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制设计

中国机制设计（精选10篇）

中国机制设计 篇1

我国在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的过程中, 主要采用了行政的手段, 基于市场的法律和经济手段用得较少。行政手段与市场和法律手段相比较, 优点是见效快, 不足是代价高、不可持续。因此, 从实现国家“十二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求来看, 要求我们尽快形成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节能量交易机制。

1 节能量交易机制

在国际碳交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行情直落时, 国内环境交易市场正在酝酿一种新的金融产品——节能量交易。节能量交易已经列入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环境交易所的工作计划。如果设计完善, 节能量交易机制可以帮助中国在未来实现节能降耗目标。

节能量交易机制是指采用上限与交易机制, 通过为整个经济的能耗水平设定一个上限, 然后在各参与主体之间分配能耗配额, 允许超额耗能主体与耗能未超额主体之间进行配额单位交易的一个市场过程。该框架可用于任何总量控制下的环境权益交易, 适用范围包括二氧化硫、温室气体、COD、能耗等多种环境指标控制。

在中国实施节能量交易, 也就是上限与交易机制在中国的应用和本土化过程。国际上做上限与交易机制, 最成功的就是美国酸雨计划中的二氧化硫交易机制、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 (EU ETS) , 其中有很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使用在节能量交易机制设计上。

2 国外节能量交易实施简况

国际社会在节能量交易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探索。美国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州大规模实施能效配额制度, 提高了节能量证书的交易机会。所谓能效配额制度 (EEPS) 是一项要求能源供应机构满足节能目标的制度, 即要求指定机构在规定时期必须完成一定的节能量。与可再生能源认证制度类似, 它也会对能源供应商在规定时期内目标完成情况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所提议的节能量目标是建立在对州范围内获得显著节能量的证明性研究和已经实施该制度的州的实际节能量的基础上的。

自1999年起, 美国的得克萨斯州率先实行了能效配额制度。美国新出台的节能法令S.548提议的联邦能效配额制度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节能量目标, 要求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商到2020年累计减少15%的电力和10%的天然气。初期采取的节能措施会在较长的义务期内持续节能, 所以节能量目标从小量逐渐增加。美国的节能量证书是在能效配额制度下提出来的, 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工具。为了实现目标, 能源供应商通常会从其他机构或第三方能效服务机构购买节能量证书。节能量证书也称白色标签。是由权威机构经过测量和确认的一定单位的节能量。该证书是独立的, 代表着对相应节能量的所有权。为了与可再生能源证书相兼容, 节能量证书大多也以兆瓦时为单位。

在2005年, 欧盟成员国如法国、意大利也提出了证书资质节约能源使用, 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它与传统的期货交易产品有区别, 本质上是基于政府的证书交易。这一白色证书资质, 把市场参与资格与政府资质结合起来实行配额制度, 在某个区域内不是通过行政配置的手段, 而是通过环保部门发放证书, 控制总量, 然后把配额配置在有需求的企业当中, 最终以市场交易的手段, 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解决节能的需求。

美国能效经济委员会 (ACEEE) 估计, 到2020年, EEPS的实施会减少117000 MW (相当于年发电能力300MW的390个发电厂的发电量) 的能源需求;二氧化碳减排量估计为2.6亿吨, 相当于4800万辆汽车从公路上消失1年;增加22.2万个就业机会。同时, 能源消费者将会节省1680亿美元, 成本效益比率达到3:1。

3 中国节能量交易机制设计

中国节能量交易机制里面的上限就是五年规划中的能耗下降目标。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之后, 第二步就是对能耗单位即参与主体进行配额的分配, 第三步是进行节能量的计算和交易、结算。

3.1 节能量交易机制原理

假设有一家参与主体P, 在期间初始被分配了A0单位的耗能配额。如果P在期末的能耗水平恰是A0单位, 那么P将没有交易机会。如果P采取节能技术使得期末能耗为A1单位 (A1A0) 单位, 那么P就得到了A0-A2单位的节能量R2, 当然这个节能量R是个负数。这就意味着, 负的节能量需要P去用一些方法进行弥补, 以确保R不是负数。

拥有了R1和R2的众参与主体间为了实现能耗水平在配额之下的约束条件, 便可以进行交易活动。假设P花钱买了1单位的节能量, 来填补到达不到目标的P的账户中, 结算系统就把它认定是P完成的。为了完成目标, 很多参与主体就会竞价购买, 这样就会使节能量价格比较贵, 就会激励很多主体去做节能的工作。严厉的上限目标将使得节能压力增大, 从而使市场上的节能量价格上涨, 从而迫使企业进行结构升级和转变。这是典型的上限与交易机制。而在这种交易机制中, 拍卖、借贷等等在传统市场中的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在设计这个上限目标时, 就需要考虑制定一个完成过程中有困难的目标, 如果太容易实现, 那么引入节能量交易机制的收益则不大。

3.2 节能量账户和交易跟踪系统

可以指定一家专门的交易所为所有的参与主体P设立节能量账户, 对P的节能量认证和交易数据进行期初期末的结算和账户管理服务。此处应建立一个节能量账户的数据库系统专门用于相关的核算管理。这个账户系统应该是实时的, 用以跟踪配额的动态变化。这样的一个自动跟踪系统对于控制管理成本很重要, 使重复交易的风险降到最小。自动系统的使用可以确保每一个节能量证书由一个独特的序列号确认, 可以为认证机构有效生成报告, 亦有助于其认证过程。但是将项目数据、交易数据收集、确认并输入到跟踪系统则成本很高, 特别是当数据须手动输入时, 由于各项目的节能量数据可能由不同的认证机构认证, 并且需要考虑具体项目的能耗基准和参考期, 即明确能效项目实施前的能耗状况。这一点就会碰到一些困难。因此, 国家制定一个统一的节能量测量和认证标准由各机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

3.3 参与主体的确认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哪些主体必须或者可以参与交易。理论上, 越多的机构参与交易, 对于整个经济的节能降耗的促进作用就会越高, 但是, 引入大量的机构会增加管理成本, 也可能增加引入非额外性项目的危险。如何确定参与主体, 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查全国各主要行业的耗能水平和节能潜力水平目标;第二步是根据调查结果和其他研究成果, 通过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以及参与主体的支持, 率先在几个重点行业尤其是能源供应产业做全行业试点。其中, 在这个全行业试点中可以在范围上由小到大来进行, 逐步推进。接下来可以允许某些参与主体选择进入节能量交易机制。

3.4 配额的分配

关于如何分配配额, 技术上应该综合考虑参与主体的历史能耗水平, 现有能耗水平, 节能潜力, 行业、地区平均水平等等因素, 来拟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公式。

除了技术的考虑以外, 这里有一个公平感的问题。事实上, 任何对耗能的压缩都有可能引发参与主体的反弹。尤其是不公平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配额分配方式可能会使某些参与主体, 比如谈判力较强的大国企提出反对意见, 从而增加这个机制的交易成本。配额的分配需要更加合理, 其后还有交易系统需要做相应的配套。

3.5 节能量的计算与统计

节能量的计算和认证需要满足额外性的条件, 并且最终保证真实和可测量的节能量。节能量证书的认证期限需要在认证时予以明确, 避免重复计算节能量以及重复交易。

节能量的计算在整个交易机制中十分重要。可以以工业增加值能耗测算企业的综合节能量, 计算公式为:综合节能量= (基期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报告期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报告期工业增加值。基期和报告期工业增加值均为可比价格工业增加值。企业用工业增加值能耗计算综合节能量, 能够与国家和地区计算GDP节能量的方法、口径相一致, 为地区工业核算节能量, 制定和分解节能任务目标提供一定的依据, 这就使整个节能核算体系上下协调配套, 有利于对企业能耗地位和水平进行评估和排序。现在各地都公布各时段的GDP能耗 (或工业增加值能耗) 实绩指标, 以此指标对照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 就显示该企业是高能耗企业, 还是低能耗企业、一般耗能企业。也便于企业参照国家、省、市县节能指标衡量和制订本企业的节能指标。以工业增加值能耗节能量考查企业, 不但能有效遏制高耗能产品的过快增长, 而且能调动企业在抓好产品单耗节能的同时, 更多精力开发和增长低能耗、高附加值产品的积极性, 使节能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另外, 发挥节能服务公司等节能服务机构的作用, 在参与主体中开展节能项目, 其节能量经过认证后也应计入数据库系统之中, 与正常性生产改进活动所产生的节能量进行加总一并与配额相比照, 计算是否产生了节能量R。

最后的统计过程也包括如何使数据库有效运转。不论在试验时期如何扩展范围, 最后的上报过程建议均通过省份做统计单位。确保每个企业的能耗水平仅计算一次。

3.6 第三方机构认证

如何保证节能量的认证以确保节能量的权威性, 这需要一个专门的政府办事机构进行处理, 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确保节能量的真实、可测。并应该研发统一的测定能耗水平的系统装置, 用以收集统一、真实的数据。在第2点中提到的认证机构也应该发展出来, 以协调参与主体和后面即将提到的节能服务公司, 以帮助节能量交易系统的有效运行。可信、独立的机构认证节能量对于建立一个长期健康的市场是必要的。

3.7 交易机制

交易品种可以首先从现货节能量开始, 逐步推进至期货节能量。交易的单位必须统一。从初期的以项目为计算基础的项目节能量, 逐步发展成为可以分拆成单位节能量的市场。交易方式可以有如下几种:

(1) 电子化环境权益交易平台。一个电子化的现货、期货交易平台是效率最高的, 各参与主体乃至个人投资者均可以参与到挂牌节能量品种的交易之中。自动化的实时交易是市场成熟的标志。在一定期限内, 交易品种将摘牌以利于结算。

(2) 场外交易。在某些情况下, 参与主体之间通过谈判进行节能量证书的交易也是可行的, 可以节省电子化交易平台的挂牌审批程序。只需要参与主体将交易信息及时录入到配额跟踪系统数据库之中, 同样可以达到评估和结算的目的。

