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认知

2024-09-02

女性自我认知（共7篇）

女性自我认知篇1

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生就的, 而是造就的。波伏娃的理论著作《第二性》被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 她从社会、宗教、法律和传统习俗对女性压迫的现实中得出深刻见解, 并且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传统的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估, 确立了新的价值体系:女性只有通过工作, 通过深刻的认知自我, 通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 才能真正显示她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威力和自身的价值。在另一位西方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 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对如今的女性依然有指导价值的女性主义发展观:即要求女性“成为自己”, 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 不依附于男性, 而又与能男性及社会和谐相处的自己, 构建一个自我追问又开放的女性自我。她认为, 独立, 对一个女人来说乃是第一需要。一个依附于别人, 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独立思考的女人是可悲又可怜的。

波伏娃和伍尔夫对我作为一个女性进行深刻自我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让我们先从波伏娃说起, 她在《第二性》中分析, 正是女性的生物性, 她们的生殖力, 简言之即她们的身体就是她们从属性的根源。因此, 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中, 女人被异化的程度是最深的;同时她也最为激烈地反抗这一异化。青春期的危机, 每月一次的“隐忧”, 长期的、经常的困难的妊娠, 痛苦的甚至是危险的分娩, 女性的种种或轻或重的疾病, 意外病症或并发症——所有这些都是女人的命运。毫无疑问, 她的命运比其他雌性动物的命运更严峻, 因此她对其个体性的捍卫也更加坚决。 (1) 但她们常常是多灾多难, 经常身不由已。的确, 女性的生物性即她们的身体, 在女人的生命历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必须战胜或超越她们的身体, 女人只有战胜自己的生物性, 才可以真正获得自主。在这一点上, 波伏娃有她的见解, 她认为对于所有想要自由和独立, 并且自食其力的女性来说, 对于想要为自己考虑并且拥有自己生活的女性来说, 母亲身份 (2) 是最危险的陷阱。不可否认, 婚姻与生育是影响女性潜能发挥的重要困素, 现实生活中有无数的例子印证着波伏娃的话, 母亲身份意味着太多的责任、伦理、太多的取舍和忍耐, 这对于一个追求独立自由, 想真正拥有自己的生活的女性来说, 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人们常说:不经历做母亲的女人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 她的人生是有缺陷的, 可是母亲身份带给她的是她必须部分的舍弃自我, 很多女性则是完全的失落了自我, 为了所谓的丈夫和孩子的将来而活着, 他们就是她的一切, 很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 可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女性来说, 她是没有自我的, 她的一生是沉闷而压抑的。

真正的女性主义也被认为是女性的个人主义, 女人对自我的认识, 自我价值的探寻应该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女性:人——女人——个人”, 在这样一种思路下, 婚姻家庭绝对不是女性生活的唯一希望, 更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她们其实和男人一样, 有着自发的独立意识和复杂难以言说的情感欲望要求, 她们常常是迷失灵魂和欲望肉体的统一体。她们通常还更为纯粹和彻底。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身体, 女人也不可能被普通的思想观念抽象掉, 一个生动的有欲求的女人, 才是真实的女人。女性应该“成为那个自己”, 去追寻不一样的生命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重建自我, 构造自我, 实现生存超越。

但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纵欲主义和利己主义, 这一点上, 波伏娃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她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无疑, 波伏娃的一生是精彩, 特立独行, 充实而真切的。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 她是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没有婚姻形式的终生伴侣, 她与萨特在精神领域相互激发、相互批评、共同分享、共同成长。他们都是思想极为丰富, 敏锐和深刻的人, 在精神领域他们之间是不可分割和无可替代的。波伏娃在理性和情感之间游刃有余, 在个人生活上他们也互不干涉对方的自由和选择。在这方面, 波伏娃身体力行她主张的存在主义原则, 有许多勇敢而独特的行为。不能否认波伏娃所带给我的冲击, 她思想的深刻与犀利, 她灵魂中的那种不屈的独立、自由, 她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最佳把握, 她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都让我深深的思考和汗颜。

伍尔夫给我的感觉是冰冷、压抑和敏锐, 和波伏娃一样, 她们都是精神至上的女性。她的有关女性主义的一些论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3) 她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在不断地筹划着自己, 不断地挣脱现实, 否定自己, 走向超越, 趋向自由。伍尔夫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 她呈现两性的对立与差异, 探求人生价值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合理自然的两性关系, 她勇敢地抛开了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 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 试图对两性进行完美整合, 从而实现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 达到“双性同体” (androgymy) 。伍尔夫的“双性”指的是社会性别而非生物学上的性别, 她力图将两性中各自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真实和谐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呈现自身生命的鲜活生动无限可能。这里, 伍尔夫所指的“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的空间本身, 而且是一种精神隐喻。在她看来, 这间屋子不仅仅是生存空间, 还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 而且更隐喻了一种自由的精神空间、灵魂空间。有了这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女性就不仅仅有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更有了一片展示自我和体现自己思想、才能和价值的空间。在这里她们可以自由独立的思考, 作出自己真实的选择, 而不必受任何外物的羁绊。当然, 在这间自己的屋子里, 还可以修炼自我, 修心养性, 求得一份真性情。

关于女性的自我认知远远不止这些,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太不同的个体, 但女性必须明白, 要想成为自己, 按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来生活, 经济上的独立是前提, 也就是你必须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思想上的独立是关键,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灵魂, 这才是个性所在, 才能最终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10.

[2] (加) 巴巴拉·阿内尔, 郭夏娟译.《政治学与女性主义》[M].东方出版社, 2005:164.

