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的整体话语权

中国设计的整体话语权（共4篇）

中国设计的整体话语权 篇1

摘要：如今, 书籍设计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而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华和时代的向前发展, 书籍装帧设计所具备的内涵已经获得了来自“整体设计”观念的大幅度提升, 从而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书籍设计空间。后者在目前已经突破了单一维度, 转而扩展向“多维度”方向, 并由此带来了书籍功能的“革命性”变化, 由原有的平面、单向结构转为其承载知识的多个方向的“多元化”结构转化。

关键词：书籍整体设计,“多元化”结构,单向结构,“革命性”变化

在中国, 书籍设计历史颇为悠久, 从秦汉开始直到如今, 各种装帧技术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而自从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书籍设计出现“装帧”这一核心理念, 直到目前的书籍“整体”设计这一流行的理念, 现代书籍设计也已经拥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史。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华和时代的向前发展, 现代书籍设计也开始日趋“多样化”。

一、本土文化的回归

西方文化“过度入侵”这一现状, 造成了国民开始逐步对“泛西化”加以反思, 并进而重新拾起和诠释传统文化内涵。对自身所处民族的审美习惯加以尊重这一想法, 则是设计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基础, 而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讲究品味、气韵、意境这一传统审美倾向已经深入人心, 追求返璞归真、淡化电脑痕迹、尊重书籍文化的“书卷气”, 可以称得上中国书籍设计层面上体现出的一种“文化精神”, 这一文化精神则给中国的现代书籍设计提供了应有的底蕴和文化根基, 然而也应意识到: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绝不是本土风格, 而是对时代气象和中国精神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的一种追求。在现代书籍当中, 拥有相应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象”的作品往往是能够收到广泛的赞赏和肯定的。此方面, 研究者吕敬人先生曾经做出了创新和传承传统式书籍设计这一层面的相应探讨——由此, 他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发扬者和继承者。如他设计的书籍《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 就曾在本世纪初荣获“世界最美的书”这一光荣称号。

二、新观念的引入

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也越来越大, 由此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并存”形态下的中国社会, 书籍设计风格必然会体现出多样性。众所周知, 设计往往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颇为密切的“与时代同步”的活动, 不可否认, 对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加以应有的学习和借鉴, 并进一步和西方发达的印刷技术相互结合的办法, 是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书籍整体设计的最为快速和有效的一个做法, 在此过程中也必然会对设计师的思路、眼界加以开拓。如赵清先生所设计的书籍《恋人版中英词典》中, 玫红色和雪清色被定位为全书采用的两大基色, 以此来对其中男女主角各自所有的性格特色和属性产生隐喻作用, 全书中的页码一律以手写形式体现, 用一个10岁小女孩所画的随性小插画来配合整体的eigenvalue故事, 在其中采取英文横排、中文竖排的中英对照手法, 并配以裸脊形式装帧。从而使得全书在装订方式、章节划分、文字编排等诸多方面都构成了一种另类的中西合璧“恋之风景”特色。

三、探索实验概念性

思维、观念等层面发生的变化, 是现代感较强的新形态出现在书籍装帧设计行业中的前提。在书籍装帧设计中, 一种具备代表性的思维具体物质呈现和新的设计观念就是实验性书籍设计, 其设计方法特色在于“不按常规出牌”——这实际上也是书籍装帧设计所展示出的一种“新形态”——这也是对书籍装帧设计所作出的一种“实际性探索”。其对书籍的功能有着很大程度的丰富和拓展, 从而使得很大程度上将书籍的属性突破了“简单商品”这一范畴, 即对其书籍形式本身产生了超越作用, 在此过程中, “和读者的对话”作为现代书籍的一个主要特点而受到了注重。如朱赢椿先生所设计的《蚁吃》一书, 便是具备很强探索精神、图文并茂的“实验性图书”, 其能够和读者“互动”的特点, 使得该书成为了既能够记录阅读过程于书后空白页中, 又能当做一种“特殊笔记本”来保存。

四、强化材质工艺之美

书籍和电子阅览读物不同, 其作为一种有体积的物化产品, 一般都是纸质装帧, 其所使用的纸往往也是单一的种类。而现代书籍设计中往往会应用大量新型材质, 从而形成具备现代材质之美的书籍, 有效地提升了设计表现力。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韩湛宁先生参与设计的《G*国际平面杂志No.1》, 全书都采取锡箔纸包裹, 使得书的整个设计过程于读者翻开书的瞬间完成——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目前, 书籍完全可以超越纸质, 以其他材料为主要媒介的作品开始逐步出现, 借助于彻底反传统的手段和“后现代艺术”为主的思维方式, 挑战着书籍基本设计规律。

