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传播（精选12篇）
女性主义传播 篇1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理论逐渐形成。媒介和女性主义的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大众传媒与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媒介通过其传播内容间接地表达对女性的观点, 而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媒介女性、女性受众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各方因素的影响, 隐蔽地呈现出边缘化的特性。
女性主义与媒介传播研究
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和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 对大众传媒在社会性别建构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和判断。它是媒介批评理论的一股重要力量, 主要包括对媒介三个方面的审视:
制作方面。审视媒介制作过程的内、外部环境, 包括女性媒介从业者的数量发生了变化, 女性在媒介中的职务、地位等相关情况。
文本方面。该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女性的媒介形象研究, 即电视剧、广告、媒介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 从被呈现的频率、再现方式和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
媒介对女性受众的影响。该方面注重于分析媒介与女性受众之间潜在的相互关联, 以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媒介传播内容的接收和反馈等。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是以直观的方式进行再现。在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报道与再现却呈现了一定的偏差, 人们是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来看待女性的。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国内外媒体上, 女性代言广告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现审美倾向的, 一种是具有使用功能的。前者女性表现为情感型。通过媒介广告中触目皆是容貌美丽或性情温顺的女性形象, 进而表现了男性心目中“美丽温柔”的理想的女性形象, 同时又在诱导女性将此内化为对自身形象的自觉期待。如洗发水或沐浴露的广告主角清一色是美女。广大观众看到的是“如同瀑布一般的秀滑的黑发”、“晶莹剔透的肌肤”或是“光滑有弹性的脸蛋”。后者把女性描绘成为操持家务或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个体。最为典型的就是广告中的“贤妻良母”的形象。通过人物和广告词让女性, 尤其是准备或已经是母亲的女性更加坚定了自己现有的状态、地位和应尽的责任。
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不仅被赋予丰富多彩的情感诉求和个性差异;而且根植于一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 映射出一定的社会生活图像和价值观念。如上世纪90年代初, 电视剧塑造了一批“走不出家中”的传统女性形象, 以《渴望》中的刘慧芳为代表。她是囿于“大家”的传统女性, 是一个典型的符合传统理想的“好”女人。她承担着男性社会需要的一个道德符号。改革开放使“打工”成为一种潮流, 一批女性走出家门, 自我打拼。她们在重新为自己定位时, 仍然受到“家”的种种限制, 使她们在冲出家门后, 仍是所行不远。因此, 走出家门的“娜拉”们的成功是极其有限的, 她们难以走出传统而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白领们脱颖而出。她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衣着靓丽。在事业上她们要与男性竞争, 性别的差异使得她们在职场上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在生活上她们无法完全摆脱男性, 她们仍然要做好妻子、好母亲。
媒介中的女性报道。传统媒介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摈弃了广告和影视剧中常见的虚构手法和典型化模式, 依照新闻文本尊重事实的原则, 走向真实, 走向生活。尽管如此, 媒介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所占的比例却很少。冯媛对我国八家主导报纸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 新闻版的新闻作品进行研究后发现, 男性新闻人物在出现频率、被引用频率和被拍摄频率等多方面都远远超过女性, 其中在有言论被引述的新闻人物中, 男性占91%, 女性占9%。男性新闻人物中的职业身份较重要者 (如政治领导人、企业团体负责人) 占男性新闻人物的70%, 女性新闻人物中政治性身份者仅占18.7%。 (1) 同时在网络中, 虽然各大门户网站相继开设了女性板块、女性频道等空间, 但提供的信息仍以购物消费、化妆美容、餐饮、时尚家居等内容为多。这种报道的主体倾向是按照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在引导和培养女性的生活观、事业观、审美观。在日常的网络新闻信息中, 女性常以边缘角色出现, 通常是新闻事件中的被害人或受害人的身份, 在网络中充当信息传播的载体。
综上所述, 媒介中女性形象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下的女性形象。女性形象被深深地打上了刻板印记, 表现出一种程式化和形象化的范式。
媒介女性
媒介女性主要是指在媒介中工作的女性。社会的发展使从事媒介工作的女性逐渐增多, 但是媒介女性通常从事行政工作或软新闻方面的制作和报道, 即以女性为主打的关注生活的节目, 如央视的《半边天》、《为您服务》, 江苏卫视的《人间》等。媒介组织内的性别问题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运作。
从媒介话语权的角度来看, 媒介女性与媒体话语在关联程度上并不存在优势。担任栏目主持人的女性没有真正发挥话语的主体作用。担任访谈或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她们以情感为主, 以聊天的方式来展现与母性以及所延伸的“私领域”的人文关照;少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领域的女性主持人, 面对男性的权威、专家或官员时, 她们是作为节目中的“观众”出现的, 男性是话语的控制者, 女性则是失语的。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媒介组织价值文化的男性主导而产生的“沉默的螺旋”。在媒介组织理论中, 男性形成的价值观就间接地成为该机构的组织价值文化。这种组织价值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和隐性压力使得个人在组织中生存就必须遵从而不是对抗己定型的现行的组织文化价值。这充分说明了在媒介组织中主流的男性的观点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女性从业人员的数量和地位的局限而引起的男性“议程设置”。女性在媒介中的整体地位是群体弱势或边缘的, 媒介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因此, 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权力会对媒体的议题设定、内容选择以及叙事方式对女性的再现构成影响。从负载在媒体中的男性视角和男性观点出发, 传播着男性设置者对世界的认识。
受众女性
大众传媒的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互动关系, 即女性受众的喜好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传媒塑造出什么样的女性形象, 同时通过传媒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影响、规范甚至制约女性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象。
从上文中提到的三类女性形象来看, 媒介在制作构思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主观偏见, 并依照当今处于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美化、庸俗化一类女性形象, 贬抑甚至忽视另一类女性的存在。
对于女性受众来说, 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参与能力强、思维理性化和身心成熟的女性受众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自主意识, 不会轻易受媒介中模式化女性形象的规范和牵制, 而且在传播媒体未能提供足够真实、完整的有关女性的报道和形象的情况下, 这一类女性受众会选择对媒介的疏离甚至缺席。
关于女性传播定位的思考
媒介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理念和精神, 是大多数民众作出决策和建构价值的依据, 媒介同时也担任着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着眼于女性受众的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媒介对女性传播应该从片面走向完整, 提倡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首先, 女性传播应该是一种以女性为出发点的观照方式, 而不是将男性与女性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女性传播不是以女人的权力为标准去衡量公共领域, 也不是用简单的是非观念去否定整个男性社会, 而是以“多元”的角度去衡量, 既包括女性的视点, 也将男性视点包括在内, 它的目的在于唤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 营造多元的传播空间与传播视角。
其次, 女性传播应该注重事实而非现象的平等。在公共领域中女性与男性的平等不能仅仅以规定中所享受的某些权力为依据, 而应从二者对于公共事物的参与程度及决断力上进行事实的剖析。女性传播要求的男女平等不是在现象层面的平等, 而是在同等参与程度基础上的平等。媒介中女性从业者需要积极提升在媒介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发出女性的声音。
最后, 女性传播者解构男权的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女性多方面的需求。女性传播应是在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进行建构, 关注女性多方面的需求, 拓展其社会功能, 为女性传递当代社会变革的动态信息。多种媒介形式促进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发展, 让女性在思维的交流中建立起对社会的全面认识, 从而为女性建构起平等的社会空间。
参考文献
[1].刘力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
[3].金一红、刘伯红:《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5].卜卫:《媒介与性别》,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女性主义传播 篇2
邱醒群先生与李大钊同班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曾受业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鼻祖何上肇先生门下。
1914年李、邱两位先生学成毕业同时归国，邱先生返回原籍贵州，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他在客观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流派时，作为重点之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讲到了《资本论》。邱醒群先生是在贵州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人，同时是在贵州最早介绍美国宪法和国际法的学者。当然邱先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的先进民主主义者。但是，他的长子邱纯和烈士是贵州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共产主义忠诚党员，所以在邱老先生的晚年，由于长子壮烈牺牲，他的思想已靠近了马列的政治学说。