[3] (英)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76.

女性自我认知篇2

一、从叙述学比较《玩偶之家》和《伤逝》的男权话语特征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指出:“第一人称叙事是有意识的美学抉择的结果, 而不是直抒胸臆, 表白心曲的自传的标记。”“在内聚焦中, 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 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 包括把他当做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告诉我们。”《伤逝》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 采用的是内聚焦的叙述模式, 将叙述焦点与“我” (涓生) 重合, 聚焦于人物内心世界的自我剖析, 整个世界都是由叙述者涓生叙述出来的, 是一个完全独白的世界, 其他人都处于失声的状态, 子君的形象完全由男权话语塑造, 掌控在涓生的“话语权利”当中, 她被剥夺了话语权, 子君形象展现出男权话语下的女性生存状态。涓生作为男性, 在男权世界中, 他是作为审视者存在的, 这种男性中心话语体系在文本中得到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映。

与《伤逝》不同, 《玩偶之家》采用的第三人称叙述, 第三人称是一种客观叙述视角, 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通过娜拉、海尔茂、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阮克等人的对话, 建立了各自的不同的形象, 发出了各自的声音, 既展现了一个男权话语世界, 也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娜拉通过自己的言辞, 大胆地表现自己热情、善良的个性, 帮助自己的朋友不遗余力。娜拉独自担起还款的重任, 想尽办法挣钱, 对此她毫无怨言。甚至到了事情即将败露的时候, 她最先想到的是自己一人承担责任, 不能拖累自己的丈夫。娜拉在明白了丈夫自私、虚伪之后, 她大胆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表明了追求自由、追求自尊的立场。“首先我是一个人, 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二、比较子君和娜拉的自我认知

心理学认为, “自我认知是主体对自身的状态以及自身与外界关系的反映, 它产生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由于子君的形象完全淹没在涓生的男权话语之下, 子君的形象自觉地成为中国传统旧式妇女, 这是对于当时自身与外界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中国传统的妇女贞德观念束缚着子君们, 子君对自我的认识是模糊而矛盾的。一方面, 她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要求爱情自由自主。“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另一方面, 她又表现出中国传统旧式女子的特点。子君自觉承担着小家庭旧式妻子的义务, 有着中国传统妇女女主内的思想, 张罗着小家庭的生活琐事。当涓生对自己的爱日渐消失的时, 子君默默离开甚至还把生存的余钱留给了涓生, 子君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妇女身上的隐忍和自我牺牲。最后, 当她与涓生的爱情走不下去后, 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反映了子君身上的中国传统妇女的贞洁观念。子君的自我认知完全是一种男权话语世界下的自我认知, 没有反抗性。

娜拉与子君不同, 由于第三人称客观叙述, 她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她对自我认知的变化更强烈更自觉, 更具有女性解放的意义。娜拉最开始是父亲的乖女儿, 丈夫的小松鼠, 她对自我的认知也停留在父亲和丈夫的附属的阶段。当她意识到法律的不合理时, 她就具备了质疑男权社会的意识。法律是上层建筑阶级关系的反映, 娜拉质疑是制定法律的社会。这是娜拉觉醒的第一步。当海尔茂露出冷酷无情的面目后, 娜拉彻底觉醒了。娜拉意识到自己从前就是父亲和丈夫手中的玩偶, 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正如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产生于她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娜拉的自我认知除了受男权话语的影响外, 通过自己的“发声”, 她逐渐拥有了自我的真正感知、自我身份的确定, 因此发展出反抗性。娜拉不仅解放了自己, 甚至对这个男权话语下的社会发出了控诉:“我一定要弄清楚, 究竟是社会正确, 还是我正确!”

因此, 由于《伤逝》和《玩偶之家》选择的叙述角度不同, 女主人公所受到的男权话语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因此子君和娜拉对于自我的认知和定位也具有较大差异。子君完全地“失声”, 在涓生的男权话语叙述中, 她对于自我的认知, 具有模糊而矛盾的特点。娜拉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试图逐步摆脱男权话语的影响, 娜拉的自我认知是要求自尊、要求自由的新女性形象, 具有积极的女性解放意义。

三、产生自我认知差异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必然是时代的产物, 是和时代精神密切相联的。生活在女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19世纪的易卜生对女性解放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易卜生通过娜拉之口喊出对这个社会男权中心存在的质疑:“我一定要弄清楚, 究竟是社会正确, 还是我正确!”娜拉不仅质疑了社会、法律、质疑了丈夫对自己的专属权利, 不仅提出了个性独立和自由的要求, 更采取了自主行动——离家出走。易卜生正是通过娜拉这一形象的塑造, 不仅为了激发、更是为了唤醒, 也是对社会提出的对男权社会的控诉。

在易卜生提出女性解放问题之后, 中国的启蒙者也对此进行了思考, 没有经济权却被给予了“自由权”的女人会怎样?鲁迅认为这样的女人根本就不会出走。正处于初步启蒙时期的中国社会, 子君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认识是模糊的。子君虽然被个性解放的口号所鼓舞, 但她对于自己女性地位、女性身份的认知仍然属于停留在对于旧社会妇女身份的认知, 因此, 这就导致了她的行为选择依旧是中国旧社会妇女的行为选择, 而子君的命运就逃不出旧社会妇女的悲剧。在涓生的男权话语束缚下, 她只能是作为受到新思潮影响而对于自我认知仍然处于旧女性认识的阶段的女性而存在, 她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 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归根结底在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的制度容不得个人行为的首先解放。

