准) 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从而透视和反映保障性住房政策发展的整体状况。

①公平性

经济、效率和效果等事实标准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政策获取更多的收益”, 而公平性标准则更多关注“所获取的更多收益到底为了谁”。因此,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主要指保障资源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也就是说, 公平性标准是用来衡量由特定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而引起的资源、价值、收益及成本在不同社会群体与成员之间的分配和配置是否符合社会公正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具体表现为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两个层面。水平公平也称为横向性公平, 其理念表达为“相同者受相同待遇”, 即同样的群体和个体要享有相同的资源分配。垂直公平也称为纵向性公平, 其内涵反映的是“不同者受不同待遇”, 即对于特殊人群或者有需要的区域允许分配额外的保障性住房资源。保障性住房政策中纵向性公平的具体要求应该是多元的。例如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之间和不同发展阶段地区之间保障性资源的分配就需要考虑纵向性公平。

②充足性

充足性标准衡量的是特定的政策效益对该政策问题、政策诉求及目标人群的需要、价值和机会的契合程度与满足情况, 它明确了对政策方案和有价值的结果之间关系强度的期望。这一标准具有事实标准的性质, 包含着事实与价值的互动, 但对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来说, 更多的是对价值标准的体现。另外, 充足性标准可以设计为一种相对标准, 即充足性标准既与政策本身的规划目标相关, 也和人们的主观意愿相关。也就是说, 如果某项政策符合现实中解决问题的主观意愿, 即使实施效果不能满足政策设计的目标要求, 在评估中也可以认为该政策具有充足性。

③适宜性

适宜性标准要衡量的问题是所需的政策结果是否真正具有价值或者值得去做, 对于政策的适宜性评估一般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保障性住房政策适宜性的标准有较强的复合性特征。构建适宜性标准的目的是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目标的价值以及支持特定目标的前提和假设是否可靠进行分析, 从而综合评判某项政策的目标与政策本身对社会是否适宜和合理。由于适宜性标准是超越任何一套现存的标准, 是衡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元标准, 因此不存在适宜性的标准定义与衡量指标。但是, 可以针对政策自身的特点在构建评估标准时, 考虑以下主要问题:政策目标的设定是否有价值、是否必要, 设定目标所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等。

二、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体系构建

在“以人为本”和“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价值取向指导下, 设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标准后, 就需要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综合体系。一个完整的政策评估体系应该能体现整体性和特殊性、静态和动态以及多方面综合效益等, 评估体系界定了评估的内容和范围, 也决定评估结果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际价值和效果。依据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标准, 本文尝试构建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综合体系 (见图1) 。

保障性住房政策从问题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最后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环节。在保障性住房政策方案评估、政策过程评估和政策结果评估三个不同阶段, 政策评估都有其相应的内容, 评估体系的构建充分考虑了各个环节的特点和要求。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结果的综合评估是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后产生的政策效果和相关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这个环节的评估是整个政策评估过程的重要内容。评估体系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的核心内容, 它不仅是评价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基本工具, 也体现了一定时期和背景的特点以及特定的价值取向, 不仅为衡量政策效果和影响提供了依据,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保障性住房政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体系中的诸多评估标准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评估过程不同环节和各个层次评估依据的集合, 其中既有定性标准也有定量标准。因此, 这是一个涉及到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评估过程。由于各个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相关者主观意愿的影响, 故这种评估和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结论上的模糊性。尤其对于定性标准的相关分析, 以及涉及到专家访谈和调查的因素,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某些评估指标的判断会存在差异, 客观上难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测算相关指标的具体评估数值。因此, 对评估标准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 是接下来要做的重要工作, 也是评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贠杰杨诚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

[4].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1990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研究综述 篇2

[关键词]政策评估；评估主体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往往构成一个完整的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其中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往往能够决定政策后期的基本走向。

一、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相关理论研究

（一）政策评估与政策评估主体的概念。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阐述。谢明指出所谓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

朱志宏认为，所谓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主要指直接或间接组织或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 团体或组织。

（二）政策评估主体的类型。张伟平，胡俊生指出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公共政策评估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依据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分为不同的类型。

周建国，张新蕾指出在政策评估中，最主要的评估主体有三类：政府、政策研究组织和一般社会公众。

二、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存在的问题

（一）对政策评估缺乏科学认识。杨慧珍指出不少官员认为政策制定之后，只要确保执行就好，因此视政策评估为可有可无的工作。

张伟平，胡俊生指出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功能完备、科学有效的政策评估机制，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认识和认真态度还有待提高，决策主体往往认为政策评估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活动。

（二）政策评估主体过于单一。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太过单一。现阶段我国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以官方、系统内部评估为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等外部评估主体严重缺乏。

王建容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公共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了解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的过程，并依据一定标准判断这些效果是不是预期的效果的过程。”可见，政策评估的主观色彩较浓，由此也突出了评估主体的选择对评估的重要性。

（三）政策评估主体独立性不足。张伟平，胡俊生指出从组织活动形式上来看， 政策评估组织一般分为官方组织和非官方组织。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凡由官方主导的评估活动由于业务与隶属等关系的影响， 评估组织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赖， 往往处于附属地位， 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而非官方评估组织又非常短缺。

周建国，张新蕾指出当人们认识到内部评估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专业性而在于其利益相关性的时候，评估主体独立性的要求就顺理成章地被广泛认可。

（四）政策评估主体存在信息不对称。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大量冗杂的信息进行处理分类， 目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困境” 表现为信息的封闭性、 信息的可信度低、 信息造假等。

杨慧珍指出政府是信息的掌控者，其信息公开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外部评估者的判断。

三、完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对策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确定公共政策由谁来评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大部分学者基本获得共识，即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应该是多元化，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全面有效。张国庆在《公共政策分析》一书中把评估主体分为政府评估和民间评估两种。政府评估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自我的评估，民间评估就是与政策制定无关团体的评估包括媒体，民间机构，专家学者的评估。

（一）提高对政策评估重要性的认识。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完善政策评估主体，对于保证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慧珍指出要加强对官员和公众的培训，政府要定期通过学校、社区等途径向社会宣传最新的科技知识，使公众提前正确认识政策内容；同时向公众宣传政策评估的重要性，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二）构建多元化的评估主体体系。张伟平，胡俊生指出公共政策的本質属性是“公共性”， 公共政策应体现广大公众的利益，形成一个 360 度全方位的评估主体体系。进一步完善官方内部的评估主体，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参与以及专业评估机构的作用。

杨慧珍指出评估机构作为第三部门， 主持评估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能够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可靠。要进一步拓展公众参与和专家学者、大众传媒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其中最为典型的方法就是进行第三方评估。

（三）强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张伟平，胡俊生指出保持评估主体的相对独立性， 不仅可以保证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及评估结论公信力，而且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度。首先，要建立健全政策评估主体体系。其次，通过市场的力量，大力发展外部的民间评估机构。

（四）完善评估信息系统。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实际上就是收集整理信息的过程。在政策过程的开始阶段，就要建立政策信息系统，对信息的收集、加工、交流和使用进行总体设计。其后，应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快速的信息反馈网络，让公众能够及时了解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最大限度地保持与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沟通渠道畅通。

四、述评

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作为政策评估实践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政策评估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纵观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策评估主体的重要性已达成一致。学者们纷纷指出，影响政策评估主体最关键的因素是政策评估主体的单一性以及政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问题，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对如何协调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与政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6.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3.

[3]张伟平，胡俊生.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缺陷及对策[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5）：33-35.

[4]周建国，张新蕾.论政策评估主体结构的构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6）：106-111.

[5]杨慧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缺陷及对策分析[J].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5（1）：72-75.

[6]王建容.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J].行政论，2006（2）：40-43.

[7]曾爱玲.国内外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综述[J].法制与社，2012（12）：131-132.

政策评估标准 篇3

一、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一种政策评估框架

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精神, “基本”指向的是对量的要求, “有质量”则是对质的考量。经过了2011~2013年学前教育发展高歌猛进的三年, 全国各地学前教育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善。部分先行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了幼儿园布局和数量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契入质量内涵、质量意识, 实现学前教育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统一, 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成为了当务之急。

从物理学的定义来看, 质量是物体本身的属性。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质量, 是度量物体在同一地点重力势能和动能大小的物理量。因此, 质量首先应归属于事实判断领域。质为其本, 量为其末;质为内因, 量为外因;质决定量, 量引起质的变革。在事实判断领域, 质量具有耐用性的属性。耐用性属于质量的自然属性, 具有合规律性的品格。没有耐用性就没有质量。但在现实中, 人们常常从价值判断领域对质量进行理解。优劣性属于质量的社会属性, 具有合目的性的品格。没有优劣性, 质量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质量的优劣性属性常超越其耐用性属性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事实判断是质量之基, 价值判断是质量之的。离开事实判断的质量是人为的质量、无根的质量。因此, 对学前教育质量的判断应该是既关注自然属性也关注社会属性、既关注合规律性也关注合目的性、既关注事实判断也关注价值判断。学前教育质量应该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

学前教育质量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学前教育物品分配之中。其中包含三个问题:分配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物品、怎样分配学前教育物品以及这种物品分配是否达到学前教育物品受惠者的目的。第一个问题属于事实判断, 称之为学前教育质量的耐用性或自然属性问题, 后两个问题属于价值判断, 称之为学前教育质量的优劣性或社会属性问题。根据以上分析, 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政策分析基本框架和政策评估框架, [1]提出本文三个省的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的政策评估框架如下:

1.学前教育质量的耐用性政策取向评估。基于学前教育质量表现为学前教育物品分配的观念, 学前教育质量的耐用性指标有:①师资的充足性, ②设施设备的充足性, ③经费投入的充足性。

