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共10篇）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1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是非常式微的, 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 广泛受欧美女权主义兴盛及其作品、文艺理论的影响而产生, 20世纪30-40年代, 丁玲、萧红、冰心、张爱玲等女作家, 为女性文学主题做了较为深远的探索。建构现代女性文学话语权下的女性主体意识, 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女性文学风景。

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始点中国的现代文学, 包含着广泛的文学样态, 其中的女性文学随着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作家们通过自己的视角, 审视女性自身的内部与外部世界。在“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的冲击下, 中国原有封建体制分崩离析,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对生命不自由的感受, 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在受压抑数千年后, 女性自我价值尊严渐渐开始觉醒, 并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相对独立女性主体人格, 并以之来审视社会发展现实中的自我存在。但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作家的思想深度被特殊时代背景和生存境遇限制了, 使她们和笔下主人公普遍都无法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思辨, 无法在正视绝望还是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 完全自由的跳脱出来, 为女性文学话语留下无尽的遗憾。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 作为五四浪潮中的叛逆女性, 痛恨和蔑视一切, 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萧红的《生死场》中女性的身体是被使用, 被咒骂, 被毁坏, 以及被扼杀, 但是她仍保持了对现实不屈抗争的姿态。在冰心的《小桔灯》中, 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 她的所言所行蕴含着内在的心灵美, 情操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 白流苏拿自己做赌注博取范柳原的爱情, 女性没有能摆脱依托男人求生存的状况。通过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文学, 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女性对尊严等权利的追求与实现是艰难而痛苦的, 因此在女性作品中话语的构建上显得极其无奈与悲哀。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女性自身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程度, 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 表现女性解放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 原有束缚女性的“妇德”道德体系的崩塌, 女性解放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先进思潮, 女性话语文学才真正地开始大量表现女性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使女性参与社会生活, 改变自我形象, 重塑女性意识成为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学母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意识形态的描述, 摆脱了传统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固定化模式, 女性文学中女性话语的建构是对男权话语的极大挑战。数千年来, 女性个体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素, 造成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和文化层面的缺失, 被迫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2] (P309) “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小, 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 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2] (P324) 现代女性文学话语权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表现, 主要是在个人尊严、女性心理和审美自主发现等方面确认女性自身的价值。只有发现女性话语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丰富性及典型灵魂性的审美特质, 才会赋予女性文学写作的空前自由和文体的舒展, 彰显女性话语权发掘出现代女性自身的本质存在。

中国现代女性踏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探寻人生的哲理, 是抱着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满怀豪情地要为社会服务, 凸显独立之人格。“五四”时期, 新女性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3]的理想, 走向社会。可是在家庭和社会的层层阻碍中, 女作家品味着生命不自由的苦痛, 这一切的努力、失望、希望都在“五四”女性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五四”女性文学执著于女性自我情怀的特有表现, 女性话语的构建是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在对女性情怀的书写中, 虽有纯真、柔美、充满希望的女性特质, 但也弥漫着淡淡的悲哀时代气息。

三

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的产生 , 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逐步形成并愈加鲜明起来的。“以女作家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历” [4]的女性话语文学, 在描写新文化时期新女性成长经历的过程中, 饱含着令读者感到亲切、使作品充满勃勃生机的气息, 这就是女性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中国现代新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 正是在社会制度、城市经济、阶层结构和自我意识未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境下,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发端的。

摘要：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境遇, 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 建构了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意识、超越“自我”的理想意识和风格各异的独特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话语权,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M].人民出版社, 1972.5

[2]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3]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 《庐隐选集·上》[M].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5

[4]于青, 苦难的升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1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2

关键词：女性艺术；花卉题材；男性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31-01

我们翻看艺术史，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存在于艺术方面，在普遍的生活现象中，既定印象形成的性别歧视的种种行为，本能的女性在压抑下寻求释放，激发女性艺术家们的创作欲望。许多题材开始在以男性为主流的范畴中出现，其中包括对男权社会的激化批判，充满女权主义色彩，对女性自身的关注、表现，渴求话语权。

男女的生理差异，促使在表达上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本身就存在不同。女性天生的拥有情感的细腻性和观察事物的敏锐度，纳黛儿在《第六感觉》中指出：“女性的直觉是不掺杂理性分析和思考观察的结果，但它并不是虚幻而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促使，大多数女性艺术家在艺术表达上选择使用理性思维背道而驰的的非理性表达，与理性的表达方式抗争。这里主要探讨的是表达题材上的花卉题材，许多女性艺术家选择以“花卉”作为题材，这一表现内容似乎令许多女性艺术家都对其充满好感，大量的花卉题材的作品出现在女性艺术的领域范畴之内。

花与女性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多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中，这两样都是作为美的代表而出现，而女性对于男性的反叛，成为大多数女性艺术家选择这一题材的主要原因。在这题材的表现上，西方的女性艺术家更具有女权主义色彩，体现抗争性。较为突出的就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迪·芝加哥，她在作品中较早的明确体现，将花朵与女性生殖进行联系。装置作品《晚宴》中充满了强烈的性别暗示，这种性别暗示也是通过花的形态表现出来，花卉的意象形象在作品中的表现具有强烈的暗喻性，作品中充满了女性意识的再次强调，具有激烈的批判性与反抗性。这种十分鲜明的女性生殖形象，在传统的艺术史上是不可能找到的，直观性的与男性审美观念进行反抗，表达颠覆传统的花卉形象，具有强烈的挑战性，对男性主导的社会提出质疑。

除了明确的反抗意识表达之外，在对于花卉题材的表达上，许多女性艺术家是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并没有强烈的性别反抗意识出现，而是从自身感受出发。在这一表现题材上东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东方的女性艺术家在传统观念与审美的影响下，作品表达相对于来说更为含蓄，也更加自我，不喜欢被别人冠以的性别战争的标签。很多人在提到贾娟丽时，都会冠以她“温柔的女性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是含蓄与朦胧的，没有激烈的颜色，画面宁静而且富有诗意，我在她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是浓重的古典气质，但是并没有受到传统枷锁的束缚，她宁静内敛严谨的创作，恰恰是许多女性形象区别于男性的特点。抛开高声呐喊，她的画面则更像低吟浅述，在女性的立场与角度上表达自己，抛开关注男女差异这一点之外的，更加女性本身的特征。除了贾娟丽的温柔主义之外，另一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蔡锦老师的《美人蕉》系列作品，作为国内比较著名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作品与贾娟丽有明显的区别，除了表现女性特质外，她的作品中更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栗宪庭点评美人蕉说是内心感受的外在意象。她作品中的美人蕉仿佛是粘稠溃烂的大肠造型，画面中的美人蕉也并不是传统花卉画中鲜艳欲滴的鲜花，而是濒临死亡的花朵，将血肉翻滚的血腥与激进燃烧的红色大量表现在作品中，颠覆传统对于美的认识与花卉的表达形式。除了画布上，她的美人蕉还出现在生活中，沙发、床垫、浴缸、高跟鞋等等，将作品放在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上，将对男性话语的颠覆搬下庙堂，融入生活。

相较于朱迪·芝加哥的激烈，蔡锦的作品则更为和缓，充满强烈的暗喻风格。虽然我们在她的作品中看到强烈的主观意识表达，画面处理上也相对激烈，但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色彩，并不以反叛男性为创作主题，而是更自我的情感表达，她反复强调并没有女性主义，厌恶别人为她标签“女性艺术家”。没有对两性关系的进行激进化探讨的同时，她选择的是抛开性别意识，作为“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这也是另一种女性意识的表现，抛开性别话题来谈论问题，拒绝性别标签，是另一种争取男女性别平等的表现方式，是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在探讨女性主义的问题上，东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往往被误解，中国的女性艺术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传统的思想意识到现在的思想渴求解放与身份认同，女性话题之所以被提及的原因在于需要。当个体独立出现时，首先考虑到的是作为人，而非性别。现在探讨性别话题，提出性别话题的最终目的也是在于消除性别歧视，并不是极端的性别主义，而解决这一问题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当我们并不需要刻意去强调“女性”话题的时候，也说明问题淡化了。