摘要：本文分析了《玩偶之家》和《伤逝》的男权话语特征, 从叙述学角度比较二者的男权话语特征的不同, 由此产生的女性的自我认知的相异性, 并指出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

关键词：《玩偶之家》,《伤逝》,女性自我认知

参考文献

[1][法]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 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3]易卜生.潘家洵, 译.玩偶之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4]鲁迅.在酒楼上伤逝阿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女性自我认知篇3

上世纪的女权运动在西方社会开展的如火如荼, 尊重女性, 保护女性权益成为时代的需要, 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我国,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实现女性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之中彻底解放出来的伟大构想, 希望实现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进入二十一世纪, 女性更是全面觉醒, 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家庭地位都显著提高。中国职业女性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仅体现了妇女的劳动权等基本权力方面得到了保障, 更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社会对于女性就业的需要和尊重, 这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也是女性大解放的一大标志。重庆市女性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之中, 女性对于自我职业的认知成为塑造新重庆女性的一大突破口, 抓住重庆女性职业认知之中的闪光点, 使之成为全体重庆女性的共同追求和集体形象, 这对于重庆女性的整体形象和素质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成为她们整体素质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本文就重庆女性职业认知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期发现重庆女性具体的职业认知和素质水平, 并提出提升的对策。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研和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 课题组随机选择了重庆市内5个主城区、3个非主城区和2个县区的女性共1100人, 共收回问卷997份, 经审核, 用SPSS统计软件统计, 最后有效问卷841份, 有效回收率达到84.35%。所调查女性分布广泛, 主要体现在被试女性年龄结构, 地缘结构, 婚姻结构, 民族结构等多方面之上, 兼具社会广度和层级划分,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具体情况如下:年龄结构中18岁以下共46人, 18—49岁共725人, 50岁以上共有70人, 各自比例分别为5.5%、86.2%、19.3%, 调查年龄结构中中青年职业女性占绝大数比例, 能很好反映重庆女性的基本职业认知;地缘结构中主城五区和五个区县的调研比例基本相当, 各自达到一半左右, 这样就很好反映了女性职业特征的地区差异并协调了地区差;婚姻结构中一半以上女性为已婚妇女, 未婚女性大于离异女性, 基本符合重庆市女性婚姻状况的情况;民族状况中汉族女性占到了93%以上, 少数民族女性比例低于7%, 符合重庆民族的基本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职业认知是指人在生活、学习、交往中形成的对某种具体职业的认识和评价是一种主动或被动认识职业的过程或活动。”本文所指的职业认知是指重庆市女性对于对社会中或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并就重庆女性对于优势职业的认知, 职业自我认知和市民对于女性职业的认知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1. 重庆女性对于优势职业的认知

被试有540位女性认为教师这一职业更能发挥女的优势, 占到总调查人数的64.2%, 其次是白领职业和艺术类职业, 分别是514和468位, 占了55%, 领导职业激降到30%以下237人选择, 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职业占比都在10%以下, 人数在150位左右, 还不及前三位的职业各自的一半。这些都充分表明重庆女性认为教师, 白领和艺术类职业比农业, 工人和其他适应面小的职业优势更明显, 更愿意从事这类需要更高素质和技能的职业, 而不是传统的重视体力和熟练度的职业。从以上数据很明显可以分析到:

第一, 重庆女性对于基本职业的优劣度认知趋于理性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和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工, 使得女性更适合较为稳定的、长期的、脑力化、形象化、艺术化的职业。大多数女性选择了教师, 白领和艺术类的职业, 教师职业趋于稳定, 白领职业更趋于规范化, 而艺术类职业更需要感性细腻的情感作为支撑, 这些都反映了重庆女性对于不同职业的认知是基本合理的, 没有太大的变异性。女性整体素质差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 包括智力、能力以及技能上都有一定差距, 所以对于领导、金融和商业类的职业, 女性的优势就少一些, 这是重庆女性普遍的认识, 对于传统职业, 女性自身不小的劣势和差距。

第二, 重庆女性普遍对现代职业加以推崇, 而对传统职业加以摒弃

现代职业是新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职业, 普遍加强了对复杂技能和知识的需求, 在知识能力需求上, 明显高于传统职业。从重庆女性对于从事不同职业的认识中发现大多数女性对于优势职业都选择了更现代的职业, 而抛弃了传统职业, 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的农业, 工业和军人等职业的逐步抛弃和疏离, 转向更现代的教师、白领和艺术类职业的追求, 这都反映了传统产业下职业的没落和现代新型职业的崛起。

2. 重庆女性对于自身所从事职业的认知

重庆女性对于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的认知, 最能代表她们的职业认知。从图2中可以发现, 重庆女性对于自身从事的职业的认知, 基本上一半以上认为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有20%的认为很适合自己, 比较合适以上评价的累计百分比在70%以上, 表明绝大多数重庆女性还是对于当前职业比较满意。而很不适合的只占到总体的1%左右,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不太合适的也只有7%左右, 总体比例不高, 以上数据表明重庆女性整体对于自己的职业还是持肯定态度, 并认为基本合适。

