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2024-05-27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精选12篇)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1

一个时代的女性形象是反映当时文化症候最重要的表现, 她凝聚并折射了特定时代文化与精神状况及女性对自身的认识,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千姿百态、各领风骚, 从30年代到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 不同时期女性命运的变迁与重大的时代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沉默

“沉默”一直以来都是女性主题的重要表述, 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个被囚禁、被迫沉默的女性一样, 她永远的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可能, 而这种“剥夺”从另一层面来说, 是女性自我默认的状态, 长时期的禁锢使得女性缺乏自我意识, 这种女性意识的困境一方面源于语言的囚牢与规范的囚牢, 正如影片中茉被母亲教导说“女孩子, 不要在外面乱跑, 女孩子拍什么电影。”等等这些来自无形中的规范约束,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自我认知的艰难, 与重重意识束缚的围困与迷惘。

20世纪30年代, 在经济文化、思想观念都较前卫的大上海女性已经开始寻找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与地位, 但在精神层面她们还缺乏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 仍然将其所有希望寄托于寻找一位能够解救她的男性。茉的悲剧正在于她找到了这位男性并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当中, 茉作为这个时期的典型女性在意识层面缺乏挣脱男性牢笼的勇气, 孟老板“解救”她的同时也足以吞噬她, 但急于改变命运的茉还是一头栽进了悲剧深渊。从对孟老板的迷恋到信任再到依赖, 茉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当茉还沉浸在成功所带来的幸福梦境中时, 殊不知命运早已将她出卖, 孟老板的离开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 茉自暴自弃, 失落、绝望, 但却无力挣扎只能沉默, 茉的悲剧并不在于男性的抛弃, 而是面对现实她选择了永远的沉默, 沉浸在那个早已破碎的梦境中, 无法割舍, 这种失声或沉默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成为导致茉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二、裂变

20世纪50年代, 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 中国女性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 女性在这一阶段充当着与男性同等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拼搏, 在以外力为主要动力的女性追求自我意识的过程中, 她们的思想观念与现实变革没有达成和谐一致, 最后在挣扎与纠结中自我意识产生了裂变。

在这一阶段女性对于这种有意识的走出自我困境作出了努力, 但毕竟这种努力是脆弱的, 她们终究无法逃脱的悲剧的窘况, 前进与后退都无法真正的解救自己。莉就是在这种两难中产生了意识与精神的裂变。莉通过自己的有意识努力得到了男朋友邹杰, 唱着美丽的茉莉花开启了她的命运征程, 原以为这个男性会从此成为她的依托, 但由于生活环境与、思想观念以及明显的阶级对立问题, 使得他们矛盾重重, 女性在有了自己主动意识的寻找他救时同时又害怕失去、害怕背叛, 于是变得患得患失, 在夹缝中人格逐渐分裂, 女性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她们极力想要追求意识的独立, 另一方面却越来越依赖男性, 女性所遭遇的现实与心理困境似乎陷入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谬论。

三、突围

女性在寻求解救与走出意识困境的道路时总是要经过漫长的挣扎, 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突围成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关键。在七八十年代社会文化的重构过程中, 伴随知青上山下乡, 改革开放的浪潮, 女性不堪重负的显然不仅仅是她们新的社会角色与义务, 而是她们如何能够有力的陈述自我的女性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主体表达呈现出破碎与裂痕, 当她们意识到男性无法作为自己规避伤害的港湾时, 她们有意识的选择了放弃而不是被抛弃, 女性自我意识突起, 她们不仅有了独立的身份与意识更是以女性的姿态扮演着“保护”男性的角色。花作为这一时期成长的女性, 最后终于完成了女性的自我救赎, 花从起初的执着与执拗到最后的淡然释怀, 这一心理与意识的变革最终使得她在追求自己作为女性个体独立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小杜背叛她的时候, 她没有求得怜悯与同情, 而是果断选择放弃, 这一放弃背后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的独立。花作为女性个体在历练中自我超脱, 变得自立、自强, 面对不堪时, 她坚强勇敢地战胜了自我, 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 淡化了由命运所带来的悲剧色彩。直到最后花在磅礴大雨孤立无援中独立产下新生命, 意味着女性新的命运的开启, 花的自立与自强正是其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茉莉花开》讲述一家三代女性的爱情与婚姻, 赋予了女性形象丰富的性格层次, 传达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 表现了她们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日渐成熟, 同时也表现了女性在历史变迁的艰难抉择中终于走出了自我意识困境。她们不再完全寄希望于男性的拯救, 而是开始实现自我救赎, 从沉默到裂变直到最后的突围, 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9-1999[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王英.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茉莉花开[J].文学研究, 2006.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 《木兰诗》; 女性意识; 独立意识; 自我意识;平等意识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LI Yan & ZHANG Li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Mulan,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is always known to people for its folksong rhymes and the noble quality of Mulan. People are impressed by Mulan who is loyal to the country, obedient to her parents and brave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and has fou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e poem. It is Mulan’s independent, equal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urges her to jo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Key words: Feministic perspective; The Song of Mulan; Feministic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equal consciousness

花木兰,这一众所周知的女性形象最早见于北朝民歌,后收录于由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木兰诗》又叫《木兰辞》,讲述了少女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

孝敬父母的巾帼女英雄的形象[1]。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木兰诗》被看作是对儒家“忠”“孝”思想的完美阐释,也正是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儒家伦理道德中希望能够“忠孝两全”的思想。但是,如果仅从“忠”“孝”的思想来理解《木兰诗》的主旨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结合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发现其中蕴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本文试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知识,从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四个方面揭示《木兰诗》中的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女扮男装——对男权社会的屈从

《木兰诗》的开篇便提到了木兰女扮男装,木兰娇俏女儿身,何苦要女扮男装?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而女性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她们不是社会的主体,她们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男权社会的点缀[2]。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述的“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3]。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只能是最底层的,她们的周围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至上的文化,而地位卑微的女性无法突破男性文化的藩篱。这种文化氛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男治乎外,女治乎内”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了男性;女性也不能参加一些男性的社交活动,例如科考、出仕、行军。尽管历史上出过女皇帝、女状元、女诗人,但这些仅是男权社会的男性至上的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在战争不需要女人的思想下,面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男权制度,木兰若想以其女儿面目替父从军是只能是异想天开,要想以女儿的面孔去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也只会是天方夜谭。

在木兰决定替父从军的理由里,定然有木兰的“忠”“孝”,但若认为这是最终能促成其替父从军的理由则未免有些偏颇。“忠”“孝”符合当时处于社会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但是女子出征却是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常理的,因而,“忠”“孝”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火索,而最终使得她能够成功的实现替父从军的,在于她的女扮男装,在于她成功的在行军的十二年中将自己化装成男性。虽然木兰最终实现了替父从军的愿望,但是,她是作为一名“男性”实现了她的“忠孝”,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木兰更情愿以她的女儿身份去实践她替父从军的理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连串的动词“开”“坐”“脱”“著”“当”“对”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了木兰返乡后换上女装的欣喜[4]。“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不仅写出木兰的机智和心思的细密,更体现出木兰当初换上男装替父从军的无奈和行军途中掩饰女儿身的艰辛。正是这种无奈,正是这种女扮男装的从军方式,某种程度上委婉的体现出了木兰对于男权社会的屈从和迎合,当时的木兰还不敢以女性的面孔去正面挑战男权社会男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射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的地位的卑微和处境的无奈与尴尬。

二、替父从军——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萌发

尽管木兰替父从军的方式是女扮男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屈从,但木兰毕竟还是以一个女性去完成当时的社会给男性的任务,可以看成是木兰的一种女性的解放。“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从词句之中会发现是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她没有兄长,而父亲年事已高,但这不是她决定从军的唯一原因。面对这卷卷都有父亲姓名的十二卷军帖,面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面对国家的连年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不知所措,更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看轻自己,她相信只要自己有男性一样的机会,自己能展现如男性一样的能力,所以她敢于披上戎装。这是木兰这替父从军的决定,体现出了她身上的个性独立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就是说,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强加给她的。无独有偶,女性主义研究者吉尔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贬低为按男性期望和设计而产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文化要求女性要遵守三纲五常,遵守三从四德,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和天使般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女性则是魔鬼,是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而,屈从男权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所要面对的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为她们设定的形象:处理家庭的琐事,顺从男性的权威。男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考虑到,作为女性,她们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扮演男性的角色。虽然行军打仗是男性的任务,但是木兰不输男性的自信、勇敢与责任,使她毅然奔赴沙场。如果不是木兰身上的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也许终其一生都像诗的开头那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平庸的走完男权社会为她设定好的女性的轨迹。木兰勇敢的跳出当时的社会给她设定好的女性形象,挣脱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她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女勇士的形象,更是当时女性世界中的女斗士形象。

三.驰骋沙场——平等意识的高潮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二年,战功赫赫。“万里赴戎关,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六句,描绘出了“十年”的战争生涯,虽然这一部分用墨不多,但是,其中隐含的风餐露宿的艰辛,铁马兵戈的厮杀,可歌可泣的悲壮不言而喻。木兰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作为一名女性,木兰生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这残酷的环境将木兰这名女性磨练地比男性更加出色,赫赫军功便是最好的证明。十载驰骋沙场,其中所体现的平等意识达到了高潮。当初决定替父从军,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看轻自己,走向战场,虽然心中也颇有无奈,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战场上有所退缩,她的赫赫军功使人们可以想见她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她用行动证明了只要拥有了同样的机会,女性的能力与男性也会不相上下,从而否定了封建社会性别决定社会地位、性别决定能力,性别决定尊卑的思想。