许多人在理解花卉题材作品时都赋予性别的暗示，而这些男性视角下的惯性的理解方式，使得许多女性艺术家在表达上都被赋予了既定的形象，即所谓强烈的意识反抗与性别暗示。在这种观念逐渐形成，使得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又被冠以了新的含义，即激进的性别主义。如何突破道德规范与性别禁忌之间，但又不想通过色情的意味充斥于作品中，从肉体到精神、从本体到道德本身成为另一类女性艺术家想要表达的。现代女性艺术家的花卉题材作品中，逐渐抛弃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是越来越明显的性别符号出现在作品中。而以女性自我视角作为出发点，花卉题材一直是女性艺术家们较为关注的表现内容，通过这一题材表现出的女性性别意识，已经从强烈的性别反叛到了性别自我的表达，抛弃激进，逐漸平和，成为对男性话语权反抗的新方式，也是现代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新态度。

参考文献：

[1]寥雯.不再有好女孩.[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郑秋.琳达·诺克林女性主义艺术理论视野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意识实践[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珍妮薇·傅蕾丝[法].两性的冲突[M].天津入民出版社.2003

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媒体 篇3

“话语权”指的就是说话权, 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 谁就能决定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 话语权指的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关系中, 由男性还是由女性掌握社会话语权, 取决于是男性还是女性充当社会的主角。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型, 女性话语权的控制力量逐渐薄弱, 而男性话语权的力量却日渐强盛。

媒体, 作为传播的载体, 在当下具有第一话语权。而话语权的掌握者通常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在领导力量中, 男性作为主角领导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男性话语权的力量逐渐变得强大。大到社会、国家, 小到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通常会是一个家庭的中坚力量, 他的三观会影响着他的家庭和生活, 包括他身边的异性。古语有:“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审美标准往往都会与男性的喜好、审美不谋而合。

二、女性媒体的发展

(一) 女性广播事业的发展

广播中, 在宣传政策信息、时政要闻时多会选择男性沉淀的声音, 显得庄重严肃。而夜晚的午夜节目中, 多会选择女性温柔细腻的声音讲述一段段往事, 通过女性这样的声音能够使心态平静, 感化心灵。比如向菲, 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和监制, 她曾在7个月间的《神州夜航》节目中, 成功劝说3名身负命案的逃犯投案自首, 表现了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用声音和思想的力量, 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中宣部《新闻阅评》以《女主持千里连线劝凶自首的敬业精神可嘉》为题评论了向菲的行动。这样的事件不仅能够说明女性的魅力, 同时也反映出, 在男性掌控话语权的时代下, 女性媒体的发展依附于男性的审美、喜好。

(二) 电视媒体中关于女性媒体的发展例证

不仅仅是广播, 电视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如《甄嬛传》, 展示的是完全的父系氏族时代。后宫所有佳丽都依附于皇上生活, 皇上就是男性话语权的代表。安陵容, 虽然死的凄凉, 但却也蒙得皇上圣宠, 因为她了解皇上的喜好, 符合皇上在空虚时的陪伴左右的条件。甄嬛, 大起大落, 最大的赢家。前半段备受宠爱, 是因为她像极了皇上深爱的妻子纯元皇后, 二是因为她清纯靓丽, 善解人意, 能够一解皇上在皇后和华妃那里的闷气。后来能够以贵妃的身份再度回到宫中, 腹中的龙胎不过是剧情需要, 而真正的原因是她填补了皇上的寂寞。至于其他在剧中匆匆一闪的佳丽们便不值一提。而《甄嬛传》能够火遍中国, 一是演员的选用, 符合男性审美倾向, 二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独立自强的新女性越来越被众多男性欣赏, 而过去时代中典型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淑女形象”则被社会淡化了。女人如果单纯追求成为男性青睐的人, 则会以学习的角度去观摩影片, 引发了女性的跟风和男性欣赏的热潮。不仅仅是电视剧,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叫做《以女性主义之名——电影<白鹿原>男性话语权的隐形书写》, 作者表达的意思是说电影《白鹿原》对原小说进行了改编, 但最大的改编是将书中以家庭为主体的叙事结构, 凝练到田小娥一个女性的身上。整部影片看起来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展现田小娥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 但是她在追求的过程中却把身体作为价值实现的手段与资本, 而这种身体价值的属性要在男权话题体系中才有讨论意义。所以, 在作者看来, 《白鹿原》是以女性主义之名传达并深化了男性话语权。仔细想来, 作者的看法是对的, 这也恰恰证明了我的想法。

(三) 网络事业中女性媒体的发展

最能够证明女性媒体发展依附于男性话语权的有力依据就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传播介质——网络。世界杯在男人圈中具有重要意义, 四年一次的聚会为世界奉献了一场饕餮盛宴, 同时也点燃了男性内心的激情。就是这个火热的时节, 各大网站也开启了一场美丽竞赛。足球宝贝们亮丽的身影吸引眼球。无数的美女铺天盖地, 青春的、性感的、搞怪的, 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希望通过足球宝贝们的靓丽吸引更多的男性选择自己网站提高浏览量。还值得一提的就是网络游戏。它的广告更是将满足男性需求这一宗旨体现得非常明显。点开某个网页想看电视剧或者电影, 根据影片的受欢迎程度会出现不同时长的广告。这些广告中, 往往都会出现游戏广告。通过画面上杨柳一般的细腰、丰满的胸部、魅惑的声音吸引着受众玩这个游戏。在设计这款广告时, 它的受众定位一般瞄准的是男性。再比如说经常听音乐的音乐软件, 近来我发现有的软件总是弹出一些窗口提醒你现在某一位可爱或温柔等其他类型的美女在线上演唱你现在听的这首歌。而且小窗口的关闭标志不明显, 总是一闪一闪提醒你去关注她。听音乐的人群一般女性偏多, 为了吸引更多的男性受众, 想到这样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三、结论

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 使男性话语权得以根本的确立。而女性话语权已经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没落渐渐地成为了失落话语权。有经济实力的女性尚且需要男性的关心与帮助, 更何况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媒体具有长久以来养成的依赖性,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更改和转变的。在当今环境下, 女性媒体想要突破局限是存在困难的, 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强化专业技能, 增强知识储备, 无论外界对女性怎样评价, 女性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都是无法取代的。

摘要：男性作为当今社会的主角, 决定着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而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没落, 女性话语权已经渐渐地成为了失落话语权, 女性媒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了一种依附于男性话语权的发展状况。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4

摘要：无论是古代的艺术传统，还是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中国妇女艺术的观念始终围绕着男性话语的圈子。努力靠近以男性为主流的艺术观念，并试图被这个圈子接纳。经济越发达，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越宽容。女性艺术家们在以男性为话语权的标准下，逐渐警觉，发展，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多元与兼容。

无论是古代的艺术传统，还是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中国妇女艺术的观念始终围绕着男性话语的圈子。努力靠近以男性为主流的艺术观念，并试图被这个圈子接纳。如同在生活中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体的生活中太久，已经习惯或是依赖这种状态，她们甚至对自己的处境意识无所知觉。没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因害怕不被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体系所接受，而失去自己的价值而担心焦虑。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渐渐从男性的附属中渐渐脱离出来。接受教育，外出工作，参与政治，并且在社会上渐渐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经济越发达，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越宽容。

在艺术上，80年代，一些有才气的女画家，似乎已经感到不足，同时也努力在进行一些改变。在这些尝试中，她们的作品中不知不觉开始流露出新的气象，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关于生命的象征意义的表达。这种意识与变化是循序渐进的。80年代中期后，一些女画家出现了以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作品，她们通过自传、独白的形式，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艺术形态同流。其代表人物有喻红，刘虹等。前者通过写实手法把人物形象变成一些象征符号，在画面里通过奇特的构图和具有冲击力的色彩以及装饰性的表现技法，体现画者内心的不安于无聊。后者将一些生活中温情的玩偶肢解或放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环境中，产生一种恐惧，滑稽，颓废的情绪。