重庆女性基本上从事与女性基本素质相一致的职业, 调查女性的职业结构, 其中, 国企工人有59人, 占到总数的7%, 医护工作者共49人, 占到5.8%, 个体商户和一般公务员比例都达到5%以上, 务工和传媒工作者占比4%作用, 但是科技类工作者占比在0.8%左右, 总数仅10人。可以看到重庆女性对于职业的基本认知, 对于大多数女性适合的行业, 就会有很多就业人员, 不管是农业、工业、商业和政治都是如此, 但是对于科技技能要求高的科技类就业人员就很少了。大多数女性对于自身从事职业的认知都是积极的, 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职业, 为其良好的职业行为打下基础。从职业结构还可以看出, 重庆妇女的职业认知相对切合实际, 主要体现在大多女性的职业素质和所从事职业相符合,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高的职业评价和满意度, 但是也反映出重庆女性职业认知相对保守和创新性不足。

3. 重庆市民对于重庆女性职业的认知

除了重庆女性自己对于自己的职业认知外, 在女性眼中其他人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和评价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样影响到重庆女性自己的职业认知和职业特质的形成。从图3可以发现, 相比重庆女性自评, 重庆市民对重庆女性职业的评价有一些相似性, 44%左右的比例认为重庆女性职业是比较适合她们的, 近20%的认为是很合适的, 这与自评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 这表明市民中重庆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适合她们自己。另一方面, 对于女性所从事职业中无所谓的态度也占到了近33%的高比例, 这说明一般人对于重庆女性就业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 而不合适和很不合适的一共不超过3%, 再一次对比重庆女性对于职业的自我认识, 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本文还进行的有关重庆女性职业自评和重庆市民职业他评的相关性检验, 其相关系数为0.507, 反映不同主体对于重庆女性的职业认知趋向一致, 重庆女性对于自己的职业认知和大众的评价趋于一致。

四、重庆女性职业认知的结论与提升对策

在分析了重庆职业女性的基本认知后, 可以看到重庆女性的基本职业认知趋于合理, 切实自身的优势, 包括优势能力和优势素质;但是也有相对保守, 创新性不够。这一认知也是一个不断渐进演化的过程, 是一个与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契合的过程。为了不断提升重庆女性的基本职业认知和素质, 必须进行一下三方面的提升, 以期能激励重庆女性积极有效的工作行为。

1. 加强对重庆女性职业认知的积极引导和社会的合理评价

重庆女性的基本职业认知总体上趋于合理, 但社会还是需要不断进行有效引导, 使她们坚持合理积极的职业认知, 强化这些认知的激励作用, 加强女性对职业认知的社会引导, 形成良好的职业认知氛围, 广泛宣传, 广泛学习, 争取把职业认知深入到重庆女性认知中, 促成有效的工作行为。社会的评价对于女性职业认知的树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社会合理正面的客观评价, 能很好激励重庆女性, 但消极的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必须强化社会的合理积极评价体制机制建设, 关注主流宣传的价值评价和引导, 给予女性就业和不同职业准确的评价, 从而引导重庆女性合理有效的职业认知和行为。

2. 提升重庆女性基本职业素质

重庆女性合理的职业认知, 需要不断提升重庆女性的自我素质, 包括知识、职业素质等, 女性自身的职业素质不仅影响着她们的基本合理的职业认知, 也影响着她们有效的职业行为。这需要社会为女性的职业素质提升提供更多的平台, 逐步重视女性素质提升, 摒除传统观念的影响, 加大对女性的素质培养, 保证女性的基本受教育权, 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加入基础、和高等教育和社会职业教育体系中, 为她们素质的提升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平台。重庆女性自身也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提升, 应该树立和新时期相适应的社会观念, 积极走出家门, 走向社会, 更新自身陈旧的观念, 积极走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还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加强技能培训和锻炼, 努力社会工作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使之不断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竞争、高压力的外在环境。

3. 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建设, 触发有效的职业认知和职业行为

一定的职业认知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具体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关。重庆经过十几年的直辖发展, 经济社会全面提升,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重庆女性职业认知的不断更新和提升, 但这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 因为社会处在瞬息万变之中, 加之重庆位于西部, 各方面发展开放度还不及东部地区, 重庆女性职业认知也没有处在最前沿的社会之中, 与东部比重庆女性职业认知还有一些差距。因此需要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建设, 促使女性不断变革和创新职业认知。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可以有效带动重庆女性积极有效的职业认知和职业行为的不断形成。

五、结语

重庆妇女发展规划提出要为女性的经济权益和就业机会提供社会的帮助, 是重庆妇女事业的发展方向, 要为妇女实现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力保障, 为妇女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指导和制度安排。这是我们进行调研的最终目的, 为重庆女性的素质提升和新型职业认知的形成提供现实依据, 努力实现男女平等的和谐局面。

社会就业人员结构, 随着妇女的不断加入而逐步完善, 女性的基本职业认知, 不仅仅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女性个人的基本素质和职业素质,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基本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除尽母职外, 还要到从事一定社会工作, 改善经济从属关系和对男性的依附性, 争取自身的经济独立地位, 这样男女之间的差距才能缩小, 男女平等才有实现的可能。”不断提升和更新重庆女性的职业认知, 促进重庆女性职业素质提升, 触发积极有效的职业行为。

参考文献

[1]重庆妇女发展规划 (2001—2010年) [EB/OL].http://www.cqwomen.org.cn, 2009-09-02

[2]周睿:重庆女性特质大调查:漂亮、能干、泼辣排前三.华龙网.2009-10-22

[3]晓利:现代优秀职业女性的七大素质[N].四川工人日报, 2000-8-8, 第004版

[4]汪琦习以功:当代部分先进职业女性综合素质探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年8月, 第13卷第48期, 25—28