2.学前教育质量的优劣性政策取向评估。优劣性指标有:④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 ⑤课程资源、课程实施与儿童发展水平的匹配性, ⑥学前教育价值的体现程度。

3.耐用性与优劣性政策取向比较性评估。⑦比较性指标反映政府在评估时更倾向于哪一个方面, 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政府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时的政策取向, 如效率主义、管理主义政策取向等。

二、对三个省的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的政策评估

(一) 样本抽样方法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将我国23个省 (目前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 即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 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本研究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随机抽取一个省作为样本。经分类随机抽样, 分别选取福建省 (东部地区) 、江西省 (中部地区) 、甘肃省 (西部地区) 。三个省的省级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均来自该省教育厅网站正式公布的文件。福建、江西、甘肃三省的省级示范幼儿园评估标准在政策文件表述方式 (依据教育评估学制定表格化的评估指标体系) 、主要一级指标 (主要有园舍条件、师资队伍、教育教学、保育与安全、儿童发展等) 、指标体系的运用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性。因而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 对样本的政策评估

1.耐用性评估

①师资的充足性。三省都将师资作为重要指标进行规定, 包括师幼比 (以及保育员、保健员、厨师等其他人员) 、学历、专业技术职务、教师资格证、培训、教师素质等关键指标。统计数据见表1。

从以上关键指标归类分析可以看出, 师资充足性方面, 三个省在量的6个指标上 (师幼比、其他工作人员、班额、学历、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 几乎惊人的一致, 具有充足性导向。除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两项指标外, 均执行国家标准或高于国家标准。仔细分析三省对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两项指标要求, 发现高学历、高职称是示范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即教师学历要达到国家标准,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80%以上 (江西省对本科毕业学历要求占20% 以上) ;甘肃省要求在园高级教师占40%以上, 一级以上职称教师占80%以上。

三个省在质的指标上只有2个 (教师素质与培训) 存在质的差别。三省在质的指标上的共同性“教师素质”表现为教育观、儿童观以及不得有违法行为。只有福建省提到了幼儿教师的五个教育教学能力。在如何提升教师素质方面, 三省都强调了培训的重要性, 仅有福建省规定通过课题研究、园本教研等手段提升教师素质。

可以看出, 在师资充足性方面, 三省基本都呈现为量化指标清晰、操作性强 (特别是甘肃省教师学历与职称的规定尤其显著) , 质性指标模糊、操作性不强。这种对师资充足性量化指标的具体要求会导致两个不利后果:一是教师的纵向流动不合理, 优质教师向示范幼儿园流动集中, 损害了其他幼儿园和儿童发展的利益;二是学历主义与职称主义泛滥, 忽视了能力与素质建设。从三省的师资充足性指标分析, 除福建省外, 另外两省对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不够重视。

②设施设备的充足性。根据对文本的指标分析, 三省在设施设备充足性方面全部执行教育部的最低标准规定, 主要涉及到幼儿园环境 (绿化、美化、儿化、教育化、安全化) 、户外活动场地、各类教室活动室等构成、教育设备、保教书籍等, 全部表现为量化指标。在设施设备充足性方面没有考虑地方的特殊性, 如福建、江西两省空调设施、甘肃省的取暖设施等。

③经费投入的充足性。三省在经费投入充足性上均采用“稳定增长”“加大投入”等模糊表达方式处理, 没有明确的公用经费、基本建设经费、人员经费等规定。如福建省:“有稳定的经费来源, 通过主办单位拨款、家长合理缴费、社会及个人捐助等多种渠道, 能满足幼儿园教育教学、师资培训、设施设备、环境创设等方面的需要”;江西省:“地方政府和主办单位加大对省级示范幼儿园的经费投入, 做到逐年增长, 保障公办幼儿园正常的运转;社会力量办园收入的30%须用于幼儿园基本建设”。另外甘肃省仅规定举办者在创建省级示范幼儿园期间要投入50万元以上。因此, 可以说经费投入充足性的政策导向不明确, 弱化了举办者的经费投入责任以及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2.优劣性政策取向评估

④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在三个省的政策文本中, 只有福建省专门设立一个一级指标“幼儿发展”, 用以评估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江西省仅在一级指标“教育与教学工作”中列有一个二级指标, 谈到儿童身心发展, 分值仅为12分 (该一级指标总分为140分) 。甘肃省在二级指标中也没有提到儿童发展问题, 仅在办园理念一级指标中散见。福建省按照五大领域以及小、中、大班三个层次分别评估儿童身心发展水平, 指标内容清晰, 具有可操作性。

⑤课程资源、课程实施与儿童发展水平的匹配性。按照课程设置、教育活动目标、教育活动内容、教育活动实施、教育活动评价等五个要素对三省的课程资源、课程实施与儿童发展水平的匹配性进行政 策取向分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福建省基本以儿童发展为本位进行课程设置与实施的评价, 江西省与甘肃省两省基本上是从幼儿园管理和政府评价角度进行指标设定。这体现了儿童发展本位主义与管理本位主义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前者具有较好的匹配性, 后者缺乏匹配性。

⑥学前教育价值的体现程度。发展学前教育的核心价值, 必须关注这种价值的源起是3~6岁儿童的兴趣和需要。[2]8从表2也可以看出, 福建省的评价指标更多地关注儿童的兴趣、需要和发展价值, 努力回归学前教育的本体价值。江西省和甘肃省的评价指标更多地关注学前教育的管理价值和幼儿园发展价值。

3.耐用性与优劣性政策取向比较性评估

⑦比较性指标。比较性指标直接反映政府在评价学前教育质量时的政策取向, 即耐用性政策取向, 或优劣性政策取向, 还是二者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因为三个省均采用赋分法进行评价, 只需要计算这两类指标的权重比值就可得出政策取向。计算结果见表3。

注:江西省和甘肃省两省性指标中, 关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权重几近于 0。

从表3可以看出, 既关注省级示范幼儿园评估中的耐用性指标 (权重占全部指标的0.3) , 更关注优劣性指标或者说儿童发展 (权重占全部指标的0.41) , 二者的权重比为0.73:1。江西省和甘肃省两省关注耐用性指标甚于优劣性指标。特别是甘肃省, 其耐用性指标的权重与优劣性指标权重之比是2: 1。三省在学前教育质量的政策取向差异性一目了然。表3还显示出, 三省的学前教育质量的政策取向自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呈现为由关注优劣性为主向关注耐用性为主发展。这种现象可能与三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教育观念等有关。

三、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政策取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政策取向?毫无疑问, 学前教育质量即学前儿童的发展质量!这个观点必须予以明确。现代学前教育的两大使命是“发现儿童”和“发展儿童”, 而学前教育就是从“发现儿童”出发, 唯有“发现儿童”才能“认识儿童”, 缺少了对学前儿童的发现、研究和认识, 就无法称其为学前教育, 也便无从谈及学前教育的质量、质量评估及政策取向。

(一) 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政策取向必须尊重学 前教育的本质

3~6岁儿童的天性是“玩”, 是游戏, 其本质是主体参与的自主的模拟活动, 具有自主性和假想性的属性[3], 其目的是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快感。游戏对于3~6岁儿童来说, 是他们快乐和幸福的存在方式, 作为人的本质在他们的游戏活动中生成, 并完成此阶段的社会化和个性化过程;同时游戏也是他们进行交往与表达的重要形式和方式。幼儿园游戏活动是根据3~6岁儿童身心与年龄发展特点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设计, 具有连续性、阶段性、递进性、全面性的特点, 是在教师指导下3~6岁儿童主体参与的过程。学前教育本质上是在教师指导下3~6岁儿童主体参与的游戏活动过程。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政策取向应该在了解和认可3~6岁儿童的学习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呈现, 应依据3~6岁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为3~6岁儿童自发的活动提供适合的、适当的指导, 以促进3~6岁儿童的行为、情感和认知的全面发展。

(二) 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政策取向必须体现学 前教育的价值

学前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3~6岁儿童发展的价值, 且这种价值的源起是3~6岁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对此, 庞丽娟等人总结最新脑生理、心理研究成果对学前教育的核心价值进行了科学证明。[4]7~10、3~6岁儿童的兴趣和需要以游戏活动为载体和表现方式。因此, 在提高和评价学前教育中忽视以自主性和假想性为本质属性的游戏活动设计与实施, 而以课程、教学、识字、算术等代而替之, 以耐用性指标代替优劣性指标, 必然导致学前教育本真价值的迷失, 必然导致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成为办园质量评估、教师质量评估而不是儿童发展质量评估, 必然导致管理主义和效率主义至上以及工具理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政策取向而不是儿童发展为本和价值理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政策取向。

(三) 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的政策取向必须转向儿 童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 学前教育质量是学前教育物品 (园舍、经费、师资、课程、环境、机会、对弱势儿童的关爱、营养、卫生、安全、健康、学前教育过程、保教方法、评价等都属于学前教育物品) 分配的结果, 包括分配什么样的物品、怎样分配学前教育物品、分配的效果如何, 即由资源配置、实施过程、终极关怀构成的统一体。分配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物品由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 分配的效果如何属于未来的期待, 由现实的分配什么样的物品和怎样分配学前教育物品决定。当一个社会能够分配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物品一定时, 怎样分配学前教育物品就成为分配的效果如何的决定性因素。怎样分配学前教育物品由社会、幼儿园、家长的学前教育观念以及政府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政府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政策取向对于是否合理分配学前教育质量起主导性作用。

以儿童为本, 面向儿童发展分配学前教育物品, 就是尊重学前教育物品的分配正义, 就是尊重儿童的未来的发展, 就是儿童发展为本的学前教育质量。工具理性的学前教育物品分配关注的是幼儿园发展、教师发展和政府的政绩需要。以这种政策取向去评价和建设省级示范幼儿园、去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就是没有儿童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及政策取向。工具理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与示范幼儿园评估的政策取向必须转身价值理性和儿童发展为本的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一般公共政策分析框架包括界定问题、目标设定、备选方案搜寻、未来预测、方案比较、结果评估。政策评估包括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等。)

[2]虞永平.学前教育的价值审视[J].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09, (11) :8.