如果说80年代后艺术作品只是一个尝试，90年代的女性艺术作品则有了一些更主动、更独立的意向。一些作品出现了与女性特质紧密相连的因素。虽然还不成体系，但有的作品已经开始具备一些个性化的品质。与男性艺术家关注的社会问题、哲学层面等不同，女性艺术家则表现出对生命、痛苦以及与此相关的体验、感受的关注。比如很多女艺术家以花或其他为媒介对生殖器的隐喻。如廖海英的雕塑作品《亲情》《新娘》等。在创作作品的选择媒介上，她们通常也会选择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与心理对应的，具有一定敏感度的材质。比如麻线，宣纸，娃娃，奶嘴等。这些材料往往对应了这一种体验，所以制作过程也不厌其烦，这些女艺术家在谈及作品时，也比较注重自己的这种体验，在谈及作品时，她们很难将这种感受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们更注重过程，并将一种心绪与情感寄托在这种琐碎的近似与手工制作上。因此她们的作品不像男性艺术家具有公共性、导向性。

如今，当代女性画家也渐渐从男性的话语权中分离出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艺术”不是单纯的艺术问题，具有时代性、特异性两个限定。当代女性以及许多以女性命名的的概念，仍然令男性甚至很多女性抗拒着。许多女性艺术家提到同行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而是有些不认同甚至是轻视的感受。而一些女艺术家在某些时刻，也在刻意消减自己的女性身份，归根到底是对自身的不认同，缺乏勇气与独立性。

女性艺术家开始独立思考，并且从性别上寻找自己差异，用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情感去体会这个世界，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去关照这个世界，对照自己，产生一种不同于男性的体验方式、感知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女性在脱离传统规范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庇护。女性在追求“男女平等”以及追求“自我”的同时，很多表面完成，但在心底里还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她们生活在以男人为主体的结构中，处在依附位置。这种依附的在家庭关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这种依附关系，常常使得女性艺术家不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男性艺术家的作品。因为这种依附关系，使得女性艺术家对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产生先入为主的认同与崇拜，因为对自身的不肯定与怀疑，导致对同性女艺术家的轻视与不认同。

通常伴随艺术家成长的是艺术批评家，这些批评家，策展人几乎都为男性。这些男性们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女性艺术家。虽然专门策划女性艺术家的展览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男性评论家对女性艺术家的伤害也是并行的。他们把女性作品归结为狭隘的“性，用身体作画”都归结为带有性特点的心理状态，并用男性的标准去评判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女性艺术家对男性话语权具有盲从性，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认同这种观念。同时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更纵容了这种不公正的的评价，对建立女性话语权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和威胁。比如，脱离了男性主流艺术文化的标准，女性艺术家也就丧失了被选择的机会。因此，为了获得某种认同很多女性艺术家就不自觉的以男性的主流文化为标准，就范。这种状态在非常成功的女艺术家那里，非常前卫的艺术家圈子里也未曾有太大的改变。

当代女艺术家们的生存方式有一下几种：一是在高校里从事专业绘画的教学，二是作为职业画家，此外还有一些在高校里从事美术专业学习的女性学生。这几类状态构成了当代女性艺术家的生活状态。

9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性艺术家，较之前相比更具有独立性，逐渐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学会从性别中找差异，逐渐建立自我价值，形成独立个体。在中国女性艺术家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受到西方女性艺术一些影响。她们的绘画作品不再是那么含蓄，而是逐渐独立，用一种直白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中国女性艺术发展至今，无论从地位或是艺术品格，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与进步。但是真正从男性艺术的话语权里分离出来，真正独立还需要很多的努力。与此同时还要客观的看待西方女性艺术对其冲击。只有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的多样性，关注目前男女艺术的现状，努力以科学理性的视角看待女性艺术，才能使中国的的艺术发展更丰富。

参考文献：

[1]《浅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戴艳萍《美术观察》2007年第9期

[2]《体验与意识——关于女性绘画》陈珍珍《美术观察》2003年第8期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5

关键词：迪斯尼,性别设置,女性话语权

美国社会的各种运动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达到一个发展高峰,女权运动也是其中之一。女权运动波及到电影领域,对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引起了电影创作方面的一些变化。

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迪斯尼公司,见证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历程。自1937年推出第一部动画长片以来,它不但为世界电影史奉献了许多经典形象,其角色设置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女性话语权的演变。在题材上, “古典的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一直是迪斯尼电影作品的基础”,1 1937年推出的根据格林童话改编的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开创了世界动画电影的新篇章。1989年的动画片《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开启了迪斯尼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此后拍摄的《阿拉丁》(aladdin)、《木兰》(mulan)、《冰雪奇缘》(Frozen)等均获得了票房和口碑上的成功,进一步奠定了迪斯尼的龙头地位。 八十年的时间,迪斯尼电影中的女性在思想和性格方面不断成长,从最初的集体无意识到成长为理想中的自己, 不但“准确地传达出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也为世界电影增添了新的文化视角与价值取向”。2男性角色的演变则进一步验证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落难公主VS拯救者

美国的第一次女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以塞尼卡·福尔斯村发布的《权利和意见宣言》为起点、 以争取美国妇女选举权为目标,至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第十九条修正案》终”。3第一次女权运动结束之后,美国很快经历了经济大萧条(1929- 1933)、二战(1941-1945)等重大事件,加上二战后美国出现经济高速发展和“意识形态终结”的政治局面,“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明显走向保守。女性们在这股来势凶猛的保守主义思潮冲击下,纷纷相互仿效,承担起‘郊区家庭主妇’(即丈夫在市区工作,坐拥郊区的大房子, 女性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作者注)的角色”。 4当时美国女性的主要社会价值仍然是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因此,迪斯尼早期电影中的女性都是顺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即便是公主,也得有一手好厨艺,家务样样精通, 才能等到爱情,得到幸福。

(一)女性:集体无意识的落难公主

早期迪斯尼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白雪公主(1937年)、灰姑娘(1950年)和睡美人(1959年)为代表。 虽然电影出品于不同年代,但她们却具有相似的特征。

美丽的外形。白雪公主有一头俏皮可爱的卷发,眼睛和头发如乌木一样漆黑,皮肤和白雪一样洁白;辛迪瑞拉虽然平时灰头土脸的在家做家务,但一旦换上华丽的服装就吸引了王子的注意;而奥若拉公主同样美丽动人,能够让王子一见倾心。

乐观的性格。早期迪斯尼电影中的女性,虽然生活艰难,但都能苦中作乐,保持乐观的心态。《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在继母来了之后,白雪公主不得不在皇宫里干着擦洗楼梯等粗活,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天天唱着《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终有一天我的王子会出现)来安慰自己。《辛迪瑞拉》(Cinderella)中,灰姑娘在母亲去世后,受到继母和两个姐姐的欺负,没有漂亮衣服,天天灰头土脸的做家务,还能开开心心地唱着歌;《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中的奥若拉公主,没有享受到作为公主的一切特权,生活在荒郊野外,梦想着有一天能邂逅一段美好的爱情。

被动的人生。这三位女性都是落难待拯救的角色定位,人生中遇到任何困难,除了等待别人解救外别无他法。 最后,白雪公主被王子拯救,继母受到惩罚;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嫁给王子摆脱了继母和姐姐;奥若拉公主也依靠仙女和王子解除了诅咒,和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二)男性:女性的拯救者

这一时期电影中对应的男主角是作为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外形上,他们高大威猛,英俊倜傥;身份上, 都是高贵的王子;行为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感情上,都对女主角一见钟情,不管女主角是中毒躺在棺材里不知是否有救(白雪公主)、舞会后除了留下一只水晶鞋再无其他任何信息(灰姑娘)、还是受到诅咒也许再也不会醒来(奥若拉),王子们都矢志不渝。因此, 对于落难的女性来说,不论是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 抑或奥若拉,男主角们就是救世主,他们是女性未来幸福生活的唯一保障。

不光男主角是女性的拯救者,甚至这一时期的男性配角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能在某些方面成为女主角的拯救者。白雪公主里的猎人,不惜违抗皇后的命令,放走白雪公主;森林中的七个小矮人,与白雪公主素不相识, 却像亲人一样照顾她、保护她;灰姑娘中,王子的父亲汤姆国王为儿子举办舞会相亲,得知儿子只对灰姑娘情有独钟后,主动下令全国的少女来试穿水晶鞋;奥若拉的父亲在女儿受到诅咒后,为了避免诅咒生效下令烧毁全国的纺车。