五、读图时代的信息设计

截至目前, 以信息图形化、视觉化为特点的“视觉时代”已经悄然进入人类生活, 而如今所处的新信息传播环境必然会从根本上影响书籍这一传统媒介, 其会对书籍所具备的功能、媒介地位乃至于大众对书籍的需求、观念之类加以直接改变, 并对其内容和形式产生间接影响。在设计过程中, 信息传递方式也由先前的单纯文字和插图变为编排、色彩、图形、文字之类众多元素“混编”的形式。而合理设计书籍信息的做法, 则可以有效地提升读者的信息的吸收率以及其阅读方便性、舒适度、流畅度。

六、信息时代下的新媒介书籍设计

在此背景下, 各种承载阅读的媒介已经对传统阅读方式产生了巨大转变, 电子书给世人带来更直接、更生动、信息量更大的阅读内容, 其间的声效结合、动态画面、互动字体之类颠覆了传统设计, 能够对视觉产生进一步刺激, 借助于互动、声音、视觉等形成“鲜活”的书籍。然而, 在设备上却往往不能直接体现各种感官享受——这一点也必须要进一步加大设计师的努力和技术的发展投入力度。

现代书籍设计过程中, “整体设计”这一观念已经对书籍设计空间和装帧设计内涵产生了极大的提升。书籍设计活动也日益“多维化”, 也正因如此, 书籍的功能方才出现了“革命性”转变, 以知识多元化、多方位、纵向、横向的方式取代先前单向的平面结构。

参考文献

[1]樊文君.书籍设计发展趋势探究[J].艺术科技, 2015 (09) .

[2]龚唯.论书籍设计的立体多元之美[J].美与时代, 2014 (10) .

中国企业的5G话语权 篇2

中国移动高举5G领导者旗帜, 联合11家企业宣布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依托5G联合创新中心, 中国移动将积极参与由中国IMT-2020推进组牵头组织的5G试验, 推进5G候选技术验证、标准制定、产业链构建和产品成熟, 满足2020年5G商用部署的需求。同时, 中国移动还希望与GTI、GSMA、NGMN等国际组织合作, 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 拓展联合创新中心的合作内容, 在全球推广联合创新的成果。这一举动在全球运营商中也不多见。以前, 我们常看到的是欧美运营商挚旗, 这次是来自中国的运营商。以前中国运营商的标签是“用户数规模大”, 在业务创新、技术创新上我们还是个“后辈”。但在5G前夕, 中国移动抢先发言, 引领市场发展, 真非当初的“吴下阿蒙”。

再看华为、中兴。在5G研发上, 华为联合多家合作伙伴积极投入5G技术创新, 开通联合实验室和测试外场。在MWC2016上, 华为展示了端到端的5G创新方案和最新研究成果:与NTT docomo联合展示基于华为5G新空口关键技术实施的大规模外场试验;与中国移动联合展示性能优异的5G全双工技术方案;与沃达丰联合展示5G未来网络架构;与德国电信联合展示基于高频多用户massive MIMO的70Gbit/s传输能力以及端到端的网络切片。

中兴此次展示了众多的5G创新成果, 包括Pre5G UND展示、5G MUSA技术展示、5G高频原型机展示和5G新业务架构演示。展会期间, 中兴和中国移动发布了最新型5G高频原型机, 并展示了10Gbit/s+大流量和beam-tracking等关键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 华为和中兴在5G领域的投入也是大手笔, 华为计划3年内再投入6亿美元用于5G研发, 而且华为副董事长、轮值CEO郭平还透露, 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再追加。中兴方面也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投入1亿欧元用于5G研发。

业界公认, 5G最快将在2020年规模商用, 而在5G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谁先把握住5G关键性技术及标准的制定, 谁就有机会在未来的竞争处于上风。对于华为和中兴来说, 在5G上的大投入, 显示出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保持业界领先。

《经济学人》曾发文称, 在未来5G的较量中, 来自中国的标准可能“占据更大知识产权份额”。在外媒的眼里, 中国企业将在5G时代展开一场巅覆性的革命。

曾几何时, 中国企业是模仿者、追随者。2G时代, 国外企业主导技术标准, 在市场上占据全面的主导地位;3G时代, 尽管中国推出了自主网络制式TD-SCDMA, 但3G标准话语权不多, 我们在市场份额上开始与欧美企业争夺;4G时代, 中国企业在标准的话语权上增大。面向即将到来的5G时代, 中国企业和欧美厂商将会是平起平坐, 甚至我们的话语权将更重。