[3]张永红.幼儿游戏的本质属性管窥[J].学前教育研究, 2001, (5) :47~49.

基层政府创新就业实践的政策评估 篇4

编者按：中国就业政策实践创新主要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实践。作者通过3年跟踪调研，完成重庆市永川区政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践案例的政策评估。本刊刊登如下，供参考。

一、基本情况

为了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2006至2008年永川区政府劳务管理部门连续3年组织当地农民赴新疆季节性就业，由于所采取的政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永川区是重庆市的一个远郊区，典型的农业大区。全区面积1576平方公里，人口107万人。耕地面积75.2万亩，农业人口81.7万人，劳动力资源46.5万人。截止到2007年底，全区农村劳动力已转移25.6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的15万人，还有近6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当地政府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较低、技能较差、缺少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村“4050”人员开辟了一条就业门槛儿较低、挣钱有保障、农时不冲突的就业渠道——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赴新疆摘棉。并提出第一年“政府行政推动引路”，第二年“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第三年“市场运作政府服务”的总体思路。期望通过3年的政策引导和政府扶持，培育一批劳务中介机构和劳务经纪人队伍，建立完善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农民工三者之间的利益联系、分配监督保障机制，形成“以劳务中介组织为主体，劳务经纪人为纽带”的劳务经济市场体系，建立起劳务经济的长效工作机制。

永川区政府明确提出了“要把组织农民赴疆摘棉务工開发成为政府的惠民项目，农民的增收项目，经纪人的创业项目，中介组织的经营项目，实现劳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实践

2006年，永川区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组织了历史上第一次赴新疆摘棉的劳务输出，共组织摘棉民工2923人。为确保赴疆摘棉工作的顺利进行，永川区采取了“政府为主体，行政为手段”的运作模式。从宣传发动、人员组织、往返护送、生活管理、后勤保障全部由政府承担。为此，成立了赴疆摘棉工作团，建立了“团、队、组”三级管理体系，选派39名干部负责具体工作。同时，为提高农民工的积极性，市、区、村三级财政对农民工赴疆车费实行全额补贴和相关激励措施。据统计，当年三级财政补助合计赴疆摘棉总投入近190万元；赴疆摘棉民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获得劳务总收入555万余元，整体工效在重庆市的各个区县中名列前茅。组织农民工赴新疆摘棉是永川区政府历史上一次性输出规模最大、运送距离最长、受益农民最多的季节性劳务输出，为当地开辟出了一条新兴的劳务输出渠道，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7年，永川区在组织和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在认真总结劳务输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摒弃由政府全包全揽的组织方式，按照“政府引导扶持、市场化运作、劳务公司为主体、劳务经纪人为纽带、农民自愿”的运作方式，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开展赴疆摘棉组织工作。创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赴新疆摘棉的“永川模式”。其主要做法：

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大力发展劳务经纪人。为促进该区赴疆摘棉工作市场化运作，永川区政府经过认真比较，选择了一家本区劳务中介公司承担全区赴疆摘棉劳务输出组织管理工作。同时，永川区举办劳务经纪人培训班，培育了128名劳务经纪人，打造了一支素质高、懂管理的赴疆摘棉劳务经纪人队伍。

二是劳务公司搭台，劳务经纪人唱戏。为搞好赴疆摘棉劳务输出的组织管理工作，探索建立了“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的组织管理模式，明确了劳务公司和劳务经纪人的职责。建立了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摘棉工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机制。通过签订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和义务，从而调动了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和摘棉工的积极性。

三是制定激励扶持政策，加强后勤保障服务。为确保赴疆摘棉工作顺利开展，永川区政府设立了赴疆摘棉工作办事处，成立了赴疆摘棉临时党委和22个临时党支部，加强对劳务公司的监管和对摘棉工的后勤管理服务。同时，制定出台了赴疆摘棉扶持激励政策。包括：路费补助、劳务补助、意外伤亡伤病救助、路费贷款支持及贴息补助、通讯优惠等。

2008年，永川区主要在稳定劳务输出数量，提高劳务输出效益上作文章。赴疆摘棉劳务输出运作方式在上年“政府引导扶持，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逐步淡化政府主导地位，全面实行市场化运作。对赴疆摘棉工作实行“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摘棉民工”的组织管理模式，区镇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从具体的组织管理和风险责任中脱离出来，把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对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的监督管理，开展赴疆摘棉农民工的跟踪维权服务，保障摘棉工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等方面。

通过3年的精心组织，永川区农民工赴疆摘棉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农民工增加了收入、增长了见识，而且政府拓展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探索出了一条适合“4050”人员外出务工的新路。同时，培育了一批劳务经纪人队伍，壮大了劳务中介公司。从社会效益来看，赴疆摘棉是季节性劳务输出，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农村“4050”人员创收的“瓶颈”问题。从经济效益来看，3年政府财政投入逐年下降，从第一年的投入190余万元到第三年投入86万元；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派出管理干部从第一年的39名减少为第三年1名；劳务输出队伍相对稳定，人均收入逐年提高。政府投入与农民工收入相比较，投入产出比从第一年的1∶4.6提高至第三年的1∶8.8（见表1）。

三、就业政策实践评估

（一）政策目标评估

从3年的实施效果来看，基本达到了政策目标。三年来共转移就业人数2300人以上，劳务输出队伍比较稳定；人均收入从第一年的2000元左右到第三年的3000多元，劳务收入逐年提高；政府财政投入从第一年的近200万元到第三年的不到100万元，政府投入逐年下降。

（二）政策实施评估

政府在抓政策实施方面，工作比较扎实，管理思路清晰。在追求转移数量的同时也追求转移质量，几年来人均收入稳步提高；后两年，加大培训劳务中介机构和劳务经纪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用市场手段解决的问题放手让市场决定，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好服务和监管方面。

（三）从运行机制方面评估

现阶段，政府的就业管理原则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在政策措施制定、调整、完善方面，当地政府建立了较好的自省和评估机制。政策实施后，不断跟踪政策效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管理方式上，政府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随着政策调整而转变；对政策实施效果，不仅有定性的评价，更有投入产出比这样的定量评价。在发展机遇方面，本案例中选择了一个较好的时机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供求双方均有利的切入点，所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政策实施效果。

四、感受和体会

总体来看，本案例在政策实践起步阶段，政府在职能定位和一些政策措施的选择上有些错位。如：2006年政府扮演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双重主体，所有事情政府全部包揽；政府出人、出钱、出力，并承担无限责任等。政府同时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私人产品。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又有其一定的实践性和合理性。由于实践中出现问题，政策及时得到调整。基本评价是必要、有效，但不可持续。

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在提高。特别是在第二年，政府通过培育劳务中介机构和培训劳务经纪人，加大对外政策宣传力度等方式，积极培育市场主体，逐步完成各自角色定位；通过市场招标方式购买保险，解决政府无限责任，分担市场风险；通过与电信商的协商，降低成本并扩大市场，达到个人和企业双赢。基本评价是在职能定位和政策措施较快做出调整后，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中的定位逐步明确，即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对培育市场有必要、政策有了一定的可持续性。

从效果看，相关利益群体均有良好收获。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入，开阔了眼界，部分人拓展了就业渠道；劳务中介组织、劳务经纪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锻炼了能力，开创了新的事业发展空间；基层政府为相对弱势的就業群体开创了新的就业渠道，政策手段、服务领域、管理能力均得到了提高。总体评价：政府、劳务公司和劳务经纪人、农民工的定位基本明确。符合市场规律的定位与分工在不断完善，实践中的配套政策在不断优化。这样的就业政策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才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在现阶段，劳务经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现实选择，各地方政府特别是区县一级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在本案例中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实践主要创新之处有三：一是区县政府促进就业的措施操作性强，实践中调整迅速；二是区县政府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创新意识较强，敢于担当；三是区县政府的学习能力、服务意识明显提高。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大为增加。有来自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有民众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有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有区域间横向比较的压力。既有来自市场竞争外部的逼迫，也有当地发展的要求。针对2006、2007、2008年3年永川区在发展劳务经济方面的政策实践，（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

一是基层政府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践中职能定位逐步清晰。发展劳务经济，政府由主导型变为引导型。市级政府主要在加大宣传力度、创造就业机会、协调务工交通方面做工作；市、县两级政府加大了对劳务经纪人的培训力度，培养、调动和发挥劳务经纪人在组织人员、协调兵团等方面的作用；区县级政府和工作集中在管理和规范劳务中介机构，提供服务和维护农民工权益。同时，各级均加大对参加务工人员的宣传力度，使他们逐步建立在获得务工收入的同时承担务工成本和风险的意识。政府从提供各类产品到主要提供公共产品。

二是区县政府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2007年由市财政出资80万元，市劳务办出面，以招标方式与新华保险公司为10万进疆摘棉农民工签订了《进疆摘棉农民工伤亡、伤病保险》，用保险方式降低了农民工个人、劳务经纪人、市县两级政府的风险，切实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劳务公司在市财政为每位赴疆摘棉工办理的意外伤亡和伤病保险的基础上，为本公司组织的农民工另行办理了保险额10元的小病医疗保险，即小额保险和大病统筹的“双保险”。这样解除了政府、劳务公司、劳务经纪人、摘棉工四方的负担。2008年，这些政策措施继续执行。在此，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降低政府风险。

