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个体主义（共12篇）
女性个体主义 篇1
女性主义是指女性在长期奋斗中, 以政治行动争取性别平等的企图和欲望。女性主义阵营中流派繁多, 主张各异, 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以极具批判性的理论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下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
1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主义
1.1 后女性主义的产生
女性主义是指女性在长期奋斗中, 以政治行动争取性别平等的企图和欲望。女性主义阵营中流派繁多, 主张各异, 最流行的概括方法是所谓“三大家” (big three) 的概括, 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理论是伴随着妇女运动的两次高潮而发展壮大的。19世纪60年代遍及欧美的妇女运动形成了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波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这一时期女性主义为争取妇女在选举权、就业、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而斗争,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理论, 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兴起于美国, 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 它引发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 更多的女性为争取女性在文化、历史、习俗上的更多自由而投身到这场斗争中。
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化社会, 涌现出对现代主义分析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 女性主义从颠覆性较强的解构主义获得了消解男性中心思维模式的理论武器, 试图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解构主义的代表首推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 通过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 从而也看出女性主义的新发展。因此,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女性主义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女权主义流派。由于它所借重的后现代理论极具颠覆性, 鼓吹对所有大型理论体系的否定, 其中包括对以往两性概念的划分及所有有关两性关系理论的批判, 所以又被人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1.2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女性主义并不表示女性主义已经结束, 而是指女性主义理论的转折。20世纪60年代晚期, 后女性主义开始发展对父权论述的解构, 这是女性主义在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思想分析策略影响之下的新发展。
首先, 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质疑先前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 、既定的概念和分类, 这使它区别于先前其他的女性主义流派, 故而, 有的理论家将这一流派的出现视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它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 高度概括地说, 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 包括对性别、种族、阶级做宏观的分析, 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 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 试图建立社区理论, 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 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语境中的女性主义不再关注与强调女权主义所一向追求的“解放”、“平等”等此类宏大叙事, 而努力消除政治理论中女与男及其所象征的私领域与公领域、和平与战争、温柔与刚愎等二元划分。它是后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女性主义的深层次结合。在后现代主义复原和消解的策略下, 一切崇高的理想归于平庸, 宏大的政治目标变得虚无。在后现代社会里不存在任何性别问题, 存在的总是男女性各自主体经验在外在的表现过程中产生的地位差异, 即一个是外显的、支配的, 而另一个则是被遮蔽的、被征服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 就连“女人”, “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其次, 福柯的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和德里达的“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使后现代女性主义获得了启示。因为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 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 , 其特点就是不容人质疑。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说明, 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 没有什么区别。而那些被压抑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 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 主要是针对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 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 , 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然而福柯注意到的是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得到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 而是反理论的 (anti-theory) 。他的理论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 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如何让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 如何通过真理的制造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这不是在解释什么是现实, 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 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 。因而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 后现代女性主义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 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它更看中话语, 关注女性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 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 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话语就是权力。根据福柯指出的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 以反面的话语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 制造出新的真理, 并组成新的权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例如:“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我们必须去发明, 否则我们将毁灭。” (李银河, 2003:184)
福柯用环形监狱 (panopticon) 作为他关于“惩戒凝视” (disciplinary gaze) 意象的形象化说明, 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在现代社会, 警察或安全公司的人在公共场所巡逻, “看管” (oversee) 着私人财物;院校“监管” (monitor) 着人们的教育情况并负责“考核” (accreditation) ;政府财务部门“检查” (check) 人们是否按规定纳税。而所有的这些“监视” (surveillance) 都大大地依赖了先进的电子摄影技术。这种技术上的先进性大大增加了“看管” (overseeing) 和 (controlling) 个人行为, 并使得更多, 更深层次的私人信息被更容易地获得。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这种思想来说明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 不仅要服从纪律, 而且要遵从规范, 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 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 只需要一个凝视, 一个监督的凝视, 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 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 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李银河, 2003:185)
第三是福柯关于身体 (body) 的思想是完全背离了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 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快乐。西方时兴的议会制限制了人身的自由, 侵犯了身体本身, 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 身体的经济与效率。通过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而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 (docile bodies) , 迫使人们尤其是女性不敢正视自身身体的快乐。前面曾提到过后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话语, 在莱克勒克看来那套话语正是被权力所压迫了的女性身体的快乐。“我身体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 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关于身体的快乐与女性话语的快乐她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 因为对它 (身体快乐) 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 (男人) 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 (李银河, 2003:184)
最后要提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和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的批判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此产生共鸣。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普遍主义强调的是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 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后现代主义对它们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它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因而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据此理论来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 将福柯的自我体验的思想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 向将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的旧式女性主义发起了挑战, 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反对性别的两分及性别概念本身,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 反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认为应该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 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 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 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这并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发起挑战, 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摒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 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惟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2 女性写作
2.1 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现象是早已有之, 但是究竟怎么样的写作才能算是女性写作呢?女性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确切的定义的, 一般来讲人们将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称为女性写作。女性写作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将总会胜过那些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 它在而且还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它将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想, 由任何权威都无法制服的边缘人物来构思。 (海伦·西苏, 1992)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吸收了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等理论中有益的部分, 为女性写作指出了三方面的责任:第一是重读人类经典文本, 解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所折射出点男性文化心态;第二是研究女性写作的本质和特征, 重建女性写作的主体, 发现女性文学的特征, 逃离颠覆男性写作模式的阴影;第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 重写女性写作的历史, 提供克服女性写作困难的经验。 (韩贺南, 张健, 2005:152) 在第二次妇女运动掀起高潮前, 可以说是横空出世的《第二性》就是一部女性写作的典范。
2.2 关于《第二性》
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性别征战史, 这条文明之路上洒下了女性过多的鲜血和泪水, 写满了女性过多的辛酸和屈辱。女人是什么?是红颜祸水还是天使圣女?是男人的附庸还是独立的性别?正如在英语中History一词所表明的那样, 所谓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男人的故事或传奇 (his-story) ” (吴智勇) , 而女人在其中不过是一个附庸的第二性别, 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而由男人根据自己的欲望需要编码或压抑的性别。她们在历史或社会中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欲和愿望, 而只能按照男性的要求展现其所谓的女性气质——温柔、贤良、端庄、驯服等。由此可见, 女性要摆脱“第二性”地位, 第一步就是要打破性别神话。