二、转型中的现代女性VS不可或缺的助手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这次运动波及面更广,影响更深,在社会各领域为女性争取了权利: 政治领域,女性参政议政取得实质进展,如1969年全国有300多名女性州议员,到了80年代则翻了三倍;经济方面,1963年颁布的《同酬法》不但鼓励了女性就业, 也增加了女性的收入;教育方面,高校中的女生数量大幅增加,连只招收男生的西点军校也在1976年开始招收女生。思想文化方面,人们对于女性的传统观念也开始改变:“以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妇女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现在她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并且得到社会认可。”5因此,迪斯尼电影中的女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女性:从被拯救者到转型中的现代女性

1989年出品的《小美人鱼》根据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改编。与白雪公主等人相比,小美人鱼爱丽更像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少女,活泼开朗,充满幻想, 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她不屈从于父亲,向往陆地上的世界,为了能在陆地上行走,愿意用美妙的歌喉来换取双腿接近心上人,发现海巫阴谋后,联合伙伴与海巫斗争以捍卫自己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她是迪斯尼电影中首个救了王子而不是等待王子来救的女主角。

1992年《阿拉丁》(Aladdin)的阿拉伯公主茉莉作为第一位少数族裔公主形象出现。她热衷平民的生活, 将老虎作为宠物饲养,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在面对宫廷巫师的叛乱时,冷静沉着,运用智慧击碎巫师的计划, 保护了父亲和家族,最终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茉莉不是等待救援的柔弱的“花瓶”女性,她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同时还具有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该电影的主题曲名为A Whole New World (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反映了新时期女性的心声。

类似的形象还有1998年出品的《木兰》(mulan),这位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英雄在迪斯尼的演绎下,成了一位打破世俗偏见,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社会尊重的女性。前半部分的故事与我们熟知的无异:木兰削发替父从军。与《木兰辞》不同的是,电影里的木兰是因为媒婆考试失败,为了重新找寻自己的价值才从军。当她的性别败露时,上级震怒,她被逐出军营。但是很快木兰获悉了敌人的阴谋,她带领战友保护了皇宫和皇帝,得到代表男权社会最高代表——皇帝的鞠躬致谢。花木兰的父亲对她说:“花家最大的荣耀,是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这三部电影中的女性无一不是自我意识逐步觉醒, 开始追求独立的形象。

但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仍然受到女性特有的束缚, 即跳脱不出婚姻的桎梏。小美人鱼、茉莉、木兰在影片开始都面临着婚姻或爱情的困扰。爱情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女性对事情的判断和选择。当小美人鱼知道她的王子要结婚,新娘不是她的时候,她只能伤心落泪;茉莉被家人逼婚,不得不出走皇宫;木兰的家人最大心愿就是她能顺利出嫁,那样就能“为家族争光”。当然电影的结局都是童话式的大团圆,这几位女性也并不是如同白雪公主那样要完全依赖男性才能获得幸福,但她们“都是生活在以男性为主的男权社会中……都可以说是男性眼中和心目中的标准美,而且必须借助男性——例如同王子们结婚——才能够实现和完善自我。”6

(二)男性:女性不可或缺的人生助手

从这一时期看来,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男性的分量也并没有减少太多。他们的身份不一定是王子,但他们一定是女主角实现人生理想或得到幸福的关键角色。

小美人鱼爱丽,视王子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没在规定期限内得到王子的承诺,面临成为海巫奴隶的命运,关键时刻王子认出了爱丽,急中生智拯救了爱丽, 杀死了海巫;茉莉想寻找自己的爱情,但父亲苏丹国王说“你只能嫁给贵族”,阿拉丁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帮助茉莉打败了邪恶巫师,苏丹国王了解了阿拉丁的勇敢事迹后,修改了皇室只和贵族通婚的规定,并且还决定将王位传给阿拉丁;木兰虽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但也是依靠李翔的帮助才完成了保护皇帝的任务,并且最终男主角们都收获了女主角的爱情。总之,女性的幸福人生需要男性来帮助完成。

三、独立自主的新女性VS“对手”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早已不再要求女性只能 “愉快”的照顾家庭,也不再认为女性必须要依附于谁才能实现价值,美国的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应当抛开男性或者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由女性自己定义女性的身份、思考自身的价值。因此, 这一时期迪斯尼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无意识的接受社会的刻板印象,更不再必须借助和“王子”们结婚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一)女性:成长为理想中的自己

2009年上映的《青蛙与公主》(The Princess and the Frog)中,黑人女孩蒂安娜热爱烹饪,她的梦想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和花木兰被迫易发上战场不同,蒂安娜从始至终是主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2013年上映的《冰雪奇缘》(Frozen)讲述的是两姐妹的故事。姐姐艾尔莎自出生起就拥有冰雪魔法,但因为误伤过妹妹安娜,因此一直封闭着自我。成年后艾尔莎成为阿伦戴尔的女王,却因无法控制魔法不得不出走,安娜冒着风雪去寻找姐姐,最终用自己的爱融化了艾尔莎,使艾尔莎的魔法得到了控制,阿伦戴尔的人民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艾尔莎接受了真实的自我,安娜解开了姐姐和自己的心结, 虽然安娜遇到了王子和帮助她的克里斯托弗,但是本质上还是女性的自我成长以及自我救赎。

2014年上映的真人电影《沉睡魔咒》(Maleficent) 是1959年《睡美人》翻拍而来,不过与前作不同,这部电影里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角色设定。电影的主角并不是奥若拉公主,而是受到背叛与伤害的仙女玛琳菲森。她少女时期被爱人背叛,在悲愤之下产生了心魔,最后拯救了公主也被公主拯救。这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成长故事,她的成长在于不光看到世界的美好,也感受到了世界的黑暗,并且最终选择了坚守美好;并且在这部电影里,唤醒公主的“真爱之吻”并不来自王子,而是来自玛琳菲森。

2016年上映的《疯狂动物城》(Zootopia)里,虽然是以动物为主角,依然能看出迪斯尼在女性成长方面的态度。兔子朱迪不愿意一辈子守着胡萝卜农场,过着和父辈一样的生活。她的理想是当一名警察,被所有人以提醒或嘲笑的方式否定。她没有遵从世俗偏见扭曲自己, 而是为了理想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成为了动物城首位兔警官,一开始只是被派去贴交通罚单,但最终梦想当刑警的她还是破获了大案,得到了上司及全城动物的认可。

(二)男性:女性的“对手”

这一时期,女性的人生变得更加多元,要实现人生价值,不一定必须依靠男性帮助,婚姻与家庭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男性甚至站在了女主角的对立面,成为女主角的阻碍或者敌人。

《青蛙与公主》中的青蛙王子纳纹请求蒂安娜吻它以便解除魔法,结果不但纳纹没有变回王子,蒂安娜也变成了青蛙,两人不得不另寻他法,这暗示男性对女性的人生不一定是帮助,反而有可能是阻碍;《沉睡魔咒》里, 公主的父亲斯特凡不但不是谁的拯救者,反而在年轻时为了当上国王,背叛了自己的爱人,使玛琳菲森受到巨大伤害;到了《冰雪奇缘》中,安娜公主以为汉斯王子就是她的缘分,但是汉斯其实一开始就只是看中她的公主身份,并且在她出门寻找姐姐艾尔莎期间,企图成为阿伦黛尔的新任国王;《疯狂动物城》里,作为警察的兔子朱迪是非常弱小的,象征着职场中处于弱势的女性, 但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反而她的搭档狐狸先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四、结语

福柯提出,权力者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定义社会和某些群体,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被定义的群体既无权反驳社会强加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无意识的自我认同于这样的刻板印象。女权运动的发展使女性在经济、 社会、教育等领域享受到了相应的权利,女性的意识和人格也从依附走向独立。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迪斯尼电影渐渐赋予了女性形象更为丰富的性格层次,女性形象与性格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之对应的男性角色也悄悄的发生了改变,迪斯尼电影也从最初的取悦男性观众到越来越迎合女性观众的审美。这一方面是女性意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女性话语权的逐步建立。

参考文献

[1]程瑜瑜.迪斯尼卡通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6):128-130.

[2]王梦瑶.迪斯尼电影中的姐妹情谊——以《冰雪奇缘》、《沉睡魔咒》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2.

[3]闫兰.迪斯尼经典动画电影配角形象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4]郑伟玲.木兰故事在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变异[D].安徽大学,2010.