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田君亮与李椒元
作为在贵州最早传播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首推田君亮和李俶元两位先生。
田君亮先生于1917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归国返回故乡贵州，在当时贵州的最高学府贵阳中学和贵阳高级中学，站在讲台上，以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向学生们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日本何上肇先生的门生，在贵州传播《资本论》巨著。李俶元先生口不提什么主义，但他向学生们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先进的代表。田、李两位先生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革命的实践中保护年青的贵州党的地下党员，赢得了贵州最早时期的年轻共产党党员秦天真、徐健生等同学的忠心拥戴，在李椒元教授逝世追悼大会上，徐健生同志含泪参加悼念、其境感人至深。
四、刘劲夫与刘方岳
刘劲夫先生与先父同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系，同师于何上肇门下，后又同船赴西欧求学，先父刘方岳到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学习《资本论》，刘劲夫先生则在法国更深入工人运动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亦系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的挚友、劲夫先生返回贵州后的当年，主要在他的故乡—遵义地区授课，同时大力宣讲马列主义，成为周林、陈沂(余万能，万显兄弟)等人后来走向共产党的恩师。解放上海时，周林任市政府秘书长时亲自拜见刘劲夫先生(劲夫世叔当时在上海商学院任教授)至于先父刘方岳先生长期归返故乡贵阳于二十年代至三、四十年代，曾宣读解释《资本论》宣传社会主义的事迹，已载人周春元教授主编的《贵州史》册及不少的个人革命回忆录文章中，在此也无庸笔者赘述。
原籍贵州的老一辈中共党人，最为著名的邓恩铭烈士是中共第一次建党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周达文烈士(俄文名邱贡诺夫)，长期生活在苏俄，曾与斯大林同志直接通讯商讨中国革命问题，后受到王明的陷害，作为反革命牺牲于1937年7月的伯力(哈巴诺夫斯克)，龙大道同志等，因长期不在贵州工作，鲜为贵州人知。
女性主义传播 篇3
摘要：
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女性地位日渐提高，社会对女性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告传播，越来越多的广告开始将目光看向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这也反过来推动女性媒介角色的变化，两者的影响是相互的。本文将以新媒体广告传播为背景，以宝洁系列广告为例，浅析广告传播中社会关怀对推动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影响。
关键词：
新媒体传播 女性主体意识 社会关怀
1.广告传播中女性媒介角色的变化
一直以来，广告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总是处在一种被男性审视的视角下，女人不是独立的个体，更像是附属于男性的物品。在受欢迎的广告中，无一例外女性形象都是美丽的，性感的，带有极强的观赏性质和性标签。就连广告界著名的“3B”（Beauty、Beast、Baby）原则都带着明显的消费女性的色彩，即女性不仅被当作广告创意中的一个元素，更是被当作用来促销的手段，做为独立主体的女性的个性、气质和思想等无疑都是被抹杀的，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符号。
法国社会评论学家罗兰巴特认为，处在社会普通层面消费者会被各种各样大众传播媒介所引导甚至支配。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Ibert Bandura）“观察学习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动作行为就学会一些比较复杂的行为，而不用切身实践，亲力亲为。但这种替代性的学习是要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它必然受到各个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个体生理，心理认如上的影响。
传统化妆品广告中，经常出现女性因为容貌不佳不受男性欢迎而苦恼，然而在用了某某化妆品之后，外表变得美丽，男性追求者变多，女性因此得到满足；可以看出，广告传播中影射女性变美只是为了取悦男性，她的价值是依附于男性的，带有很强的两性不平等思想。女权运动的崛起使得大众传播媒介上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元化，与以往那些柔弱的家庭主妇不同，越来越多的成功职业女性形象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广告人也开始意识到，女性是非常具有购买力的人群，就算是家庭主妇，也掌握着家庭支出的财政大权。为此，广告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个性鲜明，独立自信的职场女性。
2.广告传播中的社会性与女性媒介形象解读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单一的商业目的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传播追求，因为他们目标不仅是眼前所及的利益，更是企业发展对于社会的价值与贡献，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在广告传播中向着社会关怀（如公益广告）的方向发展。一个好的社会关怀的广告，不仅能让企业实现商业目的，也能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从而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同时，每个人存在于社会中，除了有各自独特的性格之外，更带着一种社会性格。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中提到，人的社会性格是动态的，是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的，而且会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很多女性一出生，这个世界就已经是既定的模样，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都是摆在那里，无法被改变的，她们也无法选择，她们只能被迫接受。
好比每个女孩都拥有着独一无二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随着她们渐渐长大，“社会期待”会教导她们如何迎合整个社会的审美与主流价值观，规训她们成为能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
在“社会期待”下女性的个性与想法都会被逐渐抹杀，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则扮演着投射社会价值观的角色，对女性的引导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詹姆逊认为，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引入到消费中去。广告创意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广告传播中的女性媒介形象解读有很大的作用，推动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崛起也是广告传播的社会关怀形式。为此，许多优秀的影响深远的广告运动开始出现，如多芬的“真实之美”系列广告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2004年，多芬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3200多名18-64岁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只有百分之二的女性认为自己是美丽的，大多数却觉得自己相貌平平。于是多芬推出了“多芬真实之美”运动，让普通的女性上镜成为广告模特，颠覆传统思想里对美的定义，帮助每个女性能认识到自己的美丽，让她们重拾自信。
3.广告传播中女性媒介形象与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以“宝洁”广告为例
10年之后，宝洁在多芬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2014年夏天，宝洁旗TAlways卫生巾推出“Like A Girl”广告，成功吸引大众的眼球与热议，在提升企业形象的同时，改变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与价值观念，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Like A Girl”广告旨在消弭社会对于年轻女性的传统刻板的印象。作为第一个在美国超级碗上播出的女性卫生巾广告，它一经推出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不仅在YouTube上点击超过850万，而且还获得了戛纳国际创意节的最佳公关类大奖。在“LikeA Girl”获得巨大成功后，宝洁又在15年推出了第二波广告“Girls Are Unstoppable”。“Like A Girl”品牌战略是以翔实的大数据分析作为基础，前期宝洁公司先前对英美3000多名年轻女性进行了“青春期自信心理状况”调查。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女孩儿是缺乏自信的，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儿（53%），在社会中她们备受限制因此变得十分消极（60%），有更多的女孩儿认为社会总是会给她们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告诉她们女孩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88%）。
宝洁这则广告采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找了一些还没有经历青春期的小女孩和其他男女两个对照组，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访问，呼吁大家改变认知，像个女孩的后面不一定只能带上那些代表弱势的形容词，我们也可以像个女孩一样“勇敢”，“坚强”，“自信”。改变社会给她们某种规训与限制，她们被迫活在这种限制之下，久而久之，这种限制就被内化，进而主宰着她们的行为与思想。在“Like A Girl”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宝洁又接着推出了“Girls Are Unstoppable”，同样以纪录片的形式，找了100多位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女性，问她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曾受到过怎样的限制，并鼓励她们勇敢地撕掉这个社会贴在她们身上的弱势标签，鼓励她们发现真我，张扬个性。
宝洁这一系列广告对女性媒介形象的构建有着极大的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析：