虽然直到20世纪,伍尔夫才提出“双性合体”的思想,但是,驰骋沙场的木兰的形象正是“双性合体”的理想的人格形象。战场上的木兰,很好的掩饰住了作为女儿家的多愁善感、羞怯、温柔,一身戎装的她,具有与男儿一样的气魄和胆量。她的外形已经练就的如同男人般粗糙,但作为女性,心理上仍是纤弱的、敏感的女性化的`气息。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5]。在木兰的身上,同样有两个力量的支配,正是这种“双性同体”的形象使得木兰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生动饱满,也在无声中对封建社会绝对的男女二元对立提出了抗议。

四.载誉归来——平民意识、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

征战十载,终于得胜回朝。回朝之后,可汗意欲赏赐诸多有功之士,但是“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此时,木兰是一个不为高官厚禄所吸引、淡泊名利的高洁形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木兰特殊的女性身份导致她不能在朝为官,怕有朝一日为他人所发觉,试想,行军十二年,时时与男子相伴都未能被人发觉自己的女人身,如今战争得胜,凭借木兰本身的机智聪敏,如果在朝为官,她的女儿身身份定然还是会很好的保密。因此,这里木兰的身上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不慕富贵,和当时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体现出了木兰的平民意识,也更加强调木兰当初从军的出发点——“忠”于君“孝”于父。

除此之外,这部分更是木兰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木兰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性,她深切的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她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因此,这时候的木兰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封建社会女性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条条框框早已束缚了她们的想象力,更束缚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解放。她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但是她们就是不能成为她们自己。她们只会在男权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范围中活动,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此时的木兰,面对男权社会最高的男权象征——可汗,她不卑不亢,对于封赏她为尚书郎的决定,她断然拒绝。木兰敢于说出自己的声音,勇于追求她想要的,从而使得她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木兰诗》的最后一句也颇值得注意:“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木兰对于伙伴们惊奇于“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非常幽默诙谐的回答。木兰以雄兔与雌兔作比,分别指代男性和女性,“脚扑朔”和“眼迷离”可以分别看作男性与女性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体现了木兰的自豪感,而这自豪感并不是因为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木兰在与男人一样的能力下成功的掩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通过这结尾的一句,再一次强调,只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表现机会,她们的表现定能与男性不分高下。这在当时男性中心的社会上,是再一次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肯定,而女性对自身的自信、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豪感,也恰恰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因此,这最后一句绝不仅仅只是收尾之词,更是对木兰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一个升华。

五.结语

自《木兰诗》之后,花木兰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便屡见于文人墨客的笔下、戏剧舞台上和荧屏内外,虽然木兰的形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这促进了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播。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对于更好的把握木兰的形象和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结合也必将能够充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权立峰.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文化艺术,,(1):77-80.

[2] 鞠桂芹.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花木兰形象演变[J].哈尔滨学院学报,,4(4):81-84.

[3]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95.

[4] 李书生,段志东. 一首女性主义的颂歌——重读木兰诗[J].济南教育学院学报,,(4):27.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3

摘 要: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经典长篇小说《紫色》斩获1983年小说类普利策奖。该篇小说文体独特,由92封书信组成,主要讲述了美国南方一个名叫茜丽的黑人小女孩的成长历程,在当时男权和种族色彩浓厚的环境里,茜丽在家人与朋友的帮助、激励下,积极探寻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并在感情和性格上获得新生,进而唤醒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紫色》;黑人女性主义;女性意识;自我觉醒

一、《紫色》作品简介

艾丽丝·沃克成名之作《紫色》的英文名为The Color Purple,这是一篇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描述底层黑人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该书一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黑人文学史以及美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小说以书信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形式新颖。信件由一对黑人姐妹书写,前半部分是姐姐茜丽写给上帝的书信,后半部分是茜丽与妹妹聂迪之间来往的书信,但是由于茜丽丈夫的恶意阻挠,二人从未收到彼此的信件。

该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茜丽的黑人小女孩。这个十四岁的姑娘,心地善良,但生性懦弱。在其母亲生病期间,经常遭受继父的凌辱,在当时种族歧视异常严重的社会里,黑人女性不仅遭受来自白人的压迫,还要受到黑人男性的折磨。因而茜丽被过早的剥夺了上学的权利。缺乏必要生理常识的这个黑人女孩,怀上了继父的孩子。生下两个孩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看孩子一眼就被继父无情地抱走,下落不明。母亲去世,孩子送人,无依无靠的茜丽一心只想保护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两人感情深厚,惺惺相惜。但由于茜丽被继父嫁给了黑人鳏夫X先生,姐妹两被迫分离。婚后尽管她一直勤勤恳恳照顾X先生一家,从不违背X先生的意愿,但仍就遭到X先生的百般虐待。与妹妹分离后的茜丽无处诉说自己的痛楚,只能通过给上帝写信的方式,向上帝诉说自己的委屈。后来由于茜丽对X先生情妇莎格的悉心照料,莎格对茜丽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帮助茜丽离开X先生,茜丽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力更生,成为一名有独立人格的黑人女性。

这部小说讲述的仅仅是美国黑人再正常不过的家庭生活,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刻苦铭心的场景,但是在每一个人物背后,都蕴含着作者对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抨击与谴责。在小说的结尾,茜丽原谅了X先生,二人和好如初,平等相处。茜丽也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和两个孩子,结局温馨感人,全家人共同走向新生活。其实故事的结局也暗示着作者希望有朝一日,美国社会也可以打破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枷锁,人们可以平等相处的美好愿望。

二、黑人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西方女性运动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但是,在女性质疑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女性主义自身也遭到质疑。因为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白人中产阶级所发起的运动,女性主义中的“女性”似乎并不包括黑人女性在内,“姐妹情谊”似乎也只是白人女性之间的情谊,这一运动的“白人中心主义”倾向受到质疑。

因而,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油然而生。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的白人中心主义倾向,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内黑人及有色人种对于女性主义白人中心的质疑。贝尔·胡克斯认为在早期的废奴运动的时候,白人女性都站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将白人女性的选举权置于黑人男性之上。而后,女性主义运动中,当白人女性获得与黑人男性相等的社会地位时,她们却反对黑人女性获得同样的权利。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开始于70年代,80年代增多,引起主流女性主义的关注,在主流社会受教育的新一代黑人女性才开始于白人女性分庭抗礼。(赵稀方,2009:86-97)贝尔·胡克斯认为,抵抗同化的压力,是消除白人中心至上主义斗争的一个部分即建立“黑人是美丽的”观念。白人中心观念不仅仅存在于白人社会,而且同样流行与黑人社会,因此需要在心理层面抵抗殖民化。

(一)黑人女性主义在《紫色》中的表现

1.黑人女性主义的沉睡期

在这篇小说中,黑人女性的沉睡在女一号茜丽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茜丽生活在充斥着歧视女性的父权制男性主义社会中,当时,虽然黑人整体受到白人的压迫与剥削,但是黑人男性相比于黑人女性,仍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黑人女性只是其附属品,她们理应受到黑人男性的奴役并且毫无怨言地在内打理家庭,在外耕种土地。在当时的社会中,黑人女性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意识,没有文化,她们理所应当地接受命运赋予的一切。像一只只温顺的绵羊一样,不敢反抗,也从不去想反抗。茜丽就是典型的代表,她文化不高,穿着邋里邋遢,只知道闷头做事。悲惨的童年、不幸的家境使茜丽未能品尝年轻女性应该享有的青春岁月。嫁给X先生的早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X先生不爱她,她也只是照顾孩子、打理家庭的机器,与X先生的性爱也只是丈夫欲望的驱使。在种族歧视的父权制社会里,每一位黑人男性都想享有男性在社会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但是在白人社会生活下的这些黑人男性,注定不能享有男性尊严,因而为了将自己在社会中受到的压迫与不满情绪发泄,借此凸显自己的地位与尊严,他们情感宣泄口只能是比自己更为脆弱的妻子和孩子身上,故而从小到大,在这种环境氛围的熏陶下,茜丽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她没有反抗意识。尽管妹妹聂迪一直告诉她要斗争,但是她不懂应该怎么斗,只知道自己要活下去。茜丽觉得,她不做斗争,所以才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而妹妹聂迪进行了斗争,可直至现在生死不明;索菲亚斗争了,最后却落得锒铛入狱。她缺乏女性意识,在她的脑海里,只有活着的信念。因而,茜丽沦落为父权制男性主义社会中的牺牲品。