[5]张艳.“美国梦”在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移植与再现[J].电影文学,2013.11.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6

大众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 信息数量以几何方式成倍增长, 宣告“信息爆炸”不再是传说。信息批量化被浏览、被传播、被消费、被遗弃, 传媒行业也进入“快销领域”。膨胀的信息使五花八门的媒介形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介质, 相比草根阶层自媒体, 大众媒介中媒体从业者的话语更为显著。例如, 浪潮般推动着整个传媒行业前进。这之中, 女性在传媒工作者中的比例近年来不断递增, 已经走出了普遍失语的现象, 拥有了一定话语权。但总体上话语权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女性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比例依旧惨淡, 而女性话语权“复归”往往带着异化的形态, 在大众媒介中的议程设置和话语权分配依旧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在传统认知中, 大众媒介就是男人的天下。从决策层来说, 男性占有着决策层的权力, 并且在议程设置中占据中主导的地位。而工作方面, 男性身影出现的也比女性频繁。探讨大众媒介中女性话语权的现状, 不是吁求从男权社会向女权社会转变, 不是要剥夺男性的话语权, 而是在呼吁女性话语权的真正复归。

二、性别的延伸: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权

依美国普利策奖评委会前任主席西摩·平夫曾说, “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 但女性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并不代表女性在大众媒介中享有足够甚至最基本的话语权。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涉及话语权问题, 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话语权表现在大众媒介中, 就是控制舆论的权力, 是以语言形成对他人的强制。具体到大众媒介的话语权, 体现在其产生的传播效果引起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 左右社会舆论取向, 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各阶级支配关系在大众媒介中表现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 而这种支配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 使话语权的构造沿着这种既定发展。而大众媒介从诞生起, 其话语体系就体现为和社会权力体系高度一致的以男权中心主义为基础构建的。即使在标榜平等的西方传媒中, 性别成为显著的且不愿被主流提及的标签。

近年传媒队伍中女性日益增加, 更多女性活跃于各种媒体。有一种观点, 女性越来越多出现在传统男性工作领域中, 被称为“性别转向”。根据蒂奇诺知沟理论观点, 这种所谓“性别转向”, 实际上就是默认两性间存在知识格差, 这种既定则导致了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阶层分化。在社会性别对比嵌套下, 女性话语权更多通过从业人数的增加来提高。同时, 也应该质疑这种数字的增加和话语权的提高间的转换效率, 新闻的严肃属性使从业者的性别更多时候都是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通过报纸上的名字或是电视上的背景音表现出来。

而且, 女性高级决策层中力量的缺乏使女性话语权从顶层决策角度存在着缺失。“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一种战略, 将女性和男性的关注事项和经验作为一个整体, 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政策和方针的设计、落实、监测和评估中, 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 中止不平等现象, 最终实现男女两性平等的目标。”[2]女性主义媒介理论认为, “媒介反映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 从而对女性或对她们不予表现, 或用刻板内向对她们进行描述, 以此象征地贬损女性”。“要消解女性刻板印象, 提高女性地位,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电视媒介的宣传起到积极的作用。”[2]

三、奇异的审视:女性话语如此被对待

近年来, 女性话语在大众媒介中以性别为表征开始介入。按照王岳川观点, 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 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但是我们时代已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女性意识到自己这一性别所处的不公平话语环境, 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她们通过解构、颠覆等方式与强大的男权力量对抗着, 用女性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用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去讲述新闻。[3]最为显著的介入是从男性话语权力中心开始的。《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3月7日刊载《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推出新华社三位战地女记者分别从科威特、加沙、巴格达发回的报道。这些女记者以女性特有的眼光和笔触, 关注那些被卷入战争的芸芸众生。[4]这种介入为女性话语带来关注, 同时也迅速处于被审视的位置。

首先, 这进入了传统大众媒介中男性话语体系核心领域。战场在人们观念中一直是男记者的阵地, 女性记者介入旧有话语体系引起更多关注。阿富汗战争中, 英国《卫报》女记者马吉·奥凯恩为采访到更真实的新闻, 从巴基斯坦山路进入到危机四伏的阿富汗。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的女记者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也是在科威特、索马里、海地等战地上活跃身影的女记者。2003年3月24日, 香港凤凰卫视战地女记者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 成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进入巴格达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她们的报道带来了新鲜感, 在这样的领域乃至整个大众媒介中获得了话语权。

其次, 这种介入得到的回应使女性话语处于被审视的地位。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使女性话语走出了沉默与边缘地带,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传媒中的女性话语权受到压抑与漠视, 而当女性话语介入话语权力核心时, 女性的性别色彩被置于突出的位置, 性别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了延伸, 产生了延异。将女性性别色彩过分强调, 使女性话语被异化, 是从极端走向极端, 背后是带有审视性质的男权中心话语。闾丘露薇极力否认凤凰卫视以战地女记者吸引观众眼球的策略, 强调记者的职业价值, 否认性别差异。她曾说, 我跟公司讲, 你不要把我当成女性, 而是看记者的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对于某些强调她女性身份的观点, 她表示反对, 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闾丘露薇的成功在于她抹杀了性别差异而融入了男权社会, 遵守了男性社会的游戏规则。因此, 才得到社会的认可。但问题是, 她是以女性记者的身份介入的报道并为人所关注, 这不能说是女性话语权的复归。大众在肯定她的成功时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作为一名女性她达到了或者超越了原本不属于女性的期望值, 正是因为闾丘露薇作为一名女性记者这个身份进入了战场发回了报道, 才使她声名鹊起。这里面所存在的“同情之理解”, 实际上是对女性话语的审视和低看。

我们不能将表现女性作为一个情感诉 (下转第209页) (上接第187页) 求来制造卖点, 或是作为一种边缘诉求来构成商业机构推销的基点, 女性传播者应该依靠自身独到的见解和健康的风格来获得报道中独立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角色和地位, 而不是以附属的性别身份再次沦为被炒作的砝码, 这样才能从被审视的地位中慢慢地走出来。以性别身份介入, 再抽离性别身份,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四、批评的标靶:女性话语面临的挑战

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在尝试获得性别平等下的话语权的时候不仅要面对奇异的审视, 同时还要面临根源于性别特征的批评。

第一点, 虽然媒体和社会对女性问题愈加关注, 出现更多以女性为对象的产品, 但女性更多处于观看的角色, 女性话语权并不能很好展现。同时, 大众媒介在触及女性形象时, 她们仍然被摆在男权中心话语体系中, 重心都在女性的私生活、装扮上, 很少有真正表现女性的探索精神和成就。而且, 女性的角色和地位期望依旧较低, 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功的女性被称作“女强人”, 而男性则是没有性别特征的“成功人士”, 在社交方面有一定作为的女性被称作“交际花”, 男性则是被称为“社交家”, 这种身份的暴力也同样体现在被称作“第三种人”的女博士上。当下大众媒介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和传播, 总的来说仍存在男权中心话语特征, 并进一步表现出女性角色的守旧传统化和商品化倾向以及评判标靶化。社会上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充分展示在媒介中, 这在一定程度是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欺凌。有鉴于此, 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这样女性选择男性的节目才得以异军突起。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要求是做贤妻良母, 因此女性在大众媒介中争夺话语权很容易成为标靶, 必须承受在私德、家庭、性格等各方面评价。尤其是对于在大众媒介中发声的女性, 这种批评更加苛刻, 社会环境将无形压力笼罩在女性身上, 女性想要冲出重围, 必须有强大内心以及坚定决心, 这就非常艰难。

第二点, 媒体从业者中女性话语依旧是以标签化的形式存在, 并没有褪去性别特征。2006年, 首都女记协进行的调查表明, 在新闻人物中, 女性只占19%, 男性占81%;在发言人、专家和评论者的比例上, 女性都仅占10%左右, 而作为家庭角色出现的女性是男性的3倍多。[5]女性大多只适合从事软新闻的偏见更说明在大众媒介领域显著的性别特征, 而突破则意味着成为“出头鸟”。在新闻事件中女性所占的比率远远低于男性, 女性话语权一直处于被男性压制的状态, 在媒介广告中更是明显。调查显示80%的广告性别角色定位都含有女性歧视, 女性仍然看作被控制者、被保护者、被欣赏者。