三是政府运用市场手段促进就业的能力在增强。用市场的办法降低促进劳务输出的成本。重庆市政府劳务办和市财政局制定了《重庆市赴疆摘棉工路费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由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由政府提供贷款贴息，解决农民工“出行难”的资金问题；通过协调重庆移动公司，推出了一项专为摘棉农民工服务的“采棉漫游包”，为农民工解决“通讯难”的问题。在提供私人产品问题上，政府创造环境、参与协调，达到个人、企业“双赢”效果。

浅析公共政策的评估 篇5

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来看, 评估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政策执行对象需要通过评估来确定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合理, 并借此判断政府公共政策能力的高低;政府需要通过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诚意, 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寻求公众和利益团体的至此。所以, 对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判断, 以确定政策的价值——政策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共政策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 公共政策评估是社会公众的普遍要求。每项公共政策实施之后都要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项政策到底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在确定达到了某些效果的情况下, 公众进一步想了解的问题就是政策资源是怎样使用的、执行机构是怎样运行的以及政策执行是否产生扭曲等等。在解答政策问题时, 公众不仅要求政府对政策内容进行说明, 而且要求对政策执行的结果进行公布。而只有通过政策评估才能满足公众的这种要求。在解答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 人们或许要进一步问道:政策效果的好与坏究竟能说明什么更深刻的问题?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政策的成功归功于谁?政策的失败需要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都依赖于根据政策评估结果作出的更深刻的社会分析。

其次, 各国政府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政府往往主动启动评估, 目的就是掌握政策执行情况, 及时避免和纠正政策失误。从现实来看, 政策评估的必要性已经基本上达成了社会共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 政策评估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 不仅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手段, 也是透视社会现象、考察社会总体状况的必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已经出现了政策评估的广泛要求和重大举措, 政府和政策研究机构已经将政策评估纳入工作范围。同时, 系统科学方法、统计方法、经济模式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运用为政策评估的实际效果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策评估将会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和法律化, 成为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评估标准是政策评估的依据, 只有参照一定的标准才能对政策进行现实的有效评估。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 比较常用的标准有 : 第一, 政策绩效标准, 既指政策执行的成绩与实际效果, 也指通过执行政策是否达到最初的要求。第二, 资源投入标准, 是指政策执行中人、财、物、时间、信息的投入和使用, 主要是为了衡量政策执行中的资源投入和使用是否符合最初设计的规定。如果说政策绩效标准是一个产出标准, 那么资源投入标准就是与其相对的投入标准。第三, 效率标准, 是指政策执行绩效与资源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主要是为了衡量产生一定绩效的政策执行情况, 资源投入和使用是否达到最佳状态。第四, 工作过程标准, 主要是用来衡量执行机构的运作与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是否达到最佳状态, 有没有违反政策原则、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第五, 社会政治性标准, 是指根据现实评估结果进行社会分析的评估标准, 它可以包括政策目标设立的科学性、分配的公共性、社会指标及其他一些政策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采用这些标准进行更深一步的评估分析, 主要是为了通过评估反映现实社会的状况、探索现实社会问题和求得社会改进。

三、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性原则

公共政策评估既是一种评判活动, 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从评判的角度来看, 评估需要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准确、公正。由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政策评估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在这种情况下, 评估主体的能力和态度就影响着评估的结论与质量。

谁来担任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泛泛而论, 政策评估的主体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 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成为评估主体。但是如何使评估主体尽可能的客观, 这就要求评估主体既要拥有关于政策方案和政策结果的足够信息也要拥有关于政策理论尤其是政策评估理论的知识。因此公共政策评估应该遵循一定的主体性原则, 才能选定公正、独立的评估主体, 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

(一) 利益关联原则

从目前来看, 公共政策评估活动中比较主要的评估主体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专业团体、媒体等, 但往往把政策实施对象这一重要的群体排除在外, 这是不科学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自我评估缺少客观性和全面性, 因此必须依靠外部的、多重的、独立的、持续的研究来弥补, 因此可见, 政府外部的评估也非常重要。媒体、私人团体、学者等均可以从事政策评估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我国已经有了很大进展, 比如电视台经常制作专题采访和新闻特别节目, 这些节目往往暴露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对公共问题加以注意。

除此之外, 对公共政策实施对象的意见应该更加重视。在一些政策评估中, 作为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缺位, 不能把自身的切身体会表达出来, 这就会使评估结论所蕴含的观点不够全面。他们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最有发言权, 但是实际中往往缺少利益表达的途径, 也很少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他们的意愿和主张。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公共政策实施对象参与政策评估, 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

(二) 多元原则

以往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强调做了些什么, 投入了多少, 但对于该政策给实施对象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效用却很少提及。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情况, 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360度绩效评估的方法。360度绩效评估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高层领导自我觉察与发展、员工绩效评估, 企业高层候选人的评荐、组织学习与变革等领域, 通过评估反馈, 受评者可以获得来自多层面的人员对自己素质能力、工作风格和工作绩效等的评估意见, 较全面、客观地了解有关自己优缺点的信息, 以作为制定工作绩效改善计划、个人未来职业生涯及能力发展的参考。公共政策评估不仅要自我评估, 更要听取外部的评估意见, 比如专业评估组织、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利益群体代表等, 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三) 独立原则

以往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是以官方评估为主。因为政府的公共权威性, 官方评估在政策评估上具有优势, 但是官方评估所发挥的政策评估功能相当有限。因为当其进行政策评估时需要非常依赖行政机关, 不仅需要决策机关提供政策评估所需的信息, 甚至需要接纳决策者的意见。官方主导的政策评估工作往往会发生偏爱政策的倾向。在一些行政人员看来, 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加以批评, 无异于对行政人员的能力提出了质疑。由此可见, 官方评估的立场不可能是超然独立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要自己评估自己并指出其政策的不足是很困难的。但这会导致最后公共政策评估的结论不准确。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政策评估主体并使之逐渐成为政策评估的重点。在这方面, 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 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建立独立的专业评估组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 专业化原则

目前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大多靠经验进行评估, 所以评估结果就缺乏科学性。而专业评估组织 (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 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 他们拥有关于政策问题和政策理论的知识优势, 而且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不易受到利益和本位主义的影响, 能够保持超然的态度, 在资料获取比较方便和经费有保障的情况下, 由专业评估组织来从事政策评估工作较为适宜, 能够保证评估结论的真实性。但专业组织在进行评估时, 也会遇到很多难题。由于学科知识的不同和学术角度的不同, 对同一政策问题可能会持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因而政策评估结论也就往往相去甚远了, 甚至有些可能被利益集团左右而失去了自身的中立态度。但是专业评估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因此应该加强专业评估人员队伍建设。首先来讲教育、培训是必要的, 必须使其掌握政策评估的科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方法,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鼓励和吸引政策分析专业人士到政策评估组织任职工作;加强官方政策评估人员与非官方政策评估人员的交流和合作, 最大限度地保障经费独立, 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态度。

四、公共政策评估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策略

政策评估是继政策执行后又一运行环节, 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 总会使评估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应该对评估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评估策略。

(一) 评估面临的问题

首先, 政策效果很难准确估价。一项政策的推行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是一个很难分析的问题。在政策实施后, 政策客体的变化究竟哪些是政策影响所致, 哪些是其他因素影响所致, 政策的实施是否对非政策客体也产生了影响, 这些都需要仔细地分析、甄别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次, 消极因素的抵制。政策评估必须要对政策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 这样一来, 决策着、执行者、相关利益群体都会有不同的考虑。当评估结果可能与他们原先的观念不一致时, 他们可能会阻拦政策评估的实行。最后, 评估活动成本费用的困难, 政策评估需要大量的经费、人力和时间, 这些投入除非能够足够的得到保障, 否则评估活动难以进行。对于社会团体来说, 除非评估与其有着利益关系, 否则也不会赞助评估, 因此经费的困难是评估的一大阻力。

( 二 ) 评估的策略

首先要慎重发动评估。评估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避免不成熟的评估。政策评估关系重大、涉及面广, 而且评估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变更和新政策的制定, 不同的认识观念、评估技术水平、消极因素也都会对评估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 发动评估要谨慎并做好准备工作。要沟通相关人员和机构, 对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共识, 这样有利于消除阻碍因素, 获得最大的支持。还要搜集政策目标、执行过程、综合影响等方面的充足信息资料, 以保证评估分析依据的充分。要提出经得起各方推敲的现实可行的评估计划, 以保障评估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要端正思想, 加强主观承受力。与评估有关的各方人员和机构应该充分认识到, 政策评估的结果可能与各方的主观认识有差异, 而且存在着对政策评价好或坏的两种可能。因此, 要使各方人员从心理上做好准备, 能够理性的接受评估分析的客观结果, 避免评估结果与自己的认识产生差异时拒绝接受或消极抵制评估。最后, 从长远来看, 应该积极地促进政策评估的系统化、制度化和高水平。系统化是指政策评估应该和政策执行一样, 有自己的工作系统, 包括常设的组织机构。这种工作系统可由政府的脑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组织构成, 主要任务就是汇总信息、政策规划、执行跟踪和政策评估。制度化是指政策评估应该通过规定成为一种制度。一项公共政策从推行之日起经过多长时间应该进行一次法定的评估, 评估的权限、程序以及评估组织的资格、评估的经费来源、评估的条件限制都应该有所规定。评估的制度化能够保障评估活动的正常展开和评估的质量, 有利于高水平、及时地检验政策效果。高水平是指政策评估要根据现实要求和社会的进步, 不断第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要熟练、适当的运用评估技术使评估结果更加有效, 而且要在这些基础上达到更加的创新。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评估水平, 使评估技术、方法和观念以及评估结果达到和保持一定的高水平, 这是评估活动长远发展的基本要求。

摘要：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通过政治程序制定和执行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公共政策评估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 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 是政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政策评估, 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整体过程,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检验政策效果, 提高决策与政策执行的质量。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评估标准,主体原则

参考文献

[1]王永生.试析公共政策评估及其规范[J].理论探讨, 2000 (3) .