（1）构建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话语权是推进大众媒介中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第一步。“Like A Girl”系列广告颠覆了传统广告中女性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让女性成为主角，让女性出来说话。女性完全摆脱了社会规训对他们的束缚，勇敢站出来喊出新声，这无疑是对构建健康平等的女性话语权环境的一大推动。（2）打开女性视角。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就是要打破矮化女性，压制女性的境况，为女性争取一个完整的视角。宝洁的这一系列广告引导女性去健康，自信，全面地看待自己，呼吁女性走出被社会，被男性审视被动状态，赢回一个真正平等自主的女性视角。（3）形成女性文化。身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投射与载体，传播媒介则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推进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的最终步骤就是养成女性文化，只有系统且全面的女性文化形成了，女性才算得到了真正平等的地位。宝洁此系列广告在表现女性形象上有着崭新的突破，而且解构了传统的女性文化，为重塑女性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4.结语
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是互相影响，彼此促进的。大众传播媒介能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对大众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过来，社会文化也会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而广告作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传播媒介，其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女性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动女性文化的发展是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不可推卸的责任，宝洁Always这一系列的广告从唤醒她女性的主体意识入手，让女性意识到两性差异不等同于两性不平等，呼吁女性从刻板的传统形象中跳脱出来，帮助女性建立独立自主的意识，对推动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以及为未来实现女性的多元化发展和两性真正的平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众媒介与女性主义传播困境 篇4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和斗争从未停止过, 从18世纪末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到女性主义融合进各个学科领域, 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批判和发展, 并最终成为世界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新闻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自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 这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学开拓了更高深的领域, 提供了更丰润的滋养。二者结合在一起, 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是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 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6世纪一位女诗人在爱琴海一个叫LES-BIAN的小岛上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这是女性主义思想在历史上最早的记载。但直至18世纪末, 女性主义才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在欧洲兴起。
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统称为传统的女性主义, 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很快掀起波澜。这次浪潮规模宏大, 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 各种妇女组织纷纷成立。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妇女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的全国妇女组织, 到八十年代末, 该组织已拥有15万会员, 176个分会。第二次浪潮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开始开设有关女性的课程。
二、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一) 女性主义与媒介研究的对接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 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理论的不断发展, 女性主义的触角也伸展到媒介, 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动向。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他人合作出版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目前, 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一种秉承女性主义的传统批判路线, 认为当今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各类各色的女性形象, 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面貌, 话语权仍掌握在男性手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 新闻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 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约翰·哈里特在《从权力到识别:大众新闻与后现代性》中就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女性主义主要研究领域
1. 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广告中的性别描绘因其对受众的潜在影响力而被看作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环境形成意见气候, 来影响社会心理和引导舆论, 而广告通过金钱又垄断了信息环境。以2000年8月正式上市的减肥产品“曲美”为例, 产品上市后, 公司投放广告几千万元, 第一年销售额达3亿元。这足以说明以女性为主体的减肥药透过媒体广告产生强大的效果。
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 《末路狂花》、《穿普拉达的女王》都呼唤着女性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都是由男性叙事完成的事实。女性形象依然是被动地由男性话语支配的, 依然没有摆脱被支配的命运。
上世纪60年代的陈染、林白、张抗抗等人的“女性写作”打破旧思维, 带来全新的女性思想, 重视女性心理状况。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显然是对“女性写作”的颠覆, 她们“并不拒绝男性的趣味, 而是竭力体现出配合的趋势———她们不仅不反对男性的‘窥视’, 而且主动地‘展示’。”
2. 女性传者。
(1) 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据调查表明, 在中国, 广电行业、报业以及通讯社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大约为7∶3, 而传媒的领导层中妇女的比例更加微乎其微。直至近年来女性从业人数增长到了媒体从业人员总数的1/3, 但是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给女性形象带来根本的改变, 这就好像沉默的螺旋, 主流意识、多数意见、强势群体的男性观念, 压倒非主流意识、少数意见、弱势群体的女性观念, 女性在媒介中的边缘地位说明了媒介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
(2) 女性报道者的作用。
因战地报道而荣获“2003年中国青年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的闾丘露薇, 各大媒体不是去关注和报道有关她的战地报道所取得的成就和突破, 而是将目光焦点放在“战地玫瑰”“全世界最美、最性感的女人”。将女记者贴上性别的标签, 而忽略其作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成就, 歪曲女性传播者所发挥的作用。
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困境
1.女性在媒介中被忽视现象。
在造人说中,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而已。“人”其实只是“男人” (man) , 而人类繁衍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性别“女人” (woman) , 其存在的意义仅限于“男人的配偶”, 是处于沉默失语的、被历史所遮蔽的缺席者。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每次播报会议参加人员的时候对女性参加人员都要加注其性别, 如今女博士也被当做第三类人, 这就在无形中带有明显的性别倾向。
2.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
“媒介反应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 从而对女性或她们不予表现, 或用刻板印象对她们进行描述, 一次象征性地贬损妇女。”大众传媒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存在刻板印象, 女性通常被表现为家庭妇女的形象, 即使是职业女性, 也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型、辅助性职业为主。这种现象表明了至今媒体仍存在降低女性的重要度甚至忽略女性对社会贡献的倾向。
3.媒介对女性描述歪曲现象。
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方式制造了大量的美女形象。除去面向女性读者的《瑞丽》、《女友》杂志以女性形象做封面, 而像《男人装》等专供男性阅读的杂志焦点却在每期的封面女郎, 穿着越暴露越受追捧。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化, 似乎就只是美丽的包装品。将女性色情化的广告也常常出现在媒体中。
四、结语
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必须运用好新闻传播媒介。要致力于如何找到被男权媒介所遮蔽的女性的表达方式, 彻底地解放女性自身, 用女性敏锐力来解读媒介文本。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 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 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 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 促进女性的发展, 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1.
[2].黎信译, 载马戎, 周星.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2001.245～246.
[3].单波, 周灏.新闻“女性化”的真相——解读〈时代〉的女性封面.武汉声屏.2003 (3) 27.
[4].徐敏, 钱宵峰.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妇女研究论丛.2002 (.3) 22～29.
[5].荒林, 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No.2.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281) .
[6].林林, 张玉川.女性报道者的角色嬗变.现代传播.2003 (3) .