五、结语

着眼大众媒介中的女性话语权, 并不是和男性话语权进行对抗, 大众媒介领域需要女性话语权,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应该是试图对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反拨, 去营造客观平等的话语空间, 使得男性和女性主体都能自由选择而不是被迫接受。这种对平等的吁求, 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超越性别标签的女性的自身的努力。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7

那么,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视角”呢?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萧红的教学个案为例, 探讨女性文学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

一、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引入“性别视角”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必须让学生了解对作家进行女性批评的历史背景, 唯有全面了解作家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女性作家的创作。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如果不首先让学生了解萧红七十多年来被人们接受的历史, 就不能明白何以在新时期以前被当作“抗日作家”的萧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却频频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萧红最初是在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和接受的, 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下, 读者侧重的是其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 很长一段时间, 萧红小说蕴涵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主题是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这种淡化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评论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与萧红的创作有何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 将历史背景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时代的到来, 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 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时从一开始就与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等时代命题在一起。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 这种在五四运动时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便迅速地让位于“救亡”和“革命”的号角, 一些女作家开始放弃“五四”时期仅从个性解放出发追求女性解放的姿态, 走上一条把个性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相结合的道路, 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与男性文学趋同的特征。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则更加无视女性话语的存在, 女性的声音淹没在以男权和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话语中, 女性文学批评更没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 在这种语境下, 很长一段时间, 萧红是个被文学史忘却了性别的作家。文艺凋敝的“文革”过后, 文学批评才出现新的转机,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 在经历了“译介引进”阶段后, 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女性批评实践勃兴”的阶段, 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此时, 萧红创作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色才得到了研究者的发掘, 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萧红研究的最主要视角。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只有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背景, 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在我国走过的艰辛历程, 质疑且批判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话语世界, 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的霸权意识。

二、突出性别视角, 强调女性自审意识

性别视角的运用要求教学者首先必须站在鲜明的女性人文立场上, 引入社会性别理论, 运用独特的性别视角、使用性别话语解读现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作品, 帮助学生纠正传统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 重新评价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在教学过程中, 应引导学生对萧红创作文本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深入解读, 同时可以结合萧红自身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男权话语附庸的真相进行讨论, 并对萧红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当时宏大的民族国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进行分析, 讨论萧红创作的“女性蕴涵”和“女性气味”。在授课的过程中, 除了引导学生对萧红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男权的批判进行解读外, 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层探究, 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 引导学生不止于从萧红小说对传统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和挑战的角度进行观照, 更应该看到萧红作品体现的“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 可通过作品分析, 比如《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一幕, 让学生讨论萧红在作品里表达的女性主义立场, 探寻中国女性命运长期被奴役的根源。萧红小说里展现出来的女性对她们自身坎坷经历的不幸的“屈从”与“认同”, 这种“被虐”与“自虐”的两重迫害正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与不幸, 通过讨论和分析, 可以让学生结合目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及社会地位, 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 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应让学生明白, 唯有解放女性自身, 并对这种长期“屈从”的自身性格进行反思, 寻求作为“人”的独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才能为女性的真正解放画上句号。萧红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认识女性自我、理解社会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在当今的女性教育中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其中蕴涵的女性自审意识尤具现代意味, 在教学中, 要紧紧抓住这种女性自审意识, 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审视自我, 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

三、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运用性别理论进行教学, 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避免单纯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性别对抗, 将女性写作单纯地理解为女性身体经验写作、性隐私写作, 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刘思谦指出在具体运用性别视角解读文本时要注意“完整性”和“综合性”, 所谓性别理论的“综合性”是指:“研究者在以性别视角切人文本时, 能够把社会的、文化的、阶级的和民族的内涵聚集在研究视野之内, 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作出综合分析, 既防止对性别内涵的盲视, 也要防止对性别作过渡阐释, 也就是既要看到文本中的性别内涵, 又不能将性别内涵看做是唯一的, 将性别内涵与民族内涵和阶级内涵相对立, 以性别内涵代替、甚至否定三者在文本中浑然一体的存在。”[3]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在教学过程中, 对一些女性批评家从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进行的解读, 应注意引导学生加以判断分析。比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单纯强调萧红作品“女性生活经验”、“女性身体经验”, 并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授课的课程中, 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可采取分组讨论或者辩论的形式, 引导学生对“女性”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辨析, 让学生明白, “女性主义”的解读无疑对萧红作品长期以来被“庸俗社会学”所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批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从而将萧红小说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中解救出来, 发挥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 但必须看到, 妇女与民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关系往往是复杂的, 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其截然分开。“如果说, 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眼睛的话, 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完全离开一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去观照它在当时产生的特定意义是不够客观的, 萧红《生死场》出版之际, 正是全民族抗战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 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无疑会得到强化, 时过境迁, 当新的文化语境出现之时, 人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视角去关照它, 审视它, 自然又会得出新的认识。在特定的时代, 萧红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状况, 但性别批判、人性剖析和生命探索无疑是萧红创作的主要精神内涵。通过讨论和分析, 可让学生重新解读和思考中国女性历史的书写, 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的基础上, 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 从而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摘要：女性文学课程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要做到: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突出性别视角、强调女性自审意识;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视角,运用

参考文献

[1]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J].文艺理论研究, 2003, (1) .

[2]陈晓娴.女子高等院校女性文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探索[J].河南教育:高校版, 2010, (9) .

[3]刘思谦.女性文字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 (续) [J].职大学报, 2003, (3) .

邓恩爱情诗中女性话语的缺失 篇8

1 女性话语缺失的种种表现

众所周知, 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权力。在邓恩的诗中多数是以自我为中心, 很少为女性考虑, 女性只是扮演沉默寡言的角色。

1.1“貌似平等, 实为不等”

在邓恩的几首爱情诗里出现了好像是男女平等的画面, 但是细细品味之后却发现为------“貌似平等, 实为不等”。先以《告别辞:莫伤悲》为例:

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

那也和圆规的两只脚相同,

你的灵魂是圆心脚, 没有任何

动的迹象, 另只脚移了, 它才动。

这只脚虽然在中心坐定,

如果另只脚渐渐远离,

它便倾斜着身子侧耳倾听,

待到另只脚归返, 它就直立。

对于我, 你就是这样;我像另只脚,

必须倾斜着身子转圈,

你坚定, 我的圆才能画的好,

我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

———《告别辞:莫伤悲》 (胡家峦译)

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美满爱情, 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圆规“意象, 把夫妻双方比作圆规的双脚, 丈夫是旋转的脚, 妻子是中间的定脚, 这首诗貌似是丈夫妻子平等依赖, 但是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妻子只有丈夫那只旋转的脚动的时候她才能动, 也就是说, 妻子是听从丈夫的, 依赖于丈夫的。丈夫处于主体地位, 妻子处于从属地位。在《周年纪念日》中, 相爱的双方都被比作”国王“来显示平等的地位, 但是一个女人当然不会叫做国王, 而是应该称为王后, 但是, 我们知道国王和王后的地位也并不平等, 就在中国古代可以很好的说明, 在那时臣民们祝福国王说万岁, 而对王后说千岁, 在实权方面更是如此, 真正有实权的是国王, 而王后只是一个象征, 所以说在这貌似平等之中隐藏着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将女性置于从属的被控制被征服的地位, 而男性处于主导的领导者的位置, 将女性局限于婚姻和家庭中, 认为婚姻可以使女人完整、完美的观点来源于邓恩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是对女性歧视的一种表现。[2]

在《日出》一诗的第三节中邓恩把女情人比作所有的”国家“, 而”我“ (男主人公) 比作所有的”王子“, 这里显示了男性的控制权, 他的情人只不过是他所统治的国家。在上一节中, 诗人还把情人比作英国殖民地的”盛产香料和金银的印度“, 邓恩的比喻都显示了他的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思想。

1.2 女性---“他者”和“失语”