20世纪中叶, 法国女性主义先驱雷蒙娜·德·波伏娃 (法国1908-1986) 的《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该书是对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一个总结, 被奉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 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方向和研究基础。作者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 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 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 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堪称为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 确立了波伏娃在现代女权主义历史上的奠基人的地位, 为世界妇女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 提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位于从属地位的原因绝对不是生理方面的,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波伏娃, 2004:251) , 正是“制度是这种关系一层不变”。波伏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 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 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 (Gender) 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 (Sex) 有了区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 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为自我 (self) , 以男性为主体;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 (other) , 是非主体。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 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 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 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她还犀利地指出, 世上只有一种人性, 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 man可以指男人, 也可以指整个人类;woman却只能指女人, 不可以指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 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 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指称男人, 也可以指称略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 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 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 这一突破使得《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划时代的著作。
波伏娃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 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认为对生育的强调是把女性置于奴役地位的直接原因:“母性毕竟是使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技巧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做母亲的妇女有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 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 妇女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妇女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 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 (波伏娃, 2004:263-264)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 波伏娃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 妇女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妇女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置疑, 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 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 还是经济条件, 都不能规定妇女的命运。关于妇女解放, 她认为个人的努力是关键, 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 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 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 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波伏娃, 2004:662) 波伏娃认为三种途径可以使妇女得到解放:第一, 女性应到社会上去工作, 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 女性应该接受教育, 成为知识分子;第三, 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通过以上三种途径“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 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 将会同工同酬。” (波伏娃, 2004:662-663) 她这样描述妇女解放之后的状况:“……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 ……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 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 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 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 ‘征服’和‘结合’, 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 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 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 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 (波伏娃, 2004:669)
3 结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极具颠覆性, 接受了很多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理论, 但是其作为女性主义的一种类别, 其为世界妇女运动以及妇女的解放寻找一条理论上的出路的目的并没有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注重话语上的权力, 关注女性在历史中, 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问题, 这是与以往的女性主义最大的不同。
波伏娃的《第二性》运用了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 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并且认为女性是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通过接受教育, 到社会上去工作, 找回自我, 掌握自己的命运, 抓住机会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造, 建立一个真正男女性平等的社会, 从而和男性组成“手足关系”。
虽然《第二性》自上个世纪发表以来, 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 但是其中对于女性如何认识自我身份, 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提升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度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然可以认为是现代女性的“圣经”。
参考文献
[1]波伏娃, 《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2]海伦.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 张京媛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4]韩贺南, 张健编《女性学导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5]吴智勇, 《中国城市里的口水战》,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7。
女性个体主义 篇2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其他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理论特征独占鳌头。女性主义动摇了长久以来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思想观念，其震撼和冲击不言而喻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别意识，这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向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发出了挑战，不仅打破了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而且为女性批评话语与男性批评话语平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得以使两性共同发展。女性主义文学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发展的历史，重新解读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被埋没或被遗弃的女性作家作品，填补女性文化的缺失，探讨女性主义文学追求美学的权力，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性别意识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几乎同一时期，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兴起。1929年英国批评家伍尔芙发表的《自己的一间尾》，极大地谴责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并掌控着整个社会，主张女性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应该依赖男人。伍尔芙号召女性一定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满足于被控制的命运，要学会独立思考自己的未来。1949年，法国作家波伏娃发表的《第二性》认为整个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女性只是附属于男性起到陪衬的作用，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解构这种男权统治，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存在。在生活中，女人的地位原本是与男人平等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和这种意愿完全不同。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男权意识始终普遍存在于社会中，即男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被男性视为“他者”，并完全被男性推到整个文学世界中心之外。这种思想在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女性主义文论主要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组成，其中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60年代前有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自己的一间屋》、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及其《女性的奥秘》;60年代有凯特・米莱特(KateMillett)及其《性政治》、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n)及其《思考妇女》，等等，均为一时之选;柯妮隆(SauanKopplelmenCor―nillon)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角度》汇聚了21位作者的女性批评;70年代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有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及其《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诗学初探》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判》、莉莲・罗宾逊(LillinanRob―inson)的《性、阶级和文化》、斯帕克斯(PatriciaMeyerSpacks)及其《妇女的形象》、莫娥斯(EllenMoers)及其《文学妇女》等;80年代及90年代的代表作有巴雷特(MicheleBarrett)的《今日妇女的受压迫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妮特・克洛德妮(AnnetteKolodney)的《跳舞过雷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澳大利亚鲁思文(K。K。Ruthven)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被辱的克拉丽莎》，等等;还有大量华裔、亚裔、非裔女性批评家写的女性主义论着，不胜枚举。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视文本批评，具有后现代性。肖瓦尔特曾说：“英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而“美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文本分析的，它强调表达”，美国批评更重视对欧洲文化中心和白人中心的反抗。女性主义批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支持并促进社会政治进步，希望出现比较完善的社会政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它承担着为所有妇女说话的责任和义务，肩负着解放妇女命运、思考妇女前途的使命，从事着从女性角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探索与研究的批评活动。无论是身居贵族的伍尔芙和克丽斯蒂娃，还是为黑人女性文学争取权力与话语权的肖瓦尔特和史密斯;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批判家，在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批评面前，都竭尽全力地敞开自己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长期以来，女性始终受到男权制度的排挤、压迫与统治。女性的这种状态确立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是男人的财产，隶属于男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理想。男性控制着整个社会，确立了女性的社会价值，颠覆了女性的形象，而女人只有服从。在这种情形下，男权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让人类相信只有男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她们为了男性而存在，为了男性而服务，为了男性而思考。男性不仅尽情地享受着他们获得的荣耀和喜悦，施展着他们的特殊威力，而且无限制地支配着女性。因此，这种思想状态主要从传统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充分地得以体现。
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都是以传统的男权思想为主流，因此，一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点与切入点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是美丽、可爱、善良的“仙女”，或者是丑陋、邪恶、自私的“恶魔”。男性作家仅仅从女性的外表和道德层面去描绘，不能够全面地从各个角度展示女性的气质与追求。很多男性作家都喜欢刻画女性在天使的外表下面所隐藏起来的阴暗的一面，在美丽的包装下表现其虚伪、丑恶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男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权力的表现。无论在古典还是基督教的文明里，女性无时无刻不受到男性的压迫与歧视。
女性个体主义 篇3
关键词：《女仆的故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女性;社会生产;意识形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她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领域都取得不俗的成绩。上世纪80年代，阿特伍德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时候，创作了《女仆的故事》，以美国当时社会作为创作背景和基础，探讨不同历史际遇下各类人物的叙事，关注女性的身份社会地位、遭遇和全人类的发展。1985年该小说出版后获得一系列国际大奖，如“加拿大总督奖”等，同时，阿特伍德本人也被美国人文主义协会评为当年“年度最佳人文主义者”。《女仆的故事》不仅是一本女性反乌托邦小说，更是一本對“女性问题”进行思辨的小说。
一、从马克思女性主义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