[7].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156)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国际原因 篇5
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为了与国内外敌人战斗，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阶级基础。
2资本主义形象的破灭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上树立马列主义的崇高威信，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取得革命胜利，也必须有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推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篇6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化诗学 元历史
概述
历史究竟为何物？历史作为客观存在，是否就犹如历史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是否应该与“大历史（History）”作为中心研究历史？是否应该与文学作品相对立？针对这三个问题，新历史主义给予了全盘否定。新历史主义批评观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了解新历史主义的发展起源，对全面深入理解新历史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一、新历史主义的起源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先后经历了历史主义的衰落与形式主义的落没才得以发展起来。
1.历史主义的衰落。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又名历史决定论，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用历史主义在解释文学和它所依据的历史条件的时候，既不突出其本身为文学，也否定了此时此地的研究者对以前的历史现象、文学作品的表现之间的不断生发的期待视野的存在。历史主义割裂了文学作品与历史的联系因而遭到形式主义的抨击。
2.形式主义的落没。在二十世纪初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影响范围非常大，其研究以形式为本体，在研究中把历史主义所坚持的作品与作品之外历史联系，极力地予以消解和抛弃（王向峰，2010）。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挖掘文本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青睐读者阅读活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阶段，甚至提出“作者已死”……就是在这些“奇说竞技”背景之下，新历史主义得以从中焕发生机。
3.新历史主义登上历史舞台。1982年，新历史主义作为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新的挑战者走向了历史的前台。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ett）在为《类型》学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正式确立了这一流派及其称谓，并成为该派的精神领袖。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它冲破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框范，敞亮被“大历史”遮蔽或遗弃的“小历史”，把“历史”改写为粘联各种“碎片”的集合体、各种力量的“作用力场”，变为一种不确定的、可塑的“文本”。其思想核心与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所秉持的“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理念一脉相承，新历史主义正是通过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实现去中心和重释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权力角色认同，以及对文学史思想史的全新改写。
二、新历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与其他批评理论学派相比，新历史主义派别仿佛寡不敌众。但是新历史主义阐释文学本文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特别是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metahistory）框架。
1.文化诗学。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把文学看作文化的一部分，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为重点。黄小伟（2007）认为格林布莱特选择这一时期作为批评对象，更是试图借以宣传其文化立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一提起文艺复兴，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人文精神，是横跨中世纪僵化静止的自我形象与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自我塑形之间的“过渡时代”。文化诗学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种基本特征：
①跨学科研究，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等；
②文化的政治属性，即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③历史意识形态，善于将“大历史”（History）化为“小历史”（history）。“大历史”指的是与历史主义研究的历史，“小历史”是对历史的阐释，往往是历史记载的空白或者被历史所淹没的无言文本。新历史主义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无言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产生话语权力进而冲击甚至颠覆所谓的大历史。
2.元历史框架。一般而言，“元历史”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指“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别）。海登·怀特的基本观点是：先把历史看作是语言的再现，然后才能看出历史的真实价值。笔者认为“元历史”观点的提出使得编史犹如艺术创作，充满了各种表现手法，其真实性与可解读性往往要解读其创作者才得以揭晓，这就变相地把历史客观转化为对作者的解读，历史就变得主观起来了。
三、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新历史主义被引介到中国，与中国史情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历史小说与影视作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新历史主义文学以个人化、多元化的叙事方式， 关注历史中边缘的人与事， 风格更趋民间化、大众化。笔者认为中国式的新历史主义叙述文学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通过历史文学杜撰出来的人物（往往是史书没有记载的）来反应主流历史背景及意义，这里称为弱式新历史主义；二是以作家的独特眼光对大历史进行小历史解读，并融合当代研究的趋向，往往会与史书的相关记载大相径庭，与弱式相对地称为强式历史主义。
1.弱式新历史主义。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可以说是弱式新历史主义的典型。《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余占鳌是一个热血汉子，身体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野蛮。历史上是否有余占鳌这一人物并不那么重要，但是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莫言通过余占鳌等普通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这些仿佛都是当时大历史背景下颤动的音符，奏出了全体中国人的心声。可以说这种弱式新历史主义文学“以小见大、以小辅大”的叙述方式既创新了文学叙述形式，又以“普通人”的作为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另一部也可以称作弱式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从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来看，白鹿原共经历了改朝换代、农民运动及国共分裂、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四次关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白鹿原的最终命运与后来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环环相扣，最终各股势力都有了自己的归宿，也许白鹿原的兴衰就是当时中国历史的缩影。弱式新历史主义中国文学作品避开了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做着与英雄人物一样的事情，或许他们的人生并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值得我们普通人借鉴学习。
2.强式新历史主义。到了强式新历史主义，文学还从稗史、野史甚至逸事、传说中取材， 揭示被正史所掩盖、所遮蔽的历史真相。高阳公主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女，史书对高阳公主的记载只寥寥数语， 认为她是一个性格飞扬跋扈， 生活骄奢淫逸， 以美色惑众， 以情欲害人的女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如此描述的：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高阳公主，公主骄姿甚，公主教遗爱反撍遗直。但在作家赵玫笔下，作者并不否认和回避有关高阳公主的历史记载。在史书未载之处，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通过虚构大量的情节，丰满的心理描写， 对高阳公主不顾礼仪廉耻、离经叛道的行为进行个性化的阐释，从人性的深处探寻原因，把历史事件与权利、女性、爱情等多种因素融会在一起， 重新塑造了一个生于皇室，敢恨敢爱， 但又十分不幸的悲剧女性。
七本套的《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以一种网络语言向读者娓娓道出明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人物。其中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或许历史在强式新历史主义的阐释中根本就不是历史，只是个人见闻的感受罢了。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对历史要持有怀疑态度，我们或许不能苟同，但却也值得思考。
四、结语
本文简要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观点，并谈论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特色新历史主义主要有弱式与强式两种，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对历史进行补充，或对历史进行颠覆，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与认证。新历史主义，我们也要持扬弃的态度，实践中检验它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2]王向峰.在形式主义路尽处发生的新历史主义[J].上海：文艺理论研究，2010（1）.
[3]黄小伟.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化功能运作[J].广西：社会科学家，2007.5（3）.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8，405，408.
[5]刘捷，邱美英，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5，196.
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新闻传播学 篇7
女性主义, 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 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世纪末的法国 (法文为feminisme) , 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 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 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教育的普及开辟了先河, 并且使得15世纪之后, 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 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 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1789年10月, 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 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至19世纪初期, 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 女性教育广泛展开, 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 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 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 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 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此外,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 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 女性组织大量涌现, 女性研究风起云涌, 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 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 并凭借此次高潮, 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 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此后, “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 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二、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 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入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 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年, 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 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1978年, 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 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 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我国大陆, 大多数学者认为, 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O世纪8O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 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中国, 但二者的“联姻”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收集到的国内有关女性的传播研究文章共19篇, 等于1986至1994年之和;同年, 《新闻与传播研究》推出一期“女性与媒体”专辑;1996年,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和分析大众传媒。1997年,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杂志、报纸、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同年, 《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 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 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2001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 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 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 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 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 (即女性传者) 、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 (即女性受众) 。