话语权的加重, 中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必然处于或相对优势地位。但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信息通信技术业务加速融合创新的大背景下, 万物互联新时代才刚刚开始, 同时竞争形态新变化给产业链重构带来新挑战。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企业能否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需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软银集团董事长兼CEO孙正义曾说, 当今“技术奇点”已经开始出现, 人工智能开始超过人类, 在各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技术将最终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变, 只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才有机会成为新时代的英雄。

中国设计的整体话语权 篇3

中国武术在体育视域中的文化话语权的找回, 其核心问题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体育”是西方的文化舶来品, 所谓的“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不是大概念和子概念的隶属关系, 更不是“大体育”和“运动项目”的关系, 而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身体文化的不同形态。并且, 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 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 不是谁效仿谁的问题。他们是并行的, 是很难用一种语境来诠释的, 这也是我们谈论中国武术在体育视域中找回自己文化话语权的前提。

作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武术本应在中国文化自觉的理念下, 找回自己的发展路径, 建构属于自己文化语境下的理论体系, 才可能真正形成在身体文化领域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再也不能走中国武术西方体育化的道路, 中国武术要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 就要在武术传承、武术教育、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教育普及等方面坚实地跨出时代性步伐。这不是西方体育化, 更不是奥林匹克化。

就作为“体育”意义的中国武术而言, 在世界 (西方) 体育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重新整合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轨迹中, 给立足改革、创新和具有发展锐气的中国武术文化增添了新的动力, 同时也给予中国武术文化以深层挑战。这种锐气表现在我们选择了中国武术的世界化的发展目标;这种挑战则表现在我们根本无法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语境, 以至于在全球化的“体育”进程中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武术改良和发展, 我们应该承认的是:我们只选择了对中国武术发展的“体育”思考, 我们根本没有从文化出发来考量它的发展问题。所以, 今天的中国武术西化后的发展仍遭遇到奥林匹克运动拒之门外的冷待。因为, 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本身来讲, 实在无法找到中国武术可能进入的深层理由;因为,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是相悖的。这就像中医和西医、中餐和西餐、中国画和西洋画一样, 尽管它们都可以称之为医学、餐饮、艺术, 都具有医病、果腹和欣赏的功能与价值, 但他们的不可兼容性却显而易见。中医不可能放在西医的语境中诠释, 中餐的理论也不可能在西餐的理论中找到根据的。中医就是中医, 它不能也不可能成为西医的分支;中餐就是中餐, 它不能也不可能成为西餐的一个派系。但是, 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 我们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当然, 中国武术应该追求世界化发展, 应该具有世界眼光, 应该寻求全球化的交流。而且, 中国武术的发展缺乏世界平台和全球化体育背景可能会制约中国武术的发展空间, 甚至失去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实际意义。但如果我们中国武术的世界化发展、世界化眼光等诸方面的追求是建立在对中国武术文化内核的伤害, 甚至是破坏前提下的世界化。我们的中国武术发展就应该也只能选择不受伤害和不被破坏。

找回中国武术的文化话语权, 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只追求“中国武术的体育价值和功能”的提倡是否正确?只将中国武术划归在“体育”范畴的做法是否科学?只追求中国武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进入”的目标是否是“舍本求末”?文化的三层次说告诉我们,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表层的物质层、中间的制度层和核心的精神层。作为文化的西方体育与中国武术其表层特征我们应该承认它们具有强烈的相似性, 即都是以人的身体运动来反映其存在的真实, 都可以实现所谓的“体育”生物价值和功能。但是, 就两者的中间层和核心层所反映出的内涵却截然不同。这些差异从文化学的理论上讲是不具备兼容性的。中国武术在体育视域中的失语, 其最大的诱因是我们牢牢咬定了它们的文化表层所反映出的价值和功能的一致性, 并且一直保持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所致。

中国抗日革命歌曲中的男性话语权 篇4

“在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 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抛弃了, 语言有了第一性的意义”[1]。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外部力量具有控制作用。福柯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说我们喜欢的东西, 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一般来说, 作家的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力的话语规则筛选、排斥后的产物。而影响话语的最根本因素则是权力。占据统治地位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对被动的一方会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 迫使被动的一方要么代表“权力话语”发言, 要么保持沉默无语。权力话语往往抹杀了“他者”的声音, 以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权利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和实现的, 而语言反映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语言并不是独立的, 在男权社会里, 语言成为男性操纵话语权的工具, 反映了男性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价值取向。在抗日战中的创作的革命歌曲, 几乎每一首歌曲都打上了男权话语的烙印, 女性抗战的歌曲几乎处于失语的边缘。