2.黑人女性主义的觉醒期

茜丽女性意识的觉醒,离不开X先生情妇莎格的引导。莎格是小说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艾丽丝·沃克笔下的莎格独立且风流成性,有着与那个时代女性格格不入的一面。莎格外表光鲜亮丽、性格独立,她依靠歌唱才华给自己带来舒适的物质享受。她不需要依附任何人,也不需要顺从任何人。她先后与X先生以及多个男性保持着关系。但当她生病后,却令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愿意照顾她。X先生将其接到家里,莎格的出现给生活在苦闷中的茜丽打开了一扇窗。茜丽每天对她悉心照料。在与莎格相处的过程中,莎格的思想、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茜丽。莎格的一颦一笑在茜丽眼里都散发着魅力,她羡慕莎格,爱慕莎格。莎格也感恩茜丽对自己生病期间的悉心照料,并对茜丽的境遇表示同情,她制止了X先生对茜丽的百般虐待,并且不停地引导茜丽,使她渐渐地认识自我,茜丽被尘封的女性意识渐渐觉醒。

3.黑人女性主义的反抗期

茜丽与妹妹聂迪通信多年,但是却从未收到过彼此的信件。在莎格的帮助下,茜丽找到了被X先生私自扣下的聂迪的信件,X先生的这种做法,竟然使得她萌生了杀掉X先生的念头,但在莎格的劝说下,这种念头打消。虽然茜丽的想法过于极端,但是却可以看出此时的茜丽已经不再畏惧X先生,她具有了反抗意识。与此同时,她不再给上帝写信,因为以前她在心灵深处敬重上帝。但是现在,茜丽认为上帝和她认识的所有男人都一样:轻薄、健忘而卑鄙。最后在莎格的鼓励下,茜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X先生。她依靠自己的手艺,开办了一家衬裤有限公司,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她的工厂雇佣了许多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甚至X先生都到她的工厂打工。茜丽实现了人格与生活上的独立。其实在茜丽的内心深处,也都一直萌发着实现自我独立的意识,只不过世俗的压迫,使她的这种信念一直被尘封,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书中提到,茜丽喜欢紫色的衣服,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可以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并且在她经济实现独立之后,她帮自己的妹妹设计了一条衬裤,其中一条腿是紫色的,一条腿是红色的。在西方世界里,某些颜色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红色代表上帝的智慧与爱,她为聂迪设计这样的一条衬裤,一方面时因为聂迪信仰上帝,另一方面,她希望妹妹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与关爱,使其免受痛苦与灾难。而紫色则意味着“高贵”与“尊严”,紫色衣服意味着地位的显赫,这就如同中国古代帝王象征的“黄衣”。说明在茜丽的内心深处,她渴望改变目前的生活处境,她希望能够出人头地,不再忍受压迫。

茜丽的奋斗终于使她走向人生的巅峰,为她的生活打开一片新的天地。茜丽的成功在当时社会屈指可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男权盛行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撼动。如果说莎格是帮助茜丽实现女性意识觉醒的主要动力,那么索菲亚也是茜丽实现自我升华与蜕变的关键因素。从艾丽丝·沃克对索菲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种族歧视、男权盛行的社会中,像索菲亚这种类型的女性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男性都对这样的黑人女性充满恐惧与憎恶,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她。艾丽丝·沃克将其塑造成一个身材强壮、块头很大、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更为重要的是索菲亚敢于反抗。当索菲亚与X先生之子哈波结婚后,哈波一直想要将索菲亚变成一个和茜丽一样卑躬屈膝,言听计从的妇人,为此他不惜向其父亲讨教经验,但是当这对夫妻发生争吵甚至打斗时,他却被索菲亚打得狼狈不堪。最终,不接不接受让索菲亚出去工作,而自己在家照料孩子的现实。因而索菲亚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茜丽。因而,在《紫色》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一位女性都是艾丽丝·沃克眼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人物。

三、结语

总而言之,艾丽丝·沃克在《紫色》这篇小说中所构造的女性人物形象,给每一位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茜丽、莎格、索菲亚经历了女性意识的沉睡期、觉醒期、反抗期。这几个黑人女性都遭受了无数的磨难与困苦,但是最终,她们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自己意识的觉醒与重生。而这些小说中的每一位女主人公无不都体现了作者自身的女性观念,即每一位女性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社会与经济地位,接受何种程度的教育,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面对恶势力要敢于反抗,敢于与命运做斗争。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对于当时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黑人女性的独立之路起到引领、借鉴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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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ll Hooks, “Revolutionary Feminism, An Anti-Racist Agenda”, Killing Rage, Ending Racism, Gloria Watkins, 1995:98.

更年期女性自我保健意识现状调查 篇4

关键词:更年期女性,自我保健意识,调查

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和特殊群体, 不仅是家庭的重要支柱, 同时也是社会的重要部分, 但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使得更年期妇女备受身心折磨。随着社会的进步, 更年期妇女保健问题成为了当前社会和国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为此, 加强更年期妇女自我保健意识, 对提高更年期妇女生存质量有着积极作用[1]。现通过调查研究对更年期妇女自我保健意识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更年期妇女进行问卷调查, 所有妇女均为更年期, 年龄最大65岁, 最小18岁, 妇女均为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女性。

1.2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为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中所有妇女均为无记名形式完成调查。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到年龄、职业、工作单位、文化程度、既往病史以及对健康保健的认识。问卷调查参与人员, 经统一培训合格后, 深入到社区、农村等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 成功收回有效问卷246份, 回收率82.00%。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Epidata 3102就收回的有效问卷建立数据库, 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 15.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经χ2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1.1 年龄构成

246例妇女中, 其中43例年龄在45岁以上, 占17.48%, 78例年龄为35~44岁, 占31.71%, 76例年龄为25~34岁, 占30.90%, 146例年龄在24岁以下, 占59.35%。

2.1.2 职业性质

97例为企业单位职工, 占39.43%, 93例为事业、行政单位员工, 占37.80%, 23例农民, 占9.35%, 33例其它, 占13.41%。

2.1.3 文化程度

87例大专及以上学历, 占35.37%, 65例中专或普高, 占26.42%, 63例初中, 占25.61%, 31例小学或无学历, 占12.60%。

2.1.4 既往病史

9例高血压, 占3.66%, 26例妇科疾病, 占10.57%, 1例糖尿病, 占0.41%, 1例冠心病, 占0.41%, 5例呼吸道疾病, 占2.03%, 2例肝炎, 占0.81%, 7例消化道疾病, 占2.85%, 11例其它疾病, 占4.47%。另184例无既往病史, 占74.80%。

2.2更年期女性健康知识、保健意识调查

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71.21%的农村更年期妇女在更年期相关知识的掌握上知之甚少, 而城市仅16.67%的更年期妇女对相关知识掌握有限;更年期女性对更年期出现的主要原因, 仅有城市的28.89%妇女了解, 更年期出现绝经的原因、症状及影响等;城市中81.11%的女性对更年期保持着正确的态度, 认识到更年期自我保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保健的相关知识, 而农村仅有30.30%的女性保持正确的保健态度;从统计结果发现, 城市更年期女性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对更年期的认识更深入, 在饮食和体育锻炼上均优于农村妇女。P<0.05, 具有明显差异。

3 讨论

3.1 更年期心理和生理特点

当女性进入更年期后, 内分泌功能将逐渐衰减, 卵巢在雌激素分泌上也大不如前, 神经系统与性腺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 性腺的变化可致使神经系统同时受到影响。主要临床表现为不明原因经期延长、经期规律被打乱、月经量不一、关节疼痛、体质增胖。大多数更年期妇女具有明显地心理变化、情绪不定、焦虑不安、紧张、多疑等。

3.2 影响因素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 导致更年期妇女心理和生理出现变化, 不仅与自身雌激素分泌量减少有关, 同时还与女性接受的教育程度, 精神状态以及保健知识掌握程度等方面均由较大联系。

3.3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更年期是女性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和卵巢癌, 这三大恶性肿瘤疾病高发时期, 为此, 定期到院接受检查对预防疾病有着重要意义。根据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来看, 仅有15.04%的女性主动到院定期接受身体检查。由于更年期女性极容易出现的不良情绪变化, 给更年期女性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正确的指导, 可有效提高女性对更年期相关知识的认识, 进而改善女性不良情绪和保健认识。在调查中发现更年期女性的普查率非常低, 这与医疗保证体系不完善和保健知识有限有较大联系, 同时经济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女性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对策

4.1 健康教育

加强对更年期女性自我保健知识的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网络、书刊、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渠道, 使更多的女性群体能够掌握更加全面的保健知识, 并积极在社区开展更年期妇女保健服务。

4.2 调节心态

更年期人生必经的阶段, 该阶段可以说是女性衰老的特殊过程, 在这个阶段, 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均有明显变化, 加之各种问题困扰着女性。采取心理护理干预, 加强更年期妇女心理疏导, 调节心态, 使其能够以最佳的面貌面对这个特殊阶段。

4.3 合理用药

影响女性更年期的主要因素是雌激素。据有关文献报道[2], 采用激素替代治疗在改善女性更年期症状, 控制已发疾病发病率, 避免骨质疏松等方面均具有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素琼.更年期女性自我保健意识现状调查及对策[J].中国卫生产业, 2011, 12 (15) :124-125.