(3) 拍卖。节能量拍卖会也是可以实施的一种交易方式, 采取合理的拍卖方式可以有效地将节能量的价值反映出来, 实现交易双方的共赢。

如果卖者在规定的销售期或拍卖期内不能找到期望的买主或实现期望的销售价格则需要考虑将多余的R滚动至下一时期。

除此以外, 还需考虑以公平的方式为节能量项目的投资方和服务方提供相应的所有权权益和交易资格, 确保交易规则和市场信息的透明度, 并逐步考虑将节能量交易与碳市场有机结合。

3.8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节能量交易机制中的特殊作用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可以整合到节能量交易机制之中, 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参与到其中。所谓合同能源管理 (EMC) 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基于市场运作的全新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是EMC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 为客户提供包括能源审计、项目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节能量确认和保证等一整套的节能服务, 并从客户进行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EMC公司服务的客户不需要承担节能实施的资金、技术及风险, 并且可以更快地降低能源成本, 获得实施节能后带来的收益, 并可以获取EMC公司提供的设备。基于这种机制运作, 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在国外简称ESCO, 国内简称EMC公司) 的发展亦十分迅速, 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 ESCO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节能产业。1997年,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登陆中国。在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设立世行项目部为中小企业解决贷款担保的难题, 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推动节能服务产业发展, 促进节能服务公司成长的行业协会——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EMCA) 。

在节能量的确认和计算方面, 节能服务公司可以发挥很多作用。他们提供的服务能够起到专业化分工的效果, 使得合作企业节能项目节能量的计量和认证成为节能量交易机制的重要来源。通过与参与主体的项目合作, 可以全面参与节能量交易机制之中, 帮助企业实现超额节能量以在节能量交易市场中获得收益, 使得节能项目以最低的成本得以实施。作为节能量交易机制中的重要参与方, 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4 节能量交易机制的作用和条件

节能量交易机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机制下, 众参与主体努力去实现节能, 从而保证其能耗水平在配额之下, 否则就将不得不去节能量交易市场上去购买配额以弥补其账户的亏空。这将促使它们进行节能技术的使用和更高管理效率的实现。其他一些参与主体由于节能降耗的成本较高, 可能会去用低于其节能成本的节能量价格的购买来冲销其亏空。而节能降耗成本很低的参与主体则很有动力去进行节能活动以出售正的节能量, 获得收益。这些作用最终会使得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过程进行自发的运转, 从而有效地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和承诺。事实上, 进行节能量交易最重要的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使得资源到最需要的主体去, 成本相比之下也是最优化的, 效率是最大化。当然, 过度的金融创新会给市场带来交易风险, 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要注意风险控制, 不要忘记建设节能量交易市场的初衷。

尽管节能量交易有种种好处, 但是其要发挥作用的条件有几项也是必须的:

(1) 上限不能设定的过低, 否则, 减排成本低的参与主体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2) 配额分配必须科学、公正, 否则会引发整个机制的混乱。

(3) 预期价格和实际价格不能过低。如果某企业原先使用了一个非常耗能的设备, 然后进行技术改造, 从而使得该企业轻松的在配额下面获得了节能量。但是由于市场价格未能显示其真实水平, 那么该企业进行节能量交易的热情就会大大减弱。

(4) 违反规则的参与主体将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 以震慑扰乱市场的行为。节能量交易机制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护和规范, 在对违反交易规则的惩罚方面尤为如此。一个有惩罚的机制才是一个真正有约束力的完整市场机制。

5 结论

中国节能量交易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该机制实施的较高成本包括实施节能项目和降耗技术使用过程中涉及到相关参与方的组织成本, 对节能量的计算、签发、跟踪和确认的认证成本;以及制定一个统一的认证标准以确保市场公正性的行政成本。此外, 交易成本还包括实施交易的直接成本, 如谈判、合约签订等。另外在节能量的计算和认证上, 技术上的复杂性和可行性还需要认真加以重视和研究, 很多政策性的以及机制设计层面的问题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讨论。政府、参与主体、第三方认证机构以及节能服务公司的有机协调是重要的工作。

目前, 中国在政策层面上推行节能量交易的努力已经展开。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在节能降耗的大趋势之下, 为了实现我国具有挑战性的节能总目标, 一个科学、可行的节能量交易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姜超, 苏良, 唐方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战略管理, 接受, 2010-4-26

[2]陈德赋, 李国常.测算企业节能量方法之探讨.能源研究与利用, 2008 (6) :30-31

[3]秦海岩, 张华, 李乘曦.美国节能量认证机制介绍.节能与环保, 2010 (3) :24-27

中国机制设计 篇2

重建中国乡村的“共治”机制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秋风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乡村如何治理？这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而从最新的权威文件可以看出，执政者仍然没有走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向。

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有过三次大变化：第一次比较显著，是周秦之变。第二次不那么显著，是秦汉之变。第三次则是唐宋之变。

周代是经典的封建制，人们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中，也即封建之“家”。这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国、天下就是这样的家的组合。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封建之家解体，七口或者五口核心小家庭成为基本社会单元。

这些家庭如何联合？秦制提供了第一个方案：国家权力直接统治每个人。此为周秦之变。然而，秦制给国家施加了自身无法承担的成本，结果不二世而亡。

于是，有了秦汉之变。董仲舒－汉武帝推动复古更化，其核心是树立儒家士君子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后果：儒家士人在基层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治理单位。由此，在政府之外形成基层社会之自我治理，两者共同治理乡村。由此，政府的治理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社会治理秩序。

唐宋之变不过是基层自治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以祠堂为象征之宗族治理。宗族是一个乡村公共治理组织，借助于宗教因素，把内在地具有离散倾向的农户组织起来，自我生产和分配公共品。“皇权不下县”的前提正是宗族在县以下社会进行自我治理。

到二十世纪，这样一套“共治”机制面临危机。原因很复杂，此处不赘。到二十世纪中期，当局面对乡村治理转型之困境，采取极端手段，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自治机制，土改、农业集体化、农村中反复发生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这样破坏的工作，以便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党政权力体系深入乡村社会，直接统治每个人，在乡村拥有治理权威的是自上而下授权的基层党政组织，并且它是唯一的。

这是秦制的回复。当然，结果也相似：这种治理机制成本太高，无法维系，八十年代趋向于松动。其标志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此后，党政权力有所收缩，乡村原有的自治机制部分恢复。这一点在南方沿海地区，比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表现得最为明显。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根基最为深厚。因此，在这些地区，宗族的恢复最为强劲。宗族部分地恢复了自治的权威。

在这些地方形成了三种权力的共治格局：首先是存在了大半个世纪的基层党支部的权力，其权威来源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是九十年代初中期以后，政府推行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由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但同时，八十年代以来，宗族也借助于宗教和文化权威，而拥有广泛的治理权。

这里存在三个治理主体，其权威-权力来源不同，行使治理权的方式也大不相同，民众与它们的关系、各自的治理效果，自然也大相径庭。简单地说，前两者分别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合法性，但缺乏文化的依托。后者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在政治和法律上则不被承认。这种正当性、合法性之错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不过，不少实证研究都表明：宗族的存在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公共品的高效生产和公平分配。只要对比一下南方乡村与北方乡村，就可以立刻发现这一点。

这一事实，以及前述秦制、及汉制、宋制的经验，提示了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单纯依靠国家权力是不可能在乡村有效地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社会治理秩序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是必要的，在很多时候也是重要的，比如，它可以提供大范围的安全。但是，迷信国家权力的统治也是致命的，国家权力必须给社会的自我治理以足够的空间。民众也有这个能力。实际上，这个原理，孔子早就揭示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从这个角度看，执政当局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的原则性构想存在严重的盲点。比如，中共中央今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治理提出如下原则：

1、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2、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3、坚持党和政府主导，依法维护、统筹兼顾广大农民群众多种利益。

4、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安全。这里强调了前面提出的三个治理主体中之前两者，而基本上无视第三个。

当局无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也不等于它不应当存在。在南方沿海地区，宗族为中心的社会自治机制是存在的，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制度和政策设计过程中无视它的后果必然是，治理过程中容易发生结构性冲突。实际上，乌坎事件就可以说是社会自治权威与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在北方地区，压制、至少是不鼓励社会自治，完全依靠党政基层权力，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而严重的治理真空。笔者在关中乡村所见之乡村公共品供应匮乏与社会部分失序，与南方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 篇3

【关键词】 危机管理；全球化；机制建设

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政府危机管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系列新特点。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创造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也正在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危机事件，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危机的含义

中国学者薛澜等在危机管理一书中从基本动因的角度，界定了危机的定义。危机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如水灾、地震、台风、干旱，后者如泄露、火灾、质量事故。第二类是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由一定的社会问题诱发。

1.1 公共危机管理：政府危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政府进行危机管理是为整个社会谋求公共利益。公共危机管理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危机管理本身是权变管理。这意味着危机管理的方法、策略也要随着危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2）主体即政府的控制力。如果危机得不到良好的控制，一个很小的危机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的恐慌。因此，政府工作者要迅速协调不同部门作出正确决策，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危机局势升级，政府控制力的强弱将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3）媒体。在危机来临时，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媒体如若推动危机处理向好的方面转化，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也将有效地控制社会秩序、防止危机升级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4）公众。作为危机管理者，政府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减小公众在危机面前表现的脆弱性，努力提高他们应对危机的承受力。

1.2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

1.2.1 战略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管理要求管理者从战略高度审视自己管理的对象，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作出判断、预防和反应。同时，要考虑危机可能的发展方向，避免危机扩大、蔓延。

1.2.2灵活性：也即危机的权变性。

1.2.3合作性：全球化使得危机管理不再是单一政府的责任，发生在地球另一个角落的危机可能很快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因此，各个国家、各种组织需要共同应对危机。

1.2.4信息的沟通：决策者应该建立合理的危机管理体制，吸收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信息共享、对话，更快地找到一些应对方案。

2.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现存的主要问题

2.1 预警系统和机制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导致政府很难发现危机发生之前特定潜伏期的种种外部特点，在危机爆发后，政府也只能“临阵磨枪”，仓促上阵，成立一个或几个临时性的领导机构。

2.2 决策机制效率低：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快速。危机管理者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动用各种社会资源迅速控制局势，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政府职能划分不清、权责不对等、沟通不畅。导致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

2.3 信息沟通机制不灵敏：信息的沟通，将直接决定对整个危机控制的速度和程度。这种沟通更重要的是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民众得不到及时的信息就会产生恐慌，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2.4 社会参与机制不完善：危机发生时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即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等。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作有待完善；有些营利组织不能承担起应急管理的职责；民众的危机意识普遍较低整个社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恐慌和猜疑。