女性自我认知篇4

1对象与方法

对女性高危人群艾滋病知识的认知研究是一个比较难做的课题,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在云南省某女子劳教所第一、第二大队的劳教人员中, 随机选择了31位吸毒和卖淫的女性劳教人员作为开展本项目的研究对象, 其中有2个人是HIV感染者。最大的39岁, 最小的18岁, 平均年龄26.7岁;汉族27人, 回族2人, 彝族1人, 仡佬族1人;高中或职高学历的占10.3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9.66%;无业人员占82.7%, 工人、教师和个体劳动者占比例较小, 共占17.3%;未婚的占74.19%, 已婚占25.81%。研究方法, 运用社会学的个案研究、问卷调查, 以及开展预防HIV/AIDS知识的培训工作。

2结果

2.1女性高危人群HIV/AlDS知识的认知度调查

对随机选择的31位学员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 了解她们对预防HIV/AIDS感染知识的认知和需求情况。同时, 对她们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现状进行了测试, 发现大多数学员, 对艾滋病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方法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只有约25%的人对HIV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 大多数人对HIV/AIDS知识的认知度较低。第1天的工作结束后, 我们整理了学员们反馈的需求、问题、建议、体会等等, 收到了学员们提出的如下问题: (1) 吃多了避孕药对以后的身体有害吗? (2) 阴道分泌物有异味怎么办? (3) 阴道瘙痒、疼痛是什么病? (4) 哪些属于妇科病?它有什么危害和影响?该怎么预防? (5) 什么是梅毒?该怎么治疗? (6) 什么是尖锐湿疣?该怎么治疗? (7) 性病的预防有几种方法? (8) 性病是否会引起不孕症? (9) 月经前乳房会胀痛, 疼痛1周才会来月经, 这是什么原因?

针对上述学员们提出的问题, 经过2天的准备工作, 我们再次来到了劳教所, 针对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同时, 讲解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如淋病、尖锐湿疣、梅毒、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等疾病的病因、症状、治疗方法和传播途径等。

笔者根据女性劳教人员对性病、艾滋病基本知识的认知度较低现状进行了测试, 特别是对艾滋病和性病的病因、症状和预防方法等问题不是很清楚, 只有约25%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针对上述问题, 讲授了性病、艾滋病的病因、流行情况、HIV与AIDS的区别、HIV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HIV感染者的预后等问题, 还讲授了HIV/AIDS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 以及HIV感染者的心理特征、怎样正确对待HIV/AIDS患者等问题。另外, 针对学员们的要求对生殖与避孕知识进行了专题讲授。

2.2女性高危人群预防艾滋病知识培训后的认知度评估

通过对这些女性劳教人员进行为期3天有关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健康教育后, 我们对学员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情况进行了测试, 共发出问卷31份, 回收了有效问卷30份, 结果艾滋病的病因答对率为89.66%, 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答对率为98.66%, 艾滋病初期症状的答对率为96.35%, HIV所需的检测时间及哪些是高危人群的答对率为100%。可以看出学员们受培训后掌握H 1V/AIDS基本知识的情况, 有明显的改善。这对防止HIV和性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受过本项目培训后的大多数学员, 对艾滋病的预防意识增强, 认识到避孕套在预防HIV和其他性病传播中的作用。掌握了HIV感染的高风险行为, 如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和共用牙刷, 而且93.10%的人表示赞成预防HIV首先从自己做起。

2.3女性高危人群对HIV/AIDS认知态度

在30份问卷中, 100%的人都表示应该同情和帮助HIV感染者, 仅有其中2人, 除表示同情和帮助HIV感染者外, 还表现出对艾滋病恐惧。这次调查期间我们和学员们一起进行有关艾滋病社会问题的讨论, 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即艾滋病角色的扮演, 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字条, 其中有4张字条上分别写上HIV感染者的朋友、因吸毒共用注射器而感染HIV、女性性工作者因多个性伴侣而感染HIV、HIV感染者的亲人, 另外还包括一些空白的条, 让学员们抽, 由抽到上述4张字条的学员扮演字条上的角色, 请她们谈谈假如自己是是字条上的人物应该怎么办?然后由大家发言补充, 最后由老师来讲评。

在角色扮演中, 第1位学员扮演的是HIV感染者的朋友, 她提出应该从4个方面去做: (1) 精神上的帮助; (2) 不歧视; (3) 尽自己的能力从物质上帮助; (4) 帮助寻找治疗的方法。

第2位学员扮演的是因吸毒共用注射器而感染HIV的患者, 她认为应从下列6个方面去做: (1) 告诉家人、朋友, 寻求她们的帮助; (2) 学习有关HIV的知识; (3) 不传播给他人; (4) 不要有精神压力; (5) 未曾结婚的人要不结婚, 不生孩子; (6) 使用避孕套。

第3位扮演的是女性性工作者, 因多个性伴侣感染了HIV, 她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做: (1) 到医院治疗; (2) 不能与外界接触; (3) 不能传播给他人; (4) 不结婚、不生育; (5) 放松思想, 接受现实; (6) 不能与他人进行接触。

第4位是扮演HIV感染者的家属, 她认为: (1) 应该买药给病人吃; (2) 送患者到医院看病; (3) 生活上的关心; (4) 精神安慰; (5) 避免传播。

从上述这4位学员的回答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基本掌握了预防HIV感染的基本知识, 以及怎么样正确对待HIV/AIDS病患者等方面的知识。

3讨论

女性自我认知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街头拦截法随机选择南京市栖霞区、江宁区、秦淮区、雨花区、玄武区及仙林区6个辖区内成年女性为研究对象。要求受访者无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无理解力、记忆力和定向力等认知障碍。调查获被访者知情同意,均为匿名调查。累计拦截700人,实际访谈672人,应答率为96.0%。排除4份不合格问卷,实际668人纳入分析。