舒婷诗歌的女性意识 篇5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两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是有区别的。“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妇女解放的呐喊带进了中国,中国女性逐渐觉醒,开始独立寻找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5]舒婷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从一个全新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从女性生命的角度确定女性自身的本质,表达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

二、舒婷诗歌传达的女性的生命与情感

在男权本位的人类社会下,女性自古就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着女性,使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逐渐认同这一地位,多失去了自我。回归女性的自然特点,回归女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趋向与共识。舒婷以敏感、深悟的诗笔率先抒写女性本真的世界。如果可把诗比作人的话,那么舒婷的诗就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积极乐观,温柔善良,饱含着丰富而浓厚的女性情感,表现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热情呼唤,对女性尊严、价值、命运的不懈追求,是一个女人心灵的真切的呼唤,充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色彩。

爱是女人的宗教。《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经典之作,犹如一首爱情宣言,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而一味与男性认同,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致橡树》把男性比喻为一棵橡树,把女性比喻为一株木棉树。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彼此应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在诗歌情感形象中,诗人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诗中女性自我这样表述对爱情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炽烈的爱情中又有清醒的思考,“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将全诗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致橡树》成为了一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诗”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理光辉。

人的主题是舒婷创作的最重要主题。舒婷诗歌中所开创的女性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现代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写出了女性情感和社会命运的“女人味”。《神女峰》传达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诗人以艺术的武器打碎了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提倡女性“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鼓励女性走出生命的“围墙”。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以对待“人”的.方式去关注惠安女子的现实困境和苦难历史,向传统和庸俗的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人”这一命题的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三、舒婷诗歌建构的新颖、鲜明的女性意象

女性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宣告着女性立场,重建女性的意象系统。古往今来文学中有诸多柔弱的意象成为女人的象征,比如柳、梅、花、鸟等。舒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新颖、独立的女性意象,打破了男性意识中的花草隐喻,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舒婷塑造的一个个崭新的女性意象,丰富了诗歌的意象体系,也为后来的女性诗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树”意象《致橡树》中,诗人选择了“木棉”、“橡树”这两个中心意象。“木棉”代表女性,“橡树”代表男性。全诗采用“木棉”、“橡树”这两个人格化的抒情意象使诗歌的女性理性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舒婷不愿做“攀缘的冰霄花”、“痴情的鸟儿”这些柔弱依附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要做“一株木棉”,成为“树的形象”,成为独立的个体,以来表示女性的独立平等。因而木棉与橡树有“紧握在地下”的根和“相触在云里”的叶,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木棉便是女性独立人格、自觉人性的凝聚体。

(二)“灯”意象舒婷笔下“灯”的意象,不再是仅作为文人心中的信念理想等一般象征,还被赋予了女性觉醒意识的新内容。在《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灯亮着”,它使“我”“没有沉沦”,使“我”的心没有“衰老”;它有“恋情”、“傲气”、“性格”。“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还乡》)女性爱做“梦”,“灯”提示了“梦”,这个“梦”是对女性理想的追求。“灯”成了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象征,更是诗人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的融合,并暗示着觉醒了的女性的光明未来。“是一场暴风、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暴风、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双桅船》),“灯”成为男女之间的桥梁,启示着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向往,引导女性在爱情中对独立的追求。“灯”,这一意象的丰富内涵正是舒婷一贯呼吁和追求的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三)“水”意象“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象,它是纯洁的代表,又是生命之源。因此,水既象征着洁净,又象征着生命,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复合,也就有了“女人是水”。在《水仙》中,舒婷慨叹“女人是清水做成的”,“洛神是水,湘妃是水”。在此,我们又看到了舒婷诗歌中蕴涵的“女性美”――如水的柔情,如水的洁净,如水的神圣。在《无题》诗中表现出作为生命和爱欲象征的“水”意象。在“你”(即他)的滥情无情面前,“我”的感情却如野马脱缰,易放难收:“内心被干渴侵袭,那一个荒夜/你才允许月色成河/啊,在你的防波堤外/我已为你淋漓/为你泱泱/为你汪洋一片/最纯净最透明的水声/就是最透明最纯净的秘密/洁白的你”写出了一个女人心理的闪烁、萌动。不过诗人设喻巧妙,含蓄地用“水”淡化美化“性”意象。舒婷在此用“水”意象写“性”,写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性”,这使女性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冲出内外的禁锢,回到一个真正的女人。

结语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6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意识;觉醒

本文所论“严歌苓早中期作品” 是指严歌苓出国后90年代到世纪之交创作的反观“文革”的小说。而“女性意识”的概念笔者参照乔以钢教授和乐黛云教授有关女性意识的定义。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中谈到:“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

她以“文革”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有《天浴》、《人寰》、《穗子物语》、《草鞋权贵》等。这些作品一起为我们讲述出了少女们的成长史,呈现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

严歌苓的《天浴》讲述了一个女知青回城的故事。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草原上,青春年少的文秀机器渴望回到城里。当她偶然听说场部有靠山的女知青都陆续回城以后,她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她“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还不就剩这点老本”,[2]她的女性身体便是她的老本。她走上了女性几千年来的老路,企图用身体去“获得某种弱者的侵犯性,从而以合谋于历史的方式,分享男性权力与历史阉割力,实现并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在男权社会获得一份较为安全与舒适的生活。”[3]从供销员到场部领导,男人接踵而来,他们用父权社会所赋予男性的权力来占有女性的身体。这一场以身体为赌注的赌博,使女性的主体性又一次失落。男人们一边享用着她的身体,一边又鄙视着它,就连同为女人的医院护士也作为伦理道德的帮凶去打击她。文秀回城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文秀对命运的抗争,对代表父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代表男权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抗争,最终使自己的身心都遭受重创,“仿佛只有毁灭:如果不是生命的毁灭,便是灵魂的毁灭---无耻的苟活与堕落。” [4]她最终选择了“生命的毁灭”。她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挽回她女性的自尊。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也是弱势的女性自我救赎的体现。

《草鞋权贵》是严歌苓仅有的不直接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本土题材的一个中篇。讲述了一个乡下女孩霜降从农村进城当女佣的故事。霜降丰腴美丽,单纯又不惧生人,与程家大院的三个男人都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她对自己的现实处境认识得相当清楚,“她知道自己好看,聪明,讨人喜欢,但也不过一个小保姆啊!”“是个到城里来挣闲饭吃的乡下姑娘…”[5]霜降意识到自己是老将军的玩物,就连四星的一片真情根本还是为了他自己,于是离开了他们。程大江是喜欢她的,但是又看不起她,于是她努力达成大江的要求,自学考上一所学校,成为有身份和社会地位,获得男权社会认可的女性。但她后来明白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终于放弃了这种爱情。虽然霜降的弱势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众多男性以及男性所制造的惯性中,她最终沦丧了自我的主体性,成为依靠男人生活的客体,然而即使在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自身的道德束缚下,霜降主动地选择程家的这三个男人,是带有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的。

除此之外,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严歌苓的其它作品中也可寻迹。《我不是精灵》中的穗子“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6]少女的标新立异的爱情观使她爱上了自己父亲的朋友韩凌。韩凌有艺术的天赋,在“文革”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是个受难的英雄。在理想主义的光芒还未褪尽的时代,少女爱上这个理想的化身。在和韩凌交往一段时间后,穗子终于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和平等沟通的不可能性,毅然选择离开。《人寰》中的女主人公在中年之后又陷入一场师生恋后,回忆起了一直困扰她的少年、青年的“恋父”情结,最终离开了比她大三十岁的舒茨教授。

她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和以前依附于政治理想,没有自我认识的女性形象相比,女性意识有了很大的觉醒。文秀、霜降、穗子等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有了相對清醒的认识,并能做出自我判断和选择,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向父权和男权社会的压迫发起抵抗。严歌苓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不同女性在历史和时代中的遭际重构历史,让我们能在她的文字中感受到女性的成长,见证女性令人感动的自我认识之路。

参考文献:

[1]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2]严歌苓.天浴[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戴锦华.涉渡之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7

关键词:更年期,自我保健意识,调查

现将笔者所在社区200名更年期妇女自我保健意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44~55岁之间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205名妇女,获得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97.6%。

1.2 方法

采用发放自行设计的更年期妇女自我保健意识调查问卷,对更年期知识、态度、饮食控制、自我监测、心理因素等内容进行调查,将200例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对200名更年期女性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见表1~3。

注:*P<0.01,#P<0.05

注:*P<0.01,经常体育锻炼是指每周锻炼次数≥4次者

注:*P<0.01

3 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17.1%和农村70.4%的妇女对更年期的知识了解甚少,仅有城市28.7%妇女知道绝经相关的症状、绝经的原因、绝经的远期影响等。城市80.8%,农村29.6%的妇女对更年期保健有着积极正确的态度,认为保健有意义,希望得到更年期有关知识,提高自我保健水平;而城市18.5%,农村57.4%的妇女认为迟早都会绝经,不需要保健。在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方面,城市妇女明显高于农村妇女,两者差异有显著性(P<0.01)。

4 对策

4.1 科学认识更年期

更年期是人体从成熟逐渐转向衰退的转折时期,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每个人更年期的反应及征象表现程度、轻重、时间长短各不相同。

4.2 健康指导

应鼓励病人多与人沟通、交流,通过交流将心中的烦闷、不愉快发泄出来,从而获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1],正确认识更年期是一个由中年向老年过渡的特殊时期,不要过分注意由身体的生理改变而引起的多种不适,保持精神愉快、开朗[2]。

4.3 药物治疗

更年期症状比较明显,并伴有其他脏器病变者可在医生指导下,用激素替代疗法,根据病情需要合理用药系统用药[3,4]。也可适当服用一些中成药,如肝肾虚弱者可服用杞菊地黄丸,肾气不固者可服金匮肾气丸;心脾两虚者可服人参归脾丸等。

参考文献

[1]华嘉增.更年期保健新进展.中国妇幼保健,2000,15(12):778.