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指出“女性身份的最大特征在于女性是男性的‘它者’即男性与女性的区别从来不是生理的, 心理的或由经济命运决定的。女性之间和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是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决定的”。[3]“他者”是指主体之外的, 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边缘化的事物。在邓恩的某些诗歌中, 女性没有特定的身份, 由于男人掌控话语权, 所以女性只能成为被动的, 失去主体地位的沉默的“他者”。女性丧失了身份, 缺失了话语, 处于一种“失语”或“缄默”的状态。在《上床》中, 读者听不到女性的声音, 诗中充满了男权意识与男性话语, 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没有话语权, 只能默默地顺从男性的意愿, 她是沉默的, 也是男性的“他者”, 是证实男性权力的客体。其中, 这个女性是男主人公的情人, 这也说明了她的地位的不确定性, 而且她被视为男主人公新发现的美洲大陆, 说明她并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发现她的主人:

放开我漫游的手, 让他们去吧

前面, 后面, 中间, 上面, 下面

哦, 我的美洲, 我新发现的大陆

我的王国, 当有人占有的时候最安全。

这首诗中充满了男性的控制欲和征服欲, 更加说明了女性毫无话语权, 她是男人的战利品, 只会受男性的摆弄与控制。在整首诗中, 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 她任凭男人的“漫游”, 读者不知道她的思想, 她的意识, 还有她是否情愿。

在《跳蚤》一诗中, 全诗都是以说话的形式展开的, 而且全部是一个人在说, 也可以叫做“戏剧性独白”, 诗人把他们的爱情用跳蚤作为载体, 因为跳蚤吸了他们两个人的血, 并在肚中融合, 这也就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融合, 然而在结婚前便以享受这种肉体只爱是在当时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但最后女人杀死了那只跳蚤, 也就是说杀死了他们的关系, 男主人公继而批评女人的鲁莽行为, 而在诗中我们却听不到女性反抗的声音。这首诗的语气轻佻, 好像对女人说失去贞操就好像被蚊虫叮咬一样毫无大碍, 这说明男性对女性的歧视, 他们只重视自己的享乐而毫不关心与体谅女性的感受。在这首诗中, 我们照样听不到女性的声音。

1.3 对女性的批判

在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诗中, 邓恩竭尽所能地丑化、贬低女性, 甚至对女性进行妖魔化的描写。在这一类诗歌中, 邓恩多数是贬低女性, 其中最著名的两首诗是《女人的忠贞》和《去, 去抓住一颗陨星》。初看《女人的忠贞》这个题目会以为是赞扬女性的诗篇, 但当读者读完这首诗就会发现这是一篇讽刺女性不忠的诗歌, 这个题目就有很大的讽刺性。诗中的女性并不忠贞, 是一个水性杨花善变的角色, 表达了诗人对女性的讽刺, 如月亮般善变。比《女人的忠贞》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去, 去抓住一颗陨星》。这首诗全篇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连题目都让人觉得那么遥远而不可及, 谁能够抓住一个陨星?因为陨星稍显即逝, 没有瞬间的停留, 而诗的内容也包含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 如”让人形草也怀孕胚胎“”把魔鬼的脚劈开“”听美人鱼唱歌“等等, 诗人罗列了这么多不可能的事情意在什么?原来是“天下无一地, 住着女人, 忠实又美丽。” (李正栓译) 这是才恍然大悟, 这首诗更加深刻辛辣的讽刺了女人的不忠与多变, 把他的满腔怒火表达的淋漓尽致,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在《爱的炼金术》中, 邓恩把女人比作没有灵魂的“木乃伊", 在《手镯》中, 邓恩把最重的诅咒压在他的情人身上。在《哀歌》第8首中, 诗人认为“没有毒药可以比得上朱莉亚一半的恶毒。”[4]这一切都说明他对女性的批判。

2 女性话语缺失的原因探讨

2.1 男权主义

邓恩处于父权制社会, 在诗中表现了极强的男权主义和男权思想, 他以自我为中心, 向女性灌输女性属于次要地位的思想, 在个别诗歌中不给女性话语权, 男性完全处于主导地位来支配女性, 男性完全优越于女性。遵循男性对女性享有父亲、老师、丈夫和精神导师等权利的父权社会信条。[5]他依照父权社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来塑造女性, 把他们看做次于男性的另类和弱势群体, 有着男尊女卑的思想, 而且有的诗歌还极大的表现了对女性的鄙视与不满, 他认为男性可以不忠诚, 但女性却不可以。这种狭隘的女性立场促成了他的一些诗歌中的女性话语的缺失。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迫使当时女性只能对神权和男权恭敬地顺从、服从、甚至盲从, 履行对丈夫对家庭的种种烦琐义务。[6]男权主义表现为第一, 男性控制思想, 男性掌控着权威, 无论在政治, 经济, 生活上男性都是处于领导地位。第二, 男性认同的思想, 女性只是男性认同的对象, 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口味。第三, 男性主体化, 女性客体化, 在意识形态上将女性置于次要的地位。第四, 男性的思维模式为主, 有的甚至女性没有发言权, 没有话语权。

2.2 时代影响

邓恩处于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 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 也是一个地理探险与科学发现的时代,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 战争频繁发生, 对邓恩来讲, 他也亲身经历过两次海上战争, 这种战争的经历和这种扩张的野心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他的那首《献给就寝的情侣》就充分说明了那种征服者的姿态。直至整个身体赤裸裸地展示在男主人公面前, 毫无遮拦地任其观赏、抚摸、蹂躏、践踏,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暴力行为。[7]而邓恩还有一首诗直接把爱情比作了战争, 名字叫《爱的战争》。多恩对女性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女性不忠的鄙视, 这是由于多恩害怕“改变”所致。多恩这种害怕改变的心理源于他所处时代的巨变和动乱。在《病中赞上帝》中, 也表现了他的这种殖民倾向, 因为当他平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成了一副“平面的地图”, 而医生成了宇宙志学者, 进行“西南”的发现, 而这种西南的发现从殖民倾向来说就是指麦哲伦穿过南美大陆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向西航行。邓恩的这种充满战争意象的诗歌也绝不是偶然的, 它直接反应了他所处时代的影响。

2.3 内在影响

邓恩年轻的时候纵情于声色, 放荡不羁, 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有关他的传记说, 他青年时有两大爱好, 一是看戏, 二是拜访女人。[8]邓恩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 所以他对女人的态度也是矛盾的。邓恩与安结婚之后曾一度写诗表达他对妻子的忠贞的爱, 但是在他背叛了天主教以后, 他的生活和思想就充满了矛盾, 他对女人不贞的鄙视也是对自己叛教的反射。

3 结束语

通过探讨邓恩爱情诗中女性话语缺失的种种表现得出邓恩爱情诗中女性话语的缺失是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己的经历形成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邓恩哪里做错了, 而是说是那个时代的反应, 一个人不可能不受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 再加上他坎坷的经历造就了邓恩本人和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正栓, 李云华.约翰.邓恩的女性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2) .

[3]袁小慧.大众文化中女性话语的缺失[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3) :88-90.

[4]白锡汉.邓恩诗歌创作探源[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 :57-61.

[5]杨金才.从人文主义教育看英国文艺复兴女性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 :34-37.

[6]吕军录.浅谈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逐步觉醒[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 :118-124.

[7]张德明.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9) :37-42.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 篇9

关键词：生态；女性；批评；话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前言

在新环境，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人类呼吁生态文明建设的声音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男性批评家发表了相关绿色宣言及生态文学评论，而一直在文学界争夺话语权的女性作家、批评家还没有良好的成就，下面就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进行分析。

二、重新塑造女性文学身份

对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女性文学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就，如“方舟”意识、“站在统一地平线上”的呼吁等，在肯定女性文学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在20世纪，中国女性的发展逐步进入误区，从而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带来很多弯路，女性批评家，必须对此进行纠正[1]。就目前而言，女性文学误区主要有精英主义误区、女性文学与男性话语形成对立、女性文学成展示女性隐私的平台等几个方面。在21世纪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里的和谐有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在新时期，回归和谐已经成为当前女性文学描写的主要旋律，作为女性批评家应该让女性作家对个体生命多一些思考，女性作家在创作男女两性的关系时，应该减少一些彼此的对抗，增加一些男女两性的共存、和谐、平等，在女性的作品中应该多留一些充满温暖、爱意的情怀，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高贵精神生态女性作品，这也是当代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对此，当代女性批评家应该树立良好的生态文化意识，构建生态女性文学批评模式。

三、西方话语中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资源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经历了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在西方，各个流派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相同的，也就是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中，试图通过分析各种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去除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制度观念，从多元论、整体论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由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不是同一个流派，因此，可以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分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三个流派。