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探讨过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等问题。例如恩格斯整理马克思手稿后，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著作涉及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发展，对女性、家庭和工人阶级再生产进行全面分析，得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结论;提出私有制的出现导致母权制的结束，社会向父系氏族制度转变，出现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也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概念，对两性关系的分析和女性解放思想奠定基础。 马克思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现存的社会权利关系进行加固和强化，因意识形态以离散的、隐秘的、非暴力的方式实际运行着。人们既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也无意识地默认和接受了它。
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借鉴作用，能在物质基础和精神生产等方面分析“女性问题”，并为女性解放指明方向。然后，马克思主义在性别分析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将关注点过于集中于经济和生产，导致它的目标和女性主义的目标难以调和，某些女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 。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融合多种后现代语境，如历史唯物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完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弥补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盲点，而形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围绕阶级、劳动分工、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性别身份、种族身份、性身份和国家身份等方面探讨女性问题，关注全世界不同阶级、不同国别、不同政治信仰的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放在历史的角度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女性问题。 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研究问题在于：女性与社会生产和女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下文将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女仆的故事》中所体现的女性思想。
二、《女仆的故事》中体现出的女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莉丝·沃格尔曾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中，通过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或物质原因。她认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了持续生产过程必须进行社会再生产，而社会再生产便包括生产条件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两种再生产对于统治阶级都至关重要，前者确保剩余价值的获得，而后者确保被剥削阶级劳动力的不断供应。男性多参与到生产条件再生产中，而劳动力再生产与劳动力的代际更替相关，特别是从属阶级的孩子的生育和抚养，只有女性才能担当起生育劳动。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工作能力下降，这个时期只能通过男性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成为了性别分工和女性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
同时，沃格尔还提出了“必要劳动”这个概念，指的是每天工作中直接生产者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部分，同时还需保证被剥削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再生产，用于再次解释性别分工和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必要劳动分为社会部分和家庭部分，男性主要从事社会部分的必要劳动，这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相关，男性创造了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得到了生产的报酬，而统治阶级夺走了剩余价值。而女性从事家庭部分的劳动力再生产—即家务劳动，虽然在资本主义领域外实现，但也是商品在消费前必须进行的额外劳动并与劳动力代际更替相关。统治阶级为了减少必要劳动的报酬，增加剩余价值的获取，将同样创造使用价值的家务劳动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上和生产劳动区分开，强化父权制和性别分工，加剧女性受压迫的程度。
《女仆的故事》中，女仆奥弗雷德原在图书馆从事信息输入的工作，有自己的收入，经济独立。但是在政变时，她和所有的女同事一样，都被解雇了，并且规定终生不能参加社会劳动，银行的所有存款都被清零，归男性亲属所有。从此，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被剥夺，无法获得劳动报酬，只能从事零报酬的家务劳动和生育活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被全部剥夺，无法达到经济独立;女性无收入后，只能依赖家庭中的男性以获得必需生活资料，任由男性摆布，女性将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失去抗争的能力，失去反抗的声音，失去女性意识，失去自我。
像奥弗雷德这样的女仆对劳动力再生产有所贡献的生育能力被看做是她们唯一的价值，她们如同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她们是一部“有两条腿的生育工具”。像珍妮一样，作为一种商品在某个家庭被消费后，即为弗雷德将军家生下一名女婴后，便会送到另外一家实现她的生育价值。如果女仆多次受孕都未能怀孕，她的唯一价值便受到质疑甚至否定，那将会被无情地抛弃，贬为“非女人（Unwoman）”发配到处理核废料的殖民地（colony）。女仆同时也要从事简单的家务劳动，如外出购物等，或者帮助女主人完成简单的家务，这些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会无情被剥夺。吉里德共和国的上层男性社会剥夺了女仆家务劳动以及生育所创造的价值，且没有给与对应的报酬，迫使女性必须依赖父权家庭才能得到存活的生活资料甚至资格，这就是女性处于奴隶地位的物质基础。
三、《女仆的故事》中所體现的女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基于后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可知，每个人出生、成长、生活、思考和行动的环境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它常常存在于人们依赖的社会结构中，以话语、形象和意念的形式融入人们的寻常生活，绝不会直接干涉人们的生活，但会无意识地成为人们的经验和世界观。
吉里德共和国变革成为一个反女性的国家，需要语言的控制，重新塑造所谓的新“真理”。在奥弗雷德和弗雷德将军违法的私下约会中，将军曾称吉里德所有女性包括女仆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放弃“美国式”的动态自由。据奥弗雷德回忆，在前美国社会看，虽然暴力袭击女性违反法律，但是也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人们抱怨女人们衣着过于暴露从而诱发暴力事件。如今，吉里德共和国为了确保女性不再如以往一般受到暴力侵犯，必须限制女性的衣着和行为。每一个阶层的女性衣着统一并且特征鲜明，而像奥弗雷德这样的女仆，一年四季长年穿着厚厚的红袍子，不允许露出身体任何一寸肌肤，而头顶着白色帽子，遮掩所有的头发甚至眼睛，不允许男性看到眼睛，这样便可以免受男性侵害了。而且城市的每条街道都设有哨卡，由岗哨兵严格看守，限制出入，各个阶层的女性必须使用通关牌才能通过哨卡，通过限制行动也可以保证女性免受侵扰。制度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女性的思考，让她们无意识地接受，以失去最起码的衣着和行动自由来换取这样的保护和“自由”，才是女性真正需要和追求的自由。
将军还自豪地称道，现在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前美国社会女性总是顾着工作和金钱无暇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而如今能够生育的女仆被全社会所尊重，不用参加任何的社会劳动，只进行少量的家务劳动，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生育能力，这既对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为女性利益考虑。话语形成的意识形态让女性相信，即使剥夺女仆的阅读、获取信息、交流、衣着和行动的权利，也是对女性的尊重。
针对女性意识的磨灭以及女性身份的重构，女性本身也被利用。例如，弗雷德将军夫人乔尔在前美国社会本来是演员，后来参与到公共政治中，成为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帮凶，总是呼吁女性，退出公共领域劳动和政治，回归到家庭当中。而吉里德时期，家家户户都有训导阿姨，她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强化父权制意识形态，强调拒绝生育的女性是可耻的等。
四、结论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后现代背景下，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新结合，因借鉴其他学科的内容，使得该理论能够更加深入地在后资本主义制度下分析女性身份、身体、意义、国家的物质性。从这个新的角度分析阿特伍德的女性小说《女仆的故事》，从女性与社会生产以及女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两个方面，深入地剖析如何通过剥夺女性进行社会劳动的权利以及女性进行家务劳动和生育所产生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女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以及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语言话语、媒体工具以及女性本身形成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意识形态，强化对女性的统治。
参考文献：
[1]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Moradi M. & F. AzizMohammaidi. The Study of Ideology in The Handmaids Tale Based on Althussers view[J].International Letters of Social and Humanistic Sciences，2015（49）：75-82.
[3]秦美珠，易显飞.女性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3（1）：104-110.
女性主义中的女性身份 篇4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历史的表达。人在社会中想要充分的发展,就需要不断协调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以达到稳定发展。女性主义发展至今,不论是为了女性群体的诉求还是作为具有政治目的的思想手段,促进其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始终是女性对自身自由发展的追求,而问题的关键是女性的身份如何被确定,女性如何寻求自身的性别意义,女性如何摆脱历史的、传统的、普遍的“被定义”来实现自身的独立,正确界定身份,来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
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女性身份的不同界定
从源头上,古典哲学对人类思想的决定性影响成为女性主义者批评的首要任务 :从柏拉图开始,对理性的肯定和认同男性对理性的绝对占有成为男权社会维护统治的思想根本,这一观点在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男性与女性拥有不同的理性等级和美德等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功用和价值来确定自身在现实中的身份地位,感性低于理性,女性从属于男性,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三种流派都是站在不同的历史视角来界定女性的身份。在马克思女性主义批评中,注重文学、社会、历史对人的精神的重要影响,强调人的身份是由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所决定,并认为私有制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借鉴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女性的潜意识由身体构造和成长环境所决定,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最初强调的仍然是在肯定男性地位基础之上的男女平等,随后又将焦点转向了强调女性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从这个观点上说,女性主义逐渐向自觉和自我界定上发展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借鉴了解构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从对语言的解构入手,颠覆传统文化,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阐释女性话语和女性诉求。
三、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女性主义女性身份
女性主义者坚持把哲学看成特定历史中的社会存在,女性主义随着不断地丰富,不论是依赖男性话语的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还是想找到一种替代男性话语的女性主义哲学的激进女性主义观点,都是女性主义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女性主义与其话语环境的关联能够根据“纽拉特之舟”来把握,即“无法找到一个港口,安全的排除故障,而不得不驶出后在海面上得到修补”,女性主义也一样,我们无法找到强调女性主义的一个绝对正确的出发点,而是不得不在实践中纠正错误。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女性在生产领域不再边缘化,更多的人类的体力劳动都是通过机器和规模化生产来完成,而人类自身承担的更多的是技术和思维劳动。20世纪初,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产生了人类社会的新的传播形态 ---- 媒介,延伸了人的器官,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媒介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转型都有重要的影响,成为了政治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其中纸媒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潜移默化的影响读者的意识形态。可是随着新兴科技的不断发展,传媒界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传播方式例如PC终端、手机终端等给图片传播、速食新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而形式新颖、内容易懂的特点让这些新兴传播形式颇受女性的欢迎,相对比纸媒就稍显枯燥。所以纸媒也失去了很多女性读者的关注,这也导致很多纸媒在自身的定位上就逐渐忽视了女性读者,在社会反思、政治话语的表达上也逐渐将女性边缘化,这是信息时代女性主义者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女性主义之所以形成学派和思潮正是因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形成了女性群体身份的认同。“对于历史上处于被压制或者被排斥的群体来说,许多故事激励他们与一个目标群体认同,并且通过向他们说明他们是谁,或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他们成为一个群体……”1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强调,女人不是生来即为女人,而是环境让她们变成女人。女人的现实生长环境不断地告诉她们他们本该成为的样子、他们是谁,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媒体不断地向女性灌输消费理念,将女性的身份变成了被制造的、被生成的东西,女性就在这样的信息轰炸下被建构了。
当代女性主义者应该以灵活可变的行为去遵循社会秩序,能够意识到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和内在的目的性,能够意识到或者百多女人是这样或是是那样的暗示,强调女人的意识独立和意识自觉。
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认为 :“……我们希望通过解释为什么我们既不想强调把女性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分离和不同的哲学学科,又不为女性主义哲学取代哲学的能力进行争辩来说明自己关于女性主义在哲学中角色的看法。我们也希望把这种工作置于促进其产生的政治运动、以及它试图带来的哲学话语的背景下……”2
女性主义翻译探究 篇5
女性主义翻译探究
翻译的性别化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本文将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目标及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等三个方面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具体阐述.