[2]赵更力.王临虹,张文坤.华北城乡围绝经期妇女更年期保健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中国健康教育,2002,18(1):2.

[3]赵卫青,张艳芬,杨丽娜.更年期妇女心理健康干预.中国临床康复,2002,6(3):403.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8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在南戏的代表作品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琵琶记》来看, 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问题, 表现为身为女性却自甘卑弱, 缺少独立人格, 认同男性的人生价值观, 在男权的压迫下, 有些女性难以自我认同, “自觉”地变为客体, 处于屈从地位, 并对现实中歧视女性的做法毫无怨言, 意识不到男女不平等的现实。这种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女性容易屈服外界环境压力

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是: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被男性认可, 她就必须放弃自我要求成为客体, 这就是说, 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体的权利。在《琵琶记》中, 在公公强迫新婚的丈夫去考取功名时, 而赵五娘不愿丈夫离开自己, 但她却没有争辩, 最后只能让蔡公和张太公的“怂恿”成为现实。尽管赵五娘对外界环境压力本能地进行了反抗, 但赵五娘毕竟太弱小, 她终于滑向了“他者”——“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 完全处于客体地位、丧失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2.女性缺乏自我抗争精神, 面对不幸只是忍受

在作品中, 女性面对生活的一切困苦, 往往无怨无悔, 默默忍受, 听凭命运的安排, 对男人的逃避责任决无怨言, 也不思考痛苦的根源, 无视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更不用说抗争命运的大胆举动了。《琵琶记》中的女主人公赵五娘积极认同并实践着男人的人生理想, 心中惟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 作者也是按照男人的标准来设计她的生活之路。“总之, 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 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称为‘贞女’‘良妻’, 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 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 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这样看来, 赵五娘就是“投降者”了, 其生活的内容就是忍耐和等待。

3.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 主张为男性做自我牺牲

在封建社会中, 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与追求, 更注重政治前途, 在事业与爱情不可兼得时, 往往更多地选择事业。“在封建正统的观念里, 文人举子的终极追求是着眼于德行的完备与事功的辉煌,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被称为人生追求中的三不朽, 这三不朽, 都是统一在政治伦理中的, 而人生的其他大事包括婚姻也当归属于此”。而她们巨大的自我牺牲换来的, 不过是朝廷的旌表与“一夫二妻”的结局, 这是当时女人真正的悲哀而不是荣耀。女性是男性话语的“传声筒”

几千年来, 无论东西方, 女性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性”或“从属他人的人”, 丧失了自我主体性, 其旨意也是参照男性来决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言语空间, 成为男性话语的“传声筒”:所言是男人们常说的忠孝节义的话题, 所为也是为了夫君的事业, 以男人的是非为自己的是非, 默默地衬托着他们的成功, 而我们却听不到她们心底的真实的声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夫者妻之天”之说, 意为女性为男性的附庸。

在作品中, 赵五娘埋葬了公公婆婆, 要更换衣装前往长安寻取丈夫时, 她俨然成了个满口孝义的代言人。可见, 赵五娘在男性话语占主导的社会中失去了表达自我意愿的话语权利, 成了男性话语的代传人。

二、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下, 失去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她们必须自甘卑弱, 服从男人的意志, 才能获得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反思造成女性自我意识严重泯灭的原因, 应当与中国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观念密切相关。

男尊女卑的观念塑造了女性的依附性格, 使女人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 更不用说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了。可想而知, 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去是多么艰难。《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已接近死亡的边缘, 但她找不到痛苦的根源, 只有忍耐煎熬下去, 而最终九死一生的她, 其结局不过是和牛小姐共同分享了丈夫的情感。“在古代中国两性对立的社会模式中, 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儒门古训, 便将男性居主的话语权势昭示得明明白白, 而女性则在这种异己的‘他者’话语强权下被赤裸裸地剥夺了与前者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规定, 已经赋予了男人对女人的绝对统治权, 女性失去自我的悲剧一幕幕上演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赵五娘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分析

赵五娘的悲剧命运昭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泯灭。没有爱情, 可以苦等;遭受误解, 忍气吞声;生活困难, 一肩承受;遭遇磨折, 咬牙苦撑。然而, 正是在苦难中显现出她善良、无私、隐忍、坚韧等品质。让人惊异的是, 在那个豺狼当道的世道里, 她一个弱女子居然能千里迢迢找到远在京城的丈夫, 这其间有多少辛酸曲折, 恐怕是难以详尽的。

作为一个女人, 她首先应该是个人, 然后才是女人, 她可以成为女儿、朋友、妻子、情人、母亲, 等等。但赵五娘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她只是一个附属物, 只是封建男权制度下的一个符号化概念。她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个对象性的存在, 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利他”“无己”的。赵五娘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有着天使般的美丽和纯洁, 内敛、顺从并且无私奉献, 她们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 或自我的愿望, 甚或是两者兼有之。女性在这里成了没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没有真实人的生活, 只是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

男女本来就是相依同生的, 如同“吃糠”一出, 赵五娘所唱“糠和米, 本是相依倚”, 但是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却发生了分裂, “被簸扬作两处飞”。所以, 只有男女平等对话, 和谐地生活, 精神上合作的时候, 才可能实现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如果女性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女性就算是男人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也不过是个附属品。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8.

[3]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法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12.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9

“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又美丽, 又聪明, 又有钱, 不但家里生活舒适, 而且性情开朗, 她快满21岁了, 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作家在作品一开始就为女主人公设定了这样一个介绍, 这也就不难解释爱玛身上女性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源——家庭环境。在海伯里的乡村, 爱玛所在的伍德豪斯家族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上等级均居首位。作为这样显赫家庭的女儿, 她深受家族传统的观念的影响, 认为任何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的财富决定的, 而下等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是卑劣的。因此, 爱玛总是瞧不起下层的那些人,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相亲”。另一方面, 在家里爱玛由于母亲早逝, 自十二岁起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就如奈特利先生所说的“爱玛总是被当作全家最聪明的人, 所以被宠坏了。”“母亲一去世, 她失去了唯一能管束她的人”, 而她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自闭地固守在属于自己社交范围的小圈子里, 处处表现出对于变化和新事物的恐惧, 迂腐得近乎荒唐, 对于爱玛, 他只有一味溺爱和习惯性依赖, 完全起不到训导和指引的作用。这种环境既有利于培养爱玛无拘无束、男女平等的先进观念同时也给爱玛自身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点:做事我行我素, 高傲又势利, 看重门第观念;她对婚姻抱有资产阶级的势利态度, 认为应该从阶级类别和财产标准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关于爱玛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撮合别人的婚事。用作者的话说, 爱玛认为“这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一件修善积德的事, 爱玛生活境遇好, 有闲暇也有能力做这件事。”在小说中, 爱玛由于侥幸的促成了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和韦斯顿先生的婚姻使得爱玛十分热衷于替人做媒。由于泰勒小姐的离去使得爱玛跟父亲的生活伤感、无味, 由此需要需找一个人来替代泰勒小姐的位置, 附近住宿学校的私生女哈丽特·史密斯便成了爱玛寻找的密友。在爱玛的怂恿下哈丽特拒绝了农民马丁的求婚渐渐爱上了年轻的牧师埃尔顿先生, 仅仅因为艾玛觉得作为农民的马丁很粗俗, 配不上身份可能是贵族的私生子哈丽特。爱玛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奈特利先生的批评, 在与奈特利先生反驳中爱玛所说的话也能反映出她自身所表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男人总是以为女人拒绝一个男人求婚是不可理解的。男人总以为女人有求必应。”而且爱玛还认为尽管哈丽特是个私生女, 似乎低人一等, 但有理智的人却不应这样看, 她父母犯下的过失不能由她承担责任。哈丽特的地位与他人是平等的。这样看来对于社会中对女性的一些世俗偏见, 爱玛有着自己独特的客观而敏锐的判断和认识。

其次是关于自己婚姻的见解。爱玛曾多次表示自己不会结婚或者短时间内不会结婚, 爱玛想要以这种做法来体现自己追求男女平等的愿望, 这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玛的自我意识反抗传统的一种表现。她曾对哈丽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 当然令人耻笑, 惹人讨厌, 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 总是令人尊敬的, 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她意识到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 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只有顺应社会, 女性才能有更好的归宿。但作为上等人家的女儿爱玛认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在各方面必须高于或者跟她平等, 这样才能与她相匹配。关于爱玛和奈特利先生, 奥斯丁很缓慢、隐蔽的在小说中表现两个人之间爱情的细节。除了他们的争论和分歧, 爱玛更多地是尊敬奈特利先生而不是爱他, 他们最终选择结婚主要是因为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 奈特利先生是个大地主, 他拥有大量土地, 因为家庭的富有, 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进入上流社会。因此, 在海伯里只有他有条件在财富和地位上和爱玛相配。这一表现不仅体现了爱玛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奥斯丁所倡导的婚姻观, 她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首先应当认清对方的人品性格, 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爱恋的基础上的结合;另外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婚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爱玛的自我意识还表现在对自我认识的认同。就像小说一开头所说的“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又美丽, 又聪明, 又有钱, 不但家里生活舒适, 而且性情开朗, 她快满21岁了, 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如果说爱玛真有美中不足, 那要算她的任性和对自己估计偏高。”对于这一美中不足, 在奥斯丁看来正是爱玛自我意识的表现, 正如“她对泰勒小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但办起事来主要依自己的主张。”爱玛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她自由的心灵, 她经济上的独立保障了她独立的人格自由, 在她身上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意识和对自我认识的认同, 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爱玛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理性与智慧, 这种智慧只有通过多读书、多参加交际活动来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封建保守思想仍然相当强大的时代, 奥斯丁只是初步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 爱玛的塑造充分地展现了奥斯丁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可。尽管爱玛有许多不足之处, 但可以说她是奥斯丁笔下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10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