对于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是从女性、自然受到压迫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出发，提出改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建议，以期实现女性和自然的解放。对于文化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是从女性、自然受到压迫的精神根源出发，希望通过改变文化精神来实现解放女性和自然。对于哲学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在观念的支配下，父权对女性和自然进行控制，要想实现女性和自然的解放，就需要打破这种错误的观念[2]。

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他们提倡建立一种不是在统治原则下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念，其主要目的是实现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生态女性主义者曾经提出，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应该建立新的同盟，按照自然规律，平等的承担自然责任，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是对传统哲学的巨大冲击，生态女性主义希望通过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通过本体论哲学对传统的哲学中的父权世界观进行批判，生态女性主义体现的整体论、多元论、关联主义价值体系，对现代女性作家和女性批评家的认知、观点造成极大的影响。

四、东方文化话语中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对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精神资源，可以从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文化思想、生态经济思想这几个方面进行挖掘。在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对天、地、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由此提出了阴阳和谐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周易》中有集中的描述，在《周易》中提出，人应该和谐的与自然相处，而不可破坏自然规律。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强的生态意识，中国文化重生、贵和，这里的生是指生命，不仅是人的生命，也是自然界的生命，“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髓，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对东方文化话语中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精神资源进行挖掘，对于当前生态女性批评的本土化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在新时期，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多元文化下，东西方思想差异逐渐缩小，有很多话题成为东西方实现共同关注的方向，生态就是其中之一，在西方生态女性文学批评体系还未成熟的今天，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家应该抓住机遇，从女性文学精神生态、文学批评生态话语资源两方面入手，构建本土化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体系，以此实现东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的平等对话。

五、总结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作为生态批评的新主力军，在新时期下，应该与生态男性文学批评站在同一起跑线，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为人类精神生态平衡贡献力量，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锐.春天不再寂静女性不再失语--浅析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构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02）：120-121.

[2]袁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浅析——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J].吕梁学院学报， 2014， 4（03）：17-19.

[3]周莹，刘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接骨师之女》[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9（04）：92-94.

女性话语权的建立论文 篇10

关键词：女性境遇,常彬

在两千年前女性就一直处于“他者”的地位, 被这个社会拥有话语权主体的男性定义着, 并且按照他们的定义将男性的一切视为自己的一切。“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女性就这样安安稳稳的做一个“从者”。总之, 在中国没有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运动, 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 维新派“强国保种”思想、“新贤妻良母主义”、兴办女学、反缠足运动, 才使女性解放有了一个发端, 即使这个运动它还是以强国保种为目的的。常彬老师认为直到秋瑾这位女性自觉意识的早期代表, 中国女性解放才有了一个开始。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下, 以“弑父”行为为代表的“子辈同盟”们对“人”的自觉意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信念。当“女性”意识觉性, 女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要求和“男性话语”形成平等对话, 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庐隐、冯沅君、石评梅、沉樱为代表的最先觉醒的“新女性”喊出五四新时代女性的声音。她们的创作形成了五四时期亮丽的风景。在五四的基础上,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现了丁玲、萧红、冯铿、张爱玲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女作家, 她们的创作在文坛上形成了蔚为可观的景象。而“女性主义”在作者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基础上, 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彰显于世人面前。

笔者认为《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1949》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凌叔华和张爱玲的解构。在研究者们将自己的视域定在冰心、萧红、丁玲这些被大众认同的女性作家的时候, 作为一位有自己个性的女性研究者, 常彬老师能更多的关注被大多数权威遗忘的角落, 关怀那些在空间上辈禁锢, 同时在精神上禁锢的小姐、太太们。

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 “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她们完全不知道, 任何一个人, 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 都值得我们去同情。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他们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 他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现代中国作家的视域是狭窄的, 认为贫病弱者才值得去同情, 看不到那些衣食无忧的人精神上的困顿, 熟不知精神上的被压迫是更加值得人去同情。凌叔华的写作并不为研究者们重视, 甚至大多文学史都将其屏蔽, 只字不提凌叔华。“五四”精神提倡着个人主义, 但是个人还是在被遗忘着。常彬老师独辟蹊径, 用女性特有的敏感的洞察力, 用女性的内经验、内视角对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她们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关照。常彬老师认为, 在五四这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格格不入的凌叔华冷静清醒的提示着我们那些深宅大院还有很多被时代遗忘的女性, 同样需要这个社会的关照。她运用社会学、心理分析的相关手法分析凌叔华笔下的小姐、太太们。《绣枕》中如绣枕一般精致的大小姐形象, 即使是《吃茶》中的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社

十分清楚到底自己要表达什么?表达出来的东西, 与表达者想要表达的符合。第三, 听者。听者应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知识, 能够在正常条件下合理的思维。听者应结合当时的环境、表达者的表达以及表达时的语境, 充分了解表达者。如果由于表达者表达的效果或者是听者的理解力出现偏差, 这时在一般的日常语言交流中, 听者就需要证实一下, 自己所理解的是否与表达者所表达的一致。需要听者反过来使用语词重复听者所理解的东西, 检验是否他们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应用了以上的条件, 才可以确保语句的意义, 才可以谈意义。如果双方理解不同, 阻碍日常语言交流, 何谈语句的意义?又何谈意义呢?

总之, 在日常语言运用上, 不要刻意去追问意义到底是什么会的小姐的形象都让我们震撼, 虽然她们被旧制度打磨的玲珑剔透, 可是和这个时代已经脱节, 她们不再是“五四新时代”要求的女性, 所以只能面临失嫁的危机。常彬老师认为, 她们也是弱势群体, 也要被人们关注, 也需要被拯救。

常彬老师对于张爱玲的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流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年轻男女手中的圣经。然而这个孤僻、多情的女人固执的按照自己的写作路走着, 她不管什么是通俗, 什么是经典。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 “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 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 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 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 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 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常老师从一个“人”、“女人”的角度来解构张爱玲的作品。毕竟这个世界平凡普通的人居多, 人生百态、万象更替, 不是说除了“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 个人就不必要。常彬老师以自己独特的人文关怀关照着张爱玲笔下女性, 尤其那些旧式没落家庭中落寞孤寂的青年女性和金钱文化下变成“人肉”商品的女性。几十年来, 研究者都是张爱玲的作品归于通俗文学, 常彬老师说她是雅俗共赏的。张爱玲写女人讲女人, 关注女人命运, 讲述女人的故事, 处处离不开女人与男人的情感纠葛和婚姻关系, 对男人的经济依附。写的是女性但同时也是写那些卑琐势力、灰色庸俗的都市男性, 正是这些男性将几千年来的女性定义这着, 也是这些男性将七巧这类女性推进了一个永远不能复归的深渊。作者要做的就是唤醒大众的意识, 特别是女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对于张爱玲的叙写, 对文本的解读, 作者运用心理描写、意象分析、暗示等方法又联系历史, 将女性话语用一种疯狂的方式表现出来。

从1898年戊戌变法中国女性解放发端到五四“女人的发现”, 到今天女性自觉创作已经形成文学史不再是“空白之页”;对女性文学的研究, 更是从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就已经是倍受人们关注的领域, 到今天这个研究就已经不再新鲜。常彬老师并不拘泥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 在其基础上她运用中国叙事学理论对文本进行推敲, 形成了自己特色。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文学理论, 作品都是为人性服务的, 不管什么方法还是理论都是为创造出美的文学。这本女性主义批评著作处处站在人性的高度, 让笔者感到其中的性情, 感受到作者的圆润的笔法, 对女性话语的关注。

汪国维的《人间词话》有这样一句, “诗人对宇宙人生, 需入其内, 又需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 故有生气;出乎其外, 故能高致。常彬老师不是诗人, 只是一位女性研究者。文学艺术是相通的, 常彬老师作为女性对女性意识、女性境遇的研究有自己独到得体会, 但是她站在历史的高度, 从宏观上把握女性文学的发展, 关照女性话语和社会、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关系, 以自己独特的品味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为文学史的研究增添一抹新绿。

的问题?意义的体现就在于日常语言交流的运用过程当中。不论是特定场合还是所有场合, 意义都会体现。

参考文献:

[1][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謺著送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3]马蒂尼奇 (编) .语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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