作 者：王晓慧 WANG Xiaohui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哈尔滨,阿城,150301 刊 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UDANJI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8 “”(2)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研究 翻译观女性个体主义 篇6
关键词：黑人女性主义；精神创伤；觉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20-01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文学里一颗闪亮的明星。她出生在南方奴隶州与北方自由州交界地—洛雷恩镇，从小祖父就给她讲述奴隶制度下的各种暴行，这对莫里森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在影响。长大后，她的生活、教育、以及工作经历都有助于培养她作为美国人以及作为黑人的双重意识，为此她的创作常常关注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屈辱和压抑的命运。《宠儿》是莫里森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该作品采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回顾奴隶制，将主人公们无数零碎和分散记忆穿成一段悲苦沉重的历史，表现黑人女性努力找寻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该作品深深植根于美国黑人文化和黑人女性的特殊经历和感受，它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女黑奴塞丝在携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为了不使自己的女儿重新沦为奴隶，她毅然扼杀了自己的幼女。18年后，被她杀死的女婴还魂归来，以自己的出现日夜惩罚母亲当年的行为。这部作品深刻揭露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带给黑人女性极重的心灵创伤，这些伤害阻碍了她们寻求个人价值和个人身份的确认。
二、奴隶制度带给黑人女性的精神创伤
在奴隶制度下的美国南部，第一代和第二代黑人被杀害、致残、被抓获、被烧死、被投进牢房、被鞭打、被驱赶、被奸污，他们承受着极其悲惨的遭遇。奴隶的命运正如萨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莫里森，132）。在《宠儿》中，莫里森塑造三个寻找自我的黑人女性形象：萨格斯、塞丝以及丹芙。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来揭示奴隶制导致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缺失。在奴隶制度下，黑人母亲的形象被严重扭曲，她们仅是白人满足性欲和生殖的工具。例如，塞丝的无名母亲在从非洲运往美国的途中遭到多名船员的强暴。母亲的身份对于奴隶来说是一种奢侈。如塞丝在甜蜜之家，并不能像一个自由的母亲一样照顾孩子，只有在干完活后，因着给孩子喂奶的缘故，才能拥有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然而这唯一能给予的母爱也被活生生的剥夺了。在塞丝怀孕快生之前，“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一个按着她，一个吸着她的奶水，“学校老师”则拿着纸和笔，记录她的动物反应，事后还将她的后背打得皮开肉绽，使她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在这种制度下，女奴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她们的孩子随时可能被白人带走，她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更无法把控孩子的未来。在这种景况下，一个母亲表达对孩子爱的最好方式就是扼杀她们，从而保护她们免受渐进式的身心灵重创。例如，塞丝，作为一位黑人母亲，她宁可杀掉自己的女婴，也不愿意让她再经历被白人虐待的痛苦。她这种有悖于常理的杀婴行为正是奴隶制度罪恶的真实写照。黑人女性被迫不断地生育，但又被剥夺做母亲的权利，这对她们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精神折磨。这也必定导致黑人女性缺乏归属感和价值感，所以她们迷失自我，难以建立完整的自我形象。
三、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宠儿》中，莫里森把黑人女性的过去和现在有机结合起来，试图启发黑人女性重新反思历史，重新找寻自我。通过对三代黑人女性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描述，莫里森阐述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重新建立自我完整形象的艰辛心路历程。
（一）一位失败的战士—萨格斯。在《宠儿》中，萨格斯是第一代黑人女性的代表。她一生生了八个孩子，然而除了儿子黑尔，其他孩子一出生就被白人抢走，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在她年老的时候，她的儿子黑尔通过出卖他的工余时间帮助她赎得了自由之身。萨格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自由震撼了：这双手属于我，这是我的手（莫里森，187）。她对自己身体突如其来的感知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当萨格斯获得自由后，她很有爱心地帮助社区里的黑人，并鼓励他们热爱自己的黑人身份。例如，当塞丝极其痛苦的时候，她尽力地帮助安慰塞丝，并擦干净了塞丝的肚子和阴部，洗干净了塞丝的脚，又劝告塞丝放下用来自卫的剑和盾，并以新的面貌步入黑人社区。但当萨格斯得知社区人们帮助白人追捕她的儿媳和孙子而导致后来一系列悲惨的杀婴事件时，她对黑人社区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重建自我的勇气。她变得完全的绝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应该说，萨格斯的自我是扭曲的，她渴望拥有自我，并为之抗争。然而，现实使她无法摆脱创伤，无法找到属于自我的所有权，结果只能是逆来顺受、放弃和失败。虽然萨格斯的自我寻求之路仅处于萌芽阶段，但却给塞丝和丹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塞丝。塞丝，作为第二代黑人女性的代表，是一位为追求自由不屈不挠的勇士。塞丝在缺乏爱的奴隶制度下长大，成年后，在奴隶主加纳先生较为民主的管理下，她渐渐有了自我主体意识。她会主动积极地选择自己的婚姻，甚至她会偷偷为自己缝条裙子，期待拥有一个美好的婚礼。而后黑尔的一句话却惊醒了塞丝，她恍然大悟，不管是加纳先生的民主管理，还是“学校老师”的科学方法都把黑人奴隶当做能带来利润的劳动工具。从那时起，她就在自觉意识的指导下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甜蜜之家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于是，塞丝决定把她的孩子们都送出去，不让他们在奴隶主手下活着。从此，塞丝的意识由自发走向了自觉，继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由于受尽白人的百般折磨，塞丝从肯大塔基的甜蜜之家农庄逃亡至萨格斯在辛辛提蓝石路124号的农舍，在那里她享受了28天自由的时光，她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然而当奴隶主学校老师追捕至此时，绝境中的塞丝毅然锯断了女儿的喉咙，下葬时把她取名为宠儿。从那以后，她终日被过去以及死婴的阴影所折磨，她的主体意识再次被削弱。数年后，保罗D的回归再次唤醒了塞丝的自我意识，使她获得了继续生活的勇气。面对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人，保罗D认识到只有把昨日的苦难忘却，才能更好地拥有明天，因而他安慰塞丝，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塞丝，你才是呢！塞丝试探性地问：“我？我吗？”（莫里森，273）她开始第一次对自己讲话，这意味着她自我意识的重建开始了，塞丝对自我的价值和存在开始有了强烈的认同。
（三）一位充满希望的成熟女性——丹芙。与前两代的黑人女性相比，丹芙作为第三代女性是充满希望和未来的。虽然丹芙不像妈妈塞丝和婆婆萨格斯一样有过被奴隶主奴役的经历。然而受她母亲杀婴事件的影响，她从小就被家庭和社区所孤立，没人愿意和她来往，没有人愿意和她讲话。在家中，自从两个哥哥出走之后，整个家庭更是蒙上一层层的阴影，丹芙虽然衣食无忧，但却极其孤单，找不到关注和认可。在还魂的宠儿出现后，丹芙变得很开心，因为她有了伙伴，有了可以分享的对象。在宠儿生病时，丹芙竭尽全力地照顾她，甚至不愿意母亲插手。因为只有在这时候，丹芙才感受到被人需要，被人重视。而当宠儿消失时，丹芙瞬间感到了一种虚无和痛苦。但当她看到母亲的精神被宠儿捆绑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时，丹芙感受到自己所当承担的责任，最后，她主动向社区寻求帮助，成功帮助母亲塞丝摆脱过去杀婴带来的沉重痛苦和内疚。在这之后，丹佛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位成熟的女人。丹芙通过自己主动的努力成功找回了自我，摆脱了历史的阴霾，重建完整的自我，成为了新一代充满希望成熟的黑人女性。
四、总结
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对黑人女性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看到莫里森企图为黑人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完整重建寻找出路，努力帮助黑人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应该说，这部小说不仅属于黑人女性，也属于所有种族的女性。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这部作品，对于我国建立和谐的社会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何晴.《他们眼望上苍》中的黑人女性身份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2]李志红.《宠儿》的母爱主题[D].天津理工大学，2007年。
[3]莫里森.《宠儿》[M].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
[4]唐婷.压迫与希望[J]；青年文学家.2011年12期。
女性个体主义 篇7
《呼啸山庄》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作品,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全篇以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所表现出的婚姻自由,爱情自由,以及在父权社会下所表现出的自主意识。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性的思维、观念占上风,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小说中凯瑟琳是那个时代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代表。
这种女性独立意识体现在凯瑟琳对当时所宣传的男性主义思想的强烈反抗,从小说中凯瑟琳想要的礼物“一条鞭子”便可看出。
凯瑟琳潜意识里想拥有一条鞭子去制服控制自己的马,从而控制自己的方向。因为作为女性的凯瑟琳在父权制的社会下毫无安全感。任由那匹无形的男权思想之马的驱使,所以,凯瑟琳想拥有一条鞭子去控制自己的方向,控制自己的人生。