2.5 法律机制不健全：危机管理作为一项政府的职能，只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有效运作。而我国在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上滞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性；缺少专门的法律工作机构对危机管理进行研究、立法、规划和监督。

3. 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3.1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全球化增强了危机管理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全球化信息的传递更加畅通、迅速。无论是危机前的预警，还是危机中的分析、决策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信息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赋予我们崭新的危机管理理念。

3.2 具体措施

3.2.1 构建危机预警系统和机制：政府危机管理的最理想状态是将危机消灭在潜伏时期或萌芽时期。因此，应建立危机管理部门，制定危机反应机制。

3.2.2 提高决策机制的效率：适时、正确的决策，直接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败。由于危机决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决策，政府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机决策机制。就防范或处理特定的危机而言，谁是决策主体？（2）决策主体的决策权限有多大？（3）危机决策的程序是怎样的？（4）最终决策采用什么方式？

3.2.3 信息沟通机制：当危机发生时与民众的沟通更为重要。应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民主的新闻空间，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度，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性信息，这样既树立了政府负责任的形象，又对整个舆论是一个引导，掌握着主动权。

3.2.4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合作机制：危机发生时，还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的协同合作机制，这是社会全面参与的保障。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因此还应该加强全球合作。

3.2.5健全法律机制：加强国家对紧急状态的立法。通过立法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和地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也能够贯彻依法行政原则，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的悖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张强.SARS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警示[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3）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机制设计 篇4

机制设计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机制设计理论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和市场设计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为重要和活跃的研究领域, 诞生了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并且近些年来密度越来越高, 10年中居然有5年:2007年 (里奥尼德·赫维茨、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 、2009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奥利弗·威廉森) 、2012年 (阿尔文·罗思、劳埃德·沙普利) 、2014年 (让·梯若尔) 、2016年 (哈特、霍尔姆斯特伦) , 获奖人数高达9人。由此可见机制设计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笔者即将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对机制设计及相关理论有详细的介绍。

霍尔姆斯特伦的贡献主要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对多代理人最优合约设计上。当人们认知有局限 (如有限理性) 、信息不对称或经济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时, 包括霍尔姆斯特伦等人在1979年证明了, 无论采用什么机制或制度, 集体理性 (资源有效配置) 和个体理性 (真实显示经济特征) 一般来说是激励不相容的。然而, 霍尔姆斯特伦在1982年证明了,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 如某个个体的经济特征是公共信息, 则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可以形成激励相容。此外, 霍尔姆斯特伦将代理人的薪酬与绩效相关信息挂钩, 对风险和激励的最优权衡安排进行了模型化处理。之所以说, 需要在风险和激励之间进行权衡处理, 是因为一方面高强度激励合约能够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因而提高委托人收益, 此谓激励效应;另一方面, 由于所采用的绩效指标中含有噪声因素, 因此将绩效系以高强度激励会放大噪声带来的不确定性, 即增加代理人所需承担的风险。

哈特则在代表作《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一书中发展了现代产权理论, 提出了不完全合约的概念, 并且其核心结论是: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及风险不确定性, 使得明晰所有经济活动的交易或信息成本过高, 完全合约往往是不可能的, 从而不完全合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比如, 当一个下游企业按照上游企业要求的技术细节为其生产某种零部件后, 上游企业常常借口其产品不合乎规定而拒绝支付价格。由于资产专用性, 下游企业只有以很低的价格甚至亏本将产品卖给上游企业。这种现象被称为敲竹杠、拿住或遏制 (hold-up) 问题。作为应对, 双方是否可于事前签订一项事无巨细的合约详细规定每一项技术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合约在本质上是不完备的, 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无法通过事前规定防范。

哈特将不完全合约和权力 (power) 作为理解经济制度和经济协议的两个关键点。这里的权力是指合约中各方在对方不履约时的地位, 主要是由剩余控制权 (residual power) 的配置决定的。正是由于合约通常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 总是会有漏洞、遗漏或模棱两可的地方, 这样就不可能在一份合约中对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资产使用的所有方面都作出详细规定。

由此,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就不能像传统产权理论那样以资产的所有权这一通常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在合约中, 可预见、可实施的权利对资源配置并不重要, 关键的应是那些契约中未提及的资产控制权的掌握。据此, 哈特等人将产权定义为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划分, 从而企业产权是一种合约关系。对企业产权 (权利和义务) 不同的划分将决定不同的产权安排,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企业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

比如, 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 从而私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明确界定的;而非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不排斥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 从而非私有产权不是明确界定的。需要提到的是, 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所有与产权有关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它可由两个或多个人拥有。例如, 股东、经理和员工掌握的权利都是明晰界定的权力。股东对资产具有占有权, 有权阻止经理出让资产;经理对资产如何利用具有决定权;而员工有权力排斥股东或经理在契约期内为个人私利出让资产。在哈特他们看来, 当契约不完全时, 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

中国的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不完全合约的确认和产权的再划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完全合约, 经济个体基本上没有任何剩余控制权。很显然, 由于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的制约, 这样一个体制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都有很大的问题。以农业生产为例, 改革开放之前农户没有任何剩余控制权, 其结果一是粮食增产目标达不到, 浮夸风盛行, 二是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改革开放后所实现的包产到户合约, 生产队将农田承包给农民, 而不涉及具体生产活动的管理, 农民需要做的只是每年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粮食, 剩下的归农民, 再到后来的完全不需要上缴粮食。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激发了其种地能力和潜力, 不仅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增产目标, 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所以, 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不同的制度常常会对应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 同时制度又是可调整、可设计的。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启示则是, 政府不要试图建立面向市场、社会的全面合约, 将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不能很好地解决信息和激励的问题。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

显然, 从交易成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是机制设计理论在微观领域方面的延伸和拓展。不完全合约理论主要为微观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而一般机制设计理论则更加基本、一般化和宏观, 着重探讨基本的制度规则的确定, 可以系统分析资源配置制度和过程, 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委托代理, 揭示信息、沟通、控制、激励和经济人的处理能力在分散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有助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厘清和理顺。

中国机制设计 篇5

中国股市保险丝频频熔断，投资者真就感觉安全吗?

【提要】从实施熔断机制的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海外市场来看，其股票均可日内回转交易(T+0)，因此股指触发熔断后，在冷静期内市场投资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换，恢复交易后理论上可以通过积极的交易行为尽可能减轻投资损失

1月4日，是中国版熔断机制生效首日，也是熔断机制触发之日：当日沪深股市先后两次触发沪深300指数熔断阈值，全天交易仅2.5小时，

熔断机制的本意是给市场一个冷静期，让投资者充分消化市场信息，防止市场或某一产品非理性的大幅波动，从交易机制的角度保持市场的稳定。但从当日的交易过程来看，熔断机制设定的阈值却无意中给恐慌的投资者一个明确的“止损”目标。

作为舶来品的熔断机制究竟适不适用中国股市，尤其是在T+1交易制度下，已设定了涨跌停板制度的前提下?

各国熔断阈值不同

所谓熔断机制，是指对某一合约在达到涨跌停板之前，设置一个熔断价格，使合约买卖报价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在这一价格范围内交易的机制。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安装在电路里的保险丝，会在电流异常时自身熔断，以保护电路安全运行。

12月4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并于20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境内市场以沪深300指数作为指数熔断的基准指数，指数熔断的触发阈值为沪深300指数前一交易日收盘的上下5%或7%。根据规定，沪深3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收盘首次上涨、下跌达到或超过5%但未达到7%的，指数熔断时间为15分钟;如果尾盘阶段(14：45至15：00期间)触发5%或全天任何时间触发7%，将暂停交易至收市。

熔断机制算是舶来品，起源于美国。1982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对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实行过日交易价格为3%的涨跌幅限制，但不久即被废止。直到1987年股灾，当天道琼斯指数下跌22.61%，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价格限制制度的重要性。

国外交易所中采取的熔断机制一般有两种形式，即“熔即断”与“熔而不断”;前者是指当价格触及熔断点后，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交易暂停，后者是指当价格触及熔断点后，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买卖申报在熔断价格区间内继续撮合成交。国际上采用的比较多的是“熔即断”的熔断机制。

美国采用的熔断机制主要为“熔即断”形式。纽约证交所最初设立了3个等级的熔断机制：道琼斯指数下跌10%、20%，分别暂停1小时和2小时;下跌30%，提前收市。5月31日，纽约证交所调整了实施25年的3个熔断点的触发等级以及暂停交易的时间，并于4月8日正式实施。在新的熔断机制中，标准普尔指数单日下跌7%或13%，若发生在9∶30至15∶25之间则暂停交易15分钟;单日下跌20%，发生三级熔断提前收市。一级和二级熔断每个交易日只能触发一次。

法国根据股票交易形态不同，制定有不同的涨跌幅与暂停交易时间。全日每只股票最大涨幅为前日收盘价的21.25%，最大跌幅为18.75%。如果价格波动超过前日的10%，则暂停交易15分钟。

韩国股市先后引进了指数熔断机制和个股熔断机制。韩国股票综合指数较前一天收盘价下跌了10%或10%以上，并且这种下跌持续了一分钟，股票交易暂停10分钟，个股涨跌幅限制为15%。韩国熔断机制每天只实施一次，在14∶20以后不再实施。如果股票市场出现暂停交易的情况，期货合约停止交易20分钟。

新加坡当潜在交易价格高于参考价格的10%时，则触发5分钟的“冷静期”。在该期间内，证券仅允许在±10%范围内交易，5分钟后交易恢复正常，并重新计算新的参考价格。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东证)于1994年2月引入熔断机制。该机制规定，当股价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时，将停止交易10分钟。东证的熔断阈值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比率，而是根据不同的基准股价(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设定不同的熔断阈值。比如，当基准股价在100～200日元之间时，股价上下浮动超过50日元，即触发熔断;当基准股价在15000～0日元之间，股价上下浮动超过4000日元，才触发熔断。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交易都有熔断制度，除美国外，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触发熔断的限制，其中幅度较大的有菲律宾，涨跌幅限制为前一日股价的40%。