1.2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调查问卷在参考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征询专家意见和预试验后反复修改。采用重测信度法进行信度计算,以单项与总和相关效度分析法进行效度系数计算,经信度及效度检验合格后用于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1一般资料: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身高、体重等;2月经、生育及避孕史;3疾病认知情况:对乳腺癌相关危险因素的了解程度、对乳房检查的重视程度及乳房自检方法的掌握情况、对乳腺癌诊断、治疗相关知识的认知、对健康教育形式的需求等。

1.3统计学分析数据录入与管理采用Epi Data 3.1,经双轨录入、核对无误后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一般情况668名调查对象年龄范围在21 ~72岁。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75人(11.2%),高中/中专109人(16.3%),大专及以上484人(72.5%)。未婚者324人(48.5%),已婚333人(49.9%),分居、离异、丧偶等11人(1.6%)。

2.2对乳腺癌发病、诊断和治疗知识的了解情况见表1。23.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了解乳腺癌的相关知识,58.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知道一些知识但不全面。在乳腺癌危险因素的认知方面,60.5%的人认为乳腺癌家族史是一个危险因素,但知道女性月经初潮早、绝经晚是危险因素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4.7%和16.8%。乳腺癌危险因素的知晓率与文化程度有关,文化程度越低,知晓率越低(P趋势<0.05)。66.0%的受访者认为乳房肿块是乳腺癌的一个症状,但知道皮肤出现“橘皮样改变”;乳头病变、凹陷、抬高或偏向一侧也是乳腺癌症状的比例较低,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中这一比例不足10%。近半数的受访者知晓B超和钼靶摄影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81.9%的受访者知道手术是治疗乳腺癌的方法,知道放射或化疗可用于乳腺癌治疗的比例不足50%,只有23.7%的受访者知晓乳腺癌可采用内分泌治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中仅有8.0%知晓内分泌疗法。不同文化程度者在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方面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乳腺癌相关知识的来源调查对象乳腺癌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电视(68.4%)、网络(66.3%)和报纸/杂志(43.6%),文化程度不同的受访者在这3种知识来源方面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医务人员提供信息所占比例较少,仅占0.3%。

3 讨论

乳房是人类重要的性器官,其健康问题关系到女性的形象、婚姻及生育情况。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了解乳腺癌相关知识无论对于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均具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女性对乳腺癌早期常见症状、诊治方法等认知程度均明显不足,说明普及乳腺癌保健知识的迫切性。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对乳腺癌的知识了解较多,这与文献[8-9]报道的基本一致。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大部分属于学习及认知能力相对较高的群体,对乳腺癌知识的认知度也高。乳腺癌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应关注文化程度不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妇女。在乳腺癌常见症状调查中,受访者主要关注乳房肿块,而对其他一些乳腺癌早期症状的认识不足,且认知程度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中存在差异。对常见乳腺癌症状的认识不足导致很多女性只有在乳房出现肿块时才去医疗机构就诊,尤其在缺乏定期健康检查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从而延误治疗。

对南京市女性乳腺癌知识来源方面的调查显示,乳腺癌知识主要来自电视和网络,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女性从报纸、杂志等渠道获取相关知识的比例高于文化程度较低者。社区健康宣传教育的作用明显不足,提示我们应当加强社区健康宣传。健康宣教的模式应多样化,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增加女性对乳腺癌防治知识的认知程度。宣传教育时应考虑人群的背景,尤其要加强对学历较低女性的宣传教育。调查中显示,社区健康教育严重缺乏,医护人员作为维护健康的专业人士,提供资源的比例却不高[10],说明在推广乳腺癌早期检查、早期发现的职责上还需加强。建议医务人员在女性就诊时传播必要的疾病防治知识,提醒并指导其开展乳腺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拦截法对南京市女性进行了调查,样本量较小,代表性尚不足,未来有必要扩大样本,采用严格设计的抽样方法,为女性乳腺癌的防制工作提供科学资料。

总之,南京市成年女性在乳腺癌危险因素、诊断和治疗方法等方面的知识知晓率仍有待提高,应针对特定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措施。通过加大社会关注度,加强健康宣教,普及乳腺癌相关知识,让妇女掌握乳房自检方法,提高自检率[11],有助于及时发现乳腺癌早期征象,促使患者早期就诊、及时治疗,从而延长寿命、提高生存质量。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女性自我认知篇6

在言语交际中,称呼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称呼语,就等于没有打开交际大门的钥匙。它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交际双方的情感态度以及地位特征。杜希宙(1999)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影响称呼语选用的主客观因素。王松岩(2003)指出言语中发话人对称呼视点的选择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发话人主观倾向和客观维度张力互动的结果。吴燕兵,徐勇刚(2013)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了称呼语亲切体的使用。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称呼语的使用和理解,但是他们都是在一个社会语言环境下做出的统计分析,没有从同性思维的角度对称呼语做出探究。本文将致力于从女性之间称呼语的语体选择,基于认知理论下女性称呼语的选择以及女性称呼语的使用分析三方面进行探究。