[2]詹国彬.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困难及对策[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2 (2) .

[3]高洁.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性原则思考[J].理论探索, 2007 (3) .

[4]陈云萍, 黄溶冰.理论视域中的公共政策评估价值取向研究[J].理论前沿, 2008 (22) .

[5]沈亚平.政策原理与政策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6.

政策评估标准 篇6

在资产评估行业中,通常用准则这个名词来代替标准,尽管这两个名词可以互相通用,但毕竟其概念和使用后的意义仍有较大的差别。使用准则概念最大的问题是使人感到它是一种行政行为,是政府的单方面规定;而使用标准概念既有法规含义,也有公共秩序之意,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我个人倾向用标准概念代替准则概念。

在标准化学科中,标准与标准化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人们曾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定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1996年我国颁布的国家标准(GB/T3935.1—1996)中对标准和标准化给出了如下定义。

对标准下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对标准化下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

从资产评估业的角度来理解标准及标准化的概念,有以下几点是必须把握的:

一是制定标准的出发点是建立最佳秩序、促进最佳社会效益。这里的“最佳”主要是指标准的水平应先进合理及站在全局的角度来衡量秩序和效益是最佳的。也就是制定评估标准的目的就是规范执业、统一管理、减少社会交易成本。

二是标准的本质特征是统一。这一点对当前政出多门的评估业十分重要。

三是标准化是一个制订标准、发布标准进而实施标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过程。

所谓标准体系,应是指与实现某一特定目的的有关系列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标准体系可大可小,但必须具有目的性、协调性、层次性和开放性(发展性)。

标准化这门学科,也可说诞生于研究现场行为的过程中。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后,流水线这种生产方式开始逐渐的兴起,达到互换目的,如实现公差配合,或者是零部件的统一,标准开始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而“管理学之父”泰勒(1856—1915)的科学管理理论则将标准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理论中所提到的劳动时间定额、工艺规程等,都是标准化在管理中运用的结果。最终完成了工具标准化、操作标准化、劳动动作标准化和劳动环境标准化。

在了解了标准、标准化及标准体系的基本概念后,对照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资产评估业与标准化学科有着十分自然的密切关系。首先应明了的是,资产评估业中所讲的操作规范、准则等都属于标准的范畴。但只有经过标准化主管部门批准,以标准文件形式发布的才能称其为国家标准。其次,将行业性的内部的操作规范或准则上升为国家标准,对于提升评估业的信誉度和权威性其意义不可低估。再次,为了使我国政出多门的评估管理部门最终实施统一的行业管理,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找一个统一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按WTO原则建立的科学而权威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启用制修订标准的“快速程序”,尽快制定或修订更多的众望所归的资产评估系列标准,建立科学而权威的大评估行业资产评估标准体系。

二、行业标准的含义及地位

行业标准译为industry standard。同时,industry standard也被翻译成产业标准。但这两个词汇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完全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对行业标准做出了规定:“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公布国家标准之后,该项行业标准即自行废止。”

我国的行业标准有西方所指的产业标准中的部分属性:一方面,中国行业标准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强制性行业标准具有法规性的作用。绝大部分的行业标准主管部门由政府部门担任。属于政府制定的法定标准;另一方面,中国行业标准化过程有企业参与的因素,一些行业归口部门是经授权的行业协会或大型集团公司,所以也有来自市场的积极因素。行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的技术路径,代表了行业竞争力的现状、潜质和前景。这就是说,中国行业标准和行业标准化管理有特殊的定位,在标准化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

三、对我国现有资产评估准则体系的几点看法

2000年至今,财政部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已先后制定并发布了15项评估准则。由财政部发布的准则包括: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2004);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2004);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2001)。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准则包括(属具体准则层次的程序性准则有):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2007);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2007);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2007);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2007);属具体准则层次的实体性准则有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2007);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2007)。评估指南有: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2007)。指导意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2003);珠宝首饰评估指导意见(2003);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2004);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2005);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2007)。

现有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的发布,对于推动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更好服务于改革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仍然有三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是制订准则的管理模式仍是“单打独斗”,由财政部和评估协会唱主角,没有吸收其他行业部门参与;二是未将重要的职业道德准则上升为国家标准(强制性标准);三是缺少(或者说不足)概念科学的、急需的资产评估名词术语标准。

当前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我国与资产估价有关的管理部门较多,有财政部、建设部、国土部、商检、物价、保险等,各个部门站在各自立场出台的管理办法也不少,但与标准化主管部门合作共同制定评估标准(操作规范、准则)的却不多,特别是没有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职业道德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评估机构规范执业,也使公众对评估机构的信誉产生疑虑。尽管财政部和中评协制修订了资产评估准则体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制修订这些准则中未能将上述有关部门联合起来参与制修订工作,失去了大评估行业走向统一的极好机会。

信誉是中介机构的生命,标准是规范执业的基石。要想使评估机构获得公众的信任,首先就应给评估机构规范执业的一个参照标准(操作规范),否则,评估师和委托人都将陷于困惑,信誉危机有可能产生,规范执业则无从谈起。

例如,从涉案资产评估实践中反映的问题看,亟待研究和解决的参照标准(或操作规范)至少有:一是目前在涉案资产评估实践中普遍使用的清算价值、变现价值其标准定义究竟是什么?二是在涉案资产评估中目前广泛采用的清算价格法具体的标准公式又在哪里?三是变现率究竟是何含义?如何确定变现率的大小?有没有确定原则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简述评估实践中是如何处理变现率和变现价值的。关于“变现率”,这是涉案资产评估中弹性最大、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指标。由于没有规范变现率的取值标准(或指南),在评估实践中,评估师对变现率的取值范围应用较多的在50%—90%。笔者在前几年评估一宗涉案的“贵族庄园”时,法院要求评估市场价值和变现价值,我们在报告中对“价值定义”和“变现价值的确定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是这样表述的:对“价值定义”的表述是:“市场价值是卖者所得到的合理的价格,也是买者最优惠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变现价值是根据交易日期的限定和某种强制条件及评估师经验综合判断所确定。”对“变现价值的确定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的表述是:“①资产购买者的特殊性,估计外商购买的可能性较大;②庄园环境优于一般住宅性和商用性房地产;③目前庄园性房地产商情仍很低迷。”该案例变现率最终向法院的建议值是80%,即变现价值为评估值(市场价值)的80%。类似于笔者这样处理变现价值和变现率的可能不少,但这样是否规范和公平公正难以把握,一旦发生争议问题就显得复杂化。如果制定了相应准则(标准),评估争议就会大大减少。

四、建立统一的、权威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是评估业规范发展和最终走向统一管理的必由之路

标准化学科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孤立的某一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其所产生的效应是有限的,惟有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标准体系才能达到较理想的预期目的。对大评估行业而言,一个较完整的实用的标准体系至少包括以下标准(或准则、操作规范等):

(1)资产评估基本名词术语标准(这是目前最为薄弱环节,名词术语标准应是整个准则体系中最基本的基础标准)。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标准(应与中国标准化管理部门合作,将其上升为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3)资产评估行业统一操作规范。

规范1不动产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2动产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3无形资产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4珠宝首饰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5企业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6土地使用权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7资源性资产评估及评估报告(含说明);

规范8综合性资产评估报告书;

规范9资产评估工作底稿及档案管理。

(4)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基本操作规范。

(5)金融(含保险)资产评估基本操作规范。

(6)涉案资产(含破产企业、不良资产)评估基本操作规范。

(7)涉外资产(含商检财产)评估基本操作规范。

(8)评估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上述标准体系框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随着资产评估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断涉及新的评估领域和相关部门,因此,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应构造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站在某个部门的角度考虑自建一个封闭的体系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标准体系的建立也不能忽视当前已存在的评估业现状,本文提出的标准体系基本上考虑到了这一点。在这个体系中,“资产评估基本名词术语标准”(类似于资产评估准则)应是整个标准体系中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标准化政策考虑,这个标准的制修订最好与国际资产评估准则融合一体,不能融合的,也应向国际惯例靠拢。将职业道德单独作为一个标准列出,除了中介机构的职业道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单独列为标准(或准则)可凸现其重要性外,在技术上也可使其他的评估操作规范省去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容,使操作规范主要突出技术标准特性。

对资产评估行业统一操作规范,本文设计出一个开放的平台架构,一方面可以包容目前事实存在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的评估范畴,另一方面还可不断充实未来发展的新领域。一个具体的技术处理问题是,对目前已成为国家标准的《房地产估价规范》,本人建议暂可代替“统一操作规范”中的“规范1”,待时机成熟后再予修订,纳入该标准体系。

第三,在这个标准体系中,本文设想还应增加几个重要的基本操作规范即(1)至(7)部分。主要理由是,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关系到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必须针对证券市场的特点,投资者公开查阅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要求有针对性地披露评估过程及结果,必要时,注册评估师对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应发表自己的分析意见,因此,根据上市公司评估的特殊性,应对其单独列出基本操作规范。金融资产和保险公估也涉及到投资大众的利益,人们关注度高,此类资产也有别于一般的资产,应有相对应的评估操作规范。涉案资产评估从总价值量上当然远不及上市公司评估价值总量,但在当今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经济纠纷案件多,涉案资产评估的项目数量多,有关当事人对评估结果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目的的评估事项。如何规范涉案资产评估操作,制定科学可行的评估方法,减少评估的随意性,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都需要有单独的操作规范。