传者研究: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
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在整个世界, 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 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 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 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 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 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 变成
男同事的附属物, 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 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 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 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 反映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贡献, 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 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 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 (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 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 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 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 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 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 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问题是, 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 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 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 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 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 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 促进女性的发展, 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摘要：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 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在当代理论的各种声音当中, 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 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 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 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新闻传播,方法论
参考文献
[1]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作为一种学术视角的女性主义http://www1.china.com.cn/xxsb/txt/2005-07/06/content_5908330.htm
[3]廖声武《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十年》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2月
[4]陈阳《传播学研究的一个“边缘”课题--女性与传播》
[5]周少四《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扫描》新闻知识2007年2月
女性主义传播 篇8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2011年12月13日0点至15点之间新浪微博随便看看中发表的信息用户469个, 去掉重复用户和非个人用户 (非个人用户具体指微博中的企业、媒体、政府等用户) 后, 随机抽取100个用户作为分析样本。笔者注册新的新浪微博账户, 将这100个用户加关注后进行研究。
(二) 抽样依据
选择新浪微博是因为目前新浪微博是国内知名度、使用率、用户粘性、权威性最大的微博 (新浪微博元年白皮书, 2010年9月) 。
(三) 研究分类
微博用户自我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本文选择用户的身份设计、页面装扮、微博内容、互动社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四个方面的考察均视用户的性别为自变量。
对于用户的身份设计的考察, 主要从不同性别用户的昵称、头像、个人介绍、个人标签 (标签是用户自定义描述自己职业、兴趣爱好的关键词) 这几个方面进行测量, 考察用户在这些方面是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昵称主要看用户使用的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 使用的虚拟名称是否体现出了不同的性别形象。个人头像主要看使用的图片是否呈现出各自的性别形象, 分为生活照、卡通、动物、风景四类进行测量。
个人介绍和个人标签功能均是用户用简短的语言来呈现自己, 因此二者可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根据呈现的内容不同, 笔者给出如下分类:性格、职业、爱好、外貌、能力、情感。
对于用户的页面装扮, 主要看用户微博的模板使用、色彩搭配两个方面。其中将新浪提供的模板分类为童趣、时尚、唯美、科技、节日五类。色彩搭配分类为:温润甜美、明艳亮丽、幽深高贵、平静沉着、清爽自然、活泼可爱、热烈激情。
在用户的微博内容上, 按照用户发表内容的不同, 分为事业、家庭、情感、知识、魅力、政治、经济、科技。其中将事业、家庭、情感、魅力列为私人领域, 知识、政治、经济、科技列为公共领域。
用户在微博上的互动社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户对其他用户微博的转发、收藏和评论;二是用户加入的微博群。
从抽取的100个样本中选取2个典型样本, 男女用户各1个。通过对两个样本的微博内容、互动社交两个方面进行深度分析。
二、研究发现
抽取的100个样本中, 男性用户63个, 女性用户37个。
(一) 身份设计
1.昵称的自我呈现
有5个用户使用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这里的真实姓名的界定以符合传统的命名规则为准, 即形式上符合传统命名规则的, 本文默认为用户使用的是真实姓名) (M=2, F=3) , 分别占各自用户总体的3.17%和8.11%。可见尽管微博营造的环境更真实自主, 但用户仍然将自己的昵称视为自己基本形象的一个重要呈现方面, 并以与昵称基本一致的形象和他人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 用户不会随意更改昵称, 在这一点上男女用户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应注意, 用户的微博昵称与传统网名存在一定的差异。用户的微博昵称多表现为这样的形式“形容性词语+真实姓名”、“符号+真实姓名”、“英文字母+真实姓名”、“真实姓名的拼音”等, 而传统网络用户名多体现不出用户的真实姓名, 可见用户更愿意在微博中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呈现自我, 只是由于新浪微博不允许用户的昵称重复, 因此只能以其他的变式呈现。而在这一点上男女用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M=3, F=14) , 女性用户的数量要高于男性用户, 说明女性用户想表达真实自我的意愿更为强烈。
2.头像的自我呈现
用户的头像可以说是其性别形象的一个显性特征, 有69个用户标明了自己的性别 (M=36, F=33) , 男女用户各占其用户总数的57.14%和89.19%, 其中大多数用户使用了自己的生活照 (M=32, F=23) , 分别为50.79%和62.16%。可见, 男女两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男性用户使用标明自己性别的头像基本为自己的生活照, 而女性用户则更多的采用了卡通照片。这一点虽然与昵称的呈现出现了一定的矛盾, 但从这种矛盾的呈现也可看出, 尽管女性希望通过微博呈现真实的自我, 但是仍对自身的外在形象较为重视, 这是对自己被看的地位的一种无意识。
3.个人介绍和个人标签
个人介绍和个人标签是用户对个人形象的最简练地概括, 是最希望被他人认可的形象。有63个用户 (M=41, F=22) 在个人介绍和标签中对自己进行了描述。
男性用户突出自己的职业、能力, 表现出理性的一面, 而女性则注重性格、爱好等感性方面的描述, 男女两性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二) 页面装扮
共有91个用户 (M=60, F=31) 以使用新浪自带模板或者自定义的方式进行了页面装扮, 无论从模板的选用还是页面的色彩搭配上, 均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从页面装扮的用户数量来看, 男女用户在微博中都希望通过页面的调整达到悦人悦己的目的。
(三) 微博内容
微博内容是微博的核心, 微博是一个信息、情绪、经验的集结平台, 它短小、快捷的书写方式, 给用户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表达思想、抒发情绪、关注信息的场所。与以往媒介不同的是, 这种书写方式不再需要用户长时间的思考。即时的表述, 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十分契合。通过对微博内容的跟踪, 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用户在某一时刻的态度和关注的事情, 而且可以更详细地看到用户内心细微的变化过程。
通过用户在2011年12月14日发布的微博内容来看, 男性用户更关注公领域 (M=34, F=11) , 而女性用户则更多地关注情感、家庭、魅力等私领域 (M=19, F=18) 。从对选取的两个典型样本对比来看, 男性微博中使用图片、表情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女性。可见, 男性使用微博主要目的在于分享公共信息, 女性则在于传播私人信息。男性在微博中的形象侧重理性, 女性则侧重感性。
(四) 互动社交
1.转发、评论和收藏情况
通过考察用户在2011年12月14日的微博转发、评论和收藏情况发现, 有62个用户进行了以上三种行为的至少一项 (M=32, F=22) , 分别占男女总数的50.79%和59.46%, 男女两性用户在微博中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态度, 女性在与用户的互动上表现得比男性更积极。
2.加入的微博群
有86个用户加入了微博群 (M=52, F=34) , 分别占各自用户总数的82.54%和91.89%。同时, 未加入群的男性用户粉丝数量集中在100人以下。可见, 大多数微博用户都加入了自己感兴趣的群组, 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网络社交, 但男女用户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用户在刚使用微博时, 便迅速加入了各种群, 希望尽快融入集体环境, 扩大在微博中的社交面。这表现出害怕孤独, 害怕被孤立的心态, 反映出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是, 女性对自己的价值评价更多的表现在是否得到他人认可和关注, 女性仍把自身置于一种被看的角色, 一种附属的地位。而男性用户在刚接触微博时, 并不会马上加入群, 而是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 这更多的表现出男性一种理性、独立、勇敢的形象。
三、研究结论
两性在微博中自我呈现的方式有鲜明的特征, 由于微博的碎片化和及时化, 用户在发布信息时大多未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是一种更加接近真实内心的表达。这种自我呈现的心理机制更加接近现实社会中的自我呈现。基于两性在微博中的这种新的自我呈现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
(一) 两性在微博中形象的自我呈现方式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 女性的弱势刻板印象没有改变
1.男性在微博中发表的信息的集中在能力、成就、造诣等方面, 呈现的形象是有领导能力、坚强、客观、有目标、有成就和不情绪化。女性发表的内容则集中在情感、生活琐事上, 呈现出的形象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
2.男性用户微博内容的更新频率明显低于女性用户。这一方面说明男性用户在发布信息时更有选择性, 以期在谈话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 表现自己的支配力。
3.在微博的互动社交上, 男性参与博文的评论和转发的比例比女性低, 说明男性发表微博主要目的是表达自己的见解, 而女性是为了参与互动。男性在微博上, 表现出更加谨慎、理性的形象, 在与用户的圈子的打造上, 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效用性, 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女性则显得相对盲目和急迫, 参与社交互动主要是为了获取情感支持, 体现出的是弱势心理和依附地位。
(二) 微博在女性主义传播中有诸多可以利用的契机