二、女性称呼语的语体选择

乌云娜(2001)曾探究了中国女性思维强于情感弱于理智的思维方式。女性可以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化作解决困难的方式,对周围的事物起到强烈的感染作用。另外,Martin Joos(1964)把语体分为五种:礼仪语体,正式语体,商议语体,随便语体,亲切语体。正是中国女性的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女性称呼语大多采用亲切语体。于是,就出现了“亲爱的”、“姐姐”、“妹妹”等称呼表达。这类表达大多用于较为亲密的关系之间,为了体现交际双方亲切的人际关系,为谈话双方在心理卸下防线。能对接下来的谈话内容起到最大的接受程度。

美国语言学家Lakeoff(1987)在《女人,火和危险事物》一书中强调,语言不是在客观世界中由相应的客体产生的,而是由人类的认知造成的。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称呼语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女性思维逐渐开始转变。在社会大环境中,人类交往变得频繁。为了便于交际,女性开始在内心设下一个基石:周围的人事都是属于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于是女性打开了横在彼此之间的一道防线,将身边不是那么亲密的人也称作“亲爱的”、“亲”、“亲们”。

三、基于认知理论下女性称呼语的选择

社会对人类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总是在不同程度下影响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然而认知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念以及道德风尚层面上对社会起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再将此反作用于语言。于是社会对语言的影响较直接,而认知则处于隐蔽的地位。语言习得机制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对语言的选择涉及到语音、词汇、语义等不同的维度。人类一旦建立了某种认知,便会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事物。女性就是在此影响下,由于认知思维方式,认知目的的不同,对不同的人物建立不同的认知,采取不同称谓。

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女性之间互称“亲”、“亲爱的”的现象。然而,这在男性交际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就是因为女性和男性之间认知思维方式不同。女性更倾向使用感性思维,她们乐于把彼此拉在一个亲密的关系线前,为谈话铺垫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相反,男性并不会把这种亲密的关系强加在他们身上。除了感性思维之外,也有较多女性依赖直觉思维。大多数女性极其敏感,并且极具直觉思维能力,这是受社会普遍认可的。女性可以在第一眼看见一个人时判断对这个人的接受程度,从此在心理建立一个很难改变的印象。这也是女性直觉思维的另一例证。女性直觉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界人际关系的称谓。她们可以根据这种直觉思维决定对某人的称谓用亲切语体或者是正式语体,因此,对同一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称谓。

四、基于认知理论下女性称呼语的使用分析

由于女性认知方式的不同,社会中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称谓。例如,如果在某个地方迷路,女性更倾向于向保安询问:叔叔,请问XX怎么走?或者大哥,请问XX怎么走?然而换作是一名男性,他可能更倾向于问:保安,你好,请问XX怎么走?或者直接巧妙地避开称呼语,直接询问“你好,请问XX怎么走?”这种情况下,女性对称谓语的使用就更能够在保安心中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并更能够获取保安对该女性迷路这一事件产生同情,引起保安的共鸣,从而使得保安回答正确的路线。相反,男性的询问显得却较为生硬。再例如,如果想要在校园内询问帮助,做一个问卷调查。女性更倾向于直接称呼对方为“亲”,“亲,麻烦你帮我做一个问卷调查,好吗?”然而男性可能就会直接说:“同学,我们正在做一个调查,可不可以请你……”这里很明显女性采用了感性思维,而男性采用了理性思维。女性更乐于用与对方拉近关系的方式完成任务,甚至可能在完成任务之后与该名同学结交。然而,男性是理性思维的动物,他们在做任务过程中就更为理性,客观的称呼对方为同学,然后描述一个客观事实。

社会的发展变化逐步引起女性独立化,现代女性不必要像古代时期织衣更布。女性除了感性思维之外,她们中部分人逐步开始转向大女子主义。在这部分人的认知模式中,她们排斥传统女性为弱者的思想,认为自己可以独立生存于世界中。于是,在女性称呼女性中出现了“老婆”、“老公”的现象。她们称呼对方为家庭亲密成员,在男性中几乎没有这样的称谓。其一,这样的称谓是为了突出双方亲密的关系,于是采用了家属称谓。其二,“老公”一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加深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立能力,她也乐于接受对方对她这样的称谓。认知心理学对这样的现象也有过解释。女性之间关系一般更为亲密,不会互相排斥,而且没有社会道德的谴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强调了女性在求偶方面的主动权,这样的称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男性的宣誓。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老公”在认知世界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可能凸显在生活中对“老婆”的帮助,以及“老婆”对“老公”的依赖,让双方在认识层面上接受这种称谓。然而男性先天具有社会竞争,他们很难将对方融入内心进行这样的称谓。另外,社会中也普遍出现女性更乐于别人称呼其为“X哥”而不是“X姐”,这在校园即青少年群体中体现得极为明显。这也是女性为了突出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立能力,跳出传统女性弱势、无能的意象中。她们大多排斥传统的淑女观念,强调个性自我和张扬。这样的称谓正是体现了他们对个性自我的追求,也体现了在当今社会中,女性逐步具有统治能力,并且在她们的认知世界中,更倾向于让自己处于一个统治的地位中。

五、结语

以上我们从女性称谓语语体选择、女性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分析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不局限于语言层次,而是进一步采用了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进行探究。社会中对称呼语的研究范围较广,但是对女性的称呼语研究可谓少之又少。这在一方面探讨了现代女性的不同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女性思维;另一方面,也呼吁了社会对女性的关注。

摘要：称呼语是社会交往中表达人际关系的重要信号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称呼语尤其是女性使用的称呼语种类增多,体现了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本文主要基于认知理论框架下对女性称呼语以“亲”、“亲爱的”为例进行探讨,理解女性使用不同称呼时的心理状态,以期能够促进社会交流。

关键词：称呼语,女性称呼语,认知

参考文献

[1]乌云娜.论中国女性思维方式的科学化[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6).