熔断机制给投资者心理造成压力

中国熔断机制正式实施的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就遭遇了“下马威”。1月4日，年的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小幅低开，此后一路震荡下行。作为熔断机制基准指数的沪深300指数在4日下午13时12分触及5%的第一档熔断阈值，两市个股按照规则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后，恐慌情绪并未得到遏制，沪深300指数继续下挫，13时33分跌幅扩大至7%的第二档熔断阈值，导致“二次熔断”，当日股票期现货交易全面暂停。

因触及熔断阈值后交易系统需要时间进行处理，沪深300指数熔断时跌幅为6.98%，最终跌幅定格于7.02%。沪指报3296.26点，较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大跌6.86%。深证成指大跌逾千点，报11626.04点，跌幅高达8.20%。创业板指数跌幅更高达8.21%。

交银施罗德基金分析指出，熔断机制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降低市场大幅波动概率，维护市场稳定，防止市场在短期内发生非理性大幅波动。但是从当日市场表现来看，在磁吸效应的作用下，从指数首次触发5%的熔断阈值暂停交易15分钟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再度触发7%的阈值。从目前市场的反馈效果来看，或显示出当前的机制未能有效控制和约束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市场给出的测试结果和机制设计的初衷出现一定背离。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表示，从全天的走势来看，早盘大部分时间沪深300跌幅都徘徊在4%附近，而下午触发一级熔断复盘后，短短6分钟里跌幅就从5%扩大到了7%，同时成交额迅速放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熔断机制很可能对投资者的心理层面造成了一定压力，对流动性的担忧促使投资者加快了抛售，进而加剧了最后的下跌。”

国金证券财富管理中心分析师黄岑栋也表示，熔断的目的是为了平缓股指波动，但实际上反而在跌4.5%之后对股指有向下的牵引作用。而一旦跌破5%熔断后，会放大市场恐慌情绪，复牌之后瞬间跌向7%，

我国两档阈值之间的差距过小

有专家认为，5%的首档熔断阈值偏低，以及两档阈值之间的差距过小，是我国熔断机制的主要问题所在。

长城证券的观点认为，从A股历史走势来看，单日波动超过5%以上的.交易日占比并不低，这意味着一级阈值设置过低。与此同时，指数涨跌幅从5%扩大至7%的时间过短。以当天市场为例，若没有熔断机制，一些优质中小市值个股跌停后可能会吸引价值投资者抄底，但在熔断机制下，买盘会考虑触及二次熔断的可能性，以及次日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停止增仓。这相当于将卖盘压力一天一天往后推，从而造成市场的进一步下跌。

此外，在T+1(即当日买的股票，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编注)交易制度的背景下，个股涨跌停板制度与熔断机制的并行也被认为在合理性上值得商榷。

长城证券认为，美国等诸多成熟市场实行的是T+0(当日买的股票，当日可以卖出——编注)，且不存在个股涨跌幅度限制。而A股实施T+1，且既有个股涨跌幅限制，也有熔断机制。从历次A股大跌来看，个股存在较强的联动性，这就使得一旦触及5%的熔断阈值后，先跌停个股的“翻身”机会被从制度上掐断了。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从实施熔断机制的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海外市场来看，其股票均可日内回转交易(T+0)，因此股指触发熔断后，在冷静期内市场投资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换，恢复交易后理论上可以通过积极的交易行为尽可能减轻投资损失，包括补仓或止盈离场。但在T+1的市场中，投资者买卖须待T+1交收后才能从事交易，因此在市场出现极端波动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通过积极交易策略化解风险，市场可能因此陷入流动性危机。

诺亚香港财富管理研究总监、香港大学工商硕士课程教授夏春表示，虽然设计良好的交易暂停制度不仅仅是给予投资者避免恐慌的冷静期，更是给予愿意提供流动性的交易对手准备交易的时间，从而减轻交易风险、稳定市场，但是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指出，交易暂停安排可能导致“磁石效应”：原本打算分成几天交易的投资者，可能会因为即将触发的交易暂停，而被提前吸引进来把全部的交易在一天完成，这样价格波动性会增加，但交易暂停前的市场流动性也会增加。

“此项研究同时指出即使磁石效应弊大于利，也有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公开交易暂停的触发条件，德国的股票交易所就是这么做的。”夏春称。

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研究 篇6

委托—代理理论一直都被经济学家们应用于研究现代企业, 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委托人利益受损现象。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存在着众多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监督弱化和激励不足等原因, 同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 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问题。代理人作为“经济人”存在所谓的“机会主义倾向”。解决代理问题的最佳办法应是建立一套既能够有效地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同时又能激励代理人按委托人的旨意及设立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减少代理成本、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的“帕累托最优”的机制或制度安排———激励与约束机制。

扶贫治理机制就是使代理人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及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问题发生。主要是对扶贫治理的目标约束、制约机制和制衡机制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农村扶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模式, 但扶贫治理的主体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多层级政府机构, 而延伸到了村社及贫困农户, 这些部门在农村扶贫及项目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尤为关注。

因此, 扶贫治理机制应由以下要素构成, (1) 扶贫战略及目标体系; (2)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包括扶贫治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3) 扶贫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扶贫政策与法规体系, 组织管理、预算、责任与绩效等制度; (4) 扶贫监督体系; (5) 扶贫信息系统。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和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中国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无论是部门外部还是部门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其实质都是各部门的领导代表其部门参加博弈。威尔逊 (Wilson) 曾经指出在政府机构代理关系中的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代理人有多重任务;二是政府机构有多重委托人。在农村扶贫过程中, 政府机构也难逃这种厄运, 如多个利益集团会对某一公共支出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

1. 农村扶贫组织及参与主体。

中国的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为了协调各个参与农村扶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 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各级政府的跨部门扶贫领导小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 在领导小组之下, 国家相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 (市) 、县级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办公室, 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 (自治区、直辖市) 。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使用, 并由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

中国农村扶贫参与主体众多, 主要参与主体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机构: (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 国家部委。国家 (地方发改委) 与以工代赈计划、财政部与财政发展资金、中国农业银行与专项扶贫贷款以及政府其他业务部委;同时, 相应各地方也设立对应扶贫机构: (3) 省扶贫机构; (4) 地市级扶贫机构; (5) 县级扶贫机构; (6) 乡村扶贫; (7) 贫困农户;在不考虑各机构内部层级机制的情况下, 农村扶贫参与主体层级链达到6~7级。

2. 扶贫治理机制中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

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层有四层, 并且是按行政规则逐级管理的, 这种管理可以看做是多重委托—代理, 即国家、省 (市) 、地区、县这四级管理层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其中, 国家是最初委托人, 县是最终代理人, 省 (市) 、地区既是一级委托人, 又是一级代理人, 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约束着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部门与支出部门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扶贫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等。目前中国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一般都没有签订具有强约束力的或比较规范的合同契约, 只是根据国家扶贫战略及目标任务要求和各地贫困人口、贫困状况来确定扶贫资金的总规模, 然后再将资金下拨给各省相关的扶贫部门。同理, 省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县之间也存在类似问题。从运行过程看, 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使信息的传递, 责任的归属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找不到对扶贫资金真正负责任的人, 这种管理状况不是造成扶贫资金的流失, 就是造成扶贫资金的低效率投放。在农村扶贫过程中, 因内部信息或外部信息问题而导致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行为, 影响政府扶贫预算资源配置效率。

三、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现状分析

1. 农村扶贫战略目标定位与政府预算。

从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形成及其实现目标和指导方针上,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以促进贫困人口集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减缓和消除贫困目标的战略。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这种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在扶贫主体的确定上, 过高估计了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中的作用。 (2) 在扶贫客体的确定上, 注重宏观区域贫困, 对微观层次上的贫困村、贫困户重视不够。 (3) 在扶贫方式上, 注重物质资本的输入, 相对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的开发与塑造。 (4) 在扶贫内容上, 重视改善供给, 轻视刺激需求。

对于中国农村的扶贫目标实现, 现行的政府预算管理没有一个科学保障体系, 在治理机制、预算管理及内部控制方面没有形成关联体系, 预算编制、执行、评价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 不仅是一个连续一体化的过程, 而且是相互作用, 周而复始的循环, 以实现对整个扶贫运行过程和结果的最终控制。近年来, 农村扶贫过程中所暴露的预算管理中种种问题, 与忽视整体治理机制转型的改革路径不无关系。

2. 扶贫组织机构膨大, 层级多, 管理协调成本高。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是扶贫开发的组织载体和依托, 它构成反贫困的运作系统和传导机制。中国农村扶贫实践中, 扶贫组织与管理体系主要问题为:一是机构组织膨大、管理层级多。中国农村扶贫组织中形成中央、省 (自治区) 、地市、县、乡、村六级行政组织机构, 这些行政部门的作用在农村的扶贫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二是扶贫机构与地方的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的直线隶属关系, 所需扶贫经费只能向有财权的各级主管机关申请, 对扶贫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也无从做出;三是在扶贫资金管理体制上, 条块分割, 责权分离, 扶贫步调难以协调一致。各部门资金按各自行政渠道切块下拨, 资金使用分散, 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 以致资金使用效益较差, 资金浪费、沉淀甚至损失严重;四是贫困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机构功能缺位。农村组织在落实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治安、计划生育、卫生服务、司法矫正、环境保护、社会纠纷基层调解和生活服务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实质性作用。贫困农村的社会组织水平一般都很低, 村民自治组织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社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处于“无人管事”的状态;五是农村扶贫工作是完成某种“政治任务”。尤其县乡级定期换届几年一个轮回, 直接影响到扶贫模式的选择、扶贫对象的瞄准、扶贫深入的程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扶贫中采取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其结果是:一方面, 扶贫工作组力量薄弱, 不堪重负;另一方面, 其他大量有效的扶贫资源被闲置, 没有对政府现有的各种行政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3. 扶贫治理决策与执行功能模糊,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扶贫组织机构膨大, 条块分割, 扶贫资金的多头筹集和多头管理, 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扶贫的议事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方司管以工代赈扶贫资金项目、国家财政部农业司管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国家农业银行管信贷扶贫资金项目、国家民政部管救济 (供养) 扶贫等;在地方, 从省到县也设立了相应机构, 特别是西部各省除了对应设立上述机构外, 还有民族地区开发办等。并且资金及项目决策与执行功能没有很好的分离,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例如有的县把扶贫资金的一部分挪用补发职工的拖欠工资;有的把扶贫资金用作部分工业项目的补充流动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严重不符合放款规定, 如用扶贫资金炒股, 炒房地产, 大吃大喝, 公款私用, 购置高档办公用具等。这类现象不仅在扶贫资金管理机构存在, 而且在涉及到资金具体使用的有关部门内也普遍存在。