1.总结具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微博的即时性和快捷性使得用户发表的内容更具时序性, 动态性, 因而呈现的用户的形象也更具完整性, 我们可以通过对用户在某一时间段发布的微博内容更加详细地了解其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过程。女性微博的更新频率较高, 可以利用这一点更好地对女性进行研究, 了解女性隐藏于网络背后的一些心理特征和行为动因, 从而增强女性主义传播的针对性。
2.发动意见领袖加强女性主义的传播。用户在微博的互动社交中具有较高的参与性, 尤其是与名人有关的群组, 用户的参与度更高, 这些名人中包括明星、知名学者、政府官员等多种类型用户。用户的这种高度参与热情是在以往的媒介中所没有的, 针对用户的这一特点, 发动和号召微博中的名人用户, 建立传播女性主义的微博群或者发起相关的讨论话题, 充分发挥名人的意见领袖的作用, 有意识地传播更多女性主义的知识、构架, 意识形态等。
女性主义传播 篇9
一、社团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
五四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在各地成立了学生社团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如由毛泽东和蔡和森1918年4月在长沙发起的新民学会,积极地支持和宣扬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并坚信共产主义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此外,周恩来、恽代英、林育南等也组织了相关学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和宣传。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组织搜集了大量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还编辑发行了马克思主义论著。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些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和更符合实际的传播。部分高校也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让更多的知识青年能够在课堂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部分学科,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等课程,向青年学子们“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群体传播就是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团体,本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相互探索寻找革命的新出路,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落地生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掌握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马克思主的团体会员,在日后的建党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人才。
二、共产主义小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广泛传播,并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为,而是在有组织、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与指导下,他们才逐步接受这种思潮的。1920年8月,陈独秀、俞秀松、李达等人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也组织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一些受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在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下,也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开始从书房走向了工厂和工地,了解工人们的所思所想和体验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工作,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小组为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工人学校,如北京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小沙渡的工人半日学校。通过办学,不仅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也让共产主义小组加强了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从而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和具体性地指导工人运动。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同时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统一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许多城市还成立了工会,并提出了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要求。这也促进了各地的工人群体能够以组织的形式宣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高了各地工人阶级相互的联合程度。“谓组织传播,就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不管是共产主义小组,还是工人学校、工会,都是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通过这些组织的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到中国工人运动大潮中,也让工人阶级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播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三、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京的外交失败,引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的学生示威游行时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对示威游行队伍进行了镇压和逮捕。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以此号召营救被捕学生。虽然北洋政府不久就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并没有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予以回应。19日,北京学生宣布总罢课,并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演讲,还发起抵制日货等斗争活动。从6月5日开始,上海各行业的六七万产业工人自发罢工,加入到了支援学生反帝爱国斗争行列,上海商人也以罢市进行响应。此后,沪宁铁路、沪杭铁路、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并且罢工浪潮还扩展到了江苏、山东、湖北和湖南等地,一些城市的商人也纷纷罢市支持。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也向群众发表声明,向北洋政府提出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最低要求,并督促政府要顺从民意。迫于全国人民群众和旅外同胞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最终还是释放了被捕学生,也没有在卖国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场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中,中国人民显示出了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全国性的联合组织以及各地的学生、教员、工商界以及妇女界等,或以群众团体,或以社会组织的形式显示出了人民群众新的斗争形式的强大战斗力。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对国家命运也有了新的觉醒,尤其是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对资产阶级专政失去了信心,而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运动中,以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青睐,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和产业工人的思想武器,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初步的运用。此外,五四运动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有重要影响。”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产业工人在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时,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相互协作的意识,以及群体间还形成了互动机制,甚至达到了一定水准的专业化和组织化。从传播学原理来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的,通过这两种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从精英走向了大众,并与中国社会实际贴合得更加紧密,不仅指导了工人运动,并且还促进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开拓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林志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规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1.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0.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页.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0.
女性性传播疾病360例分析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种和调查对象
病种:卫生部规定上报的8种性病, 即艾滋病、淋病、梅毒、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对象为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在我中心性病门诊确诊的各种女性STD患者360例。
1.2 STD诊断
按性传播疾病诊断防治手册诊断标准[1]。对受检人员作全身皮肤、黏膜及妇科检查, 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性接触史, 且必须具备各自相应的检验病原学阳性指标。即解脲支原体 (UU) 和/或沙眼衣原体 (CT) 阳性可诊断为非淋菌性尿道炎 (NGU) ;人乳头瘤病毒IgG抗体 (HPV-IgG) 和醋酸白试验均为阳性可确诊尖锐湿疣 (CA) ;显微镜检或培养淋球菌阳性可确诊为淋病 (NG) ;RPR血清学试验阳性可诊断为梅毒 (SY) ;HSV-Ⅱ检测阳性诊断为生殖器疱疹 (GH) 。
1.3 方法
对STD患者作基本情况登记, 采用访谈方法, 对确诊女性STD患者就相关发病、就诊、行为等话题进行调查。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2.1.1 年龄
360例门诊确诊女性STD患者中, 以30岁~组人数最多, 104例 (28.9%) ;25岁~组次之, 86例 (23.9%) ;20岁~, 71例 (19.7%) ;35岁~, 40例 (11.1%) ;40岁~, 35例 (9.7%) ;45~60岁, 21例 (5.8%) ;15岁~, 3例 (0.8%) 。
2.1.2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33例 (9.2%) , 高中157例 (43.6%) , 初中101例 (28.1%) , 小学及文盲69例 (19.2%) 。
2.1.3 职业分布
以从事服务业人员最多, 91例 (25.3%) ;其次为无业或待业, 82例 (22.8%) ;个体59例 (16.4%) ;农民52例 (1 4.4%) ;工人42例 (1 1.7%) ;其他29例 (8.1%) ;学生5例 (1.4%) 。
2.1.4 婚姻状况
已婚192例 (53.3%) , 未婚有性伴侣138例 (38.3%) , 不详30例 (8.3%) 。
2.1.5 孕产史
有孕产或流产史312例 (86.7%) 。
2.2 病原学检出情况
360例患者中检出性病5种, 包括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淋病、梅毒、生殖器疱疹。其病原检出情况见表1。
[例 (%) ]
从表1可见, STD患者中病原感染以UU最为常见 (64.2%) , 其次为CT (29.2%) 和HPV (28.1%) 。在同一病原感染的女性STD患者中, 其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比例CT (30.5%) 和UU (38.1%) 比HPV (81.2%) 、SY (85.7%) 、NG (73.3%) 、HSV-Ⅱ (77.3%) 低得多。
2.3 性行为背景及可能的传染来源
126例患者对性行为背景作答, 其中商业性性行为61例 (48.4%) , 由配偶或恋人传染45例 (35.7%) , 欲望或其他非婚性行为54例 (42.9%) , 被强暴5例 (4.0%) 。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避孕套的商业性性行为43例 (70.5%, 43/61) , 配偶或恋人性行为14例 (31.1%, 14/45) 。首次性行为年龄12~25岁, 平均18岁。
3 讨论
性病门诊作为人群STD发病情况监测的门户, 对来就诊的STD患者定期进行病原学、流行病学和发病的临床特征进行研究分析, 将有利于我们做好不同地区人群STD的监测, 掌握其流行情况, 制定防控措施, 降低其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疾病对重点人群的危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这一人群绝大多数 (64.4%) 为服务业人员、个体和无业人员。其中服务员 (25.3%) 最多, 她们患STD除了与其正常人群基数较大有关外, 还可能与她们的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较低有关[2]。结果还显示, 20~35岁是女性STD的高发年龄段。因此, 以上人群应作为STD健康教育、行为干预的重点对象。
病原学研究结果显示, UU感染率64.2%明显高于其他几种病原。提示UU是目前STD控制中应重点防治的疾病模式。然而, 在病原混合感染中, CT和UU的比例明显低于HPV、SY、NG与HSV-Ⅱ, 说明这两种病原造成病例重复感染的几率要比其他病原少, 其病情严重程度也相对较小。由UU和CT所致的NGU病例在门诊女性STD患者中高达93.3%, 可见这一病原所致NGU波及面广、感染率高, 仍应列入重点疾病防治之列。
总之, 性观念性行为的改变, 使STD对性活跃人群危害不断增加, STD发病一直呈上升趋势[3]。女性STD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重要的行为特征为:20~35岁性活跃人群, 较早的开始性生活, 拥有多个性伴侣, 较少使用安全套, 怀孕及流产率较高等。应加强对女性STD患者特别是未婚未生育者进行安全性行为教育和生殖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学军.皮肤性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2-37.