(一) 《黑猫》完全“无我”

1.肉体的折磨

《黑猫》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著名短篇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原本性格温和, 关爱动物, 却因后来酗酒成性变得暴躁而残忍, 在剜掉家中黑猫的眼睛并吊死猫之后, 盛怒中在将砍死第二只黑猫之际, 失手砍死前来阻止的妻子, 后将妻子的尸体砌于地窖墙内。在警察调查时, “我”鬼使神差地暗示其将墙打开, 看见黑猫在妻子的尸体上张着血盆大口哀号。

小说中的丈夫在酗酒成瘾之后变得情绪多变且性格暴躁。 “I suffered myself to use intemperate language to my wife.At length, I even offered her personal violence.”, “我”首先选择的发泄对象是自己的妻子, 对她恶语相加, 甚至演变成身体暴力。 而对自己的宠物, 普路托, “however, I still retained sufficient regard to restrain me from maltreating him”, “我”对猫的耐心显然要超过妻子。 对于“我”的恶行, “my uncomplaining wife”却选择默默忍受, 毫无反抗。 在收养了第二只黑猫之后, 丈夫在一次盛怒中欲杀死黑猫之际, 前来阻拦的妻子被他毫不犹豫一斧子砍在头颅上而丧命。 小说中, 在丈夫性情大变之后, 妻子和黑猫成了他最大的发泄对象。他吊死黑猫, 房子被烧毁, 第二只黑猫神秘地出现并最终报复了他, 而妻子自始至终都选择默默忍受, 直至死于丈夫斧子之下。

2.精神的禁锢

《黑猫》中的妻子在整篇小说中既没有心理活动, 又没有话语描述。 但根据对其简单深刻的动作描写, 可以看出她在这个家庭中处于精神完全禁锢的状态。 比如, “Observing my partiality for domestic pets, she lost no opportunity of procuring those of the most agreeable kind.”, 这里体现了妻子平时对丈夫的一举一动小心翼翼的观察, 这已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 当另一只黑猫被丈夫带回家时, 它 “became immediately a great favorite with my wife”, 立即就赢得了妻子的喜爱。 通过这些可以推测妻子并非真正对猫有好感, 她只是善于观察, 她观察到丈夫喜爱动物之后就想尽办法讨好他。 妻子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迎合自己的丈夫, 她毫无自己的精神世界。

妻子最终被丈夫砍死, 表面看她是想救那只猫, 实际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丈夫欲砍死的第二只黑猫与原先黑猫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胸前有一撮形似绞刑架的白毛, 这样的猫在当时被认为是“上帝之指”。 小说描写的妻子是一个迷信的人, 她相信黑猫是女巫的化身, 因此杀死这只黑猫的人必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在愤怒的丈夫将斧子砍向黑猫时, 一个弱女子在那一瞬间能够一把抓住了丈夫, 这样的勇气与力量不仅仅来自对猫的怜悯, 更是为救丈夫而死, 她觉得自己死得其所。

(二) 《雨中的猫》开始“有我”

1.肉体的依赖

《雨中的猫》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婚后在意大利某个海滨旅馆中度假的一个生活片段。 在一个雨天的下午, 百无聊赖的妻子看见窗外雨中有只猫在一张桌子下避雨, 她想把猫抱回来, 丈夫却爱理不理。 妻子下楼找猫却发现猫已不知去向, 失望而归的她想要猫的欲望愈发强烈, 渴望得到很多她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丈夫对妻子提出的要求一直不予理会。 最后, 旅店老板让女佣送了一只猫给妻子。

妻子在漆黑的雨夜里看着屋檐下躲雨的猫, 她想去找那只猫。 从事件发生的氛围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并不是想找真正的猫。 猫在西方文化里有性暗示和调情的意思, 海明威一直希望能让文学展现肉体在人类关系中的极度重要性, 同样在本篇小说里他用了带有性暗示的词语。 当妻子寻猫未果, 失望地回到房间时, 作者写道:She sat down on the bed.“I wanted it so much. ” she said. “I don’t know why I wanted so much. I wanted that poor kitty. It isn’t any fun to be a poor kitty out in the rain. ”这里的 “want”后面没有接宾语, 这是妻子对丈夫调情的暗示 (徐纪宁, 34) 。随着故事的进展, 丈夫仍旧在读书, 妻子便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打扮和容貌上, 说了一些希望能引起丈夫兴趣的话 (徐纪宁, 36) , “She studied her profile, first one side and then the other. Then she studied the back of her head and her neck...” “I want to have a kitty to sit on my lap and purr when I stroke her. ” 这里妻子所说的 “kitty”暗指了她的丈夫, 她希望丈夫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坐在她的膝上让自己抚摸, 这是又一次对丈夫的暗示, 期待能唤起她的丈夫, 但丈夫还是拒绝了她。

2.精神的松动

小说中的妻子在看到窗外雨中的猫时, 心生怜悯, 同时从小猫的孤单无助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猫的出现唤醒了她的主体意识, 猫在雨中的处境就像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处境, “妻子寻找雨中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她自我意识的觉醒, 寻找自己的过程” (程颖, 45) 。

妻子在下楼寻猫及空手而归的途中, 两次遇到了旅店老板。 这位老板向她鞠躬行礼, 让她觉得自己被如此尊重, 他还吩咐女佣给她拿了把伞。 妻子明显很喜欢旅店老板, 海明威在此也不惜笔墨地连用了七个“she liked”。 旅店老板表现出的尊重与关切让这位美国太太感受到了自我, 让她有了被人尊重的感觉, 而这在丈夫那儿是感受不到的。 当她面对这个尊重且关怀她的旅店老板时, 她的自我意识开始慢慢回归。

带着这样的心情重新回到丈夫身边时, 妻子开始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 除了一直跟丈夫强调自己想要猫之外, 她开始有了抱怨。 在镜中看到自己时, 妻子问丈夫, “Don’t you think it would be agood idea if I let my hair grow out?”当丈夫说他喜欢她短得像男孩子的头发, 她却反驳并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I get so tired of looking like a boy. ”在海明威的作品中, 长发对于女性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发是女性的天然特征。 小说中的妻子对自己的短发厌烦, 打算留长发, 说明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三) 《白猫》充分“有我”

1.肉体的自由

《白猫》讲述了主人公尤利斯·缪尔由于妻子爱丽萨过分关注宠爱波斯猫米兰达, 受到冷落而迁怒于白猫, 欲置之于死地却屡试不成。 白猫犹如幽灵般神出鬼没, 使缪尔终日不得安宁,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 最终出了车祸, 终身残废。

小说中的妻子爱丽萨是个比自己丈夫年轻二十岁的漂亮女子,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她的职业是百老汇的演员, 虽是二流演员却也被看重。 婚后爱丽萨拒绝跟缪尔有孩子, 认为这是对米兰达的不公。 作为一个妻子, 她是不想让这个家中有任何牵绊自己自由的事物或人存在。 婚后爱丽萨重新开始了演艺事业, 拥有自己的事业, 让爱丽萨能够在经济上独立, 因此她不需要完全依靠丈夫生活。 当爱丽萨忙于事业时, 她开始经常离家在外, 虽然缪尔很担心, 但碍于自尊心, 他还是忍住没有过问。 可以说, 爱丽萨在这个家中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 她不关心也不依赖丈夫。

2.精神的自由

爱丽萨与缪尔的婚姻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缪尔垂涎爱丽萨的美色而疯狂追求, 尽管爱丽萨说自己并不爱他, 缪尔依然坚持这段婚姻。 婚后两人只过了一段时间正常夫妻的同床生活, 因为后来爱丽萨抱怨缪尔的睡眠恶习, 他只能每晚先陪爱丽萨半个小时再去另外的房间睡觉, 发展到后来因爱丽萨每晚都打电话到很晚, 他连陪她的机会都失去了。 实际上打电话只是爱丽萨敷衍缪尔的一个手段, 她因为不爱丈夫, 不愿跟他待在一起, 所以用这个方法让缪尔不能靠近自己。

在家中, 爱丽萨对白猫米兰达的关注与宠爱远远高于对丈夫缪尔。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判断, 米兰达只是爱丽萨在这个家中疏远缪尔的屏障, 她不愿意面对缪尔, 便将自己的热情与关心都放在猫身上。 她其实也不是真心喜爱丈夫送的猫, 只是利用它而已。 忙于事业之后, 她经常不在家, 与缪尔的沟通变得更少, 有了心事也是每晚在电话里与他人倾诉, 她的喜怒哀乐完全与缪尔是无关的, 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缪尔也没有这个家庭。