对涉外(进出口)资产,其特殊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也应单独列出操作规范,纳入标准体系。

第四,本文最后将评估中介机构管理办法纳入标准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障碍。这主要因为,当前各个管理部门都希望从本部门的角度制定对评估机构相应的管理办法,以便通过管理评估机构来监控评估业务。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制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具有共性要求的管理办法,以减轻执业人员过多过滥的考试、培训、缴费等负担,在一个权威的具有国家标准性质的管理办法指导下,使评估执业人员集中精力干好本职工作,这对国家对社会以至整个评估行业都是有好处的。

俄罗斯高校综合评估政策解析 篇7

关键词：俄罗斯,高校综合评估,认可,评定,国家鉴定

俄罗斯高校评估最初是由认可、评定与国家鉴定三个独立程序构成的。一般而言, 各类高校地位的确定都要经过认可、评定与国家鉴定这三个程序, 没有获得认可, 高校就无权办学;未通过评定, 高校就不能进入国家鉴定程序;而未通过国家鉴定, 高校就不能获得相应的国家地位, 也就无权向学生发放国家统一样式并带有俄罗斯国徽印章的毕业证书, 不能被编入中央财政拨款名册和享受其他优惠。为完善上述评估程序与内容, 从2000年起俄罗斯开始实行高校综合评估政策, 将“认可、评定与鉴定”整合为一体, 简称高校综合评估。

一、高校综合评估政策的实施缘由

自1992年俄罗斯实施高校认可、评定与国家鉴定政策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部既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第一, 一般来说, 高校获得的办学许可证、评定结论和国家鉴定证书的有效期都是五年。对于不同高校而言, 由于进行外部评估 (认可、评定和国家鉴定) 获得证书的有效期是不同的, 通过这三项评估的时间是不同的, 因此, 每一项评估都是不间断进行的。对于同一所高校而言, 由于评估过程持续时间较长, 所以, 有可能刚刚完成第三项评估 (国家鉴定) , 作为第一项评估结果的办学许可证又将失效, 遂产生了进行再次认证的必要性, 这就使高校评估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任务十分繁重。

第二, 由于这三项评估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 难以避免资料收集和文件周转的重复现象。评审委员会获得的信息都是一个类型的, 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规定形式提供的, 无论是教育管理机关, 还是高校都无法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此外, 由于评审委员会到一所高校去的次数较多, 在高校的停留时间比较分散, 对高校的了解有限, 因此, 只能获得高校的一些表层数据, 无法对高校的真实水平进行深入评估, 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评估的质量与效率。

鉴于上述两种缘由, 为完善高校评估程序, 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协同国家督导司研制了高校综合评估方案, 经鉴定委员会的广泛研讨与赞许后, 菲立波夫批准了《高校综合评估》这一政策。对高校实行综合评估政策的目的在于对高校的活动进行深入分析, 避免上述评估程序的重复, 进一步优化高校评估政策。高校综合评估政策规定, 从2000年1月1日起对高校实行顺次的认可、评定与国家鉴定。

二、《高校综合评估》的颁行

为保障高校综合评估的程序化与规范化, 1999年11月12日俄罗斯教育部颁布的《高校综合评估》规定, 高校综合评估应遵照以下程序[2]。

首先, 高校要向国家督导司提交申请书, 使其被编入评定计划, 向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提交再次认可申请书的副本, 申请形式由国家督导司与教育部规定。

其次, 根据高校申请, 由国家督导司和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作出综合评估计划, 在综合评估前六个月将该计划通知给高校, 将高校列入科研与信息方法程序大纲。

第三, 国家督导司根据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的建议组建综合委员会, 综合委员会由认可分委员会与评定和鉴定指标评价的分委员会构成。综合委员会成员, 根据联邦教育与科学监察署领导的指示予以确定。

第四, 综合委员会根据高校评估结果准备三个方向的评估结论。

1.高校认可结论, 将该结论提交给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 由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准备高校认可行政文件 (第一个方向) 。

2.高校评定结论, 将该结论提交给国家督导司, 由国家督导司准备高校评定决议 (第二个方向) 。

3.高校国家鉴定指标, 将该指标提交给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 由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准备高校国家鉴定资料 (第三个方向) 。

若高校在第一个方向 (认可) 获得肯定结论, 由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准备高校通过认可的法令。否则, 将终止对高校的评定, 并责令高校限期改正认可中的不足。同样, 若高校在第二个方向 (评定) 未获得肯定结论, 将终止对高校的国家鉴定。若高校在第一个方向 (认可) 和第二个方向 (评定) 都获得肯定结论, 高校就有权提交国家鉴定申请。若高校通过国家鉴定, 则获得相应的国家地位, 相反则无法获得国家鉴定证书与相应的国家地位。高校 (除教育部管辖的) 提交的申请要与相应 (联邦的、联邦主体的与市级的) 教育管理机关保持一致。

最后, 由认可、评定与鉴定管理局、国家督导司以及国家鉴定中心向高校签发具有相同有效期的办学许可证和国家鉴定证书。

三、俄罗斯高校综合评估程序

(一) 认可

认可的目的与内容是确认高校提供的教育条件与国家和地方在“基建标准和基建法规、卫生标准、学生与教育工作者的保健、教学场地的设备、教学过程的装备、教师资质和人员编制”要求的相符程度。

在高校综合评估中, 高校的认可程序包括高校提交认可申请、评审委员会对高校的认可与作出认可结论三个步骤。

高校的认可是对高校基本办学条件的评估, 其指标体现在高校的法律—组织基础、物质—技术基础与教学资源 (人员、信息与技术保障) 以及社会基本公用设施三个方面。

首先, 高校应具备与其地位和法律要求相符合的注册文件, 包括注册的证明文件、学校章程、分支机构组成条例等, 这是高校实施教育活动的必要法律—组织基础。

其次,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对高校应具备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教学资源作出了如下规定: (1) 根据每个职业教育大纲 (大纲的类型) 规定生均占地面积, 确定高校的学生额外编制人数; (2) 教育过程的人员保障 (人员编制和资质) 应符合师资结构的质性要求———教学人员所占的“学位比例”; (3) 教学设施、教学实验设备与技术手段应符合高校的培养方向以及充实性和普及化的要求, 信息和图书资源应符合最低保障标准。上述高校应具备的教学与物质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资质与人员编制的最低标准, 由教育部确定。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教育管理机关可以对高校教育过程的装备程度与教学设施设备作出补充要求。

第三, 办学许可证规定了高校建筑物与校舍的卫生标准以及对学生和教师保健的特别要求, 这是高校师生的社会保障, 包括医疗保健、公共饮食、居住条件以及体育运动场所。

在高校综合评估中, 认可的意义重大。若高校不符合认可标准, 评审委员会就会拒绝对高校进行下一步的评定。

(二) 评定

评定的内容是确认高校学生的培养质量、水平和内容与国家教育标准要求的相符程度。

高校评定的肯定结论是高校进入国家鉴定的必要条件。若高校某个教育大纲获得否定结论, 或国家评定机构对其教育质量不符合国家教育标准要求的情况进行重复提示, 高校将失去鉴定资格。

(三) 国家鉴定

国家鉴定是依法确认不同类型 (高校) 和类别高校 (大学、专业大学与学院) 国家地位的过程, 其鉴定程序是由高校提交鉴定申请、鉴定委员会对高校实施外部鉴定, 以及作出鉴定结论三个步骤构成的。高校只有通过国家鉴定后才有权向学生颁发国家式样的毕业证书。

鉴定指标包括确认高校类型与类别两部分指标, 其中, 确定“高校”这一类型的指标包括以下三项: (1) 培养内容与水平 (教学计划与课程大纲是否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要求) ; (2) 培养质量, 包括对高考考生的要求、学生的培养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教育标准要求、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效果、学生科研工作的组织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 (3) 教育活动, 包括学生从事课外活动的条件、对学生教育工作的组织。

确认不同类别高校 (大学、专业大学与学院) 的国家鉴定指标, 包括本科教育大纲、研究生与补充职业教育大纲的教育连续性、科研、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方法工作与师资结构五项。在上述五项指标中, 本科教育大纲与研究生和补充职业教育大纲的教育连续性这两项指标说明了高校教育活动的广泛性, 可用做大学和专业大学的分类。对不同类别高校的量化评价, 需要应用大学和专业大学教育活动领域的目录, 包括本科教育大纲的学科数量、各科学生比例以及研究生和博士生班不同专业的数量。

最后, 由鉴定委员会根据外部鉴定结果作出鉴定结论, 以教育部的命令形式下达, 若高校通过国家鉴定, 将获得相应的国家鉴定证书, 并被载入已通过鉴定的俄罗斯高校目录。

目前, 俄罗斯高校综合评估政策尚处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 能否为转型时期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1]Шадриков В., Геворкян Е., Калабин С., Киринюк А., Наводнов В., Мотова Г.,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М.О проц-едуре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оценки вуза.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2001г.№1.с.30-31.