4. 扶贫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

一是扶贫政策法规。中国现在扶贫工作还未立法, 对扶贫中出现的问题目前主要靠政策约束, 并且以财政政策为主, 政策的整体变动、区域变动和时间性变动较大, 实际执行中的弹性也大。二是制度保障。集中体现在贫困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典型的“二元结构”在贫困农村体现尤为突出, 具体表现为农村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 人力资源投入严重不足, 受教育上的不平等, 社会保障上的边缘性, 文化、卫生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城市化进程配套制度不到位, 财政转移支出不平衡, 农民土地权益常受侵害, 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 农业风险化解困难, 农村返贫困问题严重, 扶贫资金屡被侵占, 户籍没有体现国民待遇, 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 政治参与不够等等严重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5. 扶贫监督功能缺失。

中国农村扶贫监督体系缺失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专门设立监督反贫困治理工作的机构。政府无法对扶贫项目实施必要的管理及对扶贫部门的工作绩效进行有效核查。特别是由于中国扶贫机构并没有按照财权与事权分离的现代管理制度进行设置, 所以导致一些扶贫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等同于类似于财政部门的政府组阁部门, 催生了寻租 (权) 等腐败现象。而监督体制在扶贫资金管理上所缺少的制度化检查和责任追究, 无疑更助长了扶贫资金的“漏出”, 增大了扶贫运作的成本;二是缺乏公众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政府部门暂时不能把扶贫项目实施的步骤、对象、存在的问题、资金到位的情况、资金发放的情况等向广大群众定期公示, 接受群众的监督, 而各乡、村的扶贫组织还不能做到及时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问, 目前的反贫困治理还很难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

6. 扶贫信息报告系统。

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农户抽样调查结果推断出来的, 只有总量和大致的地区分布, 并不知道哪些农户和人口是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这种状况必然使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大大削弱, 相当一部分贫困县目前实行所有农村户口的居民都有资格获得扶贫贷款的政策。这种状况不改善, 即使银行体制的改革使大部分贷款能够到户, 也避免不了扶贫投资的利益大多为非贫困人口享用的可能。

四、农村扶贫治理机制改进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中国农村扶贫治理机制的分析, 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确立法律制度, 完善政策体系, 建设保障机制, 细化扶贫战略与目标, 重组扶贫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 形成制度规范下的有效的农村扶贫治理机制。

1. 改革政府扶贫预算管理, 保障农村扶贫战略目标实现。

深化包括部门预算改革、绩效预算改革等各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预算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其实质内涵包括战略预算编制准确、实际运作管理高效及战略风险评估、识别、调控有效。其有效执行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管理主体 (各级责任中心) 的决策和执行效率, 这取决于各级责任主体及利益相关者的素质和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财权配置等制度安排, 这是农村扶贫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保证。

农村扶贫预算管理要做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一是必须把扶贫战略管理目标有效嵌入预算管理体系中, 使目标转换为可操作的预算控制标准;二是由于农村扶贫周期较长, 不确定性大, 管理风险性的存在, 其效率决定扶贫战略预算管理效率;把预算作为调控标准, 对资金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有效调控, 这是预算运行的关键;三是扶贫资金及项目运行效率的评价。这是扶贫战略目标管理循环的基础;四是绩效考评制度是结果导向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和衡量项目执行效果、实行问责制的重要手段。对应立项时的各项重要内容和影响评估, 有助于督促立项论证形成的保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2. 重组扶贫组织与管理机构, 使决策与执行职能分离。

地方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定位。具体而言, 省、市、县、乡四级政府, 明确职责、合理定位。省级政府扶贫机关负责对扶贫进行总体的安排部署, 通过区域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性损失进行补偿, 为引进资本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基础手段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成本。市一级更多的是协调、指导、服务角色。县政府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和执行, 与省、市政府相比较, 应重点突出县政府的扶贫职责, 依靠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促进贫困地区比较优势项目的发育;乡政府是县级政府管理的最直接的延伸, 其主要职责是协助上级政府, 并具体落实。

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与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关系定位。确立政府专职扶贫部门的主导地位。确定政府专职扶贫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 整合其他非专职扶贫机构的扶贫资源, 确定扶贫事务接受专职扶贫部门的统一管理。建议将扶贫开发办公室由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调整为政府组成部门, 行使行政审批和项目主管职权, 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使其与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战略性统一协调。

规范村民自治, 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寻求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实现形式和机制。从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组织和方式等方面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突破村民自治困境, 化解村民自治的约束机制和制约因素, 着力培育、发展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组织, 拓宽公共参与渠道, 疏通利益表达机制, 为提高贫困人口的体力和智力素质创造条件。

3. 完善扶贫法规制度体系。

尽快制定反贫困法。反贫困法的内容必须对贫困线、贫困监测系统、扶贫资金的筹集、扶贫系统的组织结构、扶贫工作的监督、扶贫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各个环节给予科学、系统的规定。

完善政策体系。完善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为中国扶贫制度从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改变目前财政政策运用得较多而其他政策明显不足的趋势, 完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必须综合发挥包括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等各项政策的作用。

健全农村扶贫治理配套制度。一是完善贫困农村公共服务制度。按国民待遇原则完善贫困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制度, 消除城乡差别, 并有计划、逐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全覆盖。二是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产权, 严格土地征用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手段,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把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同农民的生存保障结合起来。三是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统筹农村金融需求, 解决农村支农金融机构布局不合理, 金融产品不适、农村农户贷款抵押担保缺乏的问题;农业保险供给不足、农村与农业发展风险无法化解, 需要国家在政策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 使农村及贫困地区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四是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制度。制定生态环境考察评估制度, 对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采取生态移民方式进行化解, 并进行逐步治理;同时采取引导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减少生态环境与资源负担,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五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逐步形成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格局, 解决贫困农户求学与就业的矛盾。

4. 建立严格规范的检查、监督和评估制度。

增加扶贫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把项目决策程序、扶贫资金和物资的发放标准和程序、项目验收的标准和程序全部公开, 使贫困群众和新闻媒体能有效地监督整个扶贫过程。把贫困地区群众的综合评价和扶贫工作的效果及扶贫干部的廉洁自律作为对扶贫干部的评价和晋升标准, 从而避免弄虚作假、谎报政绩的现象发生。行政监督机关和检察院对扶贫工作要严格依法监督。对违法犯罪及侵犯贫困人口权益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同时, 所有扶贫工程完工后要报项目资金主管部门验收, 接受财务审计。贫困县、贫困乡要自检自查, 接受上级政府、监察及司法部门的联合验收检查。项目完成后, 要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干部、专家和群众代表参加的综合评估, 总结经验教训。

5. 建立客观、动态的贫困监测报告系统。

构筑持续监控、功能较完备的信息系统, 实时连接扶贫管理各环节。在全国扶贫机构组织范围内建立扶贫统计与报告系统, 覆盖各省、市、县、乡、村, 其具体职责是根据各地农村扶贫情况, 统计贫困人口数字、扶贫资金投入、扶贫项目进展和脱贫等信息, 保证和监督贫困统计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为各级政府在扶贫决策时提供科学的依据并提供咨询服务。这样可以较好地防止贫困统计信息的失真, 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戴维.L.韦默.制度设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范永忠, 范龙昌.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制度研究[J].改革与战略, 2011, (11) .

[3]韩建华.中国农村政府主导型扶贫运作模式的缺陷及其改进[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36) .

[4]简新华.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9.

[5]李含琳, 韩坚.中国扶贫资金来源结构及使用方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1998, (4) .

[6]汪三贵.扶贫投资效率的提高需要制度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 1997, (10) .

中国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研究 篇7

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 国家对城乡间医疗保障制度的安排也不合理, 而城乡居民面对的是统一的药品定价和医疗服务费用, 造成了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研究表明, 医疗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奢侈品的性质, 农民对医疗存在着潜在需求, 但是受到目前收入水平的制约, 医疗需求的满足尚处于从属地位。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更顺畅, 农村的医疗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这也是我国奔小康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一、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历史回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土地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生产资料, 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与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形式是家庭保障。农民的社会保障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土地的收成;二是政府的政策, 主要是税收政策;三是子孙的道德风险, 主要是养老的风险。从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传统社会有自己的维系机制和安全网政策。首先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以安民养民;其次是倡导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 以巩固家庭保障功能;最后是建立以仓储制度和漕运制度为基础的救荒体系。在封建社会, 所谓“贤君”、“仁政”无外乎是上述三项工作做得比较好。

从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社会保障风险及其解决办法可以看出, 医疗保障并不是特别重要。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相对于“生存”和“养老”而言, 医疗保障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二是就疾病风险本身而言, 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疾病风险并不是太大。主要是因为在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社会背景下疾病的外部效应并不突出, 农民患病, 特别是患恶性疾病的风险不太大。当然, 在当时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 一旦有疫情发生, 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三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医疗保障的负担。

通过对农村医疗保障历史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 一定的社会保障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应是一个多元化的、充分考虑成本效益的制度。第二, 新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应建立在继承和发展旧模式的基础上。现阶段对合作医疗的改造主要是要消除它的时代痕迹, 使之更适合农村的现状, 从而充分发挥其低投入、高效益的特点。但是, 合作医疗毕竟只是一种低水平、小范围的医疗保障形式, 尽管它现在很符合我国的国情, 但从医疗保障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来看, 它最终会被其他的保障形式 (如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 所取代。第三, 政府的适当干预必不可少。如果政府的救济不能及时到位, 势必引发社会动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 社会成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政府采取干预措施, 保障社会成员的安全和权益至关重要。

二、推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建立

面对我国现行医疗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 要充分认识建立乡镇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 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从而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1、建设社会化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所谓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就是由政府、集体、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 共同在县、乡、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医疗卫生机构组成, 以公有制为主导, 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化网络。这样, 一方面可以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打破部门和所有制之间的固有界限, 综合利用农村卫生资源。