[2]吴燕兵,徐勇刚.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淘宝体”的语体和使用[J].文学艺术,2013(7).

[3]杜希宙.关于“哥们儿”称呼的调查分析[J].衡水学院学报,1999.

女性自我认知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2月-2011年2月于我院妇科门诊就诊的生殖道感染患者362人,所有病例均符合张惜银主编实用妇产科学第2版诊断标准。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

调查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既往生殖道相关疾病史等。相关赋值情况见表1。

1.2.2 问卷调查

对所有病例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均经统一培训。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生殖道感染的途径、危害及防治方法等,共16个问题,每题1分,共计16分,答错不计分。

1.2.3 指导干预

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对所有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进行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生殖道宣传画及宣传手册的发放、每周1次生殖健康讲座、电话咨询、定期随访及指导。对照组只在就诊时给予一般性指导。经干预2月后对两组患者再次进行问卷调查,与干预前进行比较。

1.3 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运用SPSS 13.0软件包。干预前后比较应用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Enter法,取α=0.05)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362例患者中年龄为17～62岁,平均(43.2±6.7)岁。孕次平均1.52次,产次平均1.28次。婚姻状况为:已婚257例(70.99%),未婚73例(20.17%),离异16例(4.42%),分居4例(1.10%),丧偶12例(3.31%)。文化程度为:文盲6例(1.66%),小学56例(15.47%),初中251例(69.34%),高中37例(10.22%),大专及以上12例(3.31)。职业为:农民210例(58.01%),工人103例(28.45%),教师或干部32例(8.84%),待业17例(4.70%)。既往曾患病者249例(68.78%),未曾患病者(31.22%),未曾就医者128例(35.36%),积极就医者234例(64.64%)。

2.2 对生殖道感染认知情况

2.2.1 对感染途径的认知情况

不良卫生习惯283例(78.3%),不洁性交270例(74.6%),医源性传播46例(12.7%),母婴传播59例(16.4%),药物43例(11.8%)。

2.2.2 对生殖道感染危害的认知情况

盆腔炎191例(52.9%),夫妇交叉感染167例(46.1%),宫颈癌138例(38.2%),不孕125例(34.5%),宫外孕68例(18.7%)。

2.2.3 对生殖道感染预防措施的认知情况

注意个人卫生229例(63.2%),带安全套182例(50.3%),固定性伴侣260例(71.8%),及时就医104例(28.6%),夫妇同治90例(24.8%),治愈后怀孕77例(21.3%)。

所有患者调查问卷得分平均(6.44±2.63)分。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得分为(6.47±4.31)分,对照组得分为(6.41±4.26)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问卷得分大于10分为及格(赋值为1),小于10分为不及格(赋值为0)。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既往病史、就医情况与认知情况关系密切(χ2 =23.41,P<0.01;χ2 =6.43,P<0.05;χ2 =12.58,P<0.01)。

2.4 干预前后两组认知水平的比较

干预前,两组认知水平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经健康教育干预后,干预组认知水平得分较干预前显著提高(P<0.05),同时,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干预后认知水平得分亦有所提高,但较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

女性生殖道感染的致病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原虫等,其种类多,严重危害女性身体健康,并可影响胎儿、婴儿的生长发育。同时,RTI是性病/AIDS发病的促进因素,因此,生殖道感染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3]。尤其在我国农村,由于卫生资源的缺乏及健康意识的淡薄,RIT的发病率较城市女性更高[4,5],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强农村女性的健康普查及干预。

有研究显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率为38.5%～85.1%[6],导致农村女性RTI高发病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致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卫生习惯、孕次、夫妇双方的文化程度、年龄、丈夫有性伴等[7]。由于农村地区思想观念、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其并不能真正接受系统的、全面的RTI/STD防治知识,导致不能及时就医进行干预。亦有研究显示,RTI的发病年龄以21～40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可能与此年龄段人群正处于性活跃期或较多年轻人的性观念的改变有关[8]。

本研究结果显示,调查患者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而对RTI的认知水平较低,这与国内报道比较处于较低水平[9]。RTI的相关症状包括外阴瘙痒、白带增多、变黄、异味;部分患者有腰酸、下腹部疼痛和尿频及尿痛,但相当部分的农村女性并不会因此而及时就医或羞于就医,最终导致RTI病情加重或多重感染。本研究相关因素分析亦显示,患者的文化程度、既往病史、就医情况与认知情况关系密切。所以,针对以上情况对农村女性进行必要的健康干预与引导可提高RTI的认知水平[10],增强防病意识,从而减少RTI的患病率。本研究中干预组经健康教育干预后,其对RTI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明显高于一般干预组。

综上,RTI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1]。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是加强农村女性对生殖道感染认知水平,对RTI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减少RTI发病率,提高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方法[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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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利文,王临虹,苏穗青,等.中国生殖道感染(RT I)/性传播疾病(STD)流行现状与防治对策[J].中国妇幼保健,2004,19(9):6-7.

[7]宋向菁,叶汉风,袁彦玲,等.1 993例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36):5167-5169.

[8]封纪珍,王亚凡,狄素兰.妇科门诊患者生殖道病原体感染及年龄分布[J].河北医药,2010,32(2):228-229.

[9]汤文娟.妇科生殖道感染的病原菌特征及患者认知水平调查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0,20(18):2791-2792.

[10]马新,李涛,李云,等.600例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保健知识需求途径调查[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7,27(6):468-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