二、抗日革命歌曲的男性话语权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 不屈不挠的斗争, 每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家园而战, 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为鼓励抗战, 中国的作曲家、作词家, 如田汉、聂耳、冼星海等, 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战争歌曲, 这些歌曲激励着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和斗志。1935年救亡歌咏活动蓬勃而起, “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 同时上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1938年, 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号召成立的统一战线, 成立了更为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民众歌咏会”“歌曲研究会”等, 以此响应“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等口号, 同时也为推进抗战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1月17日,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 它是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2】这些专门的音乐机构或是创作团体, 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和传播。

但是歌曲中的“受召主体”限制在男性, 特别是一个特有词汇, “兄弟”的呼喊抗战中, 女性的地位无意识的摆放在从属或是附属地位。男性话语权在革命歌曲中的张扬, 在至今广为流传的歌曲中比比皆是。如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进行曲》【2】,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拳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 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肩膀扣着肩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又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 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反抗/千万人的声音为革命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到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受召主体在这首救亡歌曲中很明显的是兄弟, 而悄悄忽视了姐妹这个民族群体, 从这首歌曲中, 看出只有兄弟团结斗争, “朝着一个方向”, 就可以“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虽然五四运动, 开启了男女平等的解放先河, 但是男女平等的话语权在文本中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对民众的呼喊抗日, 限制在或是说专属于“兄弟”的身上。在另一个首歌曲《大刀进行曲》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喊) 冲啊/ (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喊) 杀”[3], 同样受召主体是“兄弟”, 有人反驳说, 本来革命的主体就是男性, 战场厮杀的男人, 几乎没有女兵。

在这里文本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潜意识的抹杀女人的革命话语权, 如许幸之作词, 聂耳作曲的《铁蹄下的歌女》, 这首歌曲创作于1935年, 这是影片《风云儿女》中的插曲, 歌词是:“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不知道国家将亡/被人当做商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的漂流/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3]而在电影中的插曲就是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两首歌曲除曲风大相径庭外, 歌词的内容也是迥然不同。《铁蹄下的歌女》中的只是低低的倾诉自己“谁甘心做人的奴隶, 谁愿意让乡土沦丧”, 并没有大声疾呼拿起武器反抗, 而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是唱出的“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同时“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同是一个电影中的插曲, 通过文本细读, 我们发现, 抗战的主力军是男性, 所以女性默认为一个被拯救的地位, 是被动的承受, 没有主动的意识, 事实上, 很多女性一样, 走上战场进行抗战, 但是在许幸之的词中没有得到体现。这正是福柯指出外部控制的程序的第一原则“禁止”, 话语中存在大量禁忌,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不分时间场合地讲任何话。禁止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等领域, 严格控制着言说客体、主题和场合。它们相互交叉, 相互补充和强化, 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4]抗战话语的“禁止”限制演说客体呼喊的对象只能是“兄弟”, 不是其他, 无权利的则无话语权。

三、结语

福柯认为, 话语内部规则则从“垂直”的角度实现了对话语主体的话语空间的控制。也就是说, 前者控制的是话语空间的“广度”, 而后者控制的是话语空间的“深度”。前者决定话语主体能够“说什么话”, 而后者操纵着话语主体应该“怎么说话”。内部规则是指内在的“精选原则”, 精选原则给话语带来了一致性和连续性。话语的内部规则通过对自身的控制和限制而掌握了话语的另一个范畴:事件和偶然性。主要也有三个:第一个是“注释”, 注释总是围绕着“文本”而展开, 因而受到文本的限制, 从而具有某种同一性。第二个是“作者”, 作者为作品打上了“烙印”, 把纷乱的虚构语言统一起来, 给话语提供源泉和凝聚点。第三个是“学科”, 对话语进行分类的规则, 使学科之间划分出界限。“术语”、“概念”、“方法”、“工具”等使某些话语被吸收, 而另一些话语则被排斥。革命歌曲范型不仅通过话语外部控制程序来调控话语主体的个人化“欲望”的存在形式, 而且通过话语内部精选原则来规范话语主体的言说方式, 从而在根本上防止任何有悖于权力规范的物质或精神“事件”进入主体的话语空间。从而在抗日歌曲的文本中男性话语处于绝对的地位, 而女性则处于失语的地位。

摘要：本文根据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 以抗日战争中的革命歌曲为例, 分析隐藏在革命歌曲背后的男性话语权, 以及在革命歌曲中女性话语的失语现象。

关键词：抗日,革命歌曲,话语权,失语

参考文献

[1]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265.

[2]陆正兰: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1

[3]燕录音等编著《中国近现代歌曲赏析》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9

[4]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