2、加强农村卫生机构建设。

目前, 全国一半以上的乡镇采取了合作医疗制, 由村卫生室承担规定的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等工作, 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鼓励应用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农村居民服务。为了方便农民就医、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各村都设立了自己的村卫生室, 邻近行政村设置联合卫生室。村卫生室积极提供巡诊和上门服务, 经济和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村居民健康档案, 签订服务合同, 开展社区卫生服务。

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全面奔小康的突出问题。而现在正是我国奔小康的关键阶段, 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加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建设。因此, 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农村稳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村卫生所在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处于“网底”, 处于最基层, 直面农民群众, 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3、改革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 转变乡镇卫生院服务模式。

鉴于我国的特殊情况, 绝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的经费是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 而县级单位的经费又是由上级部门划拨下来的。所以, 高层政府可以从源头抓起, 对每一笔款项的划拨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采取跟踪调查, 切实保证专款专用。而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探索乡镇卫生院合作经营的多种运营形式, 建立有效运行机制, 加强乡镇卫生院院长的选拔和任用管理, 定期对乡镇卫生院院长进行管理技能和相关政策的培训, 提高管理水平。采取多种渠道了解工作的落实情况, 重点对试点县市的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现状、农民疾病发生状况、就医用药及费用情况进行全面的抽样调查, 减少试点工作的盲目性。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等部门纷纷组织制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和基金会计制度,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管好、用好基金。一旦发现有挪用或贪污浪费基金的行为, 一律依法严处。

另外, 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 采取统一招标方式, 选择网点覆盖面广、信誉好、服务质量高、提供优惠支持条件多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试点县市基金代理银行, 从而为农村医疗经费的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 由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负责审核汇总支付费用, 交由财政部门审核, 提交代理银行办理资金结算, 直接将资金转入医疗机构的银行账户。这样一来实现了基金收支分离、管用分开、封闭运行。

三、我国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的效果及对策

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到2009年6月底, 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达7.2亿;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全国在县级设立医疗、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构共10165个, 平均每县6.22个卫生机构。全国农村县级卫生技术人员147.6万, 每千农业人口有1.22人。但我国各县市补偿方式差异大, 农村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仍很严重。其一, 政府投入不足,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多数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 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在收入低下的情况下, 农民很难有多余的钱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其三, 资金来源有限, 影响制度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 中央及各级政府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新农村合作医疗在总体上存在筹资水平和保障能力都较低的问题。由于中国农业基础总体上仍较薄弱, 农村地广人多所以即使政府财政每年拨付了巨额资金, 但分摊到个人人均水平仍很低。其四, 补报模式不尽合理影响制度的公平性。中国的医疗政策重城轻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这已成为中国卫生体系最突出、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新制度的公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其五, 基金管理不完善, 影响制度的有效性。首先患者与医疗机构合谋套取资金的事情时有发生, 暴露出资金管理的体制漏洞。其次, 定点医院药价虚高剥夺了参合农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有违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初衷亟待扭转。

针对以上问题对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改革的对策的研究如下:其一, 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进行大力宣传引导,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做法, 从而引导农民不断增强自我保障和互助共济意识, 并最终形成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同时, 宣传各级政府对开展合作医疗的支持和承诺, 宣传合作医疗的相关规定, 宣传国家对农村卫生事业和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重视, 以此改变农民的医疗消费观念, 消除农民参保的疑虑和困惑, 使农民人人参加合作医疗, 人人享受合作医疗。其二, 加强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建设和加速培养农村卫生人才,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合作医疗、定点医疗应加大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的投入, 改善医疗条件, 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建设, 出台优惠政策, 保证农村公共卫生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从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开展卫生支农活动;加强在职人员理论和实践培训, 建立人员的培养、准入、淘汰和更新机制。医务人员要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 并严格代购药品管理, 切实保证代购药品的质量。其三, 加强监管组织建设, 规范监管职能履行相关立法应注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中管理者职能的归位。现阶段合作的参加者、组织者、服务提供者、政府四个方面的关系还远没有理顺, 而地方政府和乡镇卫生院成为矛盾焦点。乡镇卫生院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提供者, 但它可能同时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 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 这时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的具体管理者与作为农村医疗卫生市场的平等竞争者的角色极有可能发生冲突。乡镇卫生院并非不能对村卫生所进行一体化管理, 关键是应当遵循自愿、引导的原则, 特别是不能利用自己代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地位排斥农村医疗卫生市场中的其他医疗服务主体, 干涉其他农村医疗服务主体的独立执业, 否则也极易使自己陷入有关纠纷之中。其四, 统一我国各县市合作医疗的赔付标准科学合理的利润率是巩固提高合作医疗成果的基础。利润率太低或者太高, 都会影响医疗机构和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所以必须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方案, 其方案主要包括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等内容。

总之,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 减轻医疗负担,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具有重要作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出发,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精心组织, 精心运作, 务求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历史, 认识到完善中国农村医疗机制的必要性;然后提出推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建立;其后分析了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现存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医疗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医疗机制,卫生服务,改革

参考文献

[1]王建聪:我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1.

[2]周文娟: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2.

[3]崔霞:我国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策略研究[D].中南大学, 2012.

[4]成志刚、罗晓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综述[J].吉首大学学报, 2009 (6) .

中国机制设计 篇8

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 社会各界有着不同声音。一方面, 有些国企高管 (如武钢) 抱怨薪酬过低, 希望与国际大企业接轨。一方面, 公众和学者们认为国企高管利用国家资源创造价值, 并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另外, 如果考虑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 那他们的薪酬并不算低。其实, 国企高管薪酬的高低与高管薪酬的支付目的有关。除了补偿高管付出的努力外, 薪酬最大的作用在于激励, 而激励的目的在于降低高管的代理成本。

事实上, 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不仅有薪酬机制, 还有监督机制。前者利用薪酬将高管行为与公司绩效联系起来, 诱使高管努力工作;后者利用来自各方的监督力量对高管行为进行直接监督, 迫使高管努力工作。

薪酬机制与监督机制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 (宋增基等, 2009) 。当监督成本过高时, 企业主要依赖薪酬机制降低代理成本。当内部监督成本不高且外部监督足够有效时, 通过直接监督高管行为能够促使高管努力工作, 则不需要过多地依赖薪酬机制。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发达国家, 监督成本很高, 不得不依靠薪酬机制。而在国有股份比例相对较高的我国国有企业, 监督力量来自各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各级政府、资本市场和股东等多个主体, 提高了监督机制的作用效果, 降低了监督成本, 监督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薪酬机制。

因此, 对国有企业来说, 对监督机制的讨论更有意义。不过, 现有研究 (如宋增基等, 2009) 并没有将产权性质考虑进监督机制和薪酬机制的关系检验中, 对监督机制的定义也局限于内部监督层面。对国有企业来说, 包括各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在内的外部监督是不容忽视的 (唐萍, 1999) , 有些国家的实践也是如此 (如刘迅等, 2011) 。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角度构建了国有企业监督指数, 以衡量监督机制的作用效果, 并进一步检验监督机制和薪酬机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替代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 构建国有企业监督指数;第二, 证明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替代关系, 得出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组合类型。

论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方面构建国有企业的监督指数;第三部分实证检验, 进一步检验国有企业薪酬机制与监督机制的替代关系;第四部分主要结论。

一、国有企业监督指数的构建

(一) 外部监督指数

国资委在国有企业监督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解决了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国资委监督力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各级审计单位完成。但是,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是有差异的。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政府监督力度”。证券市场对上市国有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严格的市场规则实现。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市场监督力度”。除直接监管外, 国资委还扮演股东角色。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股东监督力度”, 从股东持股比例和两权分离度两个方面评价股东在国企监督中所起的作用。

(二) 内部监督指数

董事会对高管起着重要监督作用 (Hambrick and Finkelstein, 1995;Firth et al., 1999) 。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董事会监督力度”, 从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独董工作地点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四个方面评价董事会在国企监督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 监事会对高管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监事会监督力度”, 从监事会规模和职工监事比例两个方面评价监事会在国企监督中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 纪检监察部门是党的专门监督机关, 也是国有企业的监督主体之一。因此, 设置二级指标“纪检监察监督力度”, 从纪检监察人员配置的角度评价纪检监察在国企监督中所起的作用。综上, 我们构造包括2个一级指标, 7个二级指标, 13个三级指标的国有企业监督指数, 见表1。

根据表1,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求解外部监督指数、内部监督指数和监督指数。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不再报告监督指数的计算过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公开数据为样本, 选择实际控制人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剔除2010年新上市的上市公司, ST上市公司、以及个别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 最终样本量为803家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已对数据随机抽样, 并与上市公司年报核对。根据监督指数的计算公式, 可以计算出所有样本的监督指数、外部监督指数和内部监督指数。

二、实证检验

(一) 研究设计

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存在替代效应, 在数量上, 这种替代效应表现为公司绩效一定时, 监督指数越高, 高管薪酬越低。因此, 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 因变量为高管薪酬 (wage) , 用国有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薪酬平均值的自然对数衡量;自变量包括监督机制 (super) 、外部监督机制 (OUTsuper) 和内部监督机制 (INsuper) , 用监督指数衡量;控制变量包括公司业绩 (perfor) , 用国有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 (ROA) 衡量;公司规模 (size) , 用公司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行业 (industry) , 用哑变量表示。

(二) 监督机制的替代效应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 检验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的替代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 (1) 检验了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替代关系, 由表3可知, 监督指数 (super) 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 说明监督力度越大, 高管薪酬越低, 这证明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存在替代效应。在控制了公司绩效的前提下, 监督力度越大, 支付的高管薪酬越少。只要国有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力度足够大, 就不必通过支付高薪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 只需要按照一定的“薪酬-绩效相关度”支付报酬。这时, 薪酬机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评价高管行为, 补偿高管行为成本, 而不在于激励。

模型 (2) 检验了外部监督指数 (OUTsuper) 和内部监督指数 (INsuper) 与薪酬机制的替代关系, 外部监督指数和内部监督指数均与高管薪酬负相关, 证明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均对薪酬机制存在替代效应。但是, 外部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的替代效应更加明显。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使用ROE和托宾Q值代表企业绩效重新做回归, 结果与ROA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三) 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最优组合