在婚姻自由方面,凯瑟琳在当时父权制的社会中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她从潜意识里反抗她父亲、哥哥的一切愿望。从而从小被认为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个野孩子,疯丫头。在这里,作者重点描述了凯瑟琳哥哥被送入学校接受所谓的良好教育的情节。这为后文凯瑟琳哥哥极端丑陋的行为埋了一个伏笔,是个对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个极大的讽刺,而且这些学校不接受女性。这个层面更加深了作者对畸形的学校教育的批判。
但是,从表面上看,凯瑟琳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的,是可以自主的。但是这种选择也是在父亲安排的范围之内的,也是在整个社会习俗和历史语境下的,所以她根本没有任何婚姻自由可言。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
从传统的叙事学角度来看,在叙述时间、层次、视角和结构艺术上,小说中,作者并没有以全知叙述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而是把自己隐藏在人物背后,而是以两个叙述者——洛克伍德和耐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便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
本文不从传统的叙事学角度出发,而是从女性主义叙事角度出发分析《呼啸山庄》。
从叙事结构上来说,叙事结构是叙述内容的存在形态,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的关系的整体形态。按照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沃霍尔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两种叙述干预(即叙述者的评论):一种是“吸引型的”旨在让读者更加投入到故事中,并且认真对待叙述者的评论。另外一种是“疏远型的”,旨在让读者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沃霍尔根据这两种干预在男女作家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将前者界定为“男性的”,将后者界定为“女性的”。
小说《呼啸山庄》共34章,以洛克伍德先生的叙述为基本线索,以他叙述纳莉所讲述的故事为小说主体。前三章是洛克伍德先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第四章至第三十章是纳莉应病中的洛克伍德的请求把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这两家人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一段又一段地讲给他听,再由洛克伍德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向读者转达;第三十一章和三十二章的一部分是洛克伍德叙述的,作品最后两章由纳莉讲述,洛克伍德先生收尾。在小说中,作者与众不同地设置了两位主要叙述者,知情者故事中的边缘人物管家纳莉和局外人故事中的房客洛克伍德先生,故事中的一些人物也参与叙事,形成了多视角叙事。
第一个叙述视角是山庄的访客——男性叙述者洛克伍德,他向读者叙述他在山庄的所见所闻,逐渐将读者带入一个封闭的世界,紧紧抓住读者对故事的兴趣。这里采用男性叙述视角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客观性,因为山庄地处荒凉而又人烟稀少,只有男性——作为当时社会的话语权支配者才能“冒险”,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引发了对女性个体毫无独立自由的控诉。更重要的是这种男性叙述视角按上文所说的是属于“疏远型的”,因为洛克伍德对故事从头到尾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的态度,这在某一方面也加深了故事的可信度。
而第二叙述者——女性耐莉,则是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来叙述的,这属于沃霍尔所区分的“吸引型”,旨在将读者吸引在故事情节里。全篇的叙事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情感偏好,像一些描述性的词“你这个可怜鬼”“我那遭罪的”等等,都是以一种悲痛的视角讲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女性叙事是在追求一种女性阅读效果。因为在当时很多作品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男性为主体,女性被客体化。因为以男性中心的阅读方式往往扭曲文本,也无法正确理解女作家对女性经验的表述,只有摆脱男性中心的立场,从女性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文本。作者的意思是女性只有摆脱叙述控制,才能成为真正的说话主体,获得自主性。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篇8
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它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对待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吸收和利用到补充和修正的过程。西蒙·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女性主义者。在《第二性》一书中, 她虽然肯定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揭示女人所作的一些贡献, 但她认为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考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时, 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概括的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 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概括地说, 她对恩格斯的批判有三点:第一, 恩格斯没有能够指明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怎样发生的;第二, 恩格斯没有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 而是假设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第三, 恩格斯仅仅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 让妇女同男人一样自由参加公共生产, 这种解决方法显得太抽象, 因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 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托里·莫伊 (Toril Moi) 曾进行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她肯定了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贡献, 同时也指出她们对阶级及政治不够关注, 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 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似乎对阶级及政治比较感兴趣。例如, 在对阶级的分析中, 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 但对经济决定论不完全赞同。通过对男权制社会的观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米利特发现, 在男权制社会, 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在阶级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 但对于女性来说, 情况并非如此。她注意到, 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由于地位不同而对性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他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 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 而在中上层阶级中, 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 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 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米利特还指出, 分析阶级类别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 工人阶级在被资产阶级同化过程中, 其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了;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 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 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 男性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 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互为敌人。米利特由此而看到了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划分, 德行有等级之分, 美貌和年龄也有等级之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个阶级分层, 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 她永久的阶级关系比男性要少, 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莫伊对美国以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 、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 及苏珊·格巴 (Susan Gubar) 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她们的做法是父权制的翻版: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标榜女性特征、强调以妇女为中心, 这不是在消除二元对立, 而是在重建家长式等级制。总的来说, 莫伊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结合的途径, 也试图在法国女性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中寻找契合点, 但她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与现实内容和环境因素不能很好地相互照应。
女性个体主义 篇9
一、狄金森对个人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