[2]郑荣涛, 张华, 郑秀峰, 等.STD门诊1076例就诊者情况调查[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03, 17 (2) :117-118.
女性主义传播 篇11
【关键词】《申报》;女性广告;文化传播
【作者单位】李莉，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张文喜，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的《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历经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时期，又走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阶段，翔实记录了各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因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申报》作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报刊之一，其对树立新女性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主要通过对《申报》女性广告的解析，探索广告文化对当时社会物质及精神潮流的影响，并发掘民国期间广告文化传播之精髓。
一、《申报》女性广告传播的影响
格伯纳等人在1969年提出的涵化理论指出，长期暴露在相同大众信息下的受众，将会产生同一种结果，即被大众媒介灌输了同一套价值观、世界观和角色认同等。对经常接触大众媒介的人而言，媒介主导了他的信息、观念和意识来源，媒介通过反映的“符号现实”长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受众的“现实观”，受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媒介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首先，《申报》不仅是人们了解信息的载体，它所传达的信息、观念和意识也对受众认识和了解世界发挥了主宰作用，或者说《申报》对人们的价值观起到了教化和培养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时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持续的。其次，《申报》在受众形成“主流”现实观念和社会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效果因人而异。再次，五四运动后的《申报》频繁出现女性形象广告，其所刊登的信息不仅仅是药品、美容化妆等，也开始向学校招生等方面扩展，引领女性走出旧观念，接触新社会，学习全新的知识，甚至以娱乐化的形式对她们产生强烈的影响。最后，很多受众在阅读《申报》的同时，将报纸描述的场景与现实生活相对比，从而进一步将观念现实与客观现实统一。
二、20世纪初《申报》女性广告之精华
20世纪初的上海处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兼容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并对西方文化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处于主流社会的资产阶级女性，开始逐步摒弃封建时代的旧观念，追逐都市女性的现代美。《申报》作为当时的主流媒介，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全国，都是广告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广告中隐含的或直接显露出的女性生活的大量信息，都是现实都市女性生活在广告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1. 女性形象成为《申报》广告塑造的主体
20世纪初的上海引领着国内的消费潮流，初具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在这里有着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最流行的服饰、最新鲜的娱乐活动，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形象在《申报》中以全新的精神风貌不断呈现。
民国初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发起争取参政权运动，当时孙中山亲口允诺“女子将来必有完全参政权”，女性问题由此得到重视，女性地位也得到提升。如1912年1月至3月，刊于《申报》的女性广告大约10家，其中医药类有6家，化妆品类有2家，食品类有2家。其中4种商品采用了女性肖像，占总数的40%[1] 。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广告逐步增多。1919年10月，药品类的有8家，化妆品类有7家，香烟类有1家，食品类有2家，日用品类有7家，书籍杂志类有4家，总计29家，其中以女性肖像招徕顾客的有10家，约占总数的34%[1]。
国共合作后，女性广告的种类、形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1924年5月，药品类由1912年的6家增加到15家，化妆品类、香烟类、食品类、服装鞋帽类、日用品类等41家，其中使用女性形象的有24家，约占总数的59%[1] 。这一时期女性形象较之民国初年构图更丰富，衣着虽然保守不外露，但出现了许多女性妖娆的图片。
1920年代末，女性形象广告变得较为普及，1929年1月，药品类、化妆品类、食品类、日用品类、服饰鞋帽类等55家，其中使用女性肖像的有40家，约占商品广告总数的73%[1] 。这时期《申报》广告中女性形象西方化的倾向较重，女性作为一个消费群体开始受到重视。
民国成立20年后，广告业逐步走向成熟。1932年11月的药品类、化妆品类、食品类、日用品类、女性用品类等广告106家，其中女性形象广告占到总数80%[1] 。这一时期女性形象西化严重，图片性感，大量利用女性肢体语言标榜时髦和潮流。较之从前明显的进步是，在这一时期的广告中，女性开始占据一定地位与男性展开互动。
2. 女性角色定位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申报》的女性广告尤其强调女性的被欣赏性，更多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定义女性。比如在服饰美容广告中，经常出现有关“美”的字眼，依然是“女为悦己者容”的陈旧观念。在一则香烟广告中，广告语这样写道：“投我以棕榄报之以笑脸”“必博女子之欢”，这样的“笑”和“欢”均是为了取悦男人。从《申报》广告中可以看出，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女性，依然是家庭主妇的形象，或坐在镜前（夏士莲雪花膏），或怀抱婴儿（好客立麦精牛乳粉），或服侍家庭成员（司各脱鱼肝油），或表现女性的线条美（旁氏白玉霜），其角色定位依然是顺从、柔弱、被欣赏、男尊女
卑[1]。五四运动以来，《申报》这一时期的广告中，女性开始占据一定地位，与男性相媲美。比如在香烟广告中，女性经常与男性一同在公共场所吸烟。各种女性用品广告的增加，表明商家对社会趋势的引导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地位的提高与五四女性解放运动有关，也与《申报》对女性的广告宣传有关，《申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nlc202309090716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广告的内容从关注女性身体健康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到女性的内在精神需求。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日益成为商家的目标对象，成为家庭主要的消费群体和对消费趋势的引领者。《申报》广告对女性观念的塑造与客观现实逐步统一，日益趋同。
3. 女性广告引领社会消费潮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建构了一套独特的以休闲享乐为主流的消费文化，被称为“东方巴黎”“西方纽约”。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中，消费品广告占据了绝大部分，在为《申报》带来巨大广告收入的同时，也将五光十色、绚烂夺目的各式洋货引入人们的生活，比如钟表、洋布、洋油、洋皂等，受到人们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青睐。《申报》广告中，各类食品、饭店等的广告比比皆是，并且通过图像、文字等形式进行刺激性宣传。比如“德士古”油的广告，将中英文品牌文字进行了立体化的处理，如参天大树矗立两旁并且无限伸展，力量感油然而生;再如当时闻名的“美丽”牌香烟，通过丰富的想象，华美的外表，配上“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广告语，文案与图像完美结合。广告中类似这般的唯美设计，在赋予女性年轻、漂亮、温柔、顺从等特征的同时，也在培养受众的认知——以广告图片为社会期待、准则，并以此为指导，尤其是化妆品的广告不断暗示“女性最重要的是容貌”。因此，近代上海的衣食住行随着广告所引领的消费不断发生变化，享受生活，追求时髦。“她们买什么香水啊，花粉啊，衣料啊，皮鞋啊，件件东西以来路货为时髦……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人倾向欧化十分热烈……有几位好时髦的青年男女，甚至头上擦的一定要‘司丹康’‘雪而康’，面上敷的是‘旁氏’或‘夏士莲’雪花膏，身上喷的又是新自法国运来的香水。总之，除他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都是些外国货”[2]。女性广告的涵化作用由此可见，广告将产品与消费进行联结，不断培养消费者的物质观，从而拉动消费，促进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进一步推动广告的发展。
4. 女性广告引领精神消费时尚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逐步商业化，社会交往日益增多，各类休闲场所遍地开花，如茶馆、酒楼、戏馆、赌馆等，引导大众娱乐消费潮流。