[2]Окомплексной оценк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сшегоучебного заведения.Бюллетень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2000г.№1.с.57-58.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设计 篇8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价值及绩效进行判断, 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过程的重要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是由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范畴内各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 是研究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基础。本文拟在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理论基础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 并系统设计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内容, 以及与评估阶段特征的相契合的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

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动因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第一个基本动因就是要衡量这些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而制定并实行的政策的效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力的最直接产出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对预期的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差距。制定具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时, 会根据对政策效力的预测和判断设定政策的预期目标, 一般体现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在政策期内发展程度直接体现着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运行以及效力的高低,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第二个基本动因就是判断那些制定并且执行的政策是否使资源配置的有效率, 这里的效率指的是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 经济效率指的是一种资源配置如果达到不使一方受损情况下就不能使另一方受益, 那么就说这种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这种效率也叫帕累托效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完全竞争的市场状况是符合帕累托最优配置的, 也就是说, 如果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 那么政府可以不制定和执行任何政策, 市场自身就会调节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反过来, 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政府就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 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这种特殊资源能否有效配置直接体现在行政效率的高低方面, 即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能否完全为社会所接受、能否顺利地被执行等。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的评价也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另外一个基本动因就是考察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是否削弱了高新技术产业中经济主体的外部性, 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相关效应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 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很大的投入, 需要相关政策对研发者进行合理保护和补偿,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它的发展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 以及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同时,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竞争。这些都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直接或间接产出, 对其评价也是全面评估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重要方面。[1]

2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分析及体系构建

2.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分析

评估也称为评价, 通常是指根据一定得标准去判断某一特定系统的整体, 或系统内部诸要素和环节的结构与功能的状态, 以及判断系统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及与预定目标的差距等基本情况, 从而得到特定信息的过程。目前, 学术界对公共政策评估的内涵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对政策评估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第一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或政策计划的评估。胡雷 (Joseph S Wholey, 1970) 指出, “政策评估是评估一项国家计划在符合目标方面之总体影响, 或者评估两个或更多计划在符合共同目标方面之相关效能”。[2]理查菲尔德 (N. Lichfield) 则认为, 评估是一种“描述各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 陈述各种方案的优劣点的过程"。[3]显然, 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 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相对的优缺点。从现代政策科学的角度看, 这仅仅是一种政策执行前的评估, 属于预评估的范围, 是整个政策评估的一个环节。第二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 即“政策评估就是对政策的效果进行的研究”。[4]托马斯R·戴伊认为, “政策评估就是了解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的过程, 就是试图判断这些效果是否是所预期的效果的过程, 就是判断这些效果与政策成本是否符合的过程”。[5]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狭义层面的评估, 他虽然突出了政策效果在政策评估中的重要地位, 但却忽视了政策评估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意义和作用, 使政策效果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唯一内容而凌驾于整个系统评估之上。第三种观点认为, 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 也包括对政策执行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斯图亚特S·内格尔认为, “公共政策分析可一定以为一个过程, 即依照政策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或政府方案中, 确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达到一系列既定政策目标方案的过程。[6]与前面两种观点相比,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扩大了评估的范围和视野, 超越了仅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局限, 使政策评估更为全面。但与此同时, 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对政策目标、政策评估标准, 以及政策过程评估与整个评估系统的关系强调不足等方面的局限。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首先,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系统应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即从政策周期的角度, 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分成3个阶段: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其次, 高新技术产业评估系统应强调系统的观念,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既是政策全过程的评估, 也涉及评估主体、评估客体、评估目的、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要素的界定与分析。[7]因此, 我们应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阶段及其评估要素进行系统整合, 构建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 即针对评估不同阶段, 界定出契合评估阶段特征的科学的、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

2.2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建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按政策评估周期可以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 同时它也是由评估要素构成,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如图1所示。[8]在体系中, 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按政策评估周期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3个阶段是主体框架;评估要素及评估内容要与评估阶段特征相契合, 融入评估主体框架, 从而形成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本文下面将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的评估内容, 以及契合评估阶段特征的科学的、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进行系统设计。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成undefined

图1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构成

3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分析

3.1 事前评估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出台或执行之前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方案进行的评估。通过事前评估, 我们能够有效避免政策评估与政策决策的分离, 即在政策被执行之前就通过评估判断其优劣性来决定是否予以实施;也可以是通过评估发现政策方案的缺陷, 对政策方案做出相应的改进, 为制定科学的政策提供保障。在事前评估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的必要性进行评估, 考核政策是否能有效利用有限的政策资源实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策的预期运行效果进行预测, 来考核政策本身的合理性。

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即针对高新技术产业某一政策问题制定政策的必要性。对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由于其自身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强劲的推动作用, 同时又具备高投入、高风险、高溢出的特征, 使得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调节十分必要, 即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政策调节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从某种程度来说,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分析可以通过评价政策客体是否适当来实现, 即政策调节的对象是否是必须需要政策调节。

政策的合理性包括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考核政策的可行性是事前评估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把政策评估和政策决策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在可行性分析时, 我们可以通过模拟政策执行环境, 判断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而这种判断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就取决于我们对政策环境的把握是否准确, 或者说对政策环境的考虑是否准确。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科学性表现为政策本身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必须顺应社会产业发展规律的, 通过这种政策倾斜能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 而且在非均衡发展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发挥类似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 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从政策标准来看, 政策的合理性就表现为政策的高效果、高效率和高效应。

3.2 事中评估

事中评估也称执行评估, 是对政策执行中的情况进行评估, 即根据政策执行过程中反馈的政策执行效果及政策对象的发展状况等信息及时调整政策的方案来改善资源配置。事中评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的跟踪评估, 目的就是保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防止政策执行的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在评估过程中, 如果发现政策偏离, 那么评估工作也包括寻找政策失效的原因。在考核或者评估政策成果时, 我们可以从政策的目标达成度来进行衡量。

政策的目标达成度是把政策成果与政策目标相比较而言的。在评价目标达成度时不仅要关注这种相对达成程度, 还要关注政策目标本身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包括目标的可行性、科学性, 类似于事前评估的评估内容。

政策偏差是事中评估中的重点考察内容, 通过考核偏差达到纠正偏差的目的。政策偏差包括自然偏差和人为偏差,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 自然偏差突出的表现为政策环境偏差, 人为偏差表现为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客体的行为偏差。在考核偏差纠正偏差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是环境偏差, 即由于政策的原因造成的偏差;由于人为偏差是执行方面的原因, 不作为政策评估的重点, 可在政策管理体系研究中得到系统控制。

一般来说, 政策执行过程中失效通常有两方面的原因: (1) 政策本身的原因, 可能是政策目标的失当, 政策方案不合理等; (2) 执行方面的原因, 即政策执行者未能严格按政策方案付诸执行。由于政策环境是动态变化的, 在事前评估时我们判断政策的合理性是通过对政策环境的预测模拟来实现的, 而这种主观模拟很可能本身就是失真的, 或者随着现实政策环境的变化已经失真了。此时对政策合理性的分析可以从现实政策环境与事前的预测环境差异入手, 来判断政策是否仍然合理, 即政策能否适应现实政策环境。

3.3 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是政策有效期结束时, 通过衡量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以及政策效率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来对政策的整体绩效做出的最终评价。在政策已经执行之后, 原来在事前预测中、执行中只能部分体现的政策效果都将以更完整的形式出现, 此时对政策效率、效应也能做更全面的衡量评价。我们通过对政策的事后评估来决定是否结束原有政策周期开始新的政策周期, 同时通过事后评估也能总结出前项政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指导新政策的制定和评估工作。当然, 这里也不排除通过事后评估得出原有政策仍具有适用性而延长政策周期的可能, 或者是对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后继续执行。

政策成果可以从政策效果、效率和效应3个标准来考核。政策效果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在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下取得的经济效益,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效率是相对指标, 即在完整考核政策投入产出的基础上对政策效率的评价;效应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联动扩散效应。必须注意的是, 在考核政策效果时我们关注的是政策对象, 即政策直接调整对象的发展水平, 或者说最初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在考核政策效率时, 政策收益是包含政策效果的更广泛的效果总结, 既包括直接政策对象所达到的效果, 也包括相关产业取得的连带效果, 即效率中的产出包括效果和效应;政策投入也遵循类似于配比原则来考核。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效率分析是符合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原理, 体现科学性。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而言, 这种“全面损益观”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高投入就意味着高机会成本的存在, 那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在配置大量资源去引导其发展时的效率就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对社会其他产业具有广泛的联动作用, 那么全面考核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尽管这时的工作量可能也是巨大的。

4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要素分析

4.1 评估主体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中, 价值主体是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代表——政府, 而决策主体是政策部门的专职人员, 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要反映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是否合乎客观规律及符合自身的需求程度, 而评估客体是政策及政策成效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主体采取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相分离的组织形式更符合现实需要, 不仅可以降低组织运行成本, 同时对于保证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避免评估工作中非正常现象的发生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联合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过程中, 评估专家是评估主体, 承担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实质性工作, 而评估机构由于其人员组成等条件限制, 只能起到评估工作的组织和辅助作用。

决策主体委托评估主体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评估, 在决策主体和评估主体间又形成了新的委托和代理关系。在这种委托与代理关系中, 评估专家是否会按决策主体的目标和标准进行政策的客观评估, 需要有合理的监督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保障。从评估委托方的角度,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专业性和评估过程的主观性、隐蔽性, 评估委托方监控评估过程是不现实的, 而且成本相当高。因此, 评估委托方只能采取分析评估结果, 或听取社会对评估结果的异议并展开调查等方式来保证评估效果。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科技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联动结果, 该特殊性决定了其政策评估工作应该由科技、经济、政治方面的专家和从事政策评估的专职人员来进行。由于他们本身就是价值主体的一部分, 所以评估专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符合价值主体需求的判断不是一种认知行为, 而是一种评估行为。

4.2 评估客体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是评估主体对评估客体属性的认识和对客体属性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程度的判断过程。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客体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中, 作为评估客体的政策最重要的属性是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的属性。对于评估客体, 政策的价值是客观的, 然而价值的评价则是一种主观的认识过程, 需要由评估主体对政策属性满足价值主体需求的程度进行判定。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进行评估, 其评估的内容是政策是否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 但在政策的不同阶段, 对客体的属性要求有所不同。