19世纪, 以爱默生为首所倡导的“自立、自主的个人”思想得到了广泛响应, 使得以强调个人的自尊、独立、自主抉择、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乐观个体主义具有了鲜明的美国特色, 但19世纪的美国妇女并不享有这种个人自主的权利。妇女不拥有也不被期望拥有超出家庭以外的自主权利和自我发展愿望。狄金森的生活方式则很能体现她的女性自主和自立意识。她自1859年流露出隐居的想法后, 渐渐足不出户、闭门谢客, 除了家人, 和少数朋友书信来往, 只与书籍为伴。她选择自立、独身、隐居的生活, 既成就了她的诗歌, 也反映了她反叛世俗的自主自立的女性主义精神。狄金森这种对生活道路的自我设计, 是一个自主的明智的选择。这种避强就弱、以柔克刚的女性个体主义是在被男性化的社会所规定的女性生存环境中产生并完善起来的。它使狄金森静心沉思, 深深地感受着人生的痛苦和欢乐, 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和精神的独立, 避开一切社会干扰, 从容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和自我完善。以下将从其自然诗、生活诗和宗教诗分别探讨她的女性个体主义在诗中的体现。
二、狄金森诗作中的女性个体主义
1. 狄金森的自然诗
自18世纪的浪漫派开始, 对自然和自然生物的赞美, 便是诗人抒发情感、寄托志向和愿望、宣扬对真和美信念的表现。与古典的自然诗不同, 狄金森的自然诗在她的女性个体主义影响下, 体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反崇高主题”的特征。在她的诗中, 没有对壮丽景物的描写和抒怀, 没有崇高的主题意象, 有的只是取自她小小的生活天地, 那些寻常不过的事物:她的庭院、花园中的普通草木虫鸟以及透过她的窗户看到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她自视渺小和以虫草自居相一致, 不仅是因为它们渺小而被人忽视, 还因为这种渺小是为了一种生存而与自然界许许多多强大力量所进行的抗争。从某种角度来讲, 狄金森的自然诗之所以表现出“反崇高”的特征, 是因为她视传统自然诗为男性化的产物。在狄金森的眼中, 自然是威严、强悍而又冷酷的父亲, 他内在的可怕力量使其成为19世纪社会生活的投射体。
2. 狄金森的生活诗
狄金森的生活诗展现出的是一个孤独、平和却有着强烈自尊意识的灵魂, 即个体主义对于自我的一种崇尚。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在她表达自由意志的生活诗时,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将自己渺小化。在写给希金森的信中, 狄金森称自己“微小”、“无足轻重”、“无知”, 是一个“胆怯的孩子”, 而在诗中则视自己为“小草”、“蜜蜂”、“小石子”;而这个“小石子”“不介意荣辱沉浮, 不畏惧危机发生……像太阳一样独立, 成群或单独, 都发光”。狄金森自居渺小并不意味着她诗作的“渺小”。事实上, 她的女性个体主义使她极大地拓展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人生的思考。她的诗短小但富含哲理, 如“权力是一种痛苦”、看过海, 才认识陆地”等等。狄金森的生活哲理诗涉及到生活的各个主题:生存的无限, 人类的渺小, 痛苦与欢乐等。她对生命的逝去和丧失亲人的痛苦的刻画, 尤其有着辨证的意味。远离尘嚣没有使狄金森感到孤寂, 却给她带来自由的空间来拓展心灵的自由, 精神的安全感和创作上的自由伸展空间。
3. 狄金森的宗教诗
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使她倾向于更内向地发展, 致力于内心挖掘, 过一种冥思默想式的生活。狄金森在摒弃外界喧闹, 致力于内心探索时, 思考最多的也是死亡的意义和永生的存在。在当时浓郁的宗教气氛中, 狄金森却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 而是对上帝、灵魂拯救、来世等宗教问题进行积极思考。狄金森认为肉体是灵魂的栖身之所。当肉体在泥土中分散消解之时, 灵魂便升腾离开了肉体。这两者被狄金森生动地比喻为两个溺水求生的泳者。一个到达了陆地, 另一个被大海吞噬。灵魂到达的目的地便是“永生”, 因而她有这样的诗句:“拿去吧, 所有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是拿不走的—那便是永恒!”所以母亲的逝去“不是世俗的分离”, 她的离去“像是风, 把雪片从我们手指间带走, 从此成为无限时空的一部分”。而好友J.G.霍兰德的逝世也是一种喜悦, 因为从此, 他与星辰一起升起在天空。“死亡便是灵魂的永生”这一认识使得死亡在狄金森的眼中不再阴郁、无情, 不再是人们心灵中的阴影。它的到来也不再是人生最后的终结, 而是迈向永恒的开始。
三、结语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反映了当时社会妇女为争取自己的生活、不做男人附庸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但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生活天地中, 狄金森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独立、自我抉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思想。她用自己的方式:诗歌和信件, 来维系她与朋友间的交流和友谊, 表达着她对生活的热爱:“活着是种狂喜, 仅仅是活着这一事实便足以令人喜悦了”。
摘要：狄金森在其一生的成长和诗歌创作生涯中, 形成和发展了一种独特的个性主义---女性个体主义。做为一种具有典型女性特征和女性理解的个体主义, 它以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诗歌创作为主要表现。女性个体主义是狄金森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感受生活并实现自己精神与人格独立自主的策略。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女性个体主义,诗歌风格
参考文献
[1]艾米莉·狄金森:孤独是迷人的[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女性个体主义 篇10
新女性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是挑战父权制社会的标志。新女性的求知欲与追求事业教育的精神使她们成为新时代的标杆,本文通过依据贝蒂·弗里丹的新女性形象,旨在赞扬现代新女性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努力奋斗的精神。
一、追求事业和教育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阐述,女性沉浸在奥秘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起初她们感到舒适,安逸,快乐,但是慢慢的她们觉得空虚,烦闷,无聊。她们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弗里丹所叙述的“无名的问题”。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压抑下,渐渐失去就自我,失去了追求女性价值的目标和动力,她们没有自己的身份,仅仅作为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存在着。弗里丹自己也经历这种状况,她曾经在杂志社当编辑,当孩子出世后,她被解雇在家做全职太太,面对内心的空虚无聊,弗里丹开始走访研究女性面临的问题。因此,她鼓励女性走出家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做一份能体现价值的工作。
新时代的女性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在社会上谋求一份职业,认真努力工作,通过在工作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梦想。新女性认真负责,严格律己,在社会中努力奋斗,追求自己的事业。现代新女性外出工作,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挣钱养活家庭,这是女性奋斗的表现,女性进步的表现,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的表现。女性只有外出工作,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才能在其他方面享受独立自主抉择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中和家庭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女性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挣得的收入能够使她们有安全感,她们能够更加自尊自爱,同时也会吸引男性和得到男性的支持和尊重。新女性的丈夫会对妻子的工作能力赞扬有加,对自己的妻子呵护有加。看到自己的妻子在社会上工作能力突出,自己全力支持并欣赏她们的工作态度。新女性追求事业,不仅代表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巾帼不让须眉,也表现出社会对女性的鼓励支持,对女性的能力的肯定。新女性外出工作,自己的女性价值得以体现,女性不比男性的智力低下,不比男性的能力差。工作能带来收入,使人自豪和充实,工作也是自我能力的体现,它意味着女性在社会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和成果,从而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外出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顺利的,期间可能会遭遇同事的陷害,被迫辞职,然而这并不会击落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她们可以换另一份工作,尽管从底层职员做起,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杰出的工作能力,使她们能够很快得到升职。新女性的勇敢,创新的举措,在父权制社会没有几个女性敢于尝试。女性只有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获得经济独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提高。面对竞争压力如此大的社会,一位女性勇敢自强,追求事业,独立自主,是值得赞扬的。
新女性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但是她们选择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职业。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被剥夺教育的机会,局限在家庭中,学习家庭管理方面的知识与能力。照顾丈夫和孩子被认为是女性最大的责任和义务,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收拾得整洁干净的女性被男性歌颂为家中的“天使”。而拥有独立思想,喜欢读书写字,反抗男性的话语的女性被称为“魔鬼”。贝蒂·弗里丹指出,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在教育中实现自我。教育可以提高女性的自信,提高女性的生存能力。作为现代知性女性,她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立足于社会中,服务于社会,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现代化呼吁新女性的知识化。知识素质的提高,不但能够女性的工作能力而且能改善女性的心理素质,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具备足够的知识,是女性追求解放的基础,将会给女性带来自信、能力、幸福和美丽。女性的知识素质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女性所具有的知识水平与之相适应。“女性要实现广泛的社会就业,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以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为前提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女性的文化知识水平越高,其社会地位就越高,女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知识素质。”[1]新女性的知识结构,知识素质,体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知性美。如果女性没有文化,缺乏知识素质,那么女性自身将得不到全面的进步和发展。弗里丹说 :“女性的奥秘使得高层次教育对于妇女来说,似乎是不可信、无必要,甚至是危险的。然而我认为教育,唯有教育,才挽救了、并且能继续挽救女性,使她们从女性奥秘的极大危险中脱身出来。”[2]只有当女性追求教育,而且是先进的教育,提高自身的知识素质后,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现代知识女性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二、重视家庭与爱