二、原因

1.宗教

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黑猫被认定是女巫的宠物。驾着暴风的女巫被说成黑猫, 象征死亡与不幸。 在英国古代的传说中, 人们认为妖魔常变成黑色的动物, 尤其是黑猫, 还有人说黑猫就是巫婆变的。 中世纪末, 基督教为了巩固地位, 在欧洲散播许多恶意的谣言, 称异教徒与女巫透过魔法危害基督教信仰, 导致人们心中有了恐惧。

宗教审判被发明后, 异端标准总是不断地扩大化和多样化。 欧洲于十二世纪开始, 教会指控相当数量的妇女在凶日从事巫术及撒旦崇拜。 在十三世纪, 教皇乔治六世宣布黑猫为女巫的化身。 因此, 大众想到猫或女人时, 都会联想到另一者, 故两者均受到迫害, 受到火刑, 都被称为撒旦或恶魔的爪牙甚至真身, 歧视猫为女巫的化身。 在这个时代, 所有养黑猫的人都冒着被活活烧死的风险, 除非这个猫在胸部有一撮被称作“上帝之指”或“天使的印记”的白毛。

从19世纪初开始, 猫的名声逐渐得以平反。 《黑猫》的写作背景是19世纪40年代, 当时的社会仍受宗教的影响, 认为黑猫是女巫的化身, 正因为妻子有这样的迷信, 她深信丈夫如果杀死黑猫就会受到惩罚, 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挡住丈夫, 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20世纪, 猫已能够完全为人们所接受, 并且成为人们喜爱的宠物。

2.经济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 法律、教会和政府都使得妇女不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自由。 20世纪20年代, 工业革命已经相当深入, 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 和男人一样参加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大批男子上了前线, 留下的工作空缺由妇女顶替, 提升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美国妇女的就业率也在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时期迅速发展, 妇女就业数量以每年增长26%的速度增长, 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5, 女性以空前的规模 “进入曾经被男性独占的领域”。 到了20世纪90年代, 女性的经济能力进一步上升, 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黑猫 》中的妻子没有工作, 经济的不独立让她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非常依赖自己的丈夫, 因而她对丈夫总是尽力地恭维迎合, 即使丈夫对自己恶语相加甚至动粗, 她也毫无怨言并在最后关头选择救他。 《雨中的猫》中的妻子就像当时的女性, “她们的地位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新女性重新定位自己在家庭和社会的角色, 她们要求和男性平起平坐” (贾艳萍, 106) 。 虽然她们希望凭借自身的能力实现精神的幸福, 但在经济上却无法完全独立于男性, 无法摆脱男性的庇护, 她们都像雨中的猫一样, 无奈又迷茫。《白猫》中的妻子爱丽萨是个百老汇的二流演员, 有自己的事业和交际圈, 在家中也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 独立而自由。

三、结语

小说《黑猫》、《雨中的猫》和《白猫》都以猫为线索, 讲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三对夫妻形象。 传统分析多以”猫“为主题, 论述人与动物的关系或探索人类内心世界。 本文从两性关系这个新的角度出发, 在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 探索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 通过对其原因的分析, 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对其的重大影响。

摘要: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小说《黑猫》、《雨中的猫》、《白猫》通过对不同妻子形象的塑造, 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三位妻子在肉体与精神上对丈夫的依赖程度, 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这一发展过程。宗教、经济及政治的发展, 对这一现象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黑猫》,《雨中的猫》,《白猫》,女性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Nancy Woloch.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Alfred A.Knopf, Inc., 1984:388.

[2]程颖.《雨中的猫》中女性意识的觉醒[J].高等函授学报 (哲学社会学科) , 2010 (4) :45-51.

[3]贾艳萍.女人和猫——析海明威短篇小说《雨中的猫》的象征意义[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报) , 2006 (9) :105-107.

[4]李伟.“猫”的互文性解读——爱伦·坡《黑猫》与欧茨《白猫之比较》[J].外国文学, 2009 (11) :81-83.

[5]梦红.“新女性”形象在海明威作品中的体现[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7 (6) :107-109.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11

关键词:《新结婚时代》《双面胶》冲突斗争传统女性意识现代女性意识

由王海钨的《新结婚时代》(以下简称《新》)和六六的《双面胶》(以下简称《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后,引起了众多关于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探讨。虽说王海钨是婚姻家庭小说的老手,而六六是旅外的新锐作家,但从这两部小说来看,她们在婚姻家庭关系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两部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我国的女性小说关注的焦点。

王海鸽和六六同为当代女性作家,中国的女性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崛起,至今,女性作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女性作家在众多作品中表现出其传统女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杂糅的特色。在《新》和《双》中,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的最终造成都与作者的两种意识冲突有关。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20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首先表现为女性作家明确的性别自认,即女人的自觉。传统女性意识的形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有关。女性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抚养子女,打理家务。她们在历史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而这种心理压抑已深深积淀于女性的精神气质和深层心理中,从而认为把自己奉献于男性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也是大众所认可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在对保守的封闭的愚昧的对第二女性地位认同的传统女性意识及其社会传统观念的揭示中,体现出对女性意识的自觉追求,对时代的变革意识、开放意识、开拓意识的自觉追求。现代女性意识多认为自己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中要与男子平等,甚至更胜一筹,她们对时代的变革、开放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现代女性意识多是弘扬女性的主体精神。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而这两种意识同时存在于当代女性作家的内心深处。小说中所体现的种种矛盾冲突正是作者内心冲突的表现。随着中国的生活、经济与世界的接轨,新思想的传播,独立现代的女性思想已深入女性之心。而传统的思想意识仍顽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传统文化、伦理的一部分,所以它们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在《新》和《双》中,代表作者的传统女性意识的即是主人公的公公婆婆;而女主人公,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以现代女性意识为主体并仍存在传统女性意识的白领女性。

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顾小西和胡丽娟都是都市新女性,她们自信、美丽,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白领工作,有一个月薪上万元的丈夫,她们过着幸福美满的小资生活。这种生活的和谐与平衡却在与公公婆婆打交道之后被打破了。

《新》中的何建国的老家在沂蒙山,在落后的农村,主宰人们的仍是传统的思想。小说中,顾小西的公公认为儿媳妇必须要回老家过年,这是传统,不可以被打破。而且在老家,儿媳都得像奴仆一样:男人在聊天,女人要在灶前忙着做饭;男人们在桌前举杯吃菜,女人要站在旁边倒酒却不能上桌;男人们吃完饭喝完酒接着聊,女人该吃剩饭了;而后,女人又该收拾碗筷了。顾小西忙前忙后,想尽力做个好儿媳,可过度劳累使她流产,这又与传统伦理相违背了:公公盼望着她给自己添孙子,好传宗接代。这些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放在某个人身上,以求造成矛盾。这些思想与顾小西的新思想起了激烈的冲突,在别人眼中的她体面、光鲜、独立、能干,而在公公眼中,她只是个干家务活生孩子的奴仆。在几次忍耐无效的情况下,顾小西自尊自强的火焰被激发了,她最终选择了离婚。

相比之下,《双》中作者的两种意识的冲突似乎更为激化。也许是长期居住国外的缘故,作者六六将主人公胡丽娟刻画得更为个性、独立,作为一个上海女人,她既前卫时髦又精细,再加上一点点的泼辣,战争不起来似乎都对不起读者。胡丽娟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早餐草草了事;每月挣多少花多少,是典型的月光族;基本不干家务;丈夫必须对她言听计从,不准反驳。可以说,这是作者现代女性意识的一个体现:现代女自领不都是这样吗?工作地位平等,家庭地位平等。这些却都被婆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婆婆的行为方式正好相反:早晨做正餐;每分每秒都在省钱,连饭都不敢吃好的;家务活是职业,从早到晚不间断;男人是天,是家里的顶梁柱,柱子不能倒,什么事都得听丈夫的,吃饭得让丈夫先吃饱了,好饭好菜得先让丈夫吃。这与顾小西的公公很相似。胡丽娟每天让丈夫倒水、洗碗、倒洗脚水,这一切,无疑是颠覆了婆婆的传统思想,婆婆是不会容忍的。但婆婆却可以为了孙子忍气吞声,孙子比儿媳都重要,这是她传统伦理的又一深化。小说以孩子在婆婆的教唆下认为妈妈坏,冲垮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墙,也冲垮了胡丽娟的心理防线,一番恶斗之后她的死正是对传统道德的冲击。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积淀于我国国民内心的传统思想几乎不可能被颠覆。正如两位作者一样,她们虽是现代女性,但在其小说中无不体现出传统女性意识的存在,它们都寄于女主人公身上。顾小西认为给何家添个孙子是自己的义务,为不能完成这个义务她还内疚;胡丽娟的心理描写中也多次提到她想和婆婆搞好关系,但她们要求有独立人格而不寄附于丈夫,不向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屈服,不希望被主宰被奴役,正是这种独立的自尊使她们与传统的伦理起了冲突,造成了她们的婚姻家庭悲剧。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论文 篇12

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探索、分析黑人女性历史和经历的杰出代表。她的作品主要关注“种族”和“女性”这两大主题, 从女性的角度细致地剖析黑人女性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 给予黑人女性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身为黑人和女性, 我能够进入那些非黑人和非女性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1]在《宠儿》中, 作者用残酷的故事阐释了夹缝中生存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并以此探求黑人女性的出路, 展现了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执著追求。