《申报》很多广告内容均与娱乐休闲有关，比如戏曲、电影、歌舞演出等。当时的上海女性已经不仅追求物质消费，而且加入精神消费的行列。1928年6月，在《申报》刊登的一则汽油广告中，一名身穿洋装的年轻职业女性与女伴一起驾车兜风;很多类似骑马、跳舞、游泳、打网球等画面此起彼伏，女性阳光积极的形象取代了以往的弱不禁风，广告中全新的女性形象对广大女性发挥着榜样的力量。娱乐广告大量刊登，比如马戏团、电影院、彩票、回力球场等广告欣欣向荣、此起彼伏。丰富多元的娱乐广告在反映这个阶段女性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在引领整个社会的精神消费时尚，精神消费风尚的追求逐渐盛行。
时尚元素最容易引发消费者内心的认同和追随。《申报》通过大量软性具有导向性的话语，一方面将享乐消费观进行合理化引导，另一方面赋予消费审美、认同等社会功能，将崇尚享乐消费观的广告内容渗入社会文化生活层面，通过广告引导女性参与这些活动。《申报》女性广告的精神消费时尚培养作用可见一斑。也正是《申报》广告的大量刺激，整个上海精神消费观念成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效仿的榜样，大量西化思想不断借助《申报》涌入上海、闯入中国，通过女性广告使西方时尚观念在上海乃至中国整个大地蔓延
开来。
5. 女性广告培养着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
男尊女卑的观念古已有之，包括在五四运动之前的《申报》广告中，大量女性处于被“观赏”的地位，如服饰讲究衣长不过膝，领子高到脸颊，袖长不要露出手腕，封建意识依旧浓厚。五四运动之后，都市女性在广告中的形象一反从前，开始刊登乳罩及泳衣等外露较多的流行服饰广告，思想的开放、女性地位的提高透过女性广告可见分晓。
“司康丹”美发霜曾在1930年4月刊登了一则以画面为主的广告，插图场景：一对年轻恩爱的夫妻起床后，丈夫用“司康丹”美发霜温柔地给妻子梳理，家庭的温馨扑面而来。这样的家庭和谐场面在封建的旧中国无疑意味着男尊女卑即将成为过去，提倡男女平等、家庭和谐、情感至上的氛围成为混战中的广大市民内心对稳定温暖的渴望。
在《申报》中经常看到女性招聘广告。1932年《申报》刊登了招聘女售货员、女打字员、女教员等广告，女性通过参与职业活动在获得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在家庭中日益得以肯定。独立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的家庭地位、逐步稳固的家庭关系，《申报》广告对此发挥着重要的培养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女性广告加快了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进程。
《申报》女性广告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培养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它不仅见证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反映了各个阶段女性观的变化，从最初以男性为中心到后来女性地位的提高。《申报》女性广告培养了女性的独立人格，传递独立、自由、平等的新观念，不断彰显女性社会价值，在塑造全新女性形象的同时引领整个社会女性文明转型，男尊女卑的时代被男女平等的民主年代所取代。透过当年的《申报》，我们可以得知广告文化传播的作用之巨大。
[1]李兰萍. 清末民初《申报》中的女性商业广告[J]. 安徽史学，2010（3）.
[2]《生活》第2卷第42期.
电视传播与消费快乐主义的彰显 篇12
一、电视娱乐功能与消费社会内在需求的契合
在消费社会中, 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的中心, 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由生产的顺利进行转变为社会公众消费需求的旺盛, 这就要求消费社会内部必须存在一种机构, 努力为社会公众勾画一幅别样的消费社会图景, 令其在该图景下产生强劲的消费欲望。消费社会的特征集中表现为“人们对消费品的消费已超越了对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 而是以炫耀消费品的附加值作为消费行为的主要目的。”同时由于生活节奏加快, 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 面临沉重的社会压力, 当代人更加重视休闲和身心放松。由此, 消费社会图景的勾画与消费生活的快乐主义描述建立起了天然的联系。
电视被誉为最有渗透力的媒介, 电视文化被认为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 因此电视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了消费社会图景勾画的重任。“电视———大众文化的主要提供者———越来越把幸福生活的定义说成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一般认为, 电视具有纪实和娱乐两大功能, 纪实性节目在电视传播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人们在收看电视过程中更多是在追求娱乐, 而且即使是纪实性节目也表现出强烈的娱乐性倾向, 这意味着能够满足社会公众休闲和身心放松需求的电视传播对消费生活快乐主义的描述不仅自然, 而且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电视传播对消费快乐主义的描述
在电视文化的渗透过程中, 人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根植于电视节目内的有关消费生活的快乐主义的描述几乎无处不在, 这种文化渗透可能是通过直接反映拥有某些消费品之后的幸福生活, 也可能是在报道其他事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向社会公众灌输某些消费行为会令现有生活变得更加幸福的思想, 还有可能是渲染欣赏、挑选、购买过程的愉悦, 总之经过电视传播之后, 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 进而将消费由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以享受这种幸福生活。例如, “汽车下乡”政策的实施告一段落之后, 2010年1月2日, 某电视台在“回眸2009”节目中播出一条有关汽车下乡带“火”农村车市的新闻, 向人们展示了汽车能够为生活带来幸福的事实。在该报道中, 一位农民面对镜头, 详细介绍了购车之前驾驶三轮农用车的诸多不便和购买汽车之后生活质量的改善及家庭收入的增多, 直接向观众传达出拥有汽车之后生活变得更加幸福的事实。
三、消费快乐主义的拟态环境化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 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可以为受众营造一个信息环境, 即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 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 由于这种选择、加工和重新结构化工作完全由大众媒介根据某种特定需要, 在极为隐蔽的状态下完成, 普通受众通常不会意识到该过程的存在,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现实。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 由于社会公众会对拟态环境非客观现实做出反应, 大众媒介可以通过营造特定拟态环境来影响人们的认识和行为, 进而对客观现实产生影响。这个过程被传播学者称之为拟态环境环境化现象。
消费并非百分之百能够为人们带来快乐, 但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消费能够带来快乐。例如, 拥有高档住房被认为是生活幸福的标志, 这显然是一种偏激的观点, 然而现实情况是, 社会公众普遍偏激地认为, 拥有理想的住房是实现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 之所以产生上述偏激观点, 主要是人们受到大众媒介, 特别是电视媒介的影响, 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媒介营造的消费拟态环境之中, 将这种消费拟态环境环境化了。众所周知, 社会中具备购买高档住房实力的毕竟是少数精英人士, 多数社会成员无法拥有高档住房, 但为刺激住房消费, 电视媒介不遗余力地构建高档住房能够为人们带来幸福的拟态环境, 一些人从电视传播中有所体验, 进而误将高档住房视为幸福生活的标志。
近年来, 充斥荧屏的电视购物节目、关注社会名流奢侈品消费的新闻报道, 甚至近来比较流行的反映都市白领生活或农村社会面貌的电视剧等, 都极力渲染消费能够使生活变得快乐、幸福的氛围, 促使人们普遍认为, 在消费中体验快乐和幸福应当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离开消费活动生活将会索然无味。
四、电视消费传播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常的社会传播现象, 电视传播消费快乐主义原本无可厚非, 但电视在传播消费快乐主义过程中, 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或阻碍社会发展的现象。
首先, 正确体现消费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地位。消费生活无论是对于经济发展, 还是对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绝对不是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全部。消费社会虽然以消费为中心, 但消费品的供应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电视媒介在传播消费快乐主义、让社会公众充分享受消费乐趣的同时, 还需要提醒社会公众注意兼顾生产, 不能将所有精力全部集中于消费, 否则整个社会将会以追求享乐为终极目标, 那将使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 电视媒介在构建消费生活快乐主义的同时, 应当努力传播正确的消费理念, 否则消费不但不会给人们带来快乐, 反而会引发一些社会悲剧。■
参考文献
[1][2]徐瑞青:《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