贝蒂·弗里丹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家庭的重视和男女两性构建和谐的关系方面。弗里丹在第一阶段鼓励女性追求教育和工作,走出家庭,鼓励了女性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和追求解放。但是,女性开始排斥家庭,抵制男性,把男性当做敌人,这种思想不利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发展,不利于家庭的和谐,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弗里丹,鼓励女性重新拥抱家庭,关注家人,与男性携手并肩,创造美好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把家庭作为女权运动的新阵地,在广泛的背景下处理女性最关心的基本问题,通过男女两性的联合来达到争取妇女权益,改造社会的目的,最终实现社会人格的平等”。[3]
新女性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关爱家人,重视家庭的和谐关系。现代的新女性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新女性不仅会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在工作中取得成就,而且能够把家庭打理得舒适美满。“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应该是对女性的最好的评价和表扬了,新女性在家庭中是一位关爱女儿的好母亲,照顾丈夫的好妻子。能够做出拿手的好菜,把家里打扫的整齐干净,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家中的“天使”形象,是每个男性心中的理想妻子,是孩子心中的好母亲,更是婆婆心中的好媳妇。家庭,是人们掌握自己名媛和充满希望的领域,是满足最基本的人性需要的领域,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因此,女性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工作,忙于事业,也要关爱家庭,拥抱家人,家是人们的港湾。新女性的知识修养使她们可以心平气和地与男性商谈,采取最适宜和优化的方式解决彼此的间的矛盾,一家人依然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爱,让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爱组成了这个家庭,同样是爱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是获得各种需要和满足以及休养生息的场所,是人们追求事业的后盾 ;如果没有家庭,不仅现代社会要走向崩溃、毁灭,而且妇女抚育生命的美好天性也不能得到发展,家庭对人类的贡献体现了妇女的家庭价值。”[4]弗里丹,指出男女两性应该携手共进,努力维持家庭关系。男性不能再把女性看成是他们的附庸,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男性同样在家庭中也应该分担家务活,只有男女两性共同合作,才能创造出和谐的关系,才能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发展。
现代新女性,可以自由选择人生的幸福之路,自由决定人生计划,拥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只要不违反社会法律和道德的规定。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局限在家庭中,足不出户是对丈夫忠诚的表现和对家庭爱护的体现,面对丈夫的责骂挨打,不能反抗,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归根结底是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女性没有生存能力,没有经济基础的来源,只能依赖于男性来生存。现代的新女性,独立自强,自力更生,拥有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现代新女性既摒弃了传统妇女的顺从,软弱,无助,被动和依赖,又剔除了激进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抵制和敌意。新女性追求教育和事业,高尚的人格和知识修养使她们立足于社会中,是社会中流砥柱的新力量。弗里丹后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倡导男女两性应当相互尊敬,相互爱护,携手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她们在工作中获取成就感的同时,不忘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给予人们温暖和力量,她们能够在生活中平衡事业和家庭,拥抱幸福。
三、结语
女性个体主义 篇11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当代女性；女权
在本论介绍后女性主义之前，首先简单介绍下后现代主义的主要风格特点。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之后出现，并对现代主义的一些风格提出了不同的甚至颠覆性的见解。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的纯理性及功能主义、尤其是国际风格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并且后现代主义风格设计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加强调人在技术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人机工程在设计中的应用，注重设计的人性化、自由化。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思想的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批判了以前的三大女权主义流派；批判已有的社会主体、历史、真理等理性的产物，指出女性地位的人为性和可争取性。同时，存在着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艰巨性。
首先，后现代女权主义首先是从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进行批判的。在男权结构中，女性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男性标准制定的。其次，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以往女权主义流派总体进行了批判。在当代，女性主义有三大主要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这些女性主义只是反映了在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愿望，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进而指出，女性主义当中存在忽视妇女由于阶级、阶层、种族、地区、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以及把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模式全盘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做法，所以女权主义应该是全世界妇女，包括第三世界妇女的产物，不该仅仅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权。最后，后现代女权主义对各流派不同观点的批判。自由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在于男性对妇女的偏见造成的，通过将妇女排斥于某些特定的生活领域之外而体现出来的。
后现代女权主义在解构了现存的一些被视为合法的理论之后面临着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如何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主体、历史、真理，解构了它们的终极意义的同时，却又在苦苦寻求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的历史地位、女性存在的合法性，如此，仅存的一点点贫乏的批判资料是不足够对这一切进行批判的，无奈之际，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只得在最低限度上重新拾起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大型话语；有关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有关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女权主义是经过真正的社会斗争，从而得到的社会权利与地位。可以说西方的女权是自下而上的奋斗革命史，那么中国的女权则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然而在这种快速发展中产生了大量的不平等的情况，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然而紧跟其后的就是母性的缺失，不知道是由于独生子女的原因还是剖腹产，减少了生产的痛苦的原因，现在有些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在我们看来是变淡了。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伟大的，这几乎已成为人类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根源于女性在生育和教养子女上的巨大贡献。然而很奇怪的现象开始发生了，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对子女疼爱有加，而母亲却与子女们渐行渐远。这些都能通过孩子们的表现体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同父亲的亲密度开始超越母亲。
后女性主义，在论者看来，其实是对之前女权主义的一种颠覆性的提高。它提出了与之前非此即彼的女权主义不同的概念。它的想法更加的多元化，而这一点和当今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的状态吻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用多元化方式来解决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女性们所寻求的美与设计。