事前评估的准则主要表现为政策方案预测结果的成效以及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中, 评估客体表现为抽象化、概念化, 而且未知因素较多, 不确定性较明显。事中评估的重点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是否符合政策方案中规定目标的判定, 以及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重新判断政策是否符合规律性, 政策的基本属性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由概念转为实际, 主观成分不断减少、客观评价增加, 其评估对象既包括已转化为实际的客体, 也包括概念客体。事后评估的客体是政策执行结束后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分析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产出和政策价值, 评估要素以客观评估为主, 其评估方法也以客观评价为主。

4.3 评估环境

一般来说, 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对政策评估体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而社会环境对政策评估系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重要。但是, 无论是哪一种环境都具有如下3个基本特征: (1) 复杂多样性。政策评估系统的环境内容庞杂、无所不包, 有自然的, 也有社会的;有物质的, 也有精神的;有国内的, 也有国际的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特性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 从而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2) 巨大差异性。从共时的角度看, 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策评估系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评估环境, 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区别, 也有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也是不同政策评估组织产出及效果差异的重要原因。 (3) 动态变化性。从历史的角度看, 政策评估环境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 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也必然相应的发生变化。

政策评估环境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政策评估过程绝不是单纯的技术运用过程, 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社会过程;巨大的差异性要求我们要重视评估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注意发展自己的评估理论和方法;动态变化性则要求我们与时俱进, 从动态发展的视角不断改进评估策略、技术方法等, 以适应变化了的评估环境的客观要求。

5 结束语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重要基础。本文根据经济学原理及政策分析理论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 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应划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3个阶段, 评估内容及评估要素要与评估阶段特征相契合, 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体系;并系统设计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的评估内容, 以及与评估阶段特征的相契合的科学合理的政策评估要素。本文的研究为研究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綦良群, 舒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5, (3) :95～97

[2].转引自丘昌泰.公共政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9:167

[3].N.Lichfield:Evalu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Ox-ford:Pergamen Press, 1975:4

[4].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240

[5].托马斯R.戴伊[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03

[6].斯图亚特S.内格尔[美].政策研究:整合预评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3

[7].杰.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4～25

政策评估标准 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 研究 借鉴

一、引言

公共政策评估在政策发展方面日益受到重视，通过评估，我们能够较为有效地判断该项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期望的效果，进而决定该项政策的走向。

目前，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定义，国内外尚未达成共识。国外学者安德森认为“作为某种功能活动，政策评价能够而且确定发生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最后阶段”。[1]而国内学者朱志宏认为“就一项公共政策而言，发现误差、修正误差就是政策评估。换言之，政策评估的工作就是发现并修正政策的误差”[2]。我国研究公共政策起步较晚，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当前公共政策研究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评估的制度尚不规范

公共政策评估未作为一项制度加以确立，这使我国政策评估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决策主体往往并不会视政策评估为一项本职的工作，能不评估的尽量不评估，即使评估也常常是敷衍了事，任意妄为，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规范健康地发展。

（二）评估的内容往往忽略政策结果

政策結果则是这项具体政策产物对社会、团体、个人、政治系统以及自然环境等的真实影响[3]。公共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而制定的，所以评价该项政策是否有效不仅要看该项政策是否能有效地执行以及政府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更重要的是该项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三）评估的主体单一，没有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作用

由于公共政策评估工作起步较晚，重视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使政府在评估中“一枝独秀”，普通民众在政策评估中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这也使民众对政策越发不关心，形成了“恶性循环”。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公共政务公开性有限，使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阻力就很大。而且，专门性的人才在我国也较缺乏，这都直接制约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在我国的发展。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做法

（一）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全方位多角度获取民意

在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主体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还有半官方组织 （如美国兰德公司）、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 （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以及与政策相关的普通民众的参与[4]。

（二）公共政策的评估有具体的法律制度保障

国外很多对公共政策评估领域研究较早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制定了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证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地位。2006年，韩国实施《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对各种政策评估制度加以综合，最终确立了完善的政策评估制度[5]，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贯彻实施。

（三）评估机构发展较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从公共政策评估发展较好的国家来看，他们的民间评估机构都得到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独立的发展空间，有很好的专业性。同时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增强了它们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权威性，而这些都是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完成的。

四、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发展

（一）建立专门的法律和完善的体系

从法律的高度来承认公共政策评估，确保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已经刻不容缓；要保证第三方评估机构在整个政策评估中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并建立机构资质的评估制度，促进政策评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增加不同群体的参与程度

第一，在政策评估的整个过程中要征询政策目标群体的意见，他们的评估结论将作为评估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评估采用的方法和标准以及参与评估的主体和最终的结果都要公开。

（三）建立独立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组织机构

一是要引导和支持民间独立评估机构的发展。政府要保证他们独立的地位，不干涉其运行，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相应的服务通道，给机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要加大对公共政策评估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力度，如有效实施评估资格认定制度，并规定评估工作的从业条件，发展壮大职业性评估人员的队伍。

五、结论

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作用在当前社会发展中越发显著，我们要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不断促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华夏出版社，1990：183.

[2]朱志宏.公共政策[M].中国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299.

[3]尹娜娜.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研究[D].湘潭大学，2012.

[4]姜国兵.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体系建构初探[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6）：7-12.

[5]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3）.

政策评估标准 篇10

一、政策评估的发展

政策评估 (也称政策评价, Policy Evaluation) 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环节,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各国,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 政策评估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普遍重视, 实践范围越来越广, 并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政策评估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 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相比, 政策评估还是政策实施过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缺乏必要的政策评估制度基础和政策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政策评估的强化是一个必然趋势。

二、房地产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其必要性

目前, 国外在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主要研究公共住房政策评估, 通过剖析住房政策实施过程中凸显的诸多问题, 如住房购买权难以保证、住房政策目标群体偏差、政策利益相关者分配不均、政策主体执行不力等, 指出其可能对住房政策效果产生的负面影响。国内针对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多为定性的政策评论, 如指出我国房地产政策应以法制为主要手段、均衡发展为主要目标、因地制宜, 同时考虑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另外, 还有些学者尝试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指出现行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运行状况。但对现有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特别是对房地产政策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研究尚属缺失。可见, 国外针对房地产政策评估研究多侧重于公共住房, 而国内还处于对房地产政策的定性评论阶段。国内虽有不少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经常对房地产政策做定性评论, 但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尚不多见, 远远落后于实践工作的需要。

在我国现阶段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 房地产必然兼具商品属性和部分公共物品与社会保障品属性的双重内涵, 其既有对经济发展起推动性作用的一面, 又有体现“住有所居”的民生性需求一面。如何制定有效兼顾房地产商品属性与公共属性的政策, 促进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 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政策评估视角剖析房地产调控政策, 厘清市场、政府、公众、政策工具四方要素的相互影响机制, 有助于深入探求房地产市场失灵 (房价频繁波动) 和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调控失灵 (政策效果偏差) 的根源。在此基础上, 科学分析、评价及优化相关政策, 能充分有效地提高政府部门的政策执行效力、效果, 有助于在房地产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住房分配公平, 更好地促进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房地产政策评估的主要内容

从政策评估学科的角度看, 典型房地产政策评估的主要内容和程序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房地产政策的内容与背景

要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与市场调研, 对房地产政策过程进行全面的回溯性分析。

1.政策的基本信息

包括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意图、具体目标、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具体的政策措施、政策的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组织等。

2.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具体情境

包括政策提出的社会政治背景、政策出台前后的经济社会状况、政策执行的环境等。

3.对政策的基本判断

根据已掌握的政策信息和政策运行状况, 综合运用逻辑思维, 通过对评估对象性质的分析, 形成对政策效果、体系和过程的基本判断。

(二) 房地产政策效果的评估

1.评估标准与测量指标的选取

政策效果的指标体系主要是房地产市场运行测量指标和政策评价指标, 前者包括房地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住宅销售额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的比值、房价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房价收入比、住房空置率、房屋租售比等;而政策评价指标则取决于所采用的政策评价方法, 如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就要选取各级评价因素、权重分配等指标体系。

2.非政策影响因素及其滤除

可采用彼得·罗西公式, 滤除某些特定偶然因素对房地产市场可能产生的房价短期波动、区域价格差异等影响。

3.政策效果分析与评估

(1) 根据已有的研究资料, 采用统计、逻辑推导和理论分析等方法, 对测量指标进行分析;

(2) 对比分析政策执行前后、执行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情况、房地产市场反应以及居民对相关政策的主观感受;

(3)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运用政策内部分层评估方法分析影响政策运行效果的内部、外部因素。

(三) 典型区域调研及政策运行体制、机制探讨

1.选取典型区域进行调研

分别选取房地产业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典型区域进行抽样调研, 评估相关房地产政策的微观运行情况, 如政策效果、存在问题及原因等, 探讨政策在典型区域运行的体制、机制内涵。

2.影响政策的局部因素及整体因素

结合房地产政策在典型区域的效果及其相应的运行体制、机制, 探讨影响房地产整体政策效果的局部因素及整体因素。

3.政策运行体制、机制

在分析影响政策运行的局部、整体因素基础上, 建立房地产政策的整体运行体制、机制模型。

(四) 房地产政策的优化建议与对策

1.政策未来效果预测

假定社会经济情况指标体系、房地产市场指标体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预测相关房地产政策效果的相应变化, 并建立政策效果测量模型。

2.政策的优化建议与实施对策

在对整体情况和典型区域相关房地产政策效果的评估基础上, 结合政策的未来效果预测模型, 提出政策优化建议及实施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