2《宠儿》中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黑人一直处于南方社会的边缘, 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 也一直以客体的形象存在白人种植园主面前。黑人女性的地位更是边缘之边缘。他们受来自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2]《宠儿》中祖、媳、孙三代黑人女性的人生境遇与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展现了美国南方种植园历史环境中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的觉醒过程。她们的自我意识经历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的发展过程。

2.1 贝比·莎格斯的自我意识—由沉睡到觉醒

贝比·莎格斯是第一代在奴隶制下被摧残被迫害的黑人妇女形象。贝比一生和六个男人生了八个儿女, 而除了小儿子黑尔留在她身边, 其他孩子生下来就被奴隶主带走了。在她的大半生的奴隶生活中, 她逆来顺受, 任劳任怨, 只是被动的接受奴隶制对她身心摧残, 不做任何反抗, 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都处于麻木状态。当黑尔要通过出卖他的工余时间为她赎取自由时, 她困惑地自问:“为什么?一个混到六十岁, 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似的女奴要自由干什么?”[3](178)然而当她踏上自由的土地时, 她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吓着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属于自己的, 自己的心跳在搏动着, 这一切使她感到一阵狂喜, 感觉好像是获得了新生。此时她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了。

当她住进黑人社区之后, 她用她的博爱赢得了全社区人的心, 受到了她们的尊敬和爱戴。她靠她伟大的心灵为整个社区服务, 成了黑人社区的精神领袖。当她周围的黑人们摆脱奴隶制后仍然生活在过去奴隶制的阴影下时, 她又像一个心理医生, 帮助黑人奴隶摆脱奴隶制造成的心理创伤。在“林间空地”步道, 她号召黑人们热爱自己那不被白人所热爱的肉体。从贝比·莎格斯的布道我们可以看出她在通过教导黑人自尊自爱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然而在亲眼目睹了黑人社区的嫉妒与背叛, 奴隶主与猎奴手闯入她家迫使赛丝亲手杀死了年仅一岁的小女儿的惨剧之后.她最终心力憔悴, 疲惫已经穿透她的骨髓, 不再去“林间空地”布道了而是选择逃避在无法对她造成任何伤害的色彩世界中。

贝比·莎格斯的悲惨的一生让她彻底看清了奴隶制的残酷和灭绝人性。她的自我意识经历了麻痹到觉醒的过程。她的博爱凝聚了整个黑人社区, 使她成为黑人社区的偶像, 也实现了她对自我意识的探寻。她已经迈出了黑人女性确立自身主体意识的第一步。

2.2 赛斯的自我意识—由自发到自觉

赛斯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角, 是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凶手。相较于第一代黑奴贝比·萨格斯的逆来顺受, 赛丝所代表的第二代黑奴显然具有更强的反抗性。然而, 奴隶制给她带来的恐惧与阴影同样也使赛丝在自我找寻的路上几经坎坷。她在以贝比为代表的那带黑人女性和以丹芙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女性之间起到了承接的作用, 其自我意识经历由自发的自觉的发展过程。她本是一个性格温顺害羞的姑娘。她十三岁被卖到“甜蜜之家”, 经过一年的观察她最终从庄园的男奴中选择了黑尔作为自己的丈夫。当他们结婚时, 她还天真地幻想着应该有个婚礼什么的。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了加纳太太, 而加纳太他对她的荒谬的想法只是一笑了之。可她还是偷偷地给自己缝了条裙子。可见赛斯择偶的自主权和对婚礼的要求体现了她自发的自我意识。而“学校老师”的到来激发了她自我意识从自发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当她听到学校叫他侄子罗列她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时, 她才充分意识到自己原来在白人眼里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受这种羞辱, 她决定送走自己的三个孩子。之后她遭到了“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的性骚扰, 他们抢走了她留给自己孩子的奶水还把她打得皮开肉绽, 在她的后背留下了一个树形的伤疤。作为哺育者, 塞斯只有实现哺育职能, 才能确立起她的母亲身份。他们抢夺赛斯的奶水就是对其神圣的母性的亵渎。这给塞斯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心灵创伤。然而母爱给了她巨大的力量和决心, 促使身怀六甲的赛斯逃离了“甜蜜之家”。浓浓的母爱激发了赛斯自我意识觉醒和深化。

经历千难万险她终于完成了艰难的旅程和自己的孩子们团聚了。然而这种幸福的日子只维持了28天, 当她看到“学校老师”带着人赶来抓捕他们时, 她立即“飞了起来, 收拾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 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 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 出去, 走开, 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3](206)所谓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就是将他们杀死, 让他们上天堂, 远离奴隶制的压迫。此时由这种疯狂的母爱而推动的赛斯自觉的主体意识也发展到了极端。但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赛斯弑女的根源是奴隶制而不是黑人本性的残暴。是奴隶制扭曲了赛斯的母爱。赛斯作为一位母亲, 他她具有一个母亲天然的本能, 那就是保护疼爱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免受伤害。“她宁愿把她杀害而不愿让女儿回到奴隶制去经历她自己曾经受过的无边的遭遇, 这是塞丝在反抗白人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过程中对母爱这一概念最为直观的解释和界定。”[3]然而她所作所为却并不被别人所理解和容忍。就连保罗也不能赞同她的做法。他说她的爱太浓了。而赛斯却反驳到“要么爱, 要么不爱。淡的爱根本不是爱”[4](208)可见赛斯的这种自觉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强烈母爱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强烈的母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她的自我意识。

2.3 丹芙的自我意识—由依附到主动建立

与贝比·萨格斯寻找自我的失败和赛丝历尽坎坷在迷失与找寻中的挣扎相比, 丹芙则是通过自己主动努力成功找回了自我, 摆脱了历史的阴霾, 成为了新一代独立自强的黑人女性是赛斯在逃亡中。丹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当宠儿的灵魂在124号肆虐时, 她的两个哥哥都被吓走了, 只有她留下了, 而且把姐姐的灵魂当作自己的唯一伙伴。然而保罗的到来把她唯一的伙伴都赶走了。赛斯令人窒息的母爱把丹芙局限在124号房屋内, 使她不敢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以丹芙感到一直被一股莫名的孤独所包围。由于丹芙的孤独使得她缺乏自我意识成长的健康环境, 因此她的自我意识得不到发展。

也正是这种被孤立、被抛弃的感觉使还魂的宠儿的到来犹如一根救命稻草, 彻底地俘获了丹芙的心。她把宠儿当成自己的朋友, 精心地照顾她, 爱护她。就这样她逐步将自我意识建构的宠儿身上, 她的自我只有在宠儿身上才能找到。一次丹芙喝宠儿捉迷藏, 宠儿突然消失了, 丹芙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向她袭来。“现在她哭, 是因为她没有了自己。死亡与此相比不过是一顿空过去的餐饭。她能感觉到厚重的自己在变稀, 变薄, 消融殆尽。”[3](157)可见丹芙的自我是完全依附于宠儿的。

然而当她看着塞丝如痴如醉地消殆下去, 看着宠儿日复一日地变大, 贪婪地攫取塞丝的一切, 丹芙勇敢顽强地走出124号这个孤岛。她担负起了拯救赛斯和宠儿的使命。丹芙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与贝比·萨格斯与赛丝相比, 丹芙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为改观。从大的方面讲, 奴隶制已经被废除十余年之久, 丹芙不必再担心会有白人奴隶主闯进她的家中伤害她和她所爱的人。而对于她所在的黑人社区, 整个黑人社区的人们从扭曲的民族意识中走了出来, 逐步走向成熟。面对丹芙的求助, 整个黑人社区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她对赛斯的爱和责任心推动她从那依附宠儿的自我转变为独立的自我。此刻丹芙终于冲破了孤独的牢笼和对别人的依赖建立了独立自强的自我意识。她已经成为被社会承认、家庭依赖的有思想又有自我的新一代的黑人女性了。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本文探讨了《宠儿》中祖、媳、孙三代自我意识艰难的觉醒过程。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 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边缘之边缘, 她们被剥夺了作母亲、作妻子、做女儿的权利, 自我主体意识的发展受到重重阻碍。但是在困难面前她们并没有退缩, 而是在通过对前人自我意识探索的传承并加上自身的努力, 逐步循序渐进地建立了健全的自我。在祖、媳、孙三代艰难的寻求身份之旅中, 有挫折, 有失败, 也有成功。她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求证以及确立主体意识并摆脱长期以来的双重压迫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莫里森在《宠儿》中描述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其目的是去唤醒黑人。莫里森曾明确地谈到:“掌握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要了解自己, 人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历史。”[5]虽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 但美国黑人不应该忘却黑奴的血泪史, 更要重新思考, 深刻认识黑人主体身份, 确立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

摘要:《宠儿》是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杰作。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在奴隶制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奴隶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 并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坚强不屈的黑人女性形象。该文分析了小说中以贝比·莎格斯、赛斯、丹芙为代表的祖、媳、孙三代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的过程, 并揭示了黑人女性意识觉醒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艰难的发展过程, 是建立在对前人自我意识探索的传承和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黑人女性,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Morrison Toni.Belov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0.

[2]王春风.黑人女性的身份解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8) .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 雷格,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4]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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