后工业时代，顾名思义，在机械化大生产之后所步入的消费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在生产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性特征、物理属性、使用与实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人们则更多的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人们的基本精神需求已经比满足，例如之前女权主义中的男女平等，或者后女权主义中多元化，都是一种精神需求，而当今社会，这种基本的精神需求已经满足，那么如今女性的精神需求又在哪里/笔者主要考虑了两点，主观和客观。主观方面，女性们经常性的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客观方面就是社会的变化迫使女性改变自己。无论现在是什么原因，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了社会很多弊病的发生。加上社会诱导产业的不足，比如很多传媒类产业为了收视率而生产的带有反映社会因素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夸大了问题，造成了恶性的社会诱导。就女性的改变而言，暂时不考虑改变的原因的话，我认为适当的改变是有必要的。毕竟改变是促使进化的条件。据有关数据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来说，还是过于感性了些，所以在处理很多感情类事情上面，所受的伤害就要比男性的多。
如何更加理性，更加多元的看待这个世界，这是在后工业时期女性应当具有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必备的精神品质。当然，这种改变不只是女性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需要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商场中经常能看到，女厕门口排长龙，而男厕却没有人，所以说在生理上的不同，就决定了需求的不同，但是这时，却提供了相同的条件的话，那么不平衡的情况就出现了。女性需要更多的理性，但是社会中提供了很多的感性素材，那么只能使得女性的感性细胞更加蓬勃发展。这种发展导致了很多女人对有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想到1与2，而忽略了夹在1与2之间亿万个数字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尹国军.国外后现代大师文存[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女性个体主义 篇12
一、男女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
传统的文学作品总是建立在父权中心文化的大背景下, 两性关系呈现二元对立等级模式, 女性往往被排除在中心之外, 是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到灯塔去》以女性视角揭示了父权制社会男女二元等级对立的现状, 并提出颠覆这一模式的可能途径。
1. 二元等级对立现状的揭示
小说中的拉姆齐夫妇代表了当时现实社会的两种生活原则, 是男女二元等级对立模式的集中体现。拉姆齐先生性格孤僻、讲求实际、待人严肃, 其代表着文明、理性和逻辑的男性原则。与之相反, 拉姆齐太太则美丽贤惠、喜欢幻想、对人宽容, 体现了理想、直觉和情感的女性原则。
拉姆齐先生希望在理性王国里寻求真理和秩序, 在知识领域中德高望重的他想成为天才而不得, 这种折磨导致了其精神上的以自我为中心, 同时不断要求妻子的抚慰和崇拜, 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化身。而拉姆齐夫人扮演着男性社会为他制定的角色, 他表面脆弱而内心坚强, 是家庭里的贤妻良母、社交场合的优雅主妇。拉姆齐夫人成为了波伏娃笔下的“第二性”, 她的生存要在丈夫的庇护下展开, “他 (丈夫) 是价值的监护者、真理的创造者和夫妻伦理的维护者。”
在小说中, 男性融入社会, 居于文化中心, 谈论学术、社会和政治;女性则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 留守家庭。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男性注重实际, 女性则注重情感, 如小说开端拉姆齐夫妇对天气的争论:拉姆齐夫人安慰孩子, 明天将是晴天, 可以前往灯塔;他的丈夫则认为这是愚蠢女人无视事实的想法。在思维模式上, 男性逻辑严密和抽象, 女性则直观零乱。小说中拉姆齐夫人的常常思考生活琐事, 且思路零乱, 笔者认为这是性别的二元对立造成的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夸大了两性之间的差异, 从而使矛盾不可避免。
2. 二元对立模式的颠覆
《到灯塔去》在揭示了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模式的社会现象后, 没有停留于表面, 作者在小说中力求颠覆这种传统模式并尝试寻找可能途径。
虽然拉姆齐夫人扮演着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角色, 但她在独处时会返回真实的自我:她对社会存在渴望, 希望成为一名社会调查员, 她也常思考有关生命和人类本性的问题, 其独立人格如同灯塔之光时隐时现, 这不能不说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挑战。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 她亦可被看作是男性世界中善于自我保护的女性代表。透过表面的“物质主义”直达人物心灵中不为人所知的隐秘之处, 从而反射出生命的本性, 是伍尔夫“精神主义”创作原则的表现。
相较于拉姆齐夫人的隐形颠覆, 伍尔夫提出了另一种可能途径——双性同体, 她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 一个男性力量, 一个女性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 精诚合作的时候。”作者着墨较多的另一女性角色莉丽, 兼具男性和女性原则, 并在小说最后达到两性的和谐统一, 是双性同体的形象化表现。莉丽是一个更具独立意识的人物, 代表着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新一代女性, 用新的眼光审视父辈, 同时建构自己的生命。
作为艺术家, 莉丽明显地表现出男性特征, 她在创作中尊重色彩一如拉姆齐先生尊重事实。但作者同时赋予她敏锐、直觉和矜持的女性特征, 这使得莉丽在小说的前两部分始终在两难的境地中困惑和反抗。到了小说最后, 莉丽通过拉姆齐先生的改变领会到了女性气质在社会中的价值, 完成了两性的和谐统一, 同时也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 完成了画作。这一角色很大程度上是伍尔夫的自身影射, 她体现了作家本人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与其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暗合, 为颠覆传统的两性对立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再强调两性的差异和等级, 而是注重两种性格的结合统一。
二、女性主义的叙事话语
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始终寻求自己的文化传统, 《到灯塔去》体现了伍尔夫改造理论问题的写作思想, 其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话语, 增添了文本的抒情性与文学性。其与父权文化迥异的非正统话语方式, 有效地表达了女性独有的思考。
1. 多重视角的意识叠加
在《到灯塔去》中, 作者基本摒弃了全知视角, 大量运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 且频繁地进行多种视角的转换, 以凸显叙事的主观性。“传统上属于间接叙述部分的‘她’, 在伍尔夫笔下, 似乎有介于第一与第三人称中点的含义。”这一叙述技巧的运用使传统作者的叙事权威得以解构, 同时隐性叙述者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了重新建立。
小说中作者通过描述人物自己的意识活动以及其在他人意识中的反映, 共同构筑丰满的人物形象。例如拉姆齐夫人的形象是通过儿子詹姆斯、塔斯莱和她的丈夫等多重视角共同建构的。通过叙述视角的多重转换, 既强调了直接的感知性, 又扩大了叙事范围, 从而使整部作品经由不同视角的相互补充而更加全面。
小说中多位人物的意识交错出现, 形成了绵绵不绝的意识流。作者没有刻意经营曲折的故事情节, 而是游走在几个主要人物的潜意识边缘, 通过对他们意识深处每一丝细微感情的捕捉, 对其生存状态进行了真实的刻画。正是意识流手法赋予了小说人物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而这种男性化的线性发展的外在情节描述让位于女性化的散漫细致的心理情感描写, 与女性的思维方式和感知特点构成了应和关系, 形成了区别于传统, 更有利于表达女性自身感受的叙述方式。因此, 可以说用多重视角转换的意识流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 是伍尔夫极为成功的一个女性形象塑造方法。
2. 诗化写作的审美特征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 伍尔夫对外界具有敏锐的感悟力, 在其自身的创作实践中, 寻求一种能够表现女性内心真实的文学样式。《到灯塔去》的创作也体现了这一语言思维特点, 小说试图通过运用抒情化的女性语言, 运用隐喻、联想等方式来构筑其审美思维机制, 从而使作品无论是整体背景的设置, 还是具体意象的描写都富有诗化的美感。如小说第二部分的自然景物描写将其女性化语言的清新展露无疑。作者通过主观印象取代了客观现实, 为读者开拓了想象力驰骋的空间。如描写人去楼空的景象:“镜子旁长出了野草, 在晚上有节奏地轻轻叩击着窗扉。”在写景的叙述中使用隐喻或象征的手法来暗示主观的感觉印象, 使其作品宛如印象派绘画般瑰丽多彩。这些诗性技巧充分展现了伍尔夫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独有的精神力量,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不但能感受到作家对心灵印象的灵敏捕捉, 每一件日常琐事, 都变换着图画的色彩, 流淌着诗歌的象征韵律, 这同时也是女性作家内心世界玲珑剔透的绝美展现。
作为20世纪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 伍尔夫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 还是叙述立场, 其创新尝试都与女性主义思想水乳交融。通过对《到灯塔去》的阅读, 本文对其建构的女性话语模式进行了一些粗线的讨论, 试图探索作者所倡导的主观真实的文学创作理念, 这一过程使笔者自身对女性文本的阐释角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对运用理论来分析文本的方法有了一定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李乃坤.伍尔夫作品精粹[M].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2]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M].石云龙, 刘炳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 (王峻岩等译) [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