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 在一定的公司绩效下, 当监督机制足够有效时, 不必利用高薪激励高管行为, 可以借助强监督。因此, 对高管行为的有效激励应该是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一个组合。为了确认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匹配,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监督机制与薪酬机制的组合问题。

因此, 高管薪酬取决于监督力度、公司绩效和期初公司规模。在公司绩效和期初公司规模相同的情况下, 高管薪酬多少与监督力度大小是一一对应的。方便起见, 假设所有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同, ROA取均值0.06。监督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4.14, 32.94], 将这个区间均分为3个区段, 分别为弱监督区间[14.14, 20.44], 中监督区间[20.45, 26.65]和强监督区间[26.66, 32.94]。按照高管薪酬与监督指数的数量关系, 计算与每个监督指数区间相对应的高管薪酬区间。

研究发现, 共143家公司处于弱监督区间, 与这个监督区间相对应的高管薪酬区间为[80.8266.07], 不过弱监督公司的高管薪酬实际均值 (66.02) 略低于区间最小值, 表明弱监督公司的高管薪酬偏低。共557家公司处于中监督区间, 而中监督公司的高管薪酬实际均值 (54.66) 恰好落在高管薪酬理论区间。共93家公司处于强监督区间, 高管薪酬实际均值 (64.25) 高于区间最大值, 表明强监督公司存在薪酬支付过度问题。

三、主要结论

解决高管代理问题的方式有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两种, 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即强监督必然伴随低薪酬, 弱监督必须要求高薪酬。本文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个角度构建了国有企业监督指数, 计算了2010年共803家国有企业的监督指数。实证研究发现, 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高管薪酬机制确实存在替代效应。另外, 处于弱监督区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支付了合理薪酬, 处于强监督区间的国有上市却支付了过高薪酬。因此, 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监督机制, 重新认识并重视对高管行为的监督, 而不是一味地增加高管薪酬。

参考文献

[1]宋增基, 郑海健, 张宗益.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组合与公司价值[J].当代经济科学, 2009, 11.

[2]孙永祥, 黄祖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 1999, 12.

[3]唐萍.财务总监委派制的可行性研究——兼论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的设计[J].经济研究, 1999, 1.

[4]刘迅, 李东升.法国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的经验及其启示[J].管理现代化, 2011, 2.

[5]Hambrick, D.C., Finkelstein, S..The Effectsof Ownership Structure Strategic on Conditions at theTop:The Case of CEO Pay Raises[J].Strategic Eco-nomic Journal, 1995, (16) .

[6]Firth, M., Tam, M., Tang, M..The Deter-minants of Top Management Pay[J].Omega, 1999, (27) .

[7]樊纲, 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中国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研究 篇9

一、研究数据

采用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两大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选取的交易时段为2003年1月2日至2008年6月5日, 两个指数的开盘价和收盘价数据各1, 308个。按照Amihud和Mendelson (1987) 的方法, 以开盘价序列代替集合竞价机制下的价格序列, 以收盘价序列代替连续竞价机制下的价格序列, 便可以在“对同一时期同一市场上不同交易机制下进行交易的同一资产进行比较”的原则下比较两种交易机制下的股票价格行为。

二、股票收益率正态性分析

股票收益率的正态分布假设是金融投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本文将分析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价间收益率和收盘价间收益率的正态偏离性, 二者偏离程度的不同将说明交易机制对股票价格的概率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表1列出了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开盘价间收益率与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对比情况, 分别列出了偏度和峰度、方差的分类统计。 (表1)

正态分布的偏度值为0, 峰度值为3。深圳成分股指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偏度值为-0.26448, 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偏度值为-0.22572, 都显著非0;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为5.035568, 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为3.063507, 前者显著非3, 后者也大于3。同样的分析, 上证综指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偏度值为-0.25642, 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偏度值为-0.3154, 都显著非0;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为4.875548, 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为3.674953, 都显著非3。

表1中开盘价间收益率与收盘价间收益率均偏离于正态分布。峰度值在任何常用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大于3, 但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更大, 表明股票的开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显著大于收盘价间收益率的峰度值。因此, 开盘价间收益率偏离正态分布的“高矮”幅度更大, 其概率分布图形具有更高的顶点和更明显的“胖尾”特征。也就是说开盘价间收益率以更大的幅度偏离正态分布, 这说明交易机制的差异会影响股票价格的概率分布。

三、股票收益率波动性分析

表1统计结果表明, 开盘价间收益率的方差更大, 不管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都是这个结果。因此, 集合竞价机制下的股票价格波动大于连续竞价机制下的股票价格的波动。孙培源提出, 通过将观测收益率的方差进行分解, 可以研究开盘前长时间交易中止的影响。为分解收益率的方差, 将开盘价间收益率与收盘价间收益率分解成交易中止时间收益率和连续交易时间收益率, 如图1所示。 (图1)

图1中把每一个交易日分成两段, 上午9:30至下午3:00为该交易日的连续交易时间, 忽略了中午停止交易的1个半小时, 从该日的下午3:00到第二天的上午9:30为下交易日的交易中止时间, 在交易中止时间, 投资者可以发出自己的买卖指令, 这些买卖指令将参与下一交易日的集合竞价。记Ro, t=Rl, t+Ru, t, 即将开盘价间收益率Ro, t, 分解为前一交易日连续交易时间的收益率Rl, t-1和交易中止时间的收益率Ru, t。记Rc, t=Ru, t+Rl, t, 即将收盘价间收益率Rc, t分解为本交易日连续交易时间的收益Rl, t和交易中止时间的收益率Ru, t。

孙培源提出的模型如下:开盘价收益率与收盘价收益率方差之比可以写成:

在长时间里, 我们认为相差一天衡量的连续交易时间收益率的方差相等, 即:

即连续交易时间对下个交易日的中止的影响大于同一交易日交易中止对连续交易时间的影响。换言之, 每个交易日的开盘价格受到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的影响大, 而开盘价格对同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格的影响小;反之, 如果那么同一交易日开盘价格对该日收盘价格的影响大于开盘价格受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的影响。

改进的模型从协方差的角度来分析方差。改进的模型如下:

开盘价间收益率的方差可分解为:

其中, 第一项表示由集合竞价机制引起的开盘价波动, 第二项表示由交易中止引起的开盘价波动。

收盘价间收益率的方差同样可分解为:

其中, 第一项表示由连续竞价机制引起的收盘价波动, 第二项表示由交易中止引起的收盘价波动。

若Cov (Ro, t, Ru, t) >Cov (Rc, t, Ru, t) , 表示长时间交易中止对开盘价间收益率的方差影响更大, 开盘前长时间的交易中止是造成开盘价波动大于收盘价波动的因素之一。

使用Excel软件进行样本数据处理可以得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综指的分析数据如下:

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成指的分析数据如下:

依据以上计算出的各个数据, 可以算出需要分析的各个比值的大小如表2所示。数据表明:第一, 开盘前长时间的交易中止对开盘价格波动性的影响更大;第二, 开盘前长时间的交易中止是导致开盘价格较大波动的因素之一;第三, 剔除交易中止的影响后, 开盘价格的波动仍然大于收盘价格的波动。 (表2)

四、结论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交易机制对股票价格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两种机制下的价格特征具有显著差异。目前, 我国要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体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对证券市场价格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由于证券价格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性, 证券价格的形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尚有很多问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证券价格趋势的新变化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摘要：交易机制作为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提高市场有效性和透明度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出发, 分析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交易机制存在的问题, 找到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交易机制的差别所在。

关键词：交易机制,集合竞价,连续竞价

参考文献

[1]Amihud Y Mendelson H.Trading Mech-anisms and Stock Return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Finance, 1987.42.3.

[2]施东晖, 孙培源.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中国经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研究 篇1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一定意义上, 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政府的严格控制和行业保护之下, 中国汽车产业处于国有企业垄断状态, 汽车工业结构也长期处于“缺重少轻, 轿车几乎是空白”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行业市场的逐步开放, 合资品牌汽车企业在中国快速发展, 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此期间,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快, 一大批中国本土汽车企业迅速崛起, 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带来汽车行业的充分市场竞争, 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井喷式增长。以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汽车企业凭借对本土市场强劲需求的独到理解力和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销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市场份额得到了逐年的提高。

随着整个汽车产业的繁荣发展, 我国新兴汽车企业也已经步入了创新的新历程, 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如果理性地看待这些发展变化, 我们不难发现, 除了产销数字能够作为与世界汽车产业相比较的最大亮点, 中国汽车产业综合水平与世界汽车产业总体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表明, 后起国家要发展汽车产业, 必须建立相应的创新机制与体系。因此, 要缩小中国汽车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稳定中国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 就必须谋求建立一套适应市场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而在创新机制建设过程中, 由于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基本发展动力, 代表中国汽车企业自主创新的实际水平, 同时, 其创新的体制束缚少、创新动力足、资源获取能力差, 因此, 尤其需要来自各方的支持。在这里, 创新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涉及企业、政府及民众等多个方面, 创新也不仅指技术和产品创新, 还包括市场销售与推广以及政策配套与支持等方面的创新。

1 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新兴汽车企业自上世纪末开始起步, 直至2004年前后才逐步迅速发展, 因此, 学界对其创新机制的研究并不十分全面和深入。综合来看, 在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方面各方基本达成共识, 即创新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汽车技术本身, 还包括管理、组织和市场创新, 有必要树立构建汽车产业创新体系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关于制约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的内外因素

钟易谋认为, 扶持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不完备、汽车技术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生产与研究的脱节、混乱的市场竞争与人才的短缺是制约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1]。董本云认为, 在汽车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国家对于汽车领域重大项目研究投入相对分散、政府采购对自主品牌支持不足、现有汽车零部件体系对整车自主开发支撑乏力、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支撑体系能力弱等问题。制约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建立的最重要因素是汽车企业的内部创新激励机制, 包括企业家的精神, 即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冒险意识等[2]。江童林认为, 中国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尚处于发掘和培育阶段, 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弱, 自主品牌少, 管理经验缺乏, 企业文化缺失等不利因素。引进适用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自立;积极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创建学习型组织, 培养团队精神, 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等是培育和提升中国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3]。

1.2 关于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形成模式

(1) 以我为主、自主开发的“长安模式”。长安汽车创新机制形成模式最大特点是视国外合资合作方为资源而非创新主体, 通过技术创新的渐进式升级构建“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 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2) 内资驱动型的“奇瑞模式”。奇瑞、吉利等企业在起步阶段没有与跨国公司合资, 没有现成的车型或者成套技术, 所以只有大量地从国有大型汽车企业“挖”人才搞自主研发。它们在提升生产能力和装备能力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己的研发能力。 (3) 无知识产权的“华晨模式”。华晨汽车等有些企业在发展初期借助国外力量开发新产品, 但是没有知识产权和控制权, 主要依靠外部资源搞自主创新, 委托国外研发机构设计车型, 然后逐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4]。

1.3 关于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形成路径

李显君等从价值转移和路径创新的新视角, 建立提升我国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和竞争优势的战略框架和分析方法。这为我国汽车企业寻求新的竞争范式和发展模式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并为我国汽车行业制定突破性创新竞争战略和政策提供依据[5]。关于企业出口能力与技术创新, 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和国际化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影响,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维持其国际市场竞争力[6]。后续的研究发现, 汽车企业研发投入使得企业能够满足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的需求, 通过研发投入生产出的新产品有助于扩大对这些新产品的出口[7]。在市场创新方面, 我国新兴汽车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着销售网络上层次混乱, 顾客需求信息尚不健全, 销售人员随意性大以及售后服务不完善等问题[8]。

2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建设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过程在技术与产品创新、市场开发与推广及政策配套与支持方面仍存在一些弊端。厘清其创新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能够促进创新外部环境的实现, 为新兴汽车企业创新创造更为合理的环境。

2.1 技术与产品创新方面

(1) 核心技术缺失状况得到缓解却没根本改善。一方面, 新兴汽车企业围绕自主攻关汽车核心技术积极开展工作, 使得缺乏核心技术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观。如, 获得2006年中国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吉利集团“Z系列AT自动变速器”攻克了从产品设计、开发、实验到制造的一系列关键技术, 已经在吉利轿车上实现批量生产[9]。另一方面, 部分核心技术仍未取得突破, 制约了我国新兴汽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 在电动汽车研发方面, 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材料电解液技术仍被其他国家控制, 动力电池的一致性和成组匹配、动力电池用隔膜等关键材料、驱动电机用功率元件等核心基础器件的开发生产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 动力电池和电机大批量生产工艺及成套装备尚不配套等。 (2) 产品开发能力有所增强但仍需不断提高。一方面, 新兴汽车企业建立了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完整开发流程, 提高了产品的整体质量。如, 2003年初奇瑞成立了汽车工程研究院, 使其形成了自主创新、具有国际水平的产品开发平台, 奇瑞汽车从最初开发低端的风云系列到QQ, 逐步发展到后来中高端系列的东方之子、瑞虎等产品[10]。另一方面, 产品开发过程中自主创新成分不足, 影响了我国新兴汽车企业的产品口碑。如, 中国自主品牌轿车产品亮相后常常受到“抄袭”的指责, 此前, 奇瑞与雪佛兰SPARK之争、双环来宝与本田CRV之争, 均为外观设计方面的争议。

2.2 市场开发与推广方面

(1) 品牌建设取得成效但品牌战略水平不高。一方面, 新兴汽车企业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依靠低端品牌扩大市场, 随着品牌认知不断扩大, 逐步向高端车型拓展, 取得了一定成效。如, 吉利汽车在低端战略实施一段时间后, 于2009年7月推出旗下首个中高端品牌帝豪, 以极富竞争力的价格和高配置冲击着这块曾经被合资品牌牢牢占领的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以低端产品切入市场赢得占有率的同时, 也使品牌形象与低端产品划上等号, 导致品牌溢价较低。如, 一些新兴汽车企业销量的激增普遍以牺牲利润空间为代价, 其单车利润与合资品牌车型之间存在十几倍的差距, 利润不足最终影响品牌价值, 也不利于企业抵御风险。 (2) 营销渠道有所拓展但手段有待加强。一方面, 为顺应汽车消费的发展趋势, 深耕区域市场, 很多新兴汽车企业对原有的营销渠道进行了重新设计和梳理。如, 2012年5月, 吉利汽车对本公司的营销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整, 调整后的营销模式由原先3个子品牌帝豪、全球鹰和英伦汽车营销事业部, 改成了南区、中区与北区营销事业部。另一方面, 多数新兴汽车企业照搬国外企业的服务与营销模式, 拓展市场过于注重价格策略, 缺乏价值竞争、品牌打造、市场创造、网络经营的顶层设计。有些新兴汽车企业没有与售后服务机构建立规范的合作关系, 对其维修点的管理更不到位, 致使厂家对售后服务终端的约束严重不足, 影响企业的整体营销业绩。

2.3 政策配套与支持方面

(1) 相关政策已有积极影响但总体政策支持仍不足。一方面, 由于政府日渐重视新兴汽车企业的发展, 逐步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使新兴汽车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如工信部在今年2月24日发布的 《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 (征求意见稿) 》[11]中, 列入的412款入围车型多数为新兴汽车企业生产的自主品牌汽车, 无疑使这些企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整体尚不成熟, 改革配套措施尚不完善, 优惠扶持的政策在设计、实施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如, 扶持方式比较单一, 主要采取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不足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为技术创新提供的条款较笼统, 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办法不多等。 (2) 民众消费支持热度有所提高但总体不够。一方面, 由于新兴汽车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的安全、外观、质量、配置和技术工艺, 尤其是具有合资品牌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 民众对其产品的认可程度在逐步提升。如76%的消费者对中国自主品牌轿车的关注度有较大提升, 七成以上的消费者表示, 如果未来买车, 有可能会购买中国自主品牌。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环境和历史原因, 部分民众受崇洋心理、面子文化影响, 存在对小型车歧视、对国产车和进口车“宽容反差”等现象。如奇瑞A5, 在C-NCAP碰撞试验中, 其正面100%重叠刚性壁障实验的分数达到13.5, 不但是自主品牌的最高分, 而且超过了速腾、雨燕、帕萨特领驭[12], 远远超过雅绅特, 但在多数民众心目中, 国产车的安全性能仍远不如合资品牌的汽车。

3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科技创新意识的增强, 我国在推进新兴汽车企业创新过程中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但在持续推动技术和产品创新、提高市场开发与推广能力等方面尚需改善和提高。

3.1 持续推动技术和产品创新

(1) 持续推动核心技术创新。首先, 要从发动机、变速箱、整车集成控制系统、车身电子技术等核心技术入手, 强化顶层设计、鼓励协同创新, 争取形成合理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其次, 要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 在政府给予一定的财税、金融支持的前提下, 新兴汽车企业要努力将节余的资金投入到R&D上, 进一步优化投入结构, 注重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2) 持续推动产品开发创新。①新兴汽车企业要继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性能, 在技术相对成熟的基础上适时开发和推广中高端产品。②新兴汽车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重以高科技为先导, 以技术创新为动力, 不断强化知识产权的权利保障意识;政府也应坚决打击抄袭模仿的市场投机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教育, 营造有利于创新产品开发的良好外部环境。

3.2 提高市场开发与推广能力

(1) 不断强化自身品牌建设。①要在立足自身进行创新的基础上, 注重广泛引进、吸收和改进世界先进技术成果, 整合国际国内相关资源, 弥补自身发展不足, 紧跟时代前沿, 积极稳妥地推出有知名度和竞争力的自主品牌。②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企业品牌, 注重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加工工艺的提高, 同时培养一批认真负责的一线生产工人。 (2) 不断提升市场营销手段。①企业要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结合不同地域特点和产品特性、评估投资经营风险, 选择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销售渠道模式, 尤其是要树立激励相容的理念, 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的收益。②要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形成特色文化、增强对外宣传、强化售后服务等方式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感, 使品牌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表征和技术创新成果的载体。

3.3 强化政策配套与支持力度

(1) 不断强化政府政策支持。①制定更多鼓励新兴汽车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 建立对汽车发展后续技术与标准演进相关研究的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逐步在新兴汽车企业推行税收抵扣、税制统一、消费型增值税试点等一系列措施。②加大金融优惠的力度, 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新兴汽车企业的支持, 利用设立自主创新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建立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2) 强化民众引导营造良好外部氛围。①社会各界要宽容对待新兴汽车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 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新兴汽车企业, 让民众全面真实地了解新兴汽车企业的发展水平。②要引导民众理性消费, 一方面新兴汽车企业切实提高产品的安全性、舒适度, 具备更高的性价比, 改变民众对其品牌低端化的成见;另一方面, 政府和媒体也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新兴汽车企业的自主品牌, 在深入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摘要：中国汽车产业的繁荣, 促进了新兴汽车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 创新机制的缺乏制约了新兴汽车企业的持续发展, 核心技术缺失、产品开发能力不强, 品牌战略水平不高、营销手段不强, 政策支持不足、消费支持热度不高, 是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因而, 需要通过推动核心技术和产品创新、提高市场开发和推广能力以及强化政策配套和支持力度等方式加快推进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建设。

关键词：新兴汽车企业,创新机制,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钟易谋.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6) :95～97

[2].董本云.我国汽车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对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 2008, (2) :2～5

[3].江童林.中国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现状及提升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10) :54～56

[4].镭射, 谷岩.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的溢出效应[J].上海汽车, 2006, (12) :1

[5].李显君, 庞丽.中国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突破机制探讨[J].科学学研究, 2008, (1) :110～114

[6].GALENDE J, DE LA FUENTE J M.Internal FactorsDeter-mining a firm s Innovative Behavior[J].Research Pol－icy, 2003, (32) :715～736

[7].FLOR M L, OLTRA M J.Identification of InnovatingFirm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icators:an Applicationto the Spanish Ceramic tile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 2004, (33) :323～336

[8].王重阳.我国汽车市场营销管理探讨与分析[J].商业经济, 2011, (10) :74～75

[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 (2011)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200

[10].胡树华, 汪秀婷, 侯仁勇.国家汽车创新工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151

[11].唐杰, 杨沿平, 周文